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安全经济安全挑战应对论文

在中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安全也步入了“非常挑战期”。这是高速发展的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所必然产生和面对的激荡时期,解决和处理的理性态度就是“主动积极、直面应对”1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经济安全经济安全挑战应对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经济安全经济安全挑战应对论文 篇1：

开放经济下的贸易安全：内涵、挑战与应对思路

作者简介：

何传添(1966-)，广东梅县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副教授、博士，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世界经济与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各国的体制机制、发展水平以及世界经济等的变化将给我国贸易安全带来新挑战。调整外贸战略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维护我国的贸易安全，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需要有长远的战略思维，不仅要制定和执行好国际经济政策，提高政府的带动效率，完善外贸发展的促进和支持体系，而且要在国际社会牢牢把握对我国维护贸易安全起关键作用的战略资源。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开放型经济；贸易安全；WTO；战略对策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不断深化外经贸体制改革，推动对外贸易不断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外贸总量的迅速增加，国际贸易正日益成为维持我国经济稳定运行和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维持贸易安全不仅对我国的经济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至关重要。然而，在诸多因素影响下，2008年我国外贸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外部需求的不断收缩，不少外贸企业出现亏损甚至倒闭，不仅影响到我国正常的外贸及就业，甚至严重影响到国家总体经济的安全运行。为此，梅建持久的贸易安全支持和保障体系，实现外贸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已成为我国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客观要求，也成为目前我们破解外贸发展难题的现实所需。

一、开放经济时代贸易安全的内涵

(一)开放经济时代贸易安全的提出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多极化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面对世界经济的挑战，1993年2月克林顿在美利坚大学演讲时提出：“把贸易作为美国安全的首要因素的时机已经到来”(Well-Marshall，1993)。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在新增长理论的指导下，一改战后历届政府在外贸领域奉行的“自由放任”政策，制定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出口战略》。该《战略》宣称将促进出口列为美国对外政策三大支柱之首，把开拓海外市场繁荣经济，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为了体现通过贸易安全实现其国家经济增长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目的，克林顿政府首先放弃了冷战时期制订和实施的“星球大战”计划，决定把占联邦政府科技经费1／3的700多个联邦实验室的大部分工作转向提高经济竞争力方面，特别是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及产品，以推动民用公司的高科技开发和创新。其次，修改了《反垄断法》、《通信法》等法规，鼓励企业合并，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争夺国际市场。再次，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减少贸易伙伴的关税壁垒，建立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保护国内市场，利用区域贸易机制巩固和扩大其既得利益。与此同时，克林顿政府十分重视经济外交，上至总统、下至一般官员都从事“推销外交”活动，推行以开拓国际市场为目标的经济外交。美国政府开发和应用高新科技、鼓励企业合并，使美国企业实力和竞争力得到了迅速提高，推动了外贸的迅速发展。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间，美国的外贸增长了一倍多，推动了美国经济自1991年4月以来连续出现10年的增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处于30年来最低水平(陈宝森，1999)。

贸易安全的提出，表明在全球经济条件下的开放时代，维护国家经济贸易安全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在制定本国国际经济政策时优先考虑的问题。继美国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贸易安全问题。

(二)开放经济时代贸易安全的内涵在开放经济背景下，各国经济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经济变动日益相互影响和制约，因此，一国外贸政策及贸易安全是否适合于本国，主要取决于该国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经济环境。贸易安全内涵的最终选择主要是由这些因素的相对权重所决定的。没有一种贸易安全目标适合于所有的国家，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没有一种贸易安全目标适合于所有时期。

加入wTO表明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的框架已初步建立，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对外开放已经进入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已从外向型经济进入到开放型经济。尽管人们目前对我国开放型经济这一经济体系仍缺乏严密的论述，但其所特定包含的经济现象已是公认的事实：我国的经济政策环境与国际规则基本接轨、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双边与多边关系全面发展、开放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及我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加，与此同时，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加快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以及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等已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内容(裴长洪，2008)。概括来说，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是以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为内涵，是要充分利用国际及国内两个市场，把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体系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全面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化水平。

根据开放型经济的特征及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外贸发展环境，开放经济下的贸易安全，可以概括为是指我国发展国际贸易能面临较为有利的国内外环境。通过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等手段，推动外贸的发展，以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带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为我国带来相应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具体说来贸易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的国际贸易发展和国际贸易利益不受扩大开放后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威胁和侵害：二是国际贸易的又好又快发展有良好的国内外环境；三是避免国家利益来自国际贸易要素的影响而损失，或使本国的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受到来自国际贸易要素的过大打击；四是保障国家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外贸能维护国家的利益并争取优势地位，及其能提高生产效率、经济效益和促进经济发展；五是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国民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

二、开放经济下我国贸易安全面临的挑战

随着外贸的增长，我国的对外经济交往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但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目前我国外贸发展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一是外贸已经出现“贫困化增长”态势。目前虽然我国的国际贸易总量已达2万多亿美元，但是出口规模的扩大仍以数量增长为主，价格上并无优势，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不高，我国从中获得的比较收益并不大，资源要素逐渐耗竭，加剧了环境紧张，使我国蒙受了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损失，增加了宏观经济的调控难度；二是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不协调性越来越突出。随着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外延式外贸增长方式不仅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而且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摩擦，经济战、贸易战持续升温。这种内外夹困的局面，大大限制了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效力，对我国正常贸易构成

巨大威胁，我国企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国外反倾销压力。这些矛盾和问题表明，我国外贸发展不协调的状况还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调整外贸战略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以维护我国的贸易安全已迫在眉睫。

不仅如此，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各国的体制机制、经济结构、发展水平以及世界经济等的变化又给我国贸易安全带来了新挑战：首先，外部经济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大。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经济、金融波动和危机的传导性急剧增长，传导路径无所不及，传导速度令各国猝不及防，任何主要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较快地引起其他国家甚至全世界的经济波动。给他国造成外部失衡，甚至导向危机。这一点从目前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最好的例证。其次，面对越来越多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考验。在外部市场上，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力量已从贸易自由化转变为战略性贸易政策及管理国际贸易，以非关税壁垒和管理协调贸易为主要表现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无论何时我国在向海外大量输出有比较优势及竞争优势的商品和资金时，我们都必然要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主义抬头并向其它领域扩散的新考验。再次，超国家组织将不断威胁我国贸易安全。随着一国开放深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内政治国际化和非国家组织强势化，现代国家越来越多地受到区域性和全球性超国家组织的影响。此外，大量非国家组织，如跨国公司、行业协会等也同样在左右着国家的走向。开放经济条件下，从已有的范例中可以预见，贸易摩擦或冲突的超国家组合倾向愈加鲜明，一个开放的国家在谋求实现国家贸易安全和贸易战略利益时，将受到主要由发达国家所控制的跨国家与非国家组织的严重制约。与此同时，面对全球经济衰退以及我国的和平崛起、在全球政治经济地位的上升，国际社会要求我们多承担国际义务的要求越来越多，不仅涉及国际安全及世界环境问题，也包括经济领域、多边贸易谈判等，压力不仅来自发达国家，也来自发展中国家。

近期美国的金融危机正加速向世界各地蔓延。虽然我国的资产证券化水平很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可能对我国有实质性影响，我们也应对全球需求收缩将给我国带来的威胁有充分认识。毕竟当今我国面临的困境是如何在“三架马车”的拉动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由于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增长回落和美国出现衰退是在预料当中，外部经济形势的恶化必然影响国内企业的出口，出口增幅的减缓导致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会使国内外投资商对我国未来宏观经济产生担忧，这些担忧会进一步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由此可见，维护我国的贸易安全显得更加重要。

三、开放经济时代维护贸易安全的思路及对策

追求和维护本国贸易利益的最大化，是每一个主权国家维护贸易安全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其维护贸易安全的动力。我们维护贸易安全涉及贸易、金融、政治等多个领域，也会对美国、欧洲和亚洲的经济体带来影响，并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因此，要审时度势，牢牢把握国际机遇，韬光养晦，理性处理。

(一)开放经济时代维护贸易安全的思路贸易安全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是一国经济利益与其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相融合的产物，是国家利益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具体体现。因此，在开放经济时代维护贸易安全，首先要转变外贸发展的观念：一是以出口创汇为核心的外贸发展指导思想应向进出口创利为核心的指导思想转变。树立实现国际贸易基本平衡的理念；二是针对人口资源环境制约要转变在发展国际贸易中片面追求总量、速度的观念以及对比较优势、工业化的片面理解，突出国家的综合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积极探索效益优先、生态优先、富民优先的国际贸易发展新路。其次，是要在外贸增长路径上理顺各种关系，以提高防范外部冲击的能力和技巧。一是出口与进口的关系。实现外贸规模、效益同步增长，进出口基本平衡，外向度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实现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同步协调发展；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在促进国际贸易发展中担负着重要责任，但政府的引导和推动必须建立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三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促进国际贸易发展，需要国家的统筹和支持，特别是中央政府应在健全贸易发展法规、制定和实施国际经济政策等方面承担更多责任，但关键还是要靠地方政府根据各地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发展国际贸易；四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开放条件下国际市场的竞争虽然已表现为国家总体实力的竞争，但是竞争的实质归根到底是企业间的竞争，因此在开拓国际市场过程中要协调好政府和企业的作用；五是重点与一般的关系。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既要统筹兼顾，更要抓住重点，综合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大力推动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的发展，着力优化和改善对外贸易结构，注重走质量效益型之路，培育新的对外贸易增长极。

(二)开放经济时代维护贸易安全的对策措施开放经济条件下维护贸易安全已经不单纯是中国自家的事情，也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我们实现贸易安全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和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现有国情和现阶段国际经济的实际出发，重点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1　完善外贸与内需协调发展机制。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和完善出口、进口及内需协调发展的新机制，把“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应坚持贸易政策自由化，把扩大进口作为推动出口、引进技术、缓解资源压力及优化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重要措施。从长远来看，安全之道无它，首在自强。我国要实现贸易安全，必须加强国内的经济建设，实现科技水平和现代化有质的突破。第一，国家要集中力量，有选择、有重点地对较有把握的高科技项目加以研发，培育有持续国际竞争力的新产业和新产品。第二，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安排，培育我国战略贸易型产业及产品，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着力走质量效益型之路。第三，建立以自主知识积累、管理创新和技术进步为主要支撑的外贸内生性增长机制。第四，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区域在我国增创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定位，配套实施更有针对性的外贸政策，形成全国各地各具特色的经贸发展格局，保持中低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提高和实现中高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国际竞争力。

2　健全一致连贯的法规体系。开放经济条件下将更加体现国际因素在我国贸易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在降低关税、减少进口配额、放松外汇管制的同时，适时运用世界市场经济和WTO的一般原则，结合中国的实际重新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法规体系。一是应认真研究WTO规则和各国的相关法律，按照WTO规则继续完善和修订我国的《对外贸易法》，迅速构建产业救济和安全保障体系；二是加速制定和完善技术贸易标准与市场准入标准，

运用WTO允许的关税、反倾销与反补贴、保障机制等公平贸易法规，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确保进一步开放对我们发展贸易有利，合理保护国内产业；三是要制定《境外投资促进法》等法规，维护我国企业在国外的利益，并为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提供法律保障。在此基础上，按照赫伯特西蒙(Herbent Simon，1989)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原则，力求政策相对稳定及一致连贯。

3　制定和执行好国际经济政策。开放时代政府的经济职能不仅是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经济并促使经济长期增长，而且还要制定和执行好国际经济政策，加快贸易强国建设。一是我国政府应在政治层面上，通过外交与谈判的努力促使他国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消除他国市场准入障碍，修改其有关对华反倾销等法律，放开对华出口限制，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以追求和维护我国对外贸易利益的最大化；二是要维护本国企业的利益，保障我国“走出去”的企业与投资国企业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三是要把开展对外援助与开拓国际市场相结合：四是在区域贸易机制上，要立足东亚，优化亚太，加强周边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要继续大力改善我国同周边国家的政治经贸关系，建立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营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并以此作为我国拓展全球经贸关系的基石。

4　构建外贸健康发展的支持体系。实现贸易安全需要政府部门、出口企业和行业协会加强联手，不懈努力，共同完善的外贸发展的促进和支持体系。首先，政府要提高对维护贸易安全的带动效率，发挥民族合力为国家和企业在国际上获得竞争优势服务。第二，企业必须加速培养竞争优势。企业是实现贸易安全的主体，要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抢夺世界产业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选择具有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产品进行集中投入、重点开发，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开拓新兴的海外市场。第三，要充分发挥各专业商会的协调管理作用。一要注重对出口产品在国外市场的调研工作，了解并掌握其同行对手生产能力、市场销量和价格水平：二要加速建立市场经济的行业价格运行机制，切实做到行业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从而使某些国家在反倾销中对我国实行价格歧视和借口失去依据；三要加强对企业的宏观调控和协调管理，严禁出口企业低价竞销，防止一哄而上过量出口，以避免出口企业自相残杀而导致肥水外流。

5　把握和利用起关键作用的国际资源。维护我国贸易安全应坚持“有所作为”的原则，要利用国际社会的各种资源：第一，超国家组合将是开放时代，一个国家在更大范围内，谋求实现国家经济贸易安全目标和战略利益的有效手段。我国应借鉴别国的经验。尽量在合理的范围内利用超国家组织尤其是WTO。优化外贸发展的国际环境。第二，中国被发展中国家倍受推崇，这是我国一笔宝贵的战略资源。我国目前推行外贸市场多元化、实施区域经济合作、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特别是参与国际规则的修改和制定等，都必须要充分利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力量。第三，是需要借重国际智源和全球华人华侨的力量。优化国际环境、开拓国际市场及加快对外投资。

封闭自守不会有贸易安全，停滞不前更不会有贸易安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方面，只有贸易体制运转高效，贸易增长方式科学，产业结构有竞争力，并且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这样才能取得真正的、持久的贸易安全；另一方面，只有更加密切与其他国家贸易联系。在“双赢”的基础上，才能维护我国的贸易安全。

(责任编校　春晓)

作者：何传添

经济安全经济安全挑战应对论文 篇2：

中国经济安全进入“非常挑战期”

在中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安全也步入了“非常挑战期”。这是高速发展的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所必然产生和面对的激荡时期,解决和处理的理性态度就是“主动积极、直面应对”

1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就此，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刘慧告诉记者，“这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非常重要，而在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下，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

事实上，早在2005年6月底，央行就提前推出了《国家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通过去年第三季度发布的中国第一份《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和《中国国际收支报告》，全面评估了当前中国的金融风险状况。

按照她的理解，决策层如此高度重视安全问题的紧急应对，从一个侧面显示，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中国国家安全问题，在当前新的开放条件下，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冲击下，正在进入一个“非常挑战期”。

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庞中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赞同刘慧的这一看法，并特别指出应该重视目前国家经济安全的挑战，“当今世界由于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安全越来越多地取决于许多非军事因素，其中经济安全逐渐成为整个国家安全的基础。”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更明确提出，“经济活动确实可以是最重要的实力之源。在一个主要国家之间不可能处于军事对抗的新世界中，经济力量将是决定国家是处于支配地位，还是从属地位的日益重要因素”，甚至宣称，“冷战并没有结束，而是以大国的经济战取代美苏争霸。”

这一点，实际上在此轮国内经济高速增长中已经得到了验证。尤其是200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问题、纺织品贸易摩擦、能源紧张、资源短缺、中国大企业“走出去”受阻、资本市场长期低迷、金融行业内外冲击加大，以及巨大的就业压力等等，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问题的主要不稳定因素，甚至上至决策层、下至普通民众，都已深刻地感受到了经济安全问题带来的冲击。

采访中，刘慧把这一时期理解为高速发展的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所必然产生和面对的激荡时期，解决和处理的理性态度就是“主动积极、直面应对”。

对经济安全要有清醒认识

“近年来，国人高度强调经济安全，好像这是一个新问题。其实，经济安全一直是国家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庞中英分析说，“从国家对国内生产者的保护，到国家政权与其经济生活紧密相联;从追求比别的国家更高一些的增长速度，到各国间的经济、科技、军事竞争；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责任，到由此而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无不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现代民族国家一切经济政策或在其控制、管辖下的经济活动，都要服务和服从于最高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目标。民族国家的职责不仅是维护本国的军事安全，更重要的是保证本国的经济繁荣和维持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

这位曾担任过外交官的学者告诉记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国家而言，经济安全是指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经济实力处于不受根本威胁的状态。”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国内经济安全，即一国经济免于金融危机、失业、生态灾难、通货膨胀、大规模的贫困、商品不安全、外来人口冲击等而处于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的正常状态；二是指国际经济安全，即一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国外资源和市场的稳定与持续，免于供给中断或价格剧烈波动而产生的突然打击，以及一国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市场和投资等商业利益不受威胁。

在他看来，“为了达到这种状态，国家既要保护、调节和控制国内市场，又要维护全球化了的民族利益，参与国际经济谈判，实现国际经济合作。前者是在国内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后者是在国际上参与国际经济协调，保证全球经济的自由和有序。”

当前，虽然世界各国面对的经济安全问题不尽相同，但在庞中英看来核心内容是相同的，这其中有三方面的考量:

首先是如何确保市场和资源供给的安全。这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也是近30年来，市场、能源和原料的供给一直是许多国际纠纷、民族冲突甚至战争的起因。

其次是如何保持一国经济上的相对优势。这种经济安全观甚至在今日美国决策层被奉为“圭臬”。例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把经济安全当作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而且把国家比作一个大公司，多次强调“美国的竞争力问题”。

最后是如何处理好国家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关系。全球化的逻辑是无边界化，它必然向国家主权和其控制力提出无情的挑战，对于技术和管理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西方跨国公司占领和冲击其市场是必然的。因此，庞中英认为，“对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处理好国家经济与全球经济之间的关系，提高自身防范全球化负面影响的能力。”

按照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战略判断，本世纪头20年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这个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

如此一来，事关国际经济安全的这三大问题处理得好坏，直接关系着中国发展能否抓住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这个战略机遇期。刘慧认为，面对这样的巨大压力，当务之急是清醒认识和研究当前的经济安全问题。

面临诸多经济安全隐忧

在刘慧看来，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目前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关系复杂，任务繁重。”她从四个方面给予了解释。

首先，中国开放的幅度越来越大，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对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其次，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是当前亟待处理的复杂课题；再者，目前国际人员往来是唐朝以来最为频繁的时期，增进交流的同时也加剧了不同目的下各种经济活动的风险和复杂性；此外，当前政府决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仍然过于直接，如果决策失误，就可能将风险引向全社会。

采访中，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陈德照则更为具体地向记者分析了当下中国亟待关注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其一，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掩盖下的经济质量问题是我国经济安全的最大隐患。陈德照认为，中国经济在总量上超过日本甚至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但与此同时，中国同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在经济内涵和经济质量方面的差距缩小却没有那么乐观，这种差距在一定时期甚至不排除进一步扩大的可能。”

而且，他告诉记者，这个问题在具备这样四个条件时会突出起来，即“目标是扩大经济规模而不是提升经济内涵与经济结构；体制改革没有到位，人们更多关注当前利益而非长远利益；科技创新慢于发达国家以及人的素质提高慢于发达国家等。”

其二，某些部门的核心技术长期掌握在外国跨国公司手中。这种情况带来的挑战是当前和今后相当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安全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他举例说，我国进口第一架波音747时，需要出口1500多台机床换来的外汇。现在这种情况没有根本变化，一部79美元的MP3，中国要付45美元的专利费，而中国生产企业只赚1.5美元。

其三，外贸依存度过高，降低了中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增加了经济脆弱的一面。陈德照指出，这主要从两个方面可以集中体现：首先，中国外贸顺差过分集中于美国等少数国家，加上2006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对美贸易顺差过大，可能导致美国进一步限制从中国的进口，并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进一步施压。此外，中国从美国等国家获得的外汇，很大一部分投入到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陈德照不无忧虑地说：“一旦持有者对美元投资信心下降，大量抛售股票和债券等美元资产，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

其四，跨国公司大面积并购对中国经济安全造成的风险。陈德照说，近年来，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两个新特点：一是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采取并购方式进入中国；二是出现明显的独资化倾向。前者加强了跨国公司垄断市场的可能性，后者使中国企业通过合作、合资方式引进资金、技术的可能性减少，使中国经济受跨国公司经营战略和策略影响增大，影响中国经济布局、结构与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他建议要加快制定《反垄断法》，尽快建立既符合全球化思路，同时又不至伤及国家经济安全的评估体系和标准。

其五，能源和资源短缺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陈德照举例说，2005年国际油价上涨并不是国际石油资源短缺或开采成本提高造成的，“目前世界石油生产的边际成本为每桶10～15美元，中东更低。高出成本数倍的油价利润主要流入了控制石油资源的西方跨国公司和国际炒家手中。”

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全球8000多家对冲基金拥有9000多亿美元的资本。主要由其构成的国际炒家买进卖出了世界石油市场70％的交易量，而且油价上涨中只有10％左右的利润进入生产国，90％的利润流入了交易商、尤其是美国交易商的腰包。因此，陈德照直言，“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风险主要是价格风险，而不是供应中断。”

以开放、主动的姿态应对挑战

“必须以开放的心态、主动的姿态积极处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采访中，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敏谦告诉记者，“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战略性概念，是一国稳定发展追求的终极目标。对它的处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必须具备长远的考量。”

他认为，现在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提高和改善经济安全。首先，要加快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现在，转轨期间相对扭曲的市场制度，是我国经济安全风险加大的主要因素。”他认为，2004年年初的“中航油事件”、银行高管腐败案件和2005年年底发生的“铜交易员事件”就是明证。

其次，加强和提高中国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在中央将之作为未来发展的基本国策后，张敏谦认为中国应该有成为创新型国家的信心和能力：第一，虽然我国现在处在人均GDP1500美元的水平，但我们的科技竞争能力已经相当于人均GDP5000美元左右的水平；第二，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3200万人，研发人员105万人，世界排位第一和第二。只要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走对路子，一定能成功。

再次，加大教育投入力度，着力培养和提高人力资本。张敏谦认为这是为我们近些年在教育上的投入不足而补课，“政府原来承诺到2000年教育投入要占GDP的4%，结果到现在也没有达到这一目标。而4%仅仅是发展中国家教育投入的平均水平。”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教育投入增长速度是极不相称的。

最后，应该解决好正在扩大的贫富差距。对此，张敏谦抱有信心，“只要中央将‘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的精神坚决贯彻到各项政策中，10年时间局面就有可能大为改观。”

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张宇燕一直关注于国际关系和中国发展问题之间的运行逻辑。在他看来，我国现阶段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根本上讲也就是如何实现稳定有序的快速发展问题，“发展是关键，弱国无安全”。

张宇燕告诉记者，从历史经验来看，一国理想的安全状态应该是：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和渗透力，强大的军事威慑力，稳定而有效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再加上对外部世界的高度开放。

具体到中国，可表述为：在国内政策方面不犯类似“大跃进”式的战略决策错误，彻底杜绝“文化大革命”式的政治动荡，积极鼓励竞争并严防组织僵化或制度僵化（即不失时机地打碎那些损害全民利益的利益集团）；在对外政策上继续推行明智的经贸投资开放战略，积极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并将其建立在强大的道德感召力之上。

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期，全球注视中国崛起的时刻，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影响经济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张宇燕特别强调处理这些问题时的国家心态和国民心态。

“一方面要让世人了解到我们拥有成功地协调亿万民众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准备，另一方面还要向世界展示中国与外部交往传统中浓厚的世界主义倾向，譬如尊崇‘非攻’、‘和为贵’、‘仁者无敌’、‘尊王道贱霸术’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等等。”他认为，如果能将这种充满和平精神的“交邻国之道”注入到几个世纪以来风行弱肉强食之“丛林法则”的世界，“对人类而言无疑是件善事、幸事。”具体到每个普通的中国人，则需要每个国人从一点一滴具体做起，“以一颗平常心看待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以一种平等的态度看待那些在经济上、规模上尚不如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以一种自信、自尊、谦逊之精神，与当今世界列强和平共处、相交互利。”

（《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3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作者：王健君

经济安全经济安全挑战应对论文 篇3：

利用ＷＴＯ体制维护我国国家经济安全

经济安全是一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也是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在WTO体制下如何维护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我们提出下列建议：

(一)提高政府行政行为能力以控制经济风险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与深化的今天，只有主权国政府才是经济全球化编织的网络中单独的结点。在WTO体制下，也只有各成员政府才是WTO体制参与的主体，能够代表各个成员的利益，能够以独立的身份说话。所以说，作为国家经济的主导力量，政府应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应当充当经济主权人格化的代表。为此，加入WTO后，从制定和实施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操作层面来看，解决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关键是政府职能和行政行为的转变。

提高政府的行政行为能力从本质上讲就是提高政府质量，即“政府理性”、“政府效率性”、“政府自律性”，也就是指政府宏观决策水平、工作效率和廉洁自律。提高政府的质量需要在继续保持宏观高质量的前提下，通过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形成良好的用人制度、建设现代化的运行机制以及建立和运行减少腐败和滥用权力的制衡机制。在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法规、建立国家资源储备和保障体系等。

(二)在发展中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用开放应对开放中的危机

在当今世界，各国经济不断发展，不发展就意味着落后和被动挨打，这也就谈不上什么经济安全。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程度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实力，国内经济实力的显著提升，可以大大弱化、稀释、缓冲乃至消除全球化中的诸多风险。固然，在发展的过程中将会遇见不少难题，然而，只有在发展中去解决发展问题才能保持持续发展。对中国来讲，经济发展则意味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经济制度的不断创新、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以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提高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

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由过去有限范围、局部领域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从而使中国经济更大范围地暴露在世界经济之中，造成经济不安全的因素增加。然而，封闭更加不安全，闭关锁国的政策已被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虽不能以牺牲经济安全的代价来换取对外开放，但也不能将对外开放作为一种目的，而是要将其作为一种手段，通过对外开放实现经济的发展，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同时，也只有通过对外开放，在扩大开放的实践中寻求安全防范机制的建立，在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构建经济安全预防机制的观念，增强在涉外经济事务中的经济安全意识。

(三)推行全球共同安全、同时安全和可持续安全观念

由于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是一个紧密联系的世界，WTO体制更强化了这种开放与联系。因此，在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上，需要以历次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为借鉴，在世界范围内提倡和推行全球共同安全、同时安全和可持续安全的观念。让所有国家都意识到他们坐在同一艘船上，一国有难，各国遭殃，要求各国在维护本国经济安全时，也考虑别国的经济安全；只有别国经济安全，本国的经济才能更安全。这样，中国就可以拓展国家经济安全的国际空间，以便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经济安全同盟，加强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要推行全球共同安全、同时安全和可持续安全观念，中国需要全面参与多边及区域经济一体化。

1．全面融入多边贸易体制，参与WTO规则的制定。WTO体制下的全球经济安全体制是以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规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发达国家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果要维护自身的国家经济利益，就必须全面融入到多边贸易体制中，成为国际经济竞争规则的制定者。不少经贸强国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二战后的美国凭借着强大的政治与经济实力，在推行多边贸易体系的建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从而成为多边贸易体制最大的受益者，更是实现了国家经济安全的首要途径；日本多年来则一直坚持“贸易立国”的国家经济安全策略，力保资源供给及海外市场的稳定需求；欧盟则通过WTO多边贸易体制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所以，作为WTO成员中的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应当积极参与WTO规则的制定，在规则制定过程中确保公平合理，并注入全球安全和可持续安全的观念。

2．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分散国家经济风险。WTO并不反对各成员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发达成员也积极地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以共同防范和分散经济风险。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与南美国家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与欧盟、以色列、亚太国家、非洲国家等均有区域合作关系；欧盟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区域经济，并不断扩大范围，签署《洛美协定》、与拉美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积极参与亚欧经济合作等；日本则积极改善与东南亚的经贸关系，强化与美国合作，扩大与中东、拉美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都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来完善其经济安全战略，分散国家经济风险。在多边、双边贸易关系相互依托、共同协调发展以及多边协议无法取代区域协议的情况下，维护中国的经济安全，也需要加强区域合作，包括建立大中华自由贸易区、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并发挥主导作用、参与东盟“10+3”的区域经济合作等。通过参与这些区域经济合作，努力改善国际经济竞争环境，相互创造一个更适合的发展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共同发展。

(四)充分利用WTO救济体系与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正当经济利益。

为保障各成员的经济安全，WTO建立了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贸易救济体系，中国需要充分、合理利用这些救济措施维护中国的正当经济利益。中国在WTO《反倾销协议》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使中国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一定程度的权利与义务失衡状态，因此中国在符合WTO规则条件下建立和完善自身的反倾销机制维护中国国内产业和经济安全的同时，也要防止别的成员对中国反倾销的滥用。在反补贴方面以及保障措施方面中国均面临着不公正的待遇。因此，在运用贸易救济措施维护中国正当经济利益时，也需要反对其他成员在实施贸易救济措施过程中的种种歧视性待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利用贸易救济措施需要谨慎考虑，不能保护落后，需要权衡损害与保护的效果，也要防止其他国家的报复行为。

另外，考虑到成员之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WTO建立了争端解决机制。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也相应地增大，所以，中国需要合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

作者：张汉林　李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