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报道观念变化分析论文

[摘要]灾害报道，因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而备受关注。在西方新闻界，一直有“不是好消息就是好消息”的说法，记者甚至将灾难发生视为重大节日，灾难报道是各家新闻报纸的重点。在我国，受传统新闻观念和体制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里，灾难报道被视为“禁区”，报道的时效性和深刻度都不尽如人意。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灾害报道观念变化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灾害报道观念变化分析论文 篇1：

从雅安芦山地震报道看广播媒体灾难报道表现

摘 要： 本文通过对汶川地震广播报道的简要回顾以及对“4·20”雅安芦山地震各级广播媒体报道的表现分析，总结自然灾害报道中广播媒体的报道特点和宣传定位，并试图为我国广播媒体的灾难报道发展空间提供思路。

关键词： 广播 雅安地震 灾难 自然灾害

北京时间2013年4月20日8时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震源深度13公里。地震发生后，各级广播媒体迅速反应，雅安地震专题不间断滚动播出。

一、广播媒体在地震灾害中的报道优势

因为其自身特点和传输方式，广播在灾害中的传播作用不可替代。

汶川地震之后，以中国之声为代表的广播媒体的亮眼表现，使得广播这种传统媒体在灾难时期的功效更加突出。广播媒体通过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期的直播考验，在此次雅安芦山地震中运用积累的灾难报道经验，为受灾民众、救援人员以及听众提供了更加专业和科学的地震报道。

赛立信媒介研究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有超过一半的（53%）受访者主要是通过广播了解相关情况，这个比例要远高于报纸（35%） 和手机信息（13%）等其他获取信息的渠道。有76%的受访者在汶川地震后收听广播（包括通过网上收听广播），这一比例较平时收听广播的听众比例高出16.8个百分点（2007年全国广播接触率为59.2%）。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发现，听众在地震灾害发生后会有倾向地选择广播作为获知灾难信息的媒体，也说明广播报道与自然灾害的关联越来越紧密。

二、雅安芦山地震报道中各级广播媒体的表现

（一）国家级广播——中国之声。中国之声4月20日当天8点播放直播节目《新闻纵横》，在8点28分插播消息播报雅安地震确定震级为7.0级，之后在9点07分成功连线中国之声驻四川记者徐涛获得当地消息，连线编辑将最新汇总的网络地震信息向听众传达，并在上午11点推出特别直播节目《雅安紧急救援》。中国之声作为国家级媒体，在自然灾害爆发之后，它的定位是全景式扫描，传达多方消息，也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4月22日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四川雅安地震震中芦山县开播定向应急广播，这是央广首次以“国家应急广播”，在突发灾难事件中对灾区民众定向播出的应急频率。直至2013年5月8日，国家应急广播依然正常运作，中国广播网也可以收听到实时节目。

（二）事发地广播媒体。与中国之声不同的是，四川当地广播媒体，在雅安地震直播中不断更新高速公路以及城中道路信息，反复向听众强调让出生命救援通道，并播报大量的寻人信息为灾区民众以及听众提供消息渠道。这些都是事发地广播媒体的责任和任务，这些牵涉到灾区救援的具体信息构成了四川省内广播电台的地震直播节目的主体。

1.四川电台：四川省级电台在地震发生后，由经济广播率先在8点03分播出首条地震消息，新闻广播8点05分播报。随后，新闻频率、新新闻频率、民族广播、民间音乐台、文艺广播并机直播《4· 20四川芦山特大地震特别报道》；交通频率、城市之声、天府之声以及旅游频率并机直播四川交通台地震特别报道。

2.成都电台：成都电台作为市级广播媒体，在雅安地震灾害发生后，着眼点更多地放在了对成都本地居民状况的关注。4月20日上午8点，成都交通台正在直播《成都早班车》，主持人在播报交管资讯中间突然说出“是地震了么？”“不知道大家感觉到了没有？”“震感真的很强烈，整个屋子都在抖动，哎呀！哎呀！”随后正常节目中断，主持人反复强调剧烈抖动，但还在等待确认消息，并呼吁大家不要惊慌，稳定听众情绪。随后继续直播，呼吁听众通过短信平台上传雅安情况，不断收集整理网络以及国家媒体的最新消息为听众传达。

三、雅安地震广播报道的延续和进步

与汶川地震时期广播媒体的表现相比，此次雅安芦山地震广播报道，既有变化也延续了之前的成功之处。

（一）对科学和理性的呼唤。科学救灾、科学防灾、科学报道是近年来媒体灾难报道的关注重点和努力方向。深处受灾地区的民众多半靠广播与外界保持联络，广播节目中主持人和记者用清晰的数据和简练准确的话语通报灾情和救援工作。在节目中，各广播电台还适时传播在地震灾害中的自救常识、地震灾害基本常识和灾区天气预报，指导听众从科学的角度正确对待自然灾害。

（二）以人为本理念的延续。“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的灾害报道，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在报道中总是站在‘人’如何与灾害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人的精神和力量。”上海复旦大学王忠教授将当时我国关于灾害报道的观念概括为：“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然而汶川地震发生后，广播媒体的报道从抗灾救灾新闻过渡到以灾情和人情报道相结合的形式。

《汶川紧急救援》特别直播，从议程设置至文本呈现，努力将“以人为本”理念放大，渗透至特别直播的每一次播报中。以往的自然灾害报道，报道的重点是各地遭受的经济损失，这次的报道则更多地关注灾害中的“人”。新闻每天报道的重点，是每天的受灾人数的变化：有多少人被成功解救，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失踪等。

以人为本的灾难报道原则，体现在关注危机事件中的受害者，树立人的生命至上的观念以及注重感情和理性的平衡三个方面。这些原则在今天仍不过时，而广播媒体也在雅安直播报道中践行和延续着这样的以人为本。

（三）传统与新型的深度融合。雅安地震直播报道中，广播与各大网站、微博和微信等新兴媒体更加深入和有效地结合。网络的绝对快速是一个绝对优势，因此广播电台编辑不断识别汇总网络上的诸多消息，以权威门户网站和各类官方网站为主，在广播中播报提炼和编辑过后的网络信息，既保证了信息的快速又借广播媒体在灾难中的传输优势惠及更多受众。特别是四川当地广播，信息来源较国家级广播相对少，各大门户网站和社交媒体提供了充足的信息来源；通过播报微博和微信的寻人信息也成为广播直播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广播媒体灾难报道中的进步空间

当然，雅安芦山地震广播报道也显现出我国广播媒体，尤其是事发地广播媒体在灾难报道中的不慎妥帖的地方。

首先，因部分记者和主持人的心理素质不够强硬，而有可能给听众的心理造成焦灼感和不冷静。

其次，在救援工作的报道中，节目依然着重于政府救援工作的部署和各地救援帮助的计划，对于那些预备救援工作的实施力度的报道篇幅并不大。

在灾难报道中，对于主持人以及身处灾区的记者来说都有特殊要求。广播记者既要担负起灾难报道第一媒体的重要使命，还要不断提升专业素养，使广播媒体在灾难报道中的作为不断提升。另外，从地震自然灾害到各类突发事件的报道，广播媒体都应不断探寻适合自身定位和级别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使得灾难和危机报道的表现越来越亮眼。

参考文献

赵士林：《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谢耕耘 曹慎慎 王婷：《突发事件报道》，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

曹璐：《重大灾害中广播应急机制的建构与凸显——中央电台中国之声<汶川紧急救援>特别直播听觉文本解读》，《中国广播》2008年第7期

王宇 武新星：《从汶川大地震报道看广播灾难报道的理念和视角》，《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王宇：《重视防灾、减灾宣传与救灾报道的结合——关于发挥广播灾害应急媒体功能的几点思考》，《科技传播》2009年8月（下）

廖金英 谢太平：《优势与困境：广播与危机传播———从“5·12”汶川地震报道说起》，《新闻世界》

中国广播网

赛立信媒介公司调查数据

国家应急广播 新浪微博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

责任编辑：邰山虎

作者：孙鹿童

灾害报道观念变化分析论文 篇2：

灾难新闻报道新思维

[摘要]灾害报道，因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而备受关注。在西方新闻界，一直有“不是好消息就是好消息”的说法，记者甚至将灾难发生视为重大节日，灾难报道是各家新闻报纸的重点。在我国，受传统新闻观念和体制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里，灾难报道被视为“禁区”，报道的时效性和深刻度都不尽如人意。当下，社会的发展和资讯的丰富对传统新闻报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应对挑战，各类新闻报道纷纷在报道模式、报道理念等方面进行变革，这种变化体现了一种报道思维的革新，值得思考。本文以灾难报道为切入点，分析这种新思维在具体报道中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灾难新闻人文关怀思维转变

新闻学者恽逸群认为：“人类最初注意新闻，决非源于好奇心……实在是由于生存的需要。”因此，与人类生存攸关的信息最易被受众关注。灾难信息在这一点上优势突出，兼具传统新闻学中“反常”与“冲突”这两个新闻价值的核心要素，为媒体提供了极好的素材。美国新闻学教授比尔·伯尼博士指出：“对新闻媒介来说，最有市场价值的是交通失事、水灾、火灾、地震、谋杀、战争、行业纠纷以及死亡和伤害。”[1]灾难新闻因此成为具有最高新闻价值的富矿，被视为现场采访的最高层次。

在中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闻观念的进步，灾难新闻的报道也在不断演进变化，这种变化涉及相关新闻的报道时机、报道角度、报道内容等各方面，反映了新闻报道的某些新观念和新思维。

一、新思维的体现

伴随中国新闻事业的进步，国内媒体在关于灾难的新闻报道上取得了显著进步，对灾难报道的态度也发生巨大变化，由规避到开放，相关报道由缓报、谎报、不报转向快报、实报、必报。

（一）报道态度的改变——由规避到开放。

长久以来，出于对灾难新闻种种副作用的担忧和受“左”的思想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前，灾难新闻几乎是中国新闻报道的“盲区”，即使进行报道也多是“发布时间往后靠、伤亡损失顺带提、口号精神唱主角”，对具体灾情含糊其辞，对抗灾救灾施以重墨，显示出浓厚的“人本位”色彩。正如上海复旦大学王中教授所言，此时我国灾害报道的观念是：“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2]这种观念导致灾情不能得到及时客观的反映，人们无法了解真实情况，易被猜测和传闻误导，从而错失防灾救灾的最佳时机，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恐慌。

随着社会民主程度的提高和新闻观念的进步，尤其是网络在信息传播中巨大威力的凸显，灾难报道的传统思路已不适应现实状况，受众对灾难报道提出了更高要求，媒体对于灾情灾讯的及时报道和后续追踪已成为保障广大受众知情权的重要体现，也是其角逐市场竞争、主导社会话语权的有效手段。

2003年“非典”的公开报道是中国灾难报道的标志性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相关法规的出台更是让此类新闻有了法律上的保障。2008年汶川地震，各路媒体第一时间深入现场，全方位地对灾情进行报道。2009年“3．14事件”，中国政府快速反映，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中外媒体，借助舆论的力量在短时间内粉碎民族分裂势力的阴谋，恢复当地生产生活秩序。至此，关于灾难信息“报”与“不报”的争论已没有意义。

（二）报道时机的把握——重时宜到重时效。

灾难是一种突发事件，对灾情的及时公开既是媒介责任，也是新闻时效性的基本要求。但由于灾难事件具有不确定性和危急性等特点，如果一味赶快求新，缺乏对报道时机和舆论方向的正确把握，就有可能产生错误报道，引起更大灾难。因此，过去我国一直对灾难报道实行严格控制，相关报道多采用新华社通稿，报道中重时机而轻时效，常常导致新闻变“旧闻”。

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大地震，事隔三年，1979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新闻《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才首次披露唐山大地震的具体死亡人数。这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其新闻报道在人们几乎快要淡忘时才姗姗来迟，毫无时效性可言。[3]

近年来，随着信息传递手段的进步，媒体对灾难报道中的时宜性和时效性也有了新的认识，灾难报道的时效性被充分重视，这一点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地震发生后17分钟，新华社立即发出有关地震的英文快讯。31分钟后，央视关于汶川地震的口播新闻就传遍全国各地。媒体记者第一时间抵达震区进行采访，报道灾情，电视媒介频繁使用与前方连线的方式，将新闻的时效性发挥到了极致，其及时性远胜于以往的任何一次灾难报道。

当然，作为一种大众传播手段，新闻报道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不合时宜的报道可能产生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媒体在进行报道时必须协调好新闻时效性和新闻时宜性之间的关系，当快则快，当慢则慢。1957年毛泽东就指出：“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新闻的快慢也是这样。” [4]灾难事件有其特殊性，相关报道在追求“事实和新闻二者最小时间差”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报道引发的社会后果，把握好时机，对一些涉及国家安全、司法机密等方面的突发性事件，应进行必要的新闻控制，待时机成熟方可报道。

（三）报道内容的掌控——由片面到全面。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新闻学家李普曼就提出，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活动，它形成人们头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并由此影响人们的行为。因此，灾难发生时，信息传递的全面与否显得极其重要。不完整的报道会给受众营造歪曲的社会图景，诱发错误的行为方式。突发性灾难涉及灾情、救灾、重建三个环节，新闻报道中对这三个环节都应涉及。如灾难初期，媒体应及时公开灾情，对情况进行客观描述，提前告知公众可能出现的新危机和相关应对措施，以避免猜测和谣言引起的社会恐慌。而在救灾过程中，媒体报道应加大鼓励宣传的成分，鼓舞广大群众积极救灾抗灾，加强全社会抗击灾害的信心和决心。至于灾后，媒体的报道重点则应放在对灾难原因的分析和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具体来说，一次完整的灾难报道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报道领域的全方位，二是报道时间的延展性，三是报道手段的多样性。

2003年的“非典”报道为分水岭，我国灾难报道在完整性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纵观2008年汶川地震报道和2009年“3．14事件”报道，我国灾难报道已成功实现“人本位”到“事本位”的转变，报道内容上，由单纯的精神歌颂转向关怀救助、分析原因、总结教训等各方面；手段上，由文字报道的单一方式转向报纸、网络、电视等各种传播方式的全面涉入和相互协作；时间上，由“灾难休报道停”转向对灾后恢复也持续关注，将报道时间延长到灾后，确保了整个报道链的完整性

二、新思维产生背景

任何一种新观念的产生都需要相应的社会背景，中国灾难报道新思路的诞生是多年新闻实践的成果，也是中国社会经济、科技、文化进步的必然结果。

（一）信息渠道的多元化。

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的日益精进，使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最终导致传统媒体的信息封锁能力削弱和社会话语权力的下放。在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博客、播客的蜂拥而至中，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充分融合，优势互补，信息传递不再依赖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越来越多元化的渠道使封锁信息的企图成为不可能。同时，网络信息传播导致传统传播模式的变革，传受者之间的身份区别越来越模糊，传统媒体在点到面传播模式中的优势地位被削弱。网络时代，信息由一端到另一端，进行点对点的传递，每个人都是传播链条上的一环，大家拥有平等的传播地位，社会话语权被最大程度下放，一家独大的局面不复存在，那种由媒体垄断话语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信息时刻处于流动状态，所以灾难事件发生后即使主流媒体不进行报道，人们也能通过其他渠道获取信息。但灾难事件本身具有不确定性，而且灾难初期状况混乱，情况复杂，很多信息都不准确，如果传统主流媒体在相关报道中集体失语，任由一些没有经过核实又缺乏观念引导的信息肆意传播，极易导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的局面。这种情势促使新闻媒体必须做出调整，从新闻客观规律出发，在灾难报道的传播观念、传播模式、传播渠道等方面进行思考和革新，用新思维面对新情况，用新方法应对新挑战。

（二）媒体运营的市场化。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新闻单位作为政府喉舌，是国家机关的组成部分，媒体运营的资金多由财政拨款，刊物发行也都依靠行政途径，这样的定位和运营方式使新闻媒体在经济上无法独立，必须依赖其主管行政部门，新闻单位极易沦为主管机关的附庸。因此，过去媒体在进行报道时总是意识形态先行，追求宣传效应而忽视客观事实，新闻报道“唯上不为下”。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成为经济发展中“看不见的手”，新闻媒体被迫走向市场，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失去了财政拨款的资金保障，又没了政府发行的市场优势，各个新闻媒体不得不改变思路，在运营模式上重新定位，变身市场主体，逐步实行产业化、集团化经营。这种运营模式的转变对新闻报道思路提出了新要求，受众的喜好成为决定媒体生死的关键因素，受众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媒体的报道内容，因此媒体在担任政府喉舌的同时也必须成为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纽带，成为人民进行舆论监督的有力工具。这就要求媒体在灾难事件的报道中改变过去那种“层层上报等通知，围着领导喊号子”的传统观念，既宣传鼓动又客观理性，扮演好政府“发言人”和人民“代言人”的双重角色，用新思维来适应市场化进程的要求。

（三）报道理念的人性化。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我国著名新闻学教授喻国明曾说：“造就一篇好新闻的，绝不仅仅是漂亮的文字，敏锐的嗅觉和机巧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一种俯仰天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在我国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之后，人民群众开始谋求其个人的价值实现和权利满足， “人文关怀”作为一个重要词条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促使新闻报道思维转变的又一重要背景。

灾难事件发生后，迅速及时地将信息公开，以便公众采取措施减小损失是人文关怀的直观体现。我国传统新闻观念中，灾难一直被看作是“坏事”，所以媒体对这类事件的报道也十分谨慎。然而，新时期的文化语境已远远不同于以往：多元化的信息渠道，公众主体意识的增强，大范围人群的流动性等，都对灾难报道提出了新要求。新闻媒体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要体现人文主义关怀，关键是展示“人”在灾难事件中和灾难发生后的物质和精神状态，并引导“人”正确对待灾难和灾后的生活。2009年新疆的“3．14事件”，中国媒体及时公开的全面报道帮助当地人民及时消除恐慌，使他们在最短时间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政府民主公开的姿态，揭露了地方分裂势力的阴谋，最大程度地降低了社会动荡给当地民众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保护了人民作为生命个体的权利和尊严。

三、新思维下的新原则

灾难事件发生突然，社会危害大，报道不当极易引发社会不安，造成恶劣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过去我们一直回避灾难报道，对其低调处理的原因。新思维的出现极大地解放了灾难报道的尺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违背新闻规律，不考虑灾难报道的社会影响。为使灾难报道更为科学有效，我们还必须在报道中把握一些基本原则。

（一）快报事实。

卡普费雷认为，“谣言就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的信息。”[5]学者艾尔波特和波茨曼也给出一个决定谣言产生的公式：“谣言传播的机会=个人的关注度×事件证据的模糊性。”[6]根据公式，越是重大的事件，越是未知的事件，越能形成强烈的谣言，而突发灾难性事件则正暗合此道。由此可见，灾难发生后，及时通过媒体发布消息，是减少事件模糊性，避免谣言的必然手段。

网络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信息传播途径，也为谣言的扩散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等“一切弄清楚再发报道”虽可以保证“准确”，但易丧失时效，使主流媒体失去“先声夺人”的地位，增大事实的模糊性。因此，无论是出于对新闻客观规律的尊重，还是对杜绝谣言、维持社会稳定的考虑，都必须尽量缩小事实公开的时间差，追求新闻时效的最优化。再者，“新鲜”是一则新闻报道吸引人的首要元素，突发性的灾难事件为媒体提供了极好的新闻素材，如何利用好这种素材，为受众提供最新鲜的资讯，是所有媒体都要考虑的问题。所以，“等一切都弄得准确无误再发消息”已是一种过于谨慎、不符合要求的陈旧观念。

伤亡、损失、原因是灾难中不可避免的因素，虽然短时间内难以将所有环节弄准确，但不应迟迟不发消息，对于已知的信息，如受灾事实、已统计出的伤亡人数等应本着“事实快报”的原则，在第一时间予以报道。一来让受众得知真相，缓和不安情绪，避免错误信息的误导。二来也可以为抗灾救灾提供参考，以便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救灾方案，降低灾害损失。

（二）慎报原因。

无论在哪个国家，灾难的发生都是一个悲剧。自然灾害、交通事故、恐怖袭击……灾难给人们造成沉重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相关报道也容易让整个社会产生恐惧和不安，增添众多不稳定因素。如果灾难报道一味强调“从快从速”，而不对相关事实原因认真调查核实，就会导致群众的肆意猜测，政府和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也会降低，社会舆论就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引起更大的社会危机。尤其是像新疆“3．14事件”这样的社会危机，其原因常常涉及复杂的政治利益和历史背景，在初期的混乱状况中很难给事件定性。这种情况下，媒体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政治觉悟，把握好新闻规律和新闻政策之间的平衡。既要尊重新闻报道的客观规律，确保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争取第一时间公开有关灾难事实的微观信息，同时又要把握好报道时机和方式，保持舆论方向的正确性，在报道灾难原因时，应从大局出发，吃透党和政府与此有关的决策、主张，及时传达宏观信息，将党的主张和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将宏观信息与微观信息合理配套起来，使新闻舆论更好地为全党全国服务。

事实表明，一个民主进步的社会从不惧怕信息的透明和公开。对灾难事件的报道，我们应以一个积极开放的心态面对而不是一味“躲”和“堵”。灾难发生时，只有保证信息的全面畅通，才能让公众了解真实情况，才能形成正确的舆论，充分发挥新闻媒体这一“软实力”，引导公众战胜灾难。

注释：

[1] 张威：《中西比较：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J].《国际新闻界》1999 年第1期

[2] 田中初：《当代中国灾难新闻研究——以新闻实践中的政治控制为视角》[D].上海复旦大学，2005:3

[3] 伊文臣：《对灾难新闻报道的探索》，http://yjx2005bo.blogdriver.com/yjx2005bo/1036608.html，2005.11.03

[4] 新华社：《毛泽东论新闻宣传》[C].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136

[5][6] [法]卡普费雷：《谣言》[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甘勇、梁晓莹：湖北日报经济部，李艳芬：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

作者：甘勇 梁晓莹 李艳芬

灾害报道观念变化分析论文 篇3：

负面事件与报纸品位

都市类报纸是应运市场的需要而诞生的。由于随时要接受市场的考验，因而都市类报纸的办报理念和经营理念，都突破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传统模式，注意更多地研究新闻自身的规律，更多地研究广大受众的需要，更多地研究市场运行的特征，更多地研究激烈竞争的态势等等。有的因内容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因报业经营富有创意且更适应市场的规律，所以取得了超常规的发展速度，其品牌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强、越来越深，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主流媒体。

但是，有关调查情况和数据说明，有一些都市类报纸负面事件报道过滥，报纸品位显得不高，确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这里所说的“负面事件”大体属以下三类：

一是各种各类灾害事件。灾害包括自然灾害和疾病灾害，前者如地震、台风、塌方、断桥、大洪水、暴风雪、沙尘暴、泥石流等等，后者如非典、疟疾、鼠疫、霍乱、艾滋病等等。

二是各种各类违法违纪案件。其中包括杀人、放火、强奸、诱奸、劫人、掠物、诈骗、勒索、贪污、盗窃、贩毒、贩黄、卖淫、嫖娼等刑事案件，同时还包括违反党纪政纪或因渎职、麻痹、失误而引发的火灾、中毒、坍塌、爆炸、车祸、伤害等各种突发性事件。

三是各种各类不良社会现象。其中包括虽然够不上违法违纪，但有悖社会道德、社会公德的形形色色的丑陋现象、丑恶事件，当然还包括一些庸俗低级的社会新闻、市井趣闻、明星绯闻之类。

上述内容绝对不可以报道吗？当然不是！其一，自然灾害和社会灾难，在任何社会制度下、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会发生，所不同的是不同的执政阶层、不同的社会各界，对这些灾害和灾难所采取的态度和行为会有所不同，“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凡是新近发生的事实，都应该在新闻记者关注的视野之下，对灾害、灾难性事件予以必要的关注是应该的；其二，人民有知情权，对于一些重大事件，特别是与之利益相关乃至生死相关的重大事件，诸如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和非典、艾滋病等传染疾病，该让人民及时知道的，应该通过媒体及时告诉人民，这是对人民知情权的尊重；其三，媒体有监督权，通过媒体揭露和批评一些严重违法违纪事件和社会不良现象，从而鞭笞假恶丑，弘扬真善美，这是党和人民赋予媒体的神圣职责，通过一些典型案件的报道，还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促进全民道德素质的提高。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报道过滥”而影响了“报纸品位”。解决“过滥”的问题，需从三个方面努力。

一、关键在提高认识

首先要增强责任意识。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和对新闻事件的选择，涉及到办报人价值观、是非观、新闻观，更涉及到办报人的责任意识。新闻职业的特殊性质和地位，决定了它必须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以不负社会和公众的重托。社会主义新闻媒体及新闻工作者，肩负着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营造现代文明舆论环境，宣传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道德责任。如果遗忘或者淡化了这一责任意识，在新闻价值的判断和新闻事件的选择上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失去警觉，有意或随意地放宽尺度，甚至为了自私自利的企图、为了所谓的“市场效应”、为了谋取不正当的效益而一味媚俗，甚至丢弃原则。

讲责任意识，不是社会主义新闻的独家的所谓“束缚”和“桎梏”。一贯以“新闻自由”而自我标榜的美国，同样讲责任意识。美国编辑人协会制定的《报业信条》总共七条，第一条就是“责任”，其具体要求是：“报纸有争取读者吸引读者的权利，然而这种权利，必以为公众利益考虑为范围。报纸吸引读者越多，其对读者所负的责任越大。报社工作的每一同仁，均分担严肃的责任。既然读者信赖报纸，若报纸利用读者的爱戴，实施自私自利的企图，谋求不正当的目的，实在有负于这种崇高的信任。”美国尚且如此，我们不是更应该增强责任意识吗？

其次，应该认识到报纸不能有闻必录。有人说：“我们对事实负责。既然事实已经发生，它是客观存在，为什么不能报道呢？”尽管“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但“已经发生的事实”，是绝对无法全都报道的。因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世界之事，船载车量。不要说你的报纸每天出２０个版、４０个版，就是每天出２００个版、４００个版，也不可能囊括世界每天发生的所有事件。单说“负面事件”，也是这样。不讲全球，只说国内，不说所有“负面事件”，单是将全国发生的车祸集中起来，一份报纸用８０个版也载不胜载。实际上，所有报纸的有限版面，只能从世界每天发生的千千万万缤纷事件中，根据其报纸自身的定性、定位，根据其读者的特点、需要，依据其办报人的新闻观、价值观，有所选择地诉诸读者。只能“有闻选录”，不能“有闻必录”，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也是无须争辩的事实。

要求报纸控制“负面事件”的报道，特别是控制那些迎合低级趣味、煽动低级情感的报道，也不是我们社会主义新闻的独家的“束缚”和“桎梏”。前面所引美国的《报业信条》第七条也有明确规定，叫做“庄重”，强调指出：“凡报纸假借道德的理由，对于社会伤风败俗，如奸淫掳掠的犯罪事实，着意描写，迎合低级趣味，煽动低级情感，此类报纸，显然不符公共利益的要求，实无逃于不诚实的罪名。”美国也有违反“信条”、品格低俗的报纸，但它只能是趴在地摊、潜在角落的黄色小报，绝对成不了影响广泛的主流媒体。

三是要正视读者趣味。这类报道的数量过多、分量过重，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所谓“适应读者需要”、“迎合读者兴趣”、“吸引读者眼球”。对于“读者需要”、“读者兴趣”、“读者眼球”也要作客观的冷静的理智的分析。首先，读者也是分层次的，不可将部分误为整体、将少数误为多数、将低级误为高级、将低俗误为高雅。其次，读者的需要和趣味也是在不断变化和提高的，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最初阶段的低级平面上。其三，新闻工作者被喻为“灵魂的工程师”，媒体被称作读者的益师良友，还负有对读者的需要、兴趣、眼球进行引导和提高的责任。所以，要正确看待读者的趣味。

二、要努力提高报道艺术

一是要精心选择事件，努力做好量的控制。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里讲的真实，既包括具体事实（时间、地点、人物、原因、过程、结果等）的真实，还包括本质的真实、主流的真实、整体的真实和宏观的真实。一张报纸，如果对一些“负面事件”的报道失去量的控制，以至过多、过滥，天天版面上让人看到的多是杀人放火、奸淫烧杀、偷盗抢劫、贪污贿赂、卖淫嫖娼、吸毒贩毒、制黄贩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封建迷信、天灾人祸，让人对这个社会失去信心，甚至误以为这个世界的末日已到，让人失望乃至绝望，从本质、主流、整体、宏观上说，也是不客观、不真实的。所以，要搞好量的控制。

能不能就“正面事件”和“负面事件”的发稿定出一个比例来？我觉得这个比例不好用数学的方式机械地进行划分，不论是四六、三七，抑或是二八、一九，定死比例未必就妥，因为数量和质量还有个辩证统一的关系，把“质”的分量扔在一边而单说数量，有时候其结果与期望的目的还会相悖。较便于操作的办法是运用“模糊数学”的方法，从一份报纸的总体基调和格调来衡量、来把握。一张报纸，其基调和格调总应该是蓬勃的、向上的、昂扬的，给人以信心和鼓舞，给人以激励和力量。这里最关键的是对事件的精心选择。不可能事事都报，就要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的原则，以“大力弘扬真善美”为主调，而对于已经发生的“负面事件”，就要进行精心选择，选择那些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有警示价值的、有教育意义的、没有负面效应的或负面效应较小的进行报道。

这里面有哪些标准和原则可以遵循呢？

———比如一些重大的灾害性事件，因为往往会影响群众的情绪和社会的安定，所以一定要以国家最权威的信息来源为据，严守宣传纪律，不可掉以轻心，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又如案件报道，究竟发什么、不发什么、怎么发？有人归纳了三句话，叫做：“要让人民有安全感、让歹徒有威慑感、让干警有光荣感”，用这样的标准去选择事件，一般说宣传效果是好的。

———再如社会新闻，大体总应遵守以下几条原则：一是要维护国家和一个地区的声誉和形象，注重社会效益；二是有益于社会稳定，不是煽动社会情绪，引发不安定的因素；三是有警示人们的作用，让人了解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制止一些不良行为；四是要符合我们民族的文化和审美传统，凡与之相悖的做法，诸如所谓“人体彩绘艺术”的街头表演、“人体宴”、“裸体浴场”等等，恐怕不仅不宜作倡导性报道，而且也不宜以“讨论”和“论证”为名大肆进行炒作。

———另如市井和明星趣闻，起码要积极、健康、有益、有趣，事情虽小，内涵颇深，能让人由此及彼受到启发才行，趣味横生且多属雅趣才好。有家报纸在影视娱乐版上，刊登一则消息说，美国好莱坞一影星为庆祝生日，夫妇二人约定在家里５０多个小时坚持全裸，一丝不挂，并配发照片，这难道有益、有趣吗？庸俗和无聊不仅是无益的，而且是有害的。

密切结合报道实践，认真总结出些规律性的东西，反过来用以理性地指导报道实践，则大有好处。

二是权衡报道重点，精心选择最佳角度。

世上的事物往往都是多面体，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和反映，会有不同的评价和结论。“负面事件”的报道，更需注意角度和重点的选择。

比如灾害类事件，既要如实报道灾害的狂暴和危害，又要坚持不一味猎奇、不渲染恐怖、不故作耸人听闻、不肆意哗众取宠。同时要及时报道党和政府的决策部署、防治举措，体现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关心和爱护，树立党和政府、相关部门及相关干部的“人民公仆形象”，要着重报道党领导人民群众面对严重灾害，团结战斗、奋力抗灾的精神和豪情，以壮人民的声威，激励人民的斗志，体现“危难见忠诚”、“刀山火海识人心”、“灾害无情人有情”。２００３年全民抗击非典的报道，就是一次最成功的案例。

再如事故类事件，既要如实报道事故的现场和损失，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教育人们提高警惕，汲取教训，积累经验，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同时，更要着重通过对事件现场的描述，对那些热心救死扶伤、助人为乐、勇于奉献的人，给予表扬以伸张正气，对那些袖手旁观、见死不救甚至幸灾乐祸、助纣为虐的人给予批评教育以驱除邪气。总之，要通过这些报道，对社会起到生动的教化作用。

案件的报道也是这样。央视的《今日说法》栏目，一天一个案件，不仅有案情的情节陈述，而且有专家的点评说法，成了生动、具体、深刻而有魅力的法制课堂，收视率极高，社会效果极好。当然，《今日说法》是个专栏，还不完全等同于新闻，但其道理相通，这应该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

三是加强宏观调控，处理好突发事件的报道。

“突发事件”由于是“突发”，往往时间紧迫，采访匆忙，需要争分夺秒，当机立断，加上媒体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往往害怕失去报道时机，漏报新闻，造成被动，于是时常会有失误、失当现象发生。其实，搞好“突发事件”的报道，既是上面的要求，也是办报人的期望，问题是需要设一个机制，找一种方法。为此，建议由党委宣传主管部门牵头，抽几家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的现任总编辑参加，组成一个信息灵通、反应快捷、召之即来、善于决断的“突发新闻报道协调小组”，随时集中研究突发事件事宜，对于突发事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不仅拟出报道口径和报道方案，而且能随时抽调得力的采编人员，根据事态的发展，以进行时的方法，及时而准确地拟出通稿，源源不断地向本地乃至全国的媒体提供，以防止各行其是，口径不一，报道失实，以讹传讹，影响大局，损害形象。

三、不断拓宽报道思路

目前的都市报大都进入了厚报时代，版面多，所需的信息量大，新闻资源又常常感到不足，大量压缩了“负面事件”的报道，版面会有捉襟见肘的困难。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下手———

一是解决“为”与“不为”的问题。过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即“负面事件”报道太多太滥，有感染力的正面报道显得力度不够，从而影响了报纸的品位；现在应该反过来：“有所不为，有所为”，即“不为”或“少为”那些“负面事件”了，而要不断扩大报道视野，在其他报道上大有作为一番。

二是把有价值的新闻做精做好。我们应该不断增强新闻敏感，增强识别新闻价值的能力，增强发挥每条新闻线索的能力，增强开掘新闻线索内涵的能力，百倍珍惜每一条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并善于因势利导，把每条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做大、做重、做深、做透。不可轻易浪费一条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各家报纸都十分重视报道的组织和策划，我觉得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应该倾注精力，集思广益，做精做好，富有创意。诸如：

———重大政策的阐释；

———人间真情的演绎；

———文明新风的利导；

———难点问题的解剖；

———公益活动的倡导；

———典型事例的追踪；

———公共话题的讨论；

———厚重文化的解读……

如此等等，均大有文章可做。

作者：王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