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理论论文

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在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紧紧围绕着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历史课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一篇：社会主义理论论文

《资本论》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摘 要: 2008年,由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利用马克思关于货币金融理论的观点阐述了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描述了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的分析,讨论了信用制度充分发展和虚拟经济膨胀的影响,揭示了马克思货币金融理论在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次贷危机;金融危机;马克思货币金融理论;信用制度;虚拟经济

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正席卷美国、欧盟等世界主要国家的金融市场,对全球金融市场以及世界经济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次危机的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已促使人们思考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内部存在的问题,甚至面向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寻求解决方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杰出代表马克思在其经典巨著《资本论》中不仅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还分析了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产生。

短期来看,此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是美国刺激经济的超宽松环境、以房产作抵押的贷款政策以及次级贷款资产的证券化。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金融危机的产生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以及信用制度的发展和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所引起的。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时,将金融危机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的金融危机是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性循环。它要经过消沉、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停滞等阶段”。狭义的金融危机是指单纯的货币危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写“本文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财政。”这种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来自于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世界金融系统的本质是脆弱的,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中,各国经济、金融互相关联。一方面生产容易发生相对过剩,另-方面金融容易膨胀,而资本运动又极其敏感,这种金融系统超常发展条件下,只要证券市场的资本注入停顿、银行收缩信用、金融投机者或金融机构失败,都会直接触发金融危机。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说:“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这就是促使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三个因素。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使资本积累和集中。资本积累造成了商品生产的普遍过剩和信用的充分发展。马克思认为,当生产过剩存在时,商品和货币的对立会绝对化、公開化,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才成为现实。而信用的充分发展是金融危机产生的第二个条件,也是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信用链条的断裂和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是经济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索。其一,信用制度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繁荣时期,信用制度充分发展,社会再生产的扩大要依靠借贷资本的流动。生产扩大最终要受到消费界限的限制,当商品的实现遇到困难时,资本的回流出现了停滞。 此时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主要靠信用制度联系,如果证券市场资金注入停顿或银行收缩信用等活动导致信用停止,社会再生产过程失常、股市崩盘、商品市场价格动荡等危机就会出现。其二,虚拟经济的膨胀。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在借贷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虚拟资本本身并不具有价值,但是它却可以通过循环运动产生利润。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的价值增长往往不同步,一国财富经过虚拟资本的作用而贬值或增值以后,就会产生经济泡沫。当虚拟资本价格普遍严重背离其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超常规上涨并引发泡沫经济时,这种虚假繁荣一旦崩溃,就会引发经济危机。

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告诉我们,金融危机的产生,是经济系统内部与外部多方位矛盾的集中反映,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全面的、系统化的措施来防止金融危机的生成和扩散。其基本目标是保持商品和货币之间的适应性和相对平衡,防止生产过剩和金融发展过速。具体来说应当加强金融监管,适当限制国际资金流动,规范金融市场的发展,控制信用制度和虚拟经济的过分膨胀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一、二、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人民出版社,1964.

[3]郭眉扬.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及其警示[J].河南社会科学,2008,(3).

[4]刘玉美.浅析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J].科技信息,2007,(26).

[5]尹利永,黄珊珊.金融发展理论和马克思货币资本理论—基于比较的考察[J].甘肃理论学刊.2008,(1).

作者：陈丹琳

第二篇：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

[摘要]在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紧紧围绕着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历史课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等，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正确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关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后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些失误，主要原因是党在指导思想上没有搞清楚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原因是在新的实践中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这是新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有机结合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直接关系到革命和建设的成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要以一定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列宁明确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是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但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倾向，抓不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质。 “文革”结束后，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問题上，又出现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尤其是苏东剧变后，教条化和自由化思想严重干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前者无视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变化，恪守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认为改革开放是否定马克思主义、背离社会主义。后者借口时代和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遭受了挫折，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危机论”和“失败论”，主张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都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指导意义，分别从“左”和右的方面扰乱我国现代化建设。

我们党坚决抵制了各种错误思想，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入手，重新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拨乱反正需要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地位，阐发好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关系。邓小平强调指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他还指出：“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不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区分开来，明确界定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从几个方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并提出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这就科学地解决了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又批判了自由化。改革开放突破了传统理论和观念，引发了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争论。邓小平指出，我们以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并不完全清醒，要解放思想，以新的观点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态度，成为指导我们改革开放的思想武器。在改革开放深化阶段，江泽民和胡锦涛要求全党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结合新的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党中央强调要深入研究和努力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

将马克思主义看作科学的理论体系，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质和实践品格，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自我发展的规律。第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以唯物辩证法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不断变化的历史事实为根据，以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为目标，追求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始终充满生命力。因此，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持应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以科学态度对待它。第二，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由一系列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是行动的指南。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19世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情况，曾提出过一些设想。但20世纪经济落后国家首先建设社会主义，这就要求我们认真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观的基本原理，结合各国实际创造性地加以运用，而不能照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词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党对唯物史观、实践观、发展观、实事求是观点、群众观点等这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越来越深，并创造出了中国的经验。第三，马克思主义有时代性，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使命。江泽民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十九世纪，他们理论工作的着重点，是构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指导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列宁的理论探索，重点是解决俄国革命和革命后的建设问题。毛泽东、小平同志则重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问题。”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也要随着时代、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对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我们也不能照搬照抄，而应紧密结合当今时代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灵活运

用和发展其基本原理和观点。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正如江泽民所说：“用发展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这就是按规律办事，也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的态度。”他结合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精辟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道理所在。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所在。”这就有力论证了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僵化和自由化观点划清了界限。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

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中，中国共产党最注重的是实事求是这个根本立场和观点。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是贯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

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历史上，毛泽东率先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归结为实事求是，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理论飞跃，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探索。邓小平明确将实事求是概括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邓小平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标准，推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在新的条件下，江泽民继续强调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认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是党永葆先进性、创造性的决定性因素。他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认识新事物、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如果没有全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新政策，也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好局面。”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将实事求是作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精髓，是真正掌握了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秘诀。

首先，实事求是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集中体现。江泽民强调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首先要解决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而应该采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这就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纠正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质和中国国情的理论、观念和政策，深入研究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形成新理论。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

其次，实事求是的关键，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所在。邓小平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按照这样的思想路线，我们党逐步深刻认识到，在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搞社会主义，不能从本本出发，也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只能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这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执政党的建设、改革发展稳定等领域取得新认识和新成就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前进的不竭动力。

再次，实事求是内在地要求解放思想，以实践检验和发展理论。邓小平、江泽民反复说，不解放思想，教条主义盛行，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离开实事求是，脱离实际，脱离亿万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就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与时俱进，更加符合实际和时代要求。

综上所述，抓住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就抓住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环节。这是我们党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根本指针。

三、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我们党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的实践，又以新的思想观点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有力回答了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认識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新经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提出的科学概括。

恩格斯早就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为了适应我国改革的需要，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加深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在我国改革发展的深化阶段，国内外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扩大引起了经济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变化，我们党如何继续保持先进性，以科学的理论引领社会进步，面临着一些新课题。江泽民和党中央适时提出以理论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适应这一新的需要，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妙，就在于它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他多次联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论述与时俱进的重要性，阐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邓小平都是理论创新的典范。他还说，如果马克思

主义不与时俱进，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就不会有说服力和生命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就是我们党近年来进行理论创新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生动体现。

“与时俱进”形象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的本质特性和要求。一方面，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是时代、实践的产物，必须随着时代、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才能及时回答现实提出的新课题，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实践的发展无止境，理论的发展也无止境。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发展，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必须不断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由各国实践赋予活力，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邓小平指出：“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马克思主义在与各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中，解决各国的实际问题，也发展自己。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创新的事业，这就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党和国家事业前进的力量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充分证明了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我国的改革开放逐步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形成，都应归功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创新体现了继承和发展的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坚持。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经验。第一，不断改进马克思主义学风，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这就要求我们研究《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生的重大变化，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变化，正确认识这些变化的影响及其向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新课题。第二，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理论创新的源泉在实践，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因此，只有向实践学习，向群众求教，才能发展理论。只有抱着这样的态度，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学深学透，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用好用活。第三，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党中央一贯要求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同志自觉形成了定期学习的制度，将学习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举措，已取得显著成效。

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创新成果，概括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他还强调指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这就高度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经验，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统一，为我们指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为什么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个理论体系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的最新成果。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觀点、原则和方法，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南，决定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具体来说，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内在联系，它们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基本原则、基本内容等方面是统一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渊源、基础和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观点，等等。由于有了这些基本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又充满生机活力。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结合当今时代特征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汲取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现实经验，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有重大发展，使之适应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新时期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等问题都有了新认识，超越了前人，突破了陈规。由于有了这些创新，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新成就。以上两方面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具有生命力、科学性的生动体现。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只要与时代特征和各国实际相结合，就会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贡献，在于它紧紧围绕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初步科学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找到了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邓小平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他还反复强调，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全国人民最大的政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党以发展为目标，以改革为动力，开始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明确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关系到党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国富民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我国改革发展的新情况，突出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和谐的发展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就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是加快建设小康社会的行动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概括了这条道路的主要之点。集中起来说，就是它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有机统一。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其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性质和方向。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其实质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进行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使社会主义富有蓬勃生机，成为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人民生活幸福的先进制度。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共产党成功开创出这条道路，说明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有中国特色、符合人民愿望，就能发展中国，使中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条道路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振兴、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也有重要启示和意义。

因此，我们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下功夫，坚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因循守旧，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具体言论指导发展变化的实践;更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还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下，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开拓新的理论境界。这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和发展的辩证法。

作者：高继文

第三篇：从社会文化理论到语言社会化理论

[摘要]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两个二语习得流派，前者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把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过程。这两种理论流派相辅相成。反映了当下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

[关键词]语言习得;认知过程;社会文化环境;社会学转向

20世纪80年代，基于普遍语法的研究在诸多二语习得理论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学派以研究人类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为其主要目标，试图解释第二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后，二语习得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路径，人们开始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如以Lantolf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和以Watson-Gegeo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化理论(Language SocializationParadigm)。这两种理论模式相辅相成，不仅体现了将语言系统复归于社会系统的认识观，同时也反映出了当下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本文拟从其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等方面对这两个理论模式进行简要评述。

一、理论基础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侧重研究学习者如何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发展语言认知能力，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完全相同。社会文化理论基于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对儿童心理与认知发展的研究，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儿童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因此，在Vygotskv看来，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连接社会语言和心理语言的支架，学习者则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任务中的积极参与者。Vygotsky关于调节、活动、支架和最近发展区等概念的论述形成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antolf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将Vygotsky的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进行了不断的解读，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揭示二语学习者的自我建构过程。

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是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的，后来被Watson-Gegeo等一批学者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根据Schieffelin和Ochs的研究，将语言社会化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其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早期人类学家Sapir和Who等人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论述，即认为儿童在获得语言的同时亦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然而从其心理学基础看，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受到了Vygotsky的学习理论影响，即强调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另外，生态语言学的整体论思想也为语言社会化研究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为此，学界有人主张从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分析和研究语言，把语言的学习和社会文化的适应看作同一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两大新兴流派，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前者的理论来源为认知心理学，后者则主要源于语言人类学的研究;社会文化理论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语言社会化理论则把儿童对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的过程。

二、主要观点

在语言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背景下，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从不同侧面对语言习得现象进行了解释，两者虽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仍不难看出其观点上的差异。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人类独特的高级认知功能需要借助语言这一辅助工具的调节才能得以发展起来。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儿童或不成熟的个体总是离不开父母、老师等他人的指导或调节，所以儿童的语言主要经历了从社会言语、自我中心言语、自我言语到内在言语的发展路径。其中，自我言语是学习者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常见形式，儿童的这种自我话语不是针对外在的谈话伙伴，而是有意或无意的自言自语。儿童常用的自我话语形式包括模仿、重复等，在交互作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作为语言发展从外部转向内部的过渡阶段。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这种自我言语对第二语言习得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随后进行的针对成人二语学习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学习者的自我言语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自我纠正，从而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

除了调节理论和自我言语之外，社会文化理论还阐述了活动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将活动定义为心理发展得以实现的社会实践，包括主体、客体、行动和操作的集合。对语言习得而言，活动的意义在于为学习者提供增进语言规则内化的社会文化背景。目前，活动理论在二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主体性研究、词汇学习、交互活动分析等。

另外，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互动和更高层次的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为揭示二语学习者可能达到的心理表征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发展区指的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时的实际水平和教师指导下解决问题时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Kinginer从技能、支架和元语言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最近发展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就技能习得而言，Kinginer认为，就是在语言课堂中，学习者通过参与各种类型的交际活动，发展其语言使用的技能。而所谓支架就是能在最近发展区内，帮助儿童通过他人调节的方式完成原本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获得新的知识技能的一种辅助物。Kinginer提出了支架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种途径，即RIF(激发一反应一反馈)模式和IRE(激发一反应一评价)模式。Ellis的研究认为，支架对第二语言学习具有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初学者由于语言能力有限，如果缺少教师交互性的反馈，就很难在课堂上获得提高语言技能的机会。

与社会文化理论相似的是，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着眼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但其关注的焦点是学习者如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学习者所参与的社会交互过程密切相关。在儿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许多社会文化信息，如社会习俗和规范、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等都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内化为学习者的知识系统的。因此，在儿童母语习得中，认知能力的建立与儿童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语言习得过程与儿童个体的社会化属于同一过程。由此可见，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必然会制约儿童所接触的语言形式，同时也对儿童如何使用语言产生

影响。由于语言集中反映了文化，语言中蕴含的知识、规范与观念必然对掌握这种语言的个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句法、语义和语篇能力的习得对儿童构建其语言与文化知识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思考，一些学者(Watson-Gegeo和Neilsen，Zuengler和Cole等)指出，语言社会化理论不仅适用于儿童母语习得研究，而且也能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现象。因为语言学习总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直接影响所教语言的具体形式以及语言的表征方式。就课堂学习环境而言，其中蕴含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二语言课堂虽然无法复制外界的真实社会环境，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使语言、学习和认知等概念获得了新的解释。与传统的语言习得观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不再把语言看作单一、孤立、理想化的系统，而是把语言和社会文化行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二语习得研究摆脱了模块化的语言观。

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语言习得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两者均认为，语言与文化的习得以及认知水平的发展均取决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互动，这与过去基于普遍语法的二语习得流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普遍语法为导向的研究剥离了语言的社会属性，着重研究语言内在的原则与参数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体现了人们对语言属性本质的再认识。

三、简要评价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出现的社会学转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与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习得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从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普遍语法学派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据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简称UG)，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数，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认知体系中都有uG知识系统，而UG体现了每个人的心脑语言机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广义规则和原则构成。20世纪80-90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进行，并成为当时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流派。基于语言普遍性的观点，也有学者(如Anderson，Kasper等)主张把二语习得纳入认知科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认为习得一门语言意味着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结构，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解释二语习得现象，社会文化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则仅仅起着辅助l生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认知心理学观点，因此，两者都不否认认知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但与传统的普遍语法学派和认知学派观点明显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的社会交互作用，因此，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文化理论则把语言学习看作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不仅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多维视角，而且也是对语言习得认知过程复杂性的全新解读。

不过，无论是社会文化理论还是语言社会化理论，还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文化理论没有将语言本质作为一个系统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难以回答一些涉及语言本体习得方面的问题。例如，二语初学者在习得英语过去式时，可能会将不规则动词(如go)误用为规则动词形式(goed)，这种不正确的用法显然是学习者错误推论的结果，单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难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也有学者批评说，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i+1”)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在实际研究中确定最近发展区的内涵。针对这一点，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解释说，最近发展区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同活动，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则涉及被动性的接受过程。Lantol也曾辩护说，把最近发展区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完全是一个误解。不过笔者认为，人们对最近发展区概念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都难以准确把握最近发展区的边界，这也使得人们把对Krashen的批评指向了社会文化理论。

作为一个新兴的流派，语言社会化理论也存在概念解释不清的问题。就语言社会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类学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义。其实，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语言社会化概念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从广义上说，语言社会化是一个伴随人们终身的过程，不是仅限于儿童时期。因此，学者们在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二语习得研究时，应该对其涉及的各种关系和因素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就会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导致实证研究的解释力被削弱。其次，二语习得领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性的研究比较薄弱，这一点也得到了语言社会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的承认。另外，从研究方法来说，语言社会化研究不仅需要对学习者的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发现语言认知的细微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认知的影响。而如何将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四、结语

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二语习得作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即从社会情景互动的视角考察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为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教学方面的启示。例如，教师可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对支架概念的论述，在课堂中组织合作学习，开展同伴互评作文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语言社会化的概念引入课堂，通过分析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发现课堂话语所蕴含的认知价值倾向，进而帮助学生更加有效地实现第二语言的社会化。因此，在社会学转向的背景下如何将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课堂实践，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和语言教师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LANTOLFJP,THORNE SL.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the Gebesis of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2]WATSON K A,NEILSEN s.Language Socialization in SLA[M]//DOUGHTY c J，LONG M H The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Blackwell,2003.

[3]VYGOTSKY L s. Mind in society[M].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 Pre%1978.

[4]俞洪亮《口头话语分析与第二语言习得》导读[M]//BOXER D，COHENAD口头话语分析与第二语言习得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5]高一虹，周燕习得社会心理研究：心理学派与社会文化学派[J].外语学刊，2009(1)：123-128.

[6]SCHIEFFELINB,OCHSE Language socialization[J].AnnualReviewofAnthropology,1986(15)：163-169.

[7]BRONERM,TARONEE Is it fun?Language play in fifth gradeSpanishimmersion classroom[J].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2001,85(3)：363-379.

[8]K1NGINERC，Defining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rnent in US foreignlanguage education[J].Applied Linguistics,2002,23(2)：240-261

[9]ELLIS R.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M].Oxford：Oxford Univenity Press,2003.

[10]WATSON—GEGEO K A Mind,language and.epistemology：Towards alanguage socialization paradigm for SLA[C]//Plenary Address presentedat PacSLRF,Honolulu,October,2001.

[11]ZUENGLERJ,COLE K Language soclalizatio and second languagelearning LM]// HINKEL E Handbook of Research m SecondLanguageTeachingandLearning.Mahawah：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5.

[12]CHOMSKYN，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M].Dordrecht：Foils,1981.

[13]ANDERSON J.The Architecture of Cognition[M].Mass：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83.

[14]KASPER G“A”stands for acquisition：a response to Firth and Wagner[J].TheModemLanguageJournM,1997,81(3)：307-312.

[15]李霞，兰英基于社会文化学派理论的第二语言学习观及其述评[J].国外外语教学，2007(2)：54-61.

[16]KRASHEN S.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M].London：Longman,1985.

[17]LANTOLF J P，Thorne s L Sociocuhural theory and second Languagelearning [M].//VANPATTERN B,WILLIAMSJ. Theories in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An Introduction. Mahwah：Lawrence ErlbaumAssociates,2007.

作者：尹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