哲学空间思维研究论文

摘要现当代的中医象数思维研究十分混乱，通过象数思维“过程”和象数思维“性质”两条线索可将之有效整合。进一步，这里象数思维“过程”是一种跨文化的人类认知普遍性是其本质，这里象数思维“性质”是对语言界限外意会知识的追求是其特质。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哲学空间思维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哲学空间思维研究论文 篇1：

巴洛克音乐与建筑中立体的空间形象思维

【摘要】空间思维和形象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本文通过对巴洛克音乐同巴洛克建筑的特征之间的分析对比联系进行共性研究，从具体典型的建筑入手，探究该时期音乐与建筑艺术共同的创作原则，透过这两个不同的艺术分支学科，比较分析巴洛克音乐与建筑中立体的空间形象思维的联系，促进空间形象思维的培养。

【关键词】巴洛克音乐；建筑；空间思维；形象思维

人类社会所有的科学、哲学、技术等发展都是由思维决定着，都是靠思维才能存在、进步，而思维能力的高低则会影响这一切。许多研究表明，巴洛克音乐正是快速提高思维能力、记忆力、高度专注和创造力的理想音乐。如美国快速学习先驱泰丽·怀勒·韦伯（TerryWylerWebb）提出巴洛克音乐与α脑电波。他在其中指出“在α波类型中可进入到更深的层面，而巴洛克音乐每分钟60-70拍的节奏与α脑电波一致使人进入到放松、注意力集中和舒适的状态中，促进大脑检索新的信息，将它存储进恰当的记忆库，以此打开通向潜意识记忆库的大门。”再有，著名的保加利亚心理学家、教育家乔治·罗扎诺夫创造的风靡世界的暗示学习法中采用的也是巴洛克音乐。并且他的记忆心理学研究表明，“巴洛克音乐能促进身体和头脑的协调一致，使人进入记忆的最佳状态。”由此看出，巴洛克音乐在当代的发展中，被广泛的运用于心理学等研究中。那么，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与当时的建筑有什么相通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关乎着思维能力的提高是否具有可行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那又如何运用巴洛克音乐与建筑的联系促进立体的空间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提高。

一、空间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界定

（一）空间思维

空间思维也就是逻辑思维，即人脑把各种对象或现象之间共同的本质属性提取出来，并把这些共同的本质属性同其他属性相区别，以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客观规律。[1]空间思维由三大要素组成：空间概念、呈现工具以及推理过程，它具有分散孤立性、创新性的特征。空间思维能力作为一种非言语思维，是一种需要启用多项感官系统的技能，使所有感官功能都均匀地发挥作用，。它是对空间意义的一种理解，利用空间的各种性质形成问题，使空间结构内部的各种关系可视化，观察分析物体之间的静态空间思维和动态空间思维关系。同时空间思维也是立体思维的同义词，就表示立体思维。

（二）形象思维

形象思维是以事物的形象（表象）为思维材料的一种思维。形象思维也属于理性认识范畴，是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规律性的关系在人们头脑中间接的、概括性的反应。它具有形象性、概括性、创造性和运动性等特征。同时形象思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种最基本的方式之一，总是和感受、体验关联在一起。形象思维的形式分为表象、联想、想象三种，表象是单个的，联想是两个以上表象的联结，想象是许多表象的融合，也就相当于抽象思维的概念、判断、推理。[2]音乐形象不具备事物形状相貌形象的可视性和可触性，“音乐形象是乐音的有序组织，是对现实生活的生动比拟和艺术再现。”[3]

二、巴洛克音乐与建筑的相通性

（一）巴洛克音乐特征

在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巴洛克”Baroque（也译为“巴罗克”）一词，来源有三：（1）源于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原意为“体大且形状不规则的珍珠”，这一词加以引申，具有“怪异”、“夸张”的意思；（2）在意大利语中有冲动、任性、夸张、幻想之意；（3）中世纪拉丁文，意为荒谬的思想。“巴洛克”一词首先使用在造型艺术上，指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上半期即文艺复兴之后到古典主义兴起之前的这150年间的西方建筑艺术风格，也指同时期的绘画和雕塑艺术风格。后来又被用于形容这一时期的音乐风格，它不只是音乐的潮流，而是整个艺术的趋势。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风格倾向于古典主义的话，那么巴洛克时期的音乐风格则具有浪漫主义倾向。

在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文艺复兴力求的返璞归真已不复存在，音乐的创作场所由文艺复兴时期的教会分散到宫廷、教会和剧院，其中以宫廷最具影响力。音乐家大部分为了满足上流社会的社交所需而创作音乐。当时的宫廷贵族们常举办宴会，大多是为了炫耀权势和财富，而一种表现财富的方式就是请到最有名气的大师创作新曲子作为宴会上的音乐。因此，音乐必定呈现出炫耀的音符以及不凡的气度。

巴洛克时期音乐追求宏大和激情，当时的形式大概有以下几种：（1）以连续不断的模仿对位手法写成的复调乐曲，赋格曲在结束前有一个叫作“密接和应”的部分，使主题加紧进入各声部，造成一种紧张的效果，形成高潮。（2）以不连续的模仿对位手法写成的复调乐曲，有明确的段落划分，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复调性歌曲发展而来，形成巴洛克时期的一种乐器合奏形式的奏鸣曲。巴洛克奏鸣曲又分为两种：一是用于宗教仪式较为严肃的教堂奏鸣曲；二是具有舞曲风格较为活泼的室内奏鸣曲。（3）以给定的旋律或低音部为基础写成的乐曲。如帕萨卡里亚舞曲、恰空舞曲、圣咏组曲等。（4）由舞曲或带有舞蹈节奏性质的乐曲组成的作品，即“组曲”。大都采用二部曲式的舞曲，并用同一调性写成。（5）以即兴风格为键盘乐器或是诗琴写成的作品。带有丰富的变化，同时具有炫技性和狂想性。如托卡塔曲、幻想曲和前奏曲等。（6）以对比原则写成的乐曲。如乐队协奏曲、大协奏曲和独奏协奏曲。

（二）巴洛克建筑特征

巴洛克最初就是建筑领域的术语，巴洛克风格是因贵族而兴起，之后逐渐用于艺术和音乐领域。巴洛克时期的罗马天主教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使得当时的教堂建筑倾向于豪华、浮夸、富丽堂皇，炫耀财富和构成神秘气氛，来显示出天主教的繁荣和不可动摇的地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巴洛克建筑一反人文主义文艺复兴的严肃、含蓄、平衡，将建筑、雕刻和绘画的技巧融为一体，绘画上一反文艺复兴时期的造型单纯、明晰、稳定的古典式构图，而追求动感、复杂令人目眩的结构，并且具有更多的内涵和感人的美丽。但同时极尽奢华和细腻装饰，如欧洲宫廷，法国路易十四带头修建的庞大的凡尔赛宫。一方面空间上建筑的宏伟壮丽可容纳万人集会和宴乐，反映了宫廷至高无上的地位，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另一方面内部充满了装饰物，花园里的大小喷泉也都有装饰雕像，反映了贵族的享乐趣味，同时又引人注目的炫耀着财富与权势。

（三）巴洛克音乐与建筑的相通性

都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巴洛克时期建筑同音乐息息相关。如罗马圣彼得教堂的圣堂到处以弧线为主，镶以花饰，采用各种精巧的柱式，建筑形式以弧线为主，人物由云彩托着，云彩和衣褶构成复杂的装饰曲线，金属制成太阳的光芒，使人产生出眼花缭乱的感觉，这些点都极力强调运动与变化、空间感和立体感。巴洛克的建筑追求宏大的形式、复杂的装饰、新奇的手法和激情的表现，这些特点在这一时期的音乐中都得到了表现。如巴洛克音乐中带有舞蹈节奏性质的乐曲，有稳定的节拍拍点重复重音，使得节奏稳定不变。它赋予音乐一种动力感，就像巴洛克建筑中的雕塑和绘画相似的动感；又如巴洛克音乐的旋律连续不断，一个音乐主题通过多样的装饰连续扩展，没有明显的分句和对称结构，只是连续不断的运动，直到乐曲结束。这样的连续不断，就像巴洛克建筑中的螺旋形装饰。

三、巴洛克音乐与建筑中立体的空间形象思维

事物的存在都是有意义的，而关系更有意义，空间的感觉就是人与建筑空间的关系。建筑中的空间属性，是空间思维中的环境中的层次，是物体的上下、左右、前后三个方向的分布，从精神功能（精神和审美，艺术性）角度来看，巴洛克时期的教堂根据人的感受是否会感到压抑而设计具有十分窄而高的内部空间，支撑出了教堂神秘、庄严、肃穆的气氛和艺术感染力。因此，在巴洛克时期教堂建筑的结构体系中，装饰的结构体系，通过修饰使得教堂结构具有装饰效果，让教堂的空间概念更加形象化，而精神方面对其空间形式的影响更大。

音乐形象思维是指在音乐学习的过程中，人脑对于输入的音乐刺激进行更深层次的加工，并通过语言和表现以及动作等进行概括的和间接的认识，这是一种认识的高级形式。它能够解释音乐材料中的音响形态与其意境之间的关系，并利用形象思维达到对音乐内涵的理解判断和推理，最终找到最佳的表现音乐材料的途径。[4] “想象”是形象思维的一个过程，并且又是空间思维的最高形式，因此，空间思维是形象思维的一种具体表现。形象通过音乐在人脑处于放松舒适的状态中被唤起，在一个空间中产生与声音流逝相适应的存在于人的心灵中的自由联觉与想象。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是听觉的艺术，是通过音响来塑造形象的艺术，然而一切艺术总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音乐是最能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各样表达人们思想感情的声音原型加以提炼和吸收来构成音乐形象。音乐从“音响”到“形象”的转换是具有一定可塑性的，因此，在欣赏巴洛克音乐的之前，要使得欣赏者在形象思维中的想象和联想与音乐特定的情节内容联系起来，让视听联觉有所依据，这样通过以音乐的音响为根据，在主观意识中才能化音乐音响为音乐形象。这种意象的出现，带动了思维想象进入到一个立体世界，构成一个虚拟现实空间，构思出所要想象物体的上下、左右、前后三维关系，音乐意象进一步升华，音乐形象逐步清晰，现实生活的画面逐渐显现，使欣赏者头脑中的形象思维活动一刻也不停歇，进而达到训练立体的空间形象思维能力。

空间是具有绝对性和可知性。通过巴洛克音乐使人的思维进入到更深度的思维空间，进一步提高立体的空间形象思维，促进人类发展进步。当欣赏者将音乐形象稳定在绝对、可知的空间环境里，仿佛身临其境，就在你的耳畔演唱，在你的耳畔低语，要具备有这样的效果，听音乐的人必须要符合情景处于安静、放松的状态，这样才能能听到所有的细节。如巴赫《f小调羽管键琴协奏曲》，第二乐章舒缓宽广，不多的几个音符表达着极深的感情。从这个乐章的开头到结束，广袤的空间感从一个音乐延伸到另一个音符，时间停顿了，随着音乐慢慢步入大厅，整个大厅是这样安静。空间形象思维，在社会的发展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需要进一步推广巴洛克音乐与建筑中的空间思维和形象思维结合。利用巴洛克音乐进行立体的空间形象思维能力的培养，达到活跃形象思维和艺术构思、提高音乐感悟能力的目的。由于空间形象思维是依赖于物体表象的积累，因此要多丰富感性认识和形体感知，然后在头脑中想象、联想、再现，创造出现实生活中积累的视觉情景，以此提高音乐联想和音乐想象力。

参考文献

[1]许冬梅.空间想象能力和空间思维能力的培养[J].福建信息技术教育，2005（02）.

[2]王光明.形象思维研究的现状与研究[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2001（02）.

[3]王小梅.音乐欣赏中的音乐形象与形象思维[J].作家，2011（14）.

[4]刘洋.谈钢琴演奏过程中音乐形象思维的培养[J].黄河之声，

2015（03）.

作者简介：黄桠婷（1992—），女，汉族，四川泸州人，学生，艺术学硕士，单位：四川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高师器乐教学专业，研究方向：高师钢琴。

指导教师：王文副教授。

作者：黄桠婷

哲学空间思维研究论文 篇2：

论中医象数思维的本质与特质

摘 要 现当代的中医象数思维研究十分混乱，通过象数思维“过程”和象数思维“性质”两条线索可将之有效整合。进一步，这里象数思维“过程”是一种跨文化的人类认知普遍性是其本质，这里象数思维“性质”是对语言界限外意会知识的追求是其特质。

关键词 中医象数思维 本质 特质

中医象数思维是指受到易学“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八卦”等观念影响的中国古代医学自然哲学思维模式，它与近现代西方医学科技思维模式存在是否可通约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不可通约因而要严格按古人方式来继承和发展中医象数思维，但问题是古人在其范式内会很自然的接受和应用以进行日常解谜活动，但我们现在绝大多数人都带有西方医学科技思维背景是在其范式外，既然不可通约那么就无法理解和阐释这种古人方式。所以实际上大多数现当代学者都在尝试进行一种跨越中医象数思维和西医科技思维的对话和比较研究，出现了大量不同的“取象”、“意象”、“比类”、“类比”、“黑箱”、“隐喻”等诸多视角研究成果。不过这些研究成果十分散乱无序缺乏一个统一性框架将之整合起来，让人只感觉到了中医象数思维研究的乱象而缺乏一种足够的学术积累和学术进步。

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对现当代的中医象数思维“过程”相关讨论文献进行述评，然后对中医象数思维“性质”相关讨论文献进行述评，最后指出中医象数思维过程是一种跨越种族文化的人类认知普遍性是其本质，中医象数思维性质是中国人本民族所特有的对语言界限外意会知识的追求是其特质。

1 中医象数思维“过程”相关讨论文献述评

现当代的中医象数思维相关讨论，大多都涉及到其内在的思维机制过程，并且往往是单单抓取其内部某一环节展开辨析，如“取象”相关讨论对应于思维过程中形象思维阶段某环节，“概念”、“命题”、“比类”相关讨论对应于思维过程中抽象逻辑思维阶段某环节，“辨证论治”相关讨论对应于思维过程中应用思维阶段某环节，这些环节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医象数思维过程。接下来我们就从中医象数思维过程的形象思维阶段、抽象思维阶段和应用思维阶段入手抓取出相关环节文献并将之贯穿起来。

1.1 形象思维阶段之“取象”相关讨论文献述评

中医象数思维过程的形象思维阶段，学者们集中于对“取象”进行讨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取象相关环节研究。按照字面理解的取象，主要指获得“象”，并不包含进一步對“象”的操作运用，但很多学者在实际讨论中往往把取象扩大化，有的认为包括活体取象—取象测藏—据象类推三个阶段，[1]有的认为循序渐进有物象、知觉形象、表象、意象几个过程，[2]还有的认为主要是物象、意象和据象比类三阶段，[3]等等。（2）取象相关环节中意象部分研究。大多数学者都承认意象是中医象数思维中取象部分的核心，但各自讨论的侧重点不同。有的强调意象对言外之意的表达，[4]有的强调意象的抽象思维内涵，[5]还有的则强调意象的感性形象思维内涵，[6]等等。（3）取象性质研究。取象性质的说法比较混乱，有的说是隐喻，[7]有的强调其生命符号学意义，[8]还有的说是不同于形象思维、顿悟思维和抽象思维的想象比附式思维方式，[9]等等。

可以看出，中医象数思维过程的形象思维阶段，主要集中于对“取象”的讨论，而这些讨论十分混乱，我们不妨在前人工作基础上做出进一步规范和明确。（1）取象的字面意思就是获得“象”，但很多学者却把后续对“象”的运用也放在取象的概念范畴之内，这样反而冲淡了取象自身的涵义和特色，所以根据前面不同学者的论述我们这里不妨将之明确规定为通过物象获得意象。物象是物自体作用于人体器官而获得的知觉现象，意象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10]它表达的是主体对世界的感受和情绪反映，而不是对客观的描摹。（2）既然取象是通过物象而获得意象，那么这和认知心理学的知觉、表象（mental image）过程十分接近，因为知觉是客观事物直接作用于感官而在头脑中产生的对事物整体的认识，表象是“已经贮存的知觉象的再现（记忆表象），或经过加工改造而形成的新的形象（想象表象）。”[11]（3）取象与认知心理学的知觉和表象阶段十分接近，但是也有自己特色，那就是偏重于表象尤其是表象中的想象表象。中医象数思维过程的形象思维阶段不关心知觉现象，不关心知觉现象再现的记忆表象，而是集中与对知觉表象加工改造后产生的新形象——想象表象的讨论。这种偏好甚至影响到后面概念、判断、推理的抽象思维都带有强烈的主观加工改造痕迹。

1.2 抽象思维阶段之“概念”、“命题”、“比类”相关讨论文献述评

中医象数思维是否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现当代抽象逻辑是颇有争议的，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医象数思维的确存在抽象逻辑“成分”，有一批现当代学者就对这些成分的概念、命题、比类推理进行了讨论。

1.2.1 中医象数思维中的“概念”成分讨论

对中医象数思维概念成分的讨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概念澄清研究。有些学者尝试对中医的概念进行分类，[12]有的尝试对中医的某些概念进行诠释，[13]还有的学者则是深究分类与澄清的基本理论问题，[14]等等。（2）概念现代化研究。有的学者尝试对中医某些概念的意义进行西医术语的阐释，[15]有的尝试将中医的概念进行计算机表达，[16]还有的尝试将中医术语进行规范化，[17]等等。（3）概念特点研究。有的学者认为中医概念具有易变性或者说个性化特征，[18]有的深入挖掘其隐喻性特征，[19]还有的批评其概念间差异不清、同语反复、循环定义、一词多义等问题十分突出，[20]等等。

在前人基础上，我们这里进一步认为：（1）中医象数思维中的确是存在概念成分的，这些概念成分是对形象思维阶段的诸多单个意象进行本质比较后归类的结果，是构筑中医理论的砖石，但显然量少且不够标准。（2）中医象数思维的概念成分和认知心理学中的概念讨论十分接近，在认知心理学中，概念是对一类事物本质进行概括的表征，具有边界模糊性、家族相似性、中心原型性、层次结构性等特征。[21]（3）中医象数思维的概念成分具有自己特点，首先是源于形象思维阶段对想象表象的偏重，在抽象思维阶段概念部分也十分重视气质、文化、历史背景因素对“类别图式”的影响，也就是说在选取本质特征进行概括归类的过程中这些主观因素权重过重，这种不够客观的概念化過程造成我们现在英译的困难；其次则是缺乏对边界模糊性、家族相似性、中心原型性、层次结构性等问题的关注，显得过于粗糙原始，如在概念层次结构性方面，喜欢用基本层次概念的“火”指代下位层次概念的“发炎”、“发烧”、“火焰”等，同时也指代上位层次概念的“炎上”。

1.2.2 中医象数思维中的“命题”成分讨论

对中医象数思维中命题成分的讨论较少，但毕竟是中医抽象逻辑思维阶段的不可或缺环节，因而必然或多或少有一些，主要体现在：（1）特定命题辨析。如对“天覆地载，万物悉备”命题在中医领域的解释应用及其理论构建作用的研究，[22]对“方证相关”命题意义的探讨，[23]等等。（2）命题类型研究。有学者对《伤寒论》中的“条件命题”、“模态命题”及其真假情况作了研究，[24]还有学者对中医阴阳五行的“公理命题”和“经验命题”作了分析，[25]等等。（3）命题性质研究。有学者认为中医象数思维命题出自直觉判断缺乏严格推导过程，[26]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其命题出自简单经验基础之上的异同判断和“意会”判断，这两者都是带有形象性、模糊性和主观臆测性的直觉判断，缺乏“严格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实验论证”，[27]等等。

在以上论述基础上，我们这里进一步认为：（1）中医象数思维中的确存在命题成分，这种命题或者说判断大多是基于粗糙原始医药经验基础之上的直觉判断或复杂主观构造，如立春雨水治不孕，[28]“命门乃两肾中间之动气，非水非火，乃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蒂，即先天之太极，五行由此而生，脏腑以继而成”，[29]等，真正的科学化命题很少。（2）中医象数思维命题与认知心理学或逻辑学中的命题观基本一致，在认知心理学中主要涉及“概念结构”研究，[30]在逻辑学中主要对应于判断或命题研究。“判断”是传统逻辑的说法到数理逻辑兴起后逐渐被“命题”这个说法所取代，一般包括模态命题和非模态命题，非模态命题包括简单命题的性质命题和关系命题以及复杂命题的联言命题、选言命题、假言命题和负命题。[31]（3）中医象数思维命题成分具有自己特色，它常常是在粗糙原始经验基础上进行直觉判断或复杂主观构造，缺乏命题真假的客观检验，因而经验符合性差融贯性上也表现不好，同时喜欢崇古非今对经典命题不断修补而非严密证实与证伪后的不断取得进步。

1.2.3 中医象数思维中的“比类”成分讨论

中医象数思维比类的讨论文献很多，角度各异，主要包括（1）比类实质研究。有学者认为中医象数思维比类是中国式隐喻认知模式，[32]有学者认为中医比类实质就是一种类比，[33]还有的则认为比类其实是一种包括了类比、归纳、演绎等的中国式抽象逻辑思维的总称，[34]值得一提的是这点与中国逻辑界的主流看法基本一致，[35]等等。（2）比类应用研究。有研究比类在病因学中的应用，[36]有研究比类在中医形态学中的应用，[37]还有讨论比类在经典文献中的应用情况，[38]等等。（3）比类评价研究。对中医象数思维比类的评价褒贬不一，有认为它更符合现代模糊数学、辩证逻辑、控制论等因而是大有深意的，[39]有的则认为它具有主观臆测性、或然性、经验性、表象性因而是需要进一步改造的，[40]等等。

根据这里的不同学者论述，我们不妨对中医象数思维比类做出进一步澄清与探讨。（1）中医象数思维比类是对概念或命题的推理，这种推理是广义上包含了类比、归纳、演绎等多种抽象逻辑思维形式的统称，而非单指类比或其他什么的某种特殊神秘思维形式，因为单凭后者是无力构建复杂理论体系的，同时也不符合人类大脑的一般思维习惯。但中医象数思维“比类”的确是以“类比”为主，至于说归纳、演绎以及其他可能存在的某些复杂神秘成分，一来不占主体二来也不易说清，所以我们这里只能暂且把能说的说清楚了。（2）中医象数思维比类“主要”对应于一般认知心理学和逻辑学中的类比推理，“类比推理是人的抽象逻辑思维的一种主要形式。……它的逻辑形式可以表示为：对象A 具有属性a、b、c、d；对象B 具有属性a、b、c；所以对象B 也具有属性d。……而类比推理的结论是否可靠，主要是根据被类比的两个对象的相似属性的多少，相似属性愈多，则结论愈可靠。”[41]（3）中医象数思维比类或者说就是其整个抽象逻辑思维阶段具有自己特点，那就是重视类比超过归纳、演绎等其他逻辑思维形式，从而在整体上表现出过大的或然性、模糊性、浅显性、主观臆测性等特征，这在处理性命攸关医学问题上显然是不够的。

1.3 应用思维阶段之“辨证论治”相关讨论文献述评

中医象数思维过程的应用思维阶段，大多数学者较为关注“辨证论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相关概念辨析。中医象数思维辨证论治之“证”是大家讨论的关键，[42]相关的阴阳、表里等概念也多被关注，[43]另外的还有历史上辨证论治经典文献的重新阐释，[44]等等。（2）相关本质研究。有学者认为中医象数思维辨证论治存在“守数据治”的常规性问题和“比类奇恒”的创意性问题两大类型，[45]还有学者认为临床辨证论治综合采用了比较、类比、分类、归纳、演绎、分析、综合、反证等逻辑思维方法， 突出了整体性、模糊性、发散性、直觉性和想象性，需要建立一套较为客观和简要的现代辨证新体系，[46]等等。（3）相关创新发展。很多学者注重对症候进行规范化研究，[47]还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十四纲辨证[48]以及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新体系，[49]等等。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1）辨证论治分为“辨证”和“论治”，辨证是根据中医学理论对可观察之症候进行分析，以确定其潜在病位病性，从而可纳入某种既定证名的模式识别过程；论治则是根据辨证结果而“有是证用是方”或“随证加减”的治疗过程。（2）中医象数思维辨证论治可以说是认知心理学的一般性“问题解决”机制在具体临床中的应用。在认知心理学中，问题解决包括起始状态、目标状态、障碍三个成分，因为在起始状态和目标状态间存在差异，所以我们要在所有可能的认知操作序列中进行搜索，寻找到最佳路径并进一步执行，以消除二者间差异，一般包括常规性问题解决和创造性问题解决两大类型。[50]中医象数思维辨证论治就是这种在起始状态“不适”和目标状态“安康”之间，寻找最佳诊治步骤并加以执行，以消除差异的应用性过程，包括“守数据治”的常规性问题解决和“比类奇恒”的创造性问题解决两大类型。（3）中医象数思维辨证论治具有自己特点，一方面在常规性问题解决上总结出一套特有术语体系的套路模式，但这一套路模式继承了前面形象思维阶段和抽象思维阶段的主要是主观性缺陷，在这里也是显得客观性规范化不足，因而更加强调另一方面的创造性问题解决上的个人体悟。

2 中医象数思维“性质”相关讨论文献述评

现当代的中医象数思维相关讨论，还有一部分涉及到象数思维性质，这些性质紧紧围绕着前面象数思维的内在机制过程展开，是对这个内在机制过程的重要补充性阐释。当然中医象数思维的过程其性质有很多，而现当代学者们的讨论则主要集中于两大块——体验性和辩证性，我们接下来就从这两方面来做一简要述评。

2.1 中医象数思维之“体验性”相关讨论文献述评

中医象数思维体验性，主要是一些基于“身体”和“隐喻”的研究。（1）身体。有学者对梅洛庞蒂的身体观与中医身体观进行比较，[51]有学者从Lakoff体验哲学的角度阐释身体体验在中医理论体系建構中的作用，[52]还有学者讨论病人自身主观症状感受的重要性，[53]等等。（2）隐喻性。有的研究注重对中医某一概念隐喻的揭示，[54]有的更进一步探讨中医语言隐喻所反映的中医思维规律，[55]还有一些学者热衷于探讨中医语言隐喻的翻译问题，[56]等等。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1）中医象数思维体验性主要指一种认知上的主观性和非逻辑性。在主观性上，人的身体感知有主观性追求和客观性追求两方面，中医象数思维体验性更多强调其阴沉阳明、五行趋势、四气五味等主观感受性规定性，而非尽量地予以客观化求真化；在非逻辑性上，隐喻更强调身体主观感受基础上的对更少相似性的联想和想象的追求，与我们类比、归纳、演绎这样的同一性逻辑性追求恰恰相反。所以中医象数思维体验性，更多凸显出一种基于身体体验的由内而外的创造性知识系统构建，而非致力于客观的外在的逻辑性知识系统构建。（2）中医象数思维体验性贯穿中医发展始终，古人一直在无意识中使用却没能够抓住和展示出来，所以虽然现当代的西方体验哲学身体和隐喻研究无意中与之十分吻合，但我们一定要注意前者是一种无意识的零散应用，而后者则是系统性的现代化研究，不可简单等同。

2.2 中医象数思维之“辩证性”相关讨论文献述评

中医象数思维辩证性，主要是一些基于普遍联系整体性和永恒发展矛盾性的研究。（1）普遍联系整体性。有学者深入讨论中医对人本身整体性的关注，[57]有学者关注人与环境的整体合一性，[58]还有学者从现代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的角度对中医整体观进行现代化阐释，[59]等等。（2）永恒发展矛盾性。有学者对中医阴阳对立统一的矛盾性进行研究，[60]有学者进一步对中医阴阳、五行各自对立统一矛盾性进行研究，[61]还有学者对中医辨证论治的对立统一矛盾性进行研究，[62]等等。

根据前人论述我们这里进一步认为：（1）中医象数思维辩证性主要指一种普遍联系整体性和永恒发展矛盾性的观点。在普遍联系整体性方面，中医象数思维借助于空间方面的人体内部不同组织器官之间、人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普遍联系，以及时间方面的人体过去、现在与未来状态之间的普遍联系，将不同空间对象或不同时间状态分别看成为一个整体；在永恒发展矛盾性方面，中医象数思维注重阴阳、五行、表里、虚实等概念的各自内部相互依存、相互斗争、相互转化，最终共同推动事物发展的关系。（2）中医象数思维辩证性是一种原始、朴素、自发的自然哲学观念，虽然与现当代的西方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以及辩证法等无意中十分吻合，但不可将它们简单等同。

3 中医象数思维的本质与特质

前面的中医象数思维现当代研究述评，我们分别从象数思维“过程”和象数思维“性质”两方面入手对主要相关文献进行整合，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理清中医象数思维讨论杂陈珍错的乱象。但是对于这个象数思维“过程”和象数思维“性质”的意义，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分析。

在前面象数思维“过程”和象数思维“性质”相关讨论文献述评中，我们首先是根据其主要区别性论点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然后在评价部分分别从相关术语的本身意义、与作为西医科技思维背景的认知心理学或逻辑学术语的相通之处、以及与之的不同之处三方面具体展开。这里的相通之处其实就是中医象数思维和西医科技思维的跨种族文化的人类认知普遍性，是其本质；这里的不同之处则是中医象数思维和西医科技思维相比的本民族认知偏好特殊性，是其特质。

3.1 中医象数思维过程的跨文化认知普遍性

中医象数思维过程，根据前面论述主要包括形象思维阶段的“取象”，抽象思维阶段的“概念”、“命题”、“比类”，以及应用思维阶段的“辨证论治”。在形象思维阶段，取象就是通过物象获得意象；在抽象思维阶段，概念成分是对诸多单个意象进行本质比较后归类的结果，命题成分是基于粗糙原始医药经验基础之上的直觉判断或复杂主观构造，比类成分是广义上包含了类比、归纳、演绎等多种抽象逻辑思维形式的统称；在应用思维阶段，辨证论治是辨识症候以归入证名，然后“有是证用是方”或“随证加减”的过程。

西医科技思维奠基于近现代的认知心理学和逻辑学发展，一般主要包括形象思维阶段的“知觉”、“表象”，抽象思维阶段的“概念”、“命题”、“推理”，以及应用思维阶段的“问题解决”。在形象思维阶段，知觉是感官所感受到的物象，表象是物象初级加工后的记忆表象和想象表象；在抽象思维阶段，概念是对一类事物本质进行概括的表征，命题是对属性、对象以及事态等作出真假判断，推理则是由已知判断推出新判断的过程；在应用思维阶段，问题解决是寻找和执行最佳路径，以消除起始状态和目标状态之间的差异。

可以看出，中医象数思维过程的“物象”、“意象”、“概念”、“命题”、“比类”和“辨证论治”，基本上分别对应于西医科技思维的“知觉”、“表象”、“概念”、“命题”、“推理”和“问题解决”。这是因为中国人和欧洲人在生理方面的大脑构造和运行机制基本相同，同时中西医的认知思维过程都是依托于这些硬件的底层操作过程，所以中西医的认知思维过程大同小异，二者都是跨种族跨文化的人类普遍性认知过程在医疗领域的具体应用，这是决定其存在的根本性质也可以说是其本质。

3.2 中医象数思维性质的本民族认知特殊性

中西医的认知思维过程大同小异，二者都是跨种族跨文化的人类普遍性认知过程在医疗领域的具体应用，这是决定其存在的根本性质也可以说是其本质。除了这个共同本质之外，中医象数思维和西医科技思维在认知思维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本民族的认知偏好特殊性。中医象数思维偏重于想象表象、类比以及创造性问题解决，这导致其不够客观、有效和规范化，但是在“显示”语言界限外的意会知识却表现优秀；相反西医科技思维偏重于知觉现象、演绎以及常规性问题解决，这导致它产生了与中医象数思维恰恰相反的优缺点。说明二者间并不是优劣的问题，而仅仅是追求不同，中医象数思维追求语言界限外而忽视语言界限内，西医科技思维恰恰相反。

我们知道的多于我们所能表达的，而我们知道的意会知识在中医象数思维中主要体现为体验性和辩证性两方面。在体验性方面，人体感知有主观化和客观化两方面，中医象数思维追求主观感受而忽視了客观现象；人类语言有诗意化和逻辑化两方面，中医象数思维选择了诗意隐喻而忽视了逻辑推理。在辩证性方面，世界事物有普遍联系和相对独立两方面，中医象数思维选择了普遍联系的整体而忽视了相对独立的部分；世界事物有永恒发展和相对静止两方面，中医象数思维选择了对立统一的永恒发展而忽视了元素及其结构的相对静止。这种对语言界限外意会知识的追求就是中医象数思维的中国人本民族认知偏好特质。

3.3 中医象数思维的本质与特质

根据前面论述，中医象数思维的本质是一般性人类认知过程，中医象数思维的特质是对语言界限外意会知识的追求，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说明。

（1）通过前面的中医象数思维现当代研究述评可以看出：在中医象数思维“过程”部分和“应用”部分，现当代学者们大多是以中医象数思维本身特有的术语来解释其本身，这是一种典型的循环性解释，无法增进我们的新知识，说明作为西方医学科技思维背景的现代人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在中医象数思维“性质”部分，现当代学者们则大多尝试以西医科技思维术语对中医象数思维进行解读，推进了我们的新认识，说明他们真正开始有所理解。所以中医象数思维模式与西医科技思维模式之间并非“完全不可通约”，而更多实质上是“不可完全通约”，它们在认知过程上基本一致，在认知偏好上颇有差异，同时还存在一些神秘因素的信息缺损，但这些信息缺损一方面不是主体核心，另一方面因为历史局限性我们现在也根本抓不出来说不清楚，所以也是无可奈何或者说无关紧要的了。

（2）中医象数思维在认知过程中偏好对语言界限外意会知识的显示，忽视对语言界限内显性知识的客观、有效和规范化表达。中国古人选择在当时看来十分高明，因为语言界限内是“小道”是“奇技淫巧”是“匠”是“器”，只有语言界限外才是“大道”，而“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63]具体在中医象数思维中，古人很早就发现语言表达意义的有限性，我们对世界的感受是如此丰富多彩但语言工具却是如此僵硬贫乏，我们对世界的体悟是无限和统一的但表达工具却是有限和支离的，所以古人选择了身体感受、诗意隐喻，以及整体、矛盾来“显示”语言界限外的世界，而忽视或者说弱化了客观、有效和规范化的语言界限内知识表达。但古人显然低估了语言表达工具的潜力， 通过忽略细节、划定范围、设立规则等手段，原本的意会知识被逐渐抓取并予以明确化，从而推动了语言界限的不断向外扩张，就好像我们现在体验哲学和辩证逻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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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景涛

哲学空间思维研究论文 篇3：

论思维创新研究的认识论意义

摘要：思维创新已成为近年来认识论研究的重要前沿领域之一。传统的认识论与思维科学的一个共同缺陷就在于没有把二者深度结合起来。主体的认识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它具有多层次、多环节活动内容。人类认识活动发展的内在本质与核心在于思维创新。思维创新是主体认识活动发展的内在逻辑前提、动力机制和内在尺度。研究主体的认识活动不能不系统深入地研究思维创新，把思维创新置入认识论视域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对于深化认识活动的能动性研究、内在机制研究和拓展认识论研究的深度领域，都具有深远的认识论意义。

关键词：思维创新；认识论意义

近年来我国认识论研究应该说取得了许多成果，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研究方向和理论生长点，蕴涵着认识论发展的突破。从其微观层面来看，我国哲学认识论正从传统的一般认识论向思维科学、认知科学包括人工智能、心理学机制等领域进行拓展。这展示了哲学认识论研究正向其深度或内涵空间方面的发展，开拓了哲学认识论研究的深层次视域。思维创新已成为近年来哲学认识论研究的重要前沿领域之一。因此，不难理解，探讨一下思维创新的认识论意义，对于推动我国思维创新的认识论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

思维学研究可以说从来就属于认识论研究范畴。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思维简单地等同于认识来理解。因为，人的认识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思维过程。认识论作为研究人的认识本质及其发展过程的哲学理论，无疑包括要研究人的思维运动。

但任何概念的理解与运用在不同的语境或理论框架中也是有差异的。从严格意义上来看，我们认为思维与认识还是有差异的。思维概念更侧重于主体角度的表达，即反映了主体内在头脑的意识存在；而认识则更侧重于主体与客体互动关系的表达，即反映了主体的主观意识对客体对象的功能把握。或者说，思维这一概念更突出了主体认识活动过程的内在层次与核心，认识这一概念则反映了主体认识活动的整体过程与全貌。对于思维与认识这二个概念的差异性也可以通过认识的广义与狭义这两种方式来表达，即狭义的认识与思维是同一概念，而广义的认识概念则包括了思维活动在内。此外，思维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特殊现象，其不同学科的研究意义也是不同的。脑生理学把思维作为人脑生理结构的特殊功能来研究，力图揭示思维活动所依赖的生理结构基础。而认识论的思维研究则把思维置于整个认识活动过程中，力图揭示思维发生过程的实践基础、主客观矛盾及其社会环境等认识论内容。

质言之，思维是人类认识活动的核心、内在层次或重要的内在环节。从哲学上研究人的认识活动过程不能不深入研究人的内在思维活动。因此，思维研究从来就是认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拓展我国哲学认识论研究领域，必须重视对思维的理论研究。

我国传统的哲学认识论对思维的深入研究是很不够的。长期以来我国哲学认识论研究中局限于一般笼统的抽象层面，即局限于从实践一认识的外观浅层面来研究认识从感性到理性这两个阶段的分析，诸如实践的本质、特性，包括物质性工具在内的中介要素及其功能、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各自特点及其关系、认识的真理性检验标准等等，而对人的内在思维活动要素、结构、运动机制与规律尚未真正涉及，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可以说，长期以来，思维一直没有真正进入哲学认识论研究视域。这不能不是传统哲学认识论研究的一个缺陷。现代思维科学无疑深化了我们对主体思维活动内在结构、功能特性与运动机制等问题的认识，从而为我们拓展哲学认识论研究视域，深入研究人类认识活动的内在思维机制提供了重要基础。但现代思维学的研究主要还是留停于具体学科学层面而没有真正上升到哲学认识论层面，这又不能不是现代思维学研究的一个缺陷。这同时也表明，从哲学认识论视域来系统地深入研究人的思维活动，不仅成为必要而且成为可能。

人的认识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它具有多层次、多环节的活动内容。我们认为，人的认识活动结构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维度的层次：一是它与对象客体相关联的层面，这反映了主体以观念形态把握外部客体的外向型的认识向度；二是它与主体自我相关联的内在思维结构层面，这反映了主体以内在的思维方式建构观念的内倾型认识向度。由此也表明，人的认识活动整体过程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即内在层次与外在层次。虽然这两个层面都属于主体的主观活动范畴，但这并不否定它们在同一活动范畴有层次的差异性，正如任何同质的事物可以有其差异的层次一样。在人的整体认识活动过程中，这两个层面当然是密不可分的，或者说是同一活动过程中的两个不同方面或环节。人的内部思维活动是人的整体性认识活动的内在层次或深层次的结构。人的思维运动是人的整体性认识活动的内在机制与思维根据。人的思维运动不仅形成了人的现实的认识活动过程，而且主体的思维运动方式还会直接影响着或制约着主体把握外部对象的认识活动范围与方向。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研究人的思维活动不能离开哲学认识论的研究视域。只有把人的思维活动置于哲学认识论的背景，从人的整个认识活动过程中去研究人的内在思维活动，才能更完整地深刻把握它的运动机制及其发生的系列条件。我们认为，从传统的认识论理论框架中把思维细划出来而作为一个特定的系统对象或层次来进行深入研究，既有利于深化思维本身的研究，更有利于深化人的认识活动整体结构研究。

人的认识活动无疑是随着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发展的。认识的发展过程体现为主体通过实践的方式并借助特定的认识工具而在观念上把握外部对象客体本质的层次上的超越。但必须指出的是，人的认识活动的发展不仅直接依赖于实践活动基础，更直接依赖于主体自身内在的思维运动机制。主体内在的思维运动是其把握外部对象客体的认识活动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原因。或者说，主体内在的思维创新运动是主体认识活动发展的自身根据与机制。没有主体的思维创新就不可能现实地展示和实现人的认识活动发展。主体的认识活动发展的内在本质就在于思维创新。对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深入理解。

(一)思维创新是主体认识活动发展的内在逻辑前提。如前所述，人的认识活动包括了两个密切相关的层面。思维活动是主体认识活动过程中的内在层次。从哲学认识论意义上来讲，认识活动作为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并借助一定的物质中介而以观念的方式去把握外部对象客体的全过程，其活动的发生首先是以主体内在的思维运动为逻辑前提的。主体必须首先要在内在的思维层面展开其特定的活动，才能外化为或展示为主体在实践基础上所发生的并借助特定的认识工具而对外部对象客体进行观念把握的认识活动。这种认识活动过程可以具体地展示为对特定的外部对象客体进行外向型的观念指向运动。如前所述，虽然主体的内在思维运动与其整体的认识活动同属于主体的主观精神活动范畴，并包含在其主体认识活动整体的全过程之中，但

这并否定二者层次上的差异性。但作为主体认识活动的内在层次或核心，思维创新无疑是其认识活动创新发展的逻辑基础与前提条件。如果没有主体内在的思维创新活动，那么主体那种在实践基础上所发生的借助特定的认识工具而在观念上把握外部对象客体本质的全过程的认识活动之发展显然是不可能的。

(二)思维创新是主体认识活动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虽然整个人的认识发展活动之全过程从根本上来说最终由实践活动来推动，但这种实践方式的推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只是人的认识发展活动的外部动力或外在条件。人的认识活动之发展过程还依赖于它自身的内在动力或条件，即内在的思维运动。从人的认识发展的实践动因来说，主要来自于外部对象客体的客观作用和社会实践需要。但从人的认识活动内在思维活动之动因来说则显得很复杂。一般来说，人的认识活动作为主体能动地以观念方式把握外部对象客体的活动过程是一种自觉的有目的性过程，或者说是一种有意识的过程，是主体能自觉意识到的逻辑性程序化过程。而人的内在思维运动过程的要素和机制则是很复杂的，甚至渗透着许多非理性的思维因素。例如，现代脑生理学、心理学和思维科学都表明，人的思维活动过程本质上是显意识与潜意识相贯通的整体过程。这种潜意识领域的要素运动虽然不能被自我所自觉地意识到，但客观上它确实参与了人的思维运动的整体过程。正是它与人的显意识层面要素的相互矛盾运动才能激发人的思维运动、形成人的思维活动机制，从而进一步启动人的认识活动，以形成以观念方式把握外部对象客体本质的现实认识活动的内在动力或根据。因此，人的认识活动之发展动因不仅要从外在的客观实践活动中去寻找，更应该从人的内在思维运动机制中去理解和把握。只有人的内在思维活动方式发生了创新性变化，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认识活动全过程的创新发展。

(三)思维创新是主体认识活动发展的内在尺度。人的认识活动之变化发展总是一个具有特定方向和范围的过程。人的认识活动之变化发展具有何种方向和范围，即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或范围发生变化，一方面固然与人的实践活动方式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另一方面也与主体内在思维创新运动过程有着直接内在关系。这正如人的内在思维活动方式的变革会直接制约着人的认识活动全过程一样，主体的思维创新方式及其程度会决定着主体的认识活动变化发展的方向及其范围和程度。人总是按照自己内在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事物或认识事物的，从而会进一步调整或改变认识事物的方式、方向及其范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主体内在的思维创新活动方式成为制约或规范主体认识活动之现实发展方向的内在尺度。

质言之，主体的认识活动发展的内在本质与核心在于思维创新。要研究人的认识活动的发展过程必须深入研究主体的内在思维活动。

二

思维科学在我国近年来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但由于没有与认识论研究深度结合起来从而限制了其研究视域。因此，我们认为，把思维置于哲学认识论视域进行深度研究，这不仅对于深化思维科学理论本身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研究同样也取得了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从与思维科学研究相关意义来说，这主要体现在三大基本方面的研究：

1.　开展了认识图式论的系列研究。我国哲学界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重视对人的认识发生过程的研究，而这方面研究成果又集中表现在认识活动的图式论研究。许多学者对国外学者皮亚杰的认识发生论产生了兴趣并对人的认识活动过程中的图式结构进行了较深入研究。许多学者认为主体的认识活动之发生的内在原因就在于主体认识活动的图式建构运动。即是说，主体的认识活动之形成和发展从其内在机制来说就在于主体存在着一个内在的认知图式结构。这种内在的认知图式结构在许多学者看来是一种由外在实践活动经验所内化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知识结构，它是主体认识活动发生的重要内在机制。关于认识活动图式论研究无疑深化了我国认识活动的内在层次研究，拓展了哲学认识论研究的领域。

2.　开展了认识活动系统结构的系列研究。许多学者认为，传统的认识论对人的认识活动的考察过于笼统抽象而简单，仅仅从实践—认识相互关联的层面上对认识活动过程做一般性的描述，而没有对认识活动本身做系统而具体细致的研究。他们认为，认识活动作为一种复杂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系统化活动，具有自身活动过程的具体内涵，是一个由认识活动主体、客体和中介等具体的多层次、多要素、多环节的系统化过程。其中认识活动主体又具有自身活动要素、层次及其环节。在认识活动主体结构中语言符号及其概念系统对于认识活动具有重要的功能作用。学界关于认识活动系统结构论研究，实现了对认识活动研究的视角转型，即超越了传统认识论在单一层面上对认识活动进行孤立的一般性描述的研究局限，而把主体认识活动置于系统论视域进行研究，从而可以把握认识活动过程中复杂而具体的多层次、多方面、多环节的系统关系。

3.　开展了社会认识论的系列研究。许多学者都认为，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认识论自近代以来只注重从个体角度来研究人的认识活动过程，这是传统认识论研究的一个明显的缺陷。人作为社会活动生存物，人的一切活动都具有社会性，都是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发生的。人的认识活动也不例外，应该重视人的认识活动发生的社会活动机制。这些学者较深入系统地研究了人的认识活动的社会性，开始了一系列社会认识活动研究，诸如社会本体论、社会理解论、社会评价论、实践合理论和社会认识进化论，等等。我们认为，社会认识论研究改变了传统认识论研究的视角，超越了传统认识论研究的个体局限，开拓了现代认识论研究的视野，实现了认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转向，即把人的认识活动置于广阔的社会活动视域进行全面的深入考察，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虽然在认识论研究领域取得了上述丰硕的理论成果，从而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认识论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理论基础，但我们也不难看到，以上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遗憾或不足，即没有结合现代思维科学研究成果来进行，或者说没有把现代思维科学研究成果置于上述认识论研究的视域进行考察，以便把人的思维活动研究与人的整个认识活动过程研究深度结合起来、把现代思维科学研究与现代认识论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如前所述，人的内在思维活动是人的整个认识活动过程中的核心层面或环节，脱离人的认识活动而单纯孤立的思维研究与脱离人的思维活动而单纯孤立的认识活动考察，都会存在着同样的缺陷。因此，我们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在继承与总结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要把人的思维活动研究与人的整个认识活动过程研究深度结合起来，把现代思维科学与现代认识论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即把人的思维活动置于哲学认识论的研究视域而进行深入系统的考

察。人的思维创新活动研究同样也不例外，即必须把它置于哲学认识论研究视域进行深度分析。这样不仅有利于思维科学本身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认识论本身的深入分析。因此，对思维创新进行认识论的考察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对之，我们可以从以下主要方面进行深入理解。

(一)深化认识活动的能动性研究。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在实践的基础上强调了主体的认识活动能动性，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特征。虽然康德和黑格尔都对主体认识活动的能动性有过较深入系统的分析，但他们的认识论有一个根本缺陷就是脱离了主体的实践活动考察而陷入了唯心主义泥坑，因而他们所讲的认识活动能动性，不是主体认识活动的真正的现实能动性。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实践活动引入认识论，以实践的观点来考察人的认识活动而实现了认识论的革命，使得人的认识活动能动性获得了真正现实的基础。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实践为基础深化认识活动的能动性研究，即深入研究主体认识能动活动的内在思维机制。限于历史的局限，康德、黑格尔虽然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对主体的概念、理性范畴等主观活动的能动性有过深入论述，但因缺乏对人的思维活动机制的具体而系统的科学探讨。新的历史条件为我们在认识论视域对人的认识活动内在思维机制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人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创造精神的能动性的生命存在物。人的生命存在无疑是通过实践活动方式来实现的。但从逻辑的关系意义来说，人的生命存在的能动性就根源于他的思维创造能动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的存在物”。从某种意义来说，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是一种有着思维意识活动的生命性存在。正是人的这种思维意识活动的创造性赋予了他的现实活动的创造性从而与动物的本能活动区别开来。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中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而人之所以能使他的现实生命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区别开来，并不在于他们活动的现实的物质客观性，而在于人内在的有创造性的思维意识活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即是说，人的思维意识活动的创造性是人的现实创造活动的内在根据。或者说，思维创新正是主体实现自己本质力量对象化或外化的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因、动机或直接根据。人的思维意识活动的创造性最能体现人的能动性活动的本质。人的思维创新作为主体活动的内在动机或动因可以从两个方面得以展示：一是从认识活动层面来说，它是主体整个认识活动过程发生的直接的内在动因；二是从其现实实践活动来说，是人的实践活动发生的内在主观条件。就其前者来看，如前所述，主体的整个认识活动过程可分为两个层面，而作为其内在环节或核心层次的思维创新活动无疑成为其整个认识活动创造过程直接的内在动因或机制。就其后者来说，人的实践活动作为一种由多因素、多方面、多环节所构成的复杂过程，它本身就包含着主体的思维意识活动环节在内。正是因为主体的实践活动内在地包含着主体主观思维活动环节在内，所以才赋予了其实践活动的目的性、创造性等能动性特征，从而使“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中去”，“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为一种科学的能动的反映论，必须深刻地揭示和体现认识活动的能动性本质，即对主体自身实践活动的内在思维机制进行深入具体地揭示，从而使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获得更为科学的深刻基础。因此，在认识论视域中系统地深化思维创新活动研究，有利于深刻揭示人的认识活动之能动的内在机制，从而更深刻体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本质特征。

(二)拓展了认识论研究的深度领域。理论研究的层次或维度应该是随着人们认识活动能力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科学理论研究领域也同样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得以细化。这既是科学理论研究发展自身的逻辑必然，也是反映其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从现代认识论发展来看，虽然如上所述，我们近年来拓展了诸如认知图式论、认识活动系统结构论和社会认识论等领域，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我们也不难看出尚有一些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问题。例如，没有从认识论视域中去具体深入地研究人的思维创新活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或不足。钱学森曾经在谈到思维科学与认识论关系中时指出过，“思维科学发展了。这里说的认识论也将大大发展深化，决不限于经典的认识论了。经典认识论没有包括人脑活动的细节，也因而没有新的、将要发展思维科学的基础。停止在思辨的阶段、局限性比较大”。在钱学森先生看来，传统认识论由于没有深入到思维科学领域进行深入研究而具有局限性，那么随着思维科学领域的深化研究必然就会促进认识论研究的向前发展。如前所述，人的整个认识活动过程与其内在的思维活动是密切相关的。研究人的整个认识活动不能缺乏对其内在思维创新活动的深度分析。因此，把作为人的认识活动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内在环节的思维创新活动细化出来，将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而在认识论视域中进行系统的深入研究，这无疑是在深度上拓展了认识论研究领域，深化了我们研究人的认识活动新视域。

(三)深化了认识活动发展的内在机制研究。虽然我们学界在认识论研究领域有了上述许多新的拓展和成果，但我们认为仍存在着有待去进一步深化的问题。例如，就认知图式论研究来说，虽然它的研究涉及到了范畴、概念、知识和语言符号等因素结构的研究，并将这些因素结构的研究置于与外部环境的同化与顺应的关系中进行，深化了认识活动发生的认知机制，但我们认为这与思维创新研究的维度及其结构还是有些差异的。认知图式论的研究更侧重于以同化与顺应的方式探讨主体内在认知结构与主体实践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而思维创新活动的研究更侧重于从思维活动自身内部的要素及其结构的创新运动机制来进行考察，从而更突出了主体认识活动自身内在的创造机制特性。不仅其内在的构成要素及其运动的具体机制与认知图式有所差异，而且其研究的维度和视域也是不同的。因此，有必要结合认知图式论研究成果去深入研究人的思维创新活动，这无疑可以进一步深化主体认识活动内在机制研究。就认识活动的系统结构论研究来说，虽然克服了传统认识论局限于从一般角度对认识活动过程进行描述性分析的缺陷，而将认识活动过程细化为一个诸如认识主体、认识客体和认识中介等多方面、多环节所构成的活动系统来进行考察，这无疑拓展了认识论研究的视域。但我们认为这种考察从某种意义上讲仍然是停留于对认识活动系统一般层面的分析，尚未深入到主体内在的思维运动层面进行深度研究。事物系统的结构要素是多元层次的。构成系统组成部分的诸要素本身也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系统，即母系统中的子系统。对系统要素的子系统进行深入系统地具体把握，这本身是深化对事物系统内部结构的认识，这对于深化系统的全面认识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认为，如果结合认识活动系统论研究成果，进一步深入研究其内在思维创新运动，这无疑深化了认识活动系统的内在运动机制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钱学森，现代科学的结构——再谈科学技术体系学[J]，哲学研究，1982，(3)：19-22.

(责任编校：文建)

作者：刘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