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论文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合法性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随着国内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也势在必行。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散见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还处在构建之中,没有一个完整的现成思想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对“是否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表示质疑。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马克思主义政治论文 篇1：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

普通高中政治教学本身就涉及许多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内容。作为高中政治教学工作者，我们如何将这些哲学思想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结合多年的教学经历，分析一下在实际教学中，应如何以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和内外因辩证关系的原则，并阐述它们对高中政治教学的指导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真理和科学理论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能够指导人们提出正确的实践方案。因而，理论联系实际，成为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

现在，高中思想政治实行新课程、新教材，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仍然没有过时。然而，课程标准变化了，教材变化了，即教育理念变化了，因而这一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也应该被赋予新的内涵，或需要更加全面地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那就是:在具体做法上，要做到从实际到理论，是从实际、生活中概括出理论，抽象出理论，而不只是用实际去说明理论。这样，才是真正的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精神，才是全面的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就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教学而言，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结合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性质、任务和特点，课堂教学必须坚持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实现获取知识、发展能力和提高思想品德素质三者的和谐统一。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程标准序言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简明扼要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的基本观点，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常识。它是根据教学理论和学科知识的逻辑关系组织起来的完整体系，并通过独立教学形式，实现其教育功能，其深刻的思想性是以知识的准确性、科学性作为前提的。能力通常指个体适应并胜任某一活动和调节自身行为的心理可能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品质。个体的某种能力，不仅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过程和状态，而且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活动水平。在现在的社会，因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呈现了指数形式增加、更新周期短的特点，随之而来的则是科学技术的信息化、数字化、电脑化、生态化等特点。因而，这就使人类在实践上有了更高规模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也对现代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特别重视的原因。

中学思想政治课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显著特点就是它既是智育课又是德育课，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它担负着培养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素质教育的任务，这是其他学科或学校其他教育活动所替代不了的。

教与学，师与生是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最基本的一种关系。教与学、师与生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是主导与主体的关系，二者统一在动态的教学过程中。所谓教师的主导作用。是指教师在教学中处于指导者、组织者和教育者的地位。教师遵循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与特点，对学生进行施教和指导，促进其素质的全面发展。其次，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应当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学习。学习就是对知识和方法的内化过程，而这种内化的先决条件是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能动作用，促进学生主动、生动、活泼地学习，这正是素质教育赋予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从哲学角度看，师生关系是内外因的辩证关系。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生是内因，教师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也就是说，教师是否真正发挥了主导作用，表现在学生是否具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得越好，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也就越强。反之，没有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生内心不启动，教师的主导作用也必然会落空，也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教学效果。所以，只有教师与学生、教与学之间协调活动，双方紧密配合，使学生真正获得学习的主动权，才能优化课堂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发挥“主体与主导”作用的基本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积极地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并且要注意学生的主体作用，要从根本上做到外因诱导与内心启动相结合，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提高教师对实施素质教育的自觉性，牢固地树立起素质教育观。

其次，激发学习兴趣，师生心理同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只有当人们对于即将获得的知识有兴趣时，才会带动自己认知的需要。认知需要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人体当中对于学习的一种内驱力，是指使人们去学习的一种动机。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以及挫折时，它会激发学生面对此积极勇敢的面对，不退缩、不畏惧。

再次，课堂教学交流多向化。从信息论角度看，课堂的教学过程是一个以教师与学生作为输送者和接收者的两个媒介，以此来接受信息的传递，使信息可以顺利地完成输送的过程，即师生之间，生与生之间。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地成为教学信息传递的中心，促进学生之间的互相传递，在课堂上尽力调动学生对于学习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以此来强化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作者：张满顿

马克思主义政治论文 篇2：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合法性

摘 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合法性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随着国内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也势在必行。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散见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还处在构建之中,没有一个完整的现成思想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对“是否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表示质疑。解决此问题,需要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是否有一个政治哲学分支”三个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合法性

近几年来,随着政治哲学的复兴,国内西方政治哲学研究者热烈地讨论着政治哲学的基本范式,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也不甘落后,主动、积极地介入政治哲学讨论当中,他们逐渐地意识到需要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便有效地与西方政治哲学展开对话,并对西方政治哲学的政治价值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政治哲学?如果它是政治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有没有一个政治哲学的分支?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察: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要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这个问题,我们先得弄明白什么是政治哲学。列奥•施特劳斯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中指出,政治哲学是对获得美好生活和健全社会的知识这一目的性的追求,是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以及正确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是对政治现象进行哲学的或科学的探讨。从施特劳斯对政治哲学的界定来看,他似乎把以哲学的方式处理政治问题看作政治哲学的核心,但在他的《论僭主》中又提出以政治的方式处理哲学问题,这是不是会与他前面的观点发生抵触呢?其实,在施特劳斯那儿,哲学地处理政治问题与政治地处理哲学问题是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的。哲学地处理政治问题体现了政治哲学的现实性,而政治地处理哲学问题则体现了政治哲学的理想性。[1]这样,学界形成了关于规范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政治哲学话语。

从政治与哲学的关系来看,政治是需要哲学的。哲学能够为政治共同体提供政治价值(善、正义、德行),使当权者依据政治价值制定出良好的法律,维持社会秩序,让人民过上稳定的、秩序井然的生活。相应地,哲学也是需要政治的。哲学不仅探究政治事物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知识,而且需要政治为哲学活动的合法性进行辩护,需要在政治上为把哲学理念转化为现实提供条件。这进一步说明,政治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是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

苏格拉底死于雅典民主制的事件教育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认识到,古希腊城邦政治应该坚守政治地处理哲学问题的方式,这使他们的政治哲学走上一种规范性和理想性的政治哲学之路。自马基雅维里以来,政治与道德的分离,启蒙运动的兴起,商业经济的逐步发展,霍布斯和洛克等人持守的哲学地处理政治问题的方式走上一条事实性和现实性的政治哲学道路。由于他们都没有能够处理好政治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致使古希腊政治哲学走向乌托邦;而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通过马基雅维里掀起第一次现代性浪潮,卢梭掀起第二次现代性浪潮,再到尼采掀起第三次现代性浪潮,最终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难怪施特劳斯说西方的现代性危机实质就是“政治哲学的危机”。那么,如何解救这场危机呢?

我们只有回到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上,从政治与哲学的内在关系入手,去寻找走出政治哲学困境之路。可以说,政治存在是有限度的,无法论证自身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它的正当性论证还需要哲学。哲学是从人类追求的伦理目的和政治内在终极价值来思考政治的,它可以弥补政治的缺陷,使政治趋向完善,使政治哲学所讲的美好生活成为可能。因此,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应该是规范性与事实性、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只有这样的政治哲学才可以克服当前“政治哲学的危机”。

列奥•施特劳斯在面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危机时,回到了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政治哲学,试图通过恢复古典政治哲学来克服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但却走上了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之路,并没有使现代政治哲学为之改观。罗尔斯通过恢复社会契约的方式重新激活了政治哲学,但复兴的政治哲学内部却矛盾重重。随之,无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还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挖掘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以此回应当代政治哲学提出的问题。

研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可以发现,马克思辩证地处理了政治和哲学的关系问题,它既清楚地阐明政治斗争的使命和终极目的,又哲学地为政治斗争指明方向,即人类彻底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它既指明哲学实现的物质力量,即无产阶级,又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精神武器,即哲学。因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2]15-16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把规范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有机统一起来,是探究人类最终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终极目的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秉承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又超越和克服了传统政治哲学的缺陷。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准确地把握了现代性的病因,指出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是导致现代性危机的缘由,从而开启了颠覆形而上学、消灭资本、走出西方现代性危机即政治哲学危机之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不是对本体论的探究,也不是对认识论的研究;既不是要着力阐释辩证唯物主义,也不是要发展实践唯物主义,而是关切人的美好生活何以可能,进而阐释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联合体问题,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成为可能的逻辑前提。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把存在不变的事物和对象的观点称为形而上学,认为任何事物都受变化和关系的影响,要把握事物性质和特征就得把握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这种规律来自马克思主义关于运动自身的矛盾学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和思想发展是由生产制度中的阶级冲突和矛盾所推动,这种冲突和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最终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消灭阶级统治和压迫,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因此,“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历史的重建,目的是为了证明历史实际上是受唯物主义辩证法支配的。根据这种重建,每个时代都继承一种生产方式和一套复杂的、与该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方式最终将发生变化,引起变化的原因可能是该生产方式本身所造成的需要的变化,但更直接的是由那些需要所促成的重要发现或发明。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了,而人们的关系仍然是由旧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那些关系。现存社会关系与新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即旧的统治阶级与新崛起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是‘历史上一切冲突’的源泉。”[3]936这种“冲突”的终结意味着私有制的废除、压迫的消灭、强制的消失,阶级和国家随之消亡,自由人联合体成为人生存的样态,这些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关切的主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政治哲学

当人们提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自然想到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而当人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却并没有将它视为“政治哲学”,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经济学”并不是研究经济活动的微观经济学。从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再到《资本论》的研究来看,马克思试图通过研究异化劳动、雇用劳动、劳动力、资本、资本积累、剩余价值等范畴进一步剖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是怎样被异化而丧失自由的,以及他们又是怎样遭受剥削的。虽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历史正当性,他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大”[2]277,但是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的魔鬼了”[2]278。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无法驾驭自己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它所释放出的能量资产阶级是无法吸纳的,最后只好被自己锻造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方式,在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激烈冲突层面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值;资本的条件是雇用劳动。雇用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由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284马克思从宏观经济学出发,以政治的方式处理经济问题,通过挖掘经济现象产生的深层政治原因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受剥削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样,马克思从经济研究走向政治研究。

马克思对经济与政治内在关系的研究表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要变革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加深,资本支配一切,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与物的关系表现出来,人被严重地物化或异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国家政治权力)却竭力维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丧失了它存在的合理性。既然如此,无产阶级应该承担起历史使命,发动社会革命,埋葬资本主义制度,打碎旧的枷锁,使人获得自由和解放,消除物化或异化状态。于是,我们就把这种研究物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以及由其经济关系决定和构成的人与人、集体和集体、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学说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而,一旦人们提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认为这种经济学就是指政治经济学,就不难理解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不能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阐述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关系;另一方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关系。

如果说哲学是探究智慧的学问,那么,政治哲学就是探究人类政治事物的终极目的和价值的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是用关于政治事物性质的知识取代关于政治事物性质的见解的一种尝试。政治事物根据其性质要受到政治主体选择的赞同或反对、接受或拒绝、歌颂或责难,就其本质而言,它不会是中性的,而是要对人的顺从、忠诚、决心或判断提出要求,如果人们不是按照好与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作出判断,认真地提出明确的或含蓄的主张;或者如果人们不按照某种善良与正义的标准去衡量政治事物,人们也就不会理解政治事物是什么。而人们要作出正确的判断就必须了解真理的标准,如果政治哲学希望正确处理本学科的论题,就必须争取获得有关这些标准的真正知识,而这些真正知识则是通过哲学获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哲学只能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就此而言,张桂权教授指出,应把政治哲学视为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从纯正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阐释政治哲学,把政治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上升到哲学世界观高度分析和理解。一般认为,政治哲学是人们对政治事物普遍性知识的探求,它在最高层面上为评价、判断和概括政治现象提供价值准则和认识方法,它是最高层次的政治理论,是政治学的“元理论”[4],是一门关于世界应当如何而不是何以如此的规范学科。

如果说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根本观点和方法的学说,那么,政治哲学就是对人类政治事物普遍知识的探究。哲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个世界,即自然、人类社会、思维世界,而政治哲学研究的对象仅仅是政治事物(政体、政治权力、权利和义务、正义等)。因此,政治哲学是一种领域哲学。这种领域哲学是对哲学本身研究的深化,它推动了哲学的发展,但同时使哲学自身很难找到“身份认同”。如康德所言,哲学“就像受到驱赶和遗弃的老妇赫卡柏”[5]。就人类的实践活动而言,人们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政治活动,还需要从事社会活动和思维活动。这说明,政治哲学是不能等同于哲学的(第一哲学),哲学也不能降至政治哲学的高度。如果按列奥•施特劳斯的说法,“哲学就是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也是第一哲学”,那么,我们沿着施特劳斯对政治哲学的理解思路会发现,他是把哲学与政治哲学放在古希腊城邦之中思考的,认为在古希腊城邦里,哲学与政治哲学都共同用“自然”的眼光审查事物,无论这种事物是政治事物还是其他什么事物。城邦的哲学沉思与政治理性是统一的,城邦生活使人的灵与肉统一。自马基雅维里以来,哲学不再进入政治学的视野,“自然”被“历史”取代,个人权利优先于善。哲学不再是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从哲学之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传统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博士论文到《资本论》,马克思一直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即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早期马克思在论伊壁鸠鲁的原子的时候,就带有很浓厚的人文气息,他所说的伊壁鸠鲁的原子做倾斜运动意图是想指明每个原子一定是自由的,换言之,每个人是自由的。马克思继承经卢梭创造而后被康德系统阐述的“人民”概念,指出:“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的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6]120这意味着,哲学是人民的哲学,而不是少数统治阶级的哲学。马克思在《莱茵报》当编辑时,遇到书报检查令和出版自由及林木盗窃法辩论问题,他在批判反思现实物质利益和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对黑格尔政治哲学表示不满,走向卢梭和康德政治哲学,并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坚守哲学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此时,马克思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启蒙政治哲学。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的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是由于自己的直接地位、物质需要、锁链的强迫,是不会有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的。因此,“在德国,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毁。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2]16这时,马克思使“人民”的概念上升为具体的“阶级”,即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澄清了与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关系,批判了那种构成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根本前提,即自然法和抽象的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主体承担者——无产阶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2]294。代替这个旧生产关系的未来社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294。可以看出,马克思既哲学地处理了政治问题,指明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是统治阶级,通过革命的手段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同时,马克思又政治地处理了哲学问题,指出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人类追求的政治价值旨趣。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工人被异化的现实事实和历史原因,但他并不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样通过描述这种经济现象为资本主义的合理统治进行辩护,而是在对异化劳动现象的解剖中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和不正义。马克思指出:“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必要对象,甚至连劳动本身也成为工人只有通过最大的努力和极不规则的中断才能加以占有对象。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2]41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的分析指明,社会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的,而那种扬弃了私有财产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产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7]接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87这里,马克思表明了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即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理想而是一种运动,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是克服和扬弃人被异化状态的运动,它构成了“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的运动,也构成人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运动。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知是建立在对政治社会生活的研究上,如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的那样,我的苦恼问题,即关于市民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只有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更。”[8]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与超越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论证一种社会制度必然灭亡绝不是取决于人为主观道德义愤,而是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否相适应。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它的灭亡就是自然的、正当的。换言之,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是不正义的,否则,它不会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并不强调价值中立,它不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持守一种实证主义立场”,相反,是将正义价值融进社会规律之中,论证一种制度的灭亡注定这个制度缺乏正义和平等,以此表明政治价值具有客观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政治生活的哲学思考所形成的唯物史观就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有无一个政治哲学分支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个世界,而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世界,它们之间形成一种严密的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论上所表现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史观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旨在探究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它站在哲学的高度思考政治社会生活的变化及其发展规律,为人们从事社会政治活动提供政治理念,诱导和规范人们的政治行为,以此实现政治价值。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存在着一个政治哲学的分支,即历史唯物主义。它承担着规范、解释和改造政治现实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具有规范性、解释性和革命性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主要探究人类的终极价值取向,从人性的完善确定什么是正义的、自由的和平等的,什么是合理的和道德的,什么是值得追求的。马克思用历史理性取代哲学理性,不是将正义和政治社会消融在哲学中,而是消融在合理的经济学中。马克思认为,合理的经济制度是通过自私自利的计较表现出来的,这种“计较”产生的矛盾是制度的发展动力,正因如此,人们由于贫困追求繁荣,由于奴役追求自由,由于私利的解放而追求公益。马克思抛弃了古代和现代传统的愿望和渴求,试图通过合理的经济实现新型人类的再生。古代哲学把自然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整体的善不足支撑政治生活,并且整体的善也无法贯穿于人类生活。现代哲学抛弃了目的论,随之整体的自然的善的观念也将被摒弃,相反,现代哲学证明自然状态的悲惨和不幸,认为这些状况人是可以改变和支配的,但必须遵循自然法则,即科学、政治和经济法则。马克思相信人类的完善,这一点促使他作出这样的断言:“国家和政治制度将完全消亡,人类将过共同的社会生活,奉行绝对的仁爱准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与追求自私利益相联系的义务不再被履行。义务与利益之间的联系,即义务服从于利益的情况将被废除,‘义务’和‘利益’的范畴本身都将被废除。因为经济关系将得到改造,新型经济的确立通过超越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将造就充分完善的人性。”[3]949-950由于这种经济促成的人性的完善使得政治社会和宗教必然灭亡,它们最终将被合理的社会所取代。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解释性在于它把视点放在政治现实的根本性质上,阐明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等,它不注重对特殊和偶然的政治现象进行探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人们的政治行动廓清思想迷雾,为人们政治行动(阶级斗争)的实现哲学地提供政治理念。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作辩护的,坚持一种温和的制度改良方案,它在美化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的同时,企图将其永久化。正因如此,他们把唯物史观视为自己的大敌,极力攻击,甚至侮辱和谩骂。他们很难接受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提到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用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观点。他们对“改造世界”产生恐惧,因而变得不自信。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的人》中断定以自由主义为基准的自由民主政治已经达到了人类生活的最高形式,声称自由民主政治成为人类前进的唯一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革命性特征使得它与现代政治哲学相区别。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革命性特征表明,它承担着指导民族国家争取“政治解放”的斗争进而达到“人类解放”的职能。政治解放是中介,人类解放是目的,政治解放为人类解放提供政治、经济和文化前提,政治解放是走向人类解放的基础,人类解放是政治解放所要达到的终极目的。政治解放还并不能够使人真正达到自由和平等,只有人类解放才能够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从属于人类解放的终极价值的。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当前西方政治哲学的激烈争论中,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明确自己的政治立场,不能在与西方政治哲学对话中丧失自己的特质和独立性,被西方政治哲学吸纳,同化为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构成部分,从而使自己在与西方政治哲学对话中变得被动,甚至失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该积极、主动地与西方政治哲学展开对话,同时,表明自己是关注人民大众生存状况的,从哲学的高度思考何种社会形态是最适宜人生存的,是为世界未获得真正解放的人们指明革命斗争的方向、为人们打碎旧的枷锁获得解放的政治行为作有力的哲学论证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是教条,而是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性的。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来看,他们善于吸收古典政治哲学和近代政治哲学的思想成果,创造性地完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出政治哲学的基本政治理念,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虚假性,提出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内涵及其实现的条件。这为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现实上提出了规范性和事实性相统一的要求,即坚持理想性正义和现实性正义的统一,从而消除社会分配的不公正,遏制社会严重两极分化,进一步维护和稳定社会秩序。

最后,马克主义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一样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和恐怖主义的挑战,这既是政治哲学发展的困境,也是一次机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把握住世界及中国社会巨大变革的历史机遇,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和发展创造现实条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通过与西方政治哲学的对话,把西方政治哲学作为参照系,以此对自身进行反省,这对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取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今天,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对当前的国际和国内重大政治突变,反思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误,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深化发展的同时,又面临着新的挑战,即如何在当今巨大的变动时期规范政治生活?面对政治社会的转型,如何实现政治研究范式的转化,实现规范性政治哲学与事实性政治哲学、理想性政治哲学和现实性政治哲学的统一?在全球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从当代人类存在困境和未来命运出发,哲学地思考如何化解现实的政治风险和矛盾,从而促进人类朝着自身的解放迈进。而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它应该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出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公正问题进行切实的、深入的哲学反思,从理论上对中国现实问题作出回应,以形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参考文献:

[1]侯才.政治哲学:政治的理性和良心[J].哲学动态,2005(6):18.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施特劳斯,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下[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4]张桂权.西方政治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

[5]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

[7]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1.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

责任编辑:戴群英

作者：马俊峰

马克思主义政治论文 篇3：

论中国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

摘 要：坚定的理想信仰是共产党人经受住重重考验的精神支柱。当代中国梦的实现，归根到底要靠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的坚守与执着，矢志不渝的奋斗拼搏。积极探讨中国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之间的关系，对当今高扬实现中国梦，汇聚新的历史阶段逐梦图强的宏伟目标，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梦；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政治信仰

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次鲜明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梦。他说道：“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习总书记深刻诠释了我们对理想信念追求。而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政治信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所指出的，“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的‘软骨病’”。[2]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深入研究中国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二者关系，对我们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坚守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实现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历史角度追溯中国梦

在古代中国，就有一些作品表达了对梦想的向往，如嫦娥奔月、世外桃源等故事，就是人们所向往追求的梦想。但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些向往只能是个人梦想愿望罢了。

到了近现代，纵观中国近现代史，有人说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屈辱抗争史，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了探索与斗争，争取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成为近代社会的两大口号。从太平天国运动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到康有为构想的“大同社会”；从洋务运动“自强求富”的口号到“三民主义”的提出；从五四运动爆发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从国民大革命到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初期建设探索；从十年文革到新时期改革开放。这些都表达出我国人民对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渴望。一直不断奋力追求习总书记今天给我们阐释的中国梦。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有了鲜明的政治信仰，即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换句话说：中国梦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又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创新了。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则承袭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理论特色、时代特色、民族特色，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和中国梦二者之间关系

1、界定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

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是人们为表达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想信念的坚定执着，从而产生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追求。它是人类信仰史上被实践证明的科学信仰，引领了人类信仰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也常被称为共产主义信仰。在马克思那里，信仰与社会理想内在地有机结合。一个人只有将自己的信仰和社会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将自己人生的有限投入到社会发展的无限中去。在人生的有限中体现无限。才能在未来社会政治理想图式建构中有自己的终极政治信仰和追求。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作为人的精神追求，也具有终极关怀意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作为一种科学信仰，是由于它是科学与信仰、有限与无限、理性与非理性、崇高性与批判性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区别宗教信仰，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就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述明确指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即实现共产主义。只有坚守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树立共产主义理想，才能使人民有明确的政治方向。才能保证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

2、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坚定的政治立场

我们知道，完善的政治信仰体系由三个部分组成： 首先是信仰的目标、其次是信仰的基础理论、最后是对信仰目标过程的看法。这三个目标相互影响，层层递进。其中它们分别反映出政治信仰中的三个问题，他们分别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问题。[3]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的指引，我们才能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有明确的方向。而不是走了许多弯路。根据以往历史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事实上也迎合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仰。这也是被实践所检验的真理。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开始，先进的共产党人就拥有个人坚定的政治立场，明确的政治信仰。且这种政治信仰立即得到了中国整个社会阶层的广泛关注，它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使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犹如在黑暗中得到了光明。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沿着社会发展道路，所找到的一条正确的路径。我们不能简简单单就把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形成归咎于很容易找到的道路，它是在中国革命年代，无数革命先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一条道路。一路披荆斩棘，抛头颅、洒热血，纵然经历艰难险阻，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他们仍然执着追求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很难想象，在那样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过程中，是多么的艰难。但是我们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样的风雨历程也鼓舞并激发今天的我们要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不断前进。中华民族的历史地位也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炎黄子孙的前途命运迸发出新的希望。

近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起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的历史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自己的政治信仰，不畏艰难险阻，以大无畏的精神扛起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翻身解放。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民主专政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国家富强独立成为了“中国梦”的主旋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展开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蓝图。毛泽东思想经过实践检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成果，它探索出了近代以来“中国梦”的实际经验，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使马克思主义融合了中国本土化的特点和形式，

作者：朱业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