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论文

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缘起与发展现行的世界经济体系，是资本的积累过程超越国界所形成的体系。工业革命使得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率先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而西方国家通过工业化成长为发达国家的事实，又为其他后进国家树立了楷模，遵循这一工业化模式实现现代化成为各国的普遍选择。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论文 篇1：

人类安全：概念与内涵

摘 要 该文对“人类安全”的概念与基本内涵做了系统梳理，分别介绍了联合国、人类安全委员会、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以及学术界对“人类安全”的不同理解和阐释，并归纳总结了国际社会围绕着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界定所展开的批评和辩护。作为非传统安全观的重要基石，“人类安全”所包纳的理念虽非首创，却是一种新的诉求、一个新的视角、一套整合的理念，是一个集大成的富有意义的概念，它综合体现了千百年来整个人类所崇尚的“以人为本”的博大情怀和孜孜以求的“天下大同”的终极目标。

关键词 人类安全 非传统安全 人类发展

一、绪　论

作为一种新的安全理念和人类发展的基本目标，“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由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于1994出版的《人类发展报告》(HDR)中正式提出，还只是10来年前的事。但随后接连发生的1997年前后的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2003年SARS传染疾病的爆发以及刚刚过去的2004年末的印度洋海啸大灾难，使得“人类安全”这一非传统安全概念越来越受到全世界有识之士、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虽然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人类安全”所包纳的内容并非全新的发明创造，且其定义、内容、适用范围以及实际的分析效用至今仍不乏争论，但仍有不少学者将“人类安全”视为“安全概念之探求上的一大飞跃”。一些国家，比如加拿大、挪威、日本、爱尔兰、约旦、荷兰、奥地利、智利、泰国、斯洛文尼亚与瑞士等，也早已开始将人类安全概念纳入其外交政策。G8工业国高峰会、联合国秘书长以及相关联合国机构也渐将“人类安全”的相关议题列为讨论重点。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以人类安全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也如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大城市召开。一些重视推动实现人类安全的“志同道合国家”也在1999年设立了名为“人类安全网络”的国际组织。至今，“人类安全网络组织”已召开六次部长级会议。值得一提的是，2003和2004年连续两次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都将“人类安全”列为主要议题，在后一次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还就人类安全问题做了专题发言，讲话涉及恐怖主义、传染病的蔓延等非传统的安全威胁，会议最后提出了加强人类安全的共同主张。凡此种种，皆说明了“人类安全”在国际社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其影响也愈来愈深远。1994的《人类发展报告》曾预言道：“人类安全这一概念虽然简单，却有可能掀起21世纪的一场社会革命”。现实的发展正在逐步证明此言不虚。

自“人类安全”概念诞生至今，海外的有关讨论可以说颇为热烈。姑且不论以“非传统安全”为题的相关研究，仅就以“人类安全”为题的学术论著而言，就已数目繁多，其中又以加拿大、日本、美国、泰国、挪威等国学者的探讨最为活跃。以2001．年8月美国哈佛大学人道政策与冲突研究项目(Harvard Program on Humanitarian Policy and Conflict Research)所汇编的与人类安全相关的文献为例，合计共有283种。沙贝龙·塔德巴什(Shahrbanou Tadjba－khsh)于2002年在互联网上搜集的人类安全方面的资源也达106处。此外，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历史与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萨拉，爱德森(Sara Edson)所编写的关于人类安全的参考书目所列举的内容长达76页，其中包括一些研究文献。台湾地区的学术界也曾召开过几次与人类安全有关的会议，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宋燕辉、廖福特、林碧照、王昆义等就曾对人类安全有过富有成果的探讨。

大陆学术界在“非传统安全”的框架之下对“人类安全”的内容多有涉及和讨论，不过，正如保罗·埃文斯所评论的那样，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类安全”这个词还没有被政府官员在正式会议或是媒体中使用。相比“人类安全”，中国的政府官员更偏向于使用“非传统安全”一词，这也就影响到了学术界对“人类安全”这一词汇的使用，因而，以“人类安全”(或“人的安全”、“‘人’的安全”等)为题的专题论著至今仍比较少见。鉴于此，笔者即希望在广泛阅读中外文献的基础上，尝试较为系统地介绍“人类安全”，以使大陆社会各界对其内涵有比较明晰的了解。

文章将首先从理念内涵的角度分别介绍联合国、人类安全委员会、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以及学术界对“人类安全”的不同理解和阐释，然后归纳总结国际社会围绕着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对“人类安全”的界定所展开的批评和辩护，最后做简短的概括与讨论。

二、人类安全的界定

自“人类安全”概念问世以来，对于其具体的内涵就有着广泛的争论，不同的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学者都依据各自不同的理解，提出了林林总总的定义。这正如爱德华·纽曼(Edward Newman)所说，“人类安全”并非一种内容一致或客观的思想，与此相反，存在着反映不同的社会／文化及地缘政治取向的不同的、有时是针锋相对的人类安全概念。人类安全委员会(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共同主席之一的绪方贞子(SadakoOgata)女士也曾感慨说：“人类安全乃是一可能包含全部或是全无之危险的名词”。因此，“人类安全”可从不同层面加以解读，它可以是学术问题，可以是政治议题或诉求，可以是一研究范畴，也可以是对安全研究的转变。

概而言之，由于“人类安全”涵盖了包括经济、就业、健康、粮食、环境、人身、社群、政治、人权、教育等内容广泛的议题，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也就依其主观价值、认识或关注的重点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不管论者如何界定，这些定义都是以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所提出的“人类安全”概念为基础和参照系的，其主要的关切点都是人的安全，而不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安全。

1．《人类发展报告》的阐述

虽然“人类安全”概念的系统提出是在1994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之中，但此前的1993年《人类发展报告》就已经提及这一思想。该年的报告指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秩序需要新的五大支柱，其中之一即“新的人类安全观”。这一新的人类安全观必须强调人的安全，而不仅仅是国家的安全。概而言之，旧有的安全观必须发生以下三方面的转变：从完全强调国家安全到更多地重视人的安全；从经由武力实现安全到通过人类发展达致安全；从关注领土安全到关切粮食、就业及环境的安全，这些正是1994年报告所论述的人类安全理念的核心内容。

在此基础上，重994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以专章《人类安全的新维度》系统翔实地提出了“人类安全”概念。根据该报告的论述，“人类安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界定：它首先意味着免于经受长期的饥饿、疾病和压迫等的煎熬，其次意味着免于日常生活模式遭受突然和有害的破坏——无论是在家中、工作中还是在社群(communities)当中。报告解释说，长期以来，人们对“安全”这一概念的解读过于狭隘，如免于外来侵略的领土安全、外交政策中的国家利益保护、核威胁下的全球安全等。但这些内容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较之与人的联系更为密切，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寻求安全的普通老百姓的合法关注却往往被忽视了。然而，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来说，“安全”意味着保护他们免于疾病、饥饿、失业、犯罪、社会冲突、政治迫害和环境灾难等的威胁。随着冷战阴影的消退，我们应重点关注的是国内冲突，而非国际冲突。

该报告将人类安全大略地归为七类，分别是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群安全以及政治安全，并归纳出“人类安全”的四大本质特征：

(1)人类安全是普世性的。国家不论强弱，人类无论贫富，都受到人类安全的影响。对于人类安全造成威胁的因素虽有地区性的差异，但总体来说，都是真实存在且不断增长的。

(2)人类安全的组成部分是互相依存的。当世界某地的人们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所有国家均有可能卷入其中。因为诸如饥荒、疾病、毒品走私、种族冲突以及社会动乱等不再只是孤立的事件而被局限于一国之内，其影响将波及全球。

(3)早期预防强于事后干预。以艾滋病等传染病为例，早期预防通常就有更好的效果。

(4)人类安全以人为中心：人类安全关切的是人类在社会中如何生存与呼吸，他们行使其诸多选择的自由程度如何，他们获得市场和社会的机会有多大，以及他们是生活在冲突中还是和平中。

2．人类安全委员会的论述

2001年1月，在前联合国难民高级委员会高级专员绪方贞子以及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现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推动之下，独立于联合国系统之外的“人类安全委员会”在美国纽约成立。其宗旨在于促进国际社会接受“人类安全”之概念，确认构成“人类安全”的重要与普遍的威胁，并拟订具体的行动计划，以达成实质性的成果。

该委员会曾使用的由萨比拉·阿凯尔(Sabina Alkire)提出的“人类安全”工作定义为：“人类安全的目标是以与长期的人类富足相协调的方式，保障所有人的生活最核心免于严重的、普遍的威胁”。这一定义关注了保护人们免于因特定情形而可能遭遇的生活下降的威胁。此外，为详细阐明人类安全，它努力聚焦于人类生活的“最核心”和“严重与普遍的威胁”，并在敦促即刻行动的同时，力求无损于“长期的繁荣富强”。

在该委员会于2003年出版的名为“Human Security Now”的报告中，这一工作定义被进一步阐释为“以提升人的自由和人的实现的方式保护所有人类生活的最核心”。报告指出，人类安全意味着保护基本的自由——作为生活之精要的自由；它意味着保护人们免于危急的(严重的)和普遍深入的(分布广泛的)威胁与遭遇；它意味着努力增强人们的力量和愿望；它意味着创造政治、社会、环境、经济、军事及文化系统以共同为人们提供生存、生活和尊严之所需。这一定义聚焦于“民众”，将其视为确保安全的主要对象。所谓“民众”，特别是指那些通过族群的、宗教的及社会的纽带和价值观将个体联结起来的社群。

该委员会同时也认识到，由于“人类安全”概念本身可以给人以广阔的想象空间，难以给出一个精确的、能使各方都满意的定义，因而比较强调这一概念的工具性意义，亦即主要将其视为一种“真实的需要”和“引导出实际行动的概念工具”。在一份综合介绍该组织的目标与活动的文件中，该委员会坦陈道，“人类安全”这一用语可以表示“什么都是”和“什么也不是”(a term that can mean all and nothing)，这正如其所诉求的目标一样相当难懂。因而绪方贞子女士在一次国际研讨会的主题演讲中提出了两点看法：第一，“人类安全”虽非法律概念，亦无法精确定义，但却代表着一系列的因素、目标、价值及感情，“人类安全”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真实的需要；第二，“人类安全”应是一种引导出实际行动的概念工具，我们不应只从理论及定义上探究人类安全，而应当检视有何实际步骤与措施来维护或重建人们的安全。

3．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的见解

加拿大、日本、泰国、挪威等国政府也根据各自不同的理解，提出了相对狭窄的人类安全定义。

例如，加拿大政府将人类安全定义为：“人民免于暴力和非暴力威胁的安全”。他们论述说，“和平与安全概念，不论是适用于国家、区域或者全球，只有在其是以个人安全为基础的时候才有意义，这就是我们所指的人类安全”。较为详细的论述则见诸该国政府于1994年4月所提出的有关“人类安全”的概念文件，其中提出，“人类安全”是指人民免遭暴力与非暴力威胁的安全。综合而言，其所关注的对象比UNDP所下定义的关注点更为保守和狭窄，根据其有限制的定义，人类安全是指“免于恐惧之自由”。为直观起见，我们可以列表对联合国与加拿大的人类安全概念作一简单的比较：

日本官方的人类安全定义虽然比加拿大提出的定义包容更广，但也与UNDP提出的定义有所差别。根据日本的外交政策，“人类安全综合性地涵盖了所有危及人类生存、日常生活及尊严的威胁——如环境退化、人权侵犯、跨国组织犯罪、违禁毒品、难民、贫困、杀伤性地雷、艾滋病等传染病——并强化对抗这些威胁的努力”。日本《1999年外交蓝皮书》也提出：“人类安全广泛地关注所有对人类生存、日常生活与尊严的威胁(这包括环境退化、侵犯人权、跨国组织犯罪、非法毒品走私、难民、贫困、杀伤性地雷、以及艾滋病之类的传染病等等)，以及对抗这些威胁的强化的努力”。可见其包容性较之加拿大的观点为广。泰国则表示，人类安全包括主体及客体因素。其客体乃是“免于恐惧匮乏之自由及经由安全福祉及尊严达到人性之境界”；而主观因素则包括“人的希望、恐惧及消除威胁”。另外，奥地利、加拿大、智利、爱尔兰、约旦、荷兰、斯洛文尼亚、瑞士及挪威都提出了更有限制的人类安全日程，主要关注的是杀伤性地雷、轻型武器、武装冲突中的儿童、国际人道与人权法，等等。

此外，1999年所设立的“人类安全网络组织”所持的观点比较包容，除强调“免于恐惧之自由”外，也将“免于匮乏之自由”包纳在内。因为在一个安全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应被保障免于恐惧及免于匮乏，同时有机会充分发展个人潜能，“人类安全”本质上即是免于对个人权利、安全或生活的持续威胁。

4．学术界的不同定义

卡罗琳·托马斯(Caroline Thomas)提出的定义与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的阐述较为类似，他将人类安全定义为“一种基本物质需要能被满足、‘人类尊严包括社群生活的有意义的参与’能获实现的生存条件”。与此相似的观点还有不少，如罗伯特，本德斯基(Robert Bedeski)提出，人类安全包括“保护、保卫及保持人类生命的生物性存在的知识＼技术、制度和活动的总和；及保护和完善共同和平与繁荣以促进人类自由的进程。

不少学者不满于UNDP等提出的定义的宽泛性和含糊性，因而提出了相对严格而精细的人类安全定义。如金(King)和默里(Murray)提出的定义为：将来生活于一种“广义贫困”状态之外的年数。这一定义试图只包含“必不可少”的要素，即那些“足够重要、值得为之奋斗或值得将其生命或财产置于重大威胁而不顾”的要素。应用这一标准，他们提出了五大关键福祉指标——贫困、健康、教育、政治自由及民主。与此类似，康迪·巴基派(KantiBajpai)提出了建构“人类安全审计”的主张。人类安全审计包括“对于个人身体安全与自由的直接和间接威胁”的衡量及对于不同社会的“应对这些威胁的能力”的测定。对于大卫·默丁思(David R．Meddings)而言，人类安全的主要关注点则是“可持续地获得特定的需要及确保特定的权力”其它的人类安全提倡者大多聚焦于生活质量议题；或以原有的安全理解为基础，将其参数加以拓展以同时涵盖个人福祉议题和国家层次的安全议题；还有人将“人类安全”定义为保护那些弱势人群免于生活质量的急速下降；另有一些倡导者将“人类安全”描述为价值观转变的一种表征或必然结果，或是视角或定位转变的一种表征或必然结果。还有一种比较独特的理解人类安全的方法，是将其视为一种“国际公共物品”。

哈佛大学教授林肯·陈(Lincoln C．Chen)由公共卫生保健的角度去界定“人类安全”，认为这一概念主要指的是人类有关生存、福祉与自由方面的安全。“人类安全”是所有安全考虑(如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与环境安全)的最终目标。以经济安全为例，尽管其极端重要，但它被视为实现“人类安全”的一种工具。换言之，财富与所得并不是最终目标，而是达致人类生存与福祉这一最终目标的手段。汉斯·范金柯尔(Hans Van Ginkel)与爱德华·纽曼(Edward Newman)与其有类似的观点，也认为“人类安全”系其它各种安全(如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人身安全、环境安全、社区与文化安全)定义的目标或焦点。此外，加拿大学者约治·讷福(Jorge Nef)认为，“人类安全”的概念至少意味着一些相互交织混杂在一起的维度，而此些维度主要是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广义来说，就是人权。另一位加拿大学者乔治·麦克雷恩(George MacLean)提出，“人类安全”包括个体在个人环境、社群及环境当中的安全。珍妮弗，利宁(Jennifer Leaning)与萨姆·安芮(Sam Arie)则将“人类安全”界定为“可持续人类发展的基础条件”。

由以上种种定义可见，学者们提出的比较狭义的“人类安全”往往只着眼于人体完整，或只限于少数种类的威胁，而较为广义的定义则还包括了心理与情感层面的安全。杰德·奥本雷勒(Gerd Oberleitner)因而曾将各种定义划分为三类。其一为狭义的类型，注重基本人权所内含的自然权利和法制。其二为“人道主义”类型，将人类安全理解为“深化和强化处置战争罪、种族屠杀等议题的努力”以及“为人道干预提供理由”的一种工具。其三则为广义的类型，将人类安全与世界经济与全球化的状况联系到了一起。以杰德·奥本雷勒所作的分类为基础，台湾学者廖福特则将学术界的各种定义归纳为四种模式：第一，有人从字面诠释“人类安全”，因而认为“人类安全”中之“人类”指的是着重于个人，而“安全”乃是指免于威胁或是提供安全环境，于是人类安全指的是有关人们或个人的安全而非领土安全，仅与“人们的生存、日常生活及尊严”相关。第二，有人认为“人类安全”乃是保障个人的人身安全及自由，而不受间接或直接的暴力威胁，于是认为人类安全概念在原则上是非常广的，而其最基本层次是指免于恐惧的自由。第三，有人认为“人类安全”概念包括两大主要元素：未来发生危险的可能性以及可能处于被剥削的情境。第四，有人认为“人类安全”应包括人身安全及免于匮乏两方面的内容。比较来看，廖福特所归纳的第一、第二、第四种定义就分别相当于奥本雷勒所称的狭义类型、人道主义类型及广义类型。

上述两位学者的分类基本上抓住了学术界对人类安全所下定义的全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仍有十分显著的分歧存在。

三、对UNDP定义的批评与辩护

自1994年UNDP提倡“人类安全”概念至今十余年间，其在解释和应对新的挑战方面引人注目，但同时也招致了不少批评，其鞭挞的要点在于它的宽泛性与含糊性。

一些人认为它“新瓶装旧酒”，只是将传统的对“免于恐惧之自由”与“免于匮乏之自由”的关注加以综合而已。从轻说来，它阐释拙劣、难以量度，从重说来，则是一个模糊而逻辑矛盾的口号，它过于宽泛，试图将所有的福祉成分都收入囊中，这样就反而会变得没有意义。这种宽泛性也使得其难以为政策和行动分出轻重缓急，这就如林肯·陈、瓦桑特，纳拉西姆翰(Vasant Narasimhan)指出的那样，一系列的相关术语已被提出——人民安全、难民安全、生活安全、环境安全、综合安全、健康安全。人们不禁要发出这样的疑问：这繁多如许的不安全怎么能够被统归为一个单一的概念?哪一威胁应优先考虑?又有哪一个可以被排除在外?而且，这一概念“太理想化”，未能将“快速变动的国际体系中的地缘政治权力”这一现实世界的政治因素考虑在内，其架构迎合的主要是加拿大、挪威、智利、奥地利、爱尔兰、希腊、约旦及荷兰等中等强国的需求。

对于人类安全的另一种批评指向的是其普世主义及其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因为1994年的《人类发展报告》就将人类安全描述为一种“普世的关注”。针对这一看法，学者们颇有微辞。例如，有人就认为“人类安全”是以“西方的看重民主、更看重自由市场经济承诺的观念”为基础的，人类安全“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发达世界的价值观为基础的西方式设计方案”，因而作为一种安全理论具有局限性。此外，UNDP所确定的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本身就是颇受争议的对象，因为不同的国度对应该包含哪些权利持有十分不同的观点。因而批评者提出了诸多疑问：到底应由谁来决定是哪些东西构成了安全需要的“最核心”?什么才能使得人们感到安全?“安全”这一术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受文化决定的呢?何者(国家、公民社会、私有部门)在何种情况下应为保护人们的安全负责呢?

基思·克劳斯、迈克尔·威廉斯(Keith Krause，Michael Williams)则特别关注“主体性”(agency)的问题。他们提出，既然国家看来已明显是实现个人安全的“主体”(agent)，将个人作为安全的指涉对象就会冒“回复国家契约理论”的风险。另一个相关的批评是，将个人作为安全指涉对象并非总是理解不安全的特殊情势的最好方法，因为“认同与族群差异的议题”可能被忽视，如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就是作为一个群体的一员而非个体受到威胁的。另一个人们所关心的话题是，考虑到个人安全的不同方面有可能互相冲突，如提高少数民族的权利有可能同时削弱国家或民族的一致性，那么，它将如何在相互竞争的需求和目标间作出裁决?当人类安全的不同成分(如环境与经济)出现矛盾之后，究竟谁的安全应受保护，哪种类型的利害关系应优先考虑呢?

正是由于UNDP的定义存在以上诸多问题，林肯，陈因而归纳说，“人类安全”的概念提供了一个“软心肠的”(soft-hearted)的研究策略，而不是一个“讲求实际的”(hard-head-ed)研究策略，而且此概念过于模糊，以致无法有效地被执行。

虽然UNDP提出的人类安全定义招致了广泛批评，但仍有很多人相信“这一概念的价值正是存在于其整体性和包容性之中”，或认为“人类安全”应当被视为一种“话语”而不是“安全的政策议程”，因而很有必要从“将人类安全视为政策议程的视角”转移开去，将其作为一种安全理论加以审视。而将环境变化、军事安全、人权及发展不均衡等如此多样的要素纳入安全旗下，也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这些问题在起源与宽泛解决方案上的相互联系。

尼古拉斯·托马斯、威廉·托(Nicholas Thomas，William Tow)则称赞说，“人类安全”概念的跨国界构成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积累“更大的分析和政策价值”的道路。林肯·陈与瓦桑特·纳拉西姆翰也坚持认为，“人类安全”作为一个政策概念出现，是由新的全球力量(“冷战的结束、国际发展的新思考、全球化的力量”引发的对包括健康安全在内的人类安全的新威胁)共同推动的结果。他们论证说，面对所有这些新兴的挑战，我们应当采用“人类安全”这一综合性的概念。他们还乐观地展望说，“人类安全”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概念具有同样的潜力。

萨其戈·弗库达帕(Sakiko Fukuda—Parr)则格外赞赏“人类安全”概念对“因遭突然变故而导致的人类福祉层次上的威胁”而非仅仅是“绝对层次上的剥夺和匮乏”的关注，因为前一种威胁影响到了所有层次的人们——无论贫富概莫能外，因而更具综合性、包容性。另外，她还认为，人类安全视角的整合性对于女性特别有用。因为“全球化所固有的社会与政治变迁”带给女性的冲击不可能通过“经济维度占主导的分析方法”来解决，而人类安全的包容“基本的经济、社会需要及与冲突有关的威胁”的更为宽广的框架就能更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四、总结与讨论

“人类安全”的定义尽管诠释不同，但确有共通之处，这包括：安全的指涉对象转变为个人，安全威胁的定义转变为对于个人生活质量的威胁；都认为需要认识到非国家行为者也是帮助实现安全的主体；都认识到“摆脱传统的、唯一的对于武装冲突的关注而重新定位安全”的重要性，都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念和实践提出了批评。此外，这些定义都围绕着联合国《千禧年宣言》所强调的三大焦点领域展开(免于匮乏之自由、免于恐惧之自由、使人类未来可持续的重要性)，这些时下对人类安全的关注也正是科菲·安南在1999年9月20日的联合国大会上所作演讲的主题。

归结起来，“人类安全”概念的最主要贡献乃是对安全理念的重新审视。正如爱德华·佩奇(Edward PaSe)所言，“人类安全”这一理念的倡导者所要强调的是，国际社会在未来所面对的主要威胁将经常是那些对国家的构成元素(个人、家庭、国家之下的社群)的安全所构成的威胁，而不是对国家自身安全的威胁。因此，安全已逐渐被解释为人的安全，而不只是领土安全，是个人安全而不仅是国家安全，要经由发展而非经由武力获得安全、应寻求普天之下的人们的安全。

正如笔者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样，“人类安全”所包含的内容并非全新的发明创造，它所讨论的问题在国际关系、发展经济学等领域中早有程度不同的研究。但它是一种新的诉求、一个新的视角、一套整合的理念，是一个集大成的富有意义的概念，它综合体现了千百年来整个人类所崇尚的“以人为本”的博大情怀和孜孜以求的“天下大同”的终极目标。虽然这种诉求或目标或许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一实现，但它代表着整个人类的基本发展方向。在瞬息万变、日趋复杂的当今世界，“人类安全”这一综合性的全新安全观无疑将为整个人类的发展进步发挥出正确导向的作用。

作者：刘志军　刘民权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论文 篇2：

“南北国家”实力趋近与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重构

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缘起与发展

现行的世界经济体系，是资本的积累过程超越国界所形成的体系。工业革命使得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率先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而西方国家通过工业化成长为发达国家的事实，又为其他后进国家树立了楷模，遵循这一工业化模式实现现代化成为各国的普遍选择。更为重要的是，资本积累的内在规定性使得资本在深度和广度上必然持续扩张，也使世界其余部分不断卷入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普雷维什、伊曼纽尔、阿明、沃勒斯坦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以“依附性的工业化发展”描述这样的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现行的世界经济体系是以资本积累为轴心、也是以西方为中心建构的体系，它不仅体现在以西方成功经验为基础建立的成套的规则制度体系中，而且也体现在其他后进国家的客观行动逻辑与行为规范上。并因此形成在全球资本积累框架下的“中心”与“外围”的格局，呈现出国际社会以“发达与不发达”为区分的时代特征。但与此同时，这个体系也一直处于演进过程中。

从演进的角度观察，当今的世界经济体系起源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地理大发现后，欧洲地区因经济利益出现了民族意识，并在17世纪后逐渐建立了“民族、领土、主权”三位一体的民族国家，不仅成为后来国际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单元，也相应地形成了协调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随着欧洲工业化发展，其对世界的扩张也在不断深化，此种诞生于欧洲的国际秩序也就成为世界性秩序。

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工业化是大规模标准化的社会化生产，市场的容量始终是其基本约束条件。当国内市场占领完毕，就需要占领海外市场，当世界市场分割完毕就需要重新分割。重商主义的保护主义由此应运而生，而作为其衍生的“炮舰政策”就是必要的—“谁的拳头硬，谁就能占领市场”。强国是市场占领者的代名词。换言之，由于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的基础是民族国家，民族之间经济利益冲突所导致的国家竞争就成为这一秩序的底色，“实力原则”就成为这一秩序的基本规则。“国家崛起”和“霸权转移”的世界秩序观由此形成。

在这一秩序观下，宗主国与殖民地的隶属关系就成为天经地义的秩序安排。从这一秩序观出发，一百年前的“中国问题”被视为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中殖民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民族革命以及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都被视为冲破这一体系的努力。21世纪冷战结束前，无论西方传统意识形态还是前苏联的世界革命论，都是依此来看待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其区别仅在于西方传统意识形态从捍卫这一体系的角度反对这一努力，而前苏联则是从最薄弱环节打破帝国主义的角度来赞赏民族解放运动，但与此同时这一运动也仅被认为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的现实折射。

民族国家竞争的极端化就是战争，战争是这一秩序内在逻辑的自然外化，反过来又强化了对这一逻辑的认可。于是，在世界市场瓜分完毕的情况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紧接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是发达国家的矛盾冲突，却蔓延到了不发达国家，成为人类的灾难。它表明此种以“民族国家+实力原则”的竞争路径不仅不可持续，也不能持续。无论持何种主张，何种意识形态，各国普遍意识到世界秩序必须发生改变，需要建立可以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取代无序的实力竞争。将发展中国家以平等的身份纳入秩序之中，成为必然的选择。代表这一共识的就是“雅尔塔协定”。

二战结束后，作为“雅尔塔共识”内在逻辑的外化，形成当代多边国际治理的新框架。它有两个区别于以往国际治理的新特点：一是尊重民族自决权，从而使发展中国家至少名义上平等地纳入全球治理体系，而不再依附于宗主国，传统殖民体系因此崩溃。发展中国家的独立，使其有了选择发展经济社会道路的权利。二是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中的单边强权或双边默契型的治理方式，建立了多边协商的国际规则治理，体现为各领域的规则制度日益细化，相应地产生了各种国际组织以解释、监督、仲裁规则的执行。概括来看，二战后全球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治理框架主要有三个支柱：

第一，联合国，主要负责国际政治秩序协调。其基本原则是大国小国一律平等，各国享有同等投票权;重大国际政治、军事问题需要在联合国表决，联合国安理会依据大国一致原则协调冲突。

第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及随后的WTO，主要负责国际经济秩序协调。如前所述，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为瓜分或重新瓜分世界市场会导致战争。为克服这一旧有逻辑，开放市场进行自由贸易就是必需的。起初，这一诉求主要体现在商品贸易上，减低关税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就成为自由贸易秩序安排的重点。后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不仅需要贸易自由化，而且需要投资自由化，即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自由化，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因此演变为WTO。

第三，布雷頓森林体系，主要负责国际货币和金融秩序协调。在这一体系中，美元是国际货币，是一种假美国主权货币为手段的国际公共产品。由此也就产生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秩序安排。

二战后建立的新的以“中心”和“外围”为特点的国际秩序，虽然是美国主导的，但与欧洲中心时代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秩序相比无疑是历史的进步。最明显的反差就是一战到二战只有20年短暂不稳定的和平，但是二战后迄今，持续70多年，没有再出现全球性的战争。更重要的是，旧殖民体系的瓦解，稳定的国际环境使全球资本的流动有了长期预期，更多的资本开始流向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普遍走上工业化道路，尤其是东亚国家和地区。伴随着这一进程，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外围区”不仅经济在成长，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而且社会也在发展，婴儿死亡率、成人识字率和预期寿命都有极大的改善。由此，世界再未出现持续的全球性饥荒和烈性传染病，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区”也享受了和平和发展的红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按规则进行的多边全球治理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它构成了今日在去全球化逆风面前捍卫全球化的理由。

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

借助于战后建立的按规则进行多边治理的国际新秩序，世界经济开启了全球化进程，并且这一进程在冷战结束后出现了格外的加速。当下的世界经济已不再是从前“一个口袋里的马铃薯”，彼此并无紧密联系而仅靠口袋束缚，而已经是各国经济深度融合、相互依赖的整体。

从经济学上理解这一全球化，它有三个含义：

第一，冷战结束以后，两个阵营的对立不复存在，体现在经济体制上是各国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体制一致性极大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大幅提高了可贸易程度，并促进了全球性的投资贸易自由化，带来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据统计，在金融危机前的2002～2007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比前十年提高了一个百分点。随着中国加入WTO，东亚地区在过去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又比前十年增长速度提高了一个百分点。不仅如此，经济全球化更体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上，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一倍以上，而国际金融的增长速度又遠快于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尤其国际金融的快速发展使世界经济成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这也是金融危机能在各国传染，在全球肆虐的原因。

第二，投资贸易自由化，不仅是商品贸易的自由化，而且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的自由化。在生产要素中，土地因自然属性不能跨国流动，而劳动力因制度原因也难以跨国流动，只有资本相对容易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于是，资本就成为最活跃的要素，沿着利润最大化方向在全球寻找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由此出现了全球生产力的配置和产业布局。一个产业不再遵循传统的国际分工并拘泥于一国之内，而是横向存在于世界各国，每个国家都只构成产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沿海“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原料在外，市场在外，仅加工环节在中国境内。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其微观基础就是全球产业链以及由此形成的全球供应链。

第三，全球经济一体化不仅出现在实业和金融形态上，而且也出现于管理与制度形态上。全球产业链的形成使附着于其上的服务外包开始兴起，全球标准统一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这是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全球发展的基础。全球统一的标准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方式及形态，专注于全球供应链管理的扁平化管理应运而生。中间品贸易在全球的延伸几乎使所有企业都锁定在全球产业链条上，成为跨国企业，并因此对全球政治社会动向、金融风险乃至气候变化等因素高度敏感。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这一令人瞠目的进展，反映在国际格局上是形成了三个相互区别但又相互依赖的板块：

首先，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板块，将其工业化进程纳入全球化之中。这一板块内的国家以充沛并且低廉的劳动力与全球资本这一要素相结合，成为以加工制造为特征的“世界工厂”，中国是其中之最。它们在为世界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从而为全球化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体现为巨额的贸易顺差，中国又是其中之最。

其次，以俄罗斯、巴西、南非、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代表的能源原料出口国板块，将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纳入全球化之中。在以物质资源支持全球化的同时，因全球经济发展，尤其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这些国家出口大增并且价格上升，从而也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累积了巨额贸易顺差。

第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板块，将其最具竞争力的生产性服务业，尤其金融服务业纳入全球化之中。西方在改善全球技术获得条件，降低融资成本，从而为全球化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这不仅反映在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产业利润巨增上，而且也表现为因融资成本的降低以及金融服务的便利化，促使发达国家居民更容易负债消费，在较短的时间内使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大幅提升。

之所以说这三个板块相互区别，不仅是指它们依托自身的资源禀赋形成了不同的产业优势，更重要的是指世界形成两大中心：传统的“外围区”因产业尤其制造业的发展变成了生产中心，而传统“中心区”成为消费中心。“中心”与“外围”的性质由此改变，过去“外围区”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长期逆差转变为长期顺差，而原来的“中心区”该项目却呈现为长期逆差。世界经济出现了以此为标准的所谓“失衡”。表面上这一失衡是国际间投资与消费的失衡，本质上却是储蓄的失衡。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储蓄率低，投资乏力;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因储蓄率高而投资强劲。从这个意义上讲，储蓄失衡才是标志。“外围区”长期投资所形成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能力，已改变了依附于“中心区”发展的传统模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主动变量。

之所以说这三个板块相互依赖，是因为国际收支是镜像关系。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与发达国家该项目逆差相对应，而发展中国家资本项目金融科目的逆差与发达国家该科目顺差相对应。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又通过国际金融市场返流回发达国家。商品与资金的逆向流动完成了三个板块之间的经济循环，发达国家的储蓄不足也因这一循环而得到弥补，世界经济失衡因此得到调整。经济全球化是在这样的循环中，实现持续和发展的。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维系了三个板块之间的相互依赖，这是当今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积极作用。

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现行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内在缺陷开始暴露，并日益成为损害治理有效性的障碍。这集中体现为单向性和不包容性这两个方面。

所谓单向性，是指现行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预设了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性。截至目前，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途径。由于发达国家先于发展中国家完成工业化，其成功经验便成了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指南，并被国际社会规范化和制度化，形成了国际治理的准则，进而上升为国际文化共识，呈现为“言必称希腊”式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治理的单向性。

不包容性是由上述单向性所决定的。如果一个国家偏离了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例如使用国家力量来干预工业化进程，不仅自己会内心不安，犹豫不决，整个国际社会也会认为这是离经叛道，并试图借助劝导、制裁等手段施加压力，促使其“改邪归正”。换言之，现行的国际治理规则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包容其他可能性。

在战后初期南北差距显著的情况下，单向性和不包容性的缺陷尚不引人注意。但随着南北差距的缩小，这两个问题日益明显。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其变得不可忍受了。

区别于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危机肇始于美国，全球资金循环链条的断裂是其表现，究其根源却在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由于美元是唯一的国际货币，国际货币体系成员国的国际收支顺逆差因之表现为对美元的顺逆差，对美元收支的规则和纪律以及美元作为国际流动性的补充就成为该体系的中心问题。理论上，由于美联储掌握着美元的发行权，美国是不会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发生危机的只可能是美元收受国。换言之，在美联储向全球提供既定流动性的条件下，如果其他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出现国际收支困难或危机，只能责怪自己的失误，并因此承担调整国际收支的主要责任。因此，美元收受国作为调整主体，必须通过紧缩财政、汇率貶值、扩大出口等一系列措施，恢复或扩大美元的获得能力。在此基础上，才能获得国际社会——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必要救助。国际收支调节的单向性，是这一货币体系天然的预设前提。美国所说的“我的货币，你的问题”，是这一单向性最恰当的描述。但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美元的国际流动性不存在问题的幻觉。起源于美国的以快速去杠杆为标志的各类资产负债表的衰退，造成了美元流动性的严重困难，全球出现了“美元荒”。各国的国际收支相继受到严重影响，并传染到其国内的本币资产负债表上，美国的金融危机由此变成全球性的灾难。由于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架构中，不含有国际流动性补充国调节国际收支的义务和机制，面对这种全新的局面，以国际金融稳定为宗旨，专司国际收支顺逆差调节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因全球美元流动性不足而出现调节手段的短缺，陷入瘫痪状态。

于是，我们看到了以下演进逻辑。现行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是建立在二战后客观存在的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二分的基础之上的。“南北差距”既是治理的前提，也是治理的对象。世界经济体系是由“中心”和“外围”构成的既定格局，也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格局。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快于发达国家。就GDP而言，目前两者平分秋色，各占一半。南北差距的缩小，使原有的“中心”“外围”的格局及其含义发生了变化，并特别凸现于全球经济失衡上，结果是金融危机的爆发。理论上，这一演进逻辑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内在矛盾的否定之否定的运动。现行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是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条件，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南北差距的缩小又扬弃着这一体系，促使其向更高层次演化。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现行世界经济治理体系走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因此，改革现行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呼声不绝于耳，成为当下国际社会的焦点问题。改革的方向只能是增加发展中国家在体系中的代表性，以克服单向性;只能是允许实现现代化的不同道路的存在，尊重其他国家的选择权，以提高包容性。“外围区”正以全新的姿态成为重塑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中坚力量，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演进因之进入新阶段。

“一带一路”作为世界经济治理理念的意义及实现方式

当国际治理体系演进走向新的十字路口，世界各国出现了两种态度：一种是任凭风吹雨打，不思改进，抱残守缺，甚至倒退;另一种是正视缺陷，迎接挑战，砥砺前行，锐意改革。这两种态度分别为“中心区”和“外围区”持有，而目前中美贸易冲突是这两种态度的典型代表。认知决定态度，态度的背后是一个崛起大国与一个守成大国对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理解的差异。曾经领导建立现行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美国，已成为守成的一方，认为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任何改进，虽有益于世界，却可能不利于美国。因此，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美国政府退出了TPP，甚至扬言连当年美国领导创建的WTO与联合国也可以考虑退出。相比之下，后来加入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经济持续增长，已成为崛起的一方，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历史趋势，现行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尽管是历史的进步，但仍应与时俱进，纠正缺陷，改革弊端，使之适应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中国政府因此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的核心理念是“共商、共建、共享”。这既是一种国际治理体系的原则，也代表了东方哲学对当代世界的理解。

所谓“共商”正是基于中国哲学的“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对世界的处理方式。既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经济关系是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一切关系的底色，那么处理关系的最佳态度是“和为贵”——因为唯有如此成本才最低。具体来说，就是通过谈判协商，寻找并扩大利益共同点，管理并缩小分歧点，在此基础上形成妥协将有可能实现共赢。“共商”的实质体现了经济学博弈分析中“竞争合作”是最佳博弈策略的原理。显然，它与西方国际治理理念非黑即白、一味竞争的原则有着明显的差异。所谓“共建”也是中国经验的总结。长期以来，尤其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是落后的根源”，而“发展是硬道理”。做大蛋糕尽管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却是解决问题的基础。“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发展经济，是“共建”的核心。这既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也是中国对世界经济问题处理的思考方式。而这一思考方式已为国际社会所接受。2016年在杭州召开的二十国峰会上，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将发展问题置于世界问题的中心。所谓“共享”，既是中国五千年来“天下观”的体现，也是人类普世价值的反映。蛋糕做大不是目的，而“共享”才是真谛。“世界大同”是人类千百年来的向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其现代表述。

正是由于其“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反映了人类的普遍追求，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诉求，提供了基于中国经验的可行建议，“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了国际社会，尤其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响应。鉴于这一倡议更具包容性，从而能改善现行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单向性和不包容性的缺陷，2017年联合国第七十一届大会将其纳入“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成为世界经济治理的新理念。这预示着东方对世界的理解进入全球视野，正在修正西方中心论的世界秩序观。

值得注意的是，“共商”“共建”，尤其“共享”理念的提出，就当下的逆经济全球化的逆风而言，极具针对性。

此一轮“逆经济全球化”思潮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这是逆经济全球化思潮的土壤，构成逆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动力机制。

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体现为世界各国生产要素趋于越来越自由地跨国跨境流动。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只有通过工业化的途径，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报酬，吸引传统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到工业部门就业。而在经济全球化、资本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与当地廉价劳动力相结合，促进了低成本制造业的发展繁荣，也提高了当地劳动力的报酬。

其中，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不仅价格便宜，而且素质较高，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包括高端制造业在内的产业纷纷向中国转移。中国不仅成为“世界工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成为全世界投资的“世界工厂”。但是，在中国的工资水平缓慢上涨的同时，制造业的竞争确实使美国蓝领工人工资水平常年停滞。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制造业不断转移海外，美国先前制造业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失业率也在上升，蓝领工人的收入不仅相对而且绝对下降，形成了所谓的“锈带”现象。与此同时，借助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将其金融业及相关服务业的竞争优势纳入经济全球化，不仅使这些行业利润大幅提高，而且从业人员收入水平也在持续上涨。正如对全球市场最敏感的人士乔治·索罗斯早在2002年就指出的，“全球化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它允许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相形之下，人员流动仍受到很大限制。由于资本是生产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必须相互竞争来吸引它，这妨碍了各国对资本征税和管制的能力”;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二战后出现的福利国家变得不合时宜，因为需要社会保障的人们离不开国家，而作为福利国家过去征税的对象却是能离开的”。美国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在产业比重和收入比重上的一降一升，再加上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华尔街金融业与其他产业的对立，以及美国社会的撕裂。“占领华尔街”运动随之出现，并演变为全球性的风潮。

英国脱欧，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正是这一动力机制的产物，也表明逆经济全球化正从一种思潮变成建制化的安排。这一安排的焦点问题，正是就业以及与此相关的收入分配。事实上，美国特朗普政府所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命题的主要政策可归结为三项：一是反移民，通过设立隔离墙等措施阻止移民分食美国的就业机会;二是贸易保护，通过加征关税等措施防止美国就业机会继续流向海外;三是再工业化，通过减税等措施吸引外资——首先是美国资本——回流，建立产业以创造就业机会。这些政策的出台，从另一个角度凸显了就业与收入分配在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性。目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就业与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不严肃对待这一问题就不能遏制逆经济全球化的逆风。

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必须面对这一问题，这是中国的国际责任。国际社会在讨论中国崛起问题时，眼光一般聚焦于过去40年中国以接近两位数的年均GDP 增长，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个故事的另一面，则是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中国现行贫困线标准是以2011年2300元人民币不变价为基准的，按这一不变价计价计算，2016年后贫困线现价标准是3000元人民币（相当于前段时间联合国公布的人均一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但仍低于联合国目前规定的人均一天1.9美元的标准）。即使按中国现行的贫困线标准计算，40年前，中国人口的97.5%的人均年收入是达不到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居民的收入状况大幅改善。2018年，低于现行贫困线标准的人口只有3000余万。如果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得以顺利完成，中国将告别绝对贫困。中国的人均GDP已达到9700美元，按人均GDP的90%是人均收入的统计规律计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已接近9000美元，属于中上等收入国家。占世界人口1/5的国度脱离绝对贫困，走向共同富裕，不仅史无前例，而且为世界提供了可以想象的广阔市场。

事实上，这可以从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表现得到佐证。在“十二五”规划中，中国政府提出“两个翻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即2010～2020年，GDP翻一番，居民收入翻一番。统计数据显示，自2009年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增长基本上与GDP增长保持同步，而以农民为代表的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又快于GDP增长。若未来两年中国的GDP增长保持在6.3%左右，并且居民收入增长仍与之保持同步的话，两个翻番的目标是可以完成的。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中国的进口也在增长，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超过10%，下降到2018年的0.4%。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却是第一大贸易体，是众多国家的出口目的地。可见，在纠正全球经济失衡过程中，中国是表现最为出色的国家。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居民收入的增长，揭示了“一带一路”对经济全球化的更深层次的含义。所谓“共享”，首先就是将中国日益扩大的市场开放为世界共享。这样不仅可以遏制保护主义抬头，而且可以让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搭上中国内需扩大的快车，实现扩大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的目标。所谓“共建”，既是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共同建设包括软基础设施在内的经济发展条件，也是在中国最落后和最贫困西部地区架起一条对外开放的桥梁，使其与其他国家一道，融入全球化，加快发展，共同提高收入水平。而“共享”“共建”自然会导致“共商”，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在尊重民生并惠及民生的前提下，塑造经济全球化的新局面。正是由于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内需市场的扩大，2018年中国零售商品总额超过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贸易之争，由一般理解的市场之争，实质上开始转变为世界消费中心的转移。这预示着随着中国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中国市场的持续扩大并与世界共享，中美贸易之争不再是零和博弈，世界经济治理会有更光明的前景出现。

展望未来，中国正以世界最大市场的面貌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能;并凭借“共商、共建、共享”的东方理念，在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进行实践，改善国际治理状态。这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参与并塑造世界秩序，二战后形成的“中心”与“外围”的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而中国经济以及中国居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是上述变化过程的关键变量。因此，我们坚持改革开放，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使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居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是应对逆经济全球化的正确道路，是“一带一路”的应有之义，也是崛起大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

（作者系中銀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

作者：曹远征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论文 篇3：

基于多元回归与灰色关联分析的我国产业投资结构优化研究

摘要：产业结构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而任何现有的产业结构又是由过去的产业投资结构塑造而成的。文章针对我国的实际，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对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产业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优化我国三次产业投资结构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产业结构；产业投资结构；多元回归分析；灰色关联分析；优化

一、 引言

产业结构作为以往经济发展的结果和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发达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实践证明：一个地区能否保持经济良性增长的关键在于该国产业结构演进的战略框架及其效果。事实上，产业结构的演进是一个阶段性的有序过程，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就必须研究各产业之间的关系及影响产业结构的各种因素。投资倾向和投资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最大的，尤其是产业投资，它不仅通过消耗各产业部门的产品影响各产业部门的产出，而且直接决定了各产业部门未来的供给能力。因此可以说，我国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而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关键在于优化产业投资结构。基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产业投资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先从研究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着手。

二、 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1． 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不同产业结构的整体效益不同，因而导致经济以不同的速度发展；不同速度的经济发展又对产业结构产生不同的需求，这就是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

从现代市场经济的宏观结构来看，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相互依赖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的状态。当三次产业比例关系协调时，经济发展就有保证；当三次产业比例关系不协调时，则经济发展就受到阻碍，经济发展率就不能保证持续、平稳。按照资源配置理论，单位资源的产出量在各个不同的产业部门有很大的差异。在社会投入资源相等的情况下，不同的产业结构将导致不同的整体经济发展效果。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各种资源如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的动员及其有效配置，而产业结构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源配置效果。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质就是指资源的重新配置，即把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产业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部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社会需求发生变化，并且使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再吻合时，有些部门的产品就会积压，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与此同时，另外一些部门的社会需求量扩大，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增加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产业结构如能及时得到调整，稀缺资源在社会生产各部门各行业重新进行配置，将需求萎缩部门中滞留的资源转移出去，充分满足需求扩大的生产部门对资源的需求，就能使资源得到更为有效的配置，提高单位资源的产出效益，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反之，经济发展必然缓慢或不能持续稳定。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需求结构随社会经济、文化不断改变的今天，为保证经济实现持续、快速、稳定发展，社会就要不断调整资源配置方式和产业结构，促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这也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从粗放型（依靠生产要素数量的扩张）向集约型（依靠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转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2）经济发展依赖于产业结构的转换，经济发展又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是具有高于经济平均增长率的新兴产业来支撑的，而新兴产业出现的主要原因则是技术的创新。因此，经济发展依赖于产业结构转换的这种结构效应与经济发展依靠技术进步的趋势是一致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产业结构变动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技术通过创新和改良不仅推动产业结构的变动，而且也推动整个经济快速发展。当今世界技术革命所引起的连续不断的重大的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正如罗斯托所论证的，近代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动态、关联的过程，它根植于现代技术所提供的生产函数的累积与扩散之中。一旦技术创新在某一部门出现，通过与其他部门的关联，将对产业结构转换发生猛烈的激发和推动作用，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人均国民收入发生显著变化，就会使消费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而消费需求的变动又会直接拉动产业结构的变动。

（3）在现代经济发展理论中，经济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等总量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表现为与之相伴的产业结构的不断演化，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作用的。可以说，在一定条件下，经济发展越快，产业结构的转换率越高。当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到一定水平时，社会投资将会全面增加，新产业的成长就会加快和扩大，这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高转换率，而产业结构的转换率越高，经济总量的增长就越迅速，经济发展速度就越快，这对于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的中国来说，表现尤为突出。

（4）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能促进和加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这是因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产业部门增多，部门间充分显示出专业化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产业结构乃至经济结构的协调效应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现代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的创新与应用，而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的关联状态。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动与调整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

2． 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多元回归分析。为了定量地研究我国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建立了全国1979年~2006年各年度GDP增长率与各产业产值增长率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回归模型为：g=ax+by+cz+d，其中g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x、y、z分别为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增长率，d为经济制度等其它因素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影响，借助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回归分析，输出结果如表1所示。

回归方程为：g=0.221x+0.488y+0.233z+0.011，F统计量为2 464.657，因此该模型顺利通过了F检验和t检验；样本的相关系数为0.998，说明我国GDP增长率与各产业产值增长率显著线性相关。可决系数为0.997，说明回归直线与样本观测值的拟合优度较好。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第一产业的产值每增长1%，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会增长0.22%；第二产业的产值每增长1%，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会增长0.49%；第三产业每增长1%，GDP会增长0.23%；可以看出第二产业产值的增长对我国GDP的增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经济增长率中包含第二产业产值增长率的49%。

三、 我国产业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关联度分析

1． 产业投资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动态地考察，今天的产业结构现状是由过去的产业投资结构形成的；未来的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目标的实现，主要取决于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投资结构。可以说，产业结构的形成及变化直接是由投资结构决定的。

投资在各产业部门的分布是改变已有产业结构的直接原因，因此产业投资结构影响着一国产业结构的形成及变动。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

（1）产业投资结构直接作用于产业结构的变化方向。产业投资结构通过对投资品的需求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方向。产业投资总量会在总体上影响生产投资品的产业。产业投资总量增长加快时，对投资品的需求就多，从而拉动生产投资品的产业发展；反之，如果产业投资总量下降，生产投资品的产业就会萎缩。产业投资结构还通过形成固定资产决定各产业的产出能力。如果一个产业的投资不足，其固定资产的再生产就不足，该产业的产出能力就会逐步下降；反之，其产出能力就会不断上升，进而改变了现有产业间产出能力的结构状况。现存的各产业的固定资产和产出能力是过去产业投资分配的结果，而现在和未来的投资结构又决定着未来各产业的产出能力。

（2）产业投资结构通过技术进步影响各产业之间的关联。各产业之间的关联关系是由一定的技术水平决定的，技术进步会使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及中间产品的投入下降或产生替代，从而改变各产业间的关联关系。投资大的产业技术进步较快，由此带来产品生产消耗的减少和效率的提高，改变了原来对其他产业产品的整个需求结构，进而影响了各产业之间原有的关联关系。

2． 我国产业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联度分析。为了定量地研究现阶段我国产业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特对其作灰色关联度分析。两个系统之间的因素随时间或不同对象而变化的关联性大小的量度，称为关联度。灰色关联分析，作为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方法，是对一个发展变化着的系统进行发展态势的量化比较分析。如果测算出的灰色关联度较高，则说明在系统发展过程中，这两个因素变化的趋势具有一致性，即同步变化程度较高。

发展态势的比较，依据空间理论的数学基础，按照规范性、偶对对称性、整体性和接近性这四条原则，确定参考数列和若干比较数列之间的关联系数和关联度。

在复杂系统中，如果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均为多个，各个比较数列可以先分别对某一参考数列进行关联分析，得出关联度，从而建立关联度矩阵，对系统进行因素分析。

下面用灰色系统理论的关联矩阵对我国2000年~2006年产业结构与产业投资结构进行关联度分析。以我国GDP、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作为参考数列，以固定资产总投资、第一产业投资额、第二产业投资额、第三产业投资额为比较数列，得出关联度如表2所示。

关联度系数表中的各行表明了我国总投资及某个产业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及各个产业产值的关联度。各行的行和表示总投资及某个产业投资对全国GDP及三次产业产值的综合关联度，其数值越大，说明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越显著。由表2可见，第三产业投资对各产业产值的综合关联度为2.804 8，数值最大，说明第三产业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大，可以通过扩大该产业的投资规模来实现经济的更快发展；其次是总投资，其综合关联度为2.726 1；再次是第二产业投资，其综合关联度为2.660 6；最后是第一产业投资，其综合关联度为2.648 8。因此，第三产业已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也符合发达国家的一般经济发展规律。近些年来我国第二产业获得了高速发展，但能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使得目前第二产业中部分行业的发展受限，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将是第三产业发展的最佳时机。

关联度系数表中的各列表明了我国GDP及某个产业产值对总投资及各个产业投资关联度。各列的列和表明国内生产总值及某个产业产值对总投资及各个产业投资的综合关联度，其数值越小，说明用越少的投资就能得到满意的产值，该产业具有较大潜力。由关联度表可见，第一产业产值对各产业投资的综合关联度为2.697 0，数值最小，说明我国第一产业是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产业，需要稳步发展。第三产业产值对各产业投资的综合关联度为 2.728 3，数值最大，说明我国第三产业对投资的依赖性最大。此外，GDP及各个产业产值对投资的综合关联度都较大，反映出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依靠投资的粗放型增长方式。

从关联度表中的各个因素分析，我国第三产业投资对第三产业产值的关联度最大，为0.708 8，表明如果投资资金充裕，发展我国第三产业的经济效果最为显著；在某个产业投资对其它产业产值的交叉关联度中，第三产业投资对第一、二产业产值的交叉关联度最大，说明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与第一、二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很好地带动对第一、二产业的发展。发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实践也表明：产业健康发展要求要求三次产业互动共融，而产业互动共融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服务业为中心，将分工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串联，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

四、 我国产业投资结构优化的对策

在各次产业投资中，第三产业投资对GDP及第一、二、三产业产值的关联度都是最高的，因此从提高投资效益、加速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应该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同时第三产业投资对第三产业产值的关联度又是所有关联度中最高的，因而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角度考虑，也需要增加第三产业的投资总量，促进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不断提高。我国目前第三产业的投资供需矛盾突出，投资的不足严重影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因此要加大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促进第三产业高级化。同时要优化第三产业投资主体结构，实行投资主体结构多元化，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个体和私营经济等民间资本的进入。

在各产业产值中，第二产业产值增长对GDP增长的作用最大，这反映出我国的经济增长还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增长。但相对于第三产业来说，第二产业的投资效率并不高。第二产业投资要强化投资约束机制，改善投资质量，提高投资效益。工业投资中要强化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培养企业自主的技术创新机制，制定鼓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投入的政策，最终通过企业产品质量的改进增强企业的产品优势、企业优势，从而提高其国际竞争力。

无论是产值增长率对GDP的贡献，还是产业投资效率，第一产业都是最低的，这实际上反映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作为第一产业的主体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和保障作用，必须保证其稳定发展，增加对农业的投资总量。因此必须加快农业体制的改革，提高投资效率。政府应积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制定明确的投资目标，对农业结构进行调整，支持发展附加价值较高的农产品精深加工行业。对于投资数额大、投资回收期较长、其它投资主体不愿承担的农业发展项目，政府应加大投入力度。

参考文献：

1．范德成，刘希宋．产业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分析．学术交流，2003，（1）．

2．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

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4．刘伟，李绍荣．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中国工业经济，2002，（5）．

5．张鹏，陈杰．重庆市产业投资结构灰色关联分析与优化对策．重庆大学学报，2005，（1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773027）。

作者简介：范德成，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晓辉，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收稿日期：2008-02-05。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范德成　王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