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政治报道分析论文

摘要：新媒体灾难报道的舆论引导主体的亲和力强，但公信力不足；舆论过程引导的参与力、聚合力强，但理性思考力不足；舆论目标实现的衍播力强，但规范力不足；舆论系统控制的观察力强，但控制力不足。分析这些问题的长与短，以便在灾难报道中扬长避短，有效利用新媒体实施舆论引导。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媒体政治报道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媒体政治报道分析论文 篇1：

印度主流媒体对中印关系发展事件节点的报道分析

一、研究综述

近年来印度主流媒体涉华报道量不断攀升，国内众多学者对印度媒体的研究也随之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在知网上以“印度媒体”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得到200余篇研究文章，主题集中在“中国形象”“一带一路”“媒体发展”和“中印关系”等方面，而聚焦印媒对中印双边外交事件报道的研究文献还较少。在推进中印关系稳定发展的过程中，领导人会晤和战略沟通起到把舵定向的重要作用，是中印关系发展的重要事件节点。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在各种场合下已有过十余次会面，2018年4月武汉举行的中印领导人首次非正式会晤，更是开创了两国领导人交往的新模式。而印媒相关报道直接影响印度民众的对华情感乃至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因此，当前围绕印度主流媒体对于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报道开展深入研究显得至关重要。

另外，以往关于印媒的研究多以印度本土英文媒体为研究对象，虽然英文媒体在印度的舆论影响广泛，但是印度本土语言媒体也不可忽视，尤其是使用印度国语印地语开办的媒体。据社交平台分析系统社交烘培师（socialbakers）网站2019年末数据，印度所有媒体脸书主页中，粉丝规模前三名全部为印地语媒体，第一位是“今日电视台（Aaj Tak）”，拥有近2300万的粉丝；第二位是“ABP新闻（ABPNews）”，拥有超1930万粉丝；第三位是《觉醒日报》（Dainik Jagran），拥有超1460万的粉丝。此外，维基百科数据显示，2018年发行量排在前五名的印度报纸中印地语报纸就占了四个。综上所述，研究印度主流媒体如果少了印地语媒体，将是不完整不全面的。本研究以印度英语和印地语主流媒体为研究对象，从宏观着眼，微观着手，探析印度主流媒体在中印关系发展事件节点报道的舆情概貌。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内容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为基础，从报道数量、报道政治性强弱、报道倾向、报道主题和报道关键词等五个维度对印度主流媒体关于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即“金奈会晤”的报道进行分析。使用比较法，对比印度主流媒体和中、美、英、俄国际媒体在此次事件上的报道差异。

（一） 研究对象

强大的新闻通讯社和报业集团、覆盖广泛的广播电视、发展迅速的网络新媒体，以及获得深入应用的社交媒体，构成了印度主流媒体舆论场。其中，印度报业异常发达，据世界地图（worldatlas）网站2018年统计，世界报纸发行量排行前十名中，就有四家印度报纸，即《帕斯卡日报》（Dainik Bhaskar）、《觉醒日报》、《不灭之光报》（Amar Ujala）和《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综合考量印度本土发行量、覆盖面和受欢迎程度，本文重点选取以上四大报纸，以及《印度教徒报》（TheHindu）、《印度斯坦报》（Hindustan）、《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和《经济时报》（The Economic Times）等报纸媒体，脸书粉丝数排名前两位的电视台媒体：“今日电视台”和“ABP 新闻”，国家广播媒体“全印广播电台”（All India Radio），共计11家媒体作为分析对象，其中包含五家英文媒体和六家印地语媒体。本文选取的研究媒体受众覆盖广泛，具有主流媒体代表性，体现了研究对象样本的丰富性和全面性。

（二） 报道文章样本选择

本研究基于数据采集的完整性和便利性，在上述11家印度主流媒体的官方网站，以“习莫会”“习近平、莫迪”“金奈”“马哈巴利普拉姆”的英文和印地语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时间跨度为2019年9月1日至11月1日。所得数据进行二次人工筛选，剔除和“金奈会晤”无关的报道，共得到有效报道样本393篇。由于本研究是针对文本内容，故含音视频的报道只采集了其文本内容，不含音视频内容。

（三） 类目建构

本研究主要使用文本内容分析法，主要建构以下几种类目：1.报道政治性强弱：硬新闻、软新闻；2.报道倾向：非常肯定、一般肯定、客观、一般否定、非常否定；3.报道主题：政治/宗教、经济、军事/安全、社会、自然/环境、科技、人文/历史、会晤行程共八类，一篇报道最多分属于三个主题选项。4.报道内容关键词：此项类目内容非预先设定，是在分析过程中，逐渐丰富，便于进行后期统计分析。

三、研究分析和发现

1.报道量分析。数据分析发现英文报纸媒体和电视媒体对“金奈会晤”报道量更大。在393篇报道样本中，八家报纸媒体共计报道284篇，其中，《印度时报》以107篇的报道量遥遥领先于其他主流媒体。《不灭之光报》是所有印地语报纸中报道量最多的，虽不及《印度时报》和《印度教徒报》这样的老牌英文报纸，但其报道量却超过了另外几家印地语报纸的报道总和。从报道语言上来看，英文报纸的报道占比68.7%，印地語报纸的报道占比31.3%。整体来看，“ABP新闻”和“今日电视台”作为电视媒体，在报道量方面丝毫不逊色于其他报纸媒体，纷纷挤进了报道量前五名。

2.报道政治性和倾向总体分析。分析显示，印度媒体对于“金奈会晤”的报道中软新闻和正面报道的占比较高。甘惜分教授主编的1993年版《新闻学大辞典》对“硬新闻”和“软新闻”的解释分别是：硬新闻，指题材较为严肃，着重于思想性、指导性和知识性的政治、经济、科技新闻。软新闻，指那些人情味较浓、写的轻松活泼，易于引起受众感官刺激和阅读视听兴趣的新闻。本研究中政治性强弱的判断标准是整篇报道的侧重点以及是否含有政治表达，如《习莫会：印中古老关系的新维度》，主要介绍了中印两国从古至今的文明交往，没有任何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即归为软新闻。结果显示，在所有报道样本中，软新闻（163篇）占比为41.5%，如此高的软新闻报道比例在以往的重大外交事件报道中实属罕见，充分凸显了非正式会晤的报道特色。首先，非正式会晤较正式会晤气氛相对轻松，形式更灵活，话题也更开放，也就显得更富有人情味。其次，软新闻在此次外交事件报道中发挥了举重若轻的作用，既实现了时政新闻的及时权威发布，又提高了新闻的可读性和吸引力，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实现了硬题材的软着陆。同时，在393篇报道样本中，肯定和客观态度的文章312篇，总占比达79%。显示印度主流媒体对于“金奈会晤”给予了比较正面积极的报道。

3.报道主题和情感倾向交叉分析。总体来看，印度主流媒体“金奈会晤”报道主要集中在政治/宗教、人文/历史、社会、经济和军事/安全等五类主题，总比重达到93%。

（1）政治/宗教类报道量最大，占比41%。“金奈会晤”属于外交活动，政治类报道比重大毋庸置疑，其正面报道占比61%，如《非正式会晤开拓中印合作新领域》。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全部样本中的22篇非常否定的报道也全部出自“政治/宗教”类主题，其内容主要涉及边界、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等。

（2）人文/历史类报道占比21%，超过经济类报道，在以往印媒涉华报道中甚是少见，且正面报道比例高达92%。此次“金奈会晤”选在历史悠久的马哈巴利普拉姆城举行，无论是泰米尔纳德邦还是马哈巴利普拉姆都和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也让“金奈会晤”报道充满了文化气息，代表报道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的马哈巴利普拉姆与中国有什么联系？》等。

（3）社会类报道占比12%。“金奈会晤”是印度的主场外交，作为东道国的媒体更加关注印度社会的反应。相关报道倾向呈两极化分布，肯定的内容主要是印度为会晤举行做好了充分准备以及印度人民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而客观性内容（略含否定）主要是会晤的举行给当地交通、学校以及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便。

（4）经济类报道整体上积极肯定了中印两国的经贸发展。如《中国媒体：二十一世纪不能少了印度》的报道中，通篇援引了中国媒体的报道，从经贸投资谈到了未来中印合作，中印友好关系的重要性，甚至用到“没有印度和中国，亚洲无法崛起”这样的高度评价。同时报道也提到中印间的贸易逆差问题，表示中印两国同意建立高级别经贸对话机制来解决贸易相关问题。

（5）军事/安全类报道主要聚焦两国军方合作以及印度对“金奈会晤”所做的安保措施，客观和肯定类报道占了大多数，代表报道如《习近平决定加强军方互信》《习莫会“前所未有的”安全防护》等。

4.“关键词”分析。印度主流媒体“金奈会晤”报道中出现的高频关键词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会晤内容知多少。在印度主流媒体的报道中，“武汉会晤”出现了139次，且对其都是积极肯定的评价，表示“武汉会晤”具有里程碑意义，使中印关系进入了健康、稳定发展的新阶段。“武汉精神”（Wuhan Spirit）和“金奈对接”（Chennai Connect）作为两次“习莫会”的代言词，分别出现了16次和28次，媒体一致表示，“武汉精神”给中印关系带来了新的势头和信任，而“金奈对接”标志着中印关系新时代的开启。“中印合作”共计出现了72次，其中作为代表中印的“龙象”一词也出现了11次。印度媒体援引中方表述，龙象共舞是中国和印度的唯一正确选择，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印联手打击恐怖主义”出现47次。据印媒报道，两位领导人认为中印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两国将共同努力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呼吁各国加强反恐国际合作。

（2）中印联系古与今。“玄奘”和“周恩来”作为“金奈会晤”举办地和中国历史联系的代表人物分别出现了14次和12次。印度媒体报道称，中国唐代高僧玄奘曾在帕拉瓦王朝时访问过泰米尔纳德邦的甘吉布勒姆。1956年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也曾率团访问过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金奈，还到访马哈巴利普拉姆小镇，所到之处受到印度群众的热烈欢迎。时隔60多年，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再次拉近了这里与中国的距离，中印人文交流将从古代开始不断绵延下去。此外，中国的“福建省”也出现了26次，印媒表示，选择在金奈举行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决定的背后是泰米尔纳德邦和中国福建省之间持续几个世纪的贸易和文化联系。福建省的港口城市泉州是中国唯一留有印度寺庙遗存的城市， 见证了两国悠久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往，也见证了泉州金奈的友好渊源。会晤期间，中国福建省和泰米尔纳德邦、泉州市和金奈市建立友好省城关系，为闽印交流合作提供了新机遇。

（3）涉华内容褒和贬。习近平主席是乘坐中国国产“红旗”轿车从金奈前往马哈巴利普拉姆，而不是选择和莫迪总理一样的直升机，“红旗”轿车也因而进入印度媒体的视野，共出现9次，《不灭之光报》甚至在一篇名为《当红旗车撞上美国车，结果让你大吃一惊》的报道中，从技术方面介绍了中国“红旗”轿车的强大。此外有关“华为”和“一带一路”的表述都是“备受争议”，但随后印度政府在2019年12月底批准华为参与该国的5G网络试验，体现了会晤后两国合作的积极变化，另外在中国决定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排除在“一帶一路”倡议的范围之外后，印度表示并不反对探索其参与的可能性。

四、国际媒体对比分析

无论从地缘政治，国际关系还是历史渊源角度出发，中印间的大事，总会受到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大国的关注。本研究选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印地语广播、英国广播公司、美联社、路透社、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美国之音”等六家国际媒体作为比较对象，主要从报道倾向和报道内容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显示，印度媒体关于“金奈会晤”的报道和西方媒体相关报道具有显著差异。印度媒体主要是正面报道，充分肯定“金奈会晤”的重要意义，向民众传达两国关系积极发展的信号。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则更多关注中印边界争议，以及香港、西藏和新疆等问题，舆论导向比较消极负面。其中，英国两家媒体的负面报道集中在香港、西藏、新疆问题。美国两家媒体共10篇的报道中，只有一篇肯定的报道，表示“自莫迪和习近平去年在中国举行首次非正式峰会以来，中印关系已经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余几篇都是否定的报道。其中以美联社最为突出，五篇报道全部是否定的，甚至包括三篇非常否定的报道，克什米尔、西藏和中印战争等相关内容所占比重非常大，在“金奈会晤”举行的重要时刻，美联社此举确有挑拨离间之嫌。除了中国媒体，同属金砖国家的俄罗斯媒体卫星通讯社，单个媒体报道量在所有作为比较对象的国际媒体中是最多的，且全部为肯定和客观报道，甚至有一条非常肯定的报道，认为中印两国领导人之间定期的非正式会晤可以大大消除两国现有的信任赤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印地语广播，作为中国唯一一家用印地语对印度传播的官方媒体，全部26篇报道都是積极和客观的，从中印关系、中印合作、中印交流等方面阐述了此次会晤的重要意义，表示“中印关系迈入健康稳定发展新阶段，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离不开中印合作，加强交流合作，对于两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比中国和印度媒体的报道，可以发现，中国主流媒体对“金奈会晤”的报道还是以硬新闻为主，主要聚焦会晤召开的意义和成果，而印度媒体的报道中软新闻的比例很大，除了必要的政治内容，在人文历史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报道。其次，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没有任何负面内容，而印度的一些媒体还是会发出一些负面声音。但针对“金奈会晤”的意义，两国媒体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未来进一步加强中印合作已成为双方的一个共识。另外，两国媒体在自己的报道中，几乎都是援引双方外交部或专家学者的言论，消息源上几乎没有西方国家的身影。

五、对印传播工作的思考和建议

印度是南亚最大的国家，也是我国重要的西南邻国。对于作为中国重要的外交对象印度，如何做好对印传播工作将直接影响印度乃至世界对中国的整体印象。本文经过对印度主流媒体关于“金奈会晤”的报道分析，针对对印传播工作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1.提高中印关系稳定发展重要事件节点软新闻报道比重，增强新闻报道的情景化和精准性。以往时政新闻常出现公式化的报道文字加上硬性的价值输出，往往达不到传播效果。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印地语广播脸书主页（CRIHindi）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开始尝试克服模式化新闻思维，逐渐改变时政新闻中的政治语言，使用亲切的对话语言，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找到适合普通民众视角的报道切入点，加大“软新闻”的报道比重，提高报道的人情味和感染力，让时政报道变得更丰富、更生动、更真实。

2.为做好新闻编辑方法改进，就要从加强受众分析和研究，提升精准化传播能力入手。首先，印度民众宗教信仰复杂多样，不同教派的民众在价值判断与信息诉求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其次，印度地域文化差异大，南北印度无论语言、文化习俗还是政治生态环境都大不相同。针对印度特殊的国情和社会环境，我们必须采取差异化的传播策略，因地制宜提升精准化传播的能力。

3.加强中印主流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其一，印度媒体对华报道倾向存在差别，但此次分析所涉及的印度媒体中，没有哪一家是全部绝对的负面报道，这点明显区别于西方媒体，应积极地进行印度媒体梳理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媒体间的交流合作。其二，印地语媒体相较英文媒体对华关注度要低，绝大多数从业者从未来过中国，对真实的中国知之甚少。建议为更多印地语媒体从业者提供赴中国学习采访的机会，形成常态化、开放深入的合作交流机制，推动其形成对中国的客观认识。其三，印度主流电视媒体积极报道中印关系发展事件节点，建议探索与印度电视媒体合作的新模式，如开展联合采访、跨国视频连线、节目交流互换、新媒体合作等，让中国媒体成为其报道中国、了解中国的首要消息源，通过合作促进互信。但鉴于中印关系的复杂性，在和印度媒体开展合作时，要讲究合作的方式方法，循序渐进谨慎推进，切不可急功近利，以免给我方带来被动的外交局面。

（本文受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资助，课题编号GD1969）

（版面所限，本文略去作者所加注释。）

作者：陈晓娇

媒体政治报道分析论文 篇2：

新媒体在灾难报道中实施舆论引导的若干问题

摘要：新媒体灾难报道的舆论引导主体的亲和力强，但公信力不足；舆论过程引导的参与力、聚合力强，但理性思考力不足；舆论目标实现的衍播力强，但规范力不足；舆论系统控制的观察力强，但控制力不足。分析这些问题的长与短，以便在灾难报道中扬长避短，有效利用新媒体实施舆论引导。

关键词：新媒体；灾难报道；舆论引导；问题

新媒体是一个与传统媒体相对应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熊澄宇教授认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新媒体通常是指“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之上出现和影响的媒体形态”。廖祥忠认为是“通过数字化交互性的固定或移动的多媒体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的传播形态。”如何区别“新”“旧”媒介，大致标准有“使用者’对来源／传播者‘提供’信息回应的比例”，“使用者所经历的‘社会现场感’或者‘社交’程度”，“自主的程度”，“享乐的程度”，“私人化的程度”等。即新媒体信息回应比例高，使用者所经历的“现场感”或者“社交”程度，自主程度，享乐程度，私人化程度等都比传统媒体高。同时，使得“多对多的交谈成为可能”，“文化内容的同步接收、交流与再分配成为可能”，“传播行为脱离国界、现代的疆域之间的关系”，“提供实时性的全球接触”，“将现代以及后现代的主体置入网络性的工具。”依照这样标准，目前新媒体大致包括新闻网站、门户网站的新闻主页，自由社群(比如论坛、BBS、虚拟社区)。以及个人主页、博客、播客、QQ、MSN、手机短信、微博客等。分析新媒体在灾难报道过程中舆论引导主体能力、舆论过程引导能力、舆论目标实现能力和舆论系统控制能力的不同特征，为灾难报道中有效利用新媒体实施舆论引导提供思路。

一、新媒体舆论引导主体能力失衡：传播主体的亲和力强。但公信力不足

(一)新媒体在灾难报道中舆论引导主体亲和力强

亲和力是指舆论引导主体通过自身形象建构以及引导讯息系统传递出的使公众愿意接触与亲近的吸引力。包括舆论引导主体“可爱”的形象魅力，以及引导信息内容与方式的科学，贴切，符合受众的心理需求。新媒体的移动传播渠道和方式，草根内容深受受众喜好。亲和力强。“新媒体的交互性、开放性使一种自上而下的信息流通方式演变为多元化、去中心化、离散型、重反馈的多向互动型循环传播”。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将叙事角度分为零度焦点叙事，内焦点叙事或限制性叙事和外焦点叙事或纯客观叙事。其中，内焦点叙事或限制性叙事，亦即无固定视角且以作品当中的人物作为叙述者的一种叙事角度，将灾难事件中的人物作为叙事的主角，通过人物的现场感受讲故事，可以增强报道真实性和可信度，使受众产生认同感，增强亲和力。在灾难报道中，由于灾难造成的破坏，灾难发生的时间短暂，很多有关灾难的新闻素材采访机会可遇而不可求，因此，媒体获取现场画面和采访往往十分困难。在灾难报道中新媒体传播除了对传统媒体的灾难报道进行“两级传播”，还传递很多“草根声音”，原创作品更具冲击力，受众参与报道成为弥补信息缺失的一种有效办法。新媒体灾难报道中的平行传播，丰富了大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提高了信息传播速度，增强受众的参与性和认同感，提高了灾难报道的亲和力。如4.14玉树地震发生后，中国国际救援队发布了一条微博称：“急需棉衣、棉被、帐篷、药品和食物。请直接寄往灾区!地址：玉树州人民政府救灾物资办邮编815000。黄立明(青海玉树州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电话：15352985890。”这条微博在24小时内，受到网友转发超过20万次，由此可见，新媒体传播的亲和力特征显著。

(二)新媒体灾难报道中舆论引导主体公信力不足

公信力是指舆论引导主体通过理念制定、行为表达、形象塑造等方式长期建构的一种让公众信任的能力，体现了舆论引导主体存在的权威性、在社会中的信誉度以及在公众中的影响力。公信力是构成舆论引导力有效性的基础。主要包括政府公信力和媒体公信力两个层面。

新媒体的新型主体“缺乏稳定的身份和固定的位置，他们是游移的，分散的，去中心、去权威的”，“解构了现实中的权力、义务关系”，为传播信息的“自由主体”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准入门槛，也为“风险信息”提供传播渠道，这样大大削弱新媒体的公信力。也有人认为是“把关人”的缺失，传播主体专业素质有待提高以及外部监督机制的缺失造成新媒体的公信力缺失。“媒体的公信力=媒体素质(真实可信性+客观性与平衡度+社会责任感)×公众满意度”。灾难期间，受众处于“信息饥渴”状态，“媒介依赖”特征明显，“一个人越依赖于通过使用媒介来满足需求，媒介在这个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越重要，因此媒介对这个人的影响力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传者的责任、能力、技巧、服务意识造就公信力。这些正是新媒体的短板，也是新媒体未来营造公信力和提高舆论引导力的努力方向。

二、新媒体舆论过程引导能力失范：对舆论的参与力、聚合力强。但理性思考力不足

(一)新媒体在灾难报道中对舆论的参与力和聚合力强

参与力是指舆论引导主体运用舆论生成运动规律，合理介入舆论发展过程，运用议程设置等手段塑造舆论的能力。各级舆论引导主体的参与方式与程度有所不同。在舆论表达阶段，潜舆论转化为公开的社会舆论、意见的表达。新媒体灾难传播主体趋于年轻化，年轻人能够熟练地运用各种网络、手机等新媒体，他们的生活与网络生活紧密相连，手机短信交流是最熟悉最常用的交流方式之一。大多数都是出现在年轻人集中的网上论坛、社区、QQ群、博客以及微博客等。如2010年上半年，网民手机上网渗透率达到61.5％。其中手机搜索在网民手机上网应用使用率中排名第二，达到48.4％。截至2010年6月，网络新闻使用率为78.5％，用户规模达3.3亿人。网络媒体覆盖的人群范围更加广泛，网民上网时间的不断增长，互联网的粘性不断增强，我国网民年龄结构的逐渐成熟和优化，网民中的主体人群已经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主体，参与社会舆论生产、传播能力逐渐凸显。

聚合力是树立聚合、引导和树立权威舆论，从而使一定舆论时空条件中的舆论运用实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的能力。聚合力包含两个层面：舆论形成过程中的意见整合能力，舆论形成后权威舆论的树立与引导能力。灾难爆发后，很容易形成“临时性的热节点”现象。彭兰教授认为微博客传播存在“临时性的热节点”现象，影响其形成的因素包括：“事件的卷入程度”和“话题引起的公共兴趣程度”。灾难期间新媒体参与舆论生成能力及舆论的聚合力强，新媒体灾难报道容易形成“临时性的热节点”，需要舆论及时有效引导。灾难爆发，一些新媒体用户由于直接卷入公共事件而引起关注。灾难事件的当事人(如“宜黄事件”中的钟家姐妹)、报道者(如“宜黄事件”中《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在“女厕

攻防战”中迅速受到微博客用户的关注)、关键观点的提出者(如玉树地震发生后中国国际救援队、公安部消防，新闻媒体记者和身在灾区的群众等三个群体的微博，通过微博及时发布灾区信息，在很短时间内成为微博传播的焦点。)。媒体对特定事件卷入程度越深，其影响可能越大。所以，针对灾难事件中的“临时性的热节点”实施舆论引导，以稳定社会舆论的走向。

(二)灾难报道中新媒体对于社会舆论的理性思考力不足

新媒体舆论具有盲目、偏激、冲动、缺乏理性思考等特征，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把关人’在网络传播中将被弱化，职业传播不再是‘议程设置者’，而仅仅成为寻找并发布新闻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非理性和理性获得了同样的地位，两者的价值判断和利益冲突激烈了新闻场域的斗争。”需要“引入外在变量的博弈”即提高新媒体的传、受者媒介素养来提高新媒体的理性思考能力。而且，新媒体具有“感染性”、“从众心理”、“情绪化”特征，也就导致新媒体舆论的非理性特征明显。闵大洪认为“在社会现实中缺乏一个能充分容纳民意表达的平台。”网络媒体“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公众发表言论、表达意见、释放情绪的便利通道”，而网民的组成和匿名特点决定了网络舆论的非理智成分突出。同时，新媒体受众及“草根”传者年龄偏低，收入不高，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容易冲动，不满情绪强烈，这样加重了网络舆论的非理性程度。

三、新媒体舆论引导目标实现能力失谐：对舆论的衍播力强，但规范力不足

(一)新媒体在灾难报道中舆论的衍播力强

衍播力指舆论衍生、播散新观念和新思想，实现正向与反向演化传播的能力。从信息传播角度看，是利用传播规律，诱发、扩散新思想、新观念，形成舆论洪流，营造社会声势的能力。新媒体传播渠道多元化增强灾难报道中舆论的衍播力。新媒体时代灾难信息传播途径除了传统的人际传播外，传播渠道还可通过网络BBS、留言板等进行群体传播；通过电子邮件、QQ、MSN等即时聊天工具进行人际、群体、组织传播；通过手机短信以及微博客等形式进行了人际、群体传播。发挥舆论的正面价值导向，抑制负面效应，实现舆论宣传价值，发挥舆论在社会心理与意识形式之间的中介作用。实现新思想新观点积淀与升华。

其中利用互联网这一渠道的新媒体传播的人数就相当庞大。截止到2010年10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2亿，手机网民规模更达2.77亿。《2007年中国博客市场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博客作者(blogger)规模为4698.2万人。网民主体集中在中青年群体，他们平时就很少接触传统媒体，灾难爆发期间，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接受传统媒体难度增大，更凸显新媒体(特别是手机媒体)的传播优势。新媒体传播多元化、个性化、人际化、多级化。彭兰教授认为“网民通过电子邮件或论坛转发自己认为好的或是有意思的新闻。这种方式虽然并不直接生产新的新闻，但是，它使新闻扩散，从而实现增值。网民成为新闻的义务推销者。”同理，灾难信息传播渠道从人际传播延伸至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呈现出多元化渠道的传播趋势，传播范围更大，速度更快。网民通过类似的方式也可以放大舆论传播效果。

新媒体的传播结构扩大了灾难报道中舆论的衍播力。新媒体从单向性传播结构趋于向互动的、去中心的传播结构。社会信息多元化交流、网状交织。信息流动以多种方式在人际之间、组织之间、大众间同时并存。传者与受者之间的身份在不断变换交替，使得“多对多的交谈成为可能”，“文化内容的同步接收、交流与再分配成为可能”；“传播行为脱离国界、现代的疆域之间的关系”；“提供实时性的全球接触”。灾难爆发期间，传统媒体的传播渠道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新媒体为信息和正面舆论提供了新的传播空间和渠道，其舆论的衍播力优势明显。在舆论形成阶段，把处在萌芽状态新思想、新观念有意识地提炼凝聚起来，有计划地进行诱发、扩散、放大，形成舆论洪流，营造社会声势，发挥舆论的正面价值导向，抑制负面效应，实现舆论宣传价值，并最终实现新媒体对于灾难期间社会舆论内核积淀与思想升华。

(二)新媒体对于社会舆论的规范力不足

规范力是通过对整个舆论过程的参与和控制，从而在舆论运动中重建某种规范，实现制度环境的再造。舆论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即进入舆论社会功能的实现阶段。“把舆论形成与实现区别论述其意义在于舆论的形成是从促发形成环境与条件方面研究的，以便确切地了解社会因素对舆论形成的影响。舆论的实现，却是从舆论所反映的内容与对社会产生直接效应方面人手的。”因此，在舆论的实现阶段，舆论引导力表现为促进舆论社会功能发挥的实现能力，即规范力，发挥舆论在社会规范与制度层面的重构功能，以及社会监督与调节功能。很多强况下，如果没有传统媒体的及时介入，新媒体反映的问题还很难受到社会的关注，特别是相关职能部门的重视，对于社会舆论的影响也还是比较有限。其对舆论的规范力不及传统媒体。

四、新媒体舆论引导系统控制能力失调：对舆论的观察力强。但控制力不足

(一)新媒体深入灾难舆论现场的观察力强

观察力是对舆论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的发现、认识能力，即社会舆情监控能力。包括对社会发展方向和时代趋势的正确把握能力，对一定时期内社会热点和舆论总体情况的敏锐认识能力。以及对具体舆论活动演变趋势的及时发现能力三个层次；在舆论酝酿阶段，舆论引导力的观察力，侧重对潜在舆论的监测与发现，作为对舆论演化趋势的判断，对于整个舆论过程都具有深远影响。新媒体信息回应比例，使用者所经历的“现场感”或者“社交”程度，自主的程度，私人化的程度等都比较高，移动传播以及草根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灾难报道中的观察力，及时发现舆论的最新趋势，为舆论引导提供参照。“灾难发生时，人们倾向于使用熟悉的以及灾难现场最为方便的通讯工具。微博客用户依赖既有的社会关系网进行传播，而且这是很难复制的优势。”，如借助于微博客传播灾难信息及舆论信息，“提高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能力，预警信息的传播能力，恢复协调功能，以及到达传统媒体不能到达的灾难事件的焦点领域。”新媒体是现实社会舆情的晴雨表，对于重大网络传播事件探讨的不同声音体现着社会舆论的冲突利用不同意见的交锋碰撞，观察不同舆论的走势。

(二)新媒体在灾难报道中的舆论控制力弱

控制力是对下一层级舆论引导主体及其舆论生成运动的宏观掌控能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渠道的掌控，即对下一层级的舆论引导主体(媒体与意见领袖)的控制，主要通过组织建设、行政管理、运行机制等手段实现，二是对舆论生成运动的掌控，主要通过对舆论运动的方向进行宏观价值导向而实现。

新媒体的新型交流结构“拆解了传统的交流结构，从某些中心向分散的受众传递信息的模式在新技术的冲击下日渐式微，单向性的传播结构愈来愈为多向互动的、去中心的传播结构所取代。颠覆了传统传受关系中的时间序列性、中心—边缘扩散模式及分离机制”，丰富了大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率、极大地增强了信息的反馈性与互动性。同时，也给舆论的控制力增加了难度。新媒体的把关角色转变为“微观把关”和“开放式把关”，“使得多对多的交谈成为可能”，“使得文化内容的同步接收、交流与再分配成为可能”，“使得传播行为脱离国界、现代的疆域之间的关系”，“提供实时性的全球接触”。由于新媒体的这些特征，对于舆论的控制力不及传统媒体。

五、小结

新媒体灾难报道中的平行传播符合受众心理需求，亲和力强。灾难爆发，新媒体的参与力和聚合力兼具。同时，舆论的衍播力和深入灾难舆论现场的观察力，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能力，预警信息的传播能力，恢复协调功能都比较强。但是，新媒体的“微观把关”和“开放式把关”，使得新媒体的舆论控制力不及传统媒体。社会监督与调节功能，对于社会舆论的规范力等还有待提高，新媒体舆论的理想思考力不强。灾难期间的舆论引导应该充分发挥新媒体的这些优势，并弥补和规避其不足，从而提升灾难报道的舆论引导效果。

责任编辑：立早

作者：蒋晓丽 王亿本

媒体政治报道分析论文 篇3：

“一带一路”倡议在海外舆论场的话语建构与报道框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六年以来，在国际社会中引起了高度关注。从地理方位和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印度都处于“一带一路”建设较为关键的位置，印度主流媒体如何报道“一带一路”倡议？又建构了怎样的“一带一路”形象？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而且与中印两国关系发展及中国国家形象在国际舆论场的呈现紧密相关。本文以世界各国报纸全文库（Access World News）为基础数据库，运用框架分析、内容分析等研究方法对2018年印度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进行了量化和质化综合分析。

一、印度主流媒体“一带一路”报道的基本态势

印度民族众多，语言复杂，英语和印地语同为官方语言，尤其英语的社会影响力较强，公开领域实际使用非常广泛，使用者多为高学历、高收入的“意见领袖”阶层。故本文主要是针对印度主流媒体“一带一路”英文报道的研究分析。笔者调查发现，在以英语为主要使用语言之一国家的主流新闻媒体中，习惯上将“一带一路”译为“One Belt One Road”，也有“China’s Silk Road”“The New Silk Road”的称法。我国官方曾对“一带一路”英文译法做出过规范和调整，包括从“战略”到“倡议”的转变、简称“B&R”到“BRI”的调整等。目前海外主流媒体普遍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规范，为确保检索新闻样本的精确性和准确性，笔者将关键词设定为“One Belt One Road”“The Belt and Road”“China’s Silk Road”“The New Silk Road”“Silk Road Economic Belt”“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B&R”及“BRI”8个，包含其中任一关键词的新闻报道皆被列为研究对象。同时，笔者通过随机抽样，从数据库中选取了100篇报道作为样本进行编码，分为类型、主题、议题、态度、信源等五个维度。

（一）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度较高，报道量呈增长态势

通过数据库检索量化统计发现，2018年印度影响力较强的各大主流媒体都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一定数量的报道，其中英文报道量过百的为《印度时报》、印度报业托拉斯及《印度教徒报》，分别为198篇、165篇和133篇。从报道量上看，印度主流媒体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量与其近邻巴基斯坦的主流媒体相仿，远高于同期西方各大主流媒体。其中，《印度时报》和印度报业托拉斯的“一带一路”报道量最高，约占印度主流媒体总报道量的四成。而这两家主流媒体都较为典型，印度报业托拉斯是印度最大的通讯社，属于半官方性质；《印度时报》是印度国家报纸，也是世界上销量最大的英语日报。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印度舆论场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主流关切导向和态度倾向，本文同时也将这两家主流媒体作为重点典型个案进行分析。统计发现，近年来印度报业托拉斯与《印度时报》的“一带一路”倡议报道量呈增长态势，虽然印度政府没有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但印度主流媒体却予以了较高的关注度。

（二）报道角度多元多样，政治经济角度解读成为主流

统计分析发现，2018年印度主流媒体的“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报道主题多元、议题复杂多样。从报道主题上看，大致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军事、其他等七大类，其中政治类报道占比最高，约为47%，经济类报道其次，约为32%。在对典型个案样本《印度时报》与印度报业托拉斯的“一带一路”报道进行内容分析时发现，政治类报道、经济类报道在两家主流媒体中占比都较高，与整体的报道态势相符，其中《印度时报》的政治类报道量更是占比超过六成。而政治类报道中视角基本以印度为主，反映出复杂多变的中印关系动态。经济类报道中除了消息类的硬新闻外，更多是对债务问题、贸易问题的评论和特稿，从具体的负面案例切入，对“一带一路”倡议予以消极评价。文化类、科技类、教育类报道更多是一些消息类的硬新闻，而在一些军事类报道中，印度主流媒体将“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军事发展建设结合起来，对中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在海外推进表示担忧。

此外，印度报业托拉斯与《印度时报》发布了很多与印度自身密切相关的长篇评论特稿，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印度是否应该加入进行探讨。这也反映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六年来，印度各界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多样复杂的态度。从具体的报道话题来看，印度主流媒体也更为多元，如中国尼泊尔关系、中国巴基斯坦关系、西藏问题、贸易保护主义、债务危机、债务陷阱等常常出现在“一带一路”倡议报道中。

（三）报道倾向呈单极化态势，负面评价和消极解读较多

在报道倾向性方面，印度主流媒体的“一带一路”报道更多呈现负面质疑评价，消极性报道占比最高，约为五成，积极性报道占比只有12%。从整体上看，虽然印度主流媒体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保持较高的关注度，但在新闻呈现时却存在一定的报道偏见，甚至个别媒体如《德干先驱报》2018年全部的“一带一路”报道都持负面基调。

统计分析发现，在消极性报道中，印度拒绝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占据较大比例，尤其2018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期间，成员国中只有印度依然拒绝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印度各大主流媒体纷纷就此展开分析解读，典型的片面观点认为印度作为南亚大陆的核心国家，由其主要推动的印度次大陆国家合作倡议（BBIN）以及“印-缅-泰”三边公路建设等项目已经充分有益于南亚建设，而“一带一路”倡议更多是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提出的，印度不需要也不应当加入。印度主流媒体的报道实际上也代表了印度社会各界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偏见，而这种偏见也有所谓“合理”的解释。

（四）报道引用信源分布广泛，西方媒体影响力较强

从报道引用信源的统计数据看，虽然“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主导发起，但中国媒体、中国学者并不是印度主流媒体“一带一路”报道中的主要信息来源，除一些硬新闻来自中国政府的发布外，更多以西方主流媒体为信源。样本中对信源的统计数据显示，印度主流媒体报道的西方媒体信源占比约为21%；其次是来自印度本地政府，占比约为15%；而来自中国媒体、中国学者的信源占比只有约2%。印度主流媒体在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报道时，普遍对中国方面的信源缺乏信任，中国各界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解读实際上并未有效传播并影响印度，尤其是中国媒体“一带一路”倡议对外报道的框架和基调并未影响印度舆论场，而西方主流媒体的影响却相对较强。同时，印度主流媒体在报道“一带一路”倡议时，也更多使用本国政府、学者的信源，做出的价值判断更多是从印度自身出发。

二、印度主流媒体“一带一路”报道的突出特点：框架偏见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认为，“框架”可以影响人们对于事件的主观判断，是人们认识和解释世界的一种认知结构。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框架分析”是一种有效综合研判新闻报道的研究方法，罗伯特·恩特曼、托德·吉特林等认为新闻框架的形成是一种“选择”和“凸显”的过程，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框架”能够使新闻从业者迅速对信息进行处理并向受众传播。本文在对印度主流媒体的“一带一路”报道进行内容量化分析与文本质化分析时，将“框架”思维贯穿始终，从报道主题、报道对象、报道态度等维度建构印度主流媒体“一带一路”报道的框架特点。

（一）报道主题框架：聚焦政治经济领域，议程议题呈现“刻板印象”

从样本的报道主题统计数据看，印度主流媒体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解读主要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展开，尤其从影响力较强的主流媒体如《印度时报》及印度报业托拉斯等的报道统计数据看，聚焦政治议题的情况更为明显，政治类报道分别占其各自报道量的61%和45%，远超过对其他主题的关注，而这种聚焦实际上也映射出印度主流媒体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报道框架。从印度国家领导人、印度学界的诸多公开表述看，“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印度所处的南亚地区具有非常强的政治内涵。从文化地理学维度看，印度的确处于南亚最重要的战略支点，长期以来，印度也将自己视为南亚及印度洋的核心，其国家利益也主要围绕印度洋拓展。海权论之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曾说过“谁控制了印度洋谁就统治了亚洲”。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必然需要穿越印度洋继而向欧洲贯通辐射，而在环印度洋国家中，除印度外已经全部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由于国际国内发展的新变化及新态势与印度政府的期许存在较大落差，印度主流媒体也深受影响，在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报道和解读时，基本强化了印度政府对“一带一路”塑造的“刻板印象”。在抽样样本中，有49%的稿件都涉及了从政治、经济角度对印度是否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考量，21%的稿件在标题中直接使用“拒绝（refuse）”“婉拒（decline）”等词汇来表达目前印度并不需要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度方面看来，“一带一路”倡议属于中国自己，各大主流媒体在进行报道时也一直保持着警惕，典型的报道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增加恐惧》，文章称“一带一路”倡议将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呼吁各方保持警惕。该报道由印度报业托拉斯发布并被《印度时报》《纽约时报》等印度、西方的主流媒体转发和引用。

（二）报道对象框架：紧密结合本国及国际局势，凸显地缘政治考量

“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是开放包容、互利共赢，但由于印度自身独特的地缘政治特点以及国内国际形势，其对中国一直保持着较远的“心理距离”，中印关系也一直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进一步深化推进的难点问题、核心问题。印度主流媒体在向民众呈现“一带一路”倡议时，更多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展开。统计分析发现，《印度时报》等影响力较强的主流媒体都将中巴经济走廊（CPEC）作为重要议题，在100篇样本集中，共有12篇报道以中巴经济走廊为主题，在样本集的报道文本中，关键词“CPEC”共出现了36次。而当巴基斯坦官方的信息发布出现一些错误的“黑天鹅”事件时，印度主流媒体则会刻意炒作放大，妄图在报道中表明巴方内部实际上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并未统一思想、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等。如2018年10月，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Imran Khan）访问沙特后，巴基斯坦信息部部长法瓦德·乔杜里（Fawad Chaudhry）对外表示沙特将加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但巴计划、发展和改革部长巴赫蒂亚尔（Khusro Bakhtiar）却在几天后的新闻发布会中否认了沙特加入中巴经济走廊的计划，并指出中巴经济走廊将在中巴双边框架下开展建设，不会引入第三方。印度报业托拉斯立刻捕捉到该信息，发布了报道《巴基斯坦“掉头”：沙特将不会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从官方两次截然不同的信息披露中延伸分析，借助巴基斯坦方面信息披露的失误唱衰“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覆盖地域辽阔、关涉国家众多，印度主流媒体在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报道时，也更多聚焦与印度相关性较强的国家区域的相关动态，除中国外，美国、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的“一带一路”倡议动态也被印度各大主流媒体所关注。此外，在“一带一路”倡议报道中，西藏也成为印度主流媒体的一个重要附加议题，典型如《印度快报》的报道《中国试图用藏传佛教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称中国将藏传佛教作为“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的软实力工具，试图从尼泊尔打开一个与中国西北经贸往来的窗口。该篇报道污蔑中国政府不尊重西藏、不尊重佛教，这样的框架并不符合事实，但却在印度主流舆论中占据着一定的市场。

（三）报道态度框架：本国国家利益站位，负面解读契合政治需要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印度主流媒体的“一带一路”报道更多呈现负面质疑评价，近一半数量的报道都持消极性态度。在负面倾向的报道中，话题分布围绕印度本国国家利益展开，包括南亚地缘政治的讨论、沿线国家沦为经济附庸的预判、中国未来殖民统治的评估、国际关系动荡的危害等。印度主流媒体舆论场对“一带一路”倡议反映出的负面态度实际上也是印度政府、学界乃至民间的一种普遍认知。印度莫迪政府推出的“季风计划”“香料之路”“棉花之路”“佛教之路”等，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诸多战略利益冲突，也被印度各界视为抗衡“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战略构想，虽然在提出伊始获得了印度国内较为广泛的支持，但在具体执行层面，“季风计划”等还没有详细的规划和设计方案，空洞模糊的前景使得民众不断质疑批评莫迪政府。而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妖魔化报道，不仅能够转移舆论压力，还能换取民众在选举投票时支持的政治资本。此外，印度民族主义思想具有深厚的土壤，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等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態度使得印度自诩的“南亚霸主”“主宰印度洋”的身份认同日趋动摇。在政府主导下，印度各界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很难保持客观中立性，其主流媒体在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报道时，裹挟国家利益至上、民族主义思想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三、面向印度做好“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思考与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六年来，印度各界都予以了高度关注，各大主流媒体纷纷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涉华报道的重点议程议题。印度主流媒体在报道“一带一路”倡议时，从报道主题、报道对象、报道态度等三个维度层面形成了其特有的话语建构模式与报道框架。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印度主流媒体的“一带一路”报道存在一定的偏见，也反映出其对于“一带一路”的认知框架和知识结构是不全面的。随着中印两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印关系已超越双边范畴，具有了全球性意义，而“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本是探索国际合作，但在印度主流媒体的报道框架下，对“一带一路”的解读和报道带有敌意色彩，被刻画为损害印度国家利益的、中国单边的对外战略。从具体报道看，印度主流媒体在报道“一带一路”倡议时较少使用中国方面的信源，而西方媒体对其影响则较强，在一些重大敏感问题方面态度倾向性呈明显的单极化态势，而一些负面新闻和“黑天鹅”突发事件会被印度主流媒体放大，在印度本国舆论场乃至国际舆论场迅速引起民众的焦虑和消极情绪，这也反映出“一带一路”对外传播处于一个复杂多变的舆论场，存在较大的挑战。

（一）推动中印媒体合作，建立信息互通渠道

印度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报纸消费国，还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日报所属国，《印度时报》日均发行量达330万份，远超西方各大主流报刊。更为重要的是，印度主流媒体对其国内政界、学界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普遍较强，而印度农村及其他二三线城市的大多数民众依然依賴报纸获取资讯。印度主流媒体从建立到发展，都受到了西方尤其是美国强势主流媒体的影响。以美国政府为背景的国际记者中心（ICFJ）近年来也在印度开展了诸多数据新闻项目、独立媒体项目等来资助、培养新媒体领域的印度本地编辑、记者。在对新闻传播理念的理解以及“一带一路”报道的具体角度等方面，印度主流媒体都与中国方面有着较大的偏差，虽然近年来中印两国媒体交往逐步升温，但这种交往更多是停留在战略协议层面，不够深化和具体。因此，中印间的媒体合作机制应该是长期的、多层次的、开放的，不仅要做好中印某几家媒体的对接，还需要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建立起可能的信息互通平台。

（二）推动中印民间交流，促进多元文化交往融合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印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共同任务，肩负着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实现亚洲崛起的共同责任，在促进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等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当前，虽然“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度国内引发巨大反响，但印度政府并未参加两次“一带一路”峰会，官方表态透露出怀疑、反对，甚至是敌视的态度。而从两国区域发展尤其是印度本国经济社会发展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会给印度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带来诸多利好，对于改善印度国内民生具有重要意义。鉴于中印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未来可以尝试调整“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度国内的推进策略，将重心放在中印两国民间交往层面，搁置政府间的敏感性问题，积极探索将印度亲华的精英群体如政坛领袖、智库学者、媒体人士等，培育发展为“一带一路”故事的主动传播者，利用文化的力量消解民众的误解和误会，统筹学界、商界的软力量，逐步推进中印民间的文化交往。

（三）加强受众研究，完善精细化和精准化传播

印度政界、学界、商界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都较为复杂，不能以简单化思维应对。尤其印度国内不同政治派别、党派等对待“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冷热变化较为明显，舆论上也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印度民众的宗教信仰复杂多样，包括印度教、锡克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佛教等，不同教派的民众与团体，在价值判断与信息诉求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虽然印度早已取消了种姓制度，但实际上这种等级森严的传统还是深刻影响着印度普通大众的社会生活，这些历史文化问题往往是当地民众最为敏感和在意的，同时也是对外传播中应当统筹考虑的要素。面向印度的“一带一路”对外传播，必须以广泛的受众调研为基础，准确掌握当地民众的民族文化、思维方式和接受习惯等，开展精细传播和精准传播。

（四）强化对外报道内容建设，及时回应印度民众关切

当前，我国针对印度的对外报道一般使用英语，但印度不同族群的日常语言繁多，印度宪法规定印地语、梵语和英语为印度政府的官方语言，印度上层精英普遍使用英语，而不同邦内的民众使用的语言却各有不同，共划分出22种预定语言。而且从数量上看，讲印地语的人口最多，共有4.1亿人，其次是英语，共有3.5亿人，这些印度特有的国情应该引起我国对外传播工作者的重视。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传播应当充分认识到印度民众的愿望、意图和心理认同。当前，由于印巴冲突困境，印度民众对于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存在不同程度的担忧和质疑，这些敏感问题都会映射到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中。我们需要深入挖掘印度民众关心的内容，讲好中印两国民众民心相通的故事，用客观事实和数据说话，创新短视频等报道方式，真正让故事“入脑、入耳、入心”。

作者：毛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