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经济史研究论文

在北方辽阔的草原上，蒙古族以他们特有的游牧生产方式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文明，但直到目前为止，学界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蒙古族的游牧经济的基本矛盾、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基本特征和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变迁还不够。乌日陶克套胡博士的新著《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力图从蒙古族游牧经济内在矛盾出发，考察其演变的脉络及其与农耕民族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生态环境经济史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生态环境经济史研究论文 篇1：

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研究

摘要 在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研究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有利于实现农村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2000年至2010年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农村生态环境变迁的驱动因素，并通过运用熵值法揭示了农村生态环境的变迁规律。结果表明：①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驱动因素主要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前者包括地形地貌因子和气候变化因子，后者包括人口与生活因子、农业技术进步因子、农户生产经营因子和工业生产因子；②除地形地貌因子由于数据可获得性及其缓慢演化特点未予分析外，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因子总体上对农村生态环境变迁影响较小；由于生活垃圾排放量增加人口与生活因子对农村生态环境变迁产生了负面影响；而随着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农资物资的依赖性降低以及工业清洁生产的倡导，农业技术进步因子、农户生产经营因子和工业生产因子对农村生态环境变迁产生了较大的正面作用；③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质量从2000年至2004年基本保持在相同水平，而尽管在2005年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由于存在滞后效应，直到2006年出现拐点。从2007年开始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开始显著提升，同时，随着两型社会建设配套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批准，两型社会建设效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并且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上呈持续上升趋势。可见，试点区两型社会建设成效已经显现，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需要在此基础上加强对生活垃圾污染治理力度，同时有效保持对农资污染和工业污染的控制。

关键词 两型社会建设；农村生态环境；驱动因素；熵值法；变迁规律

2007年12月，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简称“两型社会”试点区），主要核心目标是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尽可能的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发展模式以及实现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使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两型社会建设理念赋予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内涵，然而，在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和以往已有很大不同，农村人口的增长、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户的生产行为等等都影响了农村生态环境的演化与变迁，对农村生态环保政策的有效实施同样提出了挑战。在此背景下，研究武汉城市圈以及長株潭城市圈内农村生态环境的变迁规律，有利于了解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时空特征变化的原因，也有利于逐步弱化资源环境对农村经济发展所呈现出来的瓶颈约束作用，这对于最终实现农村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文献述评

关于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由来已久，相关学者传统史学向新史学演进过程中环境史的诞生而出现的，主要是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探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以及演变规律，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1]。农村生态环境变迁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国内学者从环境史角度出发，论述农村生态环境的变迁状况，国内学者张崇旺[2]在研究江淮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规律中，从明清时期的环境史开始论述了农业垦殖活动作用于生态环境的过程。水系与河湖资源也是农村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方面，如魏显虎等[3]和张毅等[4]针对湖北省河湖流域，借助GIS以及遥感技术研究了不同时期湖北省湖泊水域状况，另外有学者也分别分析了清水江流域[5]、新疆博斯腾湖[6]以及黑河流域[7]等相应生态敏感区的环境变迁状况以及演变驱动力等。冯永忠[8]在对农村生态环境变迁的驱动机制研究过程中表明农村生态环境变迁的由两大因素引起的，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而武胜国[9]则更加细分了农村生态环境变迁的驱动因子，认为人口数量、经济发展、城镇化率以及技术进步等都会刺激生态环境的演变。冯永忠、杨改河等[10—11]认为农户生产经营行为以及农业生产方式都会引起农村生态环境演变，如农作制度中轮作制、集约制以及撂荒制等，农业生产中的畜牧业在畜禽数量与结构上等都会作用于农村生态环境变迁。也有国外学者研究集中于农村生态环境变迁驱动机制上，Shiferaw和Holden[12]在研究土地资源退化过程中发现，农户生产经营行为以及农户土壤保护措施都会对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发展产生影响，不适当的土地利用方式将引起较为严重的土壤退化。Donoso等[13]在研究智利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物资资料使用过程中发现，化肥使用对农村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是明显的，特别是硝酸盐类化肥使用将引起农业土壤污染以及水环境污染。Bekele和Drake[14]对水土防治保护和农户生产经济行为方式的研究表明，农作物的类型、农户经营行为主体以及土地翻耕周期都会对水土保持产生影响。虽然学者已对农村生态环境变迁驱动因素及其变化过程进行分析，但是这些研究大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本研究以两型社会建设为背景，依托侯俊东[15—16]等实地调研和实证研究得到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五种表现形式及农户对生态环境的认知情况，分析农村生态环境变化的驱动因素并建立变迁规律分析指标体系，并通过运用熵值法定量揭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以拓展农村生态环境的研究体系。

吕 军等：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年 第10期2 农村生态环境变化驱动因素及变迁规律分析指标体系 农村生态环境是一个巨大综合的复杂系统，包含了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等多个方面，关系到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的变迁规律分析首先需要通过分析影响农村生态环境变化的驱动因素，从而科学地确立指标体系，使变迁规律的分析有依可循。

2.1 农村生态环境变化驱动因素

根据实地调研与相关研究文献[8—15]，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驱动因子主要分为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两大方面，主要包括：自然因素（如地形地貌、气候变化等方面）和社会经济因素（主要是人为主导，包括人口与生活、农业科技进步、农户生产经营、工业生产等方面）。

2.1.1 自然因素

自然因素是生态环境空间格局与时空变化的基础条件，虽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尺度内，自然因素的变化的频率和速率同社会经济因素的复杂快速变化相比显迟钝而缓慢，对生态环境变化的驱动力相对来说不明显，但是其仍具有一定的主导作用，在长时间尺度大环境背景上控制着生态环境的状况和变化。

（1）地形地貌因子。从一个短的时间尺度来看内，地形地貌变化速度一般相对较小，因此它对农村生态环境变化的驱动作用不明显，但是由于地形地貌是农村生态环境空间格局与时空变化的基础条件，因此其控制着农村生态环境类型空间分布特征并且制约着其他自然因素如气温和降水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因此在某种程度具有一定的主导作用。

（2）气候变化因子。气候是长期的大气状态和天气现象的综合，它是生态环境自然因素中最活跃要素之一。大气蕴含着最终来自太阳的热能，它的物理过程首先支配着地表的热量平衡，同时支配着水陆间的水分循环，从而影响了生物分布和陆地水文网的分布，以及它们的动态和土壤覆盖层的形成。

2.1.2 社会经济因素

在有人类活动之前，农村生态环境变化的驱动力主要是自然因素。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强，由人为活动主导的社会经济因素成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驱动力，特别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的驱动机制从自然主导转向人为主导。

（1）人口与生活因子。人口与生活因子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是社会经济因素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人类通过改变生态环境的类型和结构，增强对这一综合体的干预程度，来满足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需求。随着人口数量的变化，供人类生活、生存所需的农业生态环境类型数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总人口的增长上可以看出，人口增加对各类的水田、草地、园地等农田生态环境类型产生巨大压力，如人口增长则建设用地类型也在增加，它会侵占各类农田类型，从而使之有减小的趋势。

（2）农业技术进步因子。农业科技进步农业生态环境类型产生了巨大变化，科学技术和工艺发展提高了土地生产率，阻止了由于人口增加带来的农业生态环境单元的扩张，同时使更多的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可以从事其他经济活动，促进了城镇化发展。从人类活动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看到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來越大，这种影响力的增大主要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对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来说，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提高，促进了工业、农业的发展，工业、交通、城镇和农村用地增加，从而使得农村生态环境类型结构发生了变化。随着农业技术文明的发展，使得大量的农业生态环境类型出现，意味着纯粹的自然环境开始转变为各种人为环境。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力和频率也迅速增强，其后发展的城市文明，进一步加剧了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随着科技和工业化进一步发展，不断产生如水、粮食和污染等环境问题，各种资源的掠夺、流通、消费更加活跃，最终给生态环境带来各种形式的大规模冲击。农业科技进步不仅改变农村生态环境类型结构，也改变了人类利用生态环境的方式，人类从粗放型的生态环境开发利用方式逐渐走向可持续的开发利用方式，农业技术在水利化、机械化和集约化的进步极大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缓解了农产品需求压力和土地压力，也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使农户可以从事其他经济行业，从而促进了非农化及城镇化发展。

（3）农户生产经营因子。农户在生产经营中对于化肥、农药和农膜的广泛应用，使得土壤中Pb、Zn等重金属和过量的N、P的富集形成了农业面源污染。统计表明，化肥在使用过程中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化肥的利用率一般仅为35%—40%，其余大部分化肥则逸失于环境中，导致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农业生产中，长期不合理施用化肥，忽视有机肥，造成土壤结构变差，容重增加，空隙度减少，土壤养分失衡，有益微生物数量甚至微生物总量减少，土壤板结，土壤肥力持续下降，农作物减产。根据对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65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发现农村生态环境污染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农户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农户生产目标、行为特征等内部因素以及市场机制、政策环境等外部因素均会对农户生产行为产生影响，作用于外在环境，最终导致环境恶化。并且农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农户的劳动力投入行为、文化程度营规模、投资行为以及经营组织行为对农村生态环境中的农业面源污染及农村水质污染影响较大。

（4）工业生产因子。基于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65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得出的结论，工业转嫁污染已经成为两型社会建设中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一大难题，农村工业的高速增长是以高强度消耗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农村工业企业高度分散式布局，厂点、污染点与农业、农田交织在一起，易造成直接污染问题，加之缺乏及时有效的治理措施，乡镇企业的污染要比统计数字所表明的结果严重得多，而高污染性的农村工业企业数量的增长幅度远远高于该部分企业经济增长速度，农村工业过度污染的状况比较严重。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农村工业生产中排出大量工业废水、废气以及固体废弃物，给农村水系的环境质量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并增加整个水环境的污染负荷，同时也给农村大气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原先农村大气环境质量总体优于城市，这与农村经济不够发达，人口密度小、重工业、化学工业、机动车辆较少有关，然而农村工业化进程加快后随之而来的工业锅炉、生活采暖用炉、商用锅炉、机动车、大型机械剧增等不利因素，给农村的大气环境抹上了很重的阴影。另外，固体废弃物对农村环境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工业生产还对环境噪声产生负面影响，农村工业的迅猛发展，来自工业、建筑、交通、养殖、饮食娱乐等行业的噪声长驱直入扰乱居民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损害人们的身心健康。

2.2 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分析指标体系

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的指标体系主要以生态环境变迁驱动因子为基础，针对各个因子的特征和所包含的内容，并根据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指标的代表性来建立。主要包含五大类因子：气候变化因子（包括平均气温和平均降水量）；人口与生活因子（农村人口、农村生活日均用水量和生活垃圾排放量）；农业技术进步因子（机耕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和农村用电量）；农户生产经营因子（农林牧渔生产总值、农业从业人员、农业人均纯收入、化肥折纯量、农药使用量和农膜使用量）；工业生产因子（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其中地形地貌因子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其自身缓慢演化的特征则未采纳进来。具体指标及原始数据如表1所示。

3 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分析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熵值法对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进行分析，由于需要对每个因子对于每一年的农村生态环境影响程度进行评价，因此，在进行评价时，必须按照一定的标准或方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数。熵是源于热力学的一个物理概念，后由申农引入信息论，现已广泛运用于社会经济等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在信息论中，熵是系统无序程度的度量，信息则是系统有序程度的度量，两者绝对值相等，符号相反。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大，熵值越小，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大，该指标的权重也应越大；反之，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小，熵值越大，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小，该指标的权重也越小。一般认为，熵值法能够深刻的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其给出的指标权重比德尔斐法和层次分析法有较高的可信度。因此，可以根据各项指标值的变异程度，利用熵值来确定指标权重，可以为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的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假设有m个待评样本，n项评价指标，形成原始指标数据矩阵X={xij}m×n（0≤i≤m，0≤j≤n），则为xij第i个

第一，原始数据无量纲正向化处理。假设评价指标的j的理想值为xj*。对于正向指标，xj*越大越好，记为xj*max；对于逆向指标，xj*越小越好，记为xj*min。评价指标的理想值可以从初始数据矩阵X中找到。定义xij*为xij对于xj*的接近度。对于正向指标，xij*=xij/xj*max；对于逆向指标，xij*=xj*min/xij。定义比重矩阵：Y={yij}m×n，其中yij=xij*/Σxij*，0≤yij≤1。

第二，计算评价指标的熵值。以正向化矩阵的指标值为基础，根据公式

（3）

第五，计算样本的评价值。

用第j项指标权重wj与比重矩阵中第i个样本第j项评价指标yij的乘积作为的评价值，定义fij=wjyij×100，第i个样本的评价值fi=∑fij。

4 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的熵值法分析

4.1 熵值法的综合运用

根据指标体系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正向化处理，其中所有指标中正向指标包括平均气温、平均降水量、机耕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和农村用电量农林牧渔生产总值、农业从业人员和农业人均纯收入；逆向指标包括农村人口、农村生活日均用水量、生活垃圾排放量、化肥折纯量、农药使用量、农膜使用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同时，运用熵值法中公式（1）、（2）和（3），得到农村生态环境变迁分析各指标权重值和差异性系数，如表2所示。

以权重表为基础，得到农村生态环境变迁各项因子得分以及综合得分，如表3所示。

4.2 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揭示

根据熵值法综合运用得到的关于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驱动因子得分表，可得到气候变化因子和人口与生活因子得分图（见图1），农业技术进步因子、农户生产经营因子和工业生产因子得分图（见图2）以及综合得分图（见图3）。

从各类因子得分方面来看，通过对农村生态环境变迁五类因子的熵值法分析，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武漢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农村生态环境从2000年至2010年在气候变化方面相对不大，基本保持在同一水平，说明气温变化和降水量变化对农村生态环境变迁影响较小。由于是

从年平均气温和年平均降水量考虑分析，所以每年得分水平较为一致。在实际数据调查中发现，其实以每一年不同季节来看，气温昼夜温差较大，而降水量也有汛期和干旱期的区别，对于农业生产环境影响较大，这就要求政府对治理自然灾害对农村生态环境引起的问题引起重视。

从人口和生活因子方面看，试点区从2000年至2010年间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虽然农村人口数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有所减少，然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生活用水以及其他物资消耗在日益增加，随之而来的生活

图1 气候变化因子和人口与生活因子得分

图2 农业技术进步因子、农户生产经营因子和工业生产因子得分

图3 综合得分

表3 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驱动因子得分

表2 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驱动因子权重

表1 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指标体系

污水和生活垃圾排放量也相应增加，同时，农村生态环保宣传力度以及宣传效果没有达到理想效果，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有待于进一步将强，从而增加了农村生态环境污染负荷，使得农村人口与生活因子成为了农村两型社会建设一大阻碍，这对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处理问题提出了挑战。

从农业技术进步方面看，从2000年开始至2010年整体上有一个缓慢提升的过程，整个过程得分增加了1.14倍，并且呈继续增长的趋势，这说明农业技术进步给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带来了正面效应，主要是传统农业生产效率较低，同时破坏生态环境的风险较高，而随着农田水利化、机械化和电气化水平的提高，现代农业先进技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也对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从农户生产经营方面看，得分值在2000年至2003年基本保持在同一水平，到2004年有一个小幅度提升，而从2005年、2006年有一个下降到趋势，直到2007年开始，得分值显著提升，从2006年的0.187提升至0.337，提高了80.4%，这说明从2006年之后新农村建设开始以及2007年两型社会建设配套改革实验区正式建立之后，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政策的实施对农村生态环境具有较大的正面效应。虽然农户生产经营行为从整体上对农村生态环保有正面效应，然而从数据分析中发现，农户生产经营行为中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主要集中在农资污染上，其生产中仍然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化肥、农药以及农膜的使用，这对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造成了阻碍。

从工业生产方面看，农村工业化发展无疑对农村生态环境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2000年至2006年，工业生产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大，得分值呈下降趋势，降低了23.2%，直到从2007年开始，农村工业生产因子得分值有显著提升，从0.123提升至0.263，增加了1.15倍，说明两型社会建设在农村工业化发展对农村生态环境转嫁污染方面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然而从工业生产主要污染物来看，工业固体废弃物以及工业废水排放数量呈减少趋势，但是工业废气却逐年上涨，这就要求着重加强对工业废气的处理。

最后，从综合得分方面可以分析得到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及其趋势，2000—2010年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呈现的变迁规律是2000年至2001年有微小下降，从2002年至2004年有小幅度提升，基本保持在相同水平。在2005年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从图中发现2005年至2006年，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有微小下降，直到2006年底出现拐点，说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存在滞后效应，但随着新农村建设理念逐渐深入，从2007年开始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开始提升，同时，随着两型社会建设配套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批准，2008年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了17.3%，效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之后提升脚步虽有所放缓但总体上呈持续上升趋势。从2006拐点出现直至2010年，农村生态环境质量一直呈现出上升趋势，平均年增长率为16.9%，说明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效已经显现。

5 结论与启示

基于统计数据和熵值法分析结果，通过对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的研究分析，得到如下结论与启示：

（1）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农村地区在新农村建设和两型社会建设政策指引下，农村生态环境质量从新农村建设开始后在2007年于以往有较大改善，而在2007年底两型社会建设开始实施后，效果得到进一步加强，并保持了持续上升的趋势，这说明了新农村建设和两型社会建设已经开始深入到农村地区，政策的执行对农村生态环境产生了较大的正面作用，政府应当积极保持治理农村生态环境的力度。

（2）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受较多因素影响，相对来说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小，但是受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大，其中农业技术进步因子、农户生产经营因子及工业生产因子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变迁产生了较大的正面作用，说明了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农户经营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业清洁生产技术的推广对农村生态环境的作用不容忽视，需要进一步保持与加强，然而人口与生活因子却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变迁产生了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生活垃圾污染问题上，生活垃圾排放量的增加以及处理不及时不到位等问题使得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遭到了一定的阻力，需要在今后的生态环保工作中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可以通过环保宣传、垃圾分类教育以及完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来解决生活垃圾污染问题。

（3）两型社会建设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虽经研究表明在农业技术上、农户生产经营上以及工业生产对农村转嫁污染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具体到各个农村区域，农村水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生活垃圾污染、空气噪音污染以及工业企业三废污染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挑战，这就需要政府进一步从大方面入手，在已有研究成果和政策措施基础上，全面推广环境宣传教育，生态农业技术以及企业清洁生产技术，完善各类污染物处理设施，使农村生态环境得到彻底改善。

（编辑：田 红）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王景泽，陈学知.清末科尔沁草原的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变迁[J].学习与探索，2007，（3）：210—219. [Wang Jingze， Chen Xuezhi.Khorchin Grasslands’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Vicissitude in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Study and Exploration， 2007， （3）：210—219.]

[2]張崇旺.试论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农业垦殖和生态环境的变迁[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3）：54—61. [Zhang Chongwang.A Discussion of Agricultural Reclaim and Cultivate Wasteland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Vicissitude of Yangtze and Huai River Regio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J].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2004， （3）：54—61.]

[3]魏显虎，杜耘，蔡述明等.湖北省湖泊演变及治理对策[J].湖泊科学，2007，19（5）：530—536. [Wei Xianhu.On the Evolution of Lakes in Hubei Province and Countermeasures [J].Lake Science， 2007， 19（5）：530—536.]

[4]张毅，孔祥德，邓宏兵等.近百年湖北省湖泊演变特征研究[J].湿地科学，2010，8（1）：15—20.[Zhang Yi， Kong Xiangde， Deng Hongbing， et al.Change Characteristic of Lakes in Hubei Province in the past 100 Years[J].Wetland Science，2010，8（1）：15—20.]

[5]周秉正，王会香，申鹏.清水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变迁与可持续发展[J].三峡环境与生态，2000，22（6）：14—16. [Zhou Bingzheng， Wang Huixiang， Shen Peng.Ecological Environment Vicissitudes of Qingshui River Basi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Chongqing Environmental Science，2000，22（6）：14—16.]

[6]王亚俊，李宇安，谭芫.新疆博斯腾湖生态环境变迁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4，18（2）：61—65. [Wang Yajun， Li Yu’an， Tan Yuan.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Trend of the Aqueous Environment of Bosten Lake in Xingjiang [J].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04，18（2）：61—65.]

[7]李静，桑广书，刘小艳.黑河流域生态环境演变研究综述[J].水土保持研究，2009，16（6）：210—214.[Li Jing， Sang Guangshu， Liu Xiaoyan.Re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Heihe River Basin[J].Research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2009，16（6）：210—214.]

[8]冯永忠.区域生态环境演变的主导因素分离与效应强度分析[D].西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7：52—61. [Feng Yongzhong.Separation of the Dominant Factors Working on the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volvement and Their Intension on the Environment [D]. Xi’an： North West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2006：52—61.]

[9]武勝国.福建省生态环境时空格局信息图谱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7：141—154. [Wu Shengguo.Study on the Spatialtemporal Patters of Ecoenvironment Geoinformation Tupu in Fujian Province [D].Fuzhou：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2007：141—154.]

[10]冯永忠，杨改河，丁瑞霞.农作制度对江河源区域生态环境演变的作用机理[J].中国农学通报，2005，21（6）：367—370.[Feng Yongzhong， Yang Gaihe， Ding Ruixia.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Source Region of Yangtze River，Huanghe River and Lantsa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Farming System[J]. 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2005， 21（6）：367—370.]

[11]冯永忠，杨改河，杨世琦等.畜牧业对江河源区生态环境演变的影响机理研究[J].草业科学，2005，22（11）：77—80. [Feng Yongzhong， Yang Gaihe， Yang Shiqi， et al.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Source Region of Yangtze River， Yellow River and Lanchangjiang River Influenced by Animal Husbandry[J].Pratacultural Science， 2005，22（11）：77—80.]

[12]Shiferaw B， Holden S T. Resource Degradation and Adoption of Land Conservation Technologies by Smallholders in Ethiopian Highlands： A Case Study in an Adit Tid Aiorth Shewa [J].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8（18）：233—247.

[13]Donoso G，Cancino J， Magri A.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on Water Pollution with Nitrates and Pesticides in the Central Valley of Chile[J].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9，39：49—60.

[14]Bekele W， Drake L.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Decision Behavior of Subsistence Farmers in the Eastern Highlands of Ethiopia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3，46：437—451.

[15]侯俊东，吕军，尹伟锋.农户生产经营行为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3）：26—31. [Hou Jundong， Lv Jun， Yin Weifeng.Effects of Farmer Households’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Behaviors on Rural Ecoenvironment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2， （3）：26—31.]

[16]侯俊东，吕军，刘杨.两型社会建设中农户对农村生态环境的认知差异及启示[J].生态经济，2011，（6）：27—30. [Hou Jundong， Lv Jun， Liu Yang. Cognitive Differences and Implications on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Household under “Twoo

A Study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Vicissitude Principle in Twotype

Society Construction Pilot Areas

LV Jun YIN Weifeng HOU Jund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LV Jun YIN Weifeng HOU Jund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作者：吕军　尹伟锋　侯俊东

生态环境经济史研究论文 篇2：

重新解读蒙古族游牧经济

在北方辽阔的草原上，蒙古族以他们特有的游牧生产方式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文明，但直到目前为止，学界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蒙古族的游牧经济的基本矛盾、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基本特征和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变迁还不够。乌日陶克套胡博士的新著《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力图从蒙古族游牧经济内在矛盾出发，考察其演变的脉络及其与农耕民族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1.方法得当，主体明确。《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是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研究成果，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9月出版。全书贯穿了游牧民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具体与抽象、实证与规范、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方法，并以蒙古族游牧经济生产关系的变迁为主线，就蒙古民族草原所有制关系和畜群所有制关系，以及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了颇有见地的研究，勾勒出自蒙古民族形成至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为止的蒙古民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的脉络。经济史的研究，一是要有充实的材料，二是要有明确的观点和方法。研究要详细占有材料，这个道理，从古而今都是通识，但真正做到又很难。该书作者在这方面下了相当大的功夫，基本上掌握了本题所必要的材料。观点和方法，是对材料分析、概括、论证的主观条件，也是一个研究者是否合格与成功的根据。古往今来，众多研究者，材料收集不能说不够，有的还相当充足，就是不能得出对所研究问题的论证，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其原因，只是在于没有明确的观点和方法。该书作者非常重视治学方法，他熟练地运用经济学、史学、民族学的相关方法，界定了游牧民族、蒙古族游牧经济等概念，并对蒙古族游牧经济做了历史阶段的划分，进而分析其矛盾和演化。蒙古学作为国际性学科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其成果主要体现在语言、文学、历史领域，其他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特别是经济史、经济制度，经济增长因素、特点、规律、成本效益等诸多问题缺乏认真的研究。该书是一本经济史专著，从史论结合的视角对蒙古族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财产制度、土地制度、所有权制度、分配制度、家庭制度，以及婚姻制度和人口因素等进行了颇有见地的研究。这对于研究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变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既提升了蒙古学学术研究水平，也拓宽了民族学研究领域。就其研究方法而言，是系统抽象法在经济史学上的成功运用。《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一书，将游牧民确立为游牧经济的主体，为重新解读蒙古族游牧经济提供了可能，而且也为解读中国经济史提供了新的视角。2.概念清楚，正视历史。作者在绪论和第一章中首先界定了游牧经济的内涵外延、蒙古族游牧经济的特点、游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草原所有制、畜群所有制等基本概念。以此为前提，揭示了游牧生产力内在发展动力和游牧生产关系的特殊性，进而阐释了游牧经济内在的矛盾运动，为其展开研究奠定了基础。作者特别强调游牧经济的合理内核——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指出游牧经济的生态性、动态性和均衡性。这体现在该书“农耕生产方式和游牧生产方式的简单比较”一节中。游牧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曾经起过巨大的作用。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是世界经济史上并行发展的两大经济形态。从发展阶段看，在多数地区，如北亚、中亚，是游牧先于农耕；在少数地区，如西南亚，据最新研究成果，是农耕先于游牧。二者相比，并无“文野”之分，也无优劣之别。实际上，游牧和农耕是互补的。农耕在于巩固，游牧在于更新。前者表现为成熟，演出改朝换代的循环剧，后者奏出新陈代谢的进行曲。但是，千百年来人们忽略了这一点。二十四史基本是定居的农耕民族书写的，视角也只能是农耕文化的视角。这样的历史只能是半部历史，中国的另半部历史，写在草原上，是无字的。就像历史学家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的总结：既是汉化又是胡化的双向过程。众多的北方少数民族消失，其实是不断地与汉族通婚，民族融合的结果。本书对于农耕和游牧之间的互补、并存，给予充分关注。这对各个民族并存共荣、和谐发展具有现实意义。3.视角新颖，敢于挑战。蒙古族游牧经济是典型的。作者从解剖典型生态开始研究游牧经济的一般特征，这种研究方法是可取的。中国的游牧业，依据自然生态环境可分为若干不同类型。主要有蒙古高原型游牧经济、青藏高原型游牧经济、黄河上游黄土高原型游牧经济、西部山地河谷型游牧经济、荒漠绿洲型游牧经济，当然还可能有半农半牧型游牧经济。其中，蒙古高原型是典型的草原游牧业，也是游牧的发源地。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西戎、北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游牧民族像一颗颗流星仓促划过，绝大部分都在这里消失，唯有蒙古民族例外。它的崛起标志着草原逐鹿战彻底结束。13世纪，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蒙古帝国，它就像一颗耀眼的恒星，变成草原最终的所有者。14世纪失去对中原的统治，但却保住了对祖宗根本之地的所有权，大漠南北、青藏高原、天山南北，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本书从第二章到最后的第五章（13世纪到20世纪中叶），对不同历史阶段的蒙古族游牧经济进行详尽的论述。同时，阐释了自己对蒙古历史阶段划分的学术观点和理论根据。这个问题一直是蒙古学界争论的焦点。作者不把五种生产方式看作民族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也不认为是一般的历史哲学，因而对日本学者田山茂所提出的蒙古社会从“总有制到私有制”的观点提出质疑，正确阐明了清代蒙古族的土地所有权、占有权和使用权的变迁。同时，也对那木云、高文德、留金锁等国内蒙古学学者的蒙古族奴隶社会说提出不同意见。作者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解释蒙古族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说明游牧经济变迁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指出用工业生产理念来经营草原畜牧业是其唯一的出路。这种学术勇气是值得称道的。总的来说，《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是一部构思完整、论据充足、理论性强、具有实践意义的学术著作，对于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经济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该书在有些问题的分析上还需进一步思考和探讨，如蒙古族超越奴隶制度的原因，游牧经济的起始阶段，游牧经济萎缩的原因及前景，强势工业和扩展性农业对游牧业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作者及学界同仁今后深入研究。

（作者额尔敦扎布，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地址：呼和浩特市，邮编010022）

〔责任编辑 刘世哲〕

作者：额尔敦扎布

生态环境经济史研究论文 篇3：

远流

今天的另类发展是十八世纪普遍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以下简称《大分流》）停留在通过昔之主流和今之另类的对比来提醒人们发展有多种可能性。彭慕兰像我们很多看惯了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研究经典模式的人一样，一旦发现“欧洲的奇迹”只是一部分人的看法以及一两处近代早期英国或欧洲落后的马脚，便按捺不住重新打量它的冲动。他找到的马脚是前工业世界生态资源相对于人口增长的递减，其实这很难说是经济问题。姑且承认这是来自于植物和动物资源的需求问题吧。《大分流》认定在煤还没有完全替代木材的十八世纪，出自于土地的四大产品——食物、燃料、纤维、建材面临着不断增长人口的压力；英国、欧洲、中国乃至日本、印度等地都在努力寻求应对之道，劳动密集是共同的选择；劳动密集促进了产出，保证了增长人口的生态资源需求。但到了十八世纪中后期，英国在煤/铁为主体的工业革命和新大陆的土地密集型产品大量输入的情况下，生态压力得到了根本的松解，从而抛弃了劳动密集走上了资本和劳动替代土地的工业化道路。论述到此，对欧洲中心论的质疑便自动结束。而把土地在内的生态资源仅仅看成需求与消费的发展观也定格在十九、二十世纪工业化强取豪夺的经济发展至上阶段。

共同的市场经济优势！

“欧洲奇迹”观认为工业革命是一个由先前积累构筑的自然发展过程。即欧洲人有足够的资本，又有足够的牲畜供其支配，这是欧洲人巧妙地将人口控制在适度规模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欧洲人就有了更好的生活水平；同时技术优势使他们的积累看起来也更有效率。彭认为一五○○至一八○○年欧洲人拥有更多的牲口是集体利用土地的方式造成的。彭没有意识到这一评价有可能动摇他的论证基础。因为这种土地利用方式多少限制了对土地资源的滥用，也使很多土地处于闲置状态；它是生态缓解的内生优势，在没有煤和新大陆的年代，也是前工业时期生态资源保持、限制人口增长的真正另类发展。彭草草用落后两字打发了这种土地利用方式，将重心放到讨论运输（挽力）、肥料和饮食替代上。一旦把比较的项目转移到各生活要素的总量上，那么前工业时代的欧洲和中国确实差不多，甚至中国可能还要好一点。其次，彭认同的技术革新是节约土地的革新，特别是那些同矿物燃料联系在一起的革新。这些革新是煤的采掘和使用，马铃薯等粮食作物的引进，来自殖民地的生态保护知识和土地整理技术，海外领地的资源输入。彭强调英国和中国煤炭开采所遇到的技术难题，如英国的煤矿需要排水、中国的煤矿需要通风，各自产生的技术需求不同以及煤炭距离消费市场的远近可能对工业革命的技术突破有些帮助。这一点可能使他被迫回到欧洲有技术优势的老路上去。这是被“李约瑟难题”所累。技术是一回事，使技术转化成巨大需求才是最重要的，正如彭指出的有些技术如钟表、枪炮、航海仪器制造等同普遍需求的关联性并不大。

我们以前对布罗代尔区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敏感度不高，彭贯彻了这种区分，从而在两个方面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是对按照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演绎历史的批判，另一个是对政治经济力量（国家）推动以股份公司组织形式的海外贸易的强调。

《大分流》突出了西欧土地利用的限制因素，如限嗣继承和公田及其附属公共权利的制约。土地利用创新之举——圈地运动不仅造成就业不足（非传统认为的圈地运动造就了产业大军），同时其所创造的生产力增长也遭到了彭的质疑。中国和英国等地依附劳动和强迫劳动体系崩解的时间相同，而在欧洲其他地方封建主仍然在磨房的使用和劳役、司法领域控制着劳动力。欧洲对劳动力的限制严重影响缓解生态压力或者寻找新机会的移民，中国移民实边做得较好，而欧洲向资本充裕的地方移民可能较容易。欧洲的行会制度、城乡对立也使农村工业和副业活动受阻，而中国这方面的限制较少。

这样的论断同西欧在前工业时有着世界体系核心区的标志——自由劳动的习闻大异其趣。《大分流》彻底颠覆了黄宗智对明清中国农村家庭劳动过密化的判断，即人们为了总产量的微弱增长不惜不断地投入没有效率的家庭劳动，江南农民向劳动密集型的植棉（纺织）的转换就是明证。彭认为，恰恰相反，这是江南农民的理性选择，他们通过分工促进了产量的增长，在走向生态困境之前，避免了对生态的进一步的压力而满足了人们对来自于土地的产品的需求。这一切同欧洲同时期的“勤劳革命”没有什么不同。中国农村妇女纺织所得报酬高于黄的计量，这更否定了内卷化理论。对中国农村生活方式的判断，显示无论是黄还是彭都需要进一步地回到常识，不能将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现象无限放大。

非市场经济优势？

《大分流》着力讨论了我们有所忽略的非市场经济优势，欧洲经济史的流行看法认为这种优势创造了一种本色资本主义。

非市场经济优势之一是奢侈消费。强调大众消费的学说认为这些从奢侈品转化而来的日用品消费会使总需求扩大，人们将更主要为市场而工作。彭考察了糖、可可、烟草和茶所构成的“成瘾性食品”在欧、亚大陆的消费情况，发现在一八○○年之前，中国人均茶、糖消费量比欧洲多。彭并没有解决这种消费文化的历时性影响，他认为十九世纪后中国人茶消费的停滞和糖、棉布消费量的下降使中国处于不利的地位。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成瘾性食品”都是土地密集型产品，不可避免要同粮食作物争地。

耐用消费品则完全不同。桑巴特认为一四○○年以后欧洲上流社会的奢侈消费使耐用消费品替代昔日的侍从成为身份地位的又一种标志。耐用消费品也面临时尚的普及问题。奢侈的“物化”会不断地将这些物品区分为“优雅”和“庸俗”，再生产出奢侈品的文化意义。身份地位体系向时尚消费体系转化的速度愈快表明社会愈开放，需求愈大。《大分流》考察了欧洲、中国、日本和印度、东南亚等地“奢侈的物化”现象，如住房、室内装饰、家具、艺术品、服装、小饰品等，也考察了指导时尚消费的印刷品和禁止奢侈的法令，给人的印象是这些地方都是消费社会。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纺织品的消费远高于欧洲。彭认为一七五○年中国棉花的种植面积要比一八七○年多，这是中国通过劳动密集缓解土地压力的有力证据。

在消费结构上，各核心区内部或外部都存在差异，例如，印度的收入分配不如中国、日本和西欧平均，“奢侈品”需求的地理分布在中国可能比收入分配更不对称。最显眼的差异是欧洲时尚之轮比其他地区转动的速度更快。彭认为印度和中国的纺织品、中国的瓷器等对欧洲时尚的变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西方商品中没有这种相对应的舶来品吸引其他核心区的消费者。在鸦片输入之前，中国从欧洲及其殖民地输入的舶来品中百分之九十左右是白银。彭认为如果将白银视为一种商品，而不是现代货币，那么中国的白银需求就能同欧洲对瓷器和茶的需求一样在世界贸易进程中发挥同等的积极作用，而非货币论认定的中国对西方产品缺乏消费兴趣。

对大众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的考察使彭慕兰认为没有理由认为欧洲的“勤劳革命”和大众对斯密型动力的参与比在中国或日本更为明确。而且，彭也检视了桑巴特所认定的奢侈消费创造了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的看法，认为独立店铺取代委托制作仅仅只是产生了小百货业，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企业和供雇佣的无产者。

奢侈品和资本对这些特殊商品高额利润的追逐符合布罗代尔梳理出的资本主义定义。布罗代尔认为只有在商业和贸易领域，资本才真正有利可图，尤其是在特殊商品和远距离贸易上，因此资本主义同垄断、囤积居奇联系在一起。如果资本主义如此本色，那么很难说这是欧洲所独有的非市场经济优势。关键在于这些资本如何能够有效积累，传统的看法就认为欧洲的政治经济力量（国家）保护了私人财产权的安全、资本与专门理财的银行或股份公司能够有效分离，当然还可延伸到西方独有的簿记制度。《大分流》利用已有研究成果说明中国和印度商业资本的生存环境和专门理财技术同十八世纪的欧洲并无不同，如中国不仅有海外贸易中的股份公司，还有漂浮的集贸市场，后者在商业竞争中能够压垮没有武力保护的欧洲人。不同的地方也许在中国并没有用国家的力量推动海外贸易，也没有在财政上向商业资本开放，而欧洲的商业资本不仅通过特许权垄断特殊商品，还能通过包税制左右国家财政，资本的收益率比较高。然而南亚展示了一种“资产组合资本家”的模式，它同欧洲向国家财政渗透并组织远程贸易的资本主义非常类似。即使欧洲当时的利息率比中国高，其资本在农业、工业、运输业等领域并没有太大的作为。资本主义既然没有在非流通领域找到理想的投资场所，那么它对欧洲工业化的促进作用显然不大，即使海外剥削增加了资本的净积累。这一时期欧洲资本仍然停留在海外贸易、武装移民上面，使奢侈品需求同新大陆的殖民地化联系在一起。推动海外殖民的力量是欧洲各国的军事竞争，但欧洲带到新大陆的病原菌和动植物等因素所起的作用更大。中国的海外移民虽然没有得到政府武装力量的保护，但也在东南亚创造了临时定居点，同欧洲海外殖民地的区别在于它不能成为发展中的社区的核心为中国提供土地密集型产品。

汪洋之中一条船——马尔萨斯危机与新大陆

十八世纪的中国、欧洲、印度、日本等地，其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这些地区的需求超过了土地所能提供资源的最大限度。通过劳动密集增加产出满足不断增长人口需要的发展模式最终遭遇了马尔萨斯陷阱。这种汪洋危机中唯一的一条船就是欧洲日益发展的海外殖民地。彭慕兰详细地说明了十八世纪欧亚大陆两端的相对于人口增长的生态危机、斯密型解决办法的不足和欧洲突围所形成的大分流。

在前工业时代以稠密的人口、成熟的市场经济向十九世纪的发展（工业化）进发的各地区中，彭首先挡掉了印度。彭提供的理由居然是因为印度的人口增长还没有达到生态供养的顶峰，种姓制度障碍了普遍的资源的利用，相对宽松的生态环境和依附劳动使印度的国内市场狭小，对工业发展没有实质性的需求。对印度的判断可能使彭对历史上另类发展——提高了产出的劳动密集是一种增长的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创见大打折扣，他没有意识到相对而言，宽松的生态环境和一定程度上开放的市场在前工业时期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十八世纪的印度相对于豁出生存搞发展的中国、西欧和日本是一个更需要重新打量的地方。中国、西欧和日本在朝着十九世纪的发展道路上面临共同的生态压力，尽管欧洲有着落后的土地利用方式留下的闲置资源。对中国岭南的燃料消耗计量表明十八世纪中后期岭南的森林面积、人均总“燃料”、非“燃料”用木材都呈持续下滑趋势。但与欧洲这三方面最好的法国相比，岭南仍然占有优势。这种优势是通过劳动密集的农业生产和燃料收集换取的。

彭用丹麦为例来说明通过劳动密集的方法解决生态压力为何行不通。丹麦有公认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但采取了东亚的稳定生态环境的措施。丹麦人在农田耕作、节约燃料和土地整理方面使用了更多的劳动力，从而把绝大部分劳动力留在了农业上。这使丹麦无法迅速转换到生态危机缓解乃至彻底突破的欧洲道路上去。

除了劳动密集外，中国、日本和欧洲的核心区还从资源与人口比相对高的外围区域输入各种土地密集产品来缓解生态压力。使用自由劳动的外围区域发展了进口替代使核心区最终不能得到所需的资源，而使用依附劳动和强迫劳动的外围区域虽然确实是核心区理想的土地密集产品的供应地，但西欧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却存在技术和制度上的限制，因此在十八世纪，这些地区并没有给西欧帮上大忙。

作为马尔萨斯汪洋危机中的一条船，美洲扮演的角色使其他所有因素相形见绌。欧洲用工业品换取奴隶卖给新大陆，同时把英属北美的谷物和木材送到环加勒比海地区，然后新大陆的这些殖民地又从英国进口工业品。英国就这样以奴隶贸易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土地密集产品。墨西哥、秘鲁和巴西将贵金属运到了欧洲，而欧洲将这笔横财输出到东南亚、近东、东欧、亚洲各地，不仅扩大了它从这些外围区域的资源输入，还获得了欧洲同非洲交换奴隶的各种制造品。那么，最终英国获得了多少土地密集产品呢？以一八三○年左右为基准，新大陆大约提供了三百万至四百万英亩虚拟耕地，这只是糖、粮食和木材换来的，还不包括棉花可以折算的五十万英亩；羊毛可赚二千三百多万英亩，而当时英国的可耕地总数约为一千七百万英亩。煤在一八一五年的产量大约可折算成一千五百万英亩的森林，只及新大陆横财的一半左右。这些土地密集产品使英国和欧洲的原始工业化所吸纳的劳动大军对农业剩余的需求压迫完全解除，资本主义才能进入十九世纪利润最高的工业部门，使英国模式成为资本替代劳动和土地的发展模式的代名词。而中国、日本、印度等地区却没有这么幸运。这使现代人文和社会科学落入了万劫不复的“为什么工业革命在此地不在彼地发生”的追问，从而有了欧洲中心论的各种知识典范。

远流与近事

彭在中文版序言中认为自己只想纠正过去知识典范的不均衡现象。他提到用今之视昨的眼光来看世界经济史，一八二○年之前的全球经济史就是“东亚的奇迹”为主体，其发展模式是劳动密集、节约土地和资源的技术结合在一起使数量巨大的人口的生活水平得以保持并略有提高；一九四五年的大历史则变成了西欧和新欧洲的技术革命和人均资本、土地和资源的空前投入使人均消费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二○○○年的全球面貌则是东亚和欧洲的融合。虽然这种眼光很有启发性，但也有危险。这种危险具体地说就是没有人能够从一八二○年活到如今，连续性只是理论上的，以此反观历史很难体现历史上人们的具体生活状况。更大的危险是彭在中文版序言中越界提出的中国近代历史分期的话头。

一五○○——一八○○年可划归布罗代尔所言的“旧的生态体系”时期，说成是西方纪元的近代（现代）早期历史阶段，但对中国历史来说，却成大问题。这本书把十九世纪翻译成现代世界而不是“近代”在西方人看来也没有问题，但中国却有这个英文字相对应的两个词——近代和现代。近代中国史和现代中国史是两个概念。即使明清经济史的现有研究展示当时的中国有一个高度发展的经济体系，甚至近代中国经济史揭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是增长型的，但是近代史身上的意识形态重负对中国人和非中国人完全不同。中国人如果能够走出近代史分期的意识形态背景，将会对本土发展模式有更深切的体认。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26.00元）

作者：举　水　罗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