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经济的生态环境论文

摘要：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方案存在没有考虑到承担主体缺失、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已失去正常的社会功能、保护和社会发展矛盾突出等特点，它的实施势必造成保护和开发混为一谈、互相牵制的处境。可行的方案是对其全面搜集整理，以博物馆保存，保护、开发各行其道。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非物质经济的生态环境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非物质经济的生态环境论文 篇1：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摘要】近年来，超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本身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在我国得到广泛认同，并付诸实践。然而，在全球现代化进程加速的语境下，发展相对滞后并缺乏竞争力的少数民族群体及其文化事实上被边缘化了，他们普遍向往现代化生活，极力向主流文化靠拢，整体性保护实践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面对困境，目前理性的选择是：仍需加强个别单项分类式保护，但也须转变保护思路，适当引入父爱主义，由国家主导从立法、政策、资金等角度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待条件成熟后，再实行整体性保护。

【关键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困境；出路

目前，中国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单个项目保护的同时，还积极推进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工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较为集中的区域实施整体性保护。自2007年文化部启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以来，目前已相继设立了闽南、徽州、热贡等12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一些省区也开展了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探索工作。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单个的项目保护提升到与其依存的生态环境进行整体性保护，是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规律的保护方式。然而现阶段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实践面临着诸多困境，我们有必要对整体性保护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对整体性保护实践进行分析，以期做出理性的选择。

一、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理论分析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性表现在：一是空间特性，即生存环境的封闭性和固定性；二是时间特性，即文化承继的孤立性和内部性。前者形成了少数民族文化形成的独特性，后者则保证了少数民族文化演进的纯粹性。保持少数民族文化原生环境的封闭性和固定性以及文化传承的孤立性和内部性，才能完整地保护并维持其独特性和纯粹性。因此，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方式就是整体性保护，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其依存的整体环境均予以保护，尤其强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赖以存续的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在内的生态文化的保护。

理论上，整体性保护是目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中最具有生命力的一种保护方式。因为任何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生活在某一特定环境中的某一特定族群经过漫长的历史实践创造出来的，该特定的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发展的土壤，是它赖以生存的基础和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生成环境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生态系统，它的生命力，只有在这个生态环境中才能够维持；它的价值和功能，也只有依托于其产生的生态环境才能得以体现和发挥。实际上，非物质文化在今天之所以成为“遗产”，也正是由于“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使传统生活方式（农耕、游牧、狩猎等）迅速向现代工业生活方式变迁，非物质文化依存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存在基础因此受到严重破坏”所导致的。所以，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必须保护、保留其产生的原生环境。任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原生环境相剥离的做法，都是一种脱离现实生活基础与真实语境的现代幻象，是一种没有持久生命力的保护方式。

整体性保护理论，投射到现实的保护实践中，就是在少数民族的原住地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即建立一个与其他族群分离间隔的生活区域。对那些人口数量较少且文化积淀不深的族群来说，与主流社会之间的任何来往和交流，都有可能导致其民族文化特征的破坏或消亡。近两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很多特殊的文化体系都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如美国印第安文化、新西兰毛利文化、中国鄂伦春狩猎文化等，只有那些生活在极其特别、又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中的族群尚较好地保存着其民族的文化特征，如世界屋脊上的族群、撒哈拉沙漠中的游牧民族、北极地区的爱斯基摩人以及亚马逊流域的部族。因此，为了保护一些人口较少的族群的文化特征，有时需要适当地采取某种分隔管理模式，使其与居于主流地位的强势文化相间隔。事实上，在前工业化社会时期，欧洲殖民帝国的统治大多时候都是间接统治，这为不同的族群保留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特征提供了制度上和地理上的空间。此外，那时候人类社会中的多数人口彼此生活在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离，经济上基本自给自足的状态中。然而，也正是这种统治方式和人们相对分隔的生活状态保证了各族群文化的独特性和演进的纯粹性。可见，适当的分离间隔有时恰恰是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有效方式。

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超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本身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得到了广泛认同，并在我国一些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付诸实践，然而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还是在不可避免地衰落，生态博物馆或文化生态村的建设多以失败而告终。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就是一个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失败的最好例证：梭嘎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山寨谋生，古老的农耕方式逐渐被抛弃，独特的文化传统走向衰落。时至今日，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已无疾而终，成为一个形式上的生态博物馆。如前所述，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且是最有生命力的一种保护方式，为什么在实践中却没有成功？整体性保护的具体实现方式一般是在少数民族原居住地建立“活”的生态博物馆或文化生态村，在尽量维持传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当地居民继续传统生活的方式保护与传承其传统文化。然而，在全球现代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目前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实践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问题，几乎陷入困境。

（一）困境之一：少数民族现代化诉求强烈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与少数民族向往现代化生活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这是当前我国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面临的一个重要现实困境。实践中存在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消失的速度越快，因为接受现代文明的人们由于过上了更舒适的生活而不再愿意传承原来的思想、文化、风俗，这使他们的民族文化在快速地流失；越是贫困落后的地区，民族传统文化反而保留得较好，因为没有接受现代文明的人们延续着他们原始的文化传统及思维方式，保存了较完整的本民族传统文化。故此，我们要保护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形态，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活态、原真性保护，就需要当地居民保持其传统生活方式，维持其贫穷落后的生活状态。可是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当地居民其实也早已不是想象中的理想状态——愿意坚守传统、甘受清贫，而已变成接受了各种物质欲望的群体，他们中大部分人非常向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极度渴望发展经济，脱贫致富，赶上先进。

在这种情形下，若无视少数民族追求现代化生活的意愿，建立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对其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强制性整体保护，则是对少数民族群体及其成员家长式的保护或者说是一种歧视，有侵犯少数民族对自身享有的发展权、决定权之虞，一定程度上压抑和遏止了少数民族群体的现代化生活诉求，这不符合少数民族群体的根本利益，也有悖于社会发展规律。从权利保护的角度看，任何族群都平等地享有对自身的发展权和决定权，他们有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即他们有选择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权利，也有继续保留传统的权利。无论何时，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借口，人为地阻碍少数民族的发展进程都是不应该的。挪威奥斯陆大学的周勇教授指出，“当一个少数人群体或其成员主观上没有族群认同的意识和维护其族群特性的意愿时，从法律上保护这种差异性本身就不具有合理性意义。”著名民俗学专家刘魁立先生也说了，“当人类追求文化多样性发展、要求保护多样性文化的时候，生活在特定文化中的群体和个人，同样应该有对多样性生存方式的选择自由，不应该也不可能要求他们为了给世界保存一种特定的文化，而让他们牢固地圈守在原有的文化空间之内，抛弃对另一种生存方式的追求，使他们成为世界文化多样性追求的牺牲品。这对文化传承者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对于少数民族的发展权和决定权，很多国际公约、国内法律规范也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如1992年的联合国《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中指出：少数人对自身发展的决定权、发展权。《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强调：“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尊严和价值，必须予以尊重和保存，每一个民族都有发展其文化的权利，所有文化都是属于全体人类的共同遗产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颁布过的四部宪法①，除了1975年《宪法》之外，均规定了中国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这一基本原则。

（二）困境之二：少数民族群体尚未形成“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提出来的，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本民族文化有正确的自我认识，并对本族文化的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他主张每个民族都应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多种文化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各抒所长，最终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境界。

“文化自觉”是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因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主体只能是该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要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该少数民族群众必须对本民族文化有认同感，并在认同感的基础上形成民族文化自信和自豪感，只有认识到本民族的文化丝毫不逊色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才会自觉地保护与传承本民族文化，也只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形成高度文化自觉时，他们才能自觉、自愿地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来。如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才能有稳固、可靠、坚实的基础，也才能真正取得实效。如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的仅仅是政府主导、行政命令式的强制性保护措施，而非出于某一民族或某一社区成员的自觉自愿，那么这种一厢情愿的保护，效果绝不会很理想。这是因为，依靠外界的帮助和引导的保护，是一种没有内在原动力的保护，而没有内在主导力量的保护最终只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于那些纯粹出于追求商业利润的功利目的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所谓开发性保护来说，其已脱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长的原生土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意蕴和文化内涵被浓厚的商业气息遮蔽，已变成空洞的商业文化符号。这种一味迎合现代市场消费需求的所谓商业性开发“保护”，实际上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歪曲和破坏。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存在着“上热下冷”的现象，即政府部门和相关学界相当重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但生活在这种文化环境下的当事者却感觉无关紧要。可以说，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自觉”意识尚未觉醒，巴卡基诺族文化生态村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巴卡基诺族文化生态村是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的试点项目之一，该生态村建设的头三年，运行情况良好，成果也较为显著，这里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乡村博物馆——巴卡基诺族博物馆，影响较大。但是由于没有经济利益的驱动，村民们的热情很快消退。当项目组撤离之后，各种文化活动陷于停滞，甚至出现了参观者无人接待的现象。巴卡基诺族文化生态村建设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村民对本民族文化没有正确的认识，对自己的文化欠缺自信，更没有自豪感，一句话，他们尚没有形成保护本民族文化的“文化自觉”意识。诚如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项目总负责人尹绍亭教授所见：“50年来，基诺族等人口较少民族被看作是‘原始落后’的族群，长期遭受主流社会自觉和不自觉的轻视，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观的浸染之下，他们逐渐丧失了自尊和自信。”这种背景下，巴卡小寨的人们怎么可能热爱本族的文化呢，又如何形成文化自觉。事实上，在巴卡小寨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老人忧心基诺族传统文化的消失，而中年人和青年人对本族文化有迥然不同的态度和想法。

在西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正是欧洲由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换的时代——彼时欧洲物质经济已高度发达，但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能源匮乏。面临人类生存困境，西方社会开始反思，产生了对工业化之前文化和自然生态进行保护的思想，这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行为。而我国目前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总体经济尚未达到一定富裕程度，少数民族更是处于一种相对贫困的状态，根据《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我国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少数民族贫困县有257个，占总数的44%，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在全部贫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超过40%。长期处于社会非主流边缘位置的少数民族，其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皆处于劣势，多数处于社会低下阶层，因此令少数民族对自己的文化产生厌恶，认同主流文化对自身的歧视，认为自己的文化落后、卑微，结果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排斥，并刻意的、迅速的向主流文化靠拢。这种现象是一种典型的“污名认同”，污名认同是指一个社群或族群对外界对自己的负面评价的认同，进而竭力排斥自己的母文化，并向主流文化迅速靠拢。污名认同往往会带来严重的文化危机，弱势族群在放弃自己的母文化向主流文化靠拢时，由于该弱势族群对主流文化的认知多局限于其表象（如语言、衣着、行为），因此在模仿主流文化时只能模仿得到表面，而难以学会主流文化中更深层的道德价值、思想哲学、文学艺术，但同时又丢失了本身的文化优秀面，结果使该弱势族群文化割裂、道德价值沦丧、精神空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难以对本民族文化建立正确认识和产生自信与热爱，遑论文化自觉的形成。一言以蔽之，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尚未达到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能够形成文化自觉的程度。

故此，现阶段对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尚无可能是少数民族自发的内在要求和主动的、自觉的行为。当一个民族没有或者缺乏“文化自觉”的时候，任何来自外部力量的“帮助”，都不可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永葆青春”，前述巴卡基诺族文化生态村就是典型的实例。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一个族群没有意识到本民族文化消失的严重性时，一切来自外部力量的帮助都是徒劳的，因为他们无法代替该族群的“文化自觉”。

（三）困境之三：主流文化冲击下的边缘文化生存困难

由政治、经济上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所代表的，在某一时代、某一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的文化谓之主流文化。边缘文化则是指在强势的主流文化面前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形态。基于现实性的考量，主流文化不一定就是优秀或者先进的文化，边缘文化不一定就是低劣或者落后的文化。但主流文化代表阶层在政治、经济上的强势使主流文化也处于强势地位，它的存在和发展极大地影响着其它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尤其是对那些相对弱势、边缘的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影响较大。少数民族因为其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相应地其文化一般被认为是边缘、弱势文化。今日之世界，全球一体化潮流势不可挡，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文化传播手段多元且日趋先进，各种文化的碰撞也越来越激烈，所有的文化都面临着机遇和挑战，但主流文化同非主流文化碰撞，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众所周知，活态流变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征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会随着周围环境和人的变化而发生着绝对的改变。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也不应是僵化的保护，而应该是在开放和发展中给予其动态保护。正如学者所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既不是将其封闭起来，或者凝固地、静止地加以保护，也不是让其承载者生活在与世隔绝、与时隔离的环境里，而是顺应时代或生活，向时代或生活开放，进行开放性的保护，以保持和延续其生命活力，维持其正常发展，这样才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按自身逻辑演变的文化自在性。”可见，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理念不是让其永久地加以保存，也不是让其所保护的少数民族文化与其他主流文化隔离开来，永远不发生变化，而是让其自然地变迁，让其在变化中仍然保持自身内在的生命力，但是这种变化，一定不是外界强加的，而是自然、自主、和平发展的。故此，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应是向外界开放的，要允许保护区内外居民的自然双向流动。如此将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生活在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尤其是年轻人这个群体，出于现实生活的需要（比如外出上学、外出打工、工作）或者城市生活对他们的吸引，可能会经常性地离开保护区和返回保护区，人员的流动势必会给保护区带来或多或少的外来文化因素，这在无形中就会影响长期生活在保护区环境中的居民。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外出上学、打工和返乡，这种不间断的人员流动影响效果将越来越明显，势必会对文化生态保护区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体系、生活状态造成较大的冲击。如此，整体性保护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或有人乐观认为：总有人不喜欢现代化生活而愿意过传统生活，但现实情况却不容许我们如此乐观。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年轻人不断地融入城市，不断地被主流文化同化，他们的原生态文化已经不断地湮灭在多变和趋时尚的现代化潮流中，他们语言的生存空间也在主流文化的重重压力下不断缩减。由于不断地涌向城市谋生已经成为少数民族年轻人的一种趋势，现在年轻人几乎已完全地被主流化了，少数民族文化实际上已经不断地“博物馆”化和旅游市场化，其与生动鲜活的生活实际之间生死相依的关系被斩断，已经蜕变成为一种“死”文化。

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性选择

整体性保护理念强调的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产生的生态环境的系统保护，这必然涉及人类的自然观、生态观、社会观、价值观、生存观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多属于意识层面上的问题，深奥复杂，难以解决。但是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整体性保护的效果就无从谈起。对于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言，整体性保护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虽然整体论是人类学基本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但事实上，整体性保护理念与目前的现实矛盾重重，人类学家自身也已意识到：“整体论是一个十分重要并且必要，但却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美好理念。”因此，我们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就需要在整体性保护方式之外寻求其他的路径。

（一）适当引入父爱主义

虽然不考虑少数民族自身的意愿，不论其是否愿意保留自身的传统文化，而仅由政府确认是否基于少数民族的利益从而做出是否给予强制性保护的决定，这是专制的家长式（或者叫父爱主义）做法，但是对于关涉他人、社会利益的自我选择，父爱主义是可以介人规制的。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而言，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显然是一个涉及重大社会利益的问题，因此，父爱主义的介入是有正当性的。此外，少数民族由于其在现代性上的落后、经济地位上的弱势，导致其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认同相对较弱，甚至还可能出现前述“污名认同”现象。所以，让他们对其本民族文化进行正确评估和主动传承是十分困难的，在这种情形下，外部力量的引导和帮助是不应当缺位的，甚至可以说是必须的。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个问题上完全基于少数民族的自愿，把父爱主义彻底抛在一边并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我们可以保留最低限度的父爱主义，即可以由政府主导建立少数民族文化生态区，但有一点必须特别强调：建立这种分离间隔的区域应当基于少数民族的自愿，是否居住在生态区也要基于少数民族的自愿。

（二）转变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思路

就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思路来说，我们需要更加开阔的视野，即我们可能需要从人类的精神需求层面去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即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作为现代人类多元精神生活需求中的一种个性化选择长期存在下去，因为边缘文化最初就发源于人类最自然、最质朴的精神需求，它曾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主体状态，现在将其作为精神生活形态的个性化选择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迄今为止，人类的文明史似乎总伴随着这样的悖论：在技术的每一进步，社会分工、活动范围的每一次扩大后，人的满足感或幸福感理应随之不断增长时，人们却常常发现自己与自然、与他人、与天真、完整的生活越来越疏远、隔膜乃至敌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相对于强势主流文化，是处于弱势的、边缘的一种文化形态，但是弱势或边缘并不代表它没有前景，实际上，边缘的往往才更具有个性。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所体现出的自在人性、自然情怀和精神情趣，至今仍具有超越单纯生存需要的人文价值，它能给现代人的生活提供某种参照和选择的可能，还能为破解人类生存困境、为人类面临生存危机时提供另外选择的可能性，而且是另外的更为有益的可能性。我们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为了物质生活的需要，也是为了精神世界的安宁和幸福，即使人们实现艺术化的生存，如海德格尔所言的“更加诗意地栖居”。

（三）保护还须借助于外力

现阶段，我们仍然非常有必要借助外力来保护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理论上少数民族主动、自觉、自愿地传承本民族文化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好方式，但是现阶段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还在为衣食住行等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奋斗。显然，他们尚未意识到自己的传统文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正在逐渐地被主流文化同化，甚至消亡的严重性，因此他们也没有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保护意识。事实上，他们无暇也无力顾及这个问题，他们现在更多的是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过上现代化的便利生活。若要等到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形成文化自觉再进行自然传承，恐怕活态的非物质文化早已经消失殆尽。所以，现阶段不能完全靠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的自然传承，我们需要由国家主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如立法上保护、政策上扶持和资金上资助，特别是立法保护，因为只有通过立法才能保证对濒危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时投入有强制性，保障有长效性、机制有统一性。我国著名的生态人类学教授尹绍亭对这个问题也持同样看法：“然而就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由于承受着贫困等带来的种种压力，即使是文化的创造者和拥有者，也缺乏文化保护的必要的自觉和热情，这并非是个别的现象。所以，文化的保护，要靠文化拥有者的自觉、热情和行动，但是还不够，还需要专家学者的参与，更需要政府的支持和投入。”[9’

（四）个别单项分类保护仍需保留

就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保护方法来说，在现阶段整体性保护取得实效的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我们仍旧不得不采取一种解构的方法对待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仍要把单个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从完整的、庞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中剥离出来，根据其特点进行分类，进而采用相应的方法进行保护。也就是说，个别单项分类保护依然是现阶段的一个现实选择。

四、结语

现阶段，在我国整体性保护尚不具有获得实效的条件，但不等于永远不具备，如果仅从现阶段整体性保护实践的现实状况来评判这种保护方式的成功与失败，可能为时过早。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物质达到一定富足的某一天，人们最终会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进而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并在传统与现代中找到平衡点。

作者：叶芳芳　朱远来

非物质经济的生态环境论文 篇2：

文化生态保护区可行吗？

摘要：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方案存在没有考虑到承担主体缺失、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已失去正常的社会功能、保护和社会发展矛盾突出等特点，它的实施势必造成保护和开发混为一谈、互相牵制的处境。可行的方案是对其全面搜集整理，以博物馆保存，保护、开发各行其道。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生态区保护；博物馆保存；产业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自2003年在我国开展以来，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是，这项事业在中国本土化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水土不服”的问题，困扰着工作的进一步进行。其中，影响最为重大的是即将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区保护方案。

新华网2007年9月20日报道，2007年6月，文化部公布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试点——福建省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介绍，我国将在“十一五”期间，确定10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较为集中的区域，实施整体性保护，充分突显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内涵。

周和平介绍，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将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乡建设规划。同时，将尊重历史沿袭下来的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也关注经济和社会发展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新变化。各地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大胆实践，走出适合本地情况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路子。文化部在多方调研的基础上，目前已经起草了《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命名与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正交由各界相关人士广泛讨论，修改完善后将尽快出台。

全国很多地区也正在根据当地的民族和地域特点，积极探索开展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方式方法。如：安徽省和黄山市立足于历史悠久的徽州文化，对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非常重视，着手制定保护规划和方案，设立徽州文化生态保护专项资金。广西设立了刘三姐歌谣文化生态保护区、京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三江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贺州瑶族服饰文化生态保护区。这些工作都对我国开展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生态区保护现已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首选方案。生态区保护牵涉面广、耗资巨大，必将对所在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产生影响。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如何?试点情况怎样?有无权威的评估报告?在方案大规模实施以前，严肃而认真的讨论非常必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于“保护”二字的定义是：“保护”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

之所以提出保护，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方面的作用：“各社区、各群体为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为应对他们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也为他们自己提供了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由此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而目前全球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处境是：“全球化和社会变革进程除了为各群体之间开展新的对话创造条件，也与不容忍现象一样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抢救和保护的过程中，重视基层社区乃是国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之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所谓“无形文化遗产”，主要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根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

基层社区保护有三大好处：首先，由于有了社区文化生态和社区人文背景的支撑，“遗产”不仅有可能持久地“活”在民众的生活之中，而且在新的条件下，它还可能获得“再生产”的机会，亦即成为社区文化创造力的源泉；其次，不用花太多的钱，只要其意义被社区居民理解或认同，马上就可以做起来；再次，对基层社区的遗产项目实施保护，还可促进社区乡土教育的发展，并有利于探讨使民间智慧在社区内获得世代传承的新路径。

借鉴国外基层社区保护的理念和经验，我国把建立生态保护区，实施整体性保护摆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综合考虑了各方面情况后笔者认为，生态区保护方案机械模仿国外的做法，没有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有贪大求全的“面子工程”的嫌疑。

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国际社会的另一个重大工程——生物多样性保护。应该说在理念上它们是相通的，但是，基层社区保护(或称生态区保护)策略的提出者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人与自然物性质不同，自然物被动地接受自然，外在的生存条件具备了，它们就能成长，而人有主观能动性，人若没有主动保护的意愿，外在环境毫无意义。所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不能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

为了克服上述问题，基层社区保护的倡导者十分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社区民众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是，对于如何影响社区民众的价值判断，使他们成为保护工作的主动承担者。并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还没有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更谈不上制度层面的保证和支持。从世界范围来说，基层社区保护在实践上时间尚短，成效不得而知。在中国这一情况更不容乐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主要是政府行为，那种民众作为自觉的保护主体、学术界独立自主研究、政府法律法规服务三者良性互动的保护局面还没有形成。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6月12日的报道，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魁立研究员认为，从根本上说，在一些地方，在保护规划的制定以及整个项目实施过程当中，民众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文化保护区的规划是按照设计者的主观意图确定的，其中不乏不实际的想当然的成分，在实施过程中，又不能全面彻底地体现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精神，这样一来，说得极端一点，就使得保护区中的民众成为在导演指挥下的群体演员，把文化保护和民众的生活割裂开来，“文化”仿佛是几滴油珠，漂浮在民众生活的水面上，仅仅为的是展现给外人看。

第二，国际社会之所以强调“文化社区”、“地方社团”、“当地社团”在保护中的作用以及文化遗产在社区层面的保护，是因为它们的社会有这些独立的单位存在。地方社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传承和发展的土壤和温床。从理论上讲，只要政府让民众认识到保护的意义，促使他们自愿承担起保护的相关责任，政府在政策和法规方面做好服务工作，社区保护的目标或许就能够实现。

受多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中国目前缺乏独立的社会力量承担保护的责任。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引入，使得国家的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

社会层面的改革却相对滞后，行政和市场力量过度介入社会生活领域。这一现象已经引起政府和知识界的高度关注，公民社会建设成为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上，我们发现，由于缺失保护的主体和归宿——社会，保护工作不是被捆绑在行政的快车上，就是被挟持到市场经济的快车上，成为牟利的手段。

以作者长期关注的北京妙峰山庙会来说，作为传统北京文化空间的妙峰山庙会，1937年抗日战争后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民间香会组织也于1966年“文革”开始后基本绝迹。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发展旅游经济，妙峰山庙会及北京的民间花会(新中国成立后破除迷信更名为花会)在政府的支持下，由热心者一点一滴地恢复、再造起来。当今的庙会是当地旅游产业的一部分，花会以获得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也义务参加政府主持的各种庆典活动，但是却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

文化部生态区保护方案是否包含旅游开发的内容我们不知道，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商品经济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的名号无疑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旅游业的介入将不可避免。生态保护区建设的结果有可能造就一个个以传统文化为卖点的新兴旅游区，进而加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品化和现代化。以笔者了解的情况看，许多地方政府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时候，都存有浓厚的发展地方经济的想法。真实的情况也是，只要被授予“××文化之乡”、“××老字号”以后，其商业价值便迅速见长，马上就会进入商业开发领域。这种情况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功过如何，现在还不是评价的时候，但无疑却是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悖论。

如果保护区同时成为旅游观赏区，伦理层面的问题会随之出现。周星教授指出：“旨在‘给人看’，例如以旅游景点的形成为导向而人为建构某种人工的类似‘自然保护区’之类的构想，由于涉嫌把其中的人民也当做‘物’或‘自然’一样的存在，不仅有违人道尊严，也漠视了他们对发展和现代生活的追求，其实是颇为危险的。”

第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状态不适合生态区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况与许多国家的不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一直被主流意识形态批判甚至打击。至改革开放前，它们中的大部分已从日常生活中退出或者丧失了社会功能，沦落为文化遗留物。

由于改革开放，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民对于民族传统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信心，那些过去被批为封建迷信、为人轻视的民族民间文化和艺术受到人们的重视和热爱；又加上在经济发展后，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出来，民间文化和艺术作为宝贵的传统资源受到政府、学术界的青睐和大张旗鼓的追捧。这一内因与世界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相契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受到了全国上下的重视。需要明确的是，与国外的情况不同，我国大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遗留物状态发掘出来的，它们在“复活”之初就半推半就忽而登上地方经济发展的快车，忽而登上行政工作的快车。我们如何确保它们的生命力?

第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社会发展和保护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的地区往往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民有着强烈的摆脱贫困、追求现代生活的愿望。多年来，他们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孜孜不断地努力。对于与自己生活相关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他们有权利做出自己的价值取舍。从已有的事例来看，人们总是将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作为考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有位朋友就针对当时内地开始出现的戏曲危机说。不仅内地，台湾也一样，不仅中国，全世界都一样：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之前，只要能赚钱，文化都不要了。过了1000美元，开始觉得文化还有点意思。过了人均3000美元，文化就开始重要了。过了1万美元，社会发展规划就变成文化建设第一。管子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这大概是个规律。

地方社会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牟利的例子俯拾皆是，此处不再赘言。举一个因保护而导致原有社会、文化解体的例子：贵州六枝特区梭嘎乡的陇戛寨，11年以前，挪威政府和中国政府合作在这里建立了亚洲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这不仅是两国政府的合作项目，也是两国学者的合作研究项目。它的概念是将文化遗产保护在自然环境中，那些承载着这些传统文化的人也照样生活在其中，试图将他们的生活原样不动地传承下去。

但事实又如何呢?生态博物馆建立后，原本贫穷但平静的生活被打破，大量的外来力量和事物进入这一地区，对比之下当地民众看到了家乡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纷纷外出打工寻找更好、更现代的生活。年轻人非但不以自己的传统自豪，反而成为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反叛者，当地的社会结构迅速解体。通过考察，有研究者得出了这样的认识：“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无论有多好，其管理方式无论有多么的完善，也不可能让一个社区的生活突然停止下来，成为一种静态的，不产生任何变化的区域。”这一认识足以让生态区保护论者警醒!

对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种种悖论，刘魁立研究员有着深刻的认识：“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是农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所以今天对它的保护便包含着许多悖论。例如，保护和发展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传承人的态度、市场经济体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隐含着诸多两难的问题。”这些都是无法克服的难题，实质上反映了保护这一时代命题与我们社会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的差距。

那么，当前中国什么方案最切合实际又最具实效呢?我们说，全面、科学的搜集整理，大力发展中国的博物馆事业，是将快速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存下来的好办法之一。

保存是最好的保护。现在，许多地方对于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全面的调查了解，从业人员严重不足且又多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已完成的搜集整理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些都是能够解决而且应该解决的问题，远比生态区保护来得重要和实在。

国人要改变过去的对于博物馆的看法。博物馆绝非只有展示这一个功能，它更重要的功能是学术研究。发达国家大的博物馆一般都是著名的学术研究机构。价值和意义的解读因时代不同而不同，正是博物馆的保存和研究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博物馆承担着展示人类文明成就、学术研究、旅游、教育等重要的社会职责。在现阶段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提倡发展博物馆事业，还有一个特别的用意，那就是可以造就和供养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保证这项事业长久和健康的发展。

利用博物馆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可以使另外两个难缠的问题迎刃而解：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产业开发是性质不同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两个问题。在从事保护工作时，学术界有时谴责开发遮蔽了保护的意义，有时又高歌只有在开发中才能实现保护。

其实，在知识经济(或称符号经济、非物质经济)逐渐壮大并将最终取代传统工业经济的今天，保护和开发都应该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这两种工作性质不同，需要分开来考虑。

利用博物馆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能防止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时间的流失而流失，也能切断因产业开发而导致的必然变形，让花费高昂代价调查搜集到的遗产得到妥善的保护，留待各个时代的学者进行研究。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市场开发而遭破坏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开发，顺应了时代和民众的要求，与时俱进，造福于民。通过市场化运作，它们被推介到更广大的地区，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欣赏，从而得到教育和启迪。保护和开发工作两相分开，各行其是，可以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判断标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我国开展以来，许多封建迷信现象如同抓住了救命的稻草，纷纷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标榜自己，一时间沉渣泛起，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引发了群众的不满。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在今天看来，其中既有优秀的部分，也有许多愚昧落后的东西。精华和糟粕纠缠在一起，保护什么、剔除什么，不容易把握。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价值标准，今天我们认为没有意义或者不好的东西，说不定以后会给文化的创造和文明进步提供弥足珍贵的借鉴和支持。如何防止以今天的价值判断作为对历史文化进行取舍的标准，避免犯下历史性的错误，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倡导全面的搜集整理，利用博物馆进行保存。

因此，我们今天不必要进行莫衷一是的价值判断和取此舍彼的争论。依然分两步走，一是尽可能地全面搜集整理，放在博物馆里；一是根据今天的需要对它们分门别类处理，据我所需，为我所用。

责任编辑　宋淑芳

作者：吴效群

非物质经济的生态环境论文 篇3：

关于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若干理论思考

摘要：目前，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在中国正在从非主流经济学科走向主流经济学科。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被不断赋予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必须在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根源的基础上，推动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创新。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前提是地球有限论；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首要问题是实现生态环境从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向内生变量的转化；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内在统一；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关键是市场原则、技术原则和生态原则三者紧密结合与成功协调；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假设是经济人向社会生态经济人的转变。

关键词：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生态文明；工业文明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和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石山、刘国光等都认为，当今人类文明发展正在“进入生态时代”。“我所说的生态时代，是指人与自然、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的发展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可持续发展文明观正是人类文明发展从工业文明时代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必然的思想理论表现，其主旨是要解决当今世界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现在，可持续发展已成为21世纪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战略纲领。因此，2001年4月，由23名世界著名学者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可持续性学科》论文，将可持续发展思想提升为可持续性科学，希望综合现有各学科及领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促进可持续性科学建设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观是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观，它的学理表述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或者说可持续性经济的理论形态就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这是人、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时代的必然的理论表现。随着2007年建设生态文明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在中国正在从非主流经济学科走向主流经济学科。本文就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建设谈几点意见。

一、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主要特征

2001年，我曾在《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形成与展望》一文中指出：“从世界经济学说史来看，20世纪末期传统经济学理论危机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中一个特点是经济学的新兴学科的产生和原有新兴学科的发展，使新兴经济学理论获得的突破性进展，从经济理论危机中找到通往21世纪经济学发展的新道路。”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服务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以至网络经济学等一大批新兴、交叉经济学科开始产生与兴起，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则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形态。在国际上，20世纪中后期，美、日等发达国家学者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其中，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E·戴利著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在1996年出版，影响较大。次年，笔者主编的中国第一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问世。目前，中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已基本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已屹立于世界可持续性科学与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研究之林。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被不断赋予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在此，本文强调三点：

(一)在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研究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理论体系，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新兴的、交叉经济科学。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三点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与生态经济理论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经济可持续性发展观，不仅表现了可持续性思想，而且反映了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思想，即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了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观的先河，是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来源之一。

(二)立足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赋予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民族特色。“人口大国、资源小国、生态弱国”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此，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论著中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这种国情使我国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生态基础很脆弱，是制约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的基本因素；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态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支配和决定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生态经济基本矛盾发展尖锐和突出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长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在近些年来保持10％以上的超高速增长，使我国很快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不和谐、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困难和问题。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生态经济发展理论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着眼于解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面临的各种不可持续性经济社会问题，通过认真总结人民群众经济社会实践活动与他们协调自然生态相互发展关系的独创性经验，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同步进行与协调发展提供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指导。

(三)顺应当今人类社会经济“三重转变”的时代发展客观要求，赋予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时代特色。任何学说与学派都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与标志，并服务于时代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它有三个主要标志：即现代文明形式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现代经济形态由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现代经济发展道路由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我们把它称之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三重转变’。这是新世纪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时代洪流。”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需要研究回答的问题。“21世纪必然是生态文明、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三位一体’的新时代”。站在这个新时代的高度，推进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科学建设，它的时代特色就体现为对“三位一体”新时代课题的回应和对这个新时代精神的把握，并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三重转变”。因此，坚持与时俱进，把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同“三位一体”新时代及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今现代经济“三重转变”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解决“三位一体”时代课题，不断赋予中国

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根源

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必须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根源。20世纪的100年以来，极端的经济主义(又称极端发展主义)、贪婪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在世界各国的蔓延和泛滥，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正像弗朗索瓦·佩鲁曾指出：当初穆勒用功利主义伦理学取代勤奋和义务伦理学的时候，是有各种高尚的道德意图的，但后来蒙受了真理衰退之难，被后人退化为把发财致富、追求物质享受作为目的的经济主义、粗制滥造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这就导致两个方面的苦果：一是在传统经济学的价值观和发展观指导下，工业文明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和高消费、高享受、高浪费的生活方式，即两者统一的人类的生存方式具有“反社会”和“反自然”的性质。这是当今世界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直接根源。二是工业文明发展到当代，在整体上已经堕入极端的经济主义、贪婪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标志着工业文明发展进入了衰落的阶段。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作为工业文明时代的理论表现的传统经济学，必然从兴盛走向衰落，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以适应当今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

经济第一主义、经济功利主义和物质享乐主义是与现实世界系统即“生态——经济——社会”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相背离的行为规范，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带来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严重结果，故可以称之为“不可持续发展陷阱”。所谓“不可持续发展陷阱”是指人们经济活动无限制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和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益与物质财富占有过程中，生态与经济、人类的个体与整体、部分与全局、眼前与长远、现在与未来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这就是当人们经济实践的终极价值选择时，作出的决定依据是一种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只顾经济牺牲生态、只顾个人牺牲整体、只顾眼前牺牲长远、只顾现在牺牲未来的“路标”，如以自然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人的可持续发展，以生态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他人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以整体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局部的可持续发展，以长远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眼前的可持续发展，即以后代人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当代人的可持续发展。按照这种“路标”前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运行落入“不可持续发展陷阱”之中，使现代人类文明面临着空前的危机，有的人甚至断言，“人类正在走向自我毁灭”!

工业文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其深刻根源就在于传统经济学的价值观与发展观及其指导下的极端经济主义、贪婪功利主义、腐朽享乐主义盛行，使当今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已在逼近地球承载能力的总量极限，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越了地球资源与环境承载力的极限。时至今日，世界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发展行为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反自然”的性质，继续在朝着通向生态灾难的深渊飞奔。正如保罗·霍肯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去面对生态系统极限所提出的产出力的挑战，而是暂时地绕过了这个问题，用更快的速度掠夺资源……这样做不仅是借用了将来的资源，威胁到人类社会的长远未来，而且还对这些生态领域中依赖同样的资源生存的其他物种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而，“今天世界上的每个自然系统都在走向衰落。”这是传统经济学转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深刻根源，从而决定了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性。

三、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创新

21世纪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是经济系统的输入输出没有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转向输入输出受到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使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已从物质资本是经济发展限制因素的时代，进入到生态资本是经济发展限制的时代。因此，引起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几个重大理论的变革与创新。

(一)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前提是地球有限论。过去所有的东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供给能力是无限的，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存量取之不尽，可以无偿索取和利用，是不受限制的；自然环境消纳废物能力是无限的，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排放所需要的环境容量纳之不尽，也是可以无偿利用不受限制的。建立在这种地球无限论基础之上的工业文明发展，必然相信物质财富可以无限增长，经济可以无限增长，消费和人口可以无限增加。传统经济学理论就是为经济无限制增长指明道路和提供手段，整个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是在没有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所以，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形态，既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又是工业文明时代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

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供给能力是有限的，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增加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存量不仅存在极限而且存在总量极限，对它的索取受到极限制约并给予相应的补偿；自然环境消纳废物能力是有限的，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排放所需要的环境容量也是存在着通量极限和总量极限，对它的利用受到极限制约并给予相应的补偿。建立在这种地球有限论基础上的生态文明发展，必然相信物质财富增加是有限的，经济增长是有限的，消费和人口的增长也是有限的，它们都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因此，我们可以说，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就是生态文明时代的经济发展绝对不能超越地球或本国、本地区生态系统承载力极限的发展。所以，可持续性经济科学作为21世纪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形态，既是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变进程中的产物，又是生态文明时代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

(二)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首要问题是实现生态环境从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向内生变量的转化。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产生之前，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一个积习难改的特性，就是从不作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创新分析，生态环境一直被作为经济增长或发展过程的外在因素对待。而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及基础作用，着重探讨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一般的协调发展关系，指出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这些就为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其创新分析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方法，但还是没有将它作为决定经济发展及其可持续性的内在力量来对待。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才作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创新分析，从而将生态环境假定为经济系统运行与发展的内生变量而纳入经济分析过程，真正成为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核心因素。对此，通过世界经济学说发展史考察可以看到，世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发生过多次内生化的过程，现在只有确立生态

环境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才能摆脱传统经济学的困境。从物质资本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到技术创新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再到制度创新内生化经济理论等，都是生态与经济相脱离的经济增长理论。生态创新内生化经济发展理论是过去所有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的根本变革。’因为，长期以来，反生态环境决定论的传统理论，把生态环境从现实的世界系统中分割开来，对人类经济社会完全孤立地考察，把生态环境仅仅看成是一种“社会的世界”的外在力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外在因素，于是“自然的世界”和“社会的世界”的发展史就好像是互不相干的东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工业经济时代的二三百年，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东方经济学，先是经济增长理论，后是经济发展理论，都把生态环境看作经济增长或发展的外在变量，是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条件，这就是传统经济发展观念的“生态环境外因论”。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克服了过去所有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关于生态环境外生假定的根本缺陷，转向在生态环境内生假定下考察现代经济发展及可持续性的源泉，将生态变迁、生态创新这一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基础的决定因素视为可持续发展经济系统的内在力量，突破了当今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框架，形成了生态创新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它的核心内容是生态变迁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决定作用和生态创新内生化及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一起构成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三大支柱。事实表明，20世纪的生态灾难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生产力运行与发展的实践表明，生态环境不仅是现代生产力运行的外部环境，而且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因素，成为现代生产力稳定运行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素。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关系，环境变迁、生态发展将日益决定现代经济发展模式、道路方向和发展趋势，使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力量。这就是“生态环境内因论”。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确定，为把生态环境内化为独立的现代经济发展要素提供了基本经济框架，21世纪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将会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三)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内在统一。工业文明发展时至今日，无论是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当代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都向人们经济活动与发展行为提供无限制地追求经济增长或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发展的理论原则和实现途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所创立的地球有限论已科学地阐明了现代经济发展既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也不能超越地球资源环境承载力，要求人类经济活动与发展必须限制在地球资源环境系统的生态容许限度内，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性，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换言之，人类经济活动和发展行为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强度不能越过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污染物排放量在生态系统的容纳能力范围之内，这样的经济发展就具有可持续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

(四)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关键是市场原则、技术原则和生态原则三者紧密结合与成功协调。21世纪现代经济发展，必须正确地把市场机制运行——技术进步推动——生态环境支撑三者紧密结合、有机统一、成功协调，充分发挥三大原则的协同作用，这是21世纪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原则。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缺陷是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的。因此，直至今日，国内外主流经济学仍只是强调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能够解决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极端相信市场原则和技术原则而否认生态原则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这是传统经济学的中心原则。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确实是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两个基本工具。但由于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都是把无限制地追求经济效率作为惟一目标，而忽视生态上的要求，这种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不仅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而且还成为当今生态危机的经济和技术根源。在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即使可以解决资源环境的某些具体问题，但它们最终都不能也不会克服地球资源本身的有限性，因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环境全球化相互融合的大趋势下，对于环境修复或生态恢复方面，市场和技术只是个配角，必须依靠它们与生态原则的紧密结合与成功协调的协同作用，才能终止当今不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这是21世纪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也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最基本原则。“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就应该也必须首先遵循生态优先规律；一切经济社会活动都要根据生态系统安全优先的原则，构建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安全体系。”这就是说生态优先是生态发展和经济发展等一切发展的最基本原则。因此，必须尊重自然生态极限的原则。尤其是用生态原则矫正市场原则和技术原则导致的生态环境负效应，规范2l世纪现代经济的发展，使现代经济运行朝着生态化的可持续性方向发展。

(五)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假设是经济人向社会生态经济人的转变。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基本范畴或理论基石。所谓经济人或理性经济人作为经济行为主体，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几百年间是在不断地变换自身存在的形态，但在经济社会活动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个本质是不变的。因此，按照理性经济人行为假设，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所有的行为主体惟一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实现当代人自身的经济利益，就可不惜牺牲自然的利益，牺牲他人或他民族的利益，尤其是涉及代际资源配置问题时，这一假设就只会起负作用，只能牺牲后代的利益，从而产生对自然、对他人或他民族、对后代的不公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当今不可持续发展危机是理性经济人造成的。换言之，建立在理性经济人行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经济根源。这种经济根源反映了当今全球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市场竞争机制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在西方经济学演变和发展过程中，西方学者不断对理性经济人进行尖锐的批判，并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正。但因西方经济学天然存在着一个致命弱点，即不承认人的自然本质是生态人，忽视了人的生物性和环境性，错误地把生态环境作为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一个外生变量，是人的征服、掠夺和占有的对象，经济行为主体为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既可以无节制地消耗地球资源环境，又可以不计算生态成本和环境代价，也就必然形成“公有的悲剧”。哲学家余谋昌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当代环境问题是理性经济人造成的。”①美国生态后现代主义奠基人查伦·斯普瑞特奈克认为，“在经济领域，生态社会的视角拒绝把人看作‘经济人’，还反对把经济当作社会的核心焦点

和驱动力量。”在10年前，笔者就明确指出，“鉴于经济人假定不仅在涉及代内公平问题研究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而且在涉及代际公平问题研究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不应该将它视为生态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更不能作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因此，我们必须把新兴经济学理论引入现代经济发展理论，拓展和修正经济人假设与新经济人假设，确定社会生态经济人的新观念，将现代经济行为主体视为社会生态经济人，使其行为规范建立在社会生态经济人理论假设基础之上，推动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从经济人向社会生态经济人转变。

所谓社会生态经济人，是指现代经济行为主体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的偏好仍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但其在维护人的利益的同时必须同等地维护自然的利益，必须促进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相统一，必须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并不使后代人福利减少的代际公平获得实现。在21世纪的生态文明时代，经济人、社会人和生态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统一的。经济人是社会人，也是生态人，每个人在现实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中是集多种生态、经济、社会关系于一身的，既是个体人同时又是多种生态、经济、社会关系主体，即人在经济系统中是经济关系主体，在社会系统中是社会关系主体，在生态系统中是生态关系主体，因而，在现实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中，现代经济行为主体就是生态人、经济人和社会人的有机统一整体。只有这种有机体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因此，社会生态经济人假设是经济人、社会人与生态人假设的有机统一论，必然成为21世纪生态文明时代新兴经济学即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基本理论假设。

四、加强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综合的理论平台建设

(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是过去所有的东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的非持续性，即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的无限性，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的无限性，地球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无限的，并把经济看作不依赖生态环境的孤立系统，是可以无限制增长的。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的非持续性，即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活动与发展行为，是与可持续发展相背离的行为规范，必然造成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退化，极大危害后代的发展。三是当今世界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的非持续性，尤其作为发展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资源配置理论，它所关注的是在资源数量一定条件下，如何配置资源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即只是资源利用方式的优化配置，无视自然资源的稀缺与极限，甚至认为经济增长或发展不可能受到自然资源的绝对短缺所阻碍，也不会构成经济增长或发展的限制条件。四是当今主流经济学研究目标的非持续性，它们始终是以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及追求物质财富的无限增加为根本目标。因此，这种理论的经济增长本身就是目的，强调以物为中心、以物为本，人和自然都工具化了，完全不符合可持续性经济运行与发展的根本目的。

(二)以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为代表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在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20世纪中后期经济学的新兴学科产生和原有新兴学科的发展，使非主流经济学理论获得突破性进展，这表现在对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对知识经济问题的认真探讨，成为21世纪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基本走向。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就作为可持续性经济学的典型学科，是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学的基本标志。它不仅在理论前提、基本理论假设、核心理论、研究目标等基本理论问题上都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它能保证现代经济发展和可持续性的内在统一，达到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发展的“双赢”目标。因此，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经济学科的产生与形成，完全可以称之为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变革的重大成就。它是对当今世界主流经济学的一种突破，是对现存的东西方经济学的一种创新，标志着工业文明时代传统经济学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重大转变，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三)加强以可持续性经济理论为中心内容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综合平台建设，以适应2l世纪现代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客观需要。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的生态革命即可持续革命，既是一场彻底的人与自然发展生态关系的伟大革命，又是一场深刻的人与人发展经济关系的伟大革命。因而是一场现代经济社会的全方位、最深层的巨大变革，是人类历史发展以来最深刻的生态经济社会变革运动。因此，包括当代中国在内的当今世界在21世纪可持续革命和可持续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将为构建以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为中心内容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综合平台(它实质上是新兴经济学科综合平台)提供最充足的源泉和最强大的动力，使以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为代表的可持续经济科学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总之，我们要拓展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视野和领域，把新兴经济学科研究推上新的水平和新的境界，加强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综合的理论平台建设。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为指导，以当今世界正在日益发展的新兴经济学为基础，科学综合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构建一种超越当今世界主流经济学的可持续性经济学的新范式，即创建在经济全球化和环境全球化相互融合大背景中科学揭示生态文明时代现代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它的理论实质是以人为本和以生态为本的有机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人的发展和自然发展都是经济发展目的的新范式。这是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面临的重大任务，是建设生态文明赋予我们的崇高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郭连强)

作者：刘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