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理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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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社会学理论论文范文

作为科学体系的社会学理论

【摘 要】在社会学理论向科学体系迈进的过程中，如何做到科学的积累是问题的关键。在默顿看来，通过对经典著作的一般积累，可以辨析出理论的重新发现、预见和预示，进而找到进行科学积累的结点;而通过对经验研究的积极积累，可以对理论进行创立、修订、转变和澄清，从而找到科学积累的延伸方向。默顿所倡导的中层理论，以及如何平衡社会学理论中的科学性和人文性正是实现科学积累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科学体系;积累;中层理论;人文性

建立一部真正的社会学理论史，即能够展现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及其作用的社会学理论史，意味着社会学建立起了真正的科学体系(当然，这种科学体系是参照自然科学体系而构筑起来的)，也意味着社会学获得了进一步拓展其科学体系的蓝本。在普赖斯(1965)看来，科学的积累结构是有一个充满了像纽结那样短小连接点的组织结构，相当遥远的过去的理论和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被结合到现今的积累性知识中。对于社会学来说，在它的面前既有几千年历史的人文基础，这为社会学提供了生动而细腻地描写人类生活全部细节的传统;也有几百年历史的自然科学的光辉，这又使得社会学试图在科学领域中争得一席之地。在默顿眼中，社会学被定位为深受人文学科影响的科学。如此一来，社会学就必须做到像自然科学的知识那样富有积累性，同时也需要谨慎地运用其人文性的一面。

一、一般积累

一般积累是一种博学式的积累，是由于对过去工作的忽视常常导致科学家去发现已为人们所知的东西(默顿，2008：13～19)，因而科学家们应该了解他们的前辈的著作以便在以前已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工作。一般积累既是一项需要勤奋的工作，也是一项需要自觉的工作：勤奋之处在于需要在社会学的公共档案中仔细、严格地辨析出重新发现、预见和预示;自觉之处则在于研究者需要有处于科学共同体之中的道德感，感谢他人的理论贡献，同时也愿意为更进一步的积累提供支持。

通过一般积累，我们可以发现自己的思想与前辈思想之间的亲和之处，而这正是科学体系积累的结点。同时，当经典著作中所质疑的观点正是研究者准备证明是正确的观点时，由此带来的反思将会使人清醒;经典著作也可以为学术活动提供规范，这有助于我们在确认一个好的社会学问题时形成鉴赏和判断标准，以及了解什么是这一问题适宜的理论解决方法(默顿，2008：46～49)。但是，单纯的一般积累并不能保证产生继承发展伟大前辈的理论遗产的积极活动，反而可能带来“诠释和平庸化的消极活动”。默顿警醒我们，非批判的崇敬和庸俗化将会扼杀社会学理论的积累性：“如果不开动自己的脑筋抽取事物本身的真正意义，他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思想，而只是得到一些欺人的谬论和幻想”，甚至阅读这种有用的科学文献也绝不能读得太多，免得它“枯竭了智力和窒息了发明与科学创造性”(默顿，2008：40～46)。

二、积极积累

一般积累仅仅是科学得以发展的准备阶段，如果没有积极积累，科学体系的结点便无法延伸出线段。要完成积极积累，经验研究是不可忽视的环节。在默顿看来，经验研究远远超出了证实和检验理论的被动作用，在塑造理论的发展上，它至少执行着四个主要功能：创立理论、修订理论、转变理论和澄清理论(默顿，2008：192～208)。能够产生积极积累的经验研究不是那种对细节进行详尽描述而缺乏一般性的概括，而是与一般积累阶段的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经验研究所采用的资料以及分析方法取决于理论的导向与敏感度，并能够反过来扩充已积累的理论，统一为不断扩大的理论集;当然，并不否认对经验本身的一致性的追求而产生的疑惑也会形成积极积累，而且这种疑惑是产生积极积累的最自然的方式。

由此可见，一般积累与积极积累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过程，而是由理论和经验的交互作用联结起来的。只不过，理论和经验要想得到完美的结合，就必须首先人为地将它们在性质上分离开来，以便明确它们在何时、何地及何种方式、何种程度上能够得到结合，如此产生的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二者本有的性质。而这种分离形成科学体系的过程就是一般积累与积极积累，尽管它们并不能被分离。

三、中层理论

默顿认为，早期社会学是在创立高度综合的科学体系的学术气氛中成长起来的，其中每一个体系都是对事物、自然和人之全部的整体认识的个人探索(默顿，2008：57)。在这种背景下，几乎所有社会学先驱者都试图建立他自己的体系，而这些体系的多样性十分自然地导致了各种学派的形成。这种分化是整个体系的分化，彼此对立和背道而驰。这种对社会理论的总体系的追求。当然也存在着合作，然而这种合作不是科学共同体意义上的合作，而是信徒式的继承。如此一来，社会理论的总体系反而降格为派系，集体智慧的结合成为个体智慧的斗争。

真正的科学积累不是从一个总体系而是从小体系出发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小体系不是实际工作的开端，而是一种暂时的理论取向，它辐射了一定限度内的经验事实和抽象理论。每一个小体系中的理论能够平等地扩充到更高层次的理论中，一方的结束是另一方的开始。因为由积累而不是连接产生的体系能够有机地综合有关社会结构各部分的理论，那么它也就是现实社会结构的能够超越特定地域和历史的理论反映，在理想状态下是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默顿，2008：63～65)。

因此，中层理论成为现阶段的选择。作为理论策略的中层理论能够使我们超越那种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在一般与完全特殊之间、在概括性社会学理论与历史主义之间的理论冲突的虚假问题。中层理论介于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和对细节的详尽描述之间，虽也涉及到抽象，但这些抽象是与观察到的资料密切相关的，是结合在允许进行经验检验的命题之中的;在经验层面上，中层理论涉及的是范围有限的社会现象，但它原则上应用于社会学中对经验研究的指导，而并非纯粹的经验研究(默顿，2008：85)。

但中层理论绝不意味着只要求很低的学术志向，尽管它似乎只要求创立适用于有限概念范围的特殊理论;相反，它的志向恰恰在于形成综合理论体系，只不过不是运用先抽象再具体的方式，而是先分离再联合，乃至模糊各个部分的界线。因此，中层理论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它真正的含义与目的在于逐步地而非一蹴而就地发展概括化的概念体系，及能够综合各种具体理论的概念体系。没有了追求知识积累的前提，中层理论也就不再是中层理论，而是概括性较低、互相分离的零碎理论。

所以，中层理论的关键就在于理论与经验之合、理论与理论之合，以及科学共同体之合。而要想实现“合”，第一步是先学会“分”——这也是中层理论之“中”的内涵。如果不将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和体系清晰地区分开，就无法为社会学知识提供有助于积累的档案;如果不仔细区别重新发现、预见和预示，就难免陷入预示论，从而只是积极地进行一般积累而忽视积极积累;如果只是将理论与经验研究粗糙地混合在一起，就不能同时实现二者的性质，就连各部分自己的性质也是有所缺损的。

四、社会学的人文性

在默顿看来，社会科学在其知识积累上居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这使得社会学家在科学取向于人文取向之间摇摆不定，并往往导致把社会学理论的分类同其历史混同起来(默顿，2008：4～5)。而社会学者的最终目的是清晰表述关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以及在这一结构内人的行为及其结果的、逻辑上相互关联并为经验所证实的命题。如果真正的艺术在于将所有艺术符号隐蔽起来，那么真正的科学则需要揭示它建立和最后完成的结构。因此，需要警惕那种过分的人文性造成的随意与懒惰。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了人文性，社会学的、乃至科学的积累也将成为不可能。在对人性的观察和表达方面，历来都是人文学科走在最前面——如果不是人文学科敏感而细腻地捕捉到了人的情感与思维流动，社会科学难免只是在玩文字游戏——而这恰恰把自己限制在了狭义的人文领域内(默顿，2008：36～40)。

不仅如此，科学依赖于语言作为世界表征的充分描写能力，但为了从个体的知觉转向一致的观念，它也需要一种具有充分交流能力的语言。然而在科学中，交流因其一致性的特点被采纳为自我完善的形式，于是语言就成为了自身的对象;而语言越多地成为自身的对象，它对自身之外的事物所能说的也就越少，那么产生的就是不断缩小范围的地方性秩序，而并非一个连贯的知识体系。在这样一个理性的整合范围不断被非理性侵蚀的过程中，依然坚持理性的科学越来越像一场与实践相脱离的游戏。在科学的内部已经无法再证明其正当性了，它必须借助于外部话语，尤其是政治和工业、伦理与美学。于是，科学在它全权控制的同时什么也无法控制(拉比诺，2008)。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科学的积累似乎是穷途末路了。但这也许意味着需要进一步思考什么是“积累”的问题。真正的科学的积累并不是要改变什么，而是明确什么;改变世界的不是科学，而是世界本身，科学只不过是让这个世界能够更加自觉地运转。因此，假若社会学想要将各种不一致按其本身的结构纳入一个整体体系，就不能只在社会学的框架(这是一种强制的一致性，更何况这个框架并不成熟)内运用分析与综合能力，而需要将各种其他的框架吸收进来，其中对于社会学尤其重要的就是人文性的内容。

参 考 文 献

[1]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8

[2]拉比诺.《表征就是社会事实：人类学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赵旭东译，载《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克利福德、马库斯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3]Price，DJS.1965，The Scientific Foundations of Science Policy.”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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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歌

第二篇：刑法社会学基本理论构建

摘要：刑法社会学应该成为中国刑法学研究之去处。刑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包括犯罪生成过程中的社会因素、刑事政策运行机制及刑法规范之形成与适用规律。刑法社会学为刑法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实现了刑事法学科整合的要求，反映了治理犯罪现实的迫切需要。交叉学科的发展趋势为刑法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学术环境，法社会学的成功经验为刑法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指导，宪法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为刑法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参照。关系思维、整体思维与动态思维是刑法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关系思维、整体思维与动态思维;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是刑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因此，必须坚守刑法社会学的学科立场。

关键词：刑法社会学;研究对象;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学科立场

一、研究缘起：刑法学之去处

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刑法学理论研究开始面临诸多危机，“确实存在严重问题”[1]。鉴于此，《法商研究》杂志社曾专门开设了“中国刑法学应当向何处去”专栏，以期寻求中国刑法学发展的“灵丹妙药”[2]。

研究方法的缺位是中国刑法学理论研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在众多理论研究中，人们似乎在逐渐遗忘刑法学研究方法这一论题。”[3]高铭暄教授曾评价道：“刑法学研究方法论上的贫乏主要表现在固守刑法学原有的研究方法，而较少引进其他社会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4]

刑法学研究方法的缺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有的刑法学研究主要是刑法解释学，研究视角相对狭窄。近些年刑法教义学日趋受到重视。然而，刑法教义学与刑法解释学具有性质上的相同性，并不存在一种刑法解释学之外的刑法教义学[5]。另外，虽然刑法哲学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进路，但是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其难以继续成为刑法学研究的增长点;刑法哲学的研究空间有限，在一定意义上，刑法哲学也就是刑法解释学[6]。由于研究方法单一，虽然我国刑法学研究成果丰硕，但是一些刑法学人的忧患意识凸现[7]，刑法的地位似乎日益式微[8]。二是即便学界有了刑法方法论方面的研究，但多局限于“方法论”探讨本身，就“方法论”论“方法论”。不仅大多数的讨论流于形式，没有形成真正的交锋和对话[9]288，而且真正把新型方法论用于刑法研究的则少之又少。根据中国法学创新网的统计分析，近些年发表在CLSCI期刊上的刑法论文多为刑法的解释学或教义学分析，刑法社会学分析方面的文章凤毛麟角。

目前，中国刑法学研究方法的缺失表现为研究基本立场的缺失[9]288，意味着刑法学研究范式渐入瓶颈。西方法学发展史早已表明，法学新思想与法学新流派的出现，无一例外地都是从对既有法学理论和法学流派的方法论变革开始的[10]。“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11]中国刑法学的研究必须变成一门有更广泛基础的学科，不应将它束缚在静态的刑法规范的解释之上，而必须扩展到变化着的社会因素上。“要冲破专注刑法规范研究的藩篱，在刑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寻找突破点，从而把刑法研究纳入更深更广的知识体系当中。”[12]2那么，如何寻求刑法学的新的研究方法，又如何把刑法研究纳入更深更广的知识体系？刑法社会学顺应了刑法学的发展要求。在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特点是学科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并存，学科交叉和学科融合的领域越来越宽，新的知识对所有学科都会产生影响：一方面使它们的研究范围扩大;另一方面使研究的问题更加深入并产生了可供研究的共有问题[13]。“有的时候，决定一项研究的基本思想是来自应用或移植其他领域里发现的新原理或新技术，这也许是科学研究中最有效、最简便的方法，也是应用研究中运用最多的方法。”[14]

刑法社会学利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刑法进行关系性、整体性及动态性研究，为刑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进路，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应该是中国刑法学应当之去处。刑法社会学的开放性和“兼容并蓄”的品格使它突破了人为设置的刑事法学科界限，不断地汲收社会学的养分，从而保证了刑法学研究的不断繁荣。

然而，从国内外研究现状看，虽然刑法社会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大都是碎片的非系统性的。刑法社会学研究对象尚未固定、研究方法尚未独立成熟、知识体系结构尚未明确[12]14。鉴于此，本文将对刑法社会学的基本理论进行探索性研究，这些基本理论包括刑法社会学研究对象、研究必要性和可行性、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等等。期望通过这些探索性研究，能够引起学界对刑法社会学的关注，把中国刑法学研究引向更深处。

二、刑法社会学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构建刑法社会学基本理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有确定了研究对象，才能界定刑法社会学学科的性质，才能开展刑法社会学的其他问题研究。

从现有资料看，国内外理论界直接以刑法社会学为名的研究成果不多，而且对刑法社会学研究对象进行探讨的论著更是屈指可数，但从刑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角度考察，符合刑法社會学研究方法的相关研究成果却极为丰富。这些成果为刑法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为刑法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选定指明了方向。

国内外理论界直接或间接研究刑法社会学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刑法规范之形成与适用规律;二是研究犯罪生成过程中的社会因素;三是研究刑罚变迁过程中的社会因素。这三个方面正是刑法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三个面向，反映了理论界对刑法社会学外延的不同理解。

（一）现有研究成果归纳

1. 研究刑法规范之形成与适用规律

现有的以刑法社会学为名的研究成果都是以此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这是一种狭义的刑法社会学观点，可以称之为刑法社会学（狭义）。例如，苏联刑法学者斯皮里多诺夫认为刑法社会学的对象应当包括：社会关系、法规发挥功能的过程、法规的社会效益[15]。许发民教授认为刑法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两大块：社会对刑法的制约性作用和刑法对社会的反作用[16]。张心向教授认为，刑法社会学主要研究刑法在社会运作过程中与其他社会现象互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12]16-17。

国内外理论界直接以刑法社会学为名研究刑法规范之形成与适用规律的成果并不多，更常见的是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从国外理论界研究情况看，这类研究成果非常丰富。英美国家大量的刑事法研究成果皆出于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美国法社会学家布莱克的《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17]。国内理论界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许发民教授的《刑法的社会学分析》[18]、张心向教授的《在规范与事实之间： 社会学视域下的刑法运作实践研究》[19]和《在遵从与超越之间：社会学视域下刑法裁判规范实践建构研究》[20]、白建军教授的《刑法规律与量刑实践—刑法现象的大样本考察》[21]和《罪刑均衡实证研究》[22]，以及汪明亮教授的《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23]，等等。

2. 研究犯罪生成过程中的社会因素

持此观点的主要是犯罪社会学学者。所谓犯罪社会学，指的是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犯罪生成中的社会因素，探索治理犯罪的对策。

国外理论界以犯罪社会学为名的研究，代表性的著作是意大利犯罪学家菲利的《犯罪社会学》。 国内以犯罪社会学为名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宋浩波教授的《犯罪社会学》[24]、吴鹏森教授的《犯罪社会学》[25]，等等。

3.研究刑罚变迁过程中的社会因素

此类研究被称为刑罚社会学或刑事政策社会学。所谓刑罚社会学，指的是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刑罚制度之变迁。刑罚社会学主要研究刑罚的社会基础， 理清特定的刑罚模式的社会意蕴， 揭示赋予现代刑罚以独特功能、形式和影响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和诸多文化意义网络[26]51。此处的刑罚，主要是刑罚政策，可以纳入刑事政策范畴[27]，故又称之为刑事政策社会学。

国外刑罚社会学研究非常发达。其中，直接使用刑罚社会学称谓的成果主要有：美国刑罚学家达利欧的著作《刑罚社会学：社会结构视角》[28];美国刑罚学家加兰德的论文《刑罚社会学视野中的犯罪概念》[29]和《刑罚社会学研究的框架》[30]，等等。 涉及刑罚社会学内容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美国刑罚学家加兰德的论文《刑罚的社会学分析视角》[31]，代表性的著作有：《惩罚权：当代刑罚与社会分析》[32]《刑罚与福利：刑罚策略史》[33]《刑罚与现代社会：一个社会理论的研究》[34]及《控制的文化：当代社会的犯罪与社会秩序》[35]。国内理论界直接使用刑罚社会学概念的是江溯教授，其发表了系列研究刑罚社会学的论文，包括《社会学视野下的刑罚——刑罚社会学研究》[26]《刑罚的文化分析——加兰德刑罚社会学理论研究》[36]《社会团结，集体意识与刑罚——涂尔干刑罚社会学研究》[37]及《权力技术与刑罚——福柯刑罚社会学研究》[38]，等等。刑罰社会学相关研究主要有：翟中东教授的著作《刑罚问题的社会学思考：方法及应用》[39]、薛静丽博士的著作《刑罚权的动态研究》[40]、郝方昉博士的著作《刑罚现代化研究》[41]，等等。

（二）刑法社会学研究对象确定

在参考国内外现有理论研究基础上，笔者认为，应该采用一种广义刑法社会学概念，把刑法社会学（狭义）、犯罪社会学和刑事政策社会学三大学科的相关内容都涵括在内。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

第一，有利于实现刑事法学科之间的整合。目前，我国刑事法学科如犯罪学、刑法学、刑事政策学等自立门户，泾渭分明。刑事法学科的分野降低了刑法效能的发挥，刑法学必须与其他刑事法学科进行整合，唯有此，才能发挥最佳刑法功能，实现刑法的最佳社会效益[42]74。为了实现刑事法学科的整合，理论界提出了诸多学说，如整体刑法学、刑事一体化、立体刑法学、刑事法律科学一体化，等等。然而，刑法学如何与其他刑事法学科进行整合？至今未有答案。通过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广义刑法社会学为实现刑法学与其他刑事法学科间的整合提供了可能。犹如打通了诸学科之间的“任督二脉”，刑法社会学为犯罪学、刑事政策学、刑法学等学科的整合找到了结合点。

第二，符合刑事法学科的发展规律。从学科的发展历史来看，刑法社会学分析的源头来自刑事社会学派。无论是意大利的菲利，还是德国的李斯特，他们通过实证的分析方法，探寻犯罪生成的社会原因，归纳犯罪类型，揭示刑事责任依据，设计犯罪控制对策。刑事社会学派的研究涉及到犯罪学、刑法学及刑事政策学等学科内容。之后，犯罪学、刑法学、刑事政策学开始分化，逐渐分道扬镳。然而，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广义刑法社会学概念顺应了刑事法律科学的分久必合之发展规律。

从广义概念出发，通过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刑法社会学把犯罪学、刑事政策学及刑法学之间的“隔阂”打通，使得这三门学科的部分内容都成为它的研究对象。易言之，刑法社会学研究对象包括了犯罪社会学、刑事政策社会学及刑法社会学（狭义）三大学科的相关内容。

之所以把刑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涉及学科的秩序排列为犯罪社会学、刑事政策社会学及刑法社会学（狭义），主要是考虑到犯罪学、刑事政策学及刑法学的先后关系：即只有研究了犯罪原因，才能制定相应的刑事政策，原因研究在先，政策制定在后;只有研究犯罪原因、制定科学的刑事政策，才可能产生理性的刑法，故刑法学研究断后。

由于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开放性，相应地，刑法社会学的研究也是开放性的。又由于刑法社会学的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犯罪社会学、刑事政策社会学及刑法社会学（狭义）的研究对象本身亦难以确定。从现阶段看，本文将刑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犯罪生成过程中的社会因素、刑事政策运行机制（特别是刑罚及刑罚权的变迁）及刑法规范之形成与适用规律。受篇幅所限，此方面内容将另行撰文论证。

在确定刑法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可以对刑法社会作如下定义。

刑法社会学，指的是将刑法置于社会背景之中，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犯罪生成过程中的社会因素、探索刑事政策运行机制、揭示刑法规范之形成与适用规律，实现最佳治理犯罪效果的一门交叉学科。

三、刑法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刑法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

如前文所论，从理论角度看，刑法社会学是中国刑法学应当去处之一，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刑法社会学有利于实现刑事法学科之间的整合、符合刑事法学科的发展规律。因此，构建刑法社会学学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除此之外，从实践看，刑法社会学还反映了治理犯罪现实的迫切需要。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刑法学日趋繁荣的三十多年，也是犯罪率日益攀升的三十多年。在使用既有范式来解答社会转型發展给刑法提出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时，明显地感受到理论回应现实的乏力。繁荣的刑法解释学已经不能满足当前与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刑法效果亟待提高。

刑法解释学是一种静态的研究，“它常常被看作为一个学科成熟和完善的标志”[43]，但此种研究“容易使‘法律’具有某种独立、超越社会的性质”[44]，对实践关切不足。因此，理论研究不能沉迷于围绕刑法规范而构建的概念、体系世界之中， 忘记了它背后的社会现实，而这可能更为重要。因为世界上并不存在概念实体， 一个概念的意义不在于其定义、形式以及它与其他概念的关系，而在于它在真实世界中引起的后果[45]。正如有学者所言：虽然目前我国刑法学界“体系构建”“学派构建”的呼声日隆，但“问题”是刑法学作为部门法构建的前提和核心。一部不解决问题，但体系完整毫无漏洞的刑法的存在与不存在从实际后果上看没什么区别。不同理论或学派之间如果存在优劣关系的话，绝对不是根据其体系是否完备这一标准，而是根据其对于特定问题的解决的程度和方式，耗费的资源和成本[9]303-304。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也是一种必需的选择。

刑法社会学契合了这种实用主义需要。它把刑法置身于社会背景之中，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犯罪的生成原因、探索刑事政策运行机制、揭示刑法规范之形成与适用规律，以期实现最佳治理犯罪效果。详言之，犯罪生成的社会学分析为刑事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对刑事政策运行机制的探索保证了刑事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科学的刑事政策必将促使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对刑法规范之形成与适用规律的揭示促成刑法的正当性、合理性目标的实现。由于从社会角度为切入点研究刑法，刑法社会学研究成果“更容易被政策制定者考虑，或至少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到社会运行机制”[46]，刑法社会学研究对实现治理犯罪效果意义重大。

从比较的视野看，美国自20世纪后期以来犯罪率一直下降。虽然导致犯罪率持续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发达的刑法社会学研究也功不可没。美国发达的刑法社会学研究源于法律实用主义的盛行。其一，法律实用主义强调多视角研究法律问题，“不应该固守某种单一的理论，而是敞开自己的心扉去接受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47]。其二，法律实用主义强调经验研究方法。“实用主义意味着具体地、实验性地、不带幻想地考察问题……”

[45]其三，法律实用主义强调法律的效用。正如波斯纳所言，“对待理论我们应当采取实用主义。理论是一个工具，而不是对终极真理的洞察，而衡量一个工具的标准就是它的效用”[45]。

法律实用主义的影响是深远的。“除了很少几个自然法学者之外，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单独地通过抽象的概念来讨论法律了。”[48]在刑事法领域更是如此，美国有影响的刑事法学家大多可以贴上刑法社会学研究的标签：不仅在他们的刑事法著作、论文中充斥着社会学研究方法，甚至在刑法教科书中也穿插着社会学的分析。以《犯罪与司法》杂志为例，该杂志自1979年创刊以来至2015年，已经出版44卷，所发论文基本都是围绕犯罪、犯罪原因及犯罪治理，用实证的研究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

法律实用主义直接推动着刑法社会学的发展，而刑法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影响着美国的刑事政策，进而在犯罪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提升了刑法的适用效果。理论界对监狱矫正效果的实证研究推动了政府对监狱的改革，提升了监狱的职能，使其更好地发挥犯罪预防职能。特别是理论界长期对国家垄断的监狱的改造效果的质疑，促成了私人监狱的诞生。该做法不仅有助于制约政府垄断权势，借助竞争过程激励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创新[49]，同时，也确实带来了比较好的改造罪犯的效果[50]。

中国刑法学研究也应该向刑法社会学转向，“多议些问题，少争些学派”，为实现最佳效果的刑事政策提供理论支持。由于刑法社会学研究需要进行大量实证研究，其难度可想而知，仅靠学者的“单打独斗”，闭门造车，或小样本的实证研究，都难以取得科学的研究成果。鉴于此，建议当前的刑法社会学研究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一是体制内的引导。主要是通过国家社科基金委、教育部以年度重大、重点项目的形式进行课题招标，完成相关刑法社会学课题的研究;二是体制外的资助。主要是通过民间组织牵头，资助学者完成相关刑法社会学课题研究。如果这些刑法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能够得以产出，并被政策制定者考虑，那么可以预测的是，受这些研究成果影响的刑事政策将更加科学、合理，刑事立法将更具针对性，刑事司法将更具人性化和正当化。如此一来，刑法的效能必大大提升，严峻的犯罪态势势必得到控制。

（二）刑法社会学研究的可行性

刑法社会学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刑法社会学研究的可行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宏观层面看，交叉学科的发展趋势为刑法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学术环境;从中观层面看，法社会学的成功经验为刑法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指导;从微观层面看，宪法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为刑法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参照。

首先，交叉学科的发展趋势为刑法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学术环境。交叉学科，又称科际整合，指的是对同一个现象或问题从不同的学科视野介入，在整合的基础上构成一个新的多维视野，将参与的各个学科的学理融合成一套新的原理、原则，使该学科在方法论上有新的发展和突破[51]。交叉学科不仅是自然学科的交叉，也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

20世纪下半叶，各类交叉学科发展迅速，人类进入了交叉学科时代。此时代的来临，有其逻辑的和实践的必要性[52]。一方面，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需要借助相邻的学科对学科的边缘和内部地带存在着单一学科不能解决的复杂问题进行研究。正如莫兰所言：“只囿于一个学科内部来认识与之有关的一切问题是不够的。”“当人们在一个学科内找不到解决办法时。解决办法来自学科之外。”[53]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学科领域面临的问题也日益复杂，而这些问题又多居于学科的交叉地带。随着交叉学科的发展，其在科學领域中的生命力得到了充分的证明[54]，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许多科学前沿问题和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交叉学科的合作研究中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刑法社会学便是在这种交叉学科研究日益盛行的学术环境中产生的，丰富的交叉学科的实践背景催生了刑法社会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犯罪问题日益复杂，仅仅依靠单一的刑法学科不能解决复杂的犯罪问题;另一方面，犯罪是一类重要的社会现象，引入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是刑法发展的内在逻辑，刑法学界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离不开社会学的支持。

其次，法社会学的成功经验为刑法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指导。法社会学又称法律社会学、社会学法学，是将法律置于社会背景之中，研究法律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相互关系的学科，是由法学与社会学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学术派别。法社会学是一个科际整合、学科交叉的产物[55]。

法社会学诞生于19世纪末期，它主张把法律看作一种社会现象，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以期实现用法律来平衡社会各群体利益的功能与目标。法社会学的出现在为法律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方法论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对法律认识的新的法律哲学。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法社会学最终跃为与新自然法学派、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并列的二战后西方三大主要法学流派[56]，其兴起被视为“20世纪法学领域最伟大的成功之一”[57]。

刑法学是法学的子学科，法社会学的成功经验，无论是其研究对象，还是其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等，都对刑法社会学的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第三，宪法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为刑法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参照。宪法社会学的提法最早出现在日本。自1935年田畑忍教授在《宪法学在法学体系中的地位》的注释中对宪法社会学有所论及以来，日本宪法学界对宪法社会学关注颇多。樋口教授在执笔《体系宪法事典》第三章“宪法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中写道：“宪法社会学一般不限于宪法的狭义社会学，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即以宪法现象这一社会现象为对象的科学。”[58]他在阐述宪法社会学的对象之后， 又谈了作为社会科学宪法学的方法。在欧洲和北美，虽然直接以“宪法社会学”命名的著作很难见到，但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宪法的人并不少。 近几年来，在中国宪法学的学术谱系中，关于宪法社会学的研究已经有了初步的学术自觉。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把宪法社会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板块来探索、建构，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学术论文。例如，郑贤君教授的《宪法的社会学观》[59]，该文从社会学角度论证了宪法结构存在的根据、宪法关系确立的前提、限权政府的存在基础、宪法表现等内容。韩大元教授的《试论宪法社会学的基本框架与方法》[60]，该文分析了宪法社会学在整个宪法学方法论体系中的地位与功能， 提出了宪法社会学的基本框架与方法。潘红祥教授的《论宪法社会学的学科价值、思维方式与研究内容》[42]，该文分析了宪法社会学的学科价值，论证了宪法社会学研究的外部视角、整体思维和动态思维等三大思维方式，设定了宪法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喻中教授的《宪法社会学》[61]，该书共分五章，即导论、政治过程、制度角色、历史变迁和研究方法。

宪法与刑法同为部门法，宪法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学科价值、思维方式等为刑法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参照。

四、刑法社会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理论的发展和突破，往往以思维方式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为先导。思维方式是人们看待事物的角度和立场;研究方法则是人们通过思维活动为了实现特定思维目的所凭借的途径、手段或办法，是思维方式具体而集中的体现。思维方式决定视野，研究方法决定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刑法社会学思维方式

任何一门相对成熟的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交叉学科更是如此。“研究交叉学科要重视思维方式的变革。人类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随着科学技术的每一个重大突破都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因此，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思维方式的变革问题，应该成为研究交叉学科首先注意的一个问题。”[62]

以不同的思维方式去“看”刑法，所“看”到的刑法图景是不一样的。根据刑法与相关学科之间紧密的内在联系， 特别是刑法社会学的研究实践及发展趋势， 可以将刑法社会学的思维方式概括为三点，即关系思维、整体思维与动态思维。

1.关系思维

关系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思维方式。关系思维要求人们从事物与事物的关系去把握事物，理解一个事物时，不是从此事物去理解此事物，而是从与此事物相关的他事物去理解此事物。关系思维应该成为刑法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思维方式。因为刑法也是一种事物，刑法的属性也是相对的、关系性的。不应该仅仅从刑法本身去理解刑法，而是从与刑法相关的各类社会因素中去理解刑法。

国内外相关的刑法社会学研究成果已经涉及关系思维。北京大学储槐植教授是国内较早提出关系思维的学者，在《犯罪在关系中存在和变化》一文中，储教授提出了“关系犯罪观”，即“从关系角度以关系分析方法来研究犯罪”。。从本体论角度看，犯罪在“关系”中存在和变动， 犯罪的原因和本质统一在“关系”;从操纵性层面看，关系犯罪观由犯罪的内部关系和犯罪的外部关系两部分组成。在储槐植教授的关系犯罪观基础上，北京大学白建军教授提出了关系犯罪学观点。在《关系犯罪学》一书中，白教授采用关系分析的理论、方法对犯罪与刑法进行犯罪学分析。

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犯罪社会学研究、刑罚社会学研究方面。犯罪社会学研究之关系思维强调，研究犯罪原因，不能仅仅关注个体或者群体，而应关注所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从关系角度进行的犯罪原因解释要比单纯从个体（或者群体）角度给出的解释更有说服力。例如，社会控制理论认为，社会联系“抑制着我们的动物倾向”[63]，是控制人们不犯罪的一项重要力量，“如果一个人与传统社会的联系中断，其必然会进行违法犯罪”[64]。逐级年龄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认为，除了孩童时期的倾向外，成年时期的家庭、就业等非正式社会关系可以解释在人生不同阶段的犯罪性的变化[65]。社会交往理论认为，犯罪行为是在与亲密人群的交流互动过程中学会的[66]。

刑罚社会学角度之关系思维强调从关系角度解读刑罚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刑罚演进的两个规律》等著作从刑罚与道德的关系入手，认为“刑罚最重要的是一个道德过程”[31]122，也即通过惩罚犯罪人来恢复和强化集体意识， 刑罚的首要功能并不在于惩罚， 而在于重申道德秩序， 从而恢复共同体中的人们对法律的信心[37]10。马克思主义刑罚学者从生产方式与刑罚之间关系出发，强调刑罚的历史特定性。例如，在德国刑罚学者鲁舍和科希海姆合著的《刑罚与社会结构》一书中，以更加简明扼要地方式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对生产方式与刑罚之间关系的看法， 即“每个生产系统都会找到符合其生产关系的刑罚”[67]。美国刑罚学家加兰德在《控制的文化》一书中，从刑罚与文化的关系角度，分析文化对刑罚的作用以及刑罚对文化的影响[35]。

在吸收現有的关系思维研究成果基础上，笔者认为，刑法社会学之关系思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关系纬度。纵向看，要研究不同刑事法学科之间的联系，即犯罪学、刑事政策学与刑法学相互之间的联系。横向看，一是要研究犯罪生成过程中的各类关系，如犯罪与社会结构、犯罪与社会过程，等等;二是研究刑事政策运行过程中的各类关系，如刑事政策变迁与社会资本，刑事政策模式与公众参与，等等;三是研究刑法规范之形成与适用过程中的各类关系，如道德恐慌与过剩犯罪化，社会结构因素对定罪量刑的影响，等等。

2.整体思维

整体思维是社会学与生俱来的一种思维方式。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创立社会学的初衷，就是不满当时学科形而上学色彩太浓的做法，提出要以实证主义方法，从整体角度研究社会的秩序和进步，认为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整体的科学[68]。刑法社会学研究应该采用整体思维方式。整体思维意味着把刑事法学科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一个系统，即使是只研究这个整体的某个分支学科，也要把它放在整体之中去对待，进而考察它在整体中的地位和功能，而不是学科之间各自为政，“老死不相往来”。

国内外刑法理论研究已经反映了刑法社会学研究的整体思维方式。在国外，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所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出版，从内容上看，该书囊括了当今看来分属于犯罪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政策学等诸多学科。此书奠定了贝卡利亚的刑事古典学派的鼻祖地位[69]。在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提出了“整体刑法学”的理念，这一理念的框架是：犯罪—刑事政策—刑法。即依据犯罪态势形成一定的刑事政策，刑事政策又引导刑法的制定与实施，这样的刑法才能有效惩治犯罪。为了更好地研究整体刑法，李斯特于1881年创办了《整体刑法学杂志》。德国另一位刑法学家耶赛克则提出“同一个屋檐下的刑法学与犯罪学”，并成立了致力于整体刑法学研究的马普刑法所。马普刑法所内设刑法学和犯罪学两个研究部门，刑法学以比较法上的规范方法分析刑法理论、解决刑法问题，而犯罪学以社会学上的实证方法研究犯罪的形式、原因及其控制。这两个部门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但是能够取长补短，形成协同效应[70]。

在国内，储槐植教授所提出的刑事一体化观点是刑法社会学研究整体思维方式的代表。

刑事一体化的内涵则是刑法和刑法运行内外协调。所谓内部协调主要指刑法结构合理， 外部协调实质为刑法运作机制顺畅。 刘仁文教授则提出了立体刑法学观点，认为刑法学研究要瞻前望后，左看右盼，上下兼顾，内外结合。李晓明教授甚至提出了刑事法律与科学研究一体化，除了涵括传统的刑事法律学科之外，把刑事技术学科、保安学等都纳入其中[71]。

在参照国内外理论研究基础上，笔者认为，强调刑法社会学的整体思维方式，整合相关刑事法学科，并不是无条件的。刑法社会学之整体思维方式之运用应该遵循两大原则：一是限度性原则;二是相关性原则。所谓限度性原则，指的是纳入刑法社会学整体研究范围的诸学科是有限制的，范围不能定得太宽，也不能太窄。那么，哪些刑事法学科可以纳入刑法社会学整体研究范围呢？这就要考虑相关性原则。这里的相关性有两重含义：其一，纳入刑法社会学整体研究范围的学科必须与刑法有直接的关联，据此，可以把治安管理处罚法、宪法、行政法、民法学、保安学等排除在外;其二，考虑学科分类的逻辑性。由于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一直存在争议，有狭义说、广义说、最广义说等多种观点，考虑到理论界现有的研究习惯，笔者认为，应该把刑罚学、刑事诉讼法学、监狱学等纳入刑事政策学范畴。基于此，应该纳入刑法社会学整体性研究范围的是犯罪学、刑事政策学和刑法学。

3.动态思维

孔德按物理学的分类方法，把社会学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社会静力学的基本任务就是从静态的角度对社会有机体进行解剖式的分析;社会动力学是从动态的角度，也即社会变迁的连续阶段和相互关系的过程来探讨人类社会的进化方向、发展速度和社会进步的规律[72]。社会动力学推行的便是一种动态思维方法，其把人们对事物静态的结构要素分析，转变成为一种更接近于事物真实存在的动态过程分析。

动态思维方法对刑法社会学的研究意义重大。虽然对刑法作静态分析是必要的，没有对刑法的静态分析，犯罪生成、刑事政策、犯罪构成等概念都会变得难以捉摸，但刑法的动态分析则是更真实、更重要的分析，因为无论是犯罪生成、刑事政策运行，还是刑法规范之形成与适用，都在动态地发展着，只有如实地反映才能解释它的内涵和规律。

刑法社会学研究的动态思维已经体现在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之中，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刑法社会学的学科构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国外，刑法社会学研究的动态思维全面体现在犯罪社会学、刑罚社会学及刑法学的研究之中。美国犯罪学家桑普森和劳布在《犯罪之形成—人生道路及其转折点》一书[73]中提出并论证了“逐级年龄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该理论从生命进程角度分析犯罪原因。美国刑罚学家加兰德在《刑罚与福利：刑罚策略史》一书中，批判性地分析了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刑罚到现代刑罚的历史变迁，认为刑罚福利主义的出现是文化态度和社会变迁的结果[33]。在《控制的文化》一书中，加兰德更是发展出了一个刑罚的“现在史”，认为20世纪后30年的文化变迁逐渐抛弃了20世纪绝大部分时期中形塑的犯罪控制与刑事司法的假定，即晚近以来日常生活方面的变迁产生了一种新的、集体对犯罪的体验以及一种“控制的文化”， 它体现在政府和政府角色的行为之中[35]。美国法社会学家布莱克在《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一书中，提出了案件社会学概念，围绕这一概念，分析了案件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功能和方法。布莱克认为，刑事司法过程受社会结构因素影响，司法的社会结构因为社会关系中的变量差异而有所不同。这些变量影响案件的处理结果[74]。

在国内，刑法社会学研究的动态思维方式已显现。翟中东教授在《犯罪控制：动态平衡论的见解》一书中，提出了犯罪控制的动态平衡主张，论述了犯罪控制应当是根据引发行为人犯罪的原因建构抗制性的措施，寻求引发行为人犯罪的原因建构抗制对策之间的对抗平衡关系[75]。张心向教授在《在规范与事实之间——社会学视域下刑法运作实践研究》一书中提出了刑法的“动态流向性”特点。

借鉴理论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刑法社会学之动态思维方式，意味着既要从生命历程角度研究犯罪之形成，也要从运行角度研究刑事政策运行之机制，还要从过程角度研究刑法规范之形成与适用与社会结构因素之关系。

总之，关系思维、整体思维和动态思维等三种思维方式极大地打开了刑法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关系思维是一种内部视角的扩展，强调从各种社会因素角度去理解刑法;整体思维是一种外部视角的扩展，把传统的刑法解释学与犯罪学、刑事政策学之间的隔阂打通;动态思维是一种时间视角的扩展，把静态的刑法学研究推向动态化。

（二）刑法社会学研究方法

刑法社会学借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并不是对立的，各种社会学理论本质上都是方法论上的方法。不过，随着社会学的发展和知识的分化，社会学逐步分化出了它独有的研究方法，如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存在多种层次。最高层次既是方法也是理论;在第二层次的研究方法中定性研究与理论关系密切;第三层次及以下的现代社会学中的研究手段或具体的研究方法才与理论形成明显的边界[76]。

在社会学研究方法基础上，法社会理论界一般认为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论模型，在方法论体系中居于最高层次;第二个层次是基本的社会实证研究方法，它可以为研究工作提供各种观察角度;第三个层次是技术性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个案法、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等[77]。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刑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详言之，刑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分为三个层次：

1.方法论

方法论，即研究过程的哲学，是最高层次的刑法社会学研究方法，其关涉刑法社会学研究的整个过程，影响着研究者的视野、选题和用来解释资料、得出结论的标准。可以用作刑法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主要是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系统论和冲突论等，其中，首选的是功能主义。

作为社会学中的一个流派，功能主义的共同特点是：社会与一个生物有机体一样，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一个系统;各个部分都是整体的一个部分，并为系统的存在和需要发挥自己的功能;系统各部分之间不可能独立地发生变化[78]。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功能主义必然认为社会系统是一个先在的独立于个体的客观实在，社会中所发生的任何变化，都可以并必须从系统或社会自身中找原因。功能主义方法论在法社会学中的运用主要以庞德及其门生斯通等为代表。法社会学功能主义方法论认为：法是一个从属的社会现象;它不只是构成的社会标准，而且其本身就是从社会环境中派生出来的。法的每个要素都对法律体系的稳定和变化发生作用[79]。

结合社会学、法社会学对功能主义的理解，从刑法社会学角度看，刑法就是进行犯罪治理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是达到社会和谐的结构性要素。刑法存在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它的功能：通过规范作用对人们行为的调整和社会秩序的构建。问题在于，如何来保证实现这一刑法目标和科学认识刑法效果？

反观当下中国犯罪问题，在刑事法律制度层面的原因上，犯罪治理效果不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与以刑法为核心的制度运行有关;在社会结构的背景上，所有犯罪问题不能游离于中国正经历着社会转型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阶段。按照功能主义的指引，从刑法的角度看，当前中国犯罪问题某种意义上就在于对促使犯罪生成的社会现实因素把握不够，刑事政策指导出现偏差，刑法在现实社会实际运行中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功能。

刑法基于规范和社会作用的“工具性”作用为什么没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如何通过刑法社会学的研究来正确理解、分析和把握当前中国犯罪治理过程中的刑法运行？自觉接受功能主義的指导，是当前刑法社会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首要选择。依照功能主义方法论，在我国当前犯罪治理过程中，立足当前犯罪问题的刑法社会学研究是要围绕刑法运行实效的逻辑起点，通过分析犯罪的生成过程中的社会因素，促进理性看待犯罪的正负功能;通过探索刑事政策运行机制，促进刑事政策科学性和正当性，实现其对刑法规范之形成与适用的指导功能;通过揭示刑法规范之形成与适用过程，正当化国家权力，确立刑法的正义形象及权威性而达到其意识形态功能。惟有此，刑法社会学才能更好地服务当前中国社会，实现最佳治理犯罪效果。

2.基本方法

基本方法是对刑法进行社会学研究时从某个角度分析犯罪的生成原因、探索刑事政策运行机制、揭示刑法规范之形成与适用过程时所借鉴的某种具体的、碎片化的社会学理论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学发展进入理论综合和后现代双重发展的时期，建立一个大一统的诸如功能主义等方法论的理论几乎不可能，新理论大多是碎片化的理論。，主要有诸如解释犯罪生成的社会学理论如社会结构理论、社会过程理论及社会冲突理论等;解释刑事政策运行机制的社会资本、公众参与、刑罚福利主义理论等;解释刑法规范之形成与适用过程的道德恐慌、案件社会学、社会认同理论等。

3. 具体方法或技术性方法

主要是指刑法社会学具体处理经验事实的各种实证方法。大体上可以分为统计方法、文献方法和社会调查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具体方法是社会调查方法。

五、进一步思考：坚守学科立场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对构建刑法社会学意义重大。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借用大量来自于社会学的术语外壳，一旦没有赋予其刑法社会学上的独特涵义，就可能使刑法社会学付出自我泛化的代价，面临“专业槽”消解的危险，就可能失去学科的独立性，降低刑法社会学知识的科学价值，甚至会导致刑法社会学的学科解构。近些年来，在刑法学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意识到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对刑法理论创新的潜在影响，开始关注社会学领域所翻译的或原版的西方理论，不但热衷于在文章中频繁使用这些新理论、新概念，更是动辄以这些理论中的某些论点或主张来指责当代中国的刑法学研究、非难刑事司法实践做法，并以此为据设计出治理犯罪问题的各式各样的对策，更有人以这些学科的逻辑为基准，贴上刑法社会学的标签，构筑言之无物的“玄学”。其结果就是只见别的学科，而不见刑法学的影子。如此一来，不仅使研究者自己陷入交叉学科研究方法论的误区，更对刑法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有损无益。

因此，如何在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吸纳和运用的同时，坚守刑法社会学的学科立场，走出简单的“理论移植”和“方法套用”等误区，避免一些曲解和滥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做法也是在构建刑法社会学基本理论时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坚持刑法社会学的学科属性。刑法社会学属于刑法学的子学科，其研究必须围绕着是否有利于刑法目的的实现而展开。详言之，刑法社会学以实现当今中国最佳刑法效果，也即治理犯罪效果为己任，以犯罪生成过程中的社会因素、刑事政策运行机制及刑法规范之形成与适用规律为研究对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因此，在利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刑法社会学的学科属性，所研究的犯罪生成、刑事政策运行及刑法规范之形成与适用问题既要反映时代特征，关注当今犯罪现状和趋势，又要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也即置于中国的社会背景之中解决中国的犯罪问题。

第二，合理选择社会学理论和方法。面对众多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刑法社会学研究该依据怎样的标准进行选择？刑法社会学学科存在的价值在于它对犯罪生成、刑事政策运行及刑法规范之形成与适用具有自己独特的洞察力和解释力。因此，所选择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必须具有此方面的能力，此即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选择标准。如何检测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洞察力和解释力呢？首先，必须深刻理解社会学相关理论和方法，把握其发展历史，区分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各自提出的时代背景，认识其局限性。其次，引入相关理论和方法还要实现创造性转化，最终为丰富刑法社会学的学科知识服务。刑法社会学研究，不仅是一个引进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过程，更是一个根据刑法社会学特点，对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加工、改造，为刑法社会学所用的过程。如果简单地把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照搬照套到刑法社会学研究中，不仅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而且会使刑法社会学陷入僵化的境地。再次，引入相关理论与方法必须始终坚守刑法社会学的学科立场，针对犯罪生成、刑事政策运行及刑法规范之形成与适用等问题，选择最合适、最有效的概念、范畴、命题、价值系统，并对它们重新组织、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体系，发展属于刑法社会学的知识体系。

第三，处理交叉学科研究的适切性问题。必须考虑被选择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与刑法社会学是否相容。由于理论之间往往存在不可通约性“不可通约性”观点是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来的，在为该书写的后记中以专节出现题名“范例、不可通约性与革命”，其文一开头就讲到他要澄清该书的一个重要基础，即不可通约性及其在科学家关于理论选择的辩论中的重要性的评论。参见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8页）。，社会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与刑法社会学可能不相容。究其因，主要在于双方的理论假设、逻辑思维、核心范畴等不一致。如果把两种不相容的理论硬结合在一起，肯定会出现“排斥反应”，不可能形成一种科学的理论。因此，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解决刑法问题时，必须要注意他们与刑法社会学所研究对象的适切性。从中国当前犯罪生成、刑事政策运行与刑法规范之形成与适用的实际问题出发，把握刑法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特征，选择适当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是坚守刑法社会学学科立场，进行创造性研究的前提。交叉学科研究的适切性，首先表现为对问题的选择。刑法社会学研究应以对犯罪生成、刑事政策运行与刑法规范之形成与适用中存在的问题的发现、回应为起点，激发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并为随之发现或产生的问题提供与该问题相对应的解决途径。其次表现为对话语形态的选择。理论产生于问题，对问题的表述应以概念框架为基础，选择最适于刑法社会学话语形态的陈述方式进行阐释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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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蒲应秋）

作者：汪明亮

第三篇：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反思

摘 要:自社会学创立之初,中国也随后积极地加入了社会学的学科研究行列中,并在当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由于新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曲折性,国内的社会学研究始终与世界的主流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国内三代社会学家努力提倡的“社会学本土化”愿望中,社会学真正的本土化标志应该在于理论的本土化。但目前中国的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历史发展的境遇和学科理论发展的逻辑中寻找突破口,应是新时期我们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反思新路径。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本土化;路径;历史境遇;人性和社会情境

“社会学”一词自1838年孔德提出,迄今已经形成了普遍性共识的学科。社会学发源于欧洲,在知识的传承与学术积累的背后,欧洲的社会学理论仍具创新力和世界引导力,欧洲的学者仍然引领着世界社会学开创初的理论情怀。但在这股思潮对社会存有较大影响力的背后,仍有一些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揣摩的问题。

自社会学创立之初,中国也随后积极地成为世界社会学的一极。在很大的程度上,学科的发展是与当时中国国情相匹配的。如果将严复1895年在天津《直报》发表的著名论文《原强》等文章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开端,那么有些学者认为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历史形态:国外社会学理论引进、吸收、消化过程和综合、转换、创新过程[1]。在这两个形态的发展历程中,“社会学本土化”的倡导已经历经了三代学者们的努力和耕耘,它的概念也历经了“中国化”、“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2]三种形态的发展,但目前学界比较统一的用法还是较偏向于“本土化”。本土化其实是指吸收内、外的合理思想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3]。那么中国社会学自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的“社会学中国化”运动是否取得了相应的成就呢?其实,中国目前取得的各方面显著性成果明确地告诉我们:中国社会学已经在走本土化的路径,社会学真正的本土化标志应在于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目前中国的学术界发展出了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理论雏形,这些成果在不同层面上有效、合理地解答了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以及学科发展的知识延续问题,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理论共识。但将中国的社会学与起步和发展差不多的美国社会学进行对比的话,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路径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去重新思考或再反思的东西。

一、社会学理论本土化发展的历史境遇对照

在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历史境遇上,如果我们抛开意识形态之间差别的话,20世纪初的美国社會学理论和中国社会学理论基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两国都属于学科的后发展型国家。随着以后的学科实践发展,中国和美国各自都拥有自己的本土化理论路径,并且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境遇阶段。在此,我们可以采取“差序时间划分”,将社会学理论本土化各自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中期和后期(如下表所示)。

在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初期,中国是从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的著名论文《原强》等文章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开端,结束于新中国社会学学科制度的取消;中期始于1979年后的恢复重建到2009年前社会学理论的反思;后期以2009年后的社会学理论本土化反思角逐期为起始标志。相应地,美国社会学理论本土化初期则是从萨姆纳1876年在耶鲁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始[4],结束于1937年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抬头;中期阶段开始于“帕森斯时代”和“反帕森斯时代”,结束于1980年的综合理论潮流;后期以1980年的社会学理论重返欧洲、美国进入社会学理论角逐期的事实为起始标志。

进行这样的划分就是为了更好地将中国的社会学理论路径与美国的社会学理论路径进行对照,明晰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趋向。在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初期,中国和美国拥有一些理论本土化的共性:(1)双方都没有自身的学科理论传统,依靠的是外部社会学理论思想的引介;(2)双方都将社会学理论看做是一门描述和解释社会问题的新视角知识,美国将它视为“自由竞争的新美国最有力的理论基础”,而中国则将它看成是“变革图强”的精神向导;(3)双方都倡导将社会学理论进行本土化。双方虽然有某种共性,但由于各自的人性和社会情境差异,在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初期出现了第一个质的分歧,那就是中国走的是相对的广义社会学理论本土化路径,而美国走的是相对的狭义社会学理论本土化路径。双方初期的“相对”主要针对的是各自都没有脱离世界其他社会学理论范围层次的借鉴、吸收和运用。美国社会学理论相对狭义的本土化时期,指的是美国更多地将焦点放在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变速期的内在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上,注重经验性的研究。这种狭义的本土化被限制在一些更新过快的社会现象或社会潮流中,而并没有将自身的理论发展置放在世界的范围内去重塑自身的特色。而中国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学者内心不仅承负着对社会现象的关怀,还受着国外的资金资助压力,这种本土化路径更多的是在内外双重情境的压力下进行的[5]。中国的社会学前辈们在这种社会学的发展之初走的是与美国社会学初期完全相反的路线:积极遵循世界社会学的发展主潮流,以关注普世性的人性和社会情境为核心。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的构建,如陈达的生存竞争与成绩竞争理论、吴景超的都市发展理论和孙本文的社会学学科体系理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等”[6]。

在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中期,中国和美国更多的是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与中国社会学内在中断的压力作用相关。双方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1)美国的社会学理论本土化一直保持着时间上的延续性,而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发展道路被迫中止了将近30年;(2)美国的社会学理论由于“二战”的环境引致,注入了更多的世界性社会学思想传统,形成了思想上的大融汇,而中国的社会学由于重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关注国外的理论发展和社会现实的再挖掘;(3)美国的社会学理论形成了多样性的本土化理论,能够进行学术上的对话,而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只不过相应地出现了些理论雏形,发展还不平衡[7]。由于各自的人性和社会情境差异,双方在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中期出现了第二个质的分歧:美国走的是相对的广义社会学理论本土化路径,而中国走的是相对的狭义社会学理论本土化路径。其中的相对仍然指的是双方没有脱离世界社会学大背景的联系。

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们认识到自身本土化的局限性,于是将理论的目光转向欧洲(主要是英、法、德)的思想家们。美国学者在先前经验研究积累的理论基础上,综合国外学者带来的思想,构建出了颇有影响力的理论,如结构功能论、冲突论等,然后在理论的指导性基础上解释社会问题,推展理论,从而形成了美国的社会学理论独霸地位。而中国初期的相对广义社会学理论本土化路径被学科的取消中断,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与世界潮流脱节,导致重建后的人性和社会情境的问题需要投入前期的基础工作去积累,许多基础工作需要去完成,社会学理论思想需要及时地补课,从而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反思与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被迫进入了相对狭义的本土化路径。但在这一阶段,经过学者们的努力,建立在人性和社会共同的情境范畴内,还是取得了比较有影响力的社会学理论雏形,如郑杭生等的社会运行论,孙立平等的断裂中的社会实践论,刘少杰等的感性选择论,谢立中等的话语分析建构论[8]。

在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反思角逐期,美国已经丧失了其在世界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地位,社会学理论的霸主地位却不再重现。整个理论界的发展趋势更多地趋向于“多元角逐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双方已经在原有的经验基础上形成了某种默契: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核心必须建立在人性和社会共同的情境中,路径选择必须是广义的社会学理论本土化。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的社会学理论经过反思后出现了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多元综合的理论成果,如新功能主义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等。而中国在新时期的发展道路上,也拥有了“自身反思角逐”的理论基础。除了在社会学理论的路径选择上走相对的广义本土化路径外,还需对自身的思想根基进行透彻的了解并更大地向外拓展,解决人性和社会情境共同面对的问题,这样,方能在世界社会学理论中角逐。

二、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自身逻辑反思

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其实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是建立在人性和社会情境共同面对的问题上而发展起来的。不论是先前的古典理论还是当今的后现代社会理论,都可以围绕着这一核心而串联起来。在古典社会学理论时期,虽然孔德建立社会学的意图是为了更好地与其他学科称呼区别开来,但其实他最终的意图就是为了针对当时的法国社会现实而预设和规划一门新的学科。在这规划的背后,社会学的理论追求由最初的面对现实,演化成普世的知识体系并最终寻求一种人性的信仰解脱。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地在社会学领域内著书立说,但他却被后世的学者一致公认为古典社会学的三大家之一。他的社会学理论也是基于整个人类生活发展的规律上发展起来的体系。针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现状,马克思提出了有影响力的剩余价值说、异化理论以及人类最终的超脱途径,那就是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替、解放个性和追求属于人类的实质自由。涂尔干面对当时动乱的法国社会,发扬了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他追求以实证的思想去揭示和解释社会发展所引起的断裂危机,最终经诊断得出的治疗方案是:社会学理论不得不面对人类道德意识整合的有机团结[9]。尽管涂尔干的理论比较偏向于法国的个性社会特征,我们也不去考问其治疗方案的有效性问题,但有一点那是不得不公认的:人性和社会情境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危机的解决方案也必然是建立在社会和人性的发展基础上的。后来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失范理论”至今还在保持着活力,这也与它在某种程度上求助于人类共性转型危机整合的有效性有关。在对“资本主义的起源以及为何在西方兴起”的命题解释上,韦伯实际上也是在人性的变化和社会情境变迁范畴内寻找答案。那就是西方世界具备一种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新教伦理道德,它能在行动者的目的、价值和信仰上起着激励作用,这也是其他宗教和地区不具备的内在精神气质和驱动力。虽然这种解释在面对当今的社会情境时,具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但这种解释还是反映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某种时代人性特质。随后的桑巴特,在颠倒了马克思“生产决定消费”的经济命题后,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兴起的動因应与整个人类的消费需求相关,也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并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定的效应。

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也可以参照人性和社会情境的解释支点而以相应的理论反思阐释脉络。现代社会学理论肇始于帕森斯。他以及随后的理论团体创造并倡导的结构功能论的主要理论旨趣在于:在人类社会情境发展的层面上寻找出一条可以合理地贯穿社会发展的主导理念,即偏重于整个系统中结构功能整合的均衡状态。亚历山大及随后的理论家在吸收结构功能论的基础上,界定了新功能论的主要研究范畴——行动、文化和市民社会,开创了功能论之后那种结构控制着行动者,而反过来行动者同时又建构结构的观念[10]。他们都围绕着结构与行动者的互动关系进行理论分析,也仍然无法摆脱人性和社会的交错影响。而冲突论却站在结构功能论的均衡理念对立面上,重视研究社会的冲突如何影响人性和社会情境的变迁与更新。无论“冲突”的立场是从经济、权威、资源还是其他交互关系或独特的视角出发,它们仍可以归结为将冲突的形态更好地运用到社会情境和人性发展的轨迹中来,后来的柯林斯微观权力冲突也很好地印证了这一观点。在微观层面,戈夫曼则从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意识性与内在人格本性上,拓展了符号互动论的关于“一般化”他人的角色意涵。而且他在更深层次上模仿和形塑了行动者的背后动机与真实的自我,揭开了日常生活交往主体的“人性虚伪面具”。这也为后来的“网络虚拟中的自我阐释”提供了理论视角,给网络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渊源。常人方法学虽然也偏重于行动者的微观互动层面,但其理论奠立的根基还是日常行动者语言交流过程中的“故意人为扭曲”所带来的人为互动结果。这种理论的核心,其实并不是注重于日常规则中行动者行为的普遍性反应,而是侧重于“行动者行为在社会情境中的偶然非常规性结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微观层次上关于行动者的行动偶然性结果的研究,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人性的非常规性研究。现象学在日常行动者所处的微观层面上的研究比一般的微观理论范式研究具有较大的普适性。现象学主张日常生活是由一组组现实的现象构成,它们背后也蕴藏着不同层次上的意义。在这些意义的串联中,现象学理论解释了行动者在日常的社会情境中互为主际性交流和沟通的意义,建构了行动者所生活的世界。因此,不管现代社会学的理论在多大层面上对人性和社会情境进行了理论建构,这些建立在人性和社会情境上的理论核心仍然没有改变,有些合理性的思想和方法策略仍值得借鉴。

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后现代的理论家,他们相信现在的社会情境与先前的社会和文化有种决定性的断裂,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已经破晓[11]。后现代社会理论构成了我们构建社会学理论新的思想源泉。在这些后现代理论的取向中,它们更多地偏向于一种叙事性单元研究。研究的范式是建立在颠覆传统社会学理论的二元对立和区分的方法论基础之上的。在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传统中,以实证主义为研究取向和以人文主义为研究取向的价值支配信念,都无法对社会情境中的庞杂现象进行解释,并且在现实与理论的距离上出现差距。因此,后现代的理论家再也不局限于“人性和社会解释标准”的范围内,而是参照人性和社会的解释的模式,更加细化地去描述和挖掘生活中的世界。将社会学理论的构造风格日益转向于一种从未有的“修辞”的风格:或叙事、或隐喻、或反诘、或夸张等[12]。这些构造理论手段的运用,可以让社会学理论成为对人性和社会情境提供一种全新思维模式的合理解释。在对传统的社会学理论建构语言和规则进行颠覆的过程中,后现代理论的细微化选点,也仍然脱离不开人性所处的思维认知历程以及社会情境变迁内化的影响。

三、社会学理论本土化发展后的趋向

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发展,并不是简简单单地在“本土化”的范畴内徘徊,它还必须拥有自身的发展方向和途径。如果在社会学的发展趋向上,我们仅仅停留在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当前危机和缺陷,而不进一步探讨社会学中国化的途径,那么整个学科就可能走向清谈道路。批判必须引导出建设性的步骤,才能使这一学科生根、壮大。我们目前最需要的是如何接受这个挑战,对社会学中国化提出具体的方向和议程”[13]。在某种程度上,“人性和社会情境”间接或直接地构成了社会学理论家思考的核心。在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将“人性和社会情境”作为构建理论的核心,有这几方面的含意:首先,它可以为构建社会学理论本土化提供平台基础。社会学的本土化策略绝不应该是“西方原理+中国实例=中国化研究”[14],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可以从人性的基本意义和价值以及时代变迁情境中汲取营养。其次,它可以为社会学理论的拓展明确努力的方向。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还需从“人性和社会情境”的正反视角来综合完善理论思考的空间。再次,它可以为检验理论生命力提供判定性标准。当今的社会学理论是多元争荣的局面,每种理论的预设基础、方法论核心以及理论逻辑都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是否能够经受得住绵延的时间检验,还需以“人性和社会情境”的核心来评判。因此,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未来发展趋向需以此为基础进行展开。

趋向于共同属性的人性建构。中国曾是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先前的思想家对人性的共同属性也有过精辟的论述,中国思想界的历史还曾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现象。孔子和孟子的仁、老子的无为、墨子的小资产思想、孙子的兵家思想、韩非子的法治礼道等无一不是对中国的现实写照。文明中的“心、神、性、我”等这些思想,在现如今的社会生活世界里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仍能折射出当今时代背景下的人性和社会的治理之道[15]。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如果忽略这些共性文化知识的积累作用,而去建构自身的本土化理论,不可避免地会走一些弯路,甚至忽视一些重要的理论构思源泉。林南也为社会学的中国化下一步呼吁,他建议从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和民族性中建立理论,并且认为这才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主要动机和理论方向[13]。20世纪末期,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理论经由翟学伟的进一步扩充,发展到以“平衡性”统筹的中国人际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理论,在社会心理学理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也为趋向于共同属性的人性建构奠定了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基础。

趋向于人类生活的社会共同情境而建构。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不再将研究的领域局限在某一地区性情境,而是建立在人类生活的共同根基之上。在建构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的过程中,社会学注定要突破传统的人类共同情境,破除原先狭义的共同情境研究单位(如家庭、组织、社区等)。以社会学理论对家庭的研究为例: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传统的家庭结构开始瓦解、家庭意识淡化,这是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而中国的家庭结构近年却出现了更富有弹性化的现象。在中国的北方,家庭成员更愿意将远房的表系亲戚拉入到近房的直系成员结构中,直接去掉了以往称呼中的“表”字,相互以更为熟识的“哥、姐”等亲近性称呼相称。这种现象也可能普遍性地出现在家庭成员结构较少的国家中。因此,在建构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的同时,研究的单位再也不能仅仅局限在我们中国,只有以中国为核心,突破社会的单方面地理区域限制,有效地将社会的时空维度整合起来,才能取得理论性解释的突破。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风险理论以及依附理论无疑就是很好的例证。它们都是在突破特殊的共同情境约束而发展起来的具有影响力的世界理论。因此,中国在建构自身的社会学本土化理论时,必须在意识层次上以人类生活的情境为核心辐射全球的社会。

趋向于本土化的综合进程,进行理论的借鉴、综合与汲取。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毕竟起步较晚。在这种后发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进行自己的理论本土化呢?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固然要在中国自身的共识思想上汲取灵感,但同时还必须对最新的理论前沿进行了解和借鉴。任何理论的成熟决不是建立在理论构造者的凭空思维想象中,而是建立在人类遗留的思想宝库基础之上的。即它是建立在传统的思想基础上,针对现时期的新社会特质进行的一种补充或再整合。现今的社会学已不再是某一思想独占的社会学,西方的理论发展路径已经证实了这点。因此,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在发展的同时,必须面对迅速变迁的社会现实,只有对先前人类社会具有活力的理论以及如今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进行借鉴、综合与汲取,才能更有效地建构出自身的具有共识性的本土化理论。

趋向于理论思维的想象空间,以现实为依托,进行社会学理论思维的辩证、多向度和批判的深度挖掘。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指出:当今社会学的发展困境也与想象力的枯竭有关。在建构中国自身的社会学理论时,不仅要有一定的理论特色,而且还需要社会学家的想象力。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建构只有建立在想象力的基础上,对社会现象进行认识和合理的“乌托邦想象”,才能创造出具有革新面目的、与社会事实相依的理论。当然,社会学的想象力并不是一种凭空的思维资本,它也需要一定的理论素养根基。社会学家在培养自身想象力的同时,仍然需要以社会以及社会学的传统思想为前提,以现实的人性和社会共同情境为依托。在注重想象力的同时,我们仍然希望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拥有多元的思想主张。拉卡托斯主张科学史应一直是一部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或者也可以说是范式的历史,而不应变成一连串的常规科学时期。理论竞争越早,对进步越有利,理论的多元化优于理论一元化[14]。因此,思维想象空间的挖掘也需要外在多元交汇的理论背景。只有在这种氛围内,社会学理论本土化才能便捷地寻找到理论的边缘地带和社会的最新发展动向,建构出新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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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吕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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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玉珍 姜利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