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管理创新论文

摘要：本文主要针对当前农村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根据自己的工作实际以及对渭南市临渭区党建方面的调研和了解，提出夯实党建基础，推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举措。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农村社会管理创新论文 篇1：

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与出路

农村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成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态势下，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多元化，思想多样化、矛盾纠纷复杂化的现实。认真分析和研究农村社会管理面临的问题与矛盾、方法与措施，不断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对于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村社会管理中面临的现实矛盾与问题

要切实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做好农村社会管理工作，就必须首先深入研究和分析当前农村社会管理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

农民收入偏低，贫富差距拉大。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的目的是实现全体农民的共同富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以后，由于农民群体中各自的素质能力差异，必然出现了生产经营的差异及其所带来的贫富差距，而“三农”问题的出现，又使得农业、农村、农民成为当今中国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因此，无论是宏观的“三农”问题，还是微观的农村贫富差距拉大问题，都与实现农村共同富裕形成了明显的矛盾。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不完善。一些地方党组织作用在弱化，干部年龄老化、素质偏低。部分农村干部群众观念淡薄，宗旨观念不牢，工作作风不实，不愿做群众工作；思想水平不高，协调能力不强，不敢做群众工作；工作方法欠缺，组织本领不大，不会做群众工作；不讲真话，不讲实话，套话空话连篇，不善做群众工作。这就导致基层党组织和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不够，缺乏代表性和凝聚力，公信力下降。干部在群众工作中不能发挥先锋作用，组织在处理社会问题的关键时候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有的村党组织出现了家族化问题，村党支部成为宗族或利益集团控制村庄的工具；有的村党组织涣散，战斗力、凝聚力不强，村党支部要开一个支部大会都很困难，开一个村群众大会就根本开不起来。村民自治在一些地方并没有起到真正作用，出现了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止步不前的局面。

制度衔接不够。虽然农村基层党政组织在社会管理方面建立了民主决策监督、联系群众民意沟通、群众诉求反映，以及乡务、村务公开等一系列工作制度，但制度与制度之间的衔接还不够，干部执行的力度还不够，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还不够，尤其是缺乏对干部的激励考核机制和部门之间协调配合等工作机制，导致社会管理工作和群众工作缺乏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社会管理工作推进的整体合力不强。

公共权力缺乏有力监督。 一些村干部之所以能够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为家庭、为亲朋好友谋取私利和小集团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关键在于公共权力缺乏必要的约束和监督，农民群众应有的管理村级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得不到保证。

农民利益诉求表达不畅通。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村庄内的信息是相对公开的，对于村务和自身利益，很多情况下，村民缺少的是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正是由于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才出现了一些农民在实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的越级上访、甚至进京“告御状”的问题，给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压力。

乡镇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社会管理中行政命令的彩色依然很浓，对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不足。主要是乡镇政府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还往往习惯用计划经济的手段部署任务、安排工作，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化解矛盾、调处纠纷，不能很好地在领导方法上创新，公共服务上创优，为民办事上创先。

二、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思路

社会管理工作既是一项崇高的政治使命，又是一门博大精深的领导艺术，必须开拓创新，不断探索与新形势下社会管理工作相契合的有效途径。

转变社会管理理念。领导艺术上，实现由行政命令向教育引导转变，更加注重用民主协商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管理方式上，实现由简单管理向综合服务转变，更加注重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服务型、阳光型政府建设；工作重心上，实现由群众上访向干部下访转变，更加注重干部作风建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工作方法上，实现由“堵”向“疏”转变，更加注重用合理引导和科学分析的方法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工作方式上，实现由少数部门负责向齐抓共管转变，更加注重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形成全员、全方位参与社会管理工作的新格局。

完善社会管理制度。一是通畅沟通对话渠道，完善领导接访、干部下访、网络对话、基层夜话等制度，保障群众话有处说、怨有处诉、难有处解、事有处办。二是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完善群众合理诉求反映、矛盾预防调处等长效机制，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三是健全民主决策机制，完善民主参政、民主决策等制度，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加強社会管理队伍。一是选好群众工作领袖，真正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农村各级领导岗位。二是配强社管工作干部，让那些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并具有相当说服和协调能力的干部在社会管理工作中大有作为。三是提升社管工作能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通过专业培训、多岗锻炼，学习交流等方式，全面提升社会管理工作者的能力和水平。

增强社会管理合力。一是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切实把问题化解在本地区本部门、解决在基层，不能将矛盾和问题推给上级、推向社会。二是坚持党政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带案下访和包案处理信访问题等制度。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和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三是切实加强领导，按照统一领导、部门协调，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格局，进一步整合资源、明确责任、通力协作，形成社会管理工作的强大合力。

三、创新工作方法 增强实际效果

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做到“五个结合”。把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与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给农民群众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思想政治工作才有说服力和感召力。把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与办实事、做好事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听民声，察民情，交民友，连民心，聚民智，惜民力，排民忧，解民难”，切实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事。把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与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抓好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工作，做到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尤其是财务公开，自觉地接受群众监督，给老百姓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把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结合起来。坚持打黑除恶，伸张正义，使老百姓的正当利益和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让老百姓有一个安定和谐的治安环境，安心生产、安全生活、安定发展。把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与抓好基层组织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对乡、村干部开展增强群众观念、政策法制观念和勤政廉政观念的教育，使广大基层干部增强党性、提高素质、改进作风，发挥广大农村干部的骨干带头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组织保证。

牢固树立为民执政的理念。强化乡村便民服务管理调处帮扶救助工作，建立健全“便民服务工作机制”、“社会管理工作机制”、“矛盾调处工作机制”和“帮扶救助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村务、财务公开和村民代表“一事一议”制度，把村两委工作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做到公开、公正、公平、透明，取信于民。进一步规范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共铸诚信生产，诚信经营理念，铸造“诚信”金字招牌，发展壮大村域经济，推动农民增收快富。进一步抓好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和集体财产安全的管护，确保村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并使村集体资产实现保值增值，快速健康发展。

大力推进乡村各项社会事业建设。加快乡村中小学校、乡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三大建设。通过加大资金投入，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内部管理，彻底解决农民群众最直接、最迫切、最期盼的农民子女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农民群众看病难、就医难、吃药难、转诊处置难的问题，农民吃穿、居住、养老的生存保障问题，真正实现农民的“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老有所养”。把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的重点，由城镇转移到农村。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乡村道路硬化、绿化、美化和亮化工程建设，着力纠正乱排乱放，乱搭乱建，乱贴乱画，乱扔垃圾等陈规陋习，打造绿色生态、清新怡人的和谐乡村新环境；另一方面，把“打黑除恶”，“扫黄打非”机制引入乡村，使综治工作无盲点，法制建设无盲区，让外出务工者走得放心，干得安心，回得开心。倍加关注和维护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首先要向外出务工者宣传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系列法律法规，使外出务工者学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保护好生命财产安全，其次要维护好孤残、五保、低保、特困、定补以及其他优抚对象的合法权益，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尽享改革成果。

（作者系宿迁市社科联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黄 杰

作者：杨崇祥

农村社会管理创新论文 篇2：

夯实党建基础 推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

摘要：本文主要针对当前农村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 ，根据自己的工作实际以及对渭南市临渭区党建方面的调研和了解，提出夯实党建基础，推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举措。

关键词：党建；农村；社会管理；创新

新农村建设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它既包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又包含了农民收入、生活质量的提高；既包含了农村整体面貌、环境的变化，又包含了农民素质的提升；还包含了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一个全面而完整的系统的工程。近年来，农村党支部大胆探索实践农村公共事务管理和服务新机制，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农村公共事务的新路子。渭南市临渭区主动适应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新要求，以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提高党员综合素质为抓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带领村民逐步走出了一条依托各村资源发展优势、壮大集体经济、强村富民的新路子。比如临渭区官路镇，紧紧围绕“抓党建，促发展，保稳定”的工作思路，不仅带领村民致富，还促进村子和谐。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农村的发展也越来越快越好，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呈现出来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

一、当前农村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

（一）因地理状况以及土地的产量低下等原因导致大量农民外出打工

近几年农村的土地大量闲置，农民经常外出打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出去打工不愿意再回到农村，现在的农村人口主要是老人妇女儿童，村庄里也没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那一派生机，即使村里有个红白喜事，也是简单方便的操办，尤其是喜事，在农村娶媳妇都要盖新房，高高兴兴娶个媳妇，热热闹闹几天后，年轻人就匆忙外出打工了，整个新家就空空荡荡了。还有就是老弱群体最容易成为破坏分子的目标，导致有些人被欺骗，被带上邪教，一些老人妇女迷信一些神灵鬼怪，以求消灾消难，祈求家人平安，这样不良的社会风气还存在的一定的市場。

（二）在农村土地管理使用收益上发生矛盾

在农村土地管理尤其是在集体预留地上历史遗留的问题比较多。有的村子，在某一届村委上任中，竟然把集体土地承包30年，从中收取了承包费用，有的甚至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卖集体土地，导致现任村委无法管理集体土地。当然在城镇一体化的进程中，好多城市边缘的村子由过去的“城市边沿部落”逐渐变成了城中村，城市意识、城市潮流和城市元素纷纷撞击着村民的头脑，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出现。现在城镇边缘上的土地又成了肥肉，导致现在出现了一些地方强行征用农民土地，违法拆迁，伤害农民利益和感情的问题。当然有的农民在此过程中也存在着乱盖乱租用耕地的现象。对于基层管理者来说可谓是无从下手。

（三）村务管理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侵害农民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

在现在信息比较灵通快捷的情况下，农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管理意识越来越强烈。然而一些村子仍然存在着账务不公开，管理不规范，一些干部要求不严格，甚至在给群众办事的过程中，想法设法吃拿回扣，刻意刁难群众，使其干部在群众中的公信力大大下降，农民很有意见。加上国家对三农政策的倾斜，村干部不及时宣传告知给群众，无形中使得一些群众错失良机，得知后方感到遗憾，怨恨干部心眼坏，不作为。

（四）管理不严，管理不到位

随着新农村的建设步伐的加快，一排排统一的房屋，统一的路面及其统一栽种的树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但是由于管理不到位，村子的垃圾没有统一的处理，在村子路的两旁时有可见，只管栽种树不管是否成活，包括污水处理等设施都没有跟上，一定程度上新农村的生态环境却遭到了一定的破坏。其次，随着国家的重视和投资，给各个村都配备了一定的书籍，包括党建、农业技术方面的书目。但由于村上管理跟不上，好多书籍就成了摆设，甚至不知不觉的减少也无人问津。

二、当前农村社会管理面临问题的原因

以上问题的存在使得当前农村社会管理中出现了几个难：一是农民的思想观念难以引导。农民自身的文化素质不高，加上现在思想的日趋多元化和外来信息的影响，自主意识、民主意识的增强，集体观念的不断淡化，一般性的思想政治工作难以起到作用，宣传、教育、引导群众的难度加大。二是利益关系难以协调。农村问题是一个综合、复杂的问题，各种经济利益关系以及不同的从业层面，使得他们面临不同的利益要求和价值诉求，协调的难度大大增加。三是矛盾纠纷难以化解，由于利益关系难以协调，带来的矛盾化解就自然难以化解。比如：过去的集体土地纠纷，现在的土地流转承包问题，以及农民工的劳资纠纷等等，一旦处理不得当就会激化矛盾，引起一定的社会不稳定。四是村上没有资金去办事，经费很短缺。资金短缺现在已经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也成为制约农村管理的重要因素。现在村民自治管理中，好多的农村都没有集体收入，又加上原来农村集体负债较大，仅靠转移支付这一项，连正常开支都还不够，而且每年还要还一部分欠款，使村级财务运转艰难。再加上农村工作的复杂，每完成一项工作都要受到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制约。如修路架桥、五保户、残疾人的供养等等，都是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但要干好每一项工作都需要资金作保障，没有资金作保障，再好的设想也是一句空话。但是群众不那么认为，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就应该为群众解决具体问题，否则要你干什么？面对收入少，工作压力大，条件艰巨，群众又难以理解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干部工作的积极性。

三、夯实党建基础，推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举措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必须进一步拓宽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作用的渠道，努力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优势。胡锦涛指出，要把工作精力和注意力更多放到基层，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层工作，为社会管理奠定坚实基础。

第一，要牢牢抓住“发展为第一要务”。就农村而言，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首要目标，立足本地实际，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要积极探索和推广“支部+协会”工作模式。如通过党支部领办、创办专业协会，采取“支部+协会+基地+专业户”的模式，取得了一些明显效果。依托本地的特色产业，以市场为导向，通过支部带动，大力发展各种专业协会组织，把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联合起来，带领农民发展致富。比如“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不仅大力发展了特色如农业、效益农业，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农民的收益。

第二，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人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首先，基层组织思想上要深刻理解加强社会管理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为工作的根本标准。在工作实际中，要正确处理管理与服务、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夯实基层基础。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作风建设，一靠教育，二靠制度。把加强教育与严肃纪律结合起来，对作风粗暴、弄虚作假、漠视群众利益的个别干部，进行严肃纪律的批评和处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干部进村入户、包村联户、记民情日记、服务承若等制度和规定，通过制度建设推动农村基层干部作风建设。其次，基层党组织书记处在社会管理第一线，“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工作十分辛苦，各级党委、政府及组织部门要真正重视、真情关怀。真心爱护基层干部，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加大地方财政支持力度，把村级党组织工作和活动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建立正常增长机制。要保证农村干部报酬补助与工作任务相适应，建立健全村干部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从村主干中选拔乡镇干部的长效机制，激发村干部工作热情，以更高水平加强农村社会管理。

第三，管理和示范同时并举。管理就是服务，服务就要身先士卒，示范在先。首先对于农村的管理者来说，要有很好的本领会管理这个村子的每一项事物，健全村务制度，规范管理，是推动农村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对于涉及全局性、长远性的决策，在首次经过“四议两公开”程序的基础上，实行日常性、即时性议事决策“三会制”。按照开放型党组织生活会倡议、党员议事会商议、村民代表议事会审议的程序讨论通过。渭南市临渭区杜桥街办盈田村党总支书记雷洋洲常说：“只有把从严管理干部这个关键抓住了、抓好了，才能在村民中有说服力。只有党员干部身子正，才能底气足，腰杆硬。”为此，党总支制定了党员干部“八不准”和日常工作考核奖罚制度，从严规范党员干部行为。在实际行动中，不光要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并对村上的无职党员“设岗定责”，根据无职党员的自身特点可以设置帮助弱势致富岗位、党建工作岗位、建言献策岗位、民主监督岗位、环境美化岗位、治安维护岗位等等。

第四，加大力度培训农村党员和农民群众。全面提高农村党员和农民群众的综合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要求。要认真组织好对农村党员和农民群众的教育培训。方式方法可以灵活多样，可以根据本村条件送出去一部分党员和农民外出学习，也可以请进来一批真需要的技术专家来进行讲座。同时要落实好培训效果，真正做到学有所用。还有要充分利用好农村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基层组织队伍必须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自我进取，才能不断的提高。从2003年开始，中央陆续建成了一批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终端接收站点，发挥了其信息量大、覆盖面广、方便快捷、形象直观的优势，实现了“点播式、交互式和现场直播式”的教育培训，深受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党员、群众的欢迎。各级党校也为基层干部的培训想尽千方百计，进行定期定时的认真学习，尤其是围绕农村的实际发展中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培训。比如，流转土地的使用、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政策，支农惠农政策，各种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及其农村环境保护政策等等。

总之，农村基层组织在今天建设社會主义新农村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既面临着机遇，又面临着更多的挑战，还需要全面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开创农村党组织建设的新局面。

（作者单位：中共渭南市临渭区委党校）

作者：乔丛

农村社会管理创新论文 篇3：

新时期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思考

[摘要]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社会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新时期创新我国农村社会管理，需要弄清两个前提：农民是农村社会管理的价值核心，动力机制多元化是农村社会管理的绩效保障。据此，创新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的现实路径有：一是提升农民的主体地位；二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三是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四是培育农村的公民社会；五是加强农村的社区建设。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巨变。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发展，城乡统筹进程不断推进，城乡之间的利益格局不断调整，农村和农民的社会问题随之凸显。正如胡锦涛同志2011年2月19日在中央党校就“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所指出的：“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还不少。”广大农村既是我国社会矛盾比较集中的地方，又是社会管理最薄弱、最基础的环节，新时期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的时代课题。

一、农民是新时期农村社会管理的价值核心

在所有的价值体系中,人是价值的起点。这是价值归宿的命题,其逻辑起点是马克思“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1]著名论断,所以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自由和人性的全面展开,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以此类推,农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是农村社会管理的价值归宿,即农民是终极价值,应该以农民为社会管理的核心,坚持农民本位的价值取向。从我国农村发展的经验层面衡量,农民本位的价值取向也是一种道义回归。首先,农民所在的农村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土地和人力资源的支撑,但却承担着不对称的义务,农村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农村不能享有城市化的积极成果;农民赖以生存的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着政策规定的廉价原材料,却很少能够享受到工业商品的优惠,剪刀差的直接后果阻碍着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其次,国家对于农民社会保障的财政支持远远落后于城市,这种长达60年的非国民待遇造成了不公平的后果,农民的全面发展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宣传层面,难以落到实处。再次,近年来由于城市化的快速扩张,作为农民工主力军的青壮年农民云集城市,不但造成了农村人力资源的真空,而且也难以享受到体制内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并造成了代际的不公正。[2]他们的子女在城市的求学和教育也没有稳定的政策支持。最后,农村是城市商品的市场,很多产品所需要的原材料也大都来自农村,但很多农村地区却不得不承受工业污染的副产品,并没有得到合理补偿。所有这些区域与群体的非均等化现象,都需要社会管理加以弥补,从而实现相对的社会公正。总之,从历史经验看,农村发展的滞后源于社会管理的价值偏向。

二、动力机制多元化是新时期农村社会管理的绩效保障

确立了农民作为农村社会管理的价值核心,有助于不同动力机制的合力指向。从农村发展的机理看,社会管理的动力指向越明确,其绩效水平就越高。综合起来,农村社会管理的动力机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主导机制。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作用,西方国家曾经历了少量参与、全面介入和收缩调整的嬗变。这一发展历程同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变迁息息相关，也是西方各国政府应对这一变迁所作的理性选择。[1]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结合国情，并吸收西方经验，逐步确立了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领域的职能定位。但是,政府主导作为中国模式的特征,在农村社会管理领域的作用尚未得到全面体现。作为一种政治性机制,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管理是一种高效、制度化与理性的治理模式:“高效”源于政府高度的资源动员能力，可以集中力量重点解决农村社会管理中的特定问题；“制度化”则源于政府的公共政策治理途径，在食品卫生医疗系统、公共安全系统、生态环境保护系统、人口管理系统、公共交通系统、文教文化系统等不同领域，做出权威性的规制(regulations),既保护人权和自由公正,又对权力边界做出规范；“理性”治理则源于政府公共行政的规划职能，如对农村社会管理的主体、客体、机制等做出预测，制订可供决策的方案,主动应对社会管理可能出现的问题等。

一般认为，政府主导应以公平分配为原则导向,要建立相应的财政扶助的政策制度，尤其是要改善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政策,通过实现公共服务的全社会共享，以彰显社会政治民主的价值。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是促进农村社会管理的价值基础,具有普适性的意义。这是因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管理具有普惠性的特征，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平与公正。比如，农村不同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不同时间内的均衡发展，政府的权威作用有助于迅速而制度化地加以解决。

第二,社会性的参与机制。社会性参与是分散化治理(distributed governance)的特征和机制。体现在社会管理领域，社会性参与就是将政府职能通过向社会转移或委托代理等方式,转移出政府,以达到提高行政效率，推动政府管理现代化的目的。[2]长期以来,僵化的政治思维和社会条件限制了农村社会参与的进程，这一状况在实行市场经济的转轨之后有所改善,农村的非政府组织开始发育并发挥作用，但距离满足农村社会管理的需要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韩国“新村运动”的社会参与经验很好地诠释了社会性机制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韩国的经验是发展农村的非政府组织,让它们联系韩国的企业与农村，在有效安排农民转岗就业、提高农民福利水平的同时，还很好地为农民会员提供服务,如维护会员利益、向政府反映诉求、提供信息与咨询、培训人才等，[3]发达国家的社会管理经验更是进一步证明了社会性参与的必要性,非政府组织不但活跃了公民社会的机制,而且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有效地提高了社会管理的绩效水平。“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的倡导者——罗伯特·达尔认为:“独立的社会组织在一个民主体制中是非常值得需要的东西,至少在大型的民主体制中是如此,其功能在于使政府的强制最小化，保障政治自由、改善人的生活。”对于我国农村的社会管理而言，引入社会性机制的目的就是要打破政府的一元垄断，倡导管理主体多元化，寻找有利于公共利益实现的治理模式。

第三,社区发展机制。根据联合国1956年的定义,“社区发展是指依靠人们自身和政府当局的共同努力，改善社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使社区融入国家生活并对国家进步做出充分贡献的过程”[4]将社区发展机制应用于农村社会管理，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发展的动力主体是政府、社区居民及各类组织,它们之间相互补充；二是社区发展的目标是农村公共利益的实现，充分体现社区生活的公共性和社会性；三是社区发展的过程是合作的体现，以改变村民的观念和心理，培养村民的自治能力和合作精神，建立社区内部的良性互动，从而带动国家和社会的整体进步。

在我国,探索农村社区的社会管理机制已经起步，有些甚至取得了初步成功。比如,自2006年开始实施的社区主导型扶贫试点项目，通过群众自己管理资金，自己负责扶贫项目的申报、决策、实施、管理及监督,提高自我组织、管理、发展和监督的能力，逐步形成长期可持续的自身发展能力，实现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科学发展。这个项目的积极意义在于，社区发展能够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动力机制。

三、新时期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思考

其一，提升农民的主体地位。以农民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这同马克思主义确立的“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命题是一致的，理应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价值旨归。但是,在我国既往的农村发展经验中，往往强调了“先农村、后农民”的思路,即试图从农村发展来促进农民发展。实践证明，这是一条低绩效的发展路径，因为它淡化了农民主体的价值本位。国内有学者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研究，因此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自由而全面发展依然是当今乃至未来中国农民问题的实质。”[5]选择农民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路径，可以从农民的发展史中得到启示。建国后,“翻身得解放”的农民政治地位得以巨大提升，获得了同工人阶级并列为统治阶级的殊荣，与此同时的土地改革、合作社、供销社等社会管理举措也为广大农民提供了全面发展的机会和可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赢得了合法性支持。但是,随之而来的工业化、阶级斗争和人民公社制度设计等,则远离了农民本位的价值取向，并大大地销蚀了这些来之不易的成就，造成农村与农民的发展随之陷入低谷。联产承包是农民本位价值的回归，因为这一改革提升了农民的经济地位和水平，但由于缺乏配套制度,随后的城市化等政策把这种经济成就压缩在更小的范围，农民的发展空间无法在这个狭小空间得到实现，因此引发了从“盲流”、“民工”到“农民工”的长期人口大流动。必须注意的是，这种流动迄今尚无止息的迹象，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农民需求更大层面的自由发展的冲动。因此，为了满足农民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需要，农村社会管理必须解决农民的政治地位、权利与义务、社会保障与公共事务决策等众多领域的价值诉求，并通过农民主体地位的全面提升，来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

其二，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在政府主导作用的不同方式中，财政及其政策的支持作用，对于农村社会管理的影响最为明显而直接。财政具有法制性的特征,能够规范地对农村社会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为农民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社会管理主体，财政行为的动机，不是、也不应该是取得相应的报偿或盈利，而只能以追求公共利益为己任，将社会效益最大化。一般说来，农村社会管理中的政府主导作用领域主要有二:一是物质的硬件条件改善,其中以农村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设施的供给任务最为繁重。农村经济条件改善后，农村规划愈加显示出重要性和迫切性，政府可以将政策性、强制性、宜居性的农村规划付诸实施，彻底改善农村面貌；政府还应该在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民住房、道路桥梁、公共浴池、供水、供电、通讯、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尤其是在提供洁净水源、“三通”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应该成为政府的一项责任加以落实，为农村享有社会发展成就奠定基础。二是文化的软件条件改善，其中以公共文化资源、乡村风俗、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任务尤为迫切。

其三，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的紧迫任务是建立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近年来,“新农合”和试点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为农村的社会保障打开了缺口。在当下条件下，应以此为突破口，继续深化改革:一是完善既有的普惠式特殊群体的福利制度,努力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如农村“五保户”供养、特困户生活救助、灾民救助等社会救助体系；二是以既有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突破口，一方面深化改革的力度，另一方面扩大农民的受惠范围,提高农民群体的整体健康水平，改进医疗保健服务模式，尽可能地把地方病、传染病防治纳入公共医疗卫生福利的范围，让农民享受基本的医疗服务；三是逐步扩大农民享有社会保障的内容，建立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其他保障措施相配套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是拓展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在农村居住环境、洁净水、污水与垃圾处理、公共安全等领域，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帮助农民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五是完善针对农村弱势群体的就业与劳动保障制度，突出的如各种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民、失地农民、因职业病回乡的农民工、返贫农民等，在政策上完善这些弱势群体的保障体系，通过职业救济、劳动保护等手段，让他们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1]六是产业风险管理服务，在生产技术指导、信息供给、资源保障等不同领域，减少农民因天灾人祸带来的生产损失。

其四，培育农村的公民社会。我国农村的公民社会机制并不理想。在农村，除了行业协会性质的市场中介组织之外，社会性组织的成分很小，同时存在着权能限制、经费有限、自律不严和监管不力等诸多问题，公共领域的职能难以得到体现。[2]从农村社会管理的角度看,培育农村的公民社会机制的现实路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充分利用村民自治的民主机制，政府适当退出自治民主的领域，充分保障非政府组织在农村公共事务管理中的自治权，增强其独立性、自治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特征，使之成为独立的社会管理主体。二是发挥政府的制度供给功能，“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的政策，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3]即政府的作用要从立法、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积极支持农村公民社会的发育，增强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以承接政府转移的部分社会管理职能。三是为农村公民社会的发育提供资源保证。从目前情况看，农村公民社会所需要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特别是制度化的财政支持、网络化的组织资源、智能化的人力资源与技术化的信息资源等。四是完善多元化的公民社会监督机制，加强对农村社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强化组织自律，杜绝寻租现象的发生。

最后，加强农村的社区建设。客观地说，当前的农村社区应该被称为村落，并非是社会管理范畴下的“共同体”概念，因此社区建设的重点是建设现代社区。一方面，要创建为农村社区服务的公共组织。除了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之外，还应该有事关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组织，如民事纠纷调解、协商议事、计划生育、老年、法律服务、就业与社会保障服务、卫生服务、社区公共安全的组织，以及体现社区民主的居务公开监督小组、民主理财小组等机构。另一方面，还要建立健全农村社区建设的相关制度，使社区层面的社会管理走上制度化的轨道，如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制度、公共事务公开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另外，还应把社区打造为农民心理归属的港湾，营造和谐的社区氛围，增强农民对社区的情感。■

作者：朱全宝 邓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