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农业起源地论文

河南地处中原腹地，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农业作为支柱产业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新中国建立伊始，国家领导人就提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目标，2007年中央1号文件又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也提出“现代农业可以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发动机。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世界农业起源地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世界农业起源地论文 篇1：

中国农垦：农业 “国家队”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发源地之一，屯田垦殖经济更是中国对世界农业经济的一大创造，是农业经济中的一朵奇葩。

自从秦始皇以50万移民驻守五岭，以大规模实边巩固边疆以来；中国历代君主在开疆扩土之后都会用屯垦的办法巩固边疆。在与匈奴的作战中，汉武帝募民徙塞下，正式开创中国屯田垦殖；曹操、朱元璋都把屯垦提高到基本国策的地位，直到清末民初，中国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经济色彩的农牧垦殖公司。农垦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的农垦系统，以农业为基础，隶属于国家资本。说得直接些，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国家队”、“排头兵”，农垦系统的职工均是在编的国家正式职工和国家干部。自从农垦部建立以来，以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为代表的中国农业历史就此终结，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国家负担的中国农业生产体系。

中国农垦的前身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包围封锁，边区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困难。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生产自给”的号召，于是边区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当时，根据地的第一个农场叫光华农场，王荫圃为第一任场长。主要任务是生产牛奶、蔬菜等食品，以改善军队和边区百姓的生活水平。1940年冬，光华农场改为实验性的农场，主要从事农业科学实验、技术推广和干部培训等工作。五年间，农场的实验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取得显著效果，密切配合了边区的大生产运动。

在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大生产运动中，八路军留守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1939年至1942年的不完全统计，留守部队共开垦荒地6.1万亩，收获细粮7160石（陕北每石重量为300—320斤），还办了一些为部队生活服务的工厂和作坊，开展一些商业活动，为中央提供了一些经费。

八路军留守部队中，生产自给运动搞得最好的是王震为旅长的三五九旅。这个旅在王震领导下，本着“农业为第一位、工业与运输业为第二位、商业为第三位”的方针，在距延安近百里的南泥湾（原名叫南泥洼）开荒造田。从1940年到1943年开垦荒地5万亩，在这些土地上种粮、菜、麻、烟，还有养猪5000多头，部分解决了部队的供应问题。在开荒造田的同时，他们还建立了大光纺织厂、大光肥皂厂，产品除自用外，剩余部分在市场上出售；在绥德、南泥湾等地开创了盐井、木工厂、铁工厂、磨坊、粉坊、油坊等工副业生产；为了运输部队所需物资，组建一个有600多头驮骡的运输队；他们办商业，从建立“军民合作社”开始，发展到拥有10个分店的大光商店，这些商店不但在保证军需民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还为部队积累了资金。1944年，三五九旅实现了全部经费、物资自给，粮食做到了耕三余一（自给一部分，交公粮一部分、余一部分）。三五九旅开展的生产自给运动，不但提高了部队本身的生活自给程度，改善了部队的物资生活条件，而且有力地促进了边区经济建设。经过五年的开发建设，南泥湾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著名的歌曲《南泥湾》，唱的就是三五九旅，三五九旅是屯田垦殖开发建设边区的典范。

1947年，为了支援解放战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东北各省农业部门开荒种地，创建了一批国营农场，以发展农业，增加粮食生产。1949年在东北荣军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了一批以安置荣誉军人（革命残废军人，简称荣军）为主的荣军农场和组织“解放军官”（被俘的国民党军官）生产劳动的解放团农场。这些农场为以后在黑龙江大规模开荒建场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

1948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为了发展华北解放区的农业生产，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利用从善后救济总署得到的一批农业机械，在河北省冀县、衡水、永年交界的千顷洼建立了华北解放区第一个机械化国营农场——冀衡农场，杨寿堂为第一任场长。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在冀衡农场举办了第一期拖拉机驾驶员训练班，聘请留居解放区工作的美国友好人士韩丁为教师，培养机务人才。这一批学员成为农垦系统的机务骨干力量。韩丁以后留在农垦系统工作，直到50年代中期回国。他在农垦事业创建过程中，为我国国营农场的农牧业生产和机务工作等做出了突出贡献。

农垦系统的创建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农垦创建与之前单纯的垦殖有很大不同。它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代领导人从巩固边防、捍卫政权和建设新中国的角度出发所作出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

为了医治战争创伤，克服经济困难，解决粮食短缺，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局面。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尤为紧迫。同时，随着战争的结束，军人要给予妥善的安置。针对这种情况，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组织军队参加农业生产。

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关于一九五O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指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民主义的建设。”

1952年2月2日，毛泽东主席发布《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批准人民解放军31师转为建设师，其中参加农业生产建设的有15个师，分布在新疆、甘肃、宁夏、江苏、山东等省、自治区，以他们为主建立了一批农场。由于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禁止向我国出口重要战略物资橡胶，政务院（国务院前称）于1951年作出《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抽调部队开赴华南地区，开荒建设橡胶农场。

与此同时，地方国营农场也在兴建。农业部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江苏、安徽等省建立了一些农场。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也陆续建立了农场。为了加强对国营农场的领导，1949年底农业部设立了垦务局，张省三任局长。同年12月，改为国营农场管理局。

到1952年底，全国已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562个国营农场，共有职工35.9万人，耕地565万亩，天然橡胶90万亩，当年生产粮食4.52亿斤、棉花9.18万担、干胶35吨，饲养大小牲畜98万头。

1952年12月，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国国营农场的领导，农业部决定成立国营农场总局，刘培植任局长。195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决定成立农垦部，王震任部长，张林池、张仲翰、姜齐贤任副部长，刘培植任部长助理。农垦部统一管理全国的军垦农场和地方经营的国营农场。

到1956年底，中国的农垦事业已初具规模，同1949年比较：国营农场由26个增加为730个，增长27倍；耕地面积由45万亩扩大为1274万亩，增长了27倍；职工人数由4300人增加到37.8万人，增长87倍；工农业总产值由385万元增长为4.26亿元，增长110倍；粮食总产量由2000万斤增长为13.1亿斤，增长65倍。

1957年7月，毛泽东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农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同时，我国已经有了少数社会主义的国营农场……国营农业在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将有大规模的发展。”随后在中央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从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内，国营农场耕地面积要达到一亿亩。

1957年2月，农垦部召开了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邓子恢副总理作了《几年来国营农场、牧场的巨大成就和今后的基本任务》的报告，提出今后农垦部和国营农场的基本任务是：第一，发展农牧场，扩大耕地面积；第二，大量增产农畜产品，供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第三，从各方面支援农业合作社；第四，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积累资金；第五，培养管理大规模农业生产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为将来大规模垦荒做好组织上的准备工作。

1958年1月，党中央副主席朱德在农业水利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提出，国营农牧业不仅要以粮食、棉花、经济作物和畜产品供应国内人民生活和轻工业的需要，而且还要成为供应出口物资的重要基地。

1958年2月24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动员十万干部转业复员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同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在有大量可垦荒地、当地缺乏劳动力、又有复原部队可调的条件下，应该实行军垦。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提出5年内要从内地动员大批青年到这些地方去参加开发和建设工作，使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逐步地同内地一样获得迅速发展，并责成农垦部负责此项工作。

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从1958年春天开始，10万名解放军转业官兵陆续到达各个垦区。大批内地支边青年和许多城市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纷纷奔赴边疆，参加边疆建设。1956年，青年团中央组织了一支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由杨华带领，率先去黑龙江省萝北县开荒建立了“北京庄”。不久，哈尔滨、河北、山东等省、市共7支青年志愿垦荒队陆续到达萝北，分别建立了垦荒点。这些青年志愿垦荒队开垦的荒地先后联成一片，以后发展成为拥有37万亩耕地的向阳农场。在北京志愿垦荒队进军北大荒之后，接着又有16个省、市的青年志愿垦荒队纷纷去边疆。1958年以后到边疆去支援农垦事业的青年日益增多。1959年至1961年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农场工作的青年共93万人，随迁家属43.8万人。

1957年到1966年，是农垦事业发展的十年，这十年极大地奠定了中国农垦事业的基础。十年间农垦系统共开荒地5568万亩；完成基本投资53亿元，为1949年至1956年8年合计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4.6倍；新增固定资产总值34.6亿元，为过去8年合计新增固定资产总值的9倍。

农垦系统的贡献

六十年来，中国农垦系统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1956年到1982年，中国农垦系统除保留系统内200万干部职工生活用外，其余粮食全部上交国家，对缓溢国家粮食价格作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而农垦部门每年无偿上交国家的粮食也由1957年的数万吨上升至1980年的近亿斤，尤其是在棉花、食用油、糖等经济作物生产方面，农垦系统的贡献更加突出。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建国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中国的农垦系统养活了中国大部分的城市人口。

1982年，国家第一次对国务院政府机构进行调整，由原来的一百多个部委缩减至五十余个，其中将农业相关系统的农、林、牧、副、渔业部全部归属于农业部下属局级单位，形成了今天的农业部农垦总局。也是从这一年起，农垦系统上交国家的粮食开始成本核算，按价计量，从而一举改变了农垦系统19年的“亏损”状态，（1979年开始扭亏为盈）首度实现利润两亿多元。1983年，由于当年粮食价格的快速提高带动全国物价飞涨，粮食产品价格猛翻了180%，中国出现了自建国以来第一次通货膨胀现象。虽然我们对那一年物价变化记忆犹新且心有余悸，但这也能够充分说明农垦系统干部职工生产的粮食占国家粮食生产总量的比重。谁来养活中国人，曾是世界性的问题。养活自己，始终是中国第一战略问题。中国农垦自成立之日起，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生力军。它的粮食生产能力，让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为之惊叹。黑龙江垦区徐一戎专家的寒地水稻三花栽培技术，让北大荒水稻单产达到1700斤，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开创了北大荒水稻经济的全新时代，每年300亿斤的商品粮供应使黑龙江垦区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新疆兵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稳定边疆、建设边疆、科技边疆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作为世界第一棉纺大国，中国棉花的三分之一来自于新疆。新疆兵团的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灌溉技术等科技成果填补了国家空白。

华南垦区（海南农垦、云南农垦、广东农垦）是中国最大的、唯一的橡胶种植区，是国家不可或缺的橡胶生产基地。在带动少数民族地方发展、社会稳定、移民安置等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广西农垦，是中国蔗糖行业的主力军，甘蔗种植面积占全国的二分之一，产糖量占全国蔗糖总量的65%。他们培育的龙头企业带动基地、辐射周边农户的模式，有力地帮助了周边农村致富，确保了国家蔗糖主产区的地位。

国家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在一次回答记者采访时做出了这样一段很精辟的结论，他说：“农垦在整个国家的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些特殊时期、关键时刻，农垦总是一支调得出、顶得住、能应急的部队。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每一个关键时刻，包括三年自然灾害，包括‘非典’，也包括‘三聚氰胺’等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国营农场、农垦的作用都是其他任何单位不能替代的。它起到的是一种特殊作用。”

2003年北京“非典”时期，在没有其他省市能够承担的情况下，黑龙江垦区接下了供应北京市场粮食的重任，使陷入抢购风潮的北京安定了下来。

2008年春的冰雪灾害，宁夏垦区又肩负起当地城市的菜篮子供需，让受灾的市民安然度过了大灾之年。

2008年9月“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农垦的三元、完达山等品牌如中流砥柱，稳定了市场，保障了供应，肩负起了国家食品供应安全的重大使命。

在美国以出油率高、价格低的优势抢占中国大豆油市场时，只有农垦的九三油脂迅速出来应对挑战。

农垦至今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农垦系统紧紧围绕保障主要农产品供给的重要任务，始终把维护国家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安全作为己任，立足农垦优势产业，大力推广先进实用技术，巩固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粮食、棉花、天然橡胶、畜牧、糖业和种植业等大型农产品生产基地，成为增加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重要力量。农垦以其独特的粮食生产优势和组织优势，越来越成为国家在关键时刻抓得住、调得动、应得急的不可缺的力量，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在示范农村发展现代农业等方面：农垦继续承担着为全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示范的历史使命，充分利用农场科技水平较高、技术服务体系健全和人才队伍优势，通过对外培训、技术承包、咨询服务等形式，开展对周边农民的技术示范和引导。同时，他们还发挥垦区农机装备水平高、技术服务力量强的优势，开展跨区作业，加快农机技术和服务对农村地区的辐射。他们大力推进动植物优良品种生产基地的建设，积极向农民提供农作物和畜禽良种，来促进周边农村地区不断提高优良品种的覆盖率。他们还发挥农垦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优势，以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依托，通过保护价收购，股份分红、订单农业、价格联动等方式，与周边农民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立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既带动周边农村产业界的调整，又培育和发展了优势产业。

在带动边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农垦的开发建设多处于经济社会相对落后地区，在开发建设中，他们既给这些地区带来了开放的思想、先进的技术，又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税收，并在相互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带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尤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经营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很多农垦企业都成为当地重要的税收来源，在纳税额不断增加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了对周边农村的扶持力度。有的垦区和农场，每年都拿出一部分资金帮助周边农村发展生产和解决饮水、供电和医疗等问题。随着农垦经济的发展，以农场场部为中心的农垦小城镇逐步建设发展起来，成为农场和周边农村的经济文化中心，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并加快了边远地区农村城镇化进程、逐步缩小地区间发展的差距。

在屯垦戍边、维护民族团结和边防安全等方面：在开发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过程中，农垦兴建了数百个国有农场，集聚了大批垦区人口。改革开放前，分布在这些地区的农垦企业和广大干部职工，一直承担着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的重任。特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这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兵团农牧团场和职工群众一方面积极为少数民族做好事、办实事，一方面还参与平息民族分裂活动，在新疆稳定、主权维护、领土完整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提高农垦对外开放等方面：农垦继续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培育大型跨国企业集团，扩大农垦优势农产品出口，发挥农垦在农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中的引领作用。他们在做好现有境外项目的同时，还不停地开辟新项目。他们一边加快境外经济贸易区的建设，为企业集群式“走出去”搭建平台，一边积极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劳务输出、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拓展“走出去”的领域。面向国际市场，他们努力打造国际品牌，提高出口效益。他们以周边和拉美国家为重点，进一步扩大境外资源开发，提高境外开发的整体水平。

农垦系统，这个具有区域性、经济性、社会性融为一体和农业农村经济、国有经济二重性的特殊群体，一定会在未来的改革中走出更加符合自身实际的道路，并将继续承担着他们的国家使命。

作者：程德泉

世界农业起源地论文 篇2：

基于钻石模型的河南现代农业竞争力研究

河南地处中原腹地，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农业作为支柱产业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新中国建立伊始，国家领导人就提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目标，2007年中央1号文件又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也提出“现代农业可以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发动机。”河南作为传统的粮食大省，担负着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也承载着农耕文明的复兴。河南将围绕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结合自身情况，制定符合省情和规律的发展战略，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建设成为现代农业强省。

河南建设现代农业强省，关键点在于提高现代农业竞争力。按照现代农业的概念界定，现代农业不仅是市场化农业，而且是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河南省作为中国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同样遇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不平衡问题。市场化倒逼农户进行变革，小农传统自给自足的生产经营模式基本消失，大多数农产品生产已实现商品化。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竞争，竞争无处不在，提高竞争力是市场主体生存发展的法宝。实现农业现代化，对农业供给侧进行改革，必须找准提高现代农业竞争力的具体办法。在众多研究竞争力的方法中，波特钻石模型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工具。

一、概念

波特菱形理论又称波特钻石模型，用于分析一个国家如何形成整体优势，是分析国际竞争优势的工具，其生产要素、需求状况、相关及支持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政府、机会这六个要素画在图上像一块钻石，故称之为钻石模型。

二、钻石模型打造河南现代农业竞争优势

打造具有竞争优势的现代农业，需要分析四个关键因素，即生产要素、市场需求、相关产业链、农业经营主体战略结构与同业竞争，这四个关键因素构成河南现代农业的钻石模型。

（一）生产要素是农业最基础的竞争条件

农业生产的首要要素就是土地，耕地又是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根据《2016统计年鉴》显示，截至2015年底，河南省农用地面积12 681.2千hm2，全国排名第19，但耕地面积8 105.9千hm2，全国排名第3位，且河南地处平原，耕地平整连片，易于改造成高标准粮田。目前，河南已建成五网配套的高标准粮田306.8万hm2。从劳动力资源供给来看，截至2015年底，河南农村家庭2046万户；劳动力资源5307万人；乡村就业人员4798万人，占全国的12.95%，其中专职农民有2553万人。农村劳动力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的占67.1%，专职农民中1年内有3.1%接受过农业方面的职业教育，劳动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有效保障。资本方面，河南农村住户固定资产投资总额709.1亿元，排名全国第3位，其中84.5亿元用于非住宅建筑工程（厂房），全国排名第2位；59.6亿元用于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全国排名第8位。影响农业产出的具体生产资料包括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膜等。河南省耕地灌溉面积5210.6千hm2，全国排名第2位；年新增灌溉面积197.3千hm2，全国排名第2位；节水灌溉面积1 672.2千hm2，全国排名第7位。这些说明河南省农田水利建设水平高、速度快，而且向水资源节约的生态可持续方面发展。衡量河南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农机总动力为11 710.1万kw，全国排名第2位，其中大中型拖拉机402 300台，配套农具948 300部，全国排名前5；小型拖拉机3 396 200台，配套农具6 613 700部，全国排名第1位；联合收割机241 500台，全国排名第2位；各种农用排灌机械3 908 000台，全国排名第3位。在农机利用方面，机耕面积9 103.9千hm2，机播面积10 399.2千hm2，机收面积9 789.5千hm2，全国排名第2位，仅次于黑龙江省。数据表明，河南省不仅农业机械拥有量高，而且利用水平也高，以农业机械化为代表的农业现代化水平和竞争力水平处于全国前列。其他农业生产资料方面，河南省化肥使用量716.1万t，全国排名第1位；农膜使用量162 001 t，全国排名第4位；农药施用量128 748 t，全国排名第2位。按照新古典生产函数，生产要素优势将转化为产出优势。河南省农林牧渔总产值7 641.3亿元，扣除成本创造新增价值4 348.4亿元，二者均排名全国第2位，仅次于山东省，凸显了规模经济的竞争优势。

除了基本生产要素外，还需要发展高级生产要素以专一化、独特化提升竞争力。例如，国家地理标识产品。河南省目前有65种农产品和加工产品获得国家技术监督局认证为国家地理标识产品，包括永城面粉、原阳大米、范县大米、固始鸡、光山麻鸭、济源冬凌草、内黄大枣、西峡猕猴桃等。获得国家地理标识产品认证意味着产品品牌的提升，更表现为其独特的品质、特性或工艺难以被模仿和超越，决定了竞争优势的质量。在发展地理标识产品的同时，还要加强保护和监管，防止外部假冒伪劣产品对市场冲击，也要规范行业内企业的行为，避免其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作出损害标识品牌的行为。

（二）挑剔的市场需求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原始动力

无论是国家粮食安全、食品安全，还是农业供给侧改革，追根溯源要满足市场对农产品的有效需求。随着改革开放40周年国民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追求数量发展到追求质量和安全。伴随着贫富分化加剧，不同收入群体、甚至同一收入群体内部消费者对农产品需求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化。消费者在购买农产品时不再只追求价格便宜，而是希望买到优质优价的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和有机食品。越来越多的消费群体对健康、保健、养生更加注重，倾向购买纯天然、全生态、无污染、零添加的食品。部分挑剔的消费者购买农产品时除了要求口感好，还关注新鲜度、品相、规格统一等特征。发现未满足的市场需求，生产出差异化的产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无疑会增强产业的竞争力。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增加，以年轻人为代表的消费群体产生了对速食产品的大量需求，于是有营养、味道好的速冻食品、方便食品成为企业竞争的领域。河南的思念集团、三全集团、南街村集团、双汇集团、华英集团在全国甚至全球都具备极强的竞争力。新的市场需求推动了企业创新，大用集团采用中央厨房的生产方式，通过创新中式营养餐，把中國的传统菜肴进行工业化、标准化生产，真正做到从田头到餐桌的一体化生产，将食品产业链的各环节连接起来形成竞争优势。

（三）相关产业的支撑与提升是农业竞争优势的保障

一个地方的产业要形成竞争优势，不能缺少当地一流的合作伙伴，与其他省份和国际竞争对手相比，本地的合作关系更牢固。因此，重构农业（广义）全产业链，整合上下游企业资源，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是河南建设现代农业强省的不二选择。

1.从农业上游来看，河南省不仅有高校、研究院等高水平专业研究机构，各地市还分布着众多体系健全的农研所、农技站、畜牧站、种子公司等研究推广组织，这些科研单位通过与地方和企业合作，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在地方进行适应性试验后，完成优良种苗的繁育推，实现农业生产的高产、优质、抗自然灾害，完成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截至2014年底，河南省种子企业数量422家，年科研投入1.85亿元，种子销量9.54亿kg，商品化良种占播种比率平均为80%。从下游来看，河南粮食生产实现13连增，畜禽养殖规模化后没有出现明显的过剩和谷贱伤农的情况，很大程度受益于发达的农产品加工业。截至2014年底，河南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有6976家，增加值同比增长9.8%，利润总额同比增长8.35%。好的产品需要好的原料，食品加工业应对市场多样化需求进行专业化、精细化、特殊化、创新化的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会带动农业的品种创新、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推动了农业竞争力的持续进步。

2.从装备制造来看，服务提升效果更为直接。农业受农产品生物生长特性的约束，季节性和时效性非常明显。劳动力流动性的提高和城镇化建设使大量农村有效劳动力流出，农忙季节出现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临时性雇工的价格接近甚至超过城市劳动力工资，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已经出现。农业机械化和设施农业是今后河南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截至2015年底，河南粮食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7.5%，其中，小麦生产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玉米机收率达到73%，水稻机收率达到85.7%。根据大量乡村调研，但凡能代表一个地方具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大多与设施农业有关。截至2015年底，河南省农业设施总面积75.14 m2，连栋温室0.29 m2、日光温室21.49 m2、塑料大棚53.37 m2。河南省设施农业设备制造商有80多家，实现农业生产环境可调控，在地力、人力、投入可承受范围内实现农产品长期反季生产，保障安全、稳定供给，提高农户收入。

3.完善配套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要求非一家一户的小农所能承受，他们面临着资本、劳动力、技术等一系列要素约束，即便是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出于优化资源配置目的，也会产生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截至2015年底，河南省建成乡镇基层农技推广站1031个，农业有害生物预警与控制区域站71个，植保专业化统防组织4423个。这些专业服务机构每年完成测土配方施肥面积403.33万hm2次，治理病虫害统防统治面积466.67万hm2次。为防止动物饲养、屠宰、运输、销售等环节发生疫情，河南省建成省、市、县三级兽医实验室144个，动物卫生监督所1080个，疫情监测网点6180个，这些服务型机构的建立和规范运作使得动物综合防疫防控措施能得到有效落实，全省未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12316三农热线信息服务体系完善，162个市、县两级农业门户网站建设，1100多个村级信息服务站投入运营，

30 000家农村网店开办，“互联网+”为农业生产经营、农情服务、农产品信息沟通和交易提供了又一个广阔高效便捷的平台。尤其是手机客户端APP的发展，农业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结合，使得信息资源与农户日常生产生活直接对接，随时随地接收农情信息、查找农技资料，极大地提高了信息使用率，解决了信息化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钻石模型的第4个关键要素就是农业经营主体，包括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专业大户等，在市场化环境中，作为生产者被统一定义为企业。一个庞大的产业是由无数微观企业组成，产业竞争力实际是企业竞争力的综合表现。截至2015年底，河南省农业龙头企业在6800家以上，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60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760家。河南省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9.7万家，国家级示范社199家，家庭农场1.6万家，省级示范农场154家，新型经营主体共流转耕地93.13万hm2，初步实现了规模经济。

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因素很多，包括生产资料的成本优势、差异化产品质量优势、生产技术优势、营销渠道优势、组织管理模式优势等，一个企业从创立到稳定发展，最终形成持久核心竞争力的最主要因素是企业家。在“三农”领域，最大的企业家群体有一个俗称，叫“能人”。他们的身影大量出现在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决策企业发展目标、筹集组织企业资源、拓展产品渠道、塑造企业文化、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农村经济“能人”大多有外部经历（外出务工居多），掌握一定技术和人脉关系后，在本行业创业成功。积累了资本资源的“能人”衣锦还乡，浓厚的乡土情怀使他们有报效家乡、回馈乡邻的强烈意愿，尤其是当他们接触到国内外先进的现代农业后，改变家乡农业贫困落后面貌的动机越发强烈。他们懂经营、会管理、有经验、有远见，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善于判断未来，不惧风险，具有冒险精神，在农村发现资源和商机后会迅速作出反应，在地方政府引导和扶持下，进行在地化创新创业，实现引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转型，带动农民增收脱贫，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在中国，经济成功往往和政治地位联系在一起，很多在农村成功创业的“能人”往往会获得政治地位和荣誉，譬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等荣誉和称号。政治资源一方面使他们更容易获得地方政府的项目、资金、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定期的政治会议交流扩展了他们的社会关系資源，进而转化为经济资源和竞争优势。政治荣誉和使命感还会激励企业家对产业投入无穷的精力，催化了产业竞争优势。

面对竞争压力，为了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企业除了对核心产品进行专业化生产外，还会选择向相关产业扩展，从彼此关联性最强的部分开始进行多元化经营。例如，河南鹤壁中鹤集团在做大做强面粉加工主业的基础上，向高标准规模化小麦种植、良种肉羊肉牛养殖、设施蔬菜种植、有机肥料、有机饲料、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互联网智慧农业、精准农业等其他农业板块扩展。集团以循环农业为企业发展战略，通过粮改饲，实行小麦和饲用玉米轮作，全程机械化耕作；青贮玉米和小麦秸秆粉碎发酵混合制成精细饲料用于规模化养殖肉羊、肉牛，降低饲料成本，提高牛羊肉产量和品质；秸秆过腹，粪便高温发酵处理，杀死虫卵和草籽，转化成有机肥还田，减少了化肥和农药的用量，降低种植成本，改善土壤肥力，保证粮源清洁安全。通过产城联动，中鹤集团对王庄镇1万hm2镇域面积和0.6万hm2耕地进行统一规划，复垦后净增耕地0.2万hm2；鹤壁市将46个行政村整村搬迁，新城镇整体建设，7万个村民集中安置，农民就地职业化，开发了房地产业、商业、服务业、物流业、旅游业等相关产业。

三、建议

（一）繼续保持基本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升级，加强高级生产要素的推广

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测土配方施肥、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杀虫技术的应用、大中小型农机替代劳动力等手段，实现河南农业十三连增后的可持续发展，保障农产品的数量、质量、安全、营养。同时，加大对独具地方特色的特色农产品的发掘、推广和保护，在市场化过程中实现优质优价，借助品牌战略和农产品电商手段，实现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共赢。

（二）挑剔的市场需求为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动力和契机，需要生产者、政府、行业协会三方联动

市场的变化会产生大量商机，会给已有企业带来挑战，倒逼农产品生产向高品质转移，企业需要通过创新来巩固市场地位和竞争优势升级。政府加强市场监管与行业自律并重，行业协会要脱离半官半民的性质，积极发挥自律协调的作用，规范引导会员企业行为，杜绝恶性竞争，既要防止假冒伪劣产品的劣币驱逐良币情况，也要避免出现重大食品安全的系统性风险。

（三）优化农业产业链结构和布局，整合全产业链资源，实现三产融合，发挥核心企业的关键作用

龙头企业具有组织、资本、技术、市场优势。政府部门为龙头企业进行农业资源整合提供便利，降低龙头企业行业准入门槛，便利企业筹融资渠道，提供农业开发项目支持和支农惠农补贴。加强农业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和转化，提高农业信息化建设和应用的水平，提高现代农业设施的利用度和效率，为农业产业组织的集聚提供土地、信息、基础设施服务，充分发挥规模效益。

（四）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首先，政府需要精准识别，哪些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组织和农户家庭是真正能提高农业效率，带动农民增收，发挥示范作用，符合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生产经营主体？甄别那些具备发展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潜质，选择他们作为优先扶持的对象。其次，在扶持方式上除了传统的技术、服务、资金、项目支持外，可以把重点放在市场信息供给、市场机遇发现、市场风险防控、市场建设与保护等方面，提高农业经营主体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双重冲击的能力。最后，借助政治手段，加强对新型农业经济主体的精神激励，激发其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成为企业家精神的催化剂。

作者：余航

世界农业起源地论文 篇3：

中国农业利用外资的态势问题与对策研究

（河南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摘 要：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整体利用外资的协议金额和资金到位率都有显著增长，而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其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水平虽有较大提升但与其他行业相比差距十分明显。在对我国农业利用外资的基本态势进行概述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农业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扩大我国农业利用外资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农业；利用外资；问题；对策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发展现代农业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中国虽是世界传统农业大国，但农业发展水平却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资金匮乏，而引进外资则是解决投入不足问题的重要渠道。党的17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引导外商投资发展现代农业”。近年来，农业领域特殊的扶持政策、日益提高的产业基础水平和不断加强的国际合作能力使我国农业利用外资呈现较快增长，领域和范围不断拓宽，但同时，农业利用外资规模偏小、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也日益显现。因此，如何扩大我国农业利用外资的规模、提升农业利用外资的水平值得我们深思。

1 中国农业利用外资的基本态势

1.1 农业利用外资的发展速度较快

中国农业引进外资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基本与我国对外开放进程同步。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利用外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点到面，规模日益扩大，发展速度较快。1980-1988年，我国农业利用外资的项目不足2000个，协议金额仅有10亿美元；2001-2009年，农业实际利用外资超过85亿美元。2010年外商投资农、林、牧、渔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929家，同比增长3.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9.1亿美元，同比增长33.8%。

1.2 农业利用外资的领域和范围在不断拓宽

中国农业利用外资的领域不断拓宽，除了传统的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农机、农技等领域外，外商外资广泛投资于水利、林业、畜牧、渔业、农产品加工、土地与水资源保护、粮食流通以及农业信贷和农业科技推广等多个领域。同时，农业利用外资的区域范围逐渐扩大，从广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逐步扩展到河南、安徽等中部农业大省，宁夏、青海等西部地区以及东北粮食主产区，基本遍及全国所有省市。

1.3 农业利用外资的渠道和形式向灵活多样化发展

国际多边机构贷款、赠款或援助和政府双边的经济技术合作贷款、赠款或援助这两类官方渠道曾经是农业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而随着中国利用外资水平的提高，包括合资、独资、合作、国际租赁、BOT 等形式的外商直接投资逐渐取代官方渠道，成为中国农业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十一五”期间，中国农业利用外资总额46亿美元左右，而其中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1.45亿美元，国际机构和政府的贷款、赠款项目资金约4亿美元，政府间合作项目资金仅4500万美元。

1.4 中国农业利用外资效益水平不断提高

农业利用外资除了弥补资金不足外，对中国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农业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等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农业利用外资的水平已经跨越“量化引资”和“全面撒网”的初级阶段，引资重点调整为发展生态农业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种植业、养殖业及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生物质能开发、现代农机装备开发与制造和农产品深加工，引进现代化农业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随着我国引导外资主要投向建设现代农业和发展国际化农业，农业外资利用的效益水平将进一步提高。

2 中国农业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

2.1 农业利用外资规模仍然偏小

首先，农业利用外资总体规模偏小。农业虽是我国最早利用外资的行业之一，近年来的引资规模和发展速度也比较令人欣喜，但农业利用外资的规模依然偏低。2005-2009年，我国农业年均利用外资的项目数达到1272个，但其数量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依然很小，协议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全国的比例依然很低。2010年，外商投资农、林、牧、渔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929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9.1亿美元，仅占同期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比重为3.4%和1.8%。

其次，农业利用外资的平均规模在全国各个行业中也偏小。2009年，三大产业的18个行业中，平均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46.4亿美元，而农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仅14.3亿美元，远低于各行业平均水平。如果仅以三大产业相比，农业利用外资规模（加上采掘业）仅占3%，更是远远落后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引资水平。

再次，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资金到位率上看，近十年来，我国各行业的资金到位率平均为 86%左右，而农业项目的资金到位率仅在50%上下波动，明显偏低。

2.2 农业投资环境不完善

从硬环境来看，我国农村和农业的基础设施薄弱，特别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道路交通条件和供水供电能力差，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导致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下；教育、住宿、卫生等社会服务设施不健全，难以为外商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从软环境上看，农业投资的法律、政策环境不够完善，农业利用外资的相关法律法规比较滞后不能与时俱进，农业利用外资的指引和政策虽有但不够具体，实际操作难度较大，同时外商投资过程中存在相关部门存在乱检查、乱收费、乱罚款等现象，甚至出现不信守合同、随意侵害外方利益等极端行为；同时，农村地区缺乏精通外语、经贸、科技、法律、财会等专业的人才，致使农业利用外资缺乏良好的人才基础，限制了外资利用水平。

2.3 农业利用外资主体力量薄弱

我国农业以小规模的农户分散经营为主，农业生产的企业化和产业化程度低，使得我国利用外资的主体力量薄弱，外资利用主要集中于乡镇，乡镇企业往往成为外资的主要合作者和使用者。我国的乡镇企业大多规模小、实力差，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同外商谈判常常处于弱势地位且谈判成功率低。即便谈判成功，乡镇企业的经营与管理能力也影响了投资项目水平的发展，利用外资大多难以达到足够的经济效果。

2.4 农业利用外资的区域不平衡性明显

与外商在华投资的总体布局一样，农业利用资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农业利用外资速度加快、规模扩大，但整体看所占比重仍然偏低。2010年，农业国外贷款和援助两项，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42.23%、14.84%、41.93%；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不平衡性更为突出，仅广东、福建、山东3省农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即占全国的近42%。农业利用外资的区域不平衡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

3 加强中国农业利用外资的对策建议

3.1 完善我国农业利用外资政策

基于农业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和农业利用外商投资的敏感性，国家在宏观上对外商投资我国农业的领域和范围进行规划的基础上，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还应该对外商外资投资我国农业项目制定具体可行的优惠政策，可以在税收、用地、外汇管理和国民待遇等方面制定具体政策：一是延长所得税减免期，减免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机械设备进口关税特别是进口增值税等；二是对外商投资于中低产田改造或投资于能明显提高农产品产量、质量和效益的项目，给予土地出让出租优惠；三是对外商从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行政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免缴或少缴土地使用费；四是外商投资企业以有偿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从事种、养殖业的，免收公路建设附加费等地方性规费；五是在外汇管理和国民待遇方面制定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

3.2 拓宽农业利用外资的渠道和方式

基于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大不确定性因素多、投资规模大周期长利润低、投资领域和范围限制多等因素，私人和跨国公司投资农业的积极性不足，因此我们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逐步拓宽农业利用外资的渠道和方式。当前国际上农业利用外资的渠道和方式已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我国除了加强国际多边机构和政府的贷款、赠款以及政府间的农业合作项目外，必须积极探索诸如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外商投资股份制、海外上市，国际租赁，BOT、补偿贸易等多种渠道和方式。

3.3 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一是加强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塑造良好的农业投资硬环境。加大对道路交通、供水供电、通讯设施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善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大力发展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以及土地综合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提升农业生产的设施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和改善农业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健全和改善农村居住、教育、卫生等社会设施条件，为外商投资提供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二是加强外商投资农业的政策制度建设，优化农业投资软环境。基于中国农业发展现实并借鉴国外农业吸引外资的经验教训，完善外商投资农业领域的法律法规，逐步清理、修改与WTO和国际惯例不符的法律、规章和制度；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服务意识，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和审批程序，简化办事手续，提供行政效率和政府服务水平；根据发展形势，适时调整和放宽外资投资农业的重点和领域，修订农业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准入条件，逐步使外商投资我国农业享受国民待遇。

3.4 培育和发展农业利用外资主体

培养和发展一批大型现代农业企业集团或龙头企业，提高同外商合作、扩展利用外资的能力。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对我国现有的国有农垦公司或企业改革改造，拓宽其生产经营活动的产业部门及地域空间；选择一些基础较好、实力较强且有良好发展前途的乡镇企业，通过兼并、合并、收购、参股，增加新的投资主体等多种途径与方式，扩大经营规模与范围，使之发展成为地方性的现代农业企业集团或公司，成为带动力很强的龙头大企业，并把这些现代农业企业集团或龙头企业培育成接受外商投资的有效载体。

3.5 科学规划，因地制宜

农业利用外资必须基于我国的区域发展规划和各地的农业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地必须根据自身实际培植适合于本地区的农业优势产业，并以此为载体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如东部地区主要利用沿海地区地理和人员的优势，重点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建设科技含量高的现代化农业示范区，出口创汇农业和旅游观光农业；中部地区依托中部崛起战略，利用农业资源优势，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西部地区依托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发挥其气候地质类型独特、特色农业资源丰富和草场面积广阔的优势，发展特色农业、生态旅游农业和草食畜牧业，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可以申请安排扶贫性援助资金。

参考文献

［1］张建华.中国现代农业问题研究进展［J］.经济经纬，2009，（6）.

［2］吕立才.中国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经济问题，2007，（1）.

［3］唐立新. 我国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几个问题［J］.经济纵横，2007，（9）.

［4］郝利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利用外资的状况分析［J］.财贸研究，2009，（7）.

作者：张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