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专业政治经济学论文

摘要：线人的出现无疑是媒介竞争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本文致力于对“新闻线人”即“报料人”这一另类职业进行解读，用文森特·默多克著作《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商品化这一维度解读新闻线人产生的客观原因与必要性;运用内容分析法，分析电视台内部新闻线索库的线索，以时间、地点、固定操作员为定量，分析新闻线人的主要集中类型。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新闻专业政治经济学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新闻专业政治经济学论文 篇1：

新闻专业主义的迷思

问：你很早就出国留学，是如何走上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道路的？

答：1986年，我公派到加拿大留學，无意中去了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重要院校——西门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到那里的第一学期，我旁听了西方批判传播学重要奠基者达拉斯·思迈斯（Dallas Smythe）的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本科生课。他曾任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为美国广播电视管制中“公共利益”原则的建立作出过贡献。然而，我去的第二年（1987年），里根主政下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就把“公正准则”给废除了，说它不符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这一准则要求美国广播电视提供一定的公共事务报道，并在报道中对不同立场保持公正。这对我是个极大的震撼，因为“公正准则”实际上是美国新闻报道的专业主义和客观性原则的很重要表达。在广播电视政策领域，这也是“公共利益”原则的具体表现之一，其核心是公众得到充分和公正信息的权利，要高于广播电视拥有者的产权，以及资本以作为公共资源的无线电波牟利的绝对自由。“公正准则”被废除，是美国广播电视管制中“公众利益”让位于资本利益的症候。

部分受这一事件的影响，我的硕士论文主题是北美新闻客观性理论与实践。在我读博的前期，我和导师合作，在硕士论文基础上写成了《维系民主？新闻与客观性的政治》一书。在书中，我们提出，媒体的资本逻辑和民主逻辑之间是有矛盾的，前者是一元一票，后者是一人一票。在北美，以客观性为核心的媒体专业主义的危机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体制的危机组成了一体两面的“双重危机”，而一个危机中的新闻客观性体制已无法承担起维系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大厦的重任了。正因如此，自由主义传媒理论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新闻自由、第四权力、新闻市场中的“消费者至上”等，其实都是“消耗殆尽了的意识形态”。[1]

问：你在中外媒体和意识形态领域深耕多年，前面你也涉及了新闻专业主义问题。你是如何在中外媒体的不同语境下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答：1997年，我得到了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传播学助理教授职位，那个学校也是批判传播学重镇。[2]在那里的三年间，我开始从博士阶段研究的中国媒体改革和意识形态问题转向聚焦中国电信和更广阔的信息产业的改革。正是在研究“三网融合”问题过程中，中国无处不在的革命遗产和社会主义经验刺激我重新研究中国的媒体和意识形态领域。

于是，我花了10年时间，在2008年出版了有关中国传播政治经济的第二本英文书，其中文版不久前以《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为名在台北出版。我在这部书中突出了重新言说社会主义的主题：第一，挥之不去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历史遗产;第二，有关中国改革何去何从的媒体和网络讨论、社会抗争与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关系。应该说，10多年后，这两个问题不仅依然相关，而且因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而变得更加尖锐了。

也正是在对中西方媒体的比较历史研究中，我发展了对“新闻专业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我不是抽象地反对新闻记者的专业精神，就像我没有抽象反对新闻客观性原则一样。专业精神有如工匠精神和敬业精神，各行各业都应如此;但一旦上升到“新闻专业主义”，就有了“至上”的意涵，成了一套意识形态，规范着新闻媒体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权力关系。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专业主义成为美国的主导性新闻理念，这一过程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背景。针对美国报业的垄断与集中的倾向、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的讨论，以及新闻业越来越受制于商业集团和资本利益的事实，专业主义一方面成了报业阻止政府管制的护身符，另一方面又成为自由主义媒体精英社会改良和中产阶级自我身份认同的基石。毕竟，哪家私人媒体公司会自愿接受国家管制，谁又愿意把自己定位为商业媒体中为资本服务的雇佣劳动者呢？更重要的是，美国专业主义新闻业的存在还基于一套有关社会基本价值的意识形态“共识”。

事实上，只有在意识形态“共识”被假定存在、论争有限的条件下，新闻记者从“客观”和超越政治派别的公共利益立场的报道才有可信度。但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后期反越战和民权运动的兴起，美国社会在二战以后出现的福利资本主义“共识”被挑战，新闻专业主义的“黄金期”也就过去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媒体产业结构和政治文化条件发生了重大改变。在当下的美国，伴随“事实”和“真相”的极度商业化，以及社会撕裂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希拉里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精英因自己的傲慢和缺乏反思性而失去制造“共识”的能力和信任。在这一的语境下，即使你提供更多的真相，那些被希拉里骂成“失败者”的选民们也不会选择相信的。这里涉及中国传统传播理念中的“心”与“思”的关系。针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自由主义新闻业的“双重危机”问题，解决的办法不是更多的真相和媒体专业主义，而是更多的实质性民主，让民众免于对自己生活没有控制和预期的恐惧。

回到中国新闻业的语境下，如果把新闻专业主义理解为美国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中的那一整套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媒体权力关系和新闻规范，那它没有发展的制度空间是事实。实际上，这一套在民国时代就被争取过和尝试过了，但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新闻理想，早被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否定和扬弃了。在中共新闻史中，党性、专业性、群众性的关系问题，在延安时代就已经有一套基本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了。当然，这个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闻专业主义之所以作为一种受压制的理想，不断被提出来，其强调的显然不是工匠精神意义上的敬业，其针对的也不是媒体的市场化和商业主义所带来的问题。相反，它以媒体改革为契机，争取的是媒体和知识精英相对于政治权力的自主性，以及新意识形态霸权。20世纪90年代以后，媒体的商业化和市场化在为专业主义理想的表达提供了经济基础的同时，又因带来了新闻领域的腐败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偏颇而失去广泛的社会认同。

正如我在《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指出的，中国商业化媒体中的新闻专业主义具体实践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高度契合。当下，媒体专业主义倡导者的困境也很明显。一方面，传统媒体市场的萎缩、极端商业主义、新闻工作的“民工化”、自媒体甚至“机器人写作”已经侵蚀了媒体精英的专业主义经济和职业根基;另一方面，日益激烈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斗争、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干群之间的矛盾又使执政党不断强化媒体的党性原则和各种宣传纪律，并不断要求媒体人通过“走转改”等行动贯彻群众路线，以“人民的名义”从事新闻工作。

问：你会如何回应对以你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如下批评：“只批资本，不批权力”，以及你如何看待“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無意义”这样的说法？

答：第一，这里的“权力”一词特指国家权力，而有时“市场”一词又用来隐喻“资本”，尤其是私人资本。[3]实际上，这可以说是一些学者按自己所假定的“国家对市场”或“国家对资本”二元论设置的一个稻草人目标。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里，国家和资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相互构建的两种权力，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制度和政策语境抽象地谈这个问题。

前文提及美国广播电视管制中曾经有过的“公正准则”，这是福利社会时代美国国家权力节制资本权力的一种表现。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国家权力越来越从属于资本的权力，所以，“公正准则”被抛弃，公共利益原则也边缘化了。在中国的语境下，面对跨国资本对中国网络的影响、私人资本在娱乐圈的呼风唤雨，我们为什么不能批判资本，要求国家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节制私人资本的社会传播权力呢？此外，对市场威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偏向，批判传播学者也一直持批判的态度。换言之，由于批判学者大多是希望中国能在改革中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在利用资本的同时节制资本，所以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他们被认为“不批权力，只批资本”并不奇怪。

第二， 我在2017年的一个演讲中阐述了对中共新闻理论中“正面宣传”原则的理解，这被看成是为制度辩护。我认为，这与“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和实践里，新闻媒体从来就不是媒体公司及其雇佣的专业记者的事，它本来就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还被称为是人民的事业。作为一个新闻理论原则，正面宣传不是不批评官员和具体政策，而是突出社会主义媒体的价值引领作用。

而“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实际上是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另一叙述，其所假定的是一个稳定的民族国家政治秩序内的媒体批评和正面宣传的关系。但是，放在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语境下，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面对你死我活的国际政治斗争，面对阶级对立条件下的话语斗争，“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同样没有什么意义。西方媒体会对中国这样一个坚持社会主义宣称的国家保持又批评又赞美的平衡吗？面对那些旨在颠覆一个国家政权的声音，能期望其有赞美的动机吗？面对真实世界里的意识形态斗争，这种去政治化的说辞看似不言自明的公理，实际上经不住推敲。在一个强势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需要强化用社会主义价值来引领舆论。这与“为专制辩护”和“为腐败官僚辩护”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学理层面把两者分开，并在具体的报道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正面引领和批判的关系上，还有一个历史的维度。资本主义是一个发展了500多年的制度了，它是一个守成的制度，它的核心价值是其意识形态机器几百年引领的结果，而且已经成了在国际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中国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的历史，不仅内部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和挫折，而且一直处于资本主义强大的意识形态攻势之下。

在过去，我们往往片面强调美国媒体对政府的批评角色。实际上，对政府的批评只是美国媒体的一部分功能。竞选期间的政治广告是对制度合理性和体制优越性的最好宣传。对美国这样一个帝国式民主国家（imperial democracy）而言，外交更是内政的继续，对外宣传也是宣传。当我们把美国整个国家的对外传播与美国媒体的对内功能割裂开来，并拿美国私人媒体的部分功能来衡量中国的媒体功能时，我们已经陷入了美国国家的意识形态迷思，忘记了美国国家的帝国主义性质。

总之，媒体批评很重要，舆论监督不可缺，这毫无疑问。但是，不能抛开一个国家的性质及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中的态势，抽象地谈媒体的批判和正面宣传问题。当美国统治阶层已经把中国当作战略对手，当美国媒体对中国充满偏见甚至敌意，当国内外势力利用各种新闻事件制造直指体制的负面舆论，甚至要用谣言颠覆政权的时候，“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样的言说，就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常识。

问：你学的是西方资本主义语境下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你是如何用它来构建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呢？

答：我是在1994年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开始对中国新闻传播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当时，中国媒体正处于1992年后的商业化大潮之中。周末版、珠江经济广播电台、东方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各种都市报纷纷登场，商业化大潮一浪接一浪。当时自由主义学者的假定是，中国媒体的商业化能带来其所想象的媒体民主化，而西方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倾向于简单地认为，中国走上了与全球资本主义接轨的不归路。

但是，我十分警惕这两种想象。原因有两点：第一，我在硕士阶段的研究和《维系民主？》一书中已经完成了破除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新闻专业主义迷思的工作。这为我反观中国媒体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1998年，我的博士论文以《媒体、市场与民主：党的路线和商业路线之间》为书名在美国出版。在这本书中，我指出，20世纪80年代新闻改革的一些理论有自由主义和技术精英主义的倾向，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商业化带来媒体业的发展和活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社会表达的空间，但是，商业化和市场化并没有给工人与农民带来更多的表达机会，甚至还带来了腐败，例如“红包新闻”。正如我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所反思的那样，在当时的后冷战语境下，“民主对专制”的话语已取代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国际意识形态框架。有关中国媒体商业化和民主化关系的研究，也正是在这样的后冷战“民主对专制”框架中展开的。

第二，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国，当时所持的有关中国改革的“初心”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向资本主义全面转型。到了国外，这一“初心”一方面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学的强化，另一方面又使我对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持的中国已经走向资本主义导向的改革认识保持一定的警觉。因此，我一直坚持社会主义的学术主体性。我希望中国更民主，但我学术中的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而是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在《媒体、市场与民主》中，我认同人民民主是一种更有大众视野的实质民主观。[4]作为《维系民主？》一书中对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立场的延续，在《媒体、市场与民主》的结论部分，我强调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言说。

总之，我呼唤的是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而不是市场化一路走到底，因为我在《维系民主？》中已经清楚表明，媒体商业化有反民主的倾向，而资本主义更不是出路和历史的终结点。这不是我不知“中西语境”的区别、盲目拾西方批判学者牙慧的结果，而是我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从中国革命的内部逻辑出发，不但认同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历史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可能性的共产主义，而且直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更重要的是，我反对那种“西方已经吃饱了才要减肥，我们还饿着”的线性历史观和西方中心主义思维，认为只有西方批判知识分子才配批判资本和谈社会主义，而谈中国社会主义不是不知“文化语境”，就是政治投机。

面对当下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有人提出了医疗、教育、养老、住房这些社会领域的去商业化，认为这符合社会主义的目标。作为新闻传播学者，我认为这一领域的去商业化是前面这些社会领域去商业化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因为，新闻传播事关社会的精神生活、价值和方向，生活的意义，以及“什么才是好的生活”的定义。

如前所述，我的研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在今天中国传播业包括媒体本身已经市场化和资本化，也即成为经济基础的重要部分的时候，重新言说和探索社会主义是否还可能？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政治的主体性和意识形态领域也具备相对独立性。早在2000年，我就与美国的一位资深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同事有过争论，认为中国与数字资本主义整合的过程不但还没有完成，而且充满了斗争。原因有二：

第一，官方没有放弃社会主义话语。作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者，我相信这个话语本身是有力量或社会效用的。第二，一些老百姓还在用社会主义话语来抗争。当然，有些人对此也是视而不见，或者贬低人家没读过书。在一个国内的课堂上，我还碰到过一位博士生，当我说到一位底层报摊老大妈，用“这不是社会主义”来挑战侵害她利益的行为时，就说这个老大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没有读过书。我猜想，这位博士生的言下之意是这位老大妈没有读过自由主义经典吧。让我欣慰的是，当我离开校园坐上出租车，与司机谈起课上内容时，我得到了共鸣。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我不认为社会主义仅仅是官方的口号，而且它也是下层民众用以影响国家和规训市场，使二者服务于人民的日常实践。当然，理想的情况是，有关社会主义的言论能在一个比较开放的条件下，在一个相对平等的语境中，通过竞争，赢得胜利，成为一种共识。但事实上，这个游戏是不平衡的，反社会主义的声音内外结合，形成了强大的跨国话语联盟和实际上的话语霸权。

问：你如何定位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关系？

答：我做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是建立有全球视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验的学术话语体系。我自认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这点我从来没有隐瞒过。在这点上，我对去年8月去世的埃及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公开亮明自己政治立场的勇气充满敬意。我不在乎别人说我的学术因为明显政治立场而“不客观”和“不专业”，这与我前面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分析是一致的。

作为一位海外华人社会主义学者，我一直关切中国学术主体性的问题。建立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国内语境是繁荣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促进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国际层面，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持续的农耕文明的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和在世界体系中的“崛起”，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是一个可能引发社会科学范式转变的“非常规”案例。从传播学的角度，这涉及整合不同的学术资源，包括中国传统知识中的传播智慧和民间文化、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受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和美国主流传播学影响的国内主流传播研究、受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影响的批判传播学术等。

我的学术对话对象不仅包括自由主义和各种技术决定主义的传播理论，也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后学”框架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我希望通过反思这些学术资源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城市中心主义、白人种族主义以及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等问题，建立有全球视野和中国立场的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模式。我所创立的中加全球传播双硕士学位项目和我近年在故乡浙江缙云的学术实践是这一模式的尝试。

任何学术话语都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当下，中国还是处于引进国外社会科学理论和概念的过程中，可我们的实践早走在前面了。在新闻传播领域，前面我们谈到过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新闻专业主义概念，当然还有西方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然而，这些都解释不了中国丰富的现实，更遑论指导中国当下的国际国内传播实践了。更令人窘迫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在国际话语场上陷入被动。

以软实力问题为例。2018年6月，我在美国开完一个国际会议之后，与一群来自中国的年轻学者谈笑，说要写一篇文章，叫做“你也配姓赵？！”大家知道，软实力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来的一个概念。这是美国精英内部的一个策略性说法，意在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中国把这个概念当作一个中性概念，平移过来，也说建设软实力。几年前，我就在《文化纵横》上发过文章，认为国内对这个概念有误读和误用。重要的是，美国精英不干了！去年年初，美国民主基金会的学者发布的报告，实际上是以赵老太爷的口气，打了阿Q一个耳光，说，“你也配用‘软实力’这个词？！你们那是下三滥的‘锐实力’！”很快，英美主流媒体就开始宣传这个报告，奈自己也写文章炒作这个概念。因为我刚好姓赵，我说了这个后，大家笑成一团，觉的这个文章由我来写，特别有幽默效果。可是仔细想想美国政界、学界和媒体界在中国问题上的基本意识形态共识，我还真幽默不起来。

（作者单位：西門菲莎大学传播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注释：

[1] 我们还指出，苏联的失败不能证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探索的无效，而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反叛也给先前极为自满的自由主义政治和媒体精英们敲响了一个极为必要的警钟。

[2] 当时，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已经退休，我的位置是接替他的。

[3] 许多年前我在国内讲课的时候，也经常听到学生以此质问批判学者。近年来，学生们理论水平提高了，跨国资本和私人资本的权力对媒体和传播业的影响也更昭然若揭了，这样的问题很少听到了。

[4] 我还引用了加拿大著名政治学者C.B.迈克菲森（C.B. McPherson）的民主理论，因为他承认在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之外的第三世界民主观，也就是非自由主义的民主观。

作者：赵月枝

新闻专业政治经济学论文 篇2：

离现场最近的人：新闻线人现象及有关思考

摘  要：线人的出现无疑是媒介竞争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本文致力于对“新闻线人”即“报料人”这一另类职业进行解读，用文森特·默多克著作《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商品化这一维度解读新闻线人产生的客观原因与必要性;运用内容分析法，分析电视台内部新闻线索库的线索，以时间、地点、固定操作员为定量，分析新闻线人的主要集中类型。本文将着重从新闻线人的产生，类型等方面进行解读，并对这个职业或现象存在的问题和隐患提出反思。

关键词：媒介竞争;媒介经济学;新闻线人;报料人

每一起事件的现场，每一个社会的角落，都会有人去拨打媒体新闻热线。随着媒介竞争的加剧，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力拼独家，力求出彩。具有编制的职业媒体人分身乏术，尤其是在新闻线索的采集上时常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时他们就需要某种“外援”的帮助，这些“外援”大都是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和领域，在各种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他们常常被称作为“线人”。

一、报料人、新闻线人

（一）新闻线人的定义及其形成

提供线索的人被称为“报料人”或“线人”，新闻线人，即“通过提供新闻线索而从新闻媒体获得报酬的人”[1]，“新闻线人”的出现是媒体为了在竞争中占得先机，有偿征集新闻线索的结果。非专职新闻人员追寻或发现新闻线索并主动提供给媒体，媒体给予一定的报酬。早在2003年3月，新华社通过在伊拉克当地线人提供的线索，得以在全世界第一个发出伊战爆发的消息，成就了新闻史上中国媒体第一次“世界性质的领先”[2]。线人与传统的通讯员不同，他们来自于媒体编制之外，向媒介机构提供线索以获得相应的报酬，二者之间属于一种商业的交换关系。线人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所获知信息的第一现场和主要来源，是“离现场最近的人”。

几乎所有行业的演变都是经济发展史的一面镜子。媒介行业也不例外，随着媒介资源的不断扩大、完善，与之互为因果的受众需求也呈膨胀之势，于是乎媒体竞争日趋激烈，一家媒体能否在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内容为王，渠道制胜”是当前的最好出路。信息来源于生活，承载着现实，最终描画着实践。线人比职业记者编辑更为自由，与现场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们又是“离新闻最近的人”。

（二）线人与传播政治经济学

说到媒介发展的重要目的之一——产生效益，那就不得不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一下线人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效益。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商品化作为其中一个维度，在线人产生及运用的过程中，“商品化”上体现出了对整体经济普遍商品化过程的促进和对受众商品的优化选择[3]。从传媒经济学的观点看，现如今新闻内容普遍存在同质化现象，一家媒体能否脱颖而出就成了各传播主体力求做到的事，于是独家新闻就成为供不应求的稀缺资源，然而，真正拥有媒体编制的职业记者和编辑的精力与注意力是有限的，无法在新闻采集的第一个环节上分配过多的时间精力，在新闻采集的最初环节，运用“替身”——线人替自己做这些繁杂的工作是很划算的。媒介资源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商品，线人与媒体的交往过程也就是一种商业劳动行为。从媒介机构的立场上来说，花钱购买新闻资源并不是吃亏的事情，虽然从表面上看成本增加了，但是相对于职业记者编辑的薪酬而言，付给线人的报酬可谓实惠得多，整个新闻播发环节的劳动力成本降低了。随着媒体市场化的程度深入，各大媒体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为了避免新闻产品“同质化”的现象，新闻源的多样性必不可少。对此，一家报社主管也认为，媒体只要注意对“新闻线人”的开发利用，并且加以引导，实质上也是一种低成本的用人谋略。线人替记者分担了很大的工作量，省去了媒体工作人员盲目寻找线索的时间和精力，提高了整个媒介产品制作过程的劳动效率。新闻线人还未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的制度和体系，其中的“可操作性”导致了线人报酬的相对低廉，与他们所带来的实际效益相比，在大多数情况下，启用新闻线人可谓“稳赚不赔”。

从政治层面上来看，改革开放催化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与政治有着微妙关系的新闻也有了比较宽松的发展余地。从改革开放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等步伐的逐步进行和深入，新闻改革也随着大时代而逐渐加快步伐，各种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凸现，并且竞相争艳。近年来，“市场”、“竞争”、“产业”等名词和概念深入到各行各业，新闻内容和消费者概念的思想渗透到了媒介行业之中，媒介的产业化经营和市场化运作已成为各媒体发展的方向与行为方式，媒体获得了与以前相比，不可思议的自由。过去一些未涉及的，甚至是敏感的题材在如今的媒體上也比比皆是。竞争导致了新闻资源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根源在于线索的丰富性与及时性，可以说新闻“线人”的出现、发展、成熟是一件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二、新闻线人的几种来源

笔者暑期在电视台实习时有幸接触到了电视台内部的新闻线索库，从而有机会对海量的新闻线索及其提供者，即报料人或者新闻线人进行内容分析。选取湖南省内的永州、郴州、长沙和株洲四个消息来源地进行分析;时间从2014年4月至7月，此间线索库线索的数量达到一个峰值的时候;此外，所有的新闻线索均来自经接线人员确定过的，确保信息的基本完整。

笔者从操作员与记者编辑处得知了报料人的身份和基本信息，在抽样选取的100条线索中，得出了一定比例的报料人身份类型，总结出线人的三种主要来源，按照数量由多到少来排列主要有三种。

（一）当事人

这种“新闻线人”本身就是事件的当事人，事件能否被采用，以及被报道之后的发展和走向与他们息息相关。这种新闻线人也是最热情，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报料人，爆料的原因在于求助媒体解决自身难题。他们所期待的并不是栏目组给予的金钱奖励，而是在于事件被采用之前，能否引起注意;事件被采用之后，如何报道;事件被报道之后将会有怎么样的展开。在新闻制作的每一个过程当中，都会得到此类线人的关心。由于栏目题材的原因，笔者所在的栏目组此类线人数量是最多的，100条中就有多达70余个这种为自己或自己所在的团体讨说法的线人。

（二）关注者

另外一种人群，则基本是节目的热心观众或者是形成了观看习惯的持续性关注者，成为节目组的“兼职线人”，他们有自己的职业或是稳定的经济来源。此类线人只会将线索提供给自己喜欢的媒体，希望能成为节目制作的其中一环，并且运用媒体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真正把电视媒介看成了“自助餐厅”，以期能在电视中看到自己想看的信息，通常，此类线人对报酬的需求热情要略低于接下来要介绍到的职业“新闻线人”[4]。

（三）职业“编外人员”

最后一种类型的线人的行动力和专业程度可媲美职业媒体从业人员。他们拥有较为专业的拍摄装备（通常是自制的），无其他固定职业，几乎全职服务媒体。他们具有相对专业的新闻思维与意识，并有自己的人脉与资源。他们更加知道媒体的需要，会有针对性地向媒体提供线索。有的线人还会紧跟当下的政策，提前踩点做功课;甚至有些线人还拥有了自己的“下线”，初步形成了一个不逊于媒体的“联络网”。线索库中有部分的报料人就是职业“新闻线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了各种不同的事件与地市中，熟知栏目的特性，很快就能知道记者编辑想要什么，与栏目组的财务部门联系紧密。但是，较为可惜的是，这样“高素质”的新闻线人数量并不多，而且媒体获得的线索不一定是独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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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关问题反思

“新闻线人”这一新型职业的诞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媒体的部分运作方式和思维，这个群体的被接纳、发展和壮大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必然的结果。然而，在这个群体如火如荼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它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个离新闻源头和现场最近的人，线人对于传播的各个环节都至关重要。理性的思辨于他们自身、于媒介从业人员、于传播效果都是极有裨益的。

（一）于自身：亟待增强的人身安全状况

新闻线人并不是一份平和安详的职业。2003年，两名线人在暗访广东普宁的烟草制假窝点时身份暴露，被制假者殴打致死;2014年，湖北公安县女子卷走超过7亿钱财，记者采访后线人被殴打……然而，作为施暴者眼中的“叛徒”——线人的生命安全是没有相关保障的。

在多数新闻中，线人与记者联络的工具大多是手机和摩托车，媒体并没有给其提供专业的通讯设备和交通工具，很容易被人发现，之后所能采取的措施也及其有限。所以“线人”被报复的概率极高，受到伤害的严重程度也很大。有些媒体为了提高新闻来源的可信度，会将爆料者的有关资料，甚至是长相公之于众，丝毫没有考虑到线人的危险处境。线人被恼羞成怒的“被揭发人”报复致伤致残甚至致命的惡性伤害事件层出不穷。

在实体权益方面，“线人”没有正式与媒体签署劳动合同，缺乏官方的认定，处于灰色地带，身份尴尬，而且我国目前并没有关于“线人”权益保护的有关法规条文。这也让他们的权益保障问题成了束之于高空中的楼阁。

对于线人的安全问题，媒体并未实行一套完善的管理方案，只有事后补偿制，缺乏伤害来临之前的预防措施，一些媒介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会提高对线人经济方面的补偿，而且是作为“奖励金额”这一名义，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任何有建设性的保护措施。

（二）于传播质量：“报料”质量参差不齐

线人不受保护与普遍认可的尴尬的地位造就他们的不专业。这个新兴的职业正式进入中国是在20世纪90年代，很多机制还不够成熟，大多没有受过专业的系统的新闻教育或培训，不了解传播的规范和新闻价值，不了解“新闻五要素”对新闻的重要，更加不懂真实客观原则。有时记者为了抢独家，抢头版，不惜用尽一切手段争取线人，扰乱了媒介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为了避免错失先机，有时在没有筛选线人身份、甄别信息真实性的情况下就贸然发稿，导致不实报道的出现。由于线人与记者的种种不规范行为使得新闻发稿过程中做了种种无用功，线索的利用率不高，媒体筛选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反而增加了工作量，利用“线人”，不但没有节约劳动力，反而事倍功半。

线人的个人素质也是线索采集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控因素。为了媒体的经济报酬，线人绞尽脑汁挖掘别人的隐私和行业机密，触犯法律，给媒体带来许多莫须有的麻烦;有的线人为了追求速度，在没有做出任何举证的情况下就贸然爆料，其中不免添油加醋，造成新闻的客观失实;更有甚者，没有料也要强行“爆料”，不惜炮制新闻;此外，很多作为事件当事人的线人还会为了自身的立场误导媒体，提供倾向性很强甚至是虚假的信息。

（三）于媒体从业人员：工作的双刃剑

线人是媒体与群众之间的一个桥梁，是传者与受众良性互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在新闻媒介发达的国家，有的记者会有属于自己的“线人网络”，他们比普通受众专业性强，却又比职业记者更具灵活性。根据这一特点，他们能与写稿的记者编辑里应外合，奔波在大街小巷寻找“第一手资源”，给专业媒体从业人员注入了一股鲜活的动力，能够振作新闻业的士气。然而过于依赖线人的所谓“爆料”久而久之会助长职业记者的惰性，传者的本位意识被过度削弱这对新闻的专业性危害甚大。在记者的依赖性和新闻时效性的双重压力下，媒体职业从业人员容易受制于线人，被线人牵着鼻子走，失去了传媒应有的影响和改造现代人的意识和行为的社会职能[5]。做出的新闻赚了吆喝却赔了口碑，不利于打造精品，更会加剧媒体间的恶性竞争，败坏行业风气。

线人相较记者和观众而言，与新闻现场之间有天然的亲密感，是实至名归的“离现场最近的人”。线人之于群众、记者和整个新闻行业，都是悬在其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它在我国方兴未艾，还有诸多的不成熟，没有保障制度、没有正式“名分”、更没有科学的运作流程。如何科学有效地利用，使之进一步走向规范化、职业化、成熟化是接下来新闻业界的一项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 萧燕雄，周少四.新闻线人制度保护刍议[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4）.

[2] 文汇读书周报，2003-04-13.

[3] 罗昶.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央视二套定位演变[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4] 新华网.京城“新闻线人”：另类职业“看上去很美”[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focus/2004-07/20/content_1598705.htm.

[5] 李琦.对“新闻线人”热的冷思考[J].当代传播，2006（3）.

[责任编辑：思涵]

作者：骆一歌?

新闻专业政治经济学论文 篇3：

浅析数据新闻时代的新闻生产及新闻伦理问题

摘要：数据新闻是在互联网时代随着大数据的生产、存储及算法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兴起的新闻版块。正是因为伴随着的大数据资源的特殊性，相较于传统新闻生产，数据新闻生产的权力出现了位移，数据平台出现了数据新闻资源垄断等新特点。权力位移与资源垄断进而对新闻伦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除了从传统的新闻传播视角进行伦理探讨外，还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及媒介环境学角度对数据新闻时代的新闻伦理问题提出了几点新的看法。

关键词：数据新闻;新闻伦理;新闻生产

一、 数据新闻的发展格局

数据新闻，是指利用数据进行生产的新闻，也被称为“数据驱动新闻”。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数据的种类和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曾经我们可以在报道中看到一些简单的百分比数据，也可以看到一些简易图表，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更多公开的国家、企业、个人等数据，以及更多呈现形式的数据，如地图、动画等。根据支撑数据新闻的数据多少和难易程度，数据新闻可以分为“小数据新闻”和“大数据新闻”，本文将要探讨的是“大数据新闻”，简称“数据新聞”[1]。

21世纪初，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成熟，由此出现互联网终端设备的不断普及，再加之“开放数据”的需求和运动在全球的蓬勃发展，大数据时代随之到来。虽然数据新闻并没有成为新闻业主流，但是这种报道模式受到了国内外新闻界的关注和重视，并被不断运用于实践之中。2008年，在社交媒体崛起的大背景下，9 月的《自然》杂志推出了名为“Big Data”的封面专栏。2009 年年初，英国《卫报》在网站上创建“数据博客”栏目，成为数据新闻实践的领跑者[2]。

英美媒体较早开启了数据新闻栏目的报道和运营，是该领域的“执牛耳者”。国内的数据新闻虽然起步晚，但近些年的数据新闻实践已逐渐崛起。如网易的“数读”栏目，财新的“数字说”频道。在2018年全球数据新闻奖评比中，“财新”获“最佳数据新闻团队”奖。由此可以看出，国内在数据新闻实践上已有一定成效。

二、 数据新闻对传统新闻业的冲击

随着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大数据已成为这个时代的标签，大数据资源成为未来新闻生产的富矿，随着国内外新闻团队纷纷建立专业的数据新闻团队，数据新闻对新闻业也带来了不容小觑的影响。

（一）新闻生产：新闻权力位移

新闻生产是在特定领域里发生的，需要人与物等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过程。传统的新闻生产是新闻从业者通过人力采集新闻和数据，用图片、文字、视频等形式输出的过程。新兴的数据新闻生产则是新闻从业者直接利用公开的或未公开的数据进行数据采集，用新式图表解说数据新闻的过程。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媒体所垄断的内容与渠道出现了分离的趋势，传统的新闻分发是专业编辑的权利，但互联网时代，这项权利转移到互联网编辑手中。传统新闻媒体成了内容方，互联网媒体成了渠道方。新闻分发权利转到了代表新技术的方面来[3]。

同理，新闻生产原本依赖于新闻从业者的采访过程与资料整理过程，但随着互联网及各种终端的普及，技术平台成了数据资源的集散地，传统的新闻内容来源也出现了分离，逐渐依赖于新技术对数据的采集和技术对数据进行的统计和分析。

（二）“大数据平台+新闻”：新的垄断

大数据平台，是指生产大数据的平台，主要是指互联网科技公司的数据平台。在美国，如IBM、谷歌、微软、Facebook 和亚马逊等公司，在国内，如BAT等公司。这些互联网科技公司对科技研发投入巨大，如谷歌成立的谷歌大脑（Google Brain）以云机器学习事业群（Cloud Machine Learning Group）为核心团队，吸纳了来自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等高校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和Snap 等社交网络公司的研发高管，其目标是保持人工智能研发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传统的主流新闻媒体遇上了新技术后，十分重视新科技对新闻业发展的研发和应用。美联社、《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三家媒体在新闻业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新闻媒体对数据新闻的开发和应用也是拥抱新科技的体现。但是，很多小型新闻媒体组织渴望利用新科技带来的生产力，却没有研发实力。

与此同时，互联网科技公司拥有了制作新闻产品的市场和机会。互联网科技公司作为大数据的集散地，具有先天优势，只需制定数据计算规则，便可大批量生产数据新闻。Graphiq 就是一家人工智能技术公司，它可以使用从体育、政治、天气和其他领域搜集来的2 500 亿数据点自动生成可视化报道，并提供给新闻机构，如新闻机构可以从Graphiq 购买到报道需要的专业互动地图。

由此可见，传统的主流媒体拥有着优质的记者资源，新兴的互联网科技平台拥有着高效的生产工具，前者可以制作“私家菜”型的报道，后者可以制作流水线的“家常菜”式的报道。原本是由传统媒体控制着新闻内容的生产和分发，随着科技的进步，互联网掌握新的生产要素“大数据”后，新的数据垄断可能出现。

三、 数据新闻时代的伦理探讨

“伦理”和“道德”是一对容易混淆的词语，很多场合的确可以替换。近代哲学家康德、黑格尔将二者的涵义进行了区别和理论建构：“道德”偏向于个人的美德，而“伦理”则是社会共同遵守的道德[4]。也就是说，“道德”的标准更高，“伦理”更像是道德的及格水平。由此可见，新闻伦理是新闻从业者和新闻组织应该共同遵守的行业准则。数据新闻伦理，便是数据新闻从业者和相关组织需要遵守的共同的行业准则。

新闻采访主体、新闻采访对象、新闻报道受众是新闻生产过程中涉及人的环节，所以在传统新闻生产层面，我们针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对新闻从业者和新闻机构提出了诸多职业伦理标准。如应保护被采访对象的隐私权、保护未成年人的信心，新闻内容应真实客观，新闻图片不宜血腥黄暴，杜绝“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等现象的产生等。

但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闻生产出现了变化，新闻伦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数据新闻作为互联网时代新闻生产的代表，其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新闻权力位移，这成为新时代新闻伦理探讨的一个新领地。浙江大学教授赵瑜在其题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伦理：行动与治理》的论文中，提到新闻伦理研究范式的转变问题，传统的新闻伦理研究主要針对新闻工作者和新闻组织应该遵守的职业道德规范，但在人工智能时代，在人人都有麦克风和表达权利的时代，国家层面、组织层面，以及个人层面都负有一定的责任[5]。

（一）微观层面：新闻生产权力位移带来的伦理风险

新闻生产其实与技术息息相关。在传统的印刷时代，新闻生产者是文字工作者，到了电子时代，新闻生产者除了写文字，还是图片记者、摄像师、剪辑师、排版工人、印刷工人。到了互联网的大数据时代，新闻生产者便多了计算机工程师、数据分析师、以及制图软件工程师的要求。伴随着新闻生产流程的增加，岗位重要性的变动，各部门的新闻工作者均受到了冲击。

1.传统的新闻工作者：劳动强度增大

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技术进步带来的新闻自动化，势必造成一部分人失业，而在岗的新闻工作者为了保住“饭碗”，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工作以保证原来的生活。虽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新技术带来的影响程度不同，特别是对于国内的事业体制来说，影响稍小，但总体而言，这是经济规律，是生产力进步之后带来的连锁反应。

在新环境下，新闻生产主体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工作强度加大，另一部分人失业或再就业。首先，是工作强度增大的新闻工作者，他们需要管控多台机器，就像曾经的工厂女工需要控制多台纺纱机一样。增加的强度极有可能使他们遗忘新闻的公共属性，极易产生被动地完成与机器合作的任务，而不是主动地宣传和监督社会;其次，是部分失业或再就业的人，因为生活质量下降，“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的现象会更容易发生。四川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的研究员余婷在其论文《人工智能在美国新闻业的应用及影响》中提到了人工智能挑战新闻伦理的问题，“人工智能的引入让新闻生产变得更加复杂，让记者更难以遵循常规的新闻伦理规范”[6]。

总之，传统的新闻伦理标准，并非建立在人机合作的条件下，新的新闻生产条件改变了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环境，新的伦理问题也会随之出现。

2.新增的新闻工作者：不懂新闻

计算机开发人员、产品设计师、数据分析师成为数据新闻时代新增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拥有开发数据、分析数据等技术本领，他们编写的程序决定着能够生产什么数据，以及数据统计的方法。这与传统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流程类似，如采访什么内容，怎样展示采访的内容。这意味着，在数据新闻生产过程中，计算机工程师应该懂得什么数据是新闻，展示怎样的数据新闻才是合适的好新闻。但现实情况是，计算机工程师对新闻生产一知半解，对新闻伦理更是知之甚少。

数据技术人员是数据新闻生产的源头，也是数据新闻伦理新的领域，如机器人制作的新闻署谁的名字、谁负责等成为新的伦理问题。可见，制定一套让计算机技术人员遵守的新闻职业伦理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中观层面：数据垄断带来的伦理风险

公共数据很有可能抑制原始一手数据的形成。当传统的主流媒体和新兴的技术平台成为数据新闻的主要生产机构时，大多数人只能接受公共数据带来的同质化的数据新闻。通过实地调查采集数据，采用新的方法分析数据，成为难以达成的奢望。何况，现如今的数据库还处于单一状态，没有一个容纳所有数据的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数据新闻，并非全面、客观。

与此同时，数据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数据是如何分析的透明度问题，成为新闻伦理研究的重点问题。不过，算法透明并不意味着客观真实。这中间存在另一个问题，那便是根据预先想获得的数据结果反向推出数据算法。数据虽然客观公正，但如何取舍、加权的决定权在数据分析机构手中。特别是一些排行榜类的数据新闻，数据加权灵活性极强。简言之，算法灵活，可以操控，就算公开透明，“算法”本身不唯一，结果仍旧片面。

（三）宏观层面

1.国家价值导向的伦理风险

新闻的公共属性决定了其在社会生活中塑造公共价值的重要角色。除了一般的新闻消费品外，它还是国家进行价值倡导的工具。数据新闻如何通过数据的语言，利用不同的数据新闻位置，展示国家的主流价值，成为新的伦理问题。面对智能化的数据新闻生产过程，新闻从业者除了需要加强对数据语言的分析能力外，还面临着更严格的价值引领风险。

具体而言，应做好数据新闻的策划工作。有人提出了“新闻策展”（News Curation）或将成为职业新闻从业者的角色转型方向。媒体工作者从传统的把关人身份转型，一方面承担收集素材、事实核查的职责，统筹智能化的新闻生产;另一方面管理分众化新闻生产中有价值的内容[7]。这是数据新闻生产面临的新的、更高的伦理要求。

2.数据媒介带来的媒介偏向伦理风险

数据新闻，是一种主要靠数据说话的新闻。从麦克卢汉的媒介环境学角度来说，数据本身作为一种媒介，具有一种偏向。简单来说，就是生活中的万事万物都将被量化成数字进行记录和计算。随着大数据算法应用的成本不断下降，其最终会走向民用，数据记录和分析的功能最终也会普及到每个人的手中。这是一种增加理性程度的工具，能为生活的决策带来便利。

但同时，数字媒介的存在容易使人专注于数字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出现这些数据背后的原因，出现这些数据合不合理。就如，当人们用货币来表现财富的时候，就会专注于财富的多与少，而忘了我们最初发明货币只是为了方便计数和交换，用货币生产货币便成了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欲望之源。也就是说，数字的频繁使用有可能会增强人们的个人欲望，而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往来。

四、结语

新技术的发明总能带来生产和生活的全面变革。每一种技术也总能将已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平衡关系打破，而给生产关系带来新的伦理问题。从数据新闻生产及传播角度而言，新闻从业者的转型问题、计算机工程师的加入问题、新的技术平台的新闻垄断问题、国家主流价值倡导问题，以及数字媒介对人的感官的影响问题，成为本文探讨的重点。本文虽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角度、媒介环境学角度提出了一些较前人研究不一样的看法，但这些视角的内容仍较浅显，希望能得到老师和前辈们的指导。

参考文献：

[1]张帆，吴俊.2011-2015：大数据背景下英美数据新闻研究述评[J].国际新闻界，2016（1）.

[2]傅居正，喻国明.数据新闻的学科建构：演进逻辑、知识图谱与前沿热点[J].新闻记者，2018（10）.

[3]陈昌凤，霍婕.权力迁移与人本精神：算法式新闻分发的技术伦理[J].新闻与写作，2018（1）.

[4]季为民.新闻道德、新闻伦理相关概念的溯源与解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12）.

[5]赵瑜.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伦理：行动与治理[J].人民论坛，2018（24）.

[6]余婷，陈实.人工智能在美国新闻业的应用及影响[J].新闻记者，2018（4）.

[7]陈昌凤，师文.智能算法运用于新闻策展的技术逻辑与伦理风险[J].新闻界，2019（1）.

[责任编辑：武典]

作者：陈凯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