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行为理论经济结构论文

摘要：体育教师领导行为有它自身的特点。教师的领导对象就是教育对象，教师对学生的领导旨在使其得到各方面的一般发展，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这和其他行业旨在使被领导者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工作任务不同。本文探讨了体育教师领导行为的理论、形成、结构及评价体系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综述了教师领导行为的理论来源、体育教师领导行为的研究现状以及评价的方法和途径。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计划行为理论经济结构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计划行为理论经济结构论文 篇1：

高职院校学生创业倾向的影响因素模型构造

摘 要： 随着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发展，国家已迎来了就业高峰期，就业形势非常严峻。高职学生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技术等级中低的多，高的少，表面上看职校毕业生最近几年的就业率很高，但是实际上稳定率太低。同时，职校毕业生就业质量不高。自主创业在我国是市场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与壮大的产物，现今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活跃的力量与源泉。本文在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基础上，结合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提出影响高职院校学生创业倾向的研究模型与假设。

关键词： 创业倾向 高职教育 自主创业

1.研究背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人口的增长高于经济的增长速度，加之大学扩招，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劳动力过多而就业岗位不足的矛盾会在较长时间内存在。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各种矛盾互相交织，高校毕业生的人数在增加，职校毕业生的人数增加，就业竞争激烈；职校毕业生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技术等级中低的多，高的少，加上他们对自己的期望值过高、攀比心理过重，表面上看职校毕业生最近几年的就业率都能达到95%～98%，但是实际上稳定率太低。同时，就业率注水、非正规就业等问题导致职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呈现隐性滑坡，使就业后失业的毕业生群体加大，隐性的就业矛盾日益尖锐。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当前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既可以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又有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随着一系列促进创业政策的出台，创业服务体系逐步形成。

2.创业倾向理论

最近几年在我国创业教育已成为热门话题，对于创业意向、创业倾向方面的研究有很多，但还未形成系统的研究。为了更好地预测创业意向，在国外的学术界较有影响力的有计划行为理论和创业事件模型及Bird创业意向模型。

（1）计划行为理论是由Icek Ajzen（1988，1991）提出的。Ajzen研究发现，人的行为并不是百分百地出于自愿，而是处在控制之下， 因此，他将TRA予以扩充，增加了一项对自我“行为控制认知”（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的新概念， 从而发展成为新的行为理论研究模式——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在TPB模型中，主要由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产生创业意向，从而导致创业行为。

（2）创业事件模型（Model of the Entrepreneurial Event，SEE）是由Shapero和Sokol在1982年提出的，该模型假设个体的创业意向受需求性认知、可行性认知、行动倾向三个因素影响。“需求性知觉”指的是个体对成立一个公司的前景的吸引程度。“可行性知觉”指的是个体相信自己有能力成立一个公司的程度。“行动倾向”指的是个体采取行动的意向。

（3）Bird创业意向模型。其是Bird（1988）在将理性和直觉思维作为创业意向的维度的基础上，提出个人、社会背景和理性、直觉思维在创业意向形成中的交互作用。个体变量：个人经历（如创业经历）、个性特征（如成就动机）、能力（如先进的思想）和社会背景因素：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二者共同组成创业背景。Boyd和Vozikis（1994）引入“自我效能感”对Bird的模型进行修订。提出理性思维通过态度或观念对意向产生影响，而直觉思维则通过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影响意向。同时，自我效能感调节意向与行为的关系。

3.研究模型的构建

TPB模型主要由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产生创业意向，从而导致创业行为；SEE模型主要有需求性认知、可行性认知、行动倾向三个因素影响；Bird创业意向模型主要涉及个体变量、社会背景因素。本文的研究结合三者的模型研究和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并且结合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把影响高职院校学生创业的因素分为个人特质、创业态度、创业环境三个变量。

（1）个人特质：创业者的人格特征中独立性、合作性、敢为性、克制性、坚韧性、适应性这六种因素对创业活动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由于创业这一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赋予创业能力不同于一般能力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实践性、综合性、创造性，因此本文把个人特质作为直接驱动因素，人格特征与能力特征作为它的次级驱动因素。

（2）创业态度：创业者的创业态度影响着创业倾向，对创业有着清楚的认知并且有良好的社会资源都可以更好地帮助创业者创业。社会资本影响创业者获取创业机会信息和创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而创业者的认知基础和价值判断是创业者对获取的创业机会信息和创业资源的过滤器，影响创业者最终的创业行为。创业认知是指个体对创业的认识与了解，要洞察创业商机，整合已有资源，进行组织和管理，并且明白风险和利润的关系。本文把创业态度作为直接驱动因素，创业认知与社会资本作为它的次级驱动因素。

（3）创业环境：创业环境研究是创业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创业环境是一系列概念的集合体，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本文研究的对象是高职院校的学生，影响他们创业的环境因素从社会宏观政策环境、学校环境、家庭环境来分析。社会宏观政策环境支持学生创业，主要表现在：企业注册登记方面，程序简化，除国家限制的行业外，免收登记费、个体工商管理费和各种证书费、优先贷款支持，简化贷款手续，利率优惠等。本文把创业环境作为直接驱动因素，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家庭环境作为它的次级驱动因素。

综上所述，本文将高职学生创业倾向的影响因素分为个人特质、创业态度、创业环境。其中，个人特质包括人格特征、能力特征；创业态度包括创业认知、社会资本；创业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家庭环境。

与研究模型相对应，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高职院校学生所具有的创业者特质与创业倾向正相关。

H1a：人格特征对创业倾向有着正向影响作用。

H1b：能力特征对创业倾向有着正向影响作用。

H2：高职院校学生的创业态度正影响创业倾向。

H2a：创业认知对创业倾向有着正向影响作用。

H2b：社会资本对创业倾向有着正向影响作用。

H3：高职院校学生所处的创业环境与创业倾向正相关。

H3a：社会环境对创业倾向有着正向影响作用。

H3b：学校环境对创业倾向有着正向影响作用。

H3c：家庭环境对创业倾向有着正向影响作用。

相应的函数表达式：创业倾向=F（个体特质，创业态度，创业环境，能力特征，人格特征，社会资本，创业认知，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

4.构造此模型的意义

（1）构造此模型对于研究高职院校学生创业有重要意义，同时可以指导学生对创业有正确的认识。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创业，是经济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规格定位，决定了其是国家人才结构链中“产业员人群”，这个“群”涉及广泛，群体庞大，其专业和技能覆盖产业经济的全领域。通过创业，形成新企业、新岗位、新技术在现有经济结构中演绎、孵化、派生、裂变，不断优化整体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高职院校学生创业可以将创业精神、创业实践渗透到经济产业的各个领域，影响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占据大学生规模“半壁江山”的高等职业院校学生，仅仅通过“等岗位、靠推荐、要饭碗”，依赖政府、社会、学校、企业解决就业是不能满足就业需求的，创业不足是大学生就业难的症结之一。鼓励大学生积极创业，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一个“快捷方式”。创业是就业的一种形式，是没有失业的就业。对于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而言，创业是生活之本，是立业之基，是发展之源。

（2）构造此模型有助于学校开展创业教育。创业教育是培养人的创业意识、创业思维、创业技能等各种创业综合素质，并最终使被教育者具有一定的创业能力的教育。创业教育并不等于创建企业的教育。对此，英国人有独特的认识，他们认为，创业是指在混乱无序、变化和不确定的环境中勇于承担责任，积极主动地寻求与把握机会，高效地整合与利用资源，明智地决策，创造性解决问题，创新并创造价值的过程。创业既指向目标达成，有时又指向“创造性的破坏”。因此，创业首先不能仅仅被当做是一种纯粹的、以营利为唯一目的的商业活动，而是渗透于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创业教育是培养人的创业意识、创业思维、创业技能等各种创业综合素质，并最终使被教育者具有一定的创业能力的教育。通过此模型的构造有助于针对高职学生的特点开展创业教育。这样在学校进行创业教育时不仅要强化创业意识教育、创业品质教育、创业知识教育，更重要的是创业技能教育，教会学生创业。过多的理论教育并不适合高职校学生，要通过案例教学、典型剖析、虚拟演练等学生易于接受、喜于接受的方法，提高教学实效。同时也要通过课内与课外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虚拟职场与实地职场相结合，拓宽创业教育的渠道。把创业教育纳入正常的教学计划，把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育，提高学生对创业的认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创业观，帮助学生做好创业规划。

参考文献：

[1]Bird B.Implementing Entrepreneurial Ideas： The Case for Inten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8，13：442-454.

[2]李永强.白璇.毛雨.曾峥基于TPB模型的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8（5）.

[3]贺丹.大学生创业倾向的影响因素分析[D].硕士，2006.

[4]蒋雁.大学生创业倾向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构建与实证研究——以温州在校大学生为例[D].浙江工商大学，2008.

[5]吴启运，张红.创业环境对大学生创业倾向影响的实证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8（11）：129-131.

作者：李艺

计划行为理论经济结构论文 篇2：

体育教师领导行为及其评价体系

摘要： 体育教师领导行为有它自身的特点。教师的领导对象就是教育对象，教师对学生的领导旨在使其得到各方面的一般发展，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这和其他行业旨在使被领导者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工作任务不同。本文探讨了体育教师领导行为的理论、形成、结构及评价体系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综述了教师领导行为的理论来源、体育教师领导行为的研究现状以及评价的方法和途径。

关键词： 体育教师 领导行为 评价体系 权变模式

1.领导行为理论概述

领导理论是研究领导有效性的理论，是管理学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领导理论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领导特性理论、领导行为理论和领导权变理论。主要研究成果包括：K.Lewin的三种领导方式理论、R.Likert的四种管理方式理论、领导四分图理论、管理方格理论、领导连续统一体理论等等。

1.1西方领导行为理论

1.1.1专制型、民主型和放任型的领导方式。

专制或独裁型（专权型领导）：是指领导者个人决定一切，布置下属执行。这种领导者要求下属绝对服从，并认为决策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

民主集中型（民主型领导）：是指领导者发动下属讨论，共同商量，集思广益，然后决策，要求上下融洽，合作一致地工作。

自由放任型领导：是指领导者撒手不管，下属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完全自由，他的职责仅仅是提供信息并与企业外部进行联系，以利于下属的工作。

1.1.2李克特的管理系统理论（双中心论）。

李克特及其同事在1947年开始进行研究，试图比较群体效率如何随领导者的行为变化而变化。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建立实现预期的绩效和满意水平的基本原理，以及有效的领导方式类型。

1.1.3领导的连续统一体理论。

坦南鲍姆（R.Tannenbaum）和施米特（W.H.Schmidt）于1958年提出了领导行为连续体理论。坦南鲍姆和施米特认为，不能抽象地认为哪一种模式一定是好的，哪一种模式一定是差的。

1.2中国传统领导行为理论

1.2.1“修、齐、治、平”的领导行为。

《易经》是古代群经之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源头。《易经》的思想注重人事，回避天命，着重阐发儒家德治的主张，是一套修、齐、治、平的“君子之道”。它阐述的领导行为比较系统化，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的领导理论。

1.2.2道家的领导行为。

道家的领导行为集中体现在“治”，即领导和管理。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的领导行为，即：“道法自然”、“无为而民自化”、“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1.2.3毛泽东的领导行为。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式的领导哲学。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说：“我们共产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领导行为的论述涉及理论与实践、一般与个别这样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最后，他把领导行为的根本问题归结为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

2.教师领导行为的理论研究现状

2.1教师的行为研究

新世纪体育教师行为目标的调整与定位是教育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结果。一方面，急剧变化的社会体制与经济结构对体育教育提出严峻挑战，对体育教师提出了高要求，另一方面，体育教育必须对动荡不居的社会做出回应，体育教师行为目标对此必然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定位。体育教育在学校教育和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显著。体育教师行为具有超越性，教师行为的本质是人类行为本质的反映。体育教师行为具有多样性和因变性，它对学生的影响是潜在的、自然的、含蓄的。现代体育教育强调“以人为本，健康第一”，强调学生在一定的教育环境中的自我存在，即让他们自我建构、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这就要求体育教师行为在不同的教学情境、组织氛围及教育对象等因素的影响下变通地运用不同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模式。

2.2有关教师领导行为的概念及类型

教师领导行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39年勒温（K.Lewin）及其同事的领导行为经典实验。他们以权力定位为基本变量，将领导行为划分成民主型（Democracy）、权威型（Authoritarian）和放任型（Laissez-faire）。国内的研究将教师视为领导的还很少。领导方式是指教师用来行使权力与发扬其领导作用的行为方式。美国密执安大学的李克特（R.Likert）将集权型分为强硬集权型和仁慈集权型。陈振华在美国学校的三种课堂管理风格述要中，将教师的领导方式按其控制程度进行分类，分为教师低度控制、教师中度控制和教师高度控制。这种划分并不完全合乎教师领导行为的实际。从这三种称呼本身看，它明显含有相当的主观褒贬色彩。孙启民认为，给教师领导行为分类，应该客观一些，力求合乎实际，尽量避免主观色彩，以使之有说服力，让人能够接受，并对人们有指导意义。

3.体育教师领导行为的研究现状

在体育教学中，体育教师通过自己的活动对学生施加影响，实现某种目标的过程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行为，称为体育教师领导行为。体育教学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育教师的水平，体育教师的水平又主要体现在教师自身的领导行为上。传统观念强调教师的权力和职位，而行为科学强调教师的心理影响力，强调激励学生的信心和热情，为达到体育教学目标而自觉行动。现代教学论十分重视教学活动中的非教学性因素的投入，这是一个趋势。

4.体育教师领导行为的结构

体育教师的领导行为作用于体育教学的全过程，它表现为对事和对人两个方面。对事发生的领导行为是工作行为；对人发生的领导行为是关系行为。体育教学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这两种行为既相互渗透又相互作用。工作行为是指教师以体育教学为中心，建立目标、计划、实施方案、控制调节手段及检查评定等活动。关系行为是指教师与学生在心理、情感上建立的相互沟通。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以体察学生的情感，满足学生的需要，激励学生发挥主体作用。关系行为体现在对学生的激励、引导和教育管理上。

5.对体育教师领导行为的类型及评价的研究

张予东在美国布拉克和莫顿提出的“管理方格图”的基础上，改制了一个体育教师行为的方格图，用以区别教师领导行为的类型及进行评价。方格图以工作行为和关系行为为两个维度。

台湾师范大学吴武典教授编制了“教师领导行为问卷”，此问卷由60个项目组成，分为三个维度，即民主、权威和放任，以各维度的得分高低来评价教师领导行为的类型。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教师领导行为有它自身的特点。教师的领导对象就是教育对象，被领导者即被教育者比较幼稚，不够成熟，正处在身心发展中，这就和其他行业领导对象为成人有明显区别。教师对学生的领导旨在使其得到各方面的一般发展，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这和其他行业旨在使被领导者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工作任务不同。从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关系看，教师把被领导者看作有积极主动性同时又是被塑造和改造的对象，教师的责任在于“传道、授业、解惑”，而其他行业中领导者之于被领导者一般只在于指挥、安排和协调。

目前的研究在方法学上存在缺陷，如对体育教师领导行为的定义和分类都不够明确，缺乏具可操作性的标准测量指标，多为横断面实证研究。体育教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会也不可能存在着适应一切情况的固定的领导行为。有效的领导行为应随学生行为成熟度的提高而不断变化，改进目前的研究方法和工具，进一步细化研究内容，扩展对多种影响因素的分析，开展设计科学严谨的前瞻性研究。

参考文献：

［1］Jowett S.The coach-athleterelationshipquestionnaire and dyad maps.（Research Monography No.1）Staffordshire，UK：Staffordshire University，School of Health，2002.

［2］Dorman，J.P.Fraser，B.J.McRobbie，C.J.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Level and Classroom-Level Environm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1995，35（1）：74-91.

［3］谢光，王建伟.普通高校体育教师的心理及行为特征研究［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0，（03）.

［4］贾荣固.讲学、导学与教学——教师主导行为三种类型析［J］.大连教育学院学报，1991，01.

［5］李森.体育教师教学行为的表现及应用［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998，（S1）.

［6］王刚.行为管理在中专学校体育教师工作评估中的运用［J］.安徽体育科技，1999，（04）.

［7］朱林华.浅谈体育教学中的暗示行为［J］.安徽体育科技，2000，（04）.

［8］唐成，徐玖平.基于效用序数论体育消费者行为［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0，（03）.

［9］周次保，李莉，体育教师行为的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05）.

［10］唐松林.教师行为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6.

作者：东　锋

计划行为理论经济结构论文 篇3：

全球化视野下的西方现代理性的普遍

摘 要：全球化的浪潮势不可挡，全球化的同时也意味着现代化，但是，全球化浪潮中却隐藏着全球同化的力量。理性的普遍自西方哲学诞生以来就一直是追寻的最高目标，其表现为“普遍与个别”的内在性统一。但是，理性的普遍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遭遇到理性的工具性困境，也即现代理性的合理性问题。哈贝马斯认为，韦伯把西方现代化看作是理性化的过程，它源于西方的宗教思想，然后变成了现代人世俗生活的一系列准则，最后根植于现代人的意识结构中，但是韦伯对于理性的普遍性问题过于狭窄。哈贝马斯继续沿着韦伯的思路前进，带来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性，但却始终伴随着相对合理的内在矛盾。

关键词：全球化;哈贝马斯;韦伯;理性的普遍

一、全球化趋势下现代理性的普遍显性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一样，在当今已经慢慢地褪去了新鲜的外衣。一如既往地，我们生活的周遭世界正在面临着一波又一波的全球化浪潮，经济全球化、政治一体化，伴随着一波又一波的科学技术革命，人与现实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近。到目前为止，市场经济几乎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统治地位，我们建立共同的文化机制，使用货币在市场上来购买个人所需物品，一切商品都可以明码标价。我们看到最坚实的力量就是物质的力量。由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权利理念展现出难以置信的生命力，在全球的每个角落里生根发芽、开枝散叶。我们还看到，科学技术是通达全球共同的桥梁，我们相信终有一天可以统一使用共同的文本格式、实验数据、网络构造、类人智能。通过这些方式，我们将消除语言障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只是肤色的不同，遗传基因的不一样。届时，我们就可以洋洋得意地生活在这个全球共同体中，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员。只要拥有足够的某种充当共同价值尺度的东西，我们将可以到全球各地品尝不同的食物，体验不同地区的民族风情。我们人人手里握着一部“终极智能机器”，如同一个缩小的世界一样，随时等候着主人的召唤，它不仅可以充当一个功能性的产品，而且还可能成为个人的心灵伴侣。这部终极智能机器可以陪伴主人聊天，谈话，而且还可以对事情始终能够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它就是科学技术的最终胜利所创造拥有人性而又超越人性的产物似乎在履行某种使命。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及远久的将来，这里描述的情景状态还未达到，它如同乌托邦，犹如天方夜谭一样，或者就是痴人说梦。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充满着各种动荡不安，这个世界存在着永久的分裂。自由、平等、公平的现代政治一体化理念权利观念遭遇到极权、专制超控的欲望的个人主义对抗。全球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交换机制的建立时常要警惕市场自身盲目追金逐利的影响。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坚信，“全球化”不是“全球同化”，而是更具包容性多元的共同体。在面对全球同化威胁的同时，各民族、各国家和地区都在努力强调自身的特殊和存在价值的意义。各自谨慎敞地开大门，迎接世界一体化力量的冲击。

这里所呈现的世界是这样的一幅景象，无论身处在这个星球的哪个角落，我们愈来愈能感觉得到这个世界的距离在不断地缩小。我们不得不努力寻找共经济上的互利共赢，政治上的和谐共存，文化上的交流沟通，这便是同一个世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共同商讨对策，制定规划。我们相信存在某一种共同的理性是可以达成共识，每个地区、民族和国家都能为之有效的规定，并能成为共同体的基础前提。我们坚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生产的生活世界的土壤里可以培育出共同的人的理性根基，这便是一种理性的普遍性，它是全球一体化可行性的基础。人人都应该在这个共同的规范准则之下对参与的事物拥有充分可以表达个人意见的条件，经过沟通，协商，达成共识。遗憾的是，在这种看似美好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下却隐藏着不安的洪流。全球化的背景下所产生的个人生活世界，虽然蕴藏着某种共同的基础，但是却难以得到真实的价值评判，进一步地，这种共同的基础难以得到可靠的有效保证。那么，这也就无疑道出了这样的状态，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这将导致某些方面的共同，但同时也为理性的普遍具体留下必然空间。

在此，笔者想要说明的是，关于“全球化”思考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也无意描述全球化浪潮下导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各层面下的不同景象。笔者想要追寻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是否存在某种共同的可能，各民族都认为它应当值得尊重或者把其作为前进的目标。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斯·韦伯早在《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著作的开头中发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追问：为何现代文明是西方特有的现象？韦伯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宗教改革运动，从而引起西方世人的思想观念转变，由此而形成现代西方社会观念的根基。沿着这条思路，哈贝马斯把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看作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在這一过程中，西方社会的现代理性的普遍不断获得共同认同。由此，哈贝马斯进一步勾画出这个共同认同的标准在西方社会所发挥的规范结果。沿着哈贝马斯宽宏的视野，有必要寻思现代社会在面对全球化隐藏着“全球同化”的危险下，如何体现存在不同的合理性。

二、西方传统哲学中的理性的普遍的真理性问题

在西方思想界早已经生根发芽，甚至可以说自西方哲学诞生以来就已经包含着“普遍与个别”之间的对立统一这个问题。古希腊哲学家郝拉克里特关于“火”的概念，以及用“逻各斯”作为万物规整的尺度，“逻各斯在古希腊语种源于动词Lego（说）普通名词，其本含义是言说、话语。据此而派生出道、理由、理性、考虑、比例、规则等等许多其他含义。”“万物始于火，按照一定的尺寸燃烧，并按照一定的尺寸复灭”。[1]用现在的话语来说火是万物的开端，逻各斯则是动力，第一原因，是通达这个生成原因的方法，它带有一定的抽象普遍性。如果说泰列斯以“万物始于水”开启了西方哲学大门的话，那么赫拉克里特就是遵循着这条道路，更进一步地发挥了思维的抽象功能。虽然“火”与“水”一样，在现实中可以找到对应物，但是这种哲学思维影响了后来的哲学家们，这便是一条形而上学的道路。

如果我们同意把西方哲学看作是一条形而上学的道路的话，那么，要想仔细言说形而上学的全部问题，或者是想要从某个哲学家里的思想谈论关于某个时代形而上学的问题，任何想要准确地把握其思想的完整都是徒劳的。但是，形而上学的精神似乎竭尽全力想要把握完整。在笔者看来，形而上学是一条最求真理的道路，霍克海默尔认为，这种关于对终极真理的追求最终只能成为“个人的私人信仰”。这是从一开始本身就是追求真理，“什么是真”相对于“假”而言。巴门尼德对“存在”与“非存在”的区分便是“真”与“假”之间的区分，肯定“存在”是一条通往真理的道路。柏拉图用“线喻”的假说，把整个世界统一了起来，肯定了理念世界是真实的、确定的、值得的，而贬低现实世界是短暂的、多变的流动的、不确定的。这里的真理之路便带有“普遍性的统一”内涵苗头。

之后，普罗提诺（Plotinus）在《九章集》里提到这样的问题，他将世界分为四个层次：“‘一’作为一切存在的产生者，本身并不存在，不是一切。因为‘一’空无一物，所以万物由它产生。它超越了‘是’所知的属性，没有任何肯定的特征，因而不可言说与名状。”[2]显然，这个“一”便带有统一性的普遍特征，它使万物之源，但从开始本来什么也不是，这无疑流露出神学中最高存在者上帝的影子，这为之后的神哲学敞开了大门。同样，这个具有高度统一性的“一”与现实却充满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现实是多变的、短暂的、充满着痛苦不堪的各种纠缠，诉诸理性和信仰便是可以构建起通往两个世界的桥梁。需要说明的是，带有普遍性的“一”在理性或者信仰的方法道路上始终会遭遇到“相对持存”的困境。“相对…”里的“相对”于“一”。“一”的相对面是“多”，“真”的相对面是“假”，“自我”的相对面是“它者”，这里只能说“是就是什么”，“不是就不是什么”，也即是非此即彼的绝对不想关联。这里的关键在于怎样理解“相对”这个词语。但是，存在另一种情况，生活中的例子无处不存在着“相对”这个概念，“男”相对“女”，“我”相对“你”，“有”相对“无”……，相对即是反面，这里便有“相互依存”的意思。前面的“一”相对于“多”则是“多”从“一”中产生，这便是“一”先于“多”而存在并生成“多”，“一”带有普遍的规定性和抽象性，而“多”则为理性中的各种事物展开。我们已经知道，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形而上学便是一条通往真理之路，通往这条道路则不能容忍“相对”，而是绝对的普遍，以确保“一”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笛卡尔在《沉思集》是这样描述的：

“我从孩提时起一直认为是真实的信仰中有许多是虚假的，而我在此基础上构筑的一切又是多么值得怀疑，从我发现这点至今已有好些年了;从那时起我确信，如果我要在科学里建立任何坚实而永久的结构的话，我必须切底而严肃认真地清除我以前接受的所有见解，并且在此基础上开始重新建设。”[3]

笛卡尔想要寻求一个“坚实而永久的结构”，这是大多数哲学家们共同的心愿，他认为只要能找到一个能耗动地球的“阿基米德点”，这个坚实的点可以挪动整个“思想地球”。笛卡尔的出发点在众多哲学家看来是没有问题，但是却找错了方向，笛卡尔把这个最坚实的东西最后归结为“心灵”，而对于物体的看法只是空间性的固定不变。黑格尔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唯独他实现了“普遍”与“相对”的内在统一，通过绝对精神的自我演绎“在它物中返还自身”。他从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就用了“实体”这个词，“照我看来，——我的这种看法的正确性只能用体系的陈述本身来予以证明—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4]逻辑的开端便是从“纯有”开始，然后由于自身的差异存在，即“有限”，最后，有限通过自身扬弃过渡到无限。这里笔者不想详细叙述关于“纯有”过度的具体展开过程，而需要说明的是，有限与无限是一对相对的概念，包含着内在的普遍统一。黑格尔几乎完美地解决了自古以来它们之间的分裂，“有限”通过自我扬弃过渡到“无限”。这是思维的最高境界和能力。这种内在的普遍统一包涵着“合理的”论证了普遍与相对的逻辑统一关系。

因此，在传统哲学中，普遍与相对的问题得到了合理的解决，也似乎预示着形而上学的寿终正寝。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在其他学科中，普遍与相对的斗争正在继续持久地进行中。

自黑格尔之后，形而上学之普遍统一的思想情怀冲动，无论从内部还是从外部，哲学思想家们打着批判或拯救的旗号，普遍的统一问题都遭到了严重的质疑。青年黑格尔一派看作是形而上学内部的反击，其中最有名的要数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顺着这条路线，后来的葛兰西，卢卡奇，霍克海默尔，马尔库塞等等。尤其是马克思，他受到费尔巴哈的启发，看到了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理论力量乃是原于他那具有独特合理的辩证法精神，但是对于现实的现象，他认为黑格尔颠倒了来龙去脉。马克思认为，解释世界只是每个哲学家用自己的方式对其进行判定，重要的是在于现实的实践，现实世界中的矛盾和分裂还需要运用物质的力量来改造。马克思还看到，导致现实世界不公平状态的根源乃是原于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及生产力水平不足。他吸收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发现了市场交换动力乃是推动现代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基石。而外部的反击则是由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等等完成。他们重新寻找一个开端，之前的哲学思想根本就是走错了方向。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思想自古希腊哲学以来就已经遗忘了存在，而指向存诸多的存在者。要么就是像尼采看到的一样，西方思想的历史是一部充满着痛苦的历史，他们全是在说谎。尼采从宗教学里引用思想资源，以“超人”的勇气，重新寻找开端。进一步，哈贝马斯看到了尼采努力一生所寻找的“理性他者”也无非就是另外一種理性，他还是没有能够逃出传统哲学的范围，而海德格尔则更多的是带有诗意的意味而远离了现实世界。

总之，自黑格尔过后，哲学内部几乎再也难以找到“完整的普遍”东西。我们所看到的是无数的分裂，也看不到“普遍统一内在的合理性”，即始终朝着某个统一的方向或者是信念（真或善）。而这个统一的“一”是来原于“多”而又是“多”的合理规定，它可以保持自身的自足性和完整性。这也促使着另外的学科不断地张扬着自己的个性，尤其是经验科学和分析思维大行其道。经验科学在现代社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乃是原于它可以提供给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可靠的依据。经验科学通过实验的方法，让自己的理论得以证实，它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拒斥形而上学的问题。不幸的是，由于具体科学的运用而引发的灾难，自近代以来，数不胜数，比如，波及世界范围内的大战，工业浪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核危机，人所生活的世界被超控，由科学技术的方法所带来的认识能力增长是否同样也意味着人的道德方面同等长进等等问题。

三、哈贝马斯对理性的普遍的合理化进行规范与重建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学成功地接手了现代理性普遍规范问题。如果我们同意这样的说法，那也同样意味着我们已经正在处于现代化的社会中并仍然不断地加速前进。那么，笔者认为思考一下的几个问题是有必要的，而且具有继承传统哲学遗产的意义：其一、什么原因导致了现代化，这里笔者将借用哈贝马斯分析马克斯·韦伯关于对现代化的过程也即是合理化过程来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其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人、任何地区、任何国家似乎都不能固步自封，但却隐藏着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遵守“某种共同”，它既可以有效地维护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群体的相对合理性，又能够有效地把这些不同恰当地整合起来，共同推进。这个问题，笔者想要借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分析理性普遍的规范基础可能。其三、进一步地，在全球现代化的背景之下，工具理性已经先行一步的情况下，哈贝马斯是如何对理性进行重建。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这里只能粗略描述，而不打算具体叙述每一点中的每一个环节，尤其是关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一些具体构建步骤。

哈贝马斯借用了帕森斯的功能模式图，他认为“社会学是唯一一门坚持关注整个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同时也一直都是社会理论，因此，它不可能像其他学科一样那样回避，篡改乃至肢解合理化问题。”[5]社会学接手了合理化的问题，

“合理化理论不属于社会学作为科學而必须遗弃的推理遗产。社会学是踏着苏格兰道德哲学和早期社会主义的足迹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学科的，它有着自己的问题和理论主要是关注现代社会对形成与发展。在此过程中，社会合理化已经成为了一个主题：在18世纪，历史哲学探讨了这个主题;到了19世纪，进化主义社会理论又接手并转化了这个主题。”[6]

马克斯·韦伯从宗教学的角度开始来分析阐述现代化的过程也即是合理化的过程。韦伯重点研究了欧洲的几个基督教教派的教义，它们是如何顺应当时的世俗生活准则而退去神秘的面纱。自古代以来，人们的生活由神来规定的，“神充斥着一切”。在遥远的古代社会，人们相信神会安顿好他们的一生。他们怀着感恩的心感谢神主赐给自己能够拥有高等动物的生命而支配低等生物，是神赐予食物，是神的安排给予他朋友、亲人和孩子及生活所需，是神的旨意让他们在世间忍受各种磨难的考验。人们相信因果报应，灵魂不灭。在天国住着一群善良的人等待着尘世行善的人们到来，而在地狱里却有苦难等着现实作恶的人得到应有的报应。人们相信神的公正，神明和具有强大的神力，他是永恒的存在始终昭示着现实的人无限向往。人们生活安宁，面对生活的未知、恐惧、生命的短暂、疾病、死亡的威胁，他们都可以得到神的庇护以达生命的永恒，那是完整的个人。而现在的人的世界是远离了神的世界，神只能在遥远的地方守望了。人们相信从何而来是科学的事情，人们坚信只要依靠自己的智力和超控能力就可以掌控未知世界，人们知道食物是通过自己双手劳动得来的，人们看到了最坚实的力量就是物质的力量，人们不必祈求神能保佑现实的各种苦难，乃是原于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人们甚至都知道了是人创造了神。但是面对死亡和世间的因果诸多事情，神似乎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致，因为现代的人终究还是短暂的有限，人们始终处在一种畏的状态，终日寝食不安的灵魂游离不定。在他那不是很坚定的眼神之中，恍惚看到了来自神的光。但是这个中间过程却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酵，韦伯看到了这股力量的形成原因以及发展过程，这就是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形成与增长着的合理性的东西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形成和发展，而这种合理性的东西带有某种普遍的烙印痕迹。

那么，韦伯是怎样看待这个不断形成与增长着的合理性社会呢？以及这种合理性社会中的合理性在西方社会中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哈贝马斯认为，韦伯从目的合理性（也称实践合理性）来分析合理化的核心概念，他从技术的角度出发，认为合理的技术就是运用手段，并通过有效的观察和经验来加以检验。但是由于技术这个概念过于宽泛，它不仅指自然的控制规则，同时也包含着关于人而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因此，韦伯进一步地对目的合理性进行定义，他看到目的本身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还包含着价值合理性。

“韦伯把实践和理性概念区分为三个方面：即手段的运用、目的的设定以及价值的取向。行为的工具合理性是根据运用手段达到既定目的的过程中的有效计划来加以衡量的;行为的选择合理性是依靠一定的价值、手段和边界条件来算计目的的正确性加以衡量;行为的规范合理性则是用决定行为偏好的价值标准和行动原则的同一性力量、总体性力量等加以衡量的。一个行为，如果满足了手段合理性和选择合理性的条件，韦伯就称之为‘目的理性行为’;而如果满足了规范合理的要求，韦伯则称之为‘价值理性行为’。这两个方面可以可以相互独立，不断变化。目的合理范围内的进步‘有利于纯粹的工具理性行为，而有损于价值理性行为’。西方的理性文化看起来就是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发展。”[7]

哈贝马斯清晰地看到了韦伯对合理性的理解，并看到了韦伯的问题实质是“有利于纯粹的工具理性，而有损于价值理性”。而哈贝马斯也对其做出了精确的诊断：“西方理性文化看起来就是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哈贝马斯的分析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从合理化的角度，沿着目的技术的合理方式，韦伯进一步结合了宗教伦理职业观。这样，一整套关于现代化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就慢慢逐渐形成，它规整了现代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意识结构，成为了整体的观念符号系统，最后上升到关于现代化社会的世界观的文化样态，根植于现代人的意识结构中。这样，现代化过程便完成了。由此，在现实生活中由现代化的理性各组成部分，像现代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模式，艺术，音乐，建筑，影视，文学文本等等现代理念规范意识运蕴而生。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著作的导言中，韦伯有这样的一段话：“举个例子来说，对于其他生活范围而言，神秘的关照是一种非理性的心态，但从我们这一方面看来却是理性化的，一如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生活、理性化的科学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理性化的行政机关。”[8]在韦伯看来，现代化的社会生活就是被理性化的过程。至此，韦伯已经说明了现代世界观的形成乃是由于理性化的过程得以体现，他从宗教伦理思想中而来，经过世俗生活的淘洗，伴随着现代制度和相关组织的产生（这些都是工具理性的体现），现代世界得以合理形成和发展。

四、全球化理性的普遍与其相对合理的内在矛盾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我们的主题中来，我们讨论的是“现代西方理性的普遍合理性”，而关于这个主题的核心问题也愈来愈明朗了，那就是：在现代化的背景之下，发源于西方的理性是否具有普遍性，还是西方所独有的？这里的“普遍性”是指在全球范围内普遍有效。之所以引用韦伯关于“合理化”问题的思考是因为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开篇也提到了这样的问题并试图给出答案“那些仅在西方文明中显现出来的典型的文化现象—就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产生于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发展中的现象，究竟是哪些事件的合力的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呢？”[9]韦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具有双重性，也就是说，韦伯肯定了现代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他又看到由理性化所引起的现代化只是西方所独有的现象，像印度、中国、埃及等等古文明地区都没有这样的苗头。但是，哈贝马斯并不认同韦伯的观点，他继续从“合理化”的问题出发，从社会学角度仔细分析了韦伯之所以持有这样的观点不足，乃是原于对理性的定义过于狭窄和功利性。韦伯只看到了理性的工具操作，目的技术手段运用是评价的有效推测方面，而没有看到价值的实在层面，“可是，抽象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内容所处的不是同一个层面。”[10]哈贝马斯把这个问题看作是一个经验问题，“不断合理化的生活领域之间的紧张，难道真的是由于抽象价值标准之间的不合格，或者只是由于合理化具有特殊性，因而失衡。”[11]

韦伯所处的时代与哈贝马斯所处的时代不同，而韦伯所处的时代与我们现在更是千秋万别。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们很难以说明韦伯关于对普遍性的断言在当时不具合理性，我们所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现代化事物不断地涌现出来，我们看到全球化不可避免，我们看到了科学技术的霸道力量。而隐藏在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多么地令人着迷，它是否存在某种共同的东西，并与全球所有人都命运相关。它是根基性的东西，深层地潜藏在某个共同体中。但相反的是，一种朝着这样相背而驰的声音同样也有分量，那就是多样性，多元化，消散等等不绝于耳。他们认为无论怎样看待，这都是相对的合理，它根源于时间和空间，表现为地理环境、文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

如果我们愿意跟随着哈贝马斯思考韦伯关于“合理化”问题的脚步，那么，哈贝马斯则会告诉我们“我们一直在追踪韦伯的命题，带来的是一种普遍主义立场。”[12]也即是说哈贝马斯看到了带有某种共同的东西潜藏在理性的内部，它是可能性中的普遍性在现代社会中共同行之有效。哈贝马斯从语用学的角度出发，用“交往理性”这个概念重新建构理性的根基，之前的理性概念已经陷入了工具理性的泥潭，现实世界在工具操作的阴影下一片黑暗，最终滑向了悲观的厌世境地。哈贝马斯用交往理性中的“主体间性”来取代理性的主体自我。主体在交往的过程中是相互的，而不是独断的自我设定和完成，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和沟通是能够形成“普遍共同”的可能。同样回到那个提问：“普遍理性”究竟是西方特有的还是在世界环围内行之有效？举一个词语上的例子，英语里的“tree”在汉语里是指“树”的意思，那么，“tree”等于“树”吗？还是“tree”就是英语里面的“tree”这个词，反之，亦然。但是，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沟通，这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根植于自己的文化深层里而找到了第三方的指示，即主体之间的共同都经历了认同的“带有叶子的奇形怪状物”，于是我便知道，英语里的“tree”等同于汉语里的“树”。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可以旁证哈贝马斯思想的深邃—主体之间可以沟通，乃是朝着某一共同的东西—无论是“理性”也好，还是“真理”也罢，它是可能性，也是基础性的前提条件。

在现实社会中，国家最有能力完成这一使命，我们有这种可能性，但这也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下，现实的环境中充满着各种不安。哈贝马斯用“生活世界”这个词语来概括现代社会中的人的生存容量。现代化的生活世界很难找到某个统一的共同，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分化是必然：“因为社会的确已经变得十分复杂，以至于社会内部很难在表现为一个结构组织的动态整体。功能分化的社会失去了中心，国家不再是能够把所有功能都统揽起来的高层政治结构，一切似乎都成了边缘。实际上，经济和公共管理已经大大超出了生活世界的范围。这些受到媒介控制的亚系统成为了第二自然。”[13]社会已经失去了中心，边缘化日趋加重，我们很难有这样的能力去找到全体都信服的力量。因为已经成功地被现代化的技术机器和功利统治了。

回到文章开头，我们所指向的似乎是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背景下终将会存在某个统一的事物，这个统一的事物不容许有异己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将自我瓦解，烟消云散。就如同一个“缸中之脑”一样，真实的世界更多的让人见识了物质力量的强大冲击力和破坏力。如果物质力量的背后还是物质力量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便是尊崇丛林法则的时代了，可能有人会大声反问，这不正是共同的东西吗？但是，如果物质力量的背后还存有另外的“某种共同”，它和谐地安顿好每个人的生活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是可爱的世界。

参考文献：

[1][2]张志伟主编：《西方哲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6：126.

[3]理查德丁·伯恩斯坦著：《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郭小平、康兴平、赵仁芳、李怀林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页。

[4]黑格尔著：《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5][6][7][8]尤尔根·哈贝马斯著《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5：143：167：15.

[9]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沈海霞等譯，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10][11][12][13]尤尔根·哈贝马斯著《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78：177：17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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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舒向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