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一体化研究论文

[摘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俄两国在油气能源合作领域的举措不断深化，为建立长远性合作共赢的能源区域经济一体化打下了基础。从开放共赢的新平台角度，对中俄两国油气能源合作的互补性现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两国需加强全方位的油气能源合作力度以保证能源供求的顺畅进行。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经济一体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经济一体化研究论文 篇1：

长江中游城市群崛起背景下赣鄂省际边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关键词】长江中游城市群崛起；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机制；对策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崛起，为赣鄂省际边界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然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经过程，受到了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但是，从赣鄂省际边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实际来看，其中还存在很多亟待完善的地方。作者通过调查走访，结合调研认知和个人经验，总结了一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建议，以供参考。

1 发展赣鄂省际边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要求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并非一日之功，需要我们持久而且系统的实施下去。发展赣鄂省际边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要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创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意识，发挥聚散增长效应，具体做法如下：

1.1 打破观念束缚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是近年来提出的新兴理念，需要剔除观念上一体化发展的误区，实现发展理念的创新与突破。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目标来看，其不是单元地区经济的极限发展，而是寻求多维空间的多元化发展。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意义就在于求同存异，在承认区域多元化的基础上实现资源、产业的优势互补，追求更大的经济价值。除此之外，长江中游城市群崛起背景下的赣鄂省际边界区域经济一体化还需要打破行政壁垒，解除单元经济地域上的行政划分限制。这是因为行政划分造成了市场割裂、同质化产业以及不规则竞争。单元经济地域内各自为政、互不关联，极易引起企业在经济市场环境下的恶性竞争，最终引发重复性建设、市场割裂以及资源浪费等一系列问题。为此，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形势下，赣鄂两省政府应该打破观念束缚，加强相互间的协作，保留自身行政权力的同时对省际边界区域进行协同治理，促进资源优化和良性市场竞争。

1.2 促进聚散增长

根据经济学家瓦尔兹的理论，相同或不同产业在某一空间地域上的集聚势必会引发要素产出弹性效应的放大。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主要包含两个层次的目标，即缩小地域内各单元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和促进区域内经济的聚散增长，从而提高区域经济的整体实力。在这样的目标指导下，赣鄂省际边界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想得到顺利的开展，就必须要实现区域内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生产要素流动、一体化产业活动以及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这也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崛起背景下赣鄂省际边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四项基本任务。完成这四项基本任务之后，区域经济区产生的要素聚散增长效应才会增强，并能对非核心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有助于区域内产业链条的形成，促进该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构建完善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机制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必须要在完善的体制支撑下才能实现，并不能盲目为之。完善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机制主要包括市场导向机制和政府组织机制两个方面的内容，对推动赣鄂省际边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1 市场导向机制

企业活动依托市场支持，服务于市场经济发展。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又必须依靠企业的配合和支持，如此看来，构建市场导向机制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举措，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健全的市场导向机制应该包括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价格机制反馈一定的供求信息、生产信息、竞争信息等，有利于指导企业的有效行为，促进资源优化。供求机制则是指通过劳动、产品、资源之间供求矛盾的刺激来整合生产要素的机制，对企业的生产运营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竞争机制是利用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的特性，采用优胜劣汰的规则调控市场结构和运行的机制。风险管理机制以市场活动与企业盈亏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是企业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上述哪一种机制都会对企业活动产生影响，其完善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进度，是需要我们给予重视和实践的关键项目。

2.2 政府组织机制

政府在整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过程占据着主导地位。区域经济一体化并非一蹴而就、一朝一夕就能实现发展的，需要在政府的长期支持主导下才能持续进行，主要涉及到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产业结构调整和自然环境保护等内容。政府组织机制是对市场导向机制的完善和补充，能够有效调节企业行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完善的政府组织机制需要政府结合区域经济的实际情况，制定与之对应的地区建设规划，设计合理的经济发展方案，并出台一系列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积极推动产业和企业联动。构建完善的政府组织机制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政府或部门的任务，需要各级各地政府加强合作，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发挥应有的职能协同努力才能完成。另外，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始终伴随着一些变化发生，相关政府单位应该时刻关注经济一体化的动态变化，对已制定的组织机制作出调整和优化，保证经济一体化建设工作实效。

3 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崛起背景下赣鄂省际边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对策

作者根据上文中提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要求，在完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机制的指导下，提出了以下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崛起背景下赣鄂省际边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对策，以供借鉴和参考。

3.1 理清经济一体化思路

只有在清晰思路的指引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才会有出路。通过对国外先进经验的借鉴，作者认为发展赣鄂省际边界经济一体化的首要任务是成立经济一体化管理机构，由其主导相关工作，保证区域经济一体化体制的顺利实施。该管理机构应该包括政府、企业以及社会成员，改变过度依赖政府的现状。在此之后，赣鄂省际边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管理机构应该明确区域分布格局和功能定位，实现区域内的一体化规划整合，尽量避免同质化或重复性建设的现象出现。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崛起将赣鄂省际边界区域进行了划分，经济一体化管理机构要通过实地调查，对区域功能进行划分和定位，制定成工作报告递交给城建部门，双方加强沟通交流，制定有效的城市建设方案，这样有助于产业集群的形成，便于日后的指导和管理。

3.2 加强政府引导和支持

目前，我们还处于市场机制的完善期，政府应该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引导企业的良性发展。长江中游城市崛起背景下，所属赣鄂两省地区政府应该树立共赢意识，打破行政壁垒，强强合作，提升行政效率。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单是从资源分布梯度及经济技术水平分布梯度的角度实施，更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各级政府主管部门需要摒弃独立发展思维，加强彼此间的合作，形成战略同盟共同体，结合两地经济发展情况，制定促进联动的法律框架协议，推进政府管理的标准化、系统化、科学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两地政府还应该共同制定支持政策，鼓励企业的跨区域合作和兼并行为，有效避免企业为追求自我经济利益而出现恶性竞争的局面，促进赣鄂省际边界区域内产生以市场为导向的联动效应，加速区域一体化经济体制建设，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新时期，赣鄂两省地区政府要看到长江中游城市群崛起带来的发展机遇，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加大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构筑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框架，进而拉动整体经济增长。

3.3 以人才促动经济发展

自人才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各地经济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基点的经济增长模式更需要加强创新人才培养，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开展提供有力人力资源保障。而创新人才的培养又需要高校、企业以及科研机构的协同努力才能实现，具体而言，赣鄂两地高校应该根据教学需求和市场需求，制定合理的人才培养目标，认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对本校教育作出相应的优化和调整，构建全新的教育体系，为社会输入大量创新型人才。开展教师培训工作，更新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树立其正确的教育意识和高度的职业责任，努力打造专业化的师资团队；企业需要认清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分析自身人力资源配置上存在的不足，对下属员工进行定向培训，重视人才培养，适度加大此方面的投入力度，营造企业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文化氛围；科研机构则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定期到校企开展讲演活动，将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推行到校企当中，对校企的人才培训进行指导。如此构建高校、企业、科研机构三方为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将大大提升人才培养的效率和质量，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撑。

3.4 形成区域内产业链条

赣鄂省际边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是产业结构差异性，因此两省政府应该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区域间的合作，扬长避短，打造特色产业，形成区域内产业链条。赣鄂两省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审视产业调整，主动面对一体化经济发起的挑战，努力打造区域内工业园区、提高劳动力素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承接产业转移。产业调整不单是产值比重、就业人数的增加，更重要是追求产业质量和发展潜力的调整。各级产业部门需要仔细分析提升产业质量的动力，通过先进技术改造提高落后产业的素质和市场竞争力，推动生产与科技的结合。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一大批新兴产业衍生而来。我们在支持传统产业发展的同时还需要扶植新兴产业，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系，构建新老产业链条，加大区域内的信息化建设，在市场需求的导向下，寻找产业发展中存在的缺陷或不足，推动产业改革，以技术促动发展。

3.5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现代经济追求可持续发展，重视环境保护。在我们生存的自然环境中，某些资源是极其有限的，短时间内无法再生，用一点则少一点。为此，赣鄂省际边界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加大环境监管力度，严格按照我国的相关法律条例对企业实施监管，一经发现违法操作行为立即予以制止，并给出相应的处罚措施，有效规范企业的生产行为。如何将优先的自然资源进行整合和优化配置，是社会一直关注最多的话题。长江中游城市的崛起使得资源显得更加紧缺，在如此的背景下发展赣鄂省际边界区域经济一体化更要注重资源整合和优化，保护、净化我们生存的环境。政府应该大力宣传可持续发展战略，强化企业、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树立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发展观。企业生产运营的目的是创造经济利益，而保护环境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这也是部分企业不愿执行环境保护条例的原因。所以，政府可以适度增加环境保护方面的财政支出，给予企业一定的政策支持，鼓励企业的环境保护行为。值得注意的是，环境保护是每个时段经济发展必须要坚守的准则，在追求经济价值目标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良好的生存空间。

4 小结

总而言之，长江中游城市群崛起背景下，推进赣鄂省际边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已成为必然趋势。两地政府应该紧紧把握住这次机会，认清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形势，结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实际，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出台一系列引导性政策和支持性政策，实现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1]汪占熬，陈小倩.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效应研究动态[J].经济纵横，2012（10）.

[2]王海涛，徐刚，恽晓方.区域经济一体化视阈下京津冀产业结构分析[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04）.

[3]张松林，武鹏.全球价值链的“空间逻辑”及其区域政策含义—基于制造组装环节与品牌营销环节空间分离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2（07）.

[4]陈靖莲.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为例[J].广西社会科学，2010（07）.

作者：樊春梅

经济一体化研究论文 篇2：

中俄油气能源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摘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俄两国在油气能源合作领域的举措不断深化，为建立长远性合作共赢的能源区域经济一体化打下了基础。从开放共赢的新平台角度，对中俄两国油气能源合作的互补性现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两国需加强全方位的油气能源合作力度以保证能源供求的顺畅进行。同时，中俄两国还需在拓宽油气能源合作的投融资渠道，加快建设区域性油气能源交易中心的合作进程，不断深化油气能源合作的交流平台等方面加强合作，以有效提升中俄油气能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层次发展。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油气能源；能源区域经济一体化

[收稿日期]2017-08-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页岩气资源开发环境规制研究》，项目编号：14BJY072。

[作者简介]1.雷鸣，女，东北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油气资源经济；2.彭民，男，东北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油气资源环境规制。（大庆163316）

能源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多个国家签订政府间的正式协议，实现能源合理、自由流动并追求共同经济利益的一种联盟。双方或多方参与国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削弱或消除贸易壁垒，从而整合各种优势资源；通过相关金融机构的互设，解决合作过程中的投融资问题，推动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有效流动，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以实现地区间的协调发展。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源需求也与日俱增，加之“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推进，中俄油气能源合作的必要性越来越得到突显。因此，建立全面、高效、互利而稳定的油气能源合作机制，实现中俄油气能源区域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把油气能源合作作为中俄先行的发展领域，带动其他领域的合作，最终将建立全方位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推进中俄经济之间的合作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从中俄油气能源合作的客观需要和优势等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如何促进中俄油气能源结构的整合以及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持久性，希望为将来两国在其他领域的高强度合作，实现经济的共同发展提供参考。

一、中俄油气能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意义及研究动态分析中俄两国应以双方油气资源的分布状况为基础，不断加快油气能源市场供需的互动合作，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能源经济新格局。俄方负责油气田开发、处理厂建设和境内管道的建设；中方负责我国境内输气管道和储气库等配套設施建设，两国不断提高油气能源的互惠互利，加快油气产业合作，为双方今后油气能源方面的长久技术交流和人才交流创造良好的局面。[1]（26～37）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两国应以此为契机，依据地缘优势开创油气能源国际交易的贸易新格局，这既能保障双方的能源安全，又能保证中俄两国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另外，对我国低碳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也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郝宇彪认为，从经济基础、政治利益以及区位优势等因素着手，提出要建立中俄能源合作形式与合作模式；[2]（71～82）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刘中伟（2017）从能源战略安全的角度，提出应深化中俄能源合作的政策建议；[3]（73～87）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宪良（2017），以地缘空间范围为优势，提出加强中俄能源合作，这不但可以提高中国能源安全，还可以缓解俄罗斯经济危机；[4]（59～71）以上研究从宏观角度明确了中俄经济一体化的意义，提出了油气能源合作的相关政策建议和加强风险投资的必要性。本文将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和文化角度，提出具体的可行性措施。

二、中俄深化油气能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客观基础（一）地理位置相邻有利于中俄油气能源合作

中俄两国位置相邻，我国的黑龙江和吉林两省接壤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滨海1号和滨海2号国际交通走廊途经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2015年9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已批准开放符拉迪沃斯托克为自由港，将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与俄滨海边疆区的海港连接起来；并对外贸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将与阿穆尔州等地区相邻的黑河市和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打造成“龙江丝路带”，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地加快发展，推进油气资源的合作开发。中俄两国同处东北亚经济圏，以便利的交通为发展依托，具有良好的经济合作前景，相邻区域之间极易成为国家发展和区域合作的重点对象，从而突破各自经济发展瓶颈。

以相邻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资源优势互补性为前提条件，为油气合作提供了机遇。[5]（27～31）因此，中国和俄罗斯具备建立油气能源管道运输和液化天然气（LNG）运输的合作优势，通过油气能源合作为区域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了共同发展。

（二）资源市场互补优势有利于中俄油气能源合作

俄罗斯远东地区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但是该地区一度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边缘化地带，人口不足、经济落后；而我国地广人多，人力资源丰富。2017年7月，《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7年）》中显示，我国是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23%的能源消费大国。2017年一季度原油进口量为10476万吨，同比上涨15%，原油对外依存度高达69%。可见，我国目前处于油气产量下滑而需求旺盛的阶段，需要俄罗斯油气能源的供应来填补自己的供需缺口，满足自身的发展。据美国《油气杂志》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俄罗斯原油产量达到了54173万吨，较去年增加2%，占全球原油总产量的13.82%，成为世界最大的产油国，能源生产和能源出口量都位居世界前列。所以，以此为契机建立中俄油气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在稳定能源市场的同时将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另外，由于美国发起的低碳、低成本页岩气开发技术及欧洲与俄罗斯能源贸易进入新层面，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俄能源供应的需求，局势的变动给俄罗斯的油气能源出口带来了威胁。而通过深化中俄能源区域经济一体化，将逆转俄对欧能源出口受阻带来的危机。

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油气能源储量丰富。对俄罗斯而言，首先，要稳定好国内能源市场，选择安全的能源出口方案并及时防范风险；其次，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要不断深化油气能源合作，加快边境及地方间油气能源的合作，找到利益共同点，为经济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再次，“一带一路”倡议为两国油气能源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由于油气能源合作过程中会涉及到很多产业的合作，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所以要打造出以政府为核心，地方政府和企业参与为基础，其他部门相配合的局面。[6]（44～46+50）

综上所述，通过中俄油气能源的区域合作，必将开拓两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局面。

三、中俄油气能源合作的现状

（一）中俄油气能源供求关系分析

在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下，以能源安全和实现长远能源战略储备为视角，从市场供需关系入手，通过加强与俄油气能源合作，可以满足我国对油气能源需求不断增长的要求。

能源出口在俄罗斯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俄罗斯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预计2017年俄罗斯原油出口总量还将小幅提升。2016年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开采总量和出口量等指标关系，如表1所示。

（二）中国与俄罗斯的油气能源合作历程

2013年3月，俄方在合作协议中承诺通过东、西两线对我国增供原油，在目前原油管道年供油1500万吨的基础上，每年增供46.7%，预计到2018年总供油量达3000万吨；2014年10月，中俄两国签署了为东线天然气管道跨境段和各自境内管道建设奠定重要法律基础的《关于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建设和运营的技术协议》；2015年6月，中俄第二条能源战略通道——东线天然气管道开工，建成后年输气量将达380亿立方米。加之西线天然气管道合作项目，未来两线输气量合计将达680亿立方米，由此我国将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市场。

2013年10月，俄方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协议商定未来25年内每天多输油30万桶。另外，为了进一步改善中国能源结构，促进能源战略多元化，实现能源安全性，达到经济效应、环境效应和社会效应的统一，2014年5月，中石油集团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Gazprom）又签署了涉及金额4000亿美元，时长30年的《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该合同规定了俄罗斯使用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供气，在30年内输气量逐年增长，最终达到每年380亿立方米。这使得10余年的天然气供应谈判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促进了中俄战略能源联盟的建立。此外，中俄两国在金融、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又进一步签署了数十份合作协议。在《关于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的协议》中，中俄双方从实际出发落实了一体化合作，并在上游油气勘探开发、下游炼厂建设、技术服务研发等领域加强配合，标志着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构建了新平台。

四、加快中俄油气能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对策和建议（一）加强全方位的油气能源合作力度

中俄两国油气能源合作应是从上游资源勘探开发开始到下游产品市场营销的全过程，方方面面采取一体化经营模式，实行全方位的合作，从而加快合作速度、提高合作进程。首先，加强中俄政府对油气能源合作进程的重视，根据实际的合作现状签署相关的油气能源合作协议。科学地缩短运输距离，加强油气能源运输通道设施的建设。在管道一体化建设经营模式上，应明确参股方的参股比例。在合作方众多的情况下，对管道的合作性管理时，要分清相互的责任问题，这样才能在降低双方油气能源区域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不断加大油气开发、管道建设、油气销售等环节的深度合作。而合作力度的增强，还体现在终端产品价格上的互相参与权、油气管线建设上的发言权上。只有使合作项目融合为一体，才能保障项目的长远持续性发展。所以，要着眼于油气产业上下游的每一个环节，包括能源权出让、勘探开发、管道运输、炼化等，不断地向更深层次的市場化改革，多方位、多环节地拓宽改革深度，逐步发展为适应国际市场的油气能源合作产业链。在互利互信的基础上，从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角度，切实提高中俄油气能源区域合作的意图。

因此，为了维护中俄两国经济的稳定繁荣，双方需联手提供合作性产品和服务。在两国之间制度、协议、机制的相互默契下，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中俄两国应建构区域合作机制，加强互补性建设，建立起区域性油气组织，以提高在世界油气能源市场上的影响力。

（二）拓宽油气能源合作的投融资渠道

2015年3月，俄罗斯宣布加入亚投行，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亚投行是中国进一步开展经济合作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其创立的目的是为合作方提供有效的金融保障体系，所有有益于经济合作发展的参与者都有可能通过亚投行获取中方的资金贷款。在这种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运行下，不仅有利于俄方拓宽资金获取的渠道，也为中俄油气能源区域一体化合作提供了良好的资金保障。在资本市场领域，不断的发展和改革将为中俄油气能源区域合作提供支持，从而深化经济结构调整和合作程度，确保两国经济的共同增长。

另外，为提高两国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两国可以选择性地通过PPP等新兴的融资模式引进资金，建立规模大、渠道多的资金投入方式，逐渐突出直接融资的重要性，更好地把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结合，提升投融资的动力与活力。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同时要构建法律法规、信用等级、信息披露等相关的风险监控机制。

（三）建设区域性油气交易中心并加快合作进程

通过建立区域性油气交易中心，加强市场化手段，应对我国油气需求的广大市场。同时，以国产管道和液化天然气、进口管道为基础性设施，增强我国对国际油气定价的话语权。2014年，中国第二个国家级大宗能源商品交易中心——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成立，部分放开价格的天然气进入该中心进行现货交易，形成了一个比较客观公道的中国价格，带动了国内天然气价格市场化的改革，成为了加快国家能源行业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油气交易中心除了具备基本交易功能外，还兼具价格发现和市场分析功能。由于天然气消费带有一定季节性、区域性的特点，通过市场化手段可以体现真实的供求状况，反映能源的真实市场价格，搜集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的真实情况，健全交易中心的各项业务，实现油气资源的期货业务交易，合理有效地发挥油气消费大国的战略优势，从而保障了国家的油气能源安全，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2016年投入运营的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目前与俄罗斯圣彼得堡交易所进行积极的交流与合作，推出了新的交易产品，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油气价格改革。

随着市场的逐渐成熟，必须遵循油气价格的市场决定机制和信息公开化原则，增加我国建立亚洲天然气交易中心的有利因素，只有如此，我国才能提升在国际油气市场领域中的地位。

（四）深化油气能源合作交流平台

中俄文化背景不同，在推进油气能源合作方面需要采用信息对称的方式来更好地解决问题。所以，我国需积极搭建中俄能源区域合作对话综合平台，进行信息交流互动；在油气能源勘探与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加强新设备的研发和节能环保技术合作；在油气能源金融合作领域及时防范风险；设置中俄油气能源合作技术交流、商讨安全问题应对预案体系；创设能源技术转让机制和建立油气能源合作，等等。通过合作交流平台提供有效的理论性咨询和具体的项目合作方案。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实现资源共享和合理配置。

由于当下能源国际局势变化不定，中俄双方应从自身有利的优势条件出发，建立起互惠共赢的合作机制。其一，搜集并公布相关信息，有计划地建立起为一体化服务的各项资料档案，以待及时调节微观企业合作的方案，加强沟通，实现更大程度的利益共赢效果；其二，建立中俄油气能源信息交换机制，降低双方在油气能源资源信息方面的不确定性和不对称性，实现油气资源与市场的互通互补；其三，不断深入分析交易价格的变动趋势，了解实时能源信息；其四，在高层技术人员和决策层中逐步完善中俄油气能源区域一体化的整体工作路径，形成专门的能源区域合作指导机构。

另外，还可以建立实现经济一体化的信息大数据平台，定期进行市场调研分析，承担社会责任，提供理论和政策支持。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互相信任、充分支持，预警风险，共谋经济利益的相互融合，提升双方在国际能源格局中的地位，谋划油气能源治理的话语权，促进未来的发展和繁荣。

五、结语

中俄油气能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只是双方互赢互利的经济合作，其实质是未来能源安全的保障。所以，中俄两国应当找准合作的切入口，加强合作的长期有效性，分阶段、分領域地推进油气能源合作，采取措施提高合作效率。同时，由于油气能源合作兼具政治、安全和市场多重意义，需要极高的市场运营能力和风险承载能力。所以，中俄两国在合作的过程中，要保证基本地理环境的适合性和油气能源供求的互补性，灵活的选择对象加快油气能源合作的进程。另外，对于油气能源一体化的进程中所涉及到的各种要素，中俄两国应及时提供相关的管理政策和金融条件的支持，有效地保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顺利开展及相关问题的解决。

参考文献：

[1]石泽：《构建牢固的中俄能源战略伙伴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5期。

[2]郝宇彪，田春生：《中俄能源合作：进展、动因及影响》，《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5期。

[3]刘中伟，唐慧远：《“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下的中俄能源合作》，《全球化》，2017年第1期。

[4]陈宪良：《中国能源安全与中俄能源合作》，《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3期。

[5]苏轶娜，许敬华：《俄罗斯能源近况与中俄能源合作前景》，《资源与产业》，2015年第3期。

[6]李芳：《油气格局重构背景下中俄能源合作前景展望——基于地缘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对外经贸》，2016年第10期。

[责任编辑朴哲希]

作者：雷鸣　彭民

经济一体化研究论文 篇3：

制度变迁与小西北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摘要]根据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结合小西北地区经济实际，文章认为，制度约束是该地区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打破制度约束、促进经济发展的良策，但地方政府的阻碍提高了交易费用，使一体化进程缓慢。文章指出，通过地方政府主动改革打破自身对经济发展的阻碍，在诱致性制度变迁基础上适度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小西北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有望加快。同时中央政府须尽快完善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关键词]制度变迁；小西北；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制度约束是小西北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

(一)　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

小西北是指甘肃、青海和宁夏三省区。行政区划是一国内部行政区域的划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区划使小西北地区经济存在较强的“板块”特征。改革开放后，国家宏观调控模式发生改变，小西北地方政府具有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达到该目的的手段。为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在行政区划壁垒的基础上又人为采取了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由此产生的外部不经济损害了社会利益，制约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资源配置，提高了交易成本，阻碍了经济发展。改革进入关键阶段，帕累托改进已渐告尾声，进入卡尔多改进，若增加一部分主体利益，必然会损害另一部分主体的利益。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促进整体利益的提高。因此，中央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力求提高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而处于中央政府和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地方政府利益则可能受损，为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在不健全的制度缝隙中与中央政府展开了博弈，在地方经济的发展中扮演起阻碍者的角色。加上政策对GDP的过度强调，为完成本省区经济发展的数字指标，地方政府之间过度竞争，忽视合作，损害了彼此的利益。

(二)　商品市场发育落后

小西北商品市场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市场规则不完善，秩序混乱。国家出台的一些政策和小西北各省区的相应规定，都是宏观制度，缺乏配套实施细则，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差、漏洞多，给各种违法违规现象提供了可乘之机。二是传统流通方式和经营形式仍占主导。小西北的商品市场普遍规模小、质量低，缺乏现代流通手段，大型现代化流通格局远未实现。三是商品市场体系布局不够合理，大型综合超市建设速度过快，过度竞争导致经济效益迅速下滑；零售业务多，批发业务少，整个商品市场的流通数量、范围都受到严重制约。制度不健全制约了商品市场的规模和质量，使之只局限于满足地方流通需要，与当地产业的发展脱节，没有起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应有的作用，造成混乱、无序竞争，整体发育落后。

(三)　要素市场

要素市场主要包括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及新兴的信息市场。小西北地区劳动力市场重流量不重存量，区域内部人才“孔雀东南飞”；政府不是通过构建优良的制度环境引凤入巢，而是制定各种不合理的规定来约束人才流动，违反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尤其缺乏高素质人才发挥作用的制度平台。资本市场方面，小西北缺乏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上市公司较少、规模偏小，中小银行发展严重滞后，金融支持严重不足，虽然创业板市场已初步建立，但对于地处偏远内陆的小西北中小企业而言，无论从规模还是水平上都无法通过创业板市场来解决融资难题。同时，小西北各省区之间以及各省区与外部都存在严重的资本流动行政约束，投资审批环节多，程序复杂，资金流动不畅，配套产业发展不足，投资效率低下，在县级单位及以下这种问题更严重。技术市场与国内其他省份类似，都存在理论研究与产业发展的脱节问题。以中科院兰州分院、兰州大学为首的科研机构经费少，理论研究多，应用研究少，缺乏中试研究的资金支持和对研究人员合理的激励机制。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率尤其低，且较少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新兴的信息市场更为薄弱，信息流动不畅，有用的信息都集中在地方政府手巾，微观经济主体掌握的信息资源尤为匮乏，信息供求存在量和结构方面的双重不相匹配。

综上所述，制度不健全，各层次制度软硬环境不配套，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之间力量不均衡、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等一系列问题加剧了行政区经济的地方保护主义，制约了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发展，严重阻碍着小西北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小西北打破制度约束的途径——区域经济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原先相互独立的几个经济体通过某种形式结成经济联合体的过程和状态，包括从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服务市场到经济政策及管理的统一逐步演化。作为空间过程，其基本特征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作为空间状态则是生产要素流动所形成的经济集聚核心和经济扩散点。要建立一体化的经济区，就是要在保持对区域外部商品和要素流动的保护程度不变的前提下，率先在区域内部取消保护，以此为契机逐步取消对区域内外所有产品的保护。其主要特征是内部商品和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而不是对外部商品和要素流入壁垒的提高。小西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更强调甘青宁三省区内部相互之间先实行比对外更自由的商品与要素流动。小西北产业布局多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发展一直依靠输入，其本身的地方保护程度都比较弱，区域经济一体化并不会影响与区域外其他省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反而会为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打下基础。

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较量已逐渐居次，更大的较量在于经济区域之间的竞争与区域内部的合作。典型代表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中国——东盟自贸区及我国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圈。一体化经济区内部，产业分工比较合理，经济。技术、贸易合作与交流频繁，商品、要素流动顺畅，经济发展水平无论从总量、还是发展结构的合理性方面都明显高于外部国家或地区。国内外一体化组织的成功经验说明，区域经济一体化将独立的经济体之间的摩擦内部化，以构建制度为契机将经济体之间的无序竞争变成经济区内部的交流与合作，是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良好的制度变迁形式。要想加强小西北各省区的协调性，必须从制度层面着手，首先增强各省区之间在制定规划方面的协调统一，把行政区经济转化为经济区经济，以合作代替竞争，力求以统一的声音与国内其他经济区平等对话。

三、小西北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制度变迁的条件

(一)　制度基础

在小西北地区，沿黄河和陇海兰新线分布着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大中小城市，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使得城市之间联系频繁，与中东部各省区之间的

联系增强，意识形态也有了很大转变。近年来，一些民营企业的出现和蓬勃发展表明人们不再固守贫穷和无所作为，而是转变思想，通过市场把潜在的经济利益转化为现实收入。这种个人或群体为追求自身利益而自发倡导组织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有盈利性和白发性特征，为政府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推动后发区域经济加速发展提供了非正式制度基础。有了这种基础，区域学习和适应新方法的能力增强，知识存量增长，社会自组织能力提高，制度移植阻力大大减小，强制性制度演化的速度加快。从经济总量、投资水平、信贷规模和消费层次等角度衡量，小西北三省区有着极强的相似性。西部大开发的第一阶段，西北地区已经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环境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搭好了相关制度平台。可见，小西北已经具备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意识形态、经济基础和制度平台等制度基础，这为区域经济加快发展提供了深化合作和有序竞争的制度保障。

(二)　交易费用

科斯(1960年)认为，交易费用是谈判、签约及履行合同的费用。阿岁(1969年)认为，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张五常(1999年)认为，交易费用包括除了与物质生产过程和运输过程直接相关的成本之外所有发生的费用。交易费用发生在存在利益冲突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离开了这种社会关系，交易活动不可能发生，交易费用自然也不会存在，并且在生产成本和组织知识给定时，追求自我福利的个人必然会选择交易费用最小化的组织结构即制度。

斯密认为，分工提高了专业化程度和生产效率，增加了利润，产生了规模经济。分工发展与市场容量扩大之间存在良性循环。杨小凯认为，分工使规模收益递增，但也使交易成本增加，分工深化会受到交易成本的限制，而制度进步既提高了交易效率又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使分工深化。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合作对于交易主体彼此效率的提高越来越重要。竞争带来活力和效率。而合作带来和谐与效率。竞争与合作对立统一。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人们在社会分工与协作过程中经多次博弈而达成的一系列契约的总和。制度的功能就是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尤其在复杂的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交易的参与者众多。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欺诈、违约等行为不可避免。此时制度的基本作用就是规范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少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把阻碍合作得以进行的因素减少到最低。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一种制度变迁形式，通过将各方利益摩擦内部化的方式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以多层次合作代替恶性竞争，避免了利益损失，共同将“蛋糕”做到更大。国内外各大经济一体化组织发展的成功经验也表明，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主导的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小于维护旧制度的成本与旧制度下的交易成本之和，而获得的经济利益尤其从长远来看更是远大于后者。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实现“多赢”的良性实践形式。

此外，交易主体的数量也影响着交易费用。一体化的经济区域参与主体数量不宜过多，否则会造成交易成本过高，一体化经济区域要么进程缓慢，要么发育程度低。因为交易主体之间的交易过程是一种博弈均衡，谋求长期合作且参与主体数目不宜过多才能达成长久的平衡，否则博弈均衡只是暂时的，很容易被打破。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包括美加墨三国，国内珠三角主要是广东一省，长三角则包括江浙沪两省一市，这些都是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的经济区，包括商品和要素两个市场的一体化。相比而言，欧盟则因为参与国家太多，欧洲宪法草案形成艰难，长期保持欧洲钢铁同盟的水平，无法在合作的质和量方面提升、扩展；近期的欧洲债务危机中，欧盟参与国各方内部难以达成一致，各自谋求自身利益，降低了一体化的合作水平。国内环渤海经济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和辽宁等省市，涉及主体过多，交易成本上升，区域一体化水平位列全国三大经济圈之末。而小西北只有甘肃、青海、宁夏三个省区，且彼此经济水平相当，参与主体少，交易费用低，达成合作的可能性很大。

交易费用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种制度是否得以产生或存续。在旧的制度环境里，如果交易费用过高，人们会试着改变制度来降低交易费用，如果制度创新带来的交易成本远低于维护旧制度的交易成本，而收益又远高于后者，则制度创新动力增强。而旧制度环境和制度创新中的参与主体不仅包括政府组织、微观市场主体，还包括作为政府权力拥有者和政府行为执行者的政府官员。合作和适度的竞争比恶性竞争显然更能给交易各方带来效益；但这不一定会给地方政府官员带来经济利益，因为现行的官员考核制度过于倚重GDP增长，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会选择地方保护，人为设置交易壁垒，提高省域之间的交易成本，以此提高本省区GDP。且从中央到地方信息流动不畅，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导致中央政府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处于实际劣势地位。地方政府阻碍了中央政府推行的制度变迁，损害了中央政府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也损害了自身的长远利益，使从上到下的制度变迁难度增大。这其实就是即使拥有良好发展机遇，小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迟迟难以提高的原因。

综上所述，小西北虽然具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基础和合作的参与主体可行性，但地方政府的强势地位提高了交易费用，阻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从而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形成“落后——制度约束——区域经济一体化——地方政府阻碍导致条件不具备(制度基础、交易费用)——落后”的怪圈。可见，地方政府的阻碍是小西北地区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无法充分实现的最重要的因素。要想打破这一怪罔，有两种途径：一是依靠中央政府提供有效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如改革欠发达省区政府官员绩效评估体系，以此为动力来推进经济发展；二是地方政府主动改革自身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各种制度，充分谋求小西北各省区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与交流，主动搭建区域经济一体化平台，从而加快区域经济发展。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化，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困难重重，等待中央政府提供激励机制必将在风云变幻的经济大潮中坐失良机，被动、消极的方式也不会为市场所认可。而积极、主动地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变迁，把握发展机会，既能加速区域经济发展，也能为地方政府带来很大益处。

四、小西北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变迁路径

林毅夫(1990)认为。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也称自发性变迁，Induce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和强制性制度变迁(Forced InstitutionalInnovation)。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是因为出现了制度不均衡，通过制度变动可以带来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诺斯提

出效率假说(Efficiency Hypothesis)，即当一种制度的不均衡导致效率损失时，制度变迁中会有白发的力量来提高效率，从而恢复到一个新的高效率的均衡。强制性制度变迁则依赖于政府的强制力，即政府可以运用政治力量来进行制度变革。阿瑟·刘易斯说：“任何一个经济发展非常成功的国家背后都有一个非常明智的政府。”地区经济发展也概莫能外。诱致性制度变迁一般与当地的非正式约束相兼容，因为它的出现本身就是自发的，存在意识形态基础。而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当地非正式约束之间可能不兼容。因此，前者的交易成本远低于后者。

西北地区是全国最落后的区域，而小西北又是西北五省区最落后的区域，经济差距的迅速扩大不容我们等待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也不能等到与当前的非正式约束相一致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大规模出现时再发挥政府的作用，而应在与当前非正式约束相结合的诱致性变迁基础上适度推行可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以加快发展速度，减小与发达区域的差距。后发区域的制度变迁要使后发优势得以发挥，必须要以移植或创新的正式规则与本土的非正式约束相兼容为前提条件。为此，政府在制度层面应该做到以下三点。

1.小西北应充分借鉴东部制度变迁经验，结合实际区情，充分挖掘市场潜力，开展制度自主创新。“等、靠、要”是整个西北地区改革滞后、创新效率不高的体制性原因。近年来，随着思想意识的转变，小西北制度创新逐渐具备了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但仍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而且，制度创新与经济的发达程度并非正相关，安徽小岗生产队首推“包产到户”政策即为鲜明一例。因此，在极端条件下的小西北地区应该也有条件集思广益，推动制度自主创新。

2.小西北地区政府应把握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自身切入角色，加强交流合作，在基础产业与公共设施、统一规制与公共服务、中长期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等方面加强统一合作，努力解决各自为政、属地封闭型经济建设和恶性竞争等资源浪费问题。地方政府应在跨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共同的制度平台搭建上加强协调与合作，但不应介入地区间产业分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分工必须依靠市场力量来推动，市场失灵不是政府介入微观经济运行的充分条件。同时，须加强信息流动，以此加速思想观念转变，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来实现最终的区域诱致性制度变迁。

3.中央政府须尽快出台有效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以作为必要保障。现代经济学认为，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存在矛盾与冲突，理性人的个人理性行为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这不能通过政府干预避免市场失败的途径来解决，而是要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结合起来。一种制度安排如果不能满足个人理性，它就不可能贯彻下去。因此，不能否认个人理性，而应设计一种机制或制度安排，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实现集体理性。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微观主体构成的博弈域中，目前地方政府的地位相对较强。在小西北地区，地方保护主义与行政区划经济的存在密切相关，其根源就是地方政府的个人理性，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迟缓这一集体非理性。区域经济一体化无法充分开展的原因不在于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而在于地方政府的行为缺乏有效引导、激励机制。要想实现区域经济良性发展，必须将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利益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中央政府应该加快政府官员绩效评估体系改革，尤其是对欠发达地区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不应再唯GDP是论，而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提供欠发达区域政府官员推动制度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推行综合反映经济发展效益、生态环境保护等各方面的考核指标，并防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再度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良循环。

作者：苏华 张学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