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影响论文

2022-04-29

[摘要]文章将人民币加入SDR前后的汇率走势情况进行比较，根据相关经济学理论确定人民币加入SDR对汇率产生影响的中介因素，进而得出加入SDR后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形成的原因，同时对未来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进行预测。最后，文章分析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走向并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管理机制的合理建议。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影响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影响论文篇1：

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理论与实证研究述评

摘要:关于汇率变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一般理论认为,一国货币的贬值或升值会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化,进而引起进出口商品数量的变化,最终导致贸易收支余额的变化。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汇率变动的价格传导程度和反映价格与数量关系的进出口供需弹性的大小。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了较为完整的综述,以期实现对汇率变动贸易效应问题的充分认识,为研究我国当前人民币汇率变化对贸易余额的影响提供较为全面的参考。

关键词:汇率变动;价格传导;ML条件;贸易时滞

一、引言

基于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升值以来持续至今的升值趋势与汇改以来至2008年6月期间我国对外贸易余额持续增长的现实,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对该现象予分析和解释。对人民币升值的贸易效应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政府当局在安排我国未来汇率制度时对对外贸易问题予以恰当的考虑。本文的目的在于对国内外文献进行较为完整述评的基础上,以期为全面的分析和理解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提供有益的框架。

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的影响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环节:一是汇率变动对一国价格的影响;二是价格变化如何影响贸易数量从而最终影响到贸易余额。与之相对应,对汇率变动贸易效应的研究内容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汇率变动的价格传导问题进行研究;二是对价格数量之间的弹性关系进行分析。另外,对应于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国际经济现实的不断变化,对汇率变动贸易效应问题的研究也呈现出两阶段特征。起初,由于传统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中都假定完全竞争市场,汇率变动对价格的传导完全,故长期以来人们分析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时一直关注第二个问题—贸易品价格与数量的弹性关系。随着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研究者们更多地把兴趣集中到了价格数量分析之前的环节—汇率变动对价格传导问题的研究上。

有关汇率变动贸易效应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微观价格机制出发,运用弹性分析法通过讨论汇率变动对进出口数量和相对价格的影响来分析其对贸易余额的直接影响;二是从宏观框架出发,运用吸收分析法通过考虑汇率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来进一步分析其对贸易余额的间接影响;三是围绕汇率变动的价格传导问题展开的研究,主要是探讨汇率变动对价格传导不完全的原因以及传导不完全的贸易与福利结果;四是从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影响的时滞问题出发,考虑不同时期内汇率变动贸易余额效应的动态变化。实证方面,国内外学者就汇率传导程度问题以及以弹性分析为基础的ML条件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本文将一并予以综述。

二、汇率变动的贸易余额效应理论研究

(一)弹性分析法——贸易余额效应的微观分析

在有关贸易余额受汇率影响的理论分析中,最早出现的是由Marshall(1923)、Lerner(1944)和Robinson(1937)等人于20世纪30、40年代提出来的弹性分析法。[1]该方法通过对贸易方程式T=X-M的分析,认为汇率贬值可以影响一国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本币贬值将使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而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提高,从而使出口量增加、进口量减少。由于贸易余额的大小由进出口商品价格和数量两因素共同决定,因此在确定贬值对贸易余额的影响时必须同时考虑进出口数量和相对价格这两者变化的共同结果。基于此,该方法引入了反映商品数量变动与价格变动关系的价格弹性概念,并得出只有当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与进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之和大于1时本币贬值才能改善贸易收支的结论,该结论被称之为“马歇尔-勒纳条件(ML条件)”。

另外,Bikerdicke(1920)、Robinson(1937)和Metzler(1948)认为,本币贬值能否改善贸易收支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贸易收支,不仅取决于进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还取决于进出口商品的供给价格弹性。[2]只有当进口供给弹性和出口供给弹性都趋向于无穷大时,毕克迪克-罗宾逊-梅茨勒条件(Bikerdicke-Robinson-Metzler condition)才与ML条件相一致。但事实上,进出口供给弹性无穷大是不符合经济现实的。比如初级产品受到自然条件和资源储备的限制就不能保证其供给随价格的上涨而大量增加。另外,其他产品的供给也可能由于生产国在资金、能源、技术等生产要素以及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方面的限制而不能在短期内实现生产规模的快速增长,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二)吸收分析法——贸易余额效应的宏观分析

弹性分析法对贸易方程式T=X-M的分析是建立在国民收入保持不变的假定之上的,没有考虑宏观经济的均衡问题。如果考虑商品市场均衡时贸易余额等于窖藏(窖藏等于国民收入Y与国内吸收A之间的差额)这一条件(即T=Y-A),则本币贬值是否改善贸易余额就要看贬值之后窖藏数额是否提高。也就是说,即使一国经济满足ML条件,贬值带来的贸易余额改善还只是自主性贸易余额的改善,当自主性贸易余额改善带来国民收入的增长后,还需要比较国民收入的增长与因此而带来的国内吸收的增长之间的大小,并依此而最终确定窖藏或均衡时的贸易余额。这构成了“吸收分析法”的基本内容。吸收分析法考虑了在国民收入变动后贬值对贸易余额更为复杂的影响,并得出贬值可以改善贸易余额的条件是:在贬值可以改善自主性贸易余额(即满足ML条件)时,还要求由此而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增加超过国内吸收的增加幅度,也即要求边际吸收倾向小于1。

贬值会因为改善自主性贸易余额进而增加国民收入,国民收入又导致国内吸收的增加。但事实上,贬值也可能通过其他途径直接影响国内吸收,比如汇率贬值将产生现金余额效应影响国内吸收。本币贬值,则外国商品的相对价格提高,因为需要消费一部分进口商品,故本国居民原有收入的实际购买力水平下降,从而总消费减少;为了维持原有的生活标准,人们将不得不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其支出,从而增加自主性吸收支出。这一效应称之为“劳尔森-梅茨勒效应(Lausen-Metzler effect)”。考虑了贬值对自主吸收的影响后,贬值的贸易余额效应就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

从以上分析可知,贬值既会直接影响贸易余额,也会通过贸易余额变动引起收入与吸收的变动,从而对原有的贸易余额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因此,在分析中,必须将对贸易余额的直接影响以及对收入与吸收的影响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分析贬值对贸易余额的影响。

(三)汇率变动贸易余额效应中的汇率传导分析

吸收分析法与弹性分析法虽然从分析的宏微观机制上截然不同,以至于长期以来这两种分析方法一直被认为是相对立的。但实际上,吸收分析法的分析起点仍然来自于弹性分析框架中的ML条件,即以自主性贸易余额得以改善为分析前提。同时,由于传统弹性分析都是以汇率对价格的完全传导为前提,因此,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完整地解释汇率对价格不完全传导条件下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大量贸易逆差,人们认为需要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净出口以减少贸易逆差。1985年以后,美元开始不断贬值,但贸易逆差却不断增加,这一现象与传统弹性分析法的理论背道而驰。于是,研究者们开始探究各种不同原因,其中许多研究者就从汇率变动对进出口价格的传导问题入手,来解释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弱化问题。

汇率的价格传导效应(pass-through effect)是指汇率的波动在多大程度上被传递到价格上。关于汇率价格传导的绝大多数的研究都集中在对汇率价格传导的不完全问题上,这些研究从多方面分析导致汇率对价格不完全传导的原因以及考虑各种不同因素条件下汇率对价格的传导程度。

汇率传导研究的基本思想是假定厂商只关心以本币表示的收益,因此汇率的波动就带来了是由出口国还是由进口国来承担相应价格调整成本的问题。最早关于汇率变动的价格不完全传导理论研究可追溯到Krugman(1987)和Dornbush(1987),文章建立了一个寡头市场模型考察了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的传递作用。在该模型中,厂商随汇率变动不断地调整价格,并且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汇率的价格传导效应呈现不完全特征。[3]之后,有关汇率变动对价格不完全传导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与市场分割、不对称信息、沉淀成本、商品定价货币的选择(Obstfeld and Rogoff,1995;Devereux and Engel,2003)与粘性价格(Taylor,2000)等原因的讨论上。[4]Hooper and Mann(1987)的研究指出,传递程度与利润加成和生产成本的汇率弹性成反比关系。[5]Dornbush(1987)和Krugman(1987)将汇率变化引起的国际市场价格歧视定义为因市定价(pricing to market),认为相互分割的目标市场允许厂商通过改变价格加成而使得产品价格保持稳定,以达到稳定国外市场份额的目的,从厂商的市场决策角度对汇率的不完全传导给出了合理的解释。Baldwin、Krugman(1989)研究了出口商的沉淀成本对加成调整的影响。另外,汇率变动的幅度也会对汇率的价格传导程度产生影响。[6]

由于汇率变动对价格的不完全传导极大的削弱了传统理论中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的影响程度,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的影响时第一步必须要考虑汇率的价格传导程度问题。

(四)汇率变动贸易余额效应中的时滞问题

对有关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影响的时滞问题的研究中指出,汇率贬值有利于一国贸易收支的改善,但需要经历较长的时滞,且短期内甚至可能导致贸易收支状况的恶化。这是因为,在进出口厂商未被预期到的汇率贬值发生之前进行价格设定的条件下,在贬值发生后的一段时期内,贬值前已签订的贸易协议仍将按原来的数量和价格执行,从而进出口数量不变,但以本币定价的出口其外币收入减少,而以外币定价的进口其本币支出增加,这两方面都将使得贸易余额趋向恶化。另外,即使对于贬值后签订的贸易协议而言,出口的增长短期内也要受国内供给在资源调整方面的时间和其他条件的约束,同时进口方面却很有可能由于进口商对未来汇率的进一步贬值预期而加速订货,导致进口短期迅速增加,从而最终导致贸易余额的进一步恶化。只有当出口供给和进口需求对汇率贬值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之后,贸易余额才可能开始得到改善。整个调整过程可以用J形曲线来予以描述,有关贬值对贸易余额的时滞效应也通常因此而被称为“J曲线效应”。

Magee(1973)对J曲线效应的形成给出了合理的理论解释,他认为一国货币贬值的贸易效应将经历三个阶段:合约货币阶段(Currency-Contract Period)、汇率传导阶段(Pass-Through Period)和数量调整阶段(Quantity Adjustment Period)。[7]在不同阶段,制约贸易收支的因素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合约货币阶段,合同标明的价格和数量都不会因贬值而改变,这是因为,短期内汇率变化虽然发生了,但汇率变化前签订的合同仍需按原有合同予以执行,从而使得原有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在汇率传导阶段,汇率变化后签订的合同将会依据汇率的变化而调整其合同价格,但进出口数量由于进出口的供求粘性而暂时保持不变,该阶段贸易收支的结果取决于汇率对价格的传导程度以及贸易合同定价货币的选择;在数量调整阶段,进出口数量和价格都将因贬值而发生调整,这时如果马歇尔-勒拉条件满足,则贬值改善贸易收支的结果才得以实现。

但传统的J曲线效应理论并不能完整地说明所有汇率变动的时滞问题,后来的研究者们从三个方面对J曲线效应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首先,J曲线效应需满足马歇尔-勒拉条件,如果该条件不满足,或者贬值后国内物价的上涨赶上甚至超过本币贬值程度,则贸易收支非但不能改善,反而可能进一步恶化,贬值出现负的贸易收支效应。Meade(1998)就曾指出只有汇率浮动机制灵活且经济开放度较高的国家其汇率变动的J曲线效应才比较明显。

其次,Hodwood(1996)认为如果考虑回归预期,那么即使马歇尔-勒拉条件满足,本币贬值也不一定能带来J 曲线效应,贬值还可能产生W曲线效应。这是因为贬值初期的贸易收支恶化或其他原因可能导致另一次的货币贬值,当发生连续货币贬值时,该经济体的贸易收支可能长期地在逆水平上徘徊,从而产生W曲线效应。

第三,因为J曲线效应理论是建立在汇率与进出口之间存在一个稳定关系的前提之上的,而汇率与进出口之间稳定关系的存在只发生在某一特定的汇率变动区间之内,若汇率变动超出某一汇率区间,则汇率与进出口之间的原有关系也将发生变化。在这一分析中,汇率波动性或波动幅度问题显得尤为重要。Baldwin, Krugman(1989)运用“沉淀成本模型”解释了在一个不稳定的环境中,厂商不愿意主动对汇率作出反应,而当厂商作出最终反应后,又很难促使他们再次改变决策,从而出现贸易决策中的滞后问题。也就是说滞后的原因来源自于国际贸易中的沉淀成本和汇率易变性。在滞后存在的条件下,即使恢复原有的汇率水平或是环境,也不足以恢复原有的结果。这意味着贸易方程同宏观经济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都面临卢卡斯批判,当环境发生改变时,决定贸易的因素和结果之间的原有关系也随之改变。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在考察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影响的时滞问题时,不仅要考虑其价格和数量的时滞特征,而且还需考虑在不同汇率变动幅度下汇率与贸易关系变化的可能性。

三、汇率变动贸易余额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弹性悲观主义”的论争

关于弹性分析法的实证研究重点在于考虑国际贸易在多大程度上对相对价格的变化做出反应,具体说就是贬值能否改善国际贸易收支,也即ML条件是否成立。有研究结论显示,由于进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极低,不能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一国汇率贬值不能有效地改善贸易收支(Metzler,1948),从而一度出现了弹性悲观论。但Magee(1973)的研究指出,价格弹性并没有明确到可以确定在“弹性悲观主义”论争中的任何一方。诸多实证结论表明, ML条件并不一定成立,尽管这个假定非常重要且在理论上正确与否还不明确,但很少有关于汇率变动影响国际贸易的实证证据(Boyd, 2001)。

Rose and Yellen(1989)使用回归分析方法对美国和其他G7国家1960年后双边贸易季度数据进行了检验,得出了不能拒绝真实汇率和其滞后项不是美国与其他G7国家之间双向贸易的显著决定因素的假设。[8]Marquez(1990)运用带状谱(band spectrum)分析法估计了双边贸易弹性,并将其加总得出多边弹性,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混合性的,从该分析中得到的证据很难支持ML条件。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计量经济学的快速发展表明先前研究得到的证据可能是不可靠的,因为数据的“非平稳性”问题没有得到恰当的处理。

接下来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使用协整的方法来估计长期的贸易弹性,但其结论仍然是混合性的。大部分研究倾向于认为ML条件成立,如Bahmani-Oskooee(1998),Bahmani-Oskooee and Niroomand(1998)。但也有部分研究认为ML条件不成立,或者不能确定是否成立。如Rose(1991)对美、英、加、德、日等国1974-1986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上述国家的进出口与实际汇率及国内外产出(工业增加值代替)之间均不存在协整关系,ML条件不成立。Boyd(2001)等的检验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在美、英、加、德、日、法、意、荷8个发达国家中有5个ML条件成立,他们在运用混合性证据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总的来看实际汇率对进出口的影响还是显著的。[9]

(二)关于汇率变动价格传导程度的经验估计

关于汇率传导问题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汇率不完全传导的原因进行探讨,Krugman和Dornbush(1987)、Feldstein(1992)、Obstfeld and Rogoff(1995,1998)等人的研究指出,某种商品在不同地域或国别市场上将因产业组织结构、产品差异与市场分割、价格歧视、定价货币的选择、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沉淀成本等原因导致汇率传导程度的不完全。

而关于汇率传导问题的实证研究则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汇率传导不完全所导致的经济影响(Saiki,Ayako,2004; Gagnon,Joseph,Jane Ihrig,2004),这类研究对一国货币政策的实行和宏观经济的稳定以及冲击的国际传递和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问题的探讨都具有广泛的意义;二是汇率传导不完全程度及其动态变化的经验估计。诸多实证分析的结果都显示,汇率波动对进口价格的传递并不完全,且汇率对进口价格的长期传递程度要高于短期传递程度,也即汇率波动对价格传导的过程中存在时滞。如Goldberg and Knetter(1997)的实证分析得出汇率贬值对OECD国家工业制成品进口价格的传递系数约为0.5。Campa and Goldberg(2002)采用1975-1999年的季度数据对经合组织(OECD)25国的汇率传递系数进行了估计,其结论认为经合组织(OECD)25国平均短期汇率传递系数为0.61,长期汇率传递系数为0.77。

另外,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传递程度在不同地区或不同商品间皆有不同,且汇率传递本身在长期内呈现动态波动。如Piriya Pholphirul(2003)对泰国九种主要商品的汇率传递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这些商品的汇率传递系数很低,汇率传导程度最低的是动植物油脂类商品,为0.104;最高的是机械类商品,为0.527。同时,还指出自泰国1997年金融危机后,泰铢汇率波动性增强且变化趋势难以预测,从而使汇率波动对进口价格传导的程度出现下降趋势。Taylor(2002), Goldfajn and Werlang(2000)也得出了在许多国家汇率传导皆呈现下降趋势的结论。这些都进一步验证了在汇率价格传导的不完全且传导程度逐渐降低的条件下,传统意义上的汇率变化对贸易收支的调整作用将越来越小。

总的来说,汇率变动对一国价格的传导,基本呈现以下特征:一是从传导总水平来看传导具有显著的不完全性;二是从传导环节及程度上来看,汇率变动首先影响到一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其次是生产价格指数和出口厂商的出厂价格指数,最后才是消费价格指数以及出口价格,且传导程度也依照该顺序逐渐减弱;三是从对各种价格传导的时间上来看,长期内价格传导程度要略高于短期价格传导,也即汇率变动对价格传导的过程中存在时滞。

四、结论及对我国的重要启示

(一)结论

从整体上来看,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理论研究基本上是在新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框架中演变和发展。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理论主要是对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框架中所强调的关于不完全竞争市场、时间偏好和风险规避、理性预期等普遍理论和方法在该问题上的具体应用。但由于每个国家和地区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环境,所面临的经济现实也有很大不同,因此对每一普遍理论的具体应用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解释某一经济体在某一具体经济环境下甚至是面对某一具体冲击条件下的经济现象,很难运用普遍理论在现实经济中得出一般性的分析结果。

同样,从实证研究的发展来看,计量分析方法是研究该问题的主要实证研究方法。在具体方法的选取上,20世纪90年代前大多采用简单的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计量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而普遍采用协整分析方法,有效地解决了对不平稳样本的处理问题,同时也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实现了对汇率变动与贸易收支之间的长期与短期关系的估计。近期开始有学者试图采用数值模拟(simulation)的方法来分析不同幅度的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的影响(Li Wang and John Whalley, 2007)。在分析样本的选取上有两种:一是选用总量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二是分行业或产品类型使用双边季度数据甚至月度数据进行分析,用以讨论汇率变动对贸易影响的长短期不同效果。

(二)对我国的重要启示

在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贸易余额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时,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

第一,就汇率变化的价格传导来看,存在多方面的原因使得我国人民币汇率变化的价格传导模式与主流分析中汇率-价格传导模式相去甚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工贸易占比较大。长期以来我国加工贸易占进出口总额之比一直大于一般贸易占进出口总额之比,直到2008年这一局面才得以调整,加工贸易占比首次低于一般贸易,即使如此,截至2008年10月,加工贸易在总贸易中的占比仍高达47.5%。由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性质,出口产品成本中包含了大量的进口成分,出口价格受汇率变化的影响将因为进口已受汇率影响而被削弱,这与传统汇率-价格传导理论研究的一般贸易假设相违背。因此大规模的加工贸易势必降低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出口价格总水平的传导程度,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价格的推高作用并不显著。

二是进口替代程度低。我国总进口中占比最大的是源自发达国家的机械及运输设备类产品的进口,国内同类竞争产品的竞争能力弱,加上我国国内投资需求旺盛,这导致我国进口需求弹性小,在国际市场上进口的议价能力弱,这使得人民币升值对进口价格的降低作用受到局限。

三是在出口市场上,结算货币的选择和“因市定价(pricing to market)”使人民币汇率变化所导致的出口价格变化面临不确定性。人民币的非自由兑换性质使得结算货币大多采用美元和欧元等其他国际货币,同时,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高,使得出口商为确保海外市场份额而在人民币升值时更多采用“因市定价”原则,降低出口产品的人民币价格以保持外币价格的稳定。这大大降低了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外币价格的传导程度。

第二,就进出口价格的供需弹性来看,在新的开放与经济发展阶段,我国各类贸易品的ML条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我国出口产品的议价能力近年来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海外需求的价格弹性渐弱;国内市场上,由于近几年来国内劳动力供给弹性的降低以及国内其他资源成本的逐渐上升,使得出口供给的价格弹性加大,这些都将直接改变进出口价格变化对贸易数量的影响效应。

第三,国内外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仍未衰减。从中长期来看,汇率变化及其预期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将在一定时滞之后被最终反映出来。2008年上半年进出口增速的减缓即可为证,尤其是2008年下半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进而全球经济步入衰退后,对外依存度高的中国东部地区进出口已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这其中主要是受外部需求的影响,但人民币长期的持续升值也为贸易负增长起了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以上这些都应该是具体研究我国当前货币升值对贸易影响所需考虑的重要方面,也是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有意义的主题。

另外,在分析我国问题时,研究者们也应针对我国的具体经济现实在模型的设定、指标的选取、不同时期样本数据的选取及处理方面对上述问题予以充分的考虑。

参考文献:

[1]Robinson, J. The Foreign Exchang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37.

[2] Metzler,Lloyd A.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M].A Survey of Contermporary Economics,Philadelphia,Bladiston,1948.

[3] Krugman Paul.Pricing to Market when the Exchange Rate Changes.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87.

[4] Taylor.Low Inflation,Pass-through and the Pricing Power of Firm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0,(44):1389-1408.

[5]Hooper, Peter, and C. Mann, 1987, “The U.S. External Deficit: Causes and Persistence,”Federal Reserve Board.

[6] Krugman,P.Exchange Rate Instability[M].The Lionel Robbins Lectures,Cambridge,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hnoloty(MIT)Press,1989.

[7] Magee, S., 1973, “Currency contracts, pass-through , and devaluation” Brookings paper on economic Activity”

[8] Rose and Yellen.Is there a J-Curv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9,(24):53-68.

[9]Boyd D Real Exchange Rate Effects on the Balance Of Trad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ial & Economi cs 2001,(6).

作者：杨碧云

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影响论文篇2：

加入SDR后人民币汇率走势分析

[摘要] 文章将人民币加入SDR前后的汇率走势情况进行比较，根据相关经济学理论确定人民币加入SDR对汇率产生影响的中介因素，进而得出加入SDR后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形成的原因，同时对未来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进行预测。最后，文章分析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走向并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管理机制的合理建议。

[关键词] 人民币；SDR；汇率

[DOI]10.13939/j.cnki.zgsc.2018.33.047

1 引言

美国东部时间2015年11月30日，IMF正式宣布人民币将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人民币成为继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之后，加入特别提款权的第五种货币。人民币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这对国际货币市场以及世界经济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对中国国内经济和人民币汇率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自IMF正式宣布人民币将加入SDR以来，人民币汇率从之前的平稳状态变为持续大幅下跌趋势。自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人民币对美元共贬值了7.54%，自2015年11月30日至2017年3月30日，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贬值幅度为9.72%，加入SDR后人民币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朗，人民币汇率变化情况与美元指数的相关性减弱，人民币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人民币汇率短期受其他国家货币汇率动荡和政策调整等偶然随机因素影响较大。人民币加入SDR长期将对人民币的币值、国际地位和发展态势产生一系列影响。

2 加入SDR后人民币汇率走势分析

2.1 人民币加入SDR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进而影响汇率

近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又好又快发展，国民生产总值也一直处于上升状态。由于人民币加入SDR，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交往的改善等积极原因，全球经济疲软并没有过多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势必促进中科技创新的发展，让中国出口商品质量和竞争力有巨大飞跃，使中国出口量大幅增加，同时随着国内产品的改良，人民会减少对国外商品的需求，导致中国外汇市场对人民币需求增多、对外汇需求减少。综上所述，人民币加入SDR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有上行动力。

2.2 人民币加入SDR影响国际收支，进而影响汇率

在全球经济逐步回暖的情况下，人民币加入SDR后中国2016年进出口差额反而下降，出口总额同比下降2%，进口总额同比上升0.6%。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由于现在的国际形势非常复杂严峻，其他国家对中国建立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反倾销等，同时中国国民收入增加，导致对进口品需求增多。由于中国工业产品出口价格较为低廉，美国等国家采取一系列进口管制政策形成贸易壁垒，抑制了中国低价格产品的出口，净出口减少，推动人民币汇率走低。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加入SDR后使中国对外贸易活动收支更加便利，同时配合“一带一路”等政策的实施带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活动，使中国出口总额大幅增加，对冲中国经济发展导致的进口增加，促进人民币币值上升。

2.3 人民币加入SDR影响外汇储备，进而影响汇率

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后，中国无须留有过量外汇储备，因为人民币本身就是一种储备资产，所以人民币加入SDR后出现了外汇储备减少的情况。人民币加入SDR后，中国外汇储备量合理化给人民币汇率带来了上行压力，但由于其他因素对汇率影响抵消了外汇储备对人民币汇率的积极影响，导致人民币出现贬值情况。人民币加入SDR后会持续走强，全球会逐渐增加人民币资产持有作为外汇储备或交易使用，改善中国外汇储备状况，推动人民币走强，造成人民币汇率上行压力。

2.4 人民币加入SDR影响外商投资，进而影响汇率

人民币加入SDR对外商投资的促进效果与世界经济疲软给外商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相抵，所以外商投资对人民币汇率无显著影响。人民币加入SDR让人民币汇率趋势的形成更加透明化，使境外投资者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测更加容易，减少了投资者的疑虑和恐慌，增加了境外投资者的投资信心。而且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使外商投资更加方便。所以人民币加入SDR会促进外商投资增加，进而推动人民币走强。

2.5 其他因素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人民币加入SDR后，人民币市场化程度加大，人民币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更加密切，其他国家货币币值变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程度日益加深

人民币“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不再单一盯住美元，由于之前的汇率制度导致人民币汇率虚高，汇改过后人民币汇率趋向平稳真实值，导致人民币汇率大幅下跌。央行可能旨在让人民币更接近其真实价值水平，以释放施行单一盯住美元汇率制度时期积累的巨大贬值压力。

2.6 人民币加入SDR后的人民币汇率走势

IMF宣布人民币加入SDR后，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贬值状态，由于短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外汇储备水平、国际收支状况、通货膨胀和外商投资等因素波动幅度较小，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程度较微弱。而短期内国际形势动荡，国内政策调整会对国际外汇市场的货币供求影响较大，对人民币汇率走势产生绝对影响。总体来说，人民币加入SDR后的贬值主要是受其他因素影响，而非人民币加入SDR对人民币走强起反向抑制作用。

当前我国人民币汇率下行压力依然很大，央行并没有采取措施调整汇率，而是允许其继续下行，说明目前人民币汇率基本可控，当前人民币贬值主要是对以前人民币汇率虚高的回调。所以人民币加入SDR后，人民币汇率未来会继续保持下行趋势，到达人民币汇率真实值附近后未来可能出现上行态势。

3 政策建议

3.1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人民币受国际金融市场影响被动升值或贬值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汇率政策的自主性。中国为维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必须采取一系列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進行调控、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波动弹性以及灵活性，使人民币汇率能更好地反映市场供求的真实情况。

3.2 积极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国家经济发展对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推动人民币走强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目前应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增加中欧专列投资，积极发展中国周边国家的基建事业，让世界各国经济交易、贸易往来更加密切，让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获得的利益辐射到全球，同时促进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3.3 加强外汇储备管理

中国可以利用持有不同國家的货币储备，利用各个国家的货币汇率此消彼长来保持我国外汇储备总量的稳定，避免持有单一外汇储备而发生此货币汇率波动带来的国家外汇储备总量的波动，给国家经济造成损失。同时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货币，人民币自身就是一种储备资产，中国可以减少一部分用于国际贸易往来的外汇储备，使外汇储备持有量达到合理水平。

3.4 积极引进FDI

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为了保持中国经济平稳高速发展，我们必须积极引进外商投资，继续降低外资准入原则。在中国引进外商投资的同时，国际上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也会流入中国，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使人民币走强，这对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人民币走向强势货币具有促进作用。

3.5 积极运用人民币的世界货币职能

人民币加入SDR后，其储备货币职能的良好运用会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良好地运用人民币的世界货币职能，要求人民币更加国际化。人民币加入SDR是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中的重要一步，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改革发展展开了新的篇章。人民币在走向国际金融交易货币的道路中，必须继续促进人民币资本可兑换，使中国市场更加开放，促使更多的中国国内投资者参与到国际外汇市场活动中。

3.6 防止恶性通货膨胀

人民币加入SDR引发国际货币市场对人民币需求的大幅增加，势必增加人民币的投放量，如果无节制地过度投放人民币，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引发人民币汇率过度虚高，对中国经济造成毁坏。所以中国政府要严格控制货币投放量，保证通货膨胀率的可控性，保持合理汇率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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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程会歌与展望 [J].西部金融，2011（11）.

[作者简介]朱熠（1994—），女，汉族，辽宁阜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商业银行金融风险管理。

作者：朱熠

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影响论文篇3：

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联动关系研究

【摘要】本文研究外汇储备增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及其联动关系，在总结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现状的基础上，选取2000年1月至2012年6月的通货膨胀率、外汇储备增长率、汇率增长率以及剔除外汇占款后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为指标，定量分析了各相关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实证分析支持了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对通货膨胀率具有显著影响的结论，并肯定了对冲操作和人民币升值对降低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抑制通货膨胀的积极作用，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外汇储备增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并为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参考和建议。

【关键词】外汇储备通货膨胀联动关系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外汇储备受到外贸顺差及资本项目顺差的影响，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2000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655.74亿美元，截止到2012年6月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增加到32400.05亿元，增长了19.57倍。外汇储备增加对增强我国对外支付能力，提高国际地位具有积极的影响，但同时高速增长的外汇储备也有诸多的负面效应。首先，为了应对外汇储备超速增长带来外汇占款增加，央行被迫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等手段对冲多余的流动性，随着双顺差局面的持续，央行的对冲操作难度日益加大，可选择的政策空间逐渐萎缩，这将降低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能力。其次，由于外汇主要来自于外贸部门，外贸结汇后形成的外汇占款改变了货币供给的正常渠道，使得货币向不同行业、产业及区域间的分配受到影响，从而扩大行业、产业及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不利于我国产业转移、经济结构调整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政策目标的实现。另外，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同时，人民币也在不断升值，这使得我国央行、企业及金融机构都面临着较大的汇率风险。由于我国目前金融市场尚不发达，缺乏可供规避汇率风险的金融产品，从国家到普通的居民都得被动地承担较大的成本，造成国民福利的流失。

另一方面，自2000年开始我国通货膨胀率开始逐步上涨，普通居民日益感受到了通货膨胀给日常生活带来的压力。为了有效控制通货膨胀，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旨在控制通胀源头，引导通货膨胀预期，防治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针对这一现象，国内很多学者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及治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结论表明造成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复杂且多变的，内外因素交织并发，给政府调控通货膨胀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因此，本文基于我国宏观经济中的现实问题，试图通过研究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我国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动态联系，且这种动态联系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第二，影响外汇储备增长的因素有哪些，它们是否会通过影响外汇储备水平，进而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第三，政府面对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所施行的对冲政策，是否能够有效的缓解通货膨胀压力；第四，政府的冲销政策在短期和长期内的影响是什么，有没有可能出现过度调整的情况。文章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为我国降低外汇储备增长率、控制通货膨胀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在研究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时，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世界物价水平与外汇储备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上，其主要依据为外汇储备是构成世界货币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30年代，世界强力货币的过度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引起的，Heller（1976）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基于全球视角分析了国际储备的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国际储备可以通过货币供给间接对物价水平产生滞后的影响。Khan（1979）运用Heller（1976）的理论模型进一步考察了国际储备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相对于固定汇率制，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国际储备的增长对物价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Heller（1981）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样本期，通过实证检验进一步证明了国际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之后，许多学者对之前十分简化的“国际储备——通货膨胀”模型进行了拓展。Mei-YinLin和Jue-Shyan Wang（2005）通过对东亚五个经济体（日本、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在汇率的影响效果强于货币供给的干预效果的基础上，当外汇储备增加时，通货膨胀率将提高；而在汇率的影响效果弱于货币供给的干预效果的基础上，通货膨胀率则将下降。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的研究总体上延续了上述研究思路。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同时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考察外汇储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但国内学者更侧重于短期分析。他们的观点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观点认为，外汇储备的变动与物价水平的变动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朱鲁秀、程盟（2010）利用VAR模型方法研究了外汇储备与名义产出及物价之间的关系，结论指出从名义GDP来看，外汇储备冲击在最初的半年内对名义产出增长率造成扩张效应，但之后给名义产出增长率带来紧缩效应。外汇储备冲击能够对消费价格指数产生显著性的一个季度的影响，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后，外汇储备对消费价格指数的推动作用逐渐消失，并会带来下行压力；杨志英（2009）认为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虽然存在相关关系，但不像理论预测的那样存在正向的影响，外汇储备对通货膨胀的冲击效应基本上呈现为负向效应。

第二类观点认为，外汇储备的变动对物价水平影响较小或没有影响。操振林（2010）认为，我国外汇储备滞后一期对CPI的影响系数不显著，虽然从理论上说，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超额增长，从而导致通货膨胀，但从实际的效果看，央行的对冲操作有效地回笼了货币，有利于缓解通货膨胀压力；王永茂、宋金奇（2009）将汇率引入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研究，通过建立VAR模型说明外汇储备增长不是通货膨胀的原因，汇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才是有效的。

通过以上的文献综述可知，关于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关系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外国学者侧重于从长期考察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结论是外汇储备的变动与通货膨胀率的变动呈正相关关系。

三、外汇储备增长对通货膨胀影响的理论分析

根据货币数量理论可知，一国的通货膨胀率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货币的流通速度以及产量（实际收入）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则认为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货币因素。长期来看，在外汇储备持续增加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通常要通过增加基础货币供应量的方式来平衡资产负债表，而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将通过货币乘数效应引起了一国货币供应总量的上升，进而使一国的总需求上升。在商品市场上，总需求的上升最终使得一国的物价水平上升，进而引发通货膨胀。因此，外汇储备增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可简单总结为：外汇储备增加→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给量增加→通货膨胀。可见在外汇储备增长到通货膨胀的传导过程中，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外汇储备的增长引起基础货币增加；第二是基础货币增加通过货币乘数效应导致货币供给量增加；第三是货币供给量增加导致总需求的扩张，从而造成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

（一）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的关系

外汇储备又称为外汇存底，是一个国家货币当局持有并可以随时兑换外国货币的资产，主要来源于国际收支顺差，即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而外汇占款是指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市场买入外汇所形成的人民币资金占用，一般来说，由国际收支顺差引起的外汇储备上升并不一定会导致基础货币的扩张，只有当央行收购外汇形成外汇占款时，才构成基础货币的投放。由于我国实行外汇收入结售汇制，当经常项目或资本与金融项目出现顺差时，中资企业要将收入的外汇出售给指定的外汇银行，之后外汇银行卖出大部分净买入的外汇，中央银行付出本币买入外汇。这样，中央银行就被动向市场投放了基础货币，形成外汇占款。所以，当外汇储备增加时，外汇占款也会随之增加。而根据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可知，外汇占款的增加将直接导致基础货币的等额增加。

（二）货币供应量与基础货币的关系

根据货币银行学的理论，通过银行的信用货币创造机制，基础货币可以由货币乘数引出数倍于自身的可为流通服务的信用货币，这些信用货币最终构成全社会的货币供应量。用Ms代表货币供给，B代表基础货币，假设货币乘数为m，则有Ms=m×B。由于B=C+R，狭义货币供给量M1=流通中现金C+活期存款D，则有狭义货币乘数：

式中c= 称为通货存款比例，其大小取决于私人部门的行为；rd= 称为银行准备金率，其大小取决中央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存款货币银行超额准备金率，前者取决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后者取决于银行的经营决策。

同理可求得广义货币乘数

式中T为定期存款，t为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

根据上述对货币乘数的分析，以广义货币供应量为例，基础货币增加一个单位，则货币供应量将增加个单位。而由于外汇占款与外汇储备等额增加，假设其他参数c，t，rd不变，那么外汇储备每增加一个单位，货币供给就将增加个单位。

（三）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货币数量论认为每一次通货膨胀背后都有货币供给的快速增长，该理论的出发点基于交易方程式：MV=Py。其中，M为货币供应量；V为货币流动速度，即名义收入与货币量之比；P为价格水平；y为实际收入水平。方程左边的MV反映的是经济活动中的总支出，而右边的Py为名义收入水平。方程左右两边分别取自然对数并求关于时间t的微分，整理可得：

也即

其中，π为通货膨胀率；为货币增长率；为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率；为产量增长率。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通货膨胀主要来源于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货币增长和产量增长。如果货币流通速度不变，且收入处于其潜在的水平上，那么通货膨胀的产生则主要是货币供给增加的结果。

（四）小结

以上分析从理论上说明了外汇储备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各个因素之间的动态联系可以用下图表示。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外汇储备、汇率、通货膨胀率、中央银行的对冲操作政策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有机整体，具有双向的动态联系。

四、我国外汇储备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①（VAR）对通货膨胀率、外汇储备增长、货币供应量以及汇率波动这几个变量的相互关系进行定量研究，以求更全面的理解外汇储备增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选取2000年1月至2012年6月共150个月度数据作为样本，通货膨胀率、外汇储备余额（按人民兑美元汇率换算）、美元汇率为月度同比增长率，分别用CPI、FR、ER表示，其中外汇储备数据经过月平均汇率进行调整，以求更准确的反应外汇储备增长对基础货币的影响。由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对冲操作的具体表征指标很难采集与描述，结合数据可获得性与关联性，本文选取货币供应量中剔除外汇占款后的数额作为央行公开市场对冲操作的替代指标，称为“净货币供给”，用MS表示，同样取该指标的月度同比变化率。

（一）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根据单位根检验的原理，首先对CPI、FR、ER、RR四个时间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从表1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4个序列的ADF检验值都大于临界值，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是非平稳时间序列。因此，将4个序列进行一阶差分，一阶差分后序列的ADF检验值都小于临界值，表明序列是平稳的。这说明CPI、FR、ER、MS这4个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具备协整分析及建立平稳VAR模型的条件。

表1 CPI、FR、ER、RR的ADF检验结果

注：△表示一阶差分，检验形式中（C、T、K）中的C、T以及K分别表示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检验方程根据序列的图形和数据特征确定，滞后阶数根据SC准则，并兼顾系统稳定性和模型拟合优度等因素。

（二）VAR模型的估计及分析

本文采用滞后长度标准（Lag Length Criteria）检验方法，列出了多种检验标准下的滞后期选择，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LR、FPE、AIC、HQ标准下最优滞后阶数都为2阶，因此选取滞后2阶为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即模型形式为VAR（2）。

表2 VAR模型滞后阶数的确定

注：资料来源于统计软件EViews6.0运行结果，“*”表示从每一列标准中的最优滞后数。

根据VAR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可得回归方程式为：

从VAR模型的回归统计量可知，四个方程的拟合优度较高，都达90%以上，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可见模型的拟合程度良好，可以据此进行下一步的模型分析。

表3 VAR模型的回归统计量

此外，从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ER和MS对应的P值分别为0.0288、0.0018，说明变量ER和变量MS都是CPI的Granger原因，且最后一行ALL给出了对所有滞后变量联合显著检验结果，对应的P值为0.0001，说明变量CPI相对于FR、ER和MS滞后项是联合显著的。

表4 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三）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根据模型根的倒数图像可以看出，模型根的倒数均在单位圆内，说明所估计的模型满足稳定性的要求，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四）脉冲响应分析及结论

脉冲响应函数是用来分析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当模型满足稳定性条件时，能够描述扰动项的影响是如何传播到各变量的。

1.通货膨胀率对各变量的脉冲响应。

CPI对FR一个标准差脉冲的响应 CPI对ER一个标准差脉冲的响应 CPI对MS一个标准差脉冲的响应

观察上图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1）对外汇储备增长率施加一个标准差的正向脉冲，在前3个月内通货膨胀率对这一脉冲呈现正向响应，响应的强度不断加强，在第3个月达到最大。但从第4个月开始这种响应开始减弱，并呈现出收敛特征，并在第15个月时冲击方向转变为负向冲击，之后逐渐趋于稳定。这表明短期内而言，加速增长的外汇储备对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长期来看这种影响将逐渐减弱。

（2）对美元汇率增长率施加一个标准差的正向脉冲，通货膨胀率在前6个月中对这一脉冲呈现负向响应，响应强度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特征，从第7个月开始，开始转变为正向响应。从理论上说，美元升值一方面会影响市场对美元的预期，引起我国美元资本的净流出，从而减少外汇占款，进而降低通货膨胀率；另一方面美元升值将导致我国进口商品成本提高，进而产生输入性通货膨胀。在这里将前一种效应称为“资本效应”，后一种效应称为“外贸效应”。从图形上看，前6个月中，“资本效应”要大于“外贸效应”，且“资本效应”的强度在前3个月内一直强于“外贸效应”，使得通货膨胀对美元汇率的增长呈现负向响应，且逐渐增强；从第4个月开始，“外贸效应”开始逐渐强于“资本效应”，通货膨胀对美元汇率的增长逐渐朝正向趋势变动；第6个月时，冲击方向开始转变为正向冲击，并逐渐趋于稳定。这说明美元快速升值短期内主要是“资本效应”占主导，而长期主要是“外贸效应”占主导，鉴于资本的流动速率要高于商品的流动速率，因此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合理的。反过来说，美元的快速贬值也即人民的快速升值，短期内会造成大量的资本流入，从而使得央行被动增加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造成压力；但从长期来看，这有助于我国改变外贸结构，改变过去过度依靠出口的增长模式，逐步消化大量的外汇储备，减少外汇占款，从而减低通货膨胀率。因此，从长期来看，人民币的升值对缓解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具有积极作用。

（3）对净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施加一个标准差的正向脉冲，通货膨胀率在前3个月内出现先强后弱的负向响应，之后开始呈现正向响应，在第12个月达到正向响应的峰值，此后这种响应逐渐减弱，呈现出收敛特征。这说明净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提高对通货膨胀率具有明显的同向影响。由于净货币供应量是指剔除外汇占款后的货币供应量，可以认为是央行进行主动操作的部分，是对冲操作的一个近似指标。对冲操作可以理解为降低净货币供给增长率，由于净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具有同向影响，因此中央银行的对冲操作对降低通货膨胀确实具有积极意义。

2.其他几个重要的脉冲响应关系。

FR对ER一个标准差脉冲的响应 MS对CPI一个标准差脉冲的响应 ER对FR一个标准差脉冲的响应

当对美元汇率增长率施加一个标准差的脉冲时，长期内外汇储备增长率将出现正向响应，也即人民币升值速度的提高对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对外汇储备增长率施加一个标准差的脉冲，长期内美元汇率将出现负向响应，这说明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将对人民币产生长期的升值压力；对通货膨胀率施加一个标准差的脉冲，货币净供给量长期内一直是负向响应，说明当通货膨胀率提高时，央行将加大对冲操作力度。

因此，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对我国通货膨胀率具有长期的、持续的正向影响，这与理论分析相一致；（2）中央银行的对冲操作在长期内对通货膨胀具有抑制作用；（3）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对减少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抑制我国的通货膨胀具有积极的作用。

五、政策建议

（一）正确发挥央行冲销操作的作用，抑制通货膨胀

通过实证结论可知，央行的冲销政策在长期内对通货膨胀增长率具有抑制作用。因此，我国一方面应该继续重视冲销政策对抑制通货膨胀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还要时刻关注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影响因素的变化。近年来的实际表明，资本项下的外汇流动大有赶超贸易项下外汇流动的趋势，由于资本项下的外汇流动速率要远远高于贸易项下外汇的流动，其流动性和可变性更强，一旦盲目地对外汇储备增长带来的外汇占款增加采取对冲政策，当资本流动在短期内改变方向且巨额流动时，由于冲销政策影响的长期性，很可能造成我国经济过度紧缩，出现资产泡沫破裂、国家经济陷入通缩困境的局面。因此，短期内应该根据导致外汇储备增加的原因来控制冲销的方向和力度，避免调整过度对宏观经济的伤害。

（二）增强人民币弹性，保持人民币的升值趋势

分析结论显示，人民币升值速度的提高不仅能有效缓解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从长期来看还有助于改变我国外贸结构，改变过去过度依靠出口的增长模式。但由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需要一定的时间与过程，人民币的过快升值虽然对抑制通货膨胀具有积极影响，但是过快调整会使我国外贸企业无法适应外部需求的突变，造成外贸企业经营困难，从而影响就业甚至社会的稳定，因此短期内政府应考虑逐步提高人民币的浮动空间，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保持一定的升值速度，在给予外贸型企业转型压力的同时，减少对其的冲击。

（三）加强外汇储备的管理，提高外汇储备使用效率

外汇储备可以视为一国的重要战略物资，因此外汇储备的管理和使用应该体现我国的国家整体利益及长远战略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存留超额的外汇储备并不可怕，但应该加强储备资产的投资管理，提高储备资产的投资收益水平。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主要集中在国家的手中，私人部门只持有极其少量的外汇，由于分散投资及私人决策的风险和效率要远高于政府持有，因此我国应该坚持逐步放开的原则，拓宽私人部门参与外汇投资的渠道，实行“藏汇于民”政策。

注释

①VAR模型的特点是不以严格的经济理论为依据，把有关系的变量包括在VAR模型中，通过模型的参数反映变量间的相互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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