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机构老年人医疗论文

摘要：目前，在老龄化和城市化的共同影响下，基于传统养老观和老年人自身特质，加快优化日间照料中心，满足老年人基础性且高质量需求的供给体系迫在眉睫。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养老机构老年人医疗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养老机构老年人医疗论文 篇1：

老年人的资源禀赋与养老方式选择

摘要：选择何种方式进行养老，是老年人依据自身资源禀赋状况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基于可能影响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个体特质禀赋、经济禀赋和自理能力禀赋，采用2012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的相关数据，检验老年人资源禀赋对其养老方式选择（居家养老或机构养老）的影响，分析表明：女性老年人、年龄较小的老年人和收入较高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而老年人自理能力禀赋对其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不显著。因此，老年人对机构养老的需求呈上升趋势。一是要从供给侧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方式需求，提升居家养老服务质量，增加养老机构数量，构建“三位一体”的新型养老模式；二是也应该密切关注老年人的资源禀赋状况，尤其要保障老年人的收入水平。

关键词：资源禀赋；养老方式选择；居家养老；機构养老；社区养老；家庭养老；个体特质禀赋；经济禀赋；自理能力禀赋

一、引言

据统计，截至2016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人数分别为2.3亿和1.5亿，分别占全国总人口的16.7%和10.8%，较2015年分别增长了0.6%和0.3%（国家统计局，2017），我国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另据国务院《“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国发〔2017〕13号）预测，到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的17.8%左右，届时我国老龄化的态势更加严峻。与人口结构老龄化相伴而生的是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老年人对养老方式的选择问题。目前学界对我国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视角：

一是基于单一的视角，通过审视中国家庭中特有的代际关系来研究养老方式问题（费孝通，1983；杨善华 等，2004；陈皆明，2010）。通常认为，由于中国家庭两代人之间是一种“反馈模式”，并存在“责任伦理”，家庭关系相对稳定，因此“家庭养老能够在没有来自国家或个人家庭负面惩戒的情况下得以保证”（陈皆明，2010）。然而，尽管家庭养老具有相对稳定性，但经济、社会、人口等因素的变动“又从不同方向影响着家庭结构的具体变动，也正在改变赡养的方式和内容”（费孝通，1983），家庭养老原有的功能正在逐步弱化（穆光宗，1999；唐美玲，2005），养老方式已经出现多元化的趋势。

二是基于比较的视角，通过不同养老方式之间的对比探讨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丁煜 等，2001；郭志刚，2002；蒋岳祥 等，2006；王树新 等，2007；龙书芹 等，2007；姜向群 等，2011；罗亚萍 等，2013；陶涛 等，2014；王振军，2016；李玉娇，2016），多数研究认为，由于受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家庭环境、社区环境等诸因素的影响，老年人会在家庭养老与非家庭养老（养老院等）之间做出不同的选择。大多学者在研究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时，一是研究的范围往往过于宽泛（比如调查对象几乎涉及各个年龄段），专门针对已经进入养老阶段的老年人群体的研究较少；二是更多地关注外部因素对老年人选择养老方式的影响，而忽视了老年人在选择中的主动性。

本文认为，选择何种方式进行养老，是老年人依据自身拥有的资源禀赋所做的一种理性选择，深入探究老年人的资源禀赋与其养老方式选择之间的内在关联，有助于政府制定精准的养老政策以及养老机构的多元化发展，为具有不同养老偏好的老人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满足他们差异化的养老需求，进而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实现“老有所养”目标；同时，也有利于化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已经进入养老阶段的老年人，并依据其自身的资源状况，探讨我国老年人的资源禀赋对其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资源禀赋（resource endowment），又称要素禀赋，原为国际经济学术语，指一国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当一国与他国进行贸易时，该国将依据本国这些要素相对于他国同种要素的丰裕程度而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换言之，一国依据自身资源禀赋情况所做出生产何种商品的决策，是为了在国际贸易中居于主导地位而进行的主动选择，而非被动应对。资源禀赋理论暗含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各行为主体资源禀赋的异质性，即不同行为主体所拥有的资源禀赋状况是有差异的；二是各行为主体会根据自身的禀赋状况，主动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行为选择。

王轲：老年人的资源禀赋与养老方式选择

行为主体依据资源禀赋的相对优势主动做出选择的思想，也被广泛应用于其他学科的分析研究中。如刘克春和苏为华（2006）运用资源禀赋理论分析农户的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认为农户资源禀赋对农地流转行为影响显著；杨海生等（2010）认为，官员因其所掌握的资源不同对当地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也不相同，官员的平行交流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而京官交流则阻碍地方经济增长。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有养老需求的老年人也会根据自身所拥有的资源禀赋状况，权衡利弊得失，最终确定自己的养老方式，这也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分析基础。

Firkin（2001）在研究企业家的资源禀赋时，将其划分为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三种。以此为参照，并借鉴以往的研究成果，本文将老年人的资源禀赋分为个体特质禀赋、经济禀赋和自理能力禀赋三类。受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人口流动、养老观念变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住在自己家中，仅接受家人及其他亲人提供服务的家庭养老方式已逐步弱化，更多地转变为老年人居住于自己家中，除了接受亲人朋友的服务之外，还接受社区、社会其他成员或组织服务的居家养老方式。在“社区上门服务”模式下，老年人仍居于自己家中，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主体较家庭养老更加多元化，实质上就是居家养老。和家庭养老、居家养老相比，“住养老院”方式中老年人的居住地点由“家”转移为“养老院”，接受养老院工作人员及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而非亲人朋友）提供的各种服务，这其实就是机构养老。因此，本文主要研究老年人对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这两种养老方式的选择。

1.个体特质禀赋

人的行为受个体特质（如年龄、性别等）的影响，老年人在选择养老方式时，也应该会考量自己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居住状况（独居还是和其他亲属共同居住）等因素，因此，文章将这些因素纳入个体特质禀赋的范畴。既有的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年龄越大，则其选择家庭养老的可能性就越大（王树新 等，2007；陶涛 等，2014；张栋，2016）；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姜向群 等，2011；陶涛 等，2014）；老年人受教育时间越长，则越倾向于选择非家庭养老的的方式，有配偶老年人较无配偶老年人更愿意选择非家庭养老（丁煜 等，2001）。

2.经济禀赋

本文对老年人的经济禀赋的界定与Bourdieu（1986）对经济资本的界定近似，是指可以直接轉化为货币、能够以产权的形式予以制度化的各种资产的总和。对老年人而言，经济禀赋主要包括年收入、有无养老保险金以及有无看病困难等。由于老年群体的特殊性，收入渠道相对有限，养老金是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一些研究表明，老年人若享有养老保险金，则对非家庭养老就比较认可（丁煜 等，2001；陶涛 等，2014）。同时，看病支出通常在老年人的总支出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一定时期内看病支出是否有困难能反映老年人的经济状况，若无困难则说明经济禀赋相对宽裕，反之则比较匮乏。因此，有无看病困难也被纳入经济禀赋的范畴。

3.自理能力禀赋

自理能力禀赋主要反映老年人健康状况及自理能力：身体越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越会以一种乐观向上的姿态面对生活，越不会为情绪所左右；生活越能够自理，就越不会将自己视为子女或其他亲属的累赘，做出的选择就会更加体现老年人的真实意愿。张丽萍（2012）研究发现，城市中25%的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会选择进入养老院等机构养老。

个体特质禀赋、经济禀赋和自理能力禀赋三者之间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影响的，比如，收入较高且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老年人可能会选择进入养老院，生活能够自理但收入较低的老年人则有可能选择在家中颐养天年。最终结果是，老年人会综合考量个体特质禀赋、经济禀赋及自理能力禀赋的禀赋状况，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养老方式。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个体特质禀赋（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等）对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方向可能是不相同的，因此这里不对个体特质禀赋对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做出假设，只在后文分析中根据检验结果予以说明。：

假设1：老年人的经济禀赋对其养老方式选择有影响显著，经济收入较高、享有养老保险金、没有无钱看病困难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

假设2：老年人的自理能力禀赋对其养老方式选择有显著影响，身体越健康、自理能力越强的老年人，越倾向于选择居家养老。

三、样本、变量与实证方法

1.样本选择

本文实证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2》（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以下简称CLASS 2012）。CLASS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实施的全国性老年社会追踪调查项目，2012年数据是这一追踪调查项目现已开放的最新数据。和CLASS 2011相比，CLASS 2012问卷设置更加合理，变量数由334个增加为911个，调查结果更能反映老年人养老中面临的各种问题。CLASS 2012以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调查对象，调查范围涵盖中国内地18个省、市、自治区，采用多阶分层随机抽样、入户面访的调查方法，共获得有效样本1 126例。在本研究中，去除3个不符合条件的样本，保留截至2012年年龄为59岁的数据，最终样本量为1 123个。

2.变量测度

（1）养老方式。在CLASS 2012中有这样一道题项：“当您需要别人照料时，以下的养老方式，您最喜欢哪一种？”该题目的意图即是测量受访者的养老意愿。在这1 123个样本中，缺失12个，1人回答 “不适用”，其余1 110人的回答情况如下：选择“家庭成员养老”的频率为911（82.0%），选择“社区上门服务”的频率为52（4.7%），选择“住养老院”的频率为136（12.3%），选择“其他”的频率为11（10%）。尽管选择“其他”的老年人较少，基于研究的严谨性需要保留这部分数据；为了便于研究，借鉴其他研究的做法（冯仕政，2006），将回答“家庭成员养老”和“社区上门服务”两者合并为“居家养老”，赋值为0；将“住养老院”和“其他”合并为“机构养老”，赋值为1。因此，本文因变量“养老方式”为由0和1两个值组成的二元变量。

（2）经济禀赋，包括个人年收入、经济状况以及有无养老保险金。养老保险金是老年人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与以往的研究进行比较，将“是否有养老保险金”作为经济禀赋的一个单独变量。另外，通常情况下，随着年龄增长，人体的生理机能逐渐降低，患病的概率随之增大，看病支出有可能在老年人平时支出中占据较大比例。CLASS 2012中有这样的问题：“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有过无钱看病的困难？”将对此问题的回答作为判断老年人经济状况的重要依据，回答“有”确定为“困难”，回答“没有”确定为“较好”（具体赋值参见表2）。

（3）自理能力禀赋，包括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做家务情况以及生活能否自理三个方面。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测量，在CLASS 2012中可资利用的有三个问题，分别询问受访者目前、与同龄人相比、与前一年相比的身体健康状况，将“很不健康”“差不多一样”“比较健康”分别赋值为0、1、2，再对这三道题的赋值相加，得到受访者身体健康状况的得分（从0到6），最后将得分从低到高等距划分为三个区间，并分别确定为“不健康”（赋值为2）、“一般”（赋值为1）和“健康”（赋值为0）。自理能力禀赋中的“做家务情况”和“生活能否自理”变量，源于对CLASS 2012问卷中“您现在需要别人帮助做家务吗？”和“您现在需要别人在生活起居上（如洗澡、穿衣）帮助您吗？”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当然，相比而言，后一道题目更能区分受访者的生活自理状况，如果在洗澡、穿衣等日常事务方面需要别人的帮助，则可以基本确定该受访者的生活是不能自理或不能完全自理的。

（4）个体特质禀赋，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居住情况等。表1是本文使用的所有变量的定义、赋值情况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3.实证分析模型

根据数据特征，参考丁煜等（2001）、姜向群等（2011）、张丽萍（2012）、陶涛等（2014）的研究方法，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而言，先建立一个基准模型，将老年人的个体特质禀赋变量放入其中，然后再将经济禀赋、自理能力禀赋的相关变量依次放入模型，从而组成一组嵌套模型（nested models）。基准模型如下：

logp1[]p0=a+m[]i=1bixi

其中，p1和p0分别表示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的概率，且滿足p1+p0=1，p1/p0为机构养老的概率与居家养老的概率之比，即发生比（odds ratio，OR），表示相对于居家养老，机构养老概率的增加（值为正）或减少（值为负）；a为常数项，xi为第i个变量（自变量或控制变量），bi为自变量或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m表示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个数。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对经济禀赋假设的检验

表2报告的是经济禀赋对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Logistic回归结果。其中，模型A1是基准模型。模型A1显示，个体特质禀赋变量中，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养老方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年龄越大，越倾向于选择居家养老。王树新等人（2007）的研究发现，较大年龄段（65～72岁）的人很少、甚至不选择机构养老，这在本研究中得到了验证。其原因在于，年龄越大的人越希望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也越希望得到儿女的照顾。老年人的文化程度越高，选择机构养老的可能性越大。这也和丁煜等（2001）的研究结论（老年人文化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赞成非家庭养老）相印证，说明接受教育对于转变观念有重要作用。而年龄、婚姻状况以及居住情况对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已有的一些研究结论，如认为男性比女性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姜向群 等，2011）等，无法在此得到验证。

在基准模型A1的基础上，加入年收入和养老保险金两个变量构建模型A2。分析结果显示，新加入的两个变量对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都较为显著：老年人的年收入越高选择机构养老的概率越大，有养老保险金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概率比没有养老保险金的老年人更高。同时还发现，两个变量的加入较为明显地改变了年龄和文化程度对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程度：文化程度由特别显著变得不显著（系数由0.072下降为0.014），而年龄由较为显著（p﹤0.01）变为特别显著（p﹤0.001）。另外，居住状况对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变得比较显著（系数由0.400增长为0.549，OR由1.492增长到1.732）；同时，受收入的影响，收入高且独居的老年人较与其他亲属共同居住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发生比增加。

模型A3在模型A2的基础上再加入经济状况变量（是否出现过无钱看病的困难），结果显示，经济困难（无钱看病）的老年人不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但其影响并不显著。加入新的变量后，有无养老保险金对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程度降低，而年收入的影响加强。

对比模型A1、模型A2和模型A3可以发现，老年人的年龄、居住情况、收入、有无养老保险金等对养老方式选择有影响；受收入等经济禀赋的影响，年龄和居住情况对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加强，而文化程度和养老保险金的影响减弱。总体上看，假设1得到验证，即经济收入较高、享有养老保险金、没有无钱看病困难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

2.对自理能力禀赋假设的检验

表3报告的是自理能力禀赋对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Logistic回归结果。模型B1与模型A1一样，是基准模型。模型B2在模型B1的基础上加入了身体状况变量，其影响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相对于身体健康的老年人，不健康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概率更高。其原因可能在于有疾病的老年人不想因为身体状况而拖累其他亲属。和模型B1相比，模型B2中性别对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变得显著（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年龄的影响显著性减弱，文化程度的影响依然非常显著。模型B3在模型B2的基础上加入了做家务情况和生活自理情况两个变量，结果显示：新加入的两个变量对养老方式的选择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身体状况对养老方式的影响依然显著，而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影响程度下降。比较表3中的3个模型，受自理能力禀赋的影响，年龄和文化程度对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减弱，但仍然显著；而自理能力禀赋变量中只有身体状况的影响显著，假设2得到部分验证，即健康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的概率更大。

3.资源禀赋对养老方式选择的综合影响

前文分别从经济禀赋和自理能力禀赋两方面对老年人养老方式的选择进行了探讨，不同程度地验证了前文的假设。但在现实生活中，当老年人面对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的选择时，他（她）会综合考虑自身的实际状况，即将个体特质禀赋、经济禀赋与自理能力禀赋综合权衡，再作出较为理性的抉择。因此，有必要综合考量老年人的资源禀赋对养老方式的影响（见表4）。

由表4可以发现：（1）个体特质禀赋方面，性别和年龄对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显著。与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姜向群 等，2011；陶涛 等，2014）的观点不同，这里显示出女性老年人比男性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但这种倾向性在单独检验经济禀赋对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时并没有体现出来。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选择机构养老的概率下降，即对于年龄较大的老年人而言居家养老仍是其首选。（2）经济禀赋方面，年收入对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显著。老年人收入越高越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而有无养老金和有无看病困难对养老方式的选择没有明显的影响。在多数人心中，养老机构的收费还相对较高，因此当选择是否要入住养老机构时收入是其主要的决定因素，而其他因素的影响则相对较次。（3）自理能力禀赋方面，身体状况等诸要素对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均不显著。

对比表2、表3和表4，原本一些影响显著的因素，如文化程度、居住情况、有无养老保险金、身体状况等，在综合考量时变得不再显著，特别是文化程度的变化比较明显。一般而言，人的认识水平随文化程度的增高而增加，文化程度高的人对养老方式的选择更倾向于多元化，但在现实生活中其所发挥的作用却又显得微乎其微，因此思想观念与现实选择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对于造成影响变化的原因，有待今后的研究进一步探讨。

五、结论与启示

随着我国进入老龄社会，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同时，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人们的养老观念已经发生改变（Lai，2007）。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实现“老有所养”，不仅是顶层设计者，更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本文基于资源禀赋理论，将老年人的资源禀赋分为个体特质禀赋、经济禀赋和自理能力禀赋，采用CLASS 2012调查数据分析了老年人的资源禀赋对其养老方式选择（居家养老或机构养老）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单独考量某一类要素时，一些要素（如老年人的居住状况、有无养老保险金、文化程度等）对养老方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但在综合考量时却不具有显著预测效果，这意味着，这些要素的影响力相对较小或其影响受其他因素的制约比较明显。最终结果显示：女性较男性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老年人选择养老机构的概率与年龄呈负相关关系，老年人收入越高选择机构养老的可能性越大，而老年人生活能否自理对其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虽然受数据获取的限制，本文研究的变量选择不充分，使论证略显不足，但从现实的角度看，上述研究结论仍有很强的政策启示：

首先，要不断提升居家养老服务质量。如前所述，个体特质禀赋方面，老年人年龄愈大愈倾向于选择居家养老，说明老年人对家的情感比较浓厚，也说明部分老年人的养老观念（在家养老，希望叶落归根）还比较传统。但由于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现代社会中已不再是主要的养老方式，政府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一定的社区服务作为补充已显得非常必要。同时，由于老年人的健康问题随年龄的增加而愈发严重（Cao et al，2014），还应当考虑高龄老年人的特殊要求，在提供服务方面要积极培育市场主体，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的动力与活力。其中，向社会力量购买适宜的居家养老服务是非常值得探索的。

其次，要努力增加养老机构的供给。本文研究显示，个体特质禀赋中的性别和年龄对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影响显著，女性老年人、年龄较小的老年人以及收入较高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表明老年人对机构养老的需求呈上升趋势，但目前我国的养老机构数量及床位数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机构养老需求。据统计，截至2015年，我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注册登记的养老服务机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互助型养老设施）只有11.6万个，每千名老年人仅拥有养老床位30.3张（民政部，2015）。因此，增加养老机构的供给势在必行。为此，应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避免政府资金大包大揽，充分调动社会资本，采用公建民营和民建公助等多种方式创办养老机构；同时，不仅要大力发展大规模的养老机构，中小规模的社区养老机构也应成为发展的重点。

再次，要积极构建“两中心”加“一院”的“三位一体”养老模式。“两中心”是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院”是指社区养老院，“三位一体”即是在一个相对有限的空间，特别是在一个社区内，同时设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养老院等机构，三者相互毗邻、互为补充。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医养结合”，这种“三位一体”模式更能满足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是目前老年人最主要的养老方式，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和社区养老院就分别与这两种需求相对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为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院的老年人提供必需的医疗卫生服务；社区养老院的老年人还可以和社区内的老年人一起共享社区内的设施与环境，也为老年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创造了契机。

最后，要充分保障老年人合理的收入水平。尽管在本研究中有无养老保险金对老年人养老方式選择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养老保险金是老年人退休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老年人的合理收入应予以保障。应建立养老保险金的动态调整机制，保持调整幅度不低于上一年度经济增长的幅度，为老年人的生活及其选择合适的养老方式提供经济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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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Analysis of Resource Endowment

and Ways of Oldage Care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Data of CLASS 2012

WANG K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China）

Key words： resource endowment； way choice of oldage care； aginginplace； oldagecare at nursing home； community oldagecare； family oldageacr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 endowment； economic endowment； selfcare ability endowment

CLC number：C913.6；F126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6748131（2017）04011609

（編辑：杨睿；段文娟）

作者：王轲

养老机构老年人医疗论文 篇2：

日间照料中心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综述

摘 要：目前，在老龄化和城市化的共同影响下，基于传统养老观和老年人自身特质，加快优化日间照料中心，满足老年人基础性且高质量需求的供给体系迫在眉睫。基于此，本文围绕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递送”“资金投入”“政策扶持”5个方面梳理其面临的困境以及对策，并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定性研究不足、介入策略缺乏可操作性、研究侧重点与实际情况相关程度低、较少涉及社会工作的研究等问题。

关键词：日间照料中心；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递送；资金投入

根据联合国提出的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大于7%的地域被视为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中国在第六次人口普查后已进入老龄化社会[1]。同时，有研究表明，各类慢性病和特有疾病如老年痴呆的患病率会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老年人的生理性能会呈现出显著的衰退现象，从而导致日常活动能力丧失甚至生活不能自理[2]。综合以上两点可以得出结论，在我国老年人数量增多的情况下，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数量也在持续增长，对专业照料的需求日益迫切，这将使我国养老服务产业面临严峻的挑战。但目前，养老服务产业普遍存在两种极端情况，一是由于养老服务业发展速度跟不上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导致覆盖人群的结构性失衡；二是由于老人满意度低、认同度低导致无人问津。针对第一种情况有研究发现，老年人包括失能老年人，如果可以获得一定程度上的照料资源，他們便更倾向于日间照料服务，而不是倾向于需要面面俱到的、更高要求的机构养老服务[3]。针对第二种情况有研究发现，日间照料服务具有吸引老年人的天然优势，如有收费低、投资少、就近方便、来去自由、面积适中、服务相对集中等优点，能够较为灵活地满足本社区老年人的需求，并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养老观，同时也能减少第一种情况中机构养老市场的供给不足问题[4]。这说明日间照料中心具有回应老年人大量需求的能力，具备大力减缓养老服务产业压力的潜力。

但目前我国日间照料中心由于服务内容单一、基础设施简单复制粘贴、工作人员缺乏主动性等通病，无法切实解决我国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因此，本文将有关日间照料中心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希望能够为相关从业者研究如何进一步推动日间照料中心发展提出更多可行意见。

一、概念界定

由于日间照料中心资金缺口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补贴，故日间照料中心的管理者多严格以政策为依据进行建设，以便能顺利通过要求严格的申请。因此，在研究日间照料中心的过程中，政府发布的文件对日间照料中心的界定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故本文以政府发布的《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标准》和《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服务基本要求》两份文件为依据，得出日间照料中心的定义是以自理、半自理老年人为服务对象，通过提供基本服务和适宜服务来开展日间照料服务的养老服务设施。同时，通过对比两份文件发现，日间照料中心服务对象不再强调以半失能老年人为主，其他部分基本保持不变[5-6]。

学者们现有研究中对日间照料中心基本概念的要素达成一致：针对服务对象，要求当存在功能障碍的老年人准备申请入住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时需经过严格的评估，并可以得到政府的政策补贴；针对服务内容，要求多元化，除提供整合型服务外，还要提供拓展性服务，其中，主要对进入日间照料中心的老年人提供整合型服务，对居家老年人提供拓展性服务；针对日间照料的地点，要求在社区内或附近，满足社区老年人在地老化需求[7]。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服务基本要求》将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将划分为基本服务和适宜服务：基本服务包括就餐服务、精神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午间休息服务；适宜服务包括个人照护服务、助餐服务、教育咨询服务、心理慰藉服务、保健康复服务、其他服务[6]。《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设施设备配置》将配置要求分为基本配置和适宜配置：基本配置（基础性要求）包括接待区、娱乐区、文化活动区、休息区、就餐区、卫生间、办公区；适宜配置（提倡性配置）包括保健康复区、心理疏导区、备餐区、浴室、理发区、洗衣区、交通设施、室外活动场地[8]。

在明确政策和学者的共识后，我们可以对日间照料中心的界定、服务要求、配置要求有一定的了解。接下来，本文将在宏观视角下，分别分析日间照料中心的现状、困境及有效解决措施。

二、日间照料中心的发展现状研究

为更全面地研究日间照料中心的发展现状，首先需要分析其所处的社会大环境，然后将进入日间照料中心的老年人以自理程度区分，分别了解不同类型老年人对日间照料中心的需求，这有利于了解老年人参加日间照料中心的心理和目的，能够为后续通过针对性措施来激发日间照料中心的活力提供依据。故以下将从日间照料中心所处的社会大环境、老年人需求两个维度对日间照料中心的发展现状进行梳理。

（一）日间照料中心所处的社会大环境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如何养老”成为政府和全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这要求改变传统的养老观点和养老方式，整合全社会各种资源，汇聚为合力，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9]。传统的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均较难应对我国老年人口占比保持上升趋势，需要照料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数量不断增长的局面。日间照料中心则有望通过结合机构养老和家庭养老相结合的特色来突破此困境，其能使老年人在不与家庭分离的前提下，较好地满足得到专业照料的需求，同时减少家庭的压力，能有效缓解老龄化给老年人自身、家庭、机构、社会带来的压力[10]。为此，日间照料中心的重要性得以凸显。与此同时，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进一步增加了老年人对日间照料中心的需求。城市住宅商品化发展形成的代际居住空间的分离，使得家庭养老的能力随着少子化和家庭规模小型化不断弱化[3]。在此过程中，老年人的需求层次也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逐渐提高[11]。在这一情况下，日间照料中心提供的日间照料服务，能够为家庭解决日间暂时无人或无法照护老年人的日托服务难题，并能够明显满足老年人的需求，缓解此类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难题，避免或延缓他们入住养老机构，从而有效弥补机构养老服务的缺口[12]。

此外，日间照料中心契合我国传统养老观。社区养老是一种很有中国特色的居家养老的外延，既能满足老年人在家中生活的渴望，又能减轻子女照顾老年人的负担[13]。“在地老化”的理念符合我国传统养老观，认为老年人在自己熟悉的社区中获得养老服务更符合老年人的需求，能够维系老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符合人性化、尊重个体尊严、有利于身心健康以及社会融合的方式。

（二）老年人的需求现状

进入日间照料中心的自理老年人每天自行往返照料中心，他们来照料中心主要是排遣日间在家时的寂寞，每天的放松休闲主要是聊天、娱乐、读报等[14]。半自理老年人是日间照料中心的主要群体。这是由于他们对一定的照料及专业照顾有需求，并且他们大都居住在家庭和社区中，所以当家庭成员无法满足他们的照料需求时，社区就成为他们最可依托的照料提供者[15]。失能老年人是最需要日间照料的群体。这是由于失能老年人难以进行自我照料，家人多会提供非正式照料，这便极大地减少了他们对正式照料的需求[3]。这些都表明自理老年人、半自理老年人、失能老年人对日间照料中心皆存在需求，其中，自理老年人侧重精神层面的需求，半失能老年人和失能老年人侧重一定的照料需求。但是从前面的概念界定中可以发现，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对象主要面向自理老年人和半自理老年人。因此，失能老年人的需求常被忽视。

在日间照料中心实际服务过程中，老年人的服务内容需求从大到小依次为医疗、健康精神、餐食以及家务。其中，服务项目需求较大的为老年餐厅、社区配药、维修排险、邻里呼救。但目前日间照料中心却多只提供基础服务与基本配置。大多只通过提供生活服务及娱乐活动来满足自理老年人的简单需求，不涉及医疗、康复等服务，导致出现日间照料中心越来越鲜有老年人进入的尴尬局面[4]。

通过对日间照料中心发展现状的梳理能够得出，发展日间照料中心符合我国老龄化、城市化趋势以及特有的养老观念的特殊国情，具备充当养老服务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潜力。其可以有效满足老年人得到一定的专业照顾、不与家分离的需求，减轻家庭的养老负担，减少被老龄化所累的养老服务机构的压力。同时，老年人由于生理情况的差异，存在对日间照料中心有较多需求的特点，因此，日间照料中心天然具有较大吸引力。而我国大部分日间照料中心发展现状堪忧，还有部分日间照料中心甚至难以顺利开展工作。因此，可以说，虽然日间照料中心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目前其发展仍面临较为严峻的困境，故下文将对其发展困境进行探讨。

三、日间照料中心的发展困境研究

目前，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日间照料中心所面临的发展困境进行了研究，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决定以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递送、资金来源（尼尔·吉尔伯特提出的）、政策扶持（为更好地结合中国本土情况而添加的）5个维度为分析框架，对日间照料中心的发展困境进行研究。

（一）服务对象的定位偏差及被忽视、异化

王依明等发现研究者和管理者对日间照料中心的类型定位存在差异，其中，研究者侧重于提供必需性社区养老服务和重视喘息功能，即研究者侧重于适宜服务；管理者则倾向于提供非必需性和改善性社区养老服务，即侧重于基本服务[10]。

此外，研究还发现服务对象被忽视、异化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一方面，服务对象被忽视主要体现在研究调查、询问意见与宣传时，某些老年群体被忽视。基层组织虽然通过各种形式积极发展为老服务，但一些最需要服务的群体却往往被忽视，其中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有照料需求的老人经常待在家里，与外界很少交往，他们的需求不能有效反映给居委会或村委会，而居委会或村委会也并没有采取相应措施对居家老人的需求进行调查、搜集，导致他们的需求被忽视[16]。同时，还存在管理者为规避提供养老服务时的风险，常常拒绝为身体状况不佳的老年人提供相关服务的情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家规定包含的服务对象——半自理老年人。另一方面，服务对象异化的现象主要体现在服务对象的多样化，社区内其他居民过多占用了日间照料中心的资源，导致日间照料中心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初衷逐步演变为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使得服务的针对性减弱，很多老年人无法真正从中受益，如在日间照料中心的休闲娱乐场所常有除老年人以外的其他居民出入，而健康养生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更是变成为整个社区居民服务的项目[17]。

（二）服务内容保守且同质性强

对于我国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内容，各位学者达成了基本一致的观点，即日间照料中心存在项目保守、同质性强（专业课程除外）、未实现功能分类的特点，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这里将以透视性视角来进行相关梳理分析。

王震认为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当前社会服务的治理模式与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特征不符。如果底层治理模式不适应服务的供给特征，那么政策协调也就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导致更加扭曲的现象发生。这也是近年来政府虽然制定了若干项政策措施来辅助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发展，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的主要原因。一定程度上表明政策的实施与底层治理结构存在冲突[18]。笔者认为，服务内容保守且同质性强这一困境的症结在于管理者缺乏充分激发社区内部需求以及充分利用本社区内部人才的意识。也就是说，当社区内部的需求没有被激发，会导致出现难以切实开展适合本社区老年人的服务内容，也就难以有针对性地制定多样化服务内容。同时，未充分利用社区内部人才则会使服务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内容缺乏针对性和本土化特色，只是對其他机构的简单复制，难以满足社区内老年人的需求。

（三）服务递送中设计不合理和缺乏人才

有研究发现，社区新建日间照料中心大多数是在社区原有硬件设施的基础上利用闲置资源修建的，并没有专门选址，哪里修建简单就修建在哪里，也没有结合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征进行设计，甚至有些修建在地下室。并且，大多数日间照料中心的条件也不好，存在设施装备匮乏、建筑设计不规范等现象。如有些日间照料中心基本上只是简单配置了一些基础设施，以餐饮、文体活动设施为主，与老年人需求存在很大差距[1]。因此，日间照料中心的发展在服务递送中出现了两种困境：一是管理者敷衍了事，忽视老年人感受；二是基础设施配置大多停留在基础层面，少有涉及适宜配置。

目前，日间照料中心工作人员的社会地位及工资都处于较低水平，确实难以吸引人才。易海元通过一系列调研发现，日间照料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中包含大量的失业、下岗及经济困难人员，此类人员大多文化水平较低，在上岗之前或者上岗期间没有接受过有关照料老年人的专业培训，缺乏与老年人相关的知识储备，不了解老年人生理、心理特征，难以为老年人提供正确且适当的服务，在服务过程中由于并未掌握必要的沟通和服务技巧、技能，往往仅能提供最为基础的照顾服务，无法针对老年人的特殊需求给予特殊照护。在日间照料中心工作人员专业技能不过关的同时，加上老年人需求多样，服务细节复杂，此类服务人员提供的服务很难达到老年人的要求，更不用说完成需要专业技能的医疗护理服务和关注老年人的精神层面[19]。另外，志愿者队伍在我国日间照料中心发挥的作用也微乎其微。这是因为在我国该领域，志愿者并没有形成规模化、规范化运作[20]。

（四）资金来源不足且渠道单一

日间照料中心难以顺利发展的最主要原因是缺乏公共资金的支持[21]。日间照料中心面向的主要人群是老年人，要考虑到老年人的经济情况，避免收费过高，故常处于财务亏损状态。与此同时，政府的财政补贴也十分有限，难以顺利支持日间照料中心日常工作的开展。资金是支持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由于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资金来源少且不充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相关老年服务的开展，自然制约了其自身的发展[22]。

（五）政策不适宜和缺乏配套政策

在中国，日间照料中心与政府联系密切，日间照料中心的管理者“侧重基本服务”和“规避风险”的两个特点可以印证政策法规对日间照料中心的发展具有极大影响力。同时，由于管理者较为看重政策法规，会基本严格地按照政策要求开展工作，因此不能将日间照料中心的困境归因于管理者，或者只归因于管理者，而是应该转向分析与日间照料中心相关的政策。首先，管理者为降低风险而忽视半自理老年人需求的情况，侧面反映了缺乏配套政策来保护机构与机构人员。其次，我国日间照料中心的经费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来自政府经费补贴，另一方面是老年人进入日间照料中心的费用，且后者是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资金的主要来源，前者只是微量补充。与之不同，国外日间照料中心的经费主要来自护理保险与老年人缴费，保险承担一部分费用，其余部分由老年人自己承担。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缺乏开拓日间照料中心经济来源的相关政策[21]。

通过对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发展困境的整体分析可总结得出：日间照料中心老年人面对的困境主要是被忽视、资源被他人占用，以及服务与设施难以切实满足需求；工作者面临的困境主要是工资与社会地位处于较低水平，自身能力不足；机构面临的困境主要是保障政策不适宜或缺失，以及资金来源与收入不可观；研究者面临的困境主要是日间照料中心侧重的为基本服务与基本配置，而非所期望的服务内容与配置；国家面临的主要困境是管理者敷衍了事以及制定的政策实施效果甚微。其中，老年人面对的困境相对而言是最容易解决的，也是日间照料中心激发自身吸引力的关键。机构面临的困境与国家面临的困境需要国家与机构共同努力，相互配合，才有希望加以解决。相比之下，工作者面临的困境是最为困难的，主要是由于提高其社会地位并非易事，也就难以吸引人才。关于研究者的困境，笔者认为不应仍然侧重适宜服务与适宜配置，而应结合现有的日间照料中心侧重的基础服务与基础配置，研究解决老年人、机构、国家面临的困境。

四、日间照料中心的发展对策研究

鉴于日间照料中心的实用性和可行性，现在已出现大量有关其应用发展的研究，但日间照料中心利用率低的情况仍普遍存在。为此，以下将综合整理已查阅的文献，仍基于发展困境研究的五个维度即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递送、资金来源、政策扶持来分析相关对策。

（一）服务对象

研究者提出解决服务对象困境的根本在于改变老年群体对日间照料中心的常规看法。这就需要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和知识普及力度，使老年人清楚地了解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内容和功能并乐于接受社区日间照料，切实感受到这种养老模式的优越性，提高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吸引力[23]。具体措施包括利用大众传媒、进社区宣讲等线上线下并行的方法加强对老年群体的观念引导，以此来转变老年人的观念。如针对社区中的老年人可以将其集合起来开展有关日间照料中心的机构介绍和服务示范活动，营造良好的活动氛围，适当减少形式化与政治化内容，并对老年人的反馈及时给予回应，以此提高老年人的参与积极性。此外，还要针对不同老年人个体的基本情况和需求进行准确评估，通过个性化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老年群体的参与意愿。

（二）服务内容

研究者针对服务内容保守和同质性强的困境提出了以下两个层面的解决对策。

一是从老年群体个人实际需求出发制定服务内容，这是解决服务内容同质性强这一问题的关键。当前，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内容大多以餐饮医药配送、家政管理、日常生活照料等为主，未来可以将服务内容扩展到为有特殊需求的老年人如残疾、痴呆、重危病老人等提供康复保健和医疗护理等服务。而且，使老年人可以在基于自我的身体情况和需求意愿选择适合自己的服务项目上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24]。比较新颖的建议是有学者提出将高科技手段融入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務模式，以满足老年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即通过技术创新为养老服务业探索出一条符合时代发展的新路径[25]。

二是以日间照料中心作为据点联动政府、非政府机构等，加强合作与交流，构建多元化社区养老体系，提高服务质量，拓宽服务领域。桂世勋提出要充分发挥民政部门主管的县（市、区）级养老机构与卫生部门主管的综合性医院对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的指导和辐射作用，促进二者之间密切合作，全方位搞好居家老人的正规与非正规照料服务[26]。总的来说，这种模式是根据本地区老年人的自身特点构建多元化社区养老体系，以日间照料中心作为中心点，与医院、养老院等资源链接，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进而使老年人可以按需选取形式多样的社区服务。

（三）服务递送

对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递送方面的建议主要体现在空间设置与服务人员方面。日间照料中心的空间设置应该持有一种“人性化”信念，请专业人员进行评估，充分询问老年人的意见，而不是敷衍了事，让日间照料中心成为摆设。有学者提出一种活动室与餐厅兼用、休息室独立的新型空间类型，这种空间创新更利于建立以介助、介护老人为主的日间照料中心，在此空间中可以增加老年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在保障老年人满意度基础上，降低社区成本投入[27]。

服务人员方面，有学者聚焦于发展居民之间的互助支持网络。随着现代居民生活品质和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现今的老年群体中实际存在许多低龄健康老人，由于这类人群的健康状况相对较好，他们其实可以被赋予“双重角色”，即养老服务的需求者和相关服务的提供者。那么，这类群体就可以在社区内为其他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提供服务，同时可以通过“劳务储蓄”或“以服务换服务”的模式来获得其他服务或利益[28]。在此需要注意的是，首先应寻找有责任心、乐于奉献、有耐心等的人来充当这种角色。其次，应对准备提供养老服务的人以及工作者进行培训，明确工作者与准老人或低龄健康老人之间无明确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是引导者和受助者关系。同样地，工作者在入职前也应经过相关培训并接受群众包括服务对象在内的群体的监督。

（四）资金来源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民间闲置资本不断积累，引入民营资本对于推动老龄产业创新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29]。在此基础上，由于现行养老行业中存在长期以来固有的整体供需失衡、资金不足、从业人员素质较低等问题，有学者创新提出将PPP模式引入养老服务领域，可以通过引进PPP模式促成公私合作运营解决上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并且交予专门的养老服务公司提供服务必然会提高服务供给效率，使日间照料中心走向更加专业化的发展道路[20]。

（五）政策完善

政策不完善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日间照料中心养老事业的发展。为此，政府应制定更多相关政策，并加大监管和评估力度，促使政策真正落实。有学者提出，相关政策应该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强风险管理。由于老年群体自身的身体机能退化、多有老年慢性病等，这一群体更容易突发心脑血管疾病、跌倒骨折等各种意外事件，所以更应该改进相关行业规范和完善服务协议[30]。此外，有条件的地方政府还可以为“签约老人”购置如意外伤害保险。二是进一步推动日间照料中心的标准化发展，完善相关建设工作的指导政策。可以从中心内部面积、房间格局、数量到内部设施等方面进行标准化规范，同时鼓励不同区域的机构因地制宜，设置带有地方特色的空间结构。此外，定期的评估验收也是必要的。三是通过规范化的监管和考察推动日间照料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应定期组织对日间照料中心进行评估与考评，并对评估结果良好、经营良好、老人满意度高的日间照料中心进行鼓励与奖励[14]。

五、小结

随着日间照料中心越来越受学术界重视，现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時，目前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定性研究不足。在对日间照料中心的研究中以文献研究和定量研究为主，受一些因素的影响，如被调查的压力、服务对象的不典型等，可能会出现调查结果不真实，或者不够贴近老年人现状的问题。二是介入策略缺乏可操作性。就服务内容方面的问题来说，由于缺乏具体的理论、方法、原则指引，导致内容同质性过强，大多未根据老年人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活动。就服务对象方面的问题而言，研究很少有涉及，且提出的对策大多都泛泛而谈，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研究者与管理者对日间照料中心的侧重点不同。研究者侧重适宜服务与适宜配置，而管理者侧重基本服务与基本配置。这便导致研究者成果实际应用于本土的概率偏低 。四是较少涉及社会工作的研究。社会工作理应成为日间照料中心的关键环节，在其中发挥专业优势解决问题，但现有文献局限于分析人才缺乏、从事者能力达不到标准等问题，几乎没有提及社会工作的可利用性。

针对以上问题可以得出，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向就是增加日间照料中心的定性研究，深入了解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减少他们在调查中的顾虑，以获得更真实的信息，进而更好地把握老年人的需求现状；提出具体可操作的介入策略，对日间照料中心提供的服务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将社会工作引入日间照料中心，挖掘新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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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刘丹 王思怡 田一然

养老机构老年人医疗论文 篇3：

浅谈养老院老年人生活现状

摘要：本篇文章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了解此前的研究，在原来的基础上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统计分析了本地养老院中老年人的基本生活现状，了解到本地养老院中的老年人虽然基本参与过体育锻炼，但由于不够合理导致状况却不理想，缺乏做够的社会支持，很多养老院中的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低下，心理健康状况也不理想。养老院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社会支持程度以及生活自理能力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系，不同的人口学特征对养老院老年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体育锻炼程度和被关心程度的影响最为明显。老年人进行体育锻炼能够相应的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并且有利于养老院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关键词：养老院; 老年人; 生活现状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逐渐丰富，生活水平也相应的得到了提高，人们对生活的追求逐渐由物质生活转向了精神生活，老年人也是如此。近几年，国家对老年人采取了各方面的优待措施，例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养老保险的设立、老年人医疗保障制度、老年人补贴金等，这些制度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国社会老年人的物质生活需求，然而却无法满足老年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尤其是入住养老院的老年人更需要特别关注，在满足老人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应该给予精神上的支持，而体育锻炼是改善养老院老年人精神生活的有效手段，同时体育锻炼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进一步提升社会支持水平。因此，我们应该注重养老院老年人体育锻炼状况以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一、研究方法

通过查阅资料的方式了解了最近几年体育锻炼对老年人的积极影响、养老院中老年人普遍的生活状况以及身体健康状态、参与体育锻炼的比例以及生活自理能力状况等相关著作，为本文提供对应的理论依据。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老年人的具体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

二、调查状况

调查的养老院老年人中女性的老年人所占比例较高，年龄大部分在80岁到90岁之间，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的老年人仅占十分之一左右，其中三分之二的老年人没有老伴或者老伴丧失。养老院中接近一半的老年人一个月的收入介于一千到两千之间，小部分在五百以下。大部分养老院中的老年人都是自愿定居养老院中并且通常用其自身的收入负担养老院中的花费。

可以从调查结果中看到，养老院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生活自理能力、心理健康状况以及认知能力不是很理想。大部分老年人在身体健康方面都存在问题，常见的问题主要是身体伴随莫名的疼痛感以及普遍存在慢性疾病。有接近五分之二的老年人缺乏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无法独立生活。调查的养老院老年人中智力下降的人占据三分之二。大部分老年人心境状态还算稳定，性格温和，基本满意在养老院的生活。

在养老院中居住的老年人相对于正常居家的老年人在身体健康状况、生活自理能力、心理健康状况等方面普遍较差，但是更容易适应新的环境。

三、改善养老院老年人生活状况的相关措施

1.改善老年人身体状况，提升老年人独立生活能力

大量研究数据显示，养老院老年人身体健康水平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而慢性病是影响养老院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的主要因素。在调查中，有十分之七的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收到慢性病的影响，有的老年人甚至患有两种即两种以上的慢性病。慢性疾病的存在与发作严重影响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质量，不仅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造成破坏，而且严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发展。通常养老院中的老年人相较于正常居家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要差很多，因为相较于正常居家老人，养老院老年人缺乏必要的体育锻炼且没有亲人看护。所以，养老院等相关养老机构应该定期检查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最好对老年人慢性疾病的防范和治疗工作，确保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进而保证老年人在养老院的生活质量水平。

2.培养良好的生活方式，维持老年人智力水平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思考能力、注意力和判断能力逐年下降，认知能力的下降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对老年人生活质量造成影响，养老机构要加强对老年人的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减少老年人对认知能力下降的恐惧，积极采取措施保持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可以采取的具体方式为：①积极预防老年人常见病的发生，做好預防工作;②积极控制现有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避免病情恶化;③帮助老年人建立良好的健康习惯：纠正吸烟、饮酒等不良习惯;④根据老年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个性化的定期体育锻炼，延缓衰老;⑤鼓励老年人勤动脑筋，养成良好习惯，同时注意锻炼;⑥鼓励老年人与社会接触和交流，了解周围世界的变化。

3.重视老年人心理健康护理，确保其心境状态平稳

与居家老人相比，养老院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大多数老人的子女安排老人在养老院，因为他们忙于工作或其他原因。他们虽然在身体上能够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但往往忽视了与老年人的情感交流。尤其是独居养老院的老年人和无子女老人，他们的孤独感和失落感会随着入住时间的延长而增加，从而导致烦躁不安，甚至抑郁。老年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害怕孤独和寂寞。陌生的环境和对亲人的依恋是造成老年人孤独感的主要原因。养老院的管理者要为老年人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让他们尽快结交新朋友，尽快适应养老院的生活。同时，在照顾老人的同时，还要对亲人进行心理健康教育，让他们有空余时间与老人聊天，耐心倾听老人的心声，准确了解他们的生活和精神需求，让他们感受到家人的关怀和温暖，消除失落感和孤独感。

结语

养老院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优劣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在如今我国社会老年人养老需求日益增长的大背景下，养老院等相关养老机构需要从各个方面的因素着手，重视养老院老年人身心健康具体状况的关注，同时采用良好的应对手段积极提升养老院等相关设施的质量和服务水平，从整体上实现对老年人生活状况的改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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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医学院 四川 南充 637100）

作者：林佳艺 李欣一 韩帅贤 时静雯 张思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