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农产品质量安全论文

2022-07-03

摘要：农产品质量安全关乎全民身体健康。追溯制度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措施。在新时期，实现追溯管理的法治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然而，由于管理权限被分割、信息技术基础较薄弱、法律制度不完善等现实因素大大延缓了我国追溯管理法治化的进程。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物流农产品质量安全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物流农产品质量安全论文篇1：

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的思考

摘要：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中能够发挥思想库、智囊团、孵化器、强化剂等作用。文章分析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的重要意义、面临的主要困境，从发展体制、合作机制、应用机制、保障体系、孵化机制等方面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提出了具体建议。

关键词：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

现代智库，又称智囊团或思想库，是重要的智力谋划和生产机构，是一个国家思想创新的源泉，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治理能力的体现，更是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的象征。农产品质量安全直接关系到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关涉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践行落实。2015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中强调：“要切实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以更大力度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把确保质量安全作为农业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环节，让人民群众吃的安全放心。”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对切实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有效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是指由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专家组成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可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的问题进行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旨在为政府和企业提供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建议和办法，切实有效服务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的需求。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作为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农产品质量安全实践的思想库、决策的智囊团、农产品产业创新的孵化器、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强化剂等职能。新时期人民群众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科学民主决策要求日益强烈，迫切需要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

一、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是农产品质量安全实践的思想库

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专项研究、农产品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的交流模式、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标准及检验技术标准的成果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理念的创新突破、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体系与风险预警专题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引领和导向作用。长期以来，农产品行业生产链（包括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安全问题的实况总结、技术总结、理论总结等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奠定了基础，尤其在农产品产业安全标准与检测技术的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理论与实现路径、农产品产业链上下游的安全运营管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交流与防控、农产品产业的市场运作与发展等方面都积淀了丰富和深厚的理论思想，为农产品质量安全实践加强了智力供给，是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理论具体运用于实践的思想库。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是农产品质量安全决策的智囊团

近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已达成了多元主体社会共治（co-regulation）的共识，体现出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理念的革新。在社会共治的理论框架下，作为专业领域的排头兵，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重要功能就是为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决策建言献策。一方面，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能够为政府的战略决策提供采集、分析、处理、提炼、验证的大量精准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数据信息，为农产品质量安全决策奠定良好的数据信息基础。另一方面，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能够聚集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战略决策的制定与可行性路径分析提供专业性、权威性的咨询与建议。即在决策前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执行决策过程中分析其利弊得失。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为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保藏、检验、销售等各个环节的安全问题提供了引导和咨询建议服务。因此，在农产品质量安全决策制定的宏观层面和可行性实施路径的落地层面上，都应充分发挥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智”的作用，以其创新性有效地回应农产品质量安全这种公共问题复杂化和动态化所带来的挑战，有效实现公共治理中的“智治”。

（三）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是农产品产业创新的孵化器

在实施供给侧改革的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着经济结构、增长动力结构和增长方式结构的重大调整。经济结构调整按层次包括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而调整产业结构重点是推进现代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能够将市场需求快速准确地予以把握。针对消费者强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需求，其中包括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存储、检验、销售等环节的安全需求，都能够快速跟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根据农产品产业创新的基础研究与学科建设、前沿研发与技术创新、集成示范与成果转化、企业创新与产业（商业）模式等四个层面，需要抓住农产品产业链中营养健康与产品设计、加工技术与装备、质量安全和物流与服务等四个关键环节。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引领农产品行业发展新方向，是农产品产业新模式、新产品、新業态的培育者、孵化器，能够推动农产品产业的消费升级和消费结构调整，对于农产品产业的创新转型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四）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是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强化剂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强弱更多地体现在文化、教育、科技、智库等“软实力”的强弱上，而不是仅仅凭借经济能力、军事力量、资源等“硬实力”来作为衡量标准。作为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适应了国内和国际发展新形势的要求，成为提升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强化剂。从国际层面上看，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国民经济、国际贸易关系密切，农产品进出口产生的一系列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为此，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建设与国际化发展成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的迫切需要和必然之举。从国内层面上看，我国正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城市病”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接踵而至。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具有重要性、特殊性、复杂性的特点，充分发挥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建言献策、战略研究的功能作用尤为必要。因此，结合国际和国内发展的新态势，加强中国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在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中具有强化剂的重要作用。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面临的困境

（一）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面临着体制内外发展不平衡问题

从经费来源、得到资助的方式以及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我们可以将中国的智库分为三种类型：“官方”“半官方”和“民间”。其中，官方的研究机构属于政府机关，如党政部门内部的政策研究室；半官方的研究机构属于事业单位，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附属于高校的研究机构等；民间的研究机构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者企业。在上述三种类型中，前二者属于“体制内”智库，后者属于“体制外”智库。同样，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也可分为“体制内”智库和“体制外”智库两大类。由于受到“官本位”思想的长期影响，“体制内”官方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对于“体制外”民间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多半会采取排斥、歧视、对立的态度，容易使“体制外”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成为“局外人”的角色，发展举步维艰。西方发达国家的体制外思想库都是独立核算和研究的，它与政府是一种平等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彼此的权利和义务都有明确规定，这保证了智库能较客观中立地研究和提供建议。我国智库建设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与民间思想库的关系和地位不平等，这将导致“体制内”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与“体制外”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发展不平衡，使得“体制外”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影响力十分薄弱，尤其是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咨询、建言献策功能，其参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决策咨询竞争的机会是不均等的，容易导致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只是thinker（思想者），而不是think tank（思想库）。然而，由于受到官方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与重视，“体制内”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在拥有政府所提供的研究经费支持的同时，也更易获取政府内部关键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第一手数据资料，几乎“包办”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决策研究课题。这些都预示着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将面临“体制内”智库与“体制外”智库发展不公平、严重失衡的现象，从而制约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建设和发展。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缺乏协调互动合作机制

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是一项协调性、互动性、合作性比较强的工作，需要充分协调发挥多方主体的智慧才能，甚至跨学科的互动合作，且伴随着现代农产品质量安全理念的革新，我国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治理和研究历程中达成了社会共治的共识。因此，建立健全协调互动合作机制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的必然之举。我国不同学科的单位虽然已意识到协同工作研究的重要性，但在工作实际中往往缺乏协调合作机制或是机制运行效率并不高。多数协调合作研究平台都是在需要的时候才临时组建运行，这些临时性的跨学科协调合作机制难以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负责人詹姆士-麦甘博士对专业型智库的前景表示担忧，他强烈建议智库能在智库的组建和架构上真正体现多学科、现代化的特点，寻求突破。我国智库建设受到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影响，科研工作与社会需求一直存在差距，缺乏与政府、社会的互动机制，缺乏与大学之间的双向人员流动。因此，缺乏协调互动合作机制，这已成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亟待解决的困境。

（三）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成果的传播形式和应用程度受到挑战

一方面，从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成果的传播形式方面来看，由于新媒体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类传播知识的途径与以往大相径庭，如何以新的形式传播成果是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必须予以重视的一大课题。随着通信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化媒体的出现，以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作为智库成果的传播形式已经受到严峻挑战。传统的传播途径只能发布些简单的成果信息，不能汇编、传递复杂信息，也不能与社会公众实时分享与互动，缺乏反馈性、及时性和动态性。对于现在的智库而言，需要思考的是：根据发布的信息类型来选择发布方式，并且使其达到最理想的效果。另一方面，从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成果的应用程度来看，其成果的实用性不强。首先，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将面临体制“内”“外”发展不平衡，以“体制内”官方智库为主，易于导致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研究成果多是对现行政策的附和与阐释，独立自主性和创新性不足。其次，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缺乏协调互动合作机制，且受到成果传播形式落后的影响，信息的滞后性和封闭性致使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咨询参谋作用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发挥和应用。再次，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研究倾向于对基础理论的研究，而对应用型对策研究缺乏敏锐性和洞察力，“纯学术”“书斋式”的研究理念普遍存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难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元化视角进行研究来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实际应用问题，成果的应用程度不高，将难以适应新时期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需求的变化。

（四）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缺乏制度性保障

自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以来，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当前我国大力提倡的智库建设，只是一种专家咨询制度，缺乏统一健全的法律法规的制度性保障。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中，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咨询程序、采用哪种方式咨询、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具体咨询领域、如何评估咨询方案、智库的咨询建议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决策等实体内容和程序上，没有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致使政府相关部门政策咨询意识单薄、智库提供咨询建议的程序混乱，不利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建设和发展。此外，我国在智库建设中没有建立起专家咨询激励制度、责任机制等基础性的制度框架，也没有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和智库的行业自律。再者，目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的信息系统处于条块分割、“信息孤岛”的状态，难以及时、准确地反映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真实情况，致使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决策咨询的质量水平和效益难以得到保障。因此，缺乏统一明确的法律法规和其他相应配套的制度性保障，已成为我国农产品質量安全智库建设的绊脚石。

（五）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缺乏农产品质量安全综合性人才

在智库建设人才队伍的架构上，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是以专业化的研究人员为主，需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综合性人才，以农产品质量安全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智库专家群体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支以专业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人员为主导的智库人才队伍，往往只是对某些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固定问题进行“书斋式”“纯学术性”的研究，导致智库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建言献策功能难以很好地发挥和运用。我国现行高等教育学科规划体制仍不健全，尚未制定出合理有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综合性人才培养方案，未能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弥补“综合性人才储备不足”这一缺陷。此外，鉴于“高手在民间”现象的普遍存在，让除农产品质量安全专业学者之外的其他社会人士参与到政策的参谋、决策、制定的过程中来，即充分吸纳民间智慧、建设一支流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综合性人才队伍、发挥众治的“智治”作用已经成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发展的新趋势。

三、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的具体建议

（一）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平衡发展体制

鉴于我国智库“体制内”与“体制外”发展严重失衡的现状，建立健全官方和民间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平衡发展机制尤为重要。首先，应转变对于民间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传统理念，即转变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理念，改变以“体制内”官方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为主导的智库建设体制，这是促进官方和民间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平衡发展的前提条件；转变“以身份论英雄”的思维观念，树立“高手在民间”的思想，为建立官方和民间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平衡发展体制扫清思维领域的障碍。其次，应加大对民间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扶持力度。在经费支持上，要加大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民间智库的经费扶持力度，扩大经费来源渠道；在政策扶持上，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文件积极鼓励民间智库参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研究分析、决策咨询，为民间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发展提供宽松有利的外部环境和体制保障；在项目支持上，政府可以适当放宽民间智库项目的申报审批限制，向民间智库提供更多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项目以及调研时所需的内部信息数据，从而加大对民间智库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项目的支持力度。再次，建立健全公平开放的决策咨询体制。这是建立官方和民间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平衡发展体制的根本性举措。不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政府扮演的应是“中间人”的角色，建立一套公平、开放透明的决策咨询体制，比如，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重大研究项目上建立较为完善的招投标制度、建立政府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数据公开发布制度、建立健全智库成果评估制度、建立官方和民间智库公平竞争机制等，从而在体制上可以充分汲取民间智库的智慧，公平地将“体制外”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纳入决策咨询的程序，促使农产品质量安全民间智库逐渐摆脱“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困境。

（二）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协调互动合作机制

建立协调互动合作机制，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发展建设的必然要求。针对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具有复杂性、特殊性、重要性的特征，客观上需要各方面的社会主体参与智力机构，且应充分发挥多元化参谋主体的协调性、互动性、合作性。这就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协调互动合作机制予以保障。首先，在队伍建设、人事制度方面，应当在政府、高校、社会之间建立人才流动机制，吸纳各学科、各领域人员，组建新型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研究队伍，树立互动合作意识，跨学科地从人文社科领域、自然科学领域对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进行智力谋划。其次，由政府部门统一规划和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协调互动合作平台，建立跨学科的协同机制。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不单是企业自律、技术标准的问题，需要多管齐下、社会协同才能解决。在这个意义上，整合国内原有智库资源、建立类似于“国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11协同创新中心”等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跨学科平台是必要的。再次，加强与国外知名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协调、互动与合作，充分吸收国外智库建设的智慧，结合我国整个农产品行业改革实情，在合作研究中展开竞争，在竞争中充分实现协调互动，逐步提高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决策咨询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三）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成果传播的新形式，创新应用机制

衡量一个智库是否建设成功的关键在于智库产品与成果的质量好坏以及其应用程度的高低。因此，为做好全产业链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建设，应当建立智库成果传播的新形式，创新其应用机制。一方面，应当顺应新媒体时代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全球化趋势，变更智库成果传播方式，由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传播转变为以互联网为纽带的数字化媒体进行传播。这就要求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应当加强自身网络通信技术的建设，以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与国内外智库的衔接和交流。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推动智库成果传播的同时，应当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优势资源的功能。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可以成立专门的营销部门和机构，集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力量，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传播的新形式，加强与外界的互动合作，获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以实现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应当创新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成果的应用机制。首先，必须从农产品的质量和水平上人手，依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自身的专长和特色，努力钻研亟待解决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在“多出成果”的同时更要“出好成果”，从而打造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的智库品牌优势。其次，在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成果的质量水平基础上，国家和政府应当加大对其重大研究成果和产品的宣传推广力度，以学术研讨会、新闻发布会、数字化媒体等作为宣传平台，通过新型传播媒介，逐步提升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应用程度。再次，应当积极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在供给侧改革下的产业化发展。智库产业是指整合高端人才的智力资源，针对公共政策、商业运营等问题，进行系统的探索、研究、创新，提出解决方案，带动第一产业、促进第二产业、提升第三产业的产业形态。智库产业是未来智库发展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主要方向。为做好供给侧改革下全产业链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提高成果应用程度，应当着力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产业化发展。一是设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运行体制和监管机制，为全产业链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建设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以及良好的发展环境。二是强化政策支撑，将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产业发展纳入到国家五年发展规划这一政策层面上来，将其作为一项新兴技术产业进行重点培育和扶持，从“前期试点”入手，逐步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规模和水平。三是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走向正轨之后，应当在自主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化环境中推进智库的产业化发展，提高产业链供给的质量，实現从供给侧推动农产品质量的提高。

（四）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全面统一的制度性保障体系

为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全面统一的制度性保障体系是必不可少的措施。首先，要建立健全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法律法规，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性质定位、管理运行机制、智库的监管体制、经费来源、如何评估决策咨询方案、智库具体的决策咨询程序、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项目的申报审批程序等方面，即从实体上和程序上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给予制度化、法制化的规定，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良性发展提供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制度性保障。其次，应当构建和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发展建设的基础性框架。一方面，在引入市场机制、形成智库发展优胜劣汰竞争法则的同时，应当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行业自律机制，不断完善农产品质量行业准入制度，建立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完善基础性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需要与大数据建设同步同轨，占领大数据的主控权。大数据技术一旦走向成熟必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工作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我们要警惕和防范其他国家对我国大数据的渗透，确保大数据的安全及我国的国家信息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也应加强大数据的信息化建设，完善信息技术领域的基础设施，在解决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信息孤岛”困境的同时，也应确保我国智库的内部信息安全。再次，应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不断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监管体制。在决策咨询制度方面，应当规范农产品质量安全决策咨询的领域、范围和程序，在官方和民间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中建立项目招投标、采纳制度等决策咨询公平竞争机制，确立专家咨询激励制度和淘汰机制，构建合理可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决策咨询制度；在监管体制方面，可以建立客观可行的智库监管体系，例如，成立专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监管部门对智库建设进行严格监管，设立严格的智库从业人员的审核制度以及智库成果的评估制度等，与此同时，充分借鉴吸收国外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监管体制建设的经验，不断加强“硬条件”和“软环境”的建设，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建设编织出制度性保障的“安全网”。

（五）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综合性人才的培育孵化机制

人才作为智库实力和影响力的决定性要素，对智库的发展建设意义重大。但是，目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人才队伍主要以专业化的研究人员为主，缺乏综合性人才。针对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建设人才队伍架构的实际情况，需要加大对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综合性人才的培育孵化机制显得尤为重要。一是国家和政府要大力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综合性人才的培养，要组织制定合理有效的综合性人才的培养体系、培育实施方案及相应激励政策，同时应当加大人才培训经费支持力度，形成一支专职、兼职相结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队伍，着力培育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复合型人才。二是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人才交流机制。在人才培育机制方面，应当借鉴美国顶尖智库人才的“旋转门”做法，即智库成员的身份在政要与研究者之间转换，智库的研究人员有机会进入政府机构，成为政要，而重要官员离职后又常常进入智库，成为研究人员，由此而“旋转”。在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综合性人才的培育孵化机制的过程中，应当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决策部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沟通和交流，将拥有较强研究能力的机关干部输送到农产品质量安全专业型智库，主持或参与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项目的研究工作，支持鼓勵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的研究人员到政府相关部门挂职锻炼，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与政府部门之间实现人才双向流动，从而形成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人才的“旋转门”。三是在大力培养跨学科综合性人才的同时，还应注重培养人才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现行高等教育学科规划体制以及研究生培养模式方面，应当与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农产品产业链全过程相衔接，寻求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标准等不同领域的有机结合，不断探索和创新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综合性人才的培育孵化机制，以更好地发挥农产品质量安全智库咨询决策的人力资源优势。

责任编辑莫仲宁

作者：肖湘雄

物流农产品质量安全论文篇2：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的法治保障研究

摘要：农产品质量安全关乎全民身体健康。追溯制度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措施。在新时期，实现追溯管理的法治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然而，由于管理权限被分割、信息技术基础较薄弱、法律制度不完善等现实因素大大延缓了我国追溯管理法治化的进程。对此，我们应当积极借鉴学习域外有益的实践经验，从完善法律制度、规范执法监督、统一追溯标准、强化社会共治等方面构建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的法治保障体系。

关键词：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法治保障

一、问题的提出

农产品质量安全关乎全民身体健康，因此，无论国家的历史传统、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如何，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有效规制都是一个国家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在国家治理中，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规制手段不一而足，“追溯”就是其中比较有效的制度化手段之一。农产品质量安全视阈下的“追溯”一词出自于ISO 8042-1994《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基础和术语》，意即通过识别相关记录追踪实体（农产品）的历史、使用和位置的手段。有学者将其较为形象地表达为“描述农产品生产历史及其从种植者到消费者餐桌全过程的信息”。因此，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的初衷在于通过收集农产品生产和流通各个环节（生产、包装、加工、运输、仓储、销售等）的数据信息，致力克服农产品交易过程中的信息壁垒，强化各个环节的主体责任，便于受侵害者追溯责任，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以期达到“生产必记录、流向能追踪、责任可追究”的效果。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严格依法行政的大背景下，作为一种行政规制手段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追溯管理也必然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2016年6月发布的《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法治化”。目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的法治化程度还不高，如何提升其法治水平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

二、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法治的现实挑战

（一）管理权限分割导致法律实施难以落实

目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采取的是“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管理模式，即出现不同职能部门分别监管农产品所涉及的不同环节（农业部门——生产、质检部门——加工、工商部门——流通、卫生部门——消费）。在这种管理权限分割的模式之下，极易产生法律实施无法统一的风险：一是缺乏统一的法律实施“中枢神经”，管理部门之间“各自为战”，工作协调开展难度大；二是权限分割容易造成各个部门在模糊性问题执法上的“推诿扯皮”，人为制造法律实施盲点，难以彻底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此外，某些地方在追溯试点工作中采取“高补贴诱导式”的功利主义管理方式，也给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法治带来“迟滞”效应。

（二）信息基础薄弱导致规范标准无法统一

在大数据背景下，建立科学规范、快捷方便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尤其依赖强大的信息网络技术支撑。然而，目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信息基础还比较薄弱，主要表现在：一是信息链条不对接。实践中，各地方、各部门在开发设计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系统时，往往根据各自需求采取“私人订制”的方式，导致诸如产品编码、信息种类等各个独立运行的信息系统无法顺畅对接，信息资源不能实现共享，全程追溯困难重重。二是技术应用条件欠缺。由于我国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不高，大量农产品来自于单家独户的“小农生产”，农民质量安全意识差，标准化生产意识更加缺乏，由此导致农产品在标识、分级、包装上样态各异，这些应用技术条件的客观限制增加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的难度。三是追溯体系建设成本偏高。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无论是在专业技术设备还是配套工作制度、专业技术人员等软硬件的供给上都需要大量投入的支持，这与生产者天然的逐利性发生了碰撞。我国目前农业生产管理信息基础薄弱，导致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在操作规范与标准上无法达成统一，与讲求精细化、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法治化要求相去甚远。

（三）法律制度供给不足导致追溯管理缺乏刚性

我国目前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还处在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的尴尬境地中，立法缺失导致追溯管理法治化“先天不足”，《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并未明确规定追溯法律制度，《食品安全法》对其也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具体来讲，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法律制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义务主体待完善。根据现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24条之规定，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义务主体仅限农产品生产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并没有将农户也作为义务主体加以规定。二是规制威慑性待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所规定的罚款数额相对于生产者的获利而言简直是九牛一毛，对低廉的违法成本缺乏有效规则是现行法律存在的突出问题。三是追溯执法待协调。前文所述已作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三、国外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法治的实践经验

（一）以完备的法律制度为基础

法律制度是实现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础和前提，若是“无法可依”，其他一切都是空谈。从经验上看，发达国家或地区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首先注重的就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立法工作。例如，欧盟于2000年发表《食品安全白皮书》以严格监督农产品质量安全，随后又颁布178/2002号法案（《通用食品法》）明确追溯制度，此外还有1830/2003号、852/2004号法案；德国按照欧盟178/2002號法案对农产品信息实行全面追溯，因此在德国市场上的每个食品都能找到追溯，监管人或消费者可以通过移动终端（手机、电脑）很方便地查看相关信息；美国迄今为止已经颁布《联邦肉类检查法案》《公众健康服务法》《食品和药品管理局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鱼贝类产品原产国标签暂行法规》等涉及农产品或者食品质量安全的法案达30余部，其中2002年颁布的《生物恐怖主义法案》明确规定了追溯制度；韩国在2005年的《农产品质量控制法令》中就明确了追溯制度，而后又对该法令进行补充修订，建立了全方位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程序。可见，完备的法律制度是国外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能够取得成效的重要基础，这无疑启示着我们在迈向追溯管理法治的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这一基础要件的完善。

（二）以规范的执法监管为中心

无论立法体系多么合理严密，倘若在实际生活中“束之高阁”或者在执法活动中“大打折扣”，则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国外发达国家或地区不仅建构了完备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法律体系，而且特别重视规范执法监督。以美国为例，其特别注重监管职责的协调统一。美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虽然也涉及不同部门，但是美国的这些职能部门之间按行业实行“纵向垂直”管理，权责边界明确，执法手段有力。美国农业部依法全权负责农产品监管，其与地方监管机构之间保持行政独立，但在各州设有派出机构。派出垂直执法监管机构及其人员可以直接对执法对象开展工作，不受其他任何地方监管机构的干扰。联邦与地方执法监管机构可以互通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相关信息，协调配合，共把质量安全关。因此，美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中把规范执法监督、协调部门联动作为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中心工作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三）以统一的追溯标准作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关键

统一的标准是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得以顺利开展的关键要素，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均对农产品整条供应链所涉及的农业生产标准、加工操作标准、物流运输标准、市场准入标准等进行规范与指导。美国在这方面采取的是强制推行的方式，其制定了良好农业操作规范（GAP）、良好生产操作规范（GMP）、危害分析及关键点控制认证体系（HACCP）和食品供应可追溯制度（Traceability），这些规范分别对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环节进行约束；日本同样采取强制推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但其是在全国统一标准的《食品可追溯指南》基础上，通过发挥企业规范自律作用，引导农产品经营企业自行建立符合本企业发展实际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德国有一套完善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根据位阶包含欧盟标准、国家标准、地方标准以及各行业、农业协会在上述三项标准框架下结合自身实际制定的具体操作标准，这些标准比较系统化、法律化，具有具体化、可操作性强的特征。因此，统一良好的追溯标准是政府治理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建立追溯体系的关键所在。这一实践经验给我国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四）以广泛的社会参与作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保证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是一个“从田野到餐桌”的繁复而绵长的过程，其中涉及的主体众多，良性有效的追溯离不开所涉主体的积极参与配合。国外一些国家在如何调动相关各方主体参与追溯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美国的成功经验在于通过广泛的法制宣传教育积极调动社会主体参与。每年的9月份是美国一年一度的“全国食品安全月”，其主要目的在于保障消费者这一“弱势主体”的知情权，因为消费者是整个追溯体系中信息不对称的最大“受害者”，通过定期公开网络农产品追溯信息，可强化消费者的知情权。美国还通过不断提高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业合作社和农民等参与主体对追溯法治的认识，以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追溯载体建设。通过扩大对农产品质量检测结果的宣传和公示，为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建设增强动力。美国这些措施对于提高消费者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依法追溯意识大有裨益。德国的成功经验在于通过第三方机构或组织助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其第三方机构或组织包括政府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协助机构（如政府授权许可的私人检测机构）、民间鉴定检测组织（如食品研究公司、产品认证机构）等。引入第三方机构的参与，使得德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臻于完善、各类组织蓬勃发展。美国、德国的经验启示着我们广泛调动社会主体积极性、拓展社会主体的参与渠道，对于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法治化水平助益明显。

四、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法治化的保障路径

（一）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的法律制度

健全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的相关立法，是化解政府追溯管理无法可依尴尬局面的基本之策。《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步伐，充分借鉴国外立法经验”“重点将主体管理、市场准入、主体责任、监督管理、处罚措施等关键要素纳入法律范畴，为追溯管理提供法律依据。”因此，以国外立法经验为借鉴，加快修订《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不适应现实发展的法律规定，是提升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法治化水平的首要任务。完善立法，应抓住关键要素予以展开：一是完善追溯主体和信息记录规定，建立覆盖从生产到加工、包装、运输、仓储、销售的全程信息记录主体体系；二是规范农产品市场准入范围、准入条件，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三是明晰农业部门追溯管理的法定职责，建立生产经营主体管理制度，将生产经营主体逐步纳入国家平台进行规范管理；四是明确主体法定义务和法律责任，加大处罚力度以增强追溯的威慑性。

（二）规范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的执法监督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法律制度需要严格规范的执法监督，否则它将永远只是“躺在纸面上”，无法起到法律规制的效果。我国目前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执法方面存在权限分割、步调不一、监督不力等问题。为了保障追溯执法监督起到应有的效力，我们应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规范：一是完善执法监督体制，建立上下联动的协作执法机制，加强农业部门、工商部门、卫生部门和质检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资源共享；二是转变执法监督模式，努力实现从“封闭执法”向“协作执法”转变，从“运动式执法”向“常态化执法”转变，从“单向威慑性执法”向“双向回应性执法”转变；三是创新执法监督制度，探索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測制度、风险评估制度、产品标识制度等；四是加大执法监督绩效评价，加强执法行为监督，严厉整饬执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开绿灯”“假追溯”等“执法逃离”行为。

（三）统一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的技术标准

目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的具体操作平台和规范标准还没有统一起来，由此阻隔了追溯过程中各行业之间、各部门之间、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协调互动。因此，建立统一的追溯平台和规范标准是我国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工作。可从两个方面重点推进。一是建立全国统一的信息化追溯平台。要合理规划、加大投入着力打造一个“高度开放、覆盖全国、共享共用、通查通识”的国家平台。在大数据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国家应该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和服务，做好国家平台与地方固有平台的追溯信息对接融合标准，全面整合各地方、各行业、各部门追溯信息，建立我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数据库。二是建立全国通用的追溯标准体系。我国这方面进行了很多的试点工作，也制定了一些追溯标准，但还存在系统冲突、重复制作等资源浪费现象。必须尽早制定产品分类、编码标识、平台运行、数据格式、接口规范等关键标准，统一构建覆盖基础数据、应用支撑、数据交换、网络安全、业务应用等类别的追溯技术标准体系。

（四）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的社会共治

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的法治化，共筑“舌尖上的安全”，离不开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社会共治，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尝试：一是畅通公众参与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的渠道。“参与途径拓展的目的在于为公众提供更多的参与渠道、丰富公众参与的形式和方式，也能对现有途径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进行有效弥补。”旧二是深入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法律法规和标准宣传教育。树立追溯理念，普及追溯知识，提高企业和农民的自律意识、质量意识和责任意识，提高消费者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依法维权和依法追溯意识。三是创新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机制。要密切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交流沟通，建立违法行为信息披露制度和有奖举报机制，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社会作用，引进第三方机构参与农产品质量安全评估与追溯，推动形成全社会认识追溯、关注追溯、支持追溯、习惯追溯、依法追溯的良好氛围。

责任编辑李建良

作者：吴纪树

物流农产品质量安全论文篇3：

基于生命周期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制

摘要：基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内涵、属性，结合生命周期理论，重新定义农产品质量安全生命周期概念及理论内涵，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生命周期划分为生产、经营、运输与销售4个阶段，并在分析各阶段管制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制内容与创新对策。

关键词：农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政府管制；质量安全；创新对策；内涵

收稿日期：2013-08-29

基金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编号：Y12G030063）；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编号：11JDGZ02Z）。

作者简介：黄晓英（1958—），女，湖南蓝山人，硕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管理与信息。 E-mail：137116128@qq.com。

通信作者：周茜，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农业管理与信息。E-mail：ahxyhn@163.com。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不仅关系人们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而且关系到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愈来愈受到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关注。由于农产品具有经验品、信用品和准公共物品的属性，其质量安全问题不仅需要依靠市场机制调节，更需要政府的有效管制。在我国，由于农产品生产与产品储运的特性，以及相关生产经营者规模小而分散的问题，使得质量安全问题尤为复杂，因此，我国政府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管制政策一直是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和相关政府部门研究的重要问题。基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内涵、属性，结合生命周期理论，重新定义农产品质量安全生命周期概念及理论内涵，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周期的生长、加工、生产、存储、运输与销售各阶段政府管制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得出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制的内容与创新对策及结论，以期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1农产品质量安全内涵

1.1农产品的内涵

农产品一般是指人类有意识性地利用动物或者植物的身体机能来获得生活所必需的食物和其他一些活动中发生的产物[1]。根据用途可以分为3种：一是人类生活中的直接必需品，如蔬菜、大米、菜油、肉、鸡蛋等；二是人类生活中的间接必需品，它们可以转化为水产品、蛋、奶、肉等必需品，如饲草、饲料粮；三是作为工厂生产原料的必需品，如烟草、棉花等，以及先前是农作物、后转化成为工业原料，如高粱、玉米等[2]。本研究中农产品是指来源于农业（包括植物、动物、水产、微生物）的初级产品，是在农业活动中获得、可以直接作为食物或者是作为食物主要原料的可食用农产品。

1.2农产品质量安全

1.2.1农产品质量安全属性农产品质量安全具有双重属性，不仅具有商品属性，还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1）商品属性。美国学者Nelson将商品分为3类：搜寻品、经验品和信用品[3-4]。搜寻品（search goods）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之前能够获得充分信息，决定商品品质，如产品的外观；经验品（experience goods）是指只有在购买之后才能判断其质量的商品，如产品的滋味；信用品（credence goods）是指消费者即使在消费以后也不能判断其品质，只有借助其他信息才能决定其品质，如产品的安全性。农产品是一种特殊产品，按Nelson的这种分类理论，农产品质量安全要素（包含安全要素）的品质特性既是经验品，如产品的鲜嫩程度、汁液的多寡、纤维的粗细、酸甜、口感等特征，又是信用品，如是否含有瘦肉精、激素、抗生素、有害农药残留等。农产品作为商品的经验品和信用品属性，完全依赖自由的市场调节机制往往出现市场失灵。（2）准公共物品属性。根据公共物品理论的定义，公共物品被解释为：具有消费或公共生产要素等效用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可以给每一位公众带来效用的、公共需要的物品（服务）。准公共物品是指在消费等方面具有较大程度外部性的一类公共物品。农产品是食品的主要原材料，它的质量安全性具有公共卫生性，政府与农产品供给者都参与了供给。

1.2.2农产品质量安全涵义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内涵没有准确和公认的定义，但许多学者支持以下3种说法[5]：（1）重点研究农产品质量中的安全性，把安全性包含在农产品的质量中。（2）强调品质的安全性和量的安全性，既包含质量又包含安全，这种说法是我国学者普遍认可的说法。（3）把两者作为整体的概念去研究，或者是把质量和安全进行组合，质量可分为外观品质和内在属性，安全一般指影响农产品危害的因素。笔者认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是指农产品符合保障人健康、安全的要求，包括在生产、贮存、流通和使用过程中形成、合成过程中留有和残存的营养、危害及外在特征因子，其中，健康主要是指具有符合人体正常需要的营养和卫生条件；安全指农产品中不应含有可能损害或危及消费者及其后代健康的有毒、有害物质。

2主要相关理论

2.1农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是指一种产品从进入市场到退出市场的整个周期变化过程。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是一种全新的设计与制造理念，从产品概念设计、工程设计与规划、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一直到产品淘汰与回收等，对全生命周期中的产品信息与过程进行全面化与一系列的管理[6]。本文所言农产品生命周期，是指农产品生产到餐桌的全过程，这个过程构成了一个农产品完整的生命周期。依据这一定义，农产品生命周期可分为生产、经营、运输与销售4个时期（图1），其中，经营、运输与销售期都涉及到包装与存储内容，利益相关主体有农产品供给者（包括生产者、经营者、物流业者）、消费者（含购买者、消费者）、管制者（亦即监管者，指政府各职能部门及人员）。

2.2农产品质量安全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是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政府管制者（机构），依照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主要是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7]。由于农产品质量安全具有商品属性和准公共物品属性的二重性，消费者获得农产品信息困难或昂贵，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和昂贵的交易成本及农产品供给者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再加上生产经营目标与消费者质量需求目标不一致，在市场机制下，通过市场调节不能完全解决所有经济问题，不能完全有效实现农产品供给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均衡，经常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因此，要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杠杆”调节作用，另一方面需要政府管制。农产品质量安全管制即政府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制定一定的规则，对农产品生产经营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进行限制与调控，来弥补市场缺陷，解决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导致资源配置的非效率性和分配的不公平性，最终增进社会福利。

3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制特征

农产品的结构特征要比多数工业品的产品结构特征简单，但农产品生命周期管理中的复杂性与整体性及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管制的特殊性，要求政府对农产品管制应充分考虑对农产品生命周期的管理[8]。

3.1生产期的质量安全管制特征

由于农产品生产是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的源头和基础，生产期农产品质量安全得不到保障，也就无从谈起整个生命周期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期是农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最困难也是最薄弱的阶段，往往会出现产地污染和投入品污染等质量安全问题。农产品产地环境污染包括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这些污染会到达畜禽、农作物等动植物体内，并最终到达人体。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生产者从农产品选种、生产、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有时没有严格按照相关标准组织生产，往往不正确使用药物、化肥、饲料等投入品，甚至使用违禁药物，再加上缺少完整、科学、可操作和系统性强的法律体系，在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成本低、价格处于优势地位的农产品往往取代成本高、价格处于劣势地位的优质、安全农产品，信息不对称给不安全的农产品生产带来更多的利益，一些生产者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会不择手段生产给人体健康带来严重后果的农产品。

3.2经营期的质量安全管制特征

经营者往往追求利润最大化，相互之间博弈的纳什均衡是为了获得高额利润，经营劣质不安全农产品，从而导致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难以提高。在经营流通中，我国大多数农产品都是散装的，没有统一的包装、也没有商标，农产品包装大多数以塑料袋为主，有些塑料制品加入了铅含量比较高的稳定剂，这样容易导致质量安全问题。农产品经营出现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严重脱节的现象，包装、存储技术与装备普遍落后，农产品存储部门规模小，缺乏高水平的监测手段，科技人员严重缺乏，政府对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农产品质量安全对消费者的健康与安全产生直接影响[9]，农产品供给者与消费者及政府之间在经营过程质量安全问题上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利益面前，农产品供给者容易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道德安全与法律建设是一种互补关系，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由于缺乏道德教育，缺少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视程度和道德水准。此外，政府对农产品经营流通的检测成本高、速度慢，对农产品包装标志与市场准入制度等方面管理力度也比较弱，再加上农产品分散，地域分布广，缺乏标签，农产品可追溯性差，实施完全监管的成本也高，缺乏健全有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与方式。

3.3运输期的质量安全管制特征

农产品品种复杂，具有易变质腐烂、保鲜难等属性，同时加上生产规模小而分散，生产、经营主要在城郊及农村，消费市场集中在城市，从而存在物流环节复杂、渠道多，运输路线长等现象，再加上人员复杂，有公司、有私营，流通市场有零售、批发、代售点、直销点等，运输、流通环节不合理及有害的储运方式及总体水平不高的物流实施能力等，容易造成对农产品的污染、危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极为严重。政府通常只对是否有传染病、表面卫生等较为关注，对其中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缺少农产品科学合理的质量安全检验体系，很难实现对农产品供应链上物流信息特别是质量安全信息进行集中的控制与管理。

3.4销售期的质量安全管制特征

销售期是农产品流通的最后环节，在销售过程中经常会发生霉变、腐烂等现象，存在不安全隐患的同时也往往会缩减有限的利润空间，再加上农产品供给者众多，且经营规模小，监管者对销售期市场运营的管制成本高，容易出现各地销售市场管制动力不足、管理措施薄弱、监管处罚不到位等现象，在农产品营销过程中，用硫酸处理生姜、胡萝卜，用色素处理鱼、米等，用氨水催熟西红柿，用病死的畜禽做熟食等等不安全行为时有发生。在农产品消费上，人们追求安全健康的产品，推崇绿色消费，然而，由于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政府没有构建良好的信息服务机制，农产品安全信息不能快速、有效地传递给消费者，加上消费者安全意识淡薄和认知水平低，缺乏做出抉择的信息与知识，农产品市场中成本高、价格处于劣势地位的优质安全农产品供给不能得到消费者认可和溢价，使低成本的劣质农产品比高成本的优质农产品的经济收益更大，鼓励了销售商的机会主义，打击了优质安全农产品销售者的积极性。与此同时，政府缺乏建立消费者利益保障和驱动机制、激励机制，不能有效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和动力。

4基于生命周期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制对策

政府管制的目的和良好管制的首要原则是实现公共利益。由于农产品产业链长，我国农产品生产规模小，经营分散，政府多部门分段监管，涉及利益的攸关主体众多，规则的制定与执行过程需要综合权衡各个方面的利益。农产品安全很多问题都与各相关利益主体的意愿与行为密切相关，对各利益攸关主体的整体考虑与全面研究是制定良好监管体系的基础，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在农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其质量安全管制的特征和管制对策的侧重点应各不相同。由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制体系，同样存在着规制者与受规制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提高受规制企业生产效率的问题[11]，因此，根据农产品生命周期各个时期的特征属性，运用激励性管制理论，从供给者、消费者和政府管制者等各主体的博弈分析和整体视角出发，研究制定有针对性和创新性的管制措施，解决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效率与信息租金的两难选择问题，是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管制水平、防止疏漏的重要保障。

4.1生产期的质量安全管制对策

在生产期时，政府首先要建立农产品生产投入安全管理体系，建立起标准化种植、施肥、生产技术与管理体系，对农产品选种、产地选择、施肥、生长等各个环节进行追踪控制，如土壤环境、农（兽）药用量等，对农产品中的污染行为和违规过量使用农（兽）药，进行严格控制并进行惩罚；应提高完善农产品生产技术与品质的服务，包括种子、农作物幼苗、化肥、农药等进行技术服务与管理，对农产品名称、品质、种类、代码、产地、生产期、保质期建立标志，对农产品生产者、生产过程农药量及肥料施用、采摘期质量安全检测等进行信息登记并建立档案；进一步加大农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力度，通过标志制度、标签管理来实施农产品安全，来提供农产品安全的可追溯性；强调基于农产品生命周期的“从选种到生长”全程的生长质量安全监控，政府还应重视风险信息的交流与合作，公开必要信息，尽快实施与完善整体的信息化系统管理。

其次，要完善法律体系，出台强有力的政府管制法律、法规，在增补修缮合理、科学、系统的法律和管理办法的同时，也要废除一些不合理的法律制度、管理制度，弥补管理的漏洞和不足。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假设生产者生产安全农产品的成本为v1，利润为y1，生产不安全的农产品成本为v2，利润为y2，监管者对生产不安全农产品发现的概率为p，处罚力度为H，可得生产者进行不安全生产的收益为u：u=p（-H-v2）+（1- p）y2，当u>y1时，生产者倾向生产不安全的农产品；当u

4.2经营期的质量安全管制对策

由于农产品具有生鲜度、易腐性等特点，经营期质量安全管制在整个农产品供应链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经营流通阶段，由于经营者追求利益最大化，经济人会利用政府管制在内的一切可能空间，在法律制约下，在最大化自身利益和遵循法律之间进行博弈。经营者面临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法律风险选择，有以下4种选择：（1）低质量、高风险；（2）高质量、低风险；（3）高质量、高风险；（4）低质量、低风险。低质量、高风险一般不存在，该组合下经营者放弃选择；高质量、低风险在现实中也不存在；高质量、高风险与低质量、低风险在现实中普遍存在，农产品质量与法律风险存在高度正相关，农产品经营者的行为博弈主要取决于法律所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如果法律制度安排能够有效地鼓励提供优质的农产品，并对这种行为进行奖励，对提供劣质的农产品能进行监督和惩罚，则经营者将普遍提供安全的农产品，极大地降低法律风险。因此，在该时期政府首先要加强管制这双有形、有利的“手”，提高劣质不安全农产品经营者的法律风险，为农产品市场正当竞争提供良好的政策法规及市场环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培育信誉最好的办法不是管制，而是打造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12]。其次，政府从农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对农产品的经营过程进行管理，抓住整个农产品经营中产品链、食品链的包装、存储等管理流程，对其质量安全要素进行全过程逐一规范、约束与管制，在国家法律的总纲下，上级机关应把管制权利下放给地方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精细化管理[13]，实现农产品包装、存储等经营流程的有效控制。

4.3运输期的质量安全管制对策

第一，政府应扶持培育规模化农产品物流企业，提升机械化装备，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自我检测技术研发，建立产品管理系统、组织管理系统、物流配送系统，提升物流运输保鲜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同时通过对各种农产品进行组合、分装、加固，形成适于运输的组合包装单元，推广良好规范操作、风险分析与关键路径，并对出库、入库进行质量检验；要加强设备监测技术研发，对农产品的存储湿度、温度、光照度等条件要严格跟踪控制，建立和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有关的监测和报告系统，加强农产品在包装及运输中的质量安全分析工作，适时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危险性评价，分析农产品质量危害产生的关键因素，建立风险控制系统、风险管理系统、风险规避系统、危机处理系统，实现农产品全过程物流管理。

第二，政府在提高物流技术的同时，也要注重物流保鲜技术的研究，对农产品从包装、运输等整个物流过程，进行科学、合理、全面的质量控制，为农产品提供良好的物流技术保障；将行政管理、统计技术、专业方法等结合起来，全面实行一整套质量安全管理流程来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第三，要完善法律、法规。应制定农产品物流质量安全违法、违纪的处罚标准，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加大处罚力度；同时，也应该建立合理奖励制度，来保证农产品包装、运输环节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逐步引导农产品包装、运输过程中农产品供给者主动、全面参与农产品的质量管理。

4.4销售期的质量安全管制对策

从农产品质量安全管制业务流程与内容看，销售期政府应对农产品存储、销售进行管制，包括对农产品供给者的存储、销售过程的管制和对消费者的服务与激励。其中，政府对农产品供给者的存储、销售过程的管制包括市场服务与支持，即运用市场准入和检测等手段约束管制产品质量，与此同时，提供农产品市场供求、价格信息，协调、供需缓冲、保障优质优价等市场销售服务；对消费者的服务与激励，包括质量安全知识与意识的宣传培训、交易质量的信息发布与信用查询、消费者维权举报支持机制。

由于消费意愿和风险意识程度不同，不同消费者对质量的关心程度会存在差异，对产品质量意识越高，则越有可能为较高质量安全的农产品支付溢价；相反，对产品质量意识较低的消费者，则更有可能选择质量和价格均低一些的农产品，从而对农产品高品质不提供溢价。此外，农产品质量信息与信用信息也是消费者有效识别农产品质量优劣的前提条件。

假设市场上存在一般农产品和优质农产品，一般农产品里面包含优质农产品和劣质农产品，存在的比例分别为w0、1-w0，优质农产品的价格为L0，一般农产品的价格为L1，一般农产品中的优质农产品和劣质农产品的价格分别为L2、L3（L2>L3），则有：L1=L2w0+L3（1-w0），由此可得到：L2=[L1-L3（1-w0）]/w0，当L0>[L1-L3（1-w0）]/w0时，消费者支付的溢价为L4=L0-L3+（L3-L1）/w0。L4越高，表示优质安全的农产品供给者收益越高，则其提供优质安全农产品的意愿越强。而影响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选择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对产品质量安全的知识、意识，以及充分的信息。因此，政府要加强消费者质量安全知识与意识的宣传培训，提供便捷透明的信息服务平台，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提高消费者对安全农产品的溢价购买意愿，从而保证市场机制的优化和提高优质安全农产品供给者的收益；政府应建立农产品安全诚信制度和信用体系，鼓励社会各界及新闻媒介等，通过正确方式监督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多渠道举报、投诉平台，给维权、举报者提供畅通有效的渠道，降低维权成本，并给予举报奖励和补偿，以激励社会各界自觉参与监督与管理的积极性，进而弥补政府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管制过程中的低效率，减少政府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管制的成本。

5结论

农产品安全问题是涉及农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问题，运用生命周期理论探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制，把握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整个生命周期诸阶段业务流程与业务内容特征，分析管制策略，通过约束与激励，使农产品质量安全整个生命周期的利益相关主体（管制者、供给者、消费者）的责任意识及自觉意愿提高。对于供给者，政府应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在开展道德教育、加大监管力度和对农产品供给违规者惩罚的同时，维护公平的市场环境，提升安全农产品的生产经营利润，形成供给者激励机制，激发供给者自觉选择供给安全农产品的动力，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对于管制者，政府应健全管制机构，完善管制制度，明确职责分工，约束公权行使的边界，实施管理过程的跟踪和透明化，同时建立对管制者的责任追究；对于消费者，政府应建立农产品质量信息和管制信息透明机制，营造良好的市场信誉环境，并加大宣传，提高消费者安全意识和知识水平，建立消费者维权和利益保障制度，形成消费者激励机制，激发消费者安全农产品溢价购买意愿。

总之，运用生命周期理论，对农产品从生产、经营、运输、销售各环节制定管制对策，运用约束与激励机制，营造各相关利益方自觉维护农产品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形成农产品质量安全管制的社会推动机制，有利于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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