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经济视阈下经济法论文

摘要：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脱贫攻坚工作有了更高要求和发展指向。生态林业扶贫发展模式着眼生态保护，聚焦资源禀赋发挥，是契合巩固脱贫成果、促进乡村振兴新要求的发展之路。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生态经济视阈下经济法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生态经济视阈下经济法论文 篇1：

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之构建

摘 要：目前，京津冀流域存在一体性与跨区域性、流域内环境资源分配与生态利益分享的不公性、流域生态空间的有限性与环境保护的严峻性等一系列问题，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确立及深入推进为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充分的政策依据。从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构建的具体路径来看，首先，要遵循权义公平配置、平等互利以及“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偿”等基本原则；其次，应秉持政府主导的基本模式；再次，应着重解决区际生态补偿主体厘定、区际生态补偿标准制定以及区际生态补偿方式确定等关键性问题。

关 键 词：京津冀流域；协同发展；区际生态补偿制度

作者简介：尤晓娜（1981—），女，河北石家庄人，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环境资源法；刘广明（1979—），男，河北任丘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河北大學国家治理法治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经济法、环境资源法。

一般认为，区际生态补偿是指在空间上相邻的不同行政区域因处于某一特定的生态系统之中而存在生态依存关系，从而需要在相应区域间进行经济补偿以平衡区域间利益的生态补偿形式。[1]区际生态补偿适用于流域、大气等诸多领域。区际生态补偿发生的直接诱因在于独立的生态系统因行政区划被分割管理进而导致该区域内环境资源分配与生态利益分享不公，区际生态补偿的实施有助于区际生态利益公平的实现、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持续健康发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确立及深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理应被正式提上日程。
一、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构建的必要性

（一）是由京津冀流域的一体性与跨区域性所决定的

作为水循环最基本的地域单元，流域是一个以河流为纽带、以水资源为核心，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整合了众多生物种群、群落、生态系统元素的复合生态系统。[2]从自然属性来看，流域具有显著的一体性特征，是一个以河流为中心而由分水线包围的独立区域，是一个从源头到河口的完整、独立、自成系统的水文单元；[3]从社会经济属性来看，流域又具有突出的跨区域性特征，由水资源的多功能性、流动性等经济与自然属性所决定，流域与人类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并由此形成多个经济发展区域。京津冀地区大部分处于海河流域，①海河将京津冀连成一体，流域内的多数河流最终都在天津汇入海河并流入渤海湾，位于海河下游的天津因此有“九河下梢”的美誉，而北京、天津境内的河流（如大清河、子牙河以及潮白河、永定河等）则无一例外地流经或发源于河北省。海河流域在自然属性上本是一体的，并因现行行政区划而具有显著的跨区域性特征，“山同脉、水同源”这一描述对京津冀而言可谓实至名归，这也为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客观性基础。

（二）是由京津冀流域环境资源分配和生态利益分享的不公性所决定的

京津冀“以水为媒”，海河将京津冀紧紧连接在一起，但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差距、区域功能定位差别以及体制机制惯性等因素的影响，京津冀流域内水资源分配长期实行倾斜性配置，绝大多数水资源为京津两市所占有和利用并由此推动了京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河北省则承担了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重任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成本，进而造成了实质上的不公。有研究者认为，自建国以来，河北省就一直把保障北京、天津两市的水资源供给作为一项任务，其结果就是北京、天津占用了大量廉价的水资源。[4]在计划经济时代，京津两市对于海河流域水资源一直是无偿“索取”。到目前为止，京津冀流域生态利益分享和环境资源分配不公的状况也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京津冀流域内水资源的分配仍是在行政调控下进行的。据相关数据显示：天津市用水的93%、北京市用水的80%均来源于河北省。②在环境资源价值观和生态环境价值论的视阈下，生态利益不是免费的公益品，必须要处理好“栽树”与“乘凉”“打井”与“吃水”的关系。[5]流域内环境资源分配和生态利益分享的不公为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奠定了合理性基础。

（三）是由京津冀流域生态空间的有限性和环境保护的严峻性所决定的

京津冀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三极，海河则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流域并贵为我国七大水系之一，但海河流域的整体生态状况不容乐观：⑴流域生态空间有限，水资源贫乏。受经济发展、气候变化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京津冀流域的水资源承载力已超过警戒线。有研究数据表明：区域内水资源蕴藏量已由20世纪50年代末的280-290亿立方米减少到21世纪初的140-150亿立方米，区域内人均水资源量不足300立方米/年，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7。①京津冀流域用水量占水资源总量的比例高达98.5%，已大大超过水资源可用量为40%的承载能力，②流域内的水资源基本上是“吃光、用过”，不仅没有留下“生态水”，而且存在严重超采地下水的问题，无法保障“子孙水”，由此也危及到了整个区域的生态安全。[6]（2）水污染问题严重，环境保护形势严峻。海河流域水污染问题一直比较严重，目前，劣Ⅴ类水已达40%以上，Ⅵ类水为30%以上，对人类有害的水近80%，海河已经成为一条严重病态的河流。[7]这不仅严重制约了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

水是“生命之源，发展之基”，对于京津冀而言，水资源贫乏且污染严重已成为关系地区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核心问题。已有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均已证明，解决京津冀流域水资源问题，必须从流域整体区域角度考虑，针对流域的跨区域性现实，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思路、方式、方法去解决现存问题。[8]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建立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通过经济利益的再调整、再分配以矫正京津冀流域生态利益分享中所存在的不公现象，保护流域生态环境建设（保护）者、流域生态利益受损者的权益，弥补其在流域环境资源分配和生态利益分享中所遭受的损失，补偿其在流域生态建设（保护）中所支付的成本，进而有效调动其积极性，推进流域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改善，促进京津冀流域区域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四）是由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确立及深入推进所决定的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并作重要讲话，③京津冀协同发展由此被确立为重大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还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七项重点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要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在已经启动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的基础上，完善防护林建设、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清洁能源使用等领域合作机制”。[9]此后，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由此驶入“快车道”。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打破行政区域限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扩大区域生态空间。” 2015年12月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环境保护部发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明确提出了三项制度建设要求，其中之一就是要“建立健全京津冀生态保护补偿机制”。[10]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是率先突破之域、是核心内容，而包括流域在内的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制度构建则是其题中应有之意。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确立及深入推进不仅使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极具必要性，而且极具可行性。
二、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构建的理路

（一）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构建的原则

⒈权义公平配置原则。在现代法治社会，权利的公平享有和义务的合理承担是所有主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得以正常行为的基本前提，也是社会经济良好秩序得以维护的必要条件。生态补偿的实践形式就是公平地分配权利与义务，并以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为主线而融入社会整体公平诉求之中。[11]从权利享有和义务承担的角度来看，生态补偿就是多个利益主体（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种权利与义务的重新配置和平衡的过程，实施生态补偿必须要明确各利益主体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而各利益主体（利益相关者）身份和角色的确定也是以其权利与义务的明确为基础的。[12]要确保生态补偿的顺利开展和有效实施，其前提就是要科学分析、合理界定区域之间、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在环境资源分配和生态利益分享中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确保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均衡统一。[13]由此可见，权义公平配置是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构建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

⒉平等互利原则。平等是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构建需要遵循的另一基本原则。其原因在于：不同于国家生态补偿和区域内生态补偿，区际生态补偿是由所涉区域的相关主体通过平等协商、互助合作而得以实施的，区际生态补偿中的关键主体——生态补偿支付主体和生态补偿接受主体之间并没有行政管理或行政隶属关系，而是处于平等地位。[14]坚持平等原则，意味着生态补偿的直接利益相关方可以依托于协商机制来实现对生态补偿的充分参与，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各主体的能动性，使其在利益机制的引导下，作出最符合社会效率的博弈选择。[15]此外，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还应遵循互利的基本原则。其原因在于：区际生态补偿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区域协调，因此，相关机制和制度的建立要在保障生態利益受损地区或生态环境建设地区应有利益的同时，实现对生态受益地区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维护。[16]如果说平等是区际生态补偿得以存在的基础，那么，互利则是区际生态补偿目标得以实现的基本保障，是区际生态补偿实施的基本遵循。

⒊“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偿”原则。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需要遵循“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偿”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在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中，生态利益受益者应当对生态环境建设（保护）者和生态利益受损者予以相应补偿，而生态环境建设（保护）者和生态利益受损者则有权接受这一补偿。一方面，这一原则的确立是公平正义价值目标的具体体现。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生态利益和环境资源并非是可以任意索取的“免费”午餐，基于公平原则，生态利益受益者理应与生态利益供给者共担生态建设和保护的成本。[17] “谁受益谁补偿”原则的确立可以有效避免在环境资源分配和生态利益分享中出现的“搭便车”现象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上的“公地悲剧”。[18]另一方面，这一原则的确立是由区际生态补偿的本质所决定的。从本质上讲，区际生态补偿就是生态利益受益者对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者或生态利益受损者因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所进行的投入以及发展机会所受的损失进行的经济补偿，其实质是生态产品在不同主体与地区间的平等交易。因此，必须坚持“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偿”的基本原则，以形成对生态利益供给者的长效激励和对生态利益受益者的应有约束，改变以往受益者或受益地区普遍存在的“搭便车”心理，帮助其树立“谁受益，谁就必须付费”的生态产品消费观念。[19]

（二）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构建的模式

作为生态补偿的核心内容之一，生态补偿制度构建模式旨在解决生态补偿由何种力量主导实施以及遵循何种基本规则开展等问题。在实践中，主要有政府补偿模式和市场补偿模式之别，理论上亦有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之争。一般认为，所谓政府补偿模式，是指在政府主导下，以国家生态安全、社会稳定、区域协调等为目标，通过财政补贴、政策倾斜、项目实施、税费改革和人才技术投入等手段来实现生态补偿目的的补偿模式；[20]所谓市场补偿模式，则是指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相关主体通过平等协商达成环境资源分配和生态利益分享协议，进而实现生态补偿目的的补偿模式。政府补偿模式具有补偿形式的控制性、受益者补偿的间接性以及资金来源的财政性等特点，而市场补偿则具有补偿主体的多元性、平等性以及补偿实施的自愿性等特点。政府补偿的具体形式包括财政转移支付、政策补偿、生态保护项目实施等，市场补偿的具体形式则包括“一对一”交易、产权市场交易、生态标记等。从生态补偿的发展历程来看，生态补偿实施之初均是以政府补偿为主导的，市场补偿是在生态补偿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的。

一般认为，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实践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末。从流域生态补偿模式来看，以政府主导为显著特征，即政府直接参与到流域生态补偿的实施中来，政府行政执行成为推动流域生态补偿开展和落实的主要动力和实施保障。其又可进一步划分为政府间强制扣缴、上下游政府共同出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等具体形式。[21]当前，除政府主导模式外，流域生态补偿模式亦有所创新，突出体现在水权交易生态补偿方式的产生与发展上。①就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的模式选择而言，笔者认为，应在借鉴已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京津冀的实际情况，采用政府主导模式，并积极推进以水权交易为代表的生态补偿方式创新。其原因在于：政府主导模式具有启动快、执行力强等优势，而流域区际生态补偿从总体来说还属于新生事物，民众的认知、接受和支持还需要一个过程，市场补偿模式的实施条件和作用环境的形成则需要较长时间。
三、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构建的关键节点

由于所涉利益主体众多、各方诉求差异较大，加之受生态价值评估技术不成熟、横向协调及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缺失等因素的影响，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基本上处于“说多做少”的状态，实际工作推进缓慢，可谓“知易行难”。[22]就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而言，应在吸收已有实践经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立足于京津冀流域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着重解决好以下关键性问题：

（一）准确厘定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主体

作为生态补偿得以顺利实施的基本前提，生态补偿主体的厘定旨在解决“谁补偿”“谁受偿”这一关键性问题，这也是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构建所需完成的首要任务。目前，学界对生态补偿主体的厘定仍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对“主体”这一概念的界定尚有不同认识，如有的研究者将生态补偿接受主体界定为生态补偿对象或者生态补偿客体。①此外，学界对生态补偿主体的构成、生态补偿支付主体与接受主体的范围等亦存在不同认识。

笔者认为，就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主体的厘定而言，应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在流域区际生态补偿的初创及发展阶段，采用政府主导模式，将政府界定为流域区际生态补偿的关键主体。具体来说，在流域中，作为生态利益受损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保护）地区以及环境资源输出地区的政府应成为流域区际生态补偿的接受主体，①而作为生态利益受益地区、环境资源输入地区的政府则应成为流域区际生态补偿的支付主体。待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对其具有一定的认知度、接受度与支持度之后，民众、企业及社会组织亦应成为流域区际生态补偿的主体。

（二）科学制定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标准

作为关涉生态补偿效果、决定生态补偿能否顺利实施的另一关键性问题是生态补偿标准，其是用以确定生态补偿数额、强度的依据或准则，即“补偿多少”。科学制定生态补偿标准，不仅有助于实现相关主体的利益平衡、所涉地区的协调发展，而且有助于促进环保外部成本的内化。[23]因此，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系生态补偿制度构建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但从生态补偿已有实践来看，其还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生态补偿标准整体偏低、过于笼統与单一、缺乏动态调整等方面。就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而言，在补偿标准的制定上，要综合考量流域水环境治理成本、水土流失防治成本、足额水量获取成本以及发展机会丧失成本等多重因素，并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予以确定，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制定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科学合理。需要强调的是，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还要充分考虑社会认知度和支付主体的接受程度，要确保生态补偿利益相关主体之间进行充分沟通，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使其为标准的制定提供客观、专业的支持。

（三）合理确定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方式

作为支付主体对接受主体进行补偿的具体形式，生态补偿方式旨在解决“怎么补偿”的问题。在补偿标准确定的情况下，不同的补偿方式会使生态补偿产生不同的社会经济效果，在特定情形下，甚至会决定生态补偿项目的成败与否。从生态补偿的已有实践看，在补偿方式的确定上还存在较多问题，突出体现为补偿方式过于单一：⑴已有生态补偿以政府补偿为主导，缺乏市场补偿的应用和社会补偿的参与。⑵已有生态补偿以资金补偿方式应用较多，产业扶持、技术援助、人才支持、就业培训等其他补偿方式未受到应有的重视。[24]⑶已有生态补偿方式重“输血”而轻“造血”，从而不利于生态补偿接受主体或地区的长远发展和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

生态补偿方式的合理确定是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构建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为更好地实现生态补偿的目的，在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中，首先，要实现补偿方式的多元化，除专项资金这一传统方式外，②实物补偿、能力补偿、政策补偿等间接补偿方式同样不可或缺。唯有如此，才能给京津冀流域生态环境建设（保护）者提供源源不断的生态环境保护动力，从而形成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效协调的良好态势。[25]其次，要积极创新生态补偿方式，其中，水权交易方式应该成为生态补偿方式创新的重点。所谓水权交易方式，是指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通过水资源使用权的有偿转让以实现生态补偿目的的生态补偿方式。在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实施中，若要推进水权交易方式的应用，需要从多个方面创造其发挥作用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其中最关键的是要推进水资源初始产权的界定与分配。

总之，水是京津冀流域生态利益关联的关键性要素之一，海河则把京津冀地区真正串联为一体，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有其充分的现实正当性；而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确立及“稻改旱”①工程试点工作则为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可行性基础。但需要注意的是，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绝不仅限于流域，大气、固废处置等领域亦应建立相应的生态补偿制度，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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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 静）

作者：尤晓娜 刘广明

生态经济视阈下经济法论文 篇2：

生态林业扶贫中的共治主体与责任建构

摘 要：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脱贫攻坚工作有了更高要求和发展指向。生态林业扶贫发展模式着眼生态保护，聚焦资源禀赋发挥，是契合巩固脱贫成果、促进乡村振兴新要求的发展之路。文章以共生理论为分析框架，首先对生态林业扶贫建设从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四个维度展开研究，阐述其共生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进而对其重要的共生单元——政府部门、社会力量及贫困群众的功能定位进行剖析，以更好厘清三者在生态林业扶贫建设中的主体责任，从而推动生态林业扶贫共治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关键词：生态林业 林业扶贫 主体责任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工作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部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任务一直处于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而“两山论”的重要思想亦清晰阐释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理关系，因而脱贫攻坚工作与生态文明建设是齐头并进、两手齐抓的重要工作部署。生态林业扶贫作为着眼生态保护，聚焦资源利用的新型扶贫方式不容置疑地成为兼顾生态与经济的良善扶贫路。走过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面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战略新要求，生态林业扶贫模式应当发挥出更多效能，因此，对其进一步发展有待深入探究，尤其对参与生态林业扶贫建设多主体的价值表现和责任明确的明析不可回避。

生态林业扶贫就其具体的建设模式而言，是多主体参与、交互合作、协同共治的扶贫范式，亦可类比于生物间的共生现象，因此，本文将对生态林业扶贫建设的探究纳入共生理论的分析框架，以深入剖析其参与主体所应各自承担的责任。

一、共生理论分析框架下的生态林业扶贫

共生现象最早来自于生物学家的发现，用以描述不同种生物之间共存共进的关系和状态。随着共生学说的发展、演化，其亦可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之中，以分析社会生活中的相存相依样态[1]。将其用于对生态林业扶贫的研究是可行和适用的，一方面，生态林业扶贫的意涵与共生理论的要义有着相通性。生态林业扶贫强调要在保护生态的同时，发挥林业生态禀赋以寻求经济效益，意在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人与自然的从对立分离到融合共生，这与共生理论共存共进、互惠互利的内蕴相契合。另一方面，生态林业扶贫的发展模式与共生理论的关注方向有着类比性。生态林业扶贫是有别于传统产业扶贫的新型扶贫方式，对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共同关注，追求多业态交互、多主体协同、多要素协调和多模式联动的互惠共生关系，这与共生理论所关注的不同物种或要素间的交互模式、共生样态有着类似之处。因而，共生理论内蕴的方法论意义可为研究生态林业扶贫建设与发展提供借鉴。

基于此，我们将生态林业扶贫建设过程视为一种多元交互、共进共荣的共生系统。共生理论说明了共生关系的形成需要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共生模式以及共生环境等条件[2]，因而本研究首先对生态林业扶贫共生系统中此四维度展开分析，作为确证生态林业扶贫中主体的共治价值和具體责任的基础，以推动生态林业扶贫中多元融合、协同共治的利益共同体构建。

（一）生态林业扶贫共生单元的交互

共生单元是构成共生关系的基本要素，具有外部特征和内在性质，是共生系统演化的物质基础与条件。不同共生单元的内在性质即质参量的相互表达、相互补充使他们之间的交互合作成为可能。对生态林业扶贫而言，政府、扶贫对象、林业类企业、环保类社会组织、高校等共生单元间的交互是推动生态林业扶贫得以多元协同发展的基础。其中，政府在顶层设计、政策扶持及财政转移等方面对扶贫对象、相关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在选择以林业推动扶贫的行为过程中都有着重要影响，吸引其他主体参与其中。扶贫对象作为脱贫攻坚相关政策的目标群体，有着脱贫致富的意愿，这使得他们对扶贫举措有更高程度的认可和接纳。此外，作为具有林业资源地区的居民，他们更能够在其他主体的帮助下发挥优势创收增收，改变生活。林业类企业，作为资本的拥有者和市场主体，是帮助贫困地区民众将丰富的林业资源在市场中交换的重要桥梁，他们在受到政府优惠政策的同时，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多种林业产业中，对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增进就业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有着相对较大自主性的社会组织，如环保类社会组织同样与不同主体产生交互。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可以将生态环保的理念传递给公众，以影响公众、企业等的行为选择。还能够在当地利用资源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对其他主体进行监督，以确保当地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并未减损生态效益。除此之外，高校特别是林业类高校也同样可以在生态林业扶贫建设的过程中发挥林业高校优势，通过输送林业类专业人才，传授林业产业建设所需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等多种途径促进与多主体间的合作，助力扶贫工作。

（二）生态林业扶贫共生界面的协调

共生关系的形成和发展需要有共生界面作为基础，提供共生单元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传导的媒介、通道和载体并进行协调。在生态林业扶贫建设的过程中，各共生单元之间也通过相应的共生界面完成彼此之间信息、能量的互递，从而形成稳定的共生关系。在不同扶贫模式的实践探索中，生态林业扶贫中的主要共生单元，通过市场机制、政策支持和组织协调等构成的共生界面，对生态林业扶贫建设有着重要影响[3]。市场机制使得林业资源、企业资本、产业技术、劳动力等多种要素得以有效配置和利用;政策支持使得林业产业在发展中涉及的经济法规、行政管理、战略规划等能够得到稳定和调节。组织协调则让林业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科技人员等主体间相互合作，相互协调，促进生态林业扶贫中多主体协同的形成。他们共同构成的共生界面影响着共生能量的输出和提质，从而使生态林业扶贫共生系统中能量交换的畅通和深入。

（三）生态林业扶贫共生模式的演化

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结合的形式，在生态林业扶贫建设过程中，可以呈现出多元主体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程度和质量。根据共生理论对共生模式的划分，从组织程度上可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和连续共生;从行为方式上则可分为寄生模式、偏利共生和互惠共生模式。在生态林业扶贫提出的早期阶段，点共生和寄生是普遍的状况。生态林业扶贫中不同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带有随机性和不稳定性，生态林业扶贫作为一种理想的扶贫模式和概念被提出，但多停留在政策设计中，更多依赖于政府发挥的作用，而较少有企业、贫困户等多主体的主动和长期参与。随着生态林业扶贫模式的渐次推行和成效初显，其更多呈现出间歇共生和偏利共生的样态，各主体、各要素、各产业间的交互融合具有间断性，能量传导也不均衡。贫困户和企业、社会组织等之间的合作还依赖政策引领，贫困户与企业在林业产业发展中所获收益也产生不对等性，存在较大差距，利益分配失衡。显然，前述的共生模式并不利于生态林业扶贫中共同体的构建，不利于其深度融合发展，因而更倡导和追求一体化连续性互惠共生的模式。通过更完善的体制机制建设，使不同主体在共生系统中的利益获得更为平衡、交互合作更为深入、协同发展更为长效。

（四）生态林业扶贫共生环境的引导

共生单元之外的各种作用要素交叠并共同组成了共生系统的共生环境。共生环境对共生系统的发展演化会起到正向激励、中性作用以及逆向约束等不同的作用。正向环境将会促进共生关系的良性发展与进化，而逆向环境则会制约和阻碍共生关系的融合演化。因而，良好正向的共生环境将会使得生态林业扶贫建设有效运转，而这也包括着硬环境与软环境两方面的影响。

从硬环境方面来看，贫困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与自然生态环境等对生态林业扶贫建设中的共生关系发展有重要影响。生态林业扶贫发展的基础与关键是贫困地区良好的生态林业禀赋。在保证自然生态环境状况良好的前提下，丰富的林业资源为当地林业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原动力，使林业产业扶贫成为可能。此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道路、厂房、设备等等基础设施的完备，将使得林业相关产业的建设更为有效，为当地民众的增收创造更多可能。

从软环境方面来看，围绕生态林业扶贫的有针对性的政府政策、行政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公众意识也是不容忽视的。发展生态林业扶贫，政府提出的针对性政策和规定至关重要。运用经济政策、行政管理等多种手段对资源要素进行配置调控，将引导更多优质资源倾向生态林业产业，从而带动产业发展、民众就业，并最终脱离贫困。另一方面，在生态林业扶贫建设共生关系演化的过程中，社会公众，包括贫困户、有关企业、社会组织等都需要有生态扶贫的意识，在保护好当地生态环境的同时，充分利用林业资源，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综上，生态林业扶贫的建设可视为共生样态的生成过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等的交互与融合呈现着共生系统的演化态势。推动共生单元的高频交互、共生界面的有效协调、共生模式的进阶演化以及共生环境的正向引导将使得生态林业扶贫这一共生系统向更高层级进化发展。

共生理论的分析框架明示了生态林业扶贫建设是有多要素的互动与共治的，而作为一项扶贫范式，参与其中的共治主体必然是推动其建设的关键要素。公共问题的解决需要依靠的是广泛的协作与互助，仅靠政府本身是远远不够的[4]。在生态林业扶贫建设中亦是如此，不同的共生单元应当互动频繁，深度互补。其主要的共治主体从外力推动上包括政府、社会力量，在内力促生中则主要是贫困群众。然而在实际的生态林业扶贫建设中，却存在着其共治主体定位模糊的问题，因而阻碍了生态林业扶贫共生关系的深入发展演化。

二、生态林业扶贫中共治主体的定位模糊

（一）政府部门的过度统揽

脱贫攻坚工作作为国家的战略部署，其发展必然离不开政府的高位推动。生态林业扶贫在建设过程中就需要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和精细设计，但在实际过程中却也出现了政府部门过度统揽、效率低下等问题，使得生态林业扶贫建设难以有效推进。其一，存在盲目建设项目，不考虑实际需求的问题。在落实林业产业项目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过于追求成果和政绩，选择产业项目时并不考虑当地的实际资源条件和环境状况[5]，因而一些林业产业项目并不能在贫困地发挥出真正的实效，反而是给当地的环境条件造成了危害和破坏。其二，存在过多提供服务，未引入社会力量的问题。政府部门固然有其地位优势，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具有长处，但是随着生态林业扶贫的深入建设，政府部门并不能将相关服务提供得十分精细和优质，相反很多社会力量有其独特的专业长处能够给予贫困群众更多的帮助。比如，作为生态扶贫举措之一的选聘护林员就需要更专业的专家或组织提供必要的护林知识与技能[6]，方能起到在扶贫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的双重目的。其三，存在粗放资金投入，未培养内生力量的问题。随着扶贫工作的升入，巩固脱贫成果是进一步发展的实际追诉，过于粗放的资金投入和财政支持，并不能够实现脱贫成果的长效。政府部门作为提供财政资金支持的主体，更多应该明确专项资金的有效用途，而非一味通过简单的财政转移来摆脱贫困。如此，贫困群众的内生力量并没有得到调动和培养，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均难以得到满意成效。

（二）社会力量的浅度参与

在生态林业扶贫建设的过程中，社会力量实际上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建设主体，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和专业技能都能够很好地帮助生态保护和扶贫产业的发展，但实际中的状况却是社会力量参与浅度，其真正的优势和禀赋并没有被释放出来，对于生态林业扶贫的深入建设是重要缺失。其一，社会力量参与意识不强。首先在社会力量之中，市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效率是其首要的价值取向。这就意味着对于潜在的特色林业资源市场不能很好去发现或者不愿意去投入更多开发，这就使得一些贫困地区难以发挥出自身的优势，扶贫效果则不明显不长久。另外，这也意味着市场会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只在乎短期利益而忽视长远的持续发展效益。这些都使得他们对于生态林业扶贫建设积极性不高，难以配合政府、贫困群众等其他主体进行有效建设。此外还存在着如高校、志愿组织等具备保护生态的知识与本领却未能积极参与建设生态林业扶贫的状况，这都会使生态林业扶贫发展后劲不足。其二，社会力量参与渠道单一。尽管意识到自身力量能够助力于生态林业扶贫的建设，但是社会力量选择发挥作用的渠道却很单一，大多是在政府部门的召集下，并没有开拓出新颖独特的参与渠道。使得其对于生态保护和扶贫建设的推动只能停于浅层，无法深入发挥出其真正的优势和能力，作用有限和缺乏。

（三）贫困群众的深度依赖

生态林业扶贫建设过程中，贫困群众必然是尤为关键的参与主体，是扶贫政策的作用客体，其在生态林业扶贫建设中出现的定位模糊会带来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这一表现则是贫困群眾在生态林业扶贫建设中深度依赖，深度依赖着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和社会力量的配置助力，也就是共生理论为我们明示的偏利共生模式，这势必影响生态林业扶贫的持续发展，不利于这一共生系统的良好进化。就其原因而言，首要同样是意识薄弱。这里的意识薄弱既包括脱贫意识的薄弱也包括生态保护意识的薄弱，这都深度阻碍着生态林业扶贫的发展与建设。一方面，部分地区的贫困群众脱贫意识薄弱，未能形成积极的脱贫致富的意愿，积极性不高则主动性不够，对于提供给他们的脱贫办法和帮助并不能高效利用，甚而造成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贫困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缺失也是重要弊病。在许多贫困林区，贫困群众对于当地的林业自然资源并没有正确清晰的认识，在参与产业建设的过程中利用方式和效率并不高，仍采用粗放的加工方式，林业产品的附加值不高，对于当地的林业资源而言实际上是一种浪费[7]。此外，还是由于贫困群众的本领不济、能力不足。贫困群众深度依赖其他主体和力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自身的能力不足，并没有完备的知识能力持续推动特色林业产业的发展。比如，一些贫困群众选择以农家乐的形式参与林业旅游资源的开发，但实际结果却是千篇一律，缺乏新意，带来的成效甚微。因此，他们过多依赖其他主体帮助其进行发展，但这会造成生态林业扶贫建设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是由于贫困群众对自身的定位认知不清晰。因而转变观念，积极发挥脱贫自主能力，方是贫困群众的转向。

在共生理念的指引下，应当意识到生态林业扶贫的建设应是全主体合作共治的实践样态，参与其中的各个主体均发挥出自身的优势和能量，相互补充相互作用，共同推进生态林业扶贫事业的更好建设。为此，对于组成生态林业扶贫共生系统的各个共生单元而言，厘清其各自的主体责任和作用方向，将使得整体的生态林业扶贫工作开展地更为深入有效，共存共进、相依相生的生态林业扶贫利益共同体和共治体系方能得以构建。

三、生态林业扶贫中共治主体的责任厘定

（一）政府部门：积极谦逊、统筹协调

首先，就政府部门而言。显然，政府部门在生态林业扶贫建设之中是重要的一员，一方面肩负着帮助贫困群众脱离贫困走向富裕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进行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因此生态林业扶贫的建设必然不可缺失政府的存在和行动。但与此同时，应当明确的是政府部门作为公权力的掌控者，其行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低效率性，事无巨细的管理和介入并不可取。因此，在共生理念的明示下，作为生态林业扶贫共治主体之一的政府应当是一个积极谦逊寻求合作，统筹协调各方资源的行为体，更多地扮演提供公共服务的角色。

其一，完善服务平台，促进信息沟通。政府部门因其天然的地位和角色，充当信息沟通交互的角色是必然的，这也将有助于其他主体参与到生态林业扶贫建设之中。其中重要的是搭建信息交流平台，一方面让贫困地区的资源信息和优惠政策信息向外让更多的企业和社会组织了解到，从而更好引进市场力量将贫困地区的资源和产业发展起来;另一方面让市场中的需求信息和资源信息向内使贫困地区知晓、了解，以使贫困地区可以有选择地与相关的企业、组织相对接，使二者利益相结合，促进产业建设和发展，达至双赢的结果。政府在这其中就充当了搭建桥梁的角色，使市场和贫困群众双向沟通，交互合作。此外，政府在其中还可以搭建法务平台，使企业与贫困群众合作共建的产业项目在遇到利益纠纷问题时有更有效的解决途径，将各方利益妥善处理，促进生态林业扶贫的长远建设。

其二，提高服务水平，借助多方力量。政府虽为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但是其职能繁杂，管理事务繁多，高效优质地提供每一项公共服务和产品是存在局限和困难的，因此其需要引入更多的社会力量展开公共服务的事项。当前，在巩固和拓展脱贫成果的过程中，“扶贫先扶智”的认知越来越得到认同，在帮扶贫困群众时，更多应当注重对其自身技术能力的培养。对此，政府部门在其中应当积极推动技能扶贫体系的构建[5]，但就其单一主体而言并不能完全满足贫困群众的培训需求，因而政府部门应当寻求和社会力量的合作，引入更多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体系的构建，使贫困群众了解和掌握更多专业技能，培养脱贫潜力。

（二）社会力量：交互融合、主动输出

其次，就社会力量而言。社会力量包含着市场、社会组织、高校及公众等多个主体，是能量充沛活力巨大的生态林业扶贫建设的重要主体。同样，在共生理念的明示下，作为建设主体之一的社会力量，应当培育其交互融合、主动输出的角色地位。在生态林业扶贫建设之中，需要其充分发挥自身的内蕴力量，对外向政府部门、贫困群众辐射，推进生态林业扶贫建设的深入进化。

一方面，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社会力量可有多重作为。首要是广泛培育其保护生态环境、可持续绿色发展的新型发展观和社会氛围。使得市场中的相关企业在与贫困林区群众展开合作的同时意识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合理展开对林业资源的利用和加工，将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其产业发展的基石。另外则是培育生态保护、循环发展的技能。作为专于生态保护、林业发展研究的高校及科研院所，应当将更多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成效，对林业产业的发展提供指导，使林业产业的发展能够因地制宜，在维护好生态效益的基础上追求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在林业产业发展方面，社会力量同样需要输出更多能量。生态林业扶贫的建设其最终追诉是生态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林业产业的发展必然需是可持续、长效有利的，因此传统的林业产业开发方式是有所局限和不足的，如何进一步提高林业产品的附加值，使林业产业发展获得更多效益仍是需要探究和思考的。对此，作为具有更多资金、信息、技术等能量的社会力量可以展开更多建设举措。相关企业可以发挥其敏锐捕捉市场需求取向的能力，及时调整林业产品的开发走向，使林业产品更好迎合市场的需求，获得更大的效益。另外，结合高校、研究所等专業研究者的意见，林业企业可以对其产品技术进一步进行提升和升级，不断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延长产业链，使林业产业发展具有更大潜力，为贫困林区的群众带来更多实际获得。

（三）贫困群众：自主发力、内生发展

再者，就贫困群众而言。贫困群众是生态林业扶贫建设的具体作用对象，帮助其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是国家走向现代化走向复兴的必要建设之一。随着生态林业扶贫建设的深入演进，贫困群众从被动接受帮扶向主动寻求发展的转变已是必然，为此贫困群众作为建设生态林业扶贫的重要主体地位日益凸显。对于贫困群众而言，其更为重要的责任是不断发掘和培育自身的内生动力，为生态林业扶贫的长效发展注入更大潜力和可能。一方面，是注重自身意识的转变。这里的意识转变包括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双方面的意识。贫困群众首先要具有摆脱贫困、寻求发展的自我发展意识，再者必须具有保护环境、绿色发展的生态意识。物质的富足更多需要的是自身的主动追诉而非外者的单向供给，因此贫困群众应积极行动起来，在政府、社会等多方力量的帮助下更积极主动地追求生活水平的改善和自身的发展。与此同时，还需要意识到自然资源需要保护才可以长久发展，无论是作为护林员还是发展特色林产品，贫困群众都需要对林业环境进行保护，而不是过度索取最终造成破坏。另一方面，是着重自身技能的提升。贫困生活的改变单纯依靠外在力量的大力帮助并不是理想的发展状态，（下转第13页）（上接第10页）共生理论指示出互惠共生的样态才是高级的共生模式。因此，贫困群众的转变意味着其应当承担更多能力输出的责任，自身技能的提升就成为了必然。在政府、社会力量的帮助下，贫困群众可以主动学习更多林业产业发展的技能和知识，在实际的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8]。

四、结语

生态林业扶贫的建设作为结合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发展之路，是契合新发展理念的新型脱贫范式。在共生理论的分析框架下，生态林业扶贫作为共生系统整体建设的可能性得到更清晰地展现，其中作为组成共生关系基础的共生单元作用突出，其发展样态值得深入发掘。本研究聚焦于生态林业扶贫建设中的主要共生单元，在剖析政府部门、社会力量及贫困群众定位模糊的问题之上，探究三者的明确责任，以为生态林业扶贫深入建设提供可行路径建议。但是，在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发展要求下，对于生态林业扶贫这一发展模式仍待更系统更全面的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级创新训练项目2020年度课题：共生理论视阈下的生态林业扶贫探究——以黑龙江省伊春市为例，课题编号：202010225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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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韩锋，韩非，赵荣.林业精准扶贫若干问题研究——以湖南湖北两省为例[J].林业经济，2017（8）：41.

（作者单位：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作者简介：胡学如，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政治学系学生，从事国际政治与政府研究;鄭龙，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系学生，从事生态治理研究;王雪梅（通讯作者），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行政管理、生态文化等研究。]

（责编：贾伟）

作者：胡学如 郑龙 王雪梅

生态经济视阈下经济法论文 篇3：

山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现状及突破路径研究

摘要：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破解基层经济组织运转困难、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基层组织办事能力低下等问题的有效手段。本文在阐述山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发展进程的前提下，对山东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展开探析，并总结出山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存在问题及影响因素，最后针对性的给出突破路径。

关键词：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发展路径

*基金项目：2020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编号：20CPYJ25），2019年度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专项（编号：CT201911218）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是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方试和实施机制，囊括组织、经营、交换、支配四大模块。2020年中央1号文件强调，将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作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举措。山东省出台的《关于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意见》（2019年11月28日），强化“三农”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财政扶持、发展路径、产业发展、土地流转、组织保障等。作为传统农业大省的山东，发展现代化农村和集体经济组织形式面临诸多问题，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度。

一、山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发展进程

自新中国成立伊始，还是山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便历经历史洪流的洗礼，于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实现形式，详见表1。

随着社会和经济大环境的日新月异，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财政支持不断向农业倾斜，鼓励了农民回流，从而为农民致力于农业生产、通过建立专业合作社等开展集体经营创造了条件。然而，市场化和城市化压力逐渐增大，龙头企业和政府支持的专业技术协会、专业合作社或农产品加工经营公司，成为村民新的依托。而在城市化浪潮和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影响下的市郊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便被选择为维护村民利益、保证村民经营转型的主要手段。

二、山东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

就山东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总体状况而言，2019年山东省生产总产值约71067.5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为5476.5亿元。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和不断深化，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至17775元，培育家庭农场7.3万家，农民专业合作社21.0万个。借助乡村旅游、生态旅游和休闲农业旅游，认定山东最美休闲乡村37个，齐鲁最美田园35个，省级休闲农业精品园区（农庄）32个。

就集体经济来源结构而言，在供给侧改革和城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山东农村集体产业结构和组织形式愈发多样化，一产比重下降，二产比重波动下降，三产比重稳步提高，一、二、三产所占比重已变化为2019年的0.47∶0.19∶0.34，而这其中尤以农业生产结构变化最为明显。

借由生产结构和经济组织形式的变化，山东农村居民的就业结构也随之产生明显的改善，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剩余劳动力逐步自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譬如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由2010年的35.9%降低至2014年的30.9%再降低至2018年的26.6%。

就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而言，按照传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原则，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和实力，村集体收入不断增加，截止2019年12月集體经济收入10万元以上的村庄已超30%，无收入村庄的数量大幅降低，到2019年更是减少为零个。

三、山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存在问题及影响因素

（一）山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存在问题

1.长远规划不足、产权制度建设滞后。山东省村庄村两委领导班子普遍存在思想认识不足、专业技能匮乏、长远规划欠缺等问题，村集体所得收入大多仅能应付村级组织的日常开支，无法获取资产保值和增值，单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地生财，缺乏“造血”功能。沿袭传统集体经济方式，对农业现代化、标准化、组织化、市场化的发展模式探求甚少。山东农村依旧处于双层经营体制中，农村资产归集体所有，产权主体缺位和产权边界模糊的阻碍一如既往，集体经济产权主体虚置，产权边界不明晰，产权制度效率低下。

2.法人地位不明确，自我发展能力弱。山东乃至全国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潜在以为是独立法人，但究竟为经济法人还是社团法人尚未有定论，以农村集体为甲方或乙方签订的经贸、投资、规划等合同和文书，无法获得强制性法律的支持与保护，一旦遇到纠纷，极易造成集体资产损失。山东农村在基础设施、文教卫生、人均收入均收获一定程度的提升，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自我发展能力、自主管理、自我服务能力依然较弱，缺少现代农业和市场经济所需知识和技能，产业链式运作、规模开发等难以成型。

3.专业人才缺乏，政策支撑不到位。山东虽是高考大省，但鲜少有有才之士愿身先士卒深入基层，加之村一级领导班子原本受教育程度不高，导致村两委干部素质不高、管理水平低、缺乏能人带动，尤其是村干部和党员队伍老龄化，35岁以下的村干部占比仅约为1/5，而69岁以上的占比超过1/3，介于两个年龄段之间的占比不分伯仲，这直接导致领导队伍思维固化、执行力不足。除此之外，我国实行省级、地级、县级、乡（镇）级和村级共五级行政区划，推行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之前并未真正意义上将农村集体企业列入金融、信贷、产业、技术等的扶持范围，且支持手法单一、不顾实际效用。

（二）山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影响因素

1.实行政策偏差。自建国以来山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便受到农村政策和体制变迁的双重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数量不断减少。有效性、持续性的利好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政策姗姗来迟，且条件太严、材料过多、程序冗杂，打击村民发展集体经济的动力和信心。更有甚者帮扶政策仅是纸上谈兵，忽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的土地政策、更为严苛的国土空间规划，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灵活多样的又一掣肘。

2.制度建设不足。就经济制度而言，现阶段山东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建设落后，法规不健全、管理体制缺位、改革不配套。在管理关系和机构改革中，山东广大农村始终未理顺镇政府、村政府、村集体企业间的关系，旧有模式换汤不换药。就法律制度而言，山东及各地市并未出台针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性、法人地位、产权制度、法律责任等方面出台全面或是专项法律法规（条例法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难以为继。就干部制度而言，山东广大农村地区的村干部和村两委面临年龄结构老化、经营能力不足、思想观念陈旧，整体素质偏低、缺乏长远眼光、法律法规意识不强等阻碍，导致干群矛盾激化，于社会稳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利。

3.农产品竞争力不足。除寿光市外，其他地区的农业合作社基本处于起阶段步，抗打击风险能力弱，不具备价格竞争优势。蔬菜瓜果类农产品品种低端、品种杂，质量上亦无法满足高要求，外形、口感、农药残留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畜牧产品在疫病、饲养方式、屠宰设备、食品卫生安全等层级的隐忧，未能使得价格优势完全转化为现实优势。

四、山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突破路径

（一）抓好人才队伍建设，改善村级集体经济形式

首先，多种途径选拔人才，拓宽农村干部的来源途径。充分利用内选、外调、下派、公开选聘等途径选拔村干部和两委班子成员。出台利好或加分政策，吸引高校毕业生主动投身基层，增加就业渠道的同时增加基层储备干部数量。其次，多措并举解决村干部的后顾之忧，全面落实工资待遇问题、报酬标准、社会保障，主动树立典型，搞好宣传工作。再次，开展基层党校培训、远程教育等有针对性的，贴近百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培训，以提高村干部的素质，并完善培训制度和成人教育制度，保证培训时间、内容、经费等。最后，全方位科学管理村干部增强工作责任感，设定目标责任制、签订责任书，加强述职、评议、监督制度。

（二）优化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环境，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首先，创建扶持机制，带动村集体经济组织增收。划拨专项资金填充集体经济合作社，尤其是农业龙头企业;村集体经济组织确定扶持项目及启动资金额度，借由贷款贴息补助方式进行补贴，增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造血”功能。其次，适当减免村集体经济组织相关项目收费。对符合小微型企业标准的村集体增收项目，减免企业登记费、著名商标评审费、发票工本费、证照费、证书费、登记费、审批费等一系列费用，落实相关扶持政策。再次，用足、用好、用活上级扶持政策。政策资金优先投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项目，优先立项和扶持扶贫开发、农业产业化、现代化项目，优先建设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组建涉农担保公司，建立农村信用联盟，创新金融服务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方式。再次，建立结对帮扶机制。推行“百村牵手”行动，从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建立经济强村帮扶经济弱村机制，探索建立村企合作机制，鼓励企事业单位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发展经营性项目。最后，完善村级集体经济保护机制。禁止私自瓜分村集体的公共资产，充分考虑村级事权和财权的配比原则，公共服务项目由财政拨款，减少非生产性开支。

（三）多种渠道探索，拓宽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途径

首先，高效率经营村集体土地增值增收。在明确村庄土地和闲置地块权属、性质和等级的基础上，借由止地整理、增减挂钩、综合开发，由村集体经济组合牵头通过租赁、发包和入股等范式获取租金，承包费及股金收入，完善土地收益的自然增长体制。其次，利用集体资源吸引外商投资（合资）。深化林权制度的配套改革，整合村集体直营或参与经营的村办企业，发展生态产业，增加集体资产投入和产出效益。关于村集体的办公用房和旧厂房等固定空闲资产，可W根据国家相关的建设规划方面的要求，用入股分红等等的方式，从而实现村集体资产的增值和保值。再次，扩大物业增收的范围。农村社区借鉴城市小区手法，成立村集体形式的物业公司，建立配套设施和配套服务。最后，鼓励发展合作经巧，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质增量。依托村落特色产业，采用“村集体+公司+个人”或“合作社+个人”等发展模式，引领创办合作社，并在乡村旅游、休闲旅游、特色民宿等方面建立中介服务组织。

（四）科学规范管理，建立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新机制

首先，加强村级集体资产资源管理。明确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建立健全村级集体资产资源管理和积累制度，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金、资产、资源合同明晰清产、核资、监管，成立登记台帐和处置平台，实行市场化运作。其次，规范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账务管理制度。依托“量入为出、留有余地、一事一议、收支明晰”原则，建立健全规范化、制度化的财务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嚴禁公款私存，全面清理村级债权、债务和担保状况，兴办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设施遵从民愿，以未有不良村级债务为先，且年度重大财务支出预算，按流程审核通过后向村民公布实施。此外，定期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收支、债务债权展开专项审计。最后，加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民主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民主决策机制，规范民主决策的内容、形式、程序，维护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并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和上通下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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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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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