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起源分析论文

摘要：中国是世界重要的农业起源地之一，起源于中国的栽培作物多达136种，其中粟和稻最为重要。目前研究粟稻的起源，存在“重东轻西”的倾向。通过检视前人关于粟和稻起源的考察和研究，特别是西部的考察和研究，指出两种作物的起源地，既包括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流域，也包括两河的中上游流域，即既包括我国的东部，也包括西部。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农业起源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农业起源分析论文 篇1：

中国农业起源的六大特征

农业起源之前是狩猎采集者的时代，农业起源的机制研究必定涉及狩猎采集者的研究。狩猎采集者的文化适应机制具有统一性与多样性，关键变量是流动性。人类数百万年的狩猎采集历史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过程作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具有累积发展的特点，与之相应的是人类技术文化的不断进步，还有社会组织的复杂化。在此基础上，人类社会追求能量最大化的适应策略，这个趋势至今依旧存在。它同时意味着人类的文化适应追求最佳适合度与最小化风险。

布莱德伍德视农业为人类文化进步的产物，这种观点是有合理性的，虽然许多考古学家将之视为19世纪“斯宾塞式”的进步论。文化的累积发展创造了农业起源所需要的资源禀赋结构，包括一定的人口数量与密度——这也是长期发展的累积所致，还有人口增加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变化，如地域所有权的观念、限定的惠予范围、群体内部竞争加剧等。它们体现狩猎采集者适应长期的趋势，也就是我所说的统筹性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与历史趋势无关，但与狩猎采集作为获取基本生活资料的策略相关，无论是远古的狩猎采集者，还是近现代的狩猎采集者，只要他们不事农业生产，就需要去寻找自然资源，也很少能过上定居的生活。就像工业社会与城市的关系一样，不是说农业社会没有城市生活，但是城市成为主要居住形态，只可能由工业社会来支撑。与此类似，狩猎采集者社会在特殊条件下，如水生资源利用者也可能形成定居社会，但是大规模的定居是农业社会的居住形态。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看狩猎采集者的文化适应机制，都可以发现统一性，于前者是一些发展趋势，于后者是流动采食。

在回顾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时，我们注意到人类栖居范围扩散到世界各地（人口的增长），石器技术的进步、原料精细化、石器地区风格形成（地域所有权观念与限定的惠予关系）;到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技術发明如陶器、磨制石器以及食物研磨工具（植物强化利用也是能量最大化的策略）的出现，还有装饰品的发展（社会内部竞争）等，这些都体现了狩猎采集者长期发展趋势上的累积增长。而像柿子滩、下川等地点群与东胡林、南庄头等遗址体现的不同流动又说明狩猎采集者文化系统发生了区域分化。只有能把流动性降低到足够程度的地区才可能有农业起源，这也是为什么最早的农业起源地带位于太行山以东地区的关键因素。当然，狩猎采集者的长期趋势像是“常量”，是不言而喻的存在;而地区之间的分化发展才是考古学家真正关心的对象，也就是说考古学家希望能够解释为什么农业会起源，他们更关注的是农业起源发生在某些地区，而非其他地区。实际上，长期趋势并不是每个地区都是均等发展的;在分化之时，又与环境条件的不同特征密切相关。

环境多样性对文化适应产生的是双重作用，一方面是硬约束，即由于环境的极端特征导致某些文化适应无法发挥作用，就像在内陆地区无法利用水生资源一样，茂密森林环境通常没有草原那样丰富的食草动物群。农业所要实施的条件至少需要包括合适的温度、降水;再者，土壤、病虫害、人口等也会有所限制，对于农业起源而言，必不可少的要素就是野生物种的存在，没有适合驯化的物种，就是掌握了驯化技术，也是没有意义的。美洲地区因为缺乏适合驯化的大型动物，所以农业系统始终是脆弱的，农耕群体始终需要抽出时间去狩猎，所以定居难以建立。即便建立了，也不稳定。连带建立在这种农业基础上的文明，也容易崩溃。由于缺乏大型驯化动物，即便他们知道轮子也没有作用，南美文明不得不建立在人力托运的基础上。当然，物种不是中国各文化生态区的制约因素，中国不同地域都有适合驯化的地方物种。东北地区的问题是低温，生长季节短。青藏高原是高寒的气候环境，比极地环境还要恶劣，不仅空气含氧量低，而且缺乏极地环境经常可以狩猎的海洋哺乳动物或是可以驯养的驯鹿群。大西北地区是水资源缺乏，没有地表水，大型食草动物就难以生存，也就没有狩猎采集者，更不会有农业起源这回事。当然，环境多样性还有另一方面的作用，它会提供机遇，提供某些优势资源，形成发展农业的软约束。利用水生资源就构成了农业的替代策略，水生资源来源区域范围大，生产力高，季节性与陆生资源有互补性，资源稳定可靠，种类多样且质量高（多蛋白质，妇幼老弱都可以参与获取，如采集贝类），这些优势结合起来，适合劳动密集的农业就不具有选择优势。东北与岭南以及沿海地区都走向了水生资源利用，缓解了狩猎采集者所面临的适应压力。西南地区因为高度多样的环境，是最适合狩猎采集的区域。文化是弹性的，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人类发展出多样的适应方式。这与狩猎采集者文化适应的统一性并不矛盾，只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而已。

对于农业起源的考古学研究而言，需要弄清楚的是文化适应发生变化的初始条件，然而具体情况需具体分析。农业起源的初始条件包括自然基础条件、自然条件所发生的变化、文化资源禀赋结构的积累等内容。中国农业起源的自然基础条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具有梯级特征的地形。与之相应，主要河流从西向东流，狩猎采集者向农业生产者转型时具有可以不断拓展的空间，这一点对于中国农业起源的萌芽、发展与最终建立世界上少有的完善农业系统至关重要。至于说黄土，它并不是中国农业起源与发达的充分条件。自然基础条件另一个要件是由于纬度分布、高度差异、海陆分布以及地形分割所形成的不同文化生态区，为文化多样性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狩猎采集者的文化适应具有很好的弹性，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最佳的栖居地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狩猎采集者的最佳栖居地并非现代人口密集区，而是中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自然过渡带以及从中国地形的二级阶梯向一级阶梯过渡的地带，这些地带不仅狩猎采集的资源多样、清洁饮水方便，而且容易获取合适的石器原料、充足的燃料。随着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人们逐渐向平原地区迁移。适宜农业的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并不是狩猎采集者的最佳栖居地，同样适用于游牧经济的青藏也不适合狩猎采集者。不同的是所依赖的地带是有区别的。

更新世与全新世之交，气候以及环境变化幅度相当大。末次盛冰期结束后，气温上升，冰川消融。更新世结束之际，对史前狩猎采集者的文化适应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包括海平面上升、古季风机制恢复、植物更替、动物绝灭、新仙女木事件、气候的季节性稳定性增强等。气候环境变化导致狩猎采集者化系统变化的初始条件发生改变，对人类文化系统而言，这些变化既有正面的作用，也有负面的作用，对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也不同。海平面的上升对于华北地区的影响最大，即使人口不增也由于陆地淹没，这一地区人类的栖居地几乎丧失了一半面积，人口密度也会随之翻番。海平面上升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有明显影响。古季风、植物更替、气候稳定都有利于农业的发生，而动物绝灭、新仙女木事件、季节性加强等则是从反面推动农业起源，使得作物栽培的必要性大大增强，“一推一拉”机制促进了农业在更新世与全新世之交起源。气候环境变化的影响在不同地区的表现有早晚与程度强弱的区别，古季风的影响最早显现在西南与东北地区，植物更替、动物绝灭影响最强烈的要算华北，而对西南地区影响甚微。

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生产转换的文化过程并不是黑箱，不是说在前面加上环境条件与合适的变化，就会导出农业起源。农业起源归根结底是一个文化事件，尽管结果中包括自然物种失去某些能力，被人类驯化。狩猎采集文化适应系统与农业的最大区别是流动性的差异，其他的变化如居住方式、工具技术、生计构成：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都由此衍生。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面貌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显示出狩猎采集者适应策略的转换。到了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新变化主要表现为某些常见于新石器时代的特征开始出现，它们标志着人群流动性的明显降低。类似的变化广泛见于各个文化生态区，但程度差异明显，其中西南地区最弱。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见证了关键的文化分化，强度最强的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最早的农业。例外的情况是岭南与东北，这些地方因为富有水生资源而转向了新的狩猎采集形态。

作为世界农业起源的一个部分，中国农业起源中心与其他地区尤其是西亚进行比较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它的特征。同时，通过中国农业起源中心内部的比较，以及与周边地区的比较，进一步丰富了这些特征的含义。最后，我把中国农业起源的特征大致归纳为6个方面：

一、中国可以与西亚并称世界上最早与最重要的两个独立驯化中心。做出这种判断的理由不仅因其年代早，更因其影响深远。作为主要的驯化中心，中国具有长期的驯化历史，是世界上接近1/4驯化植物的故乡。其影响范围遍及东亚、东南亚、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国农业起源具有明显的自生性，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经过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缓慢成熟，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形成涌现式的爆发，它的整个发展历程与西亚基本同步。中国农业起源属于温带谷物农业，最终达到了集约农业发展程度，在周边过渡地带形成了若干“低水平的食物生产”。

二、中国农业起源中心由两个相对独立的中心构成，各自具有不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背景，文化面貌差异显著，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地区是典型的细石叶工业;长江中下游地区则是在保持砾石工业传统的同时，增加了细小的燧石石器成分。在作物驯化方面，华北地区是以粟、黍为中心，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水稻为中心，目前所见的交流发生在华北新石器时代早期，即稻作进入南北过渡地带。在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两个地区几乎同时开始出現强化利用的证据，南方的陶器出现似乎更早（就当前的14C年代而言），华北则出现了石磨盘、磨棒、锛状器等工具，稍后也出现了陶器。没有证据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影响了华北，也没有相反的证据表明它们各自是独立发展的。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考古材料显示华北地区所发生的文化变化更为明显，速度也更快，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已涌现出若干个考古学文化区;南方发展水平稍低，目前只有彭头山与上山文化的面貌比较清晰。新石器时代早期，稻作从南往北传播，主要与全新世大暖期温暖湿润的气候有关，稻作更有利于江淮地区的人们利用水网地带。总的说来，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华北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农业起源过程中是一体的，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开始就存在差异的文化适应历史，尤其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持续的差异性发展不支持它们属于单一农业起源中心的观点。

三、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黄土是中国农业起源的充分条件，如果不是黄土而是其他温带森林草原土壤，农业依旧会发生，华北农业起源的机制与初始条件并不需要依赖黄土。华北地区最早期农业并没有起源于黄土高原上，而是起源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齐鲁山地、豫西山地的山麓地带。所谓黄土文明的认识与中古时代的中国历史、近现代中国的现实有关。

四、中国早期农业以作物农耕为中心，动物驯养服务于作物农耕，最早驯养的动物是狗、猪、鸡，与早期作物农业互补，而不是相互矛盾，作物加工残渣可以用来饲养动物，这一点与西亚是不同的。与西亚相比，中国农业起源地带陶器出现早，但定居发展稍慢，这可能与中国早期“农业软件包”的内容不如西亚丰富有关，但中国史前农业后期发展更加成熟，动物饲养与作物农业相互补充，形成了较好的农业生态系统，而不像西亚的畜牧与作物农业发生矛盾，进而不得不分化，而且畜牧对农业生态系统的破坏作用明显。

五、中国史前农业的发展过程从山麓向平原地区扩散，具有明显的地理指向性，而中国较大的腹地平原为农业的发达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史前文明的崛起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而且南北两个中心互相补充，成为中国文明五千年连续发展的缓冲空间，在中原文明崩溃之后，能够在南方获得部分保留。

六、在中国农业起源的边缘地区还存在着其他农业生产形式与适应方式，如燕山以北地区发展出旱作农业以及游牧经济，岭南地区的根块茎农业，东北地区立足于水生资源利用的复杂狩猎采集社会，西南地区极其丰富多彩的地方风格，如此等等，周边地区发展出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构成了后来中国文明群星璀燦式的起源模式的基础。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史前的现代化：从狩猎采集到农业起源》）

作者：陈胜前

农业起源分析论文 篇2：

西部在粟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

摘 要：中国是世界重要的农业起源地之一，起源于中国的栽培作物多达136种，其中粟和稻最为重要。目前研究粟稻的起源，存在“重东轻西”的倾向。通过检视前人关于粟和稻起源的考察和研究，特别是西部的考察和研究，指出两种作物的起源地，既包括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流域，也包括两河的中上游流域，即既包括我国的东部，也包括西部。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以往农史和农耕文化研究的某些缺陷和不足。

关键词：西部；粟稻起源地；黄河及长江流域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历史悠久，农业发端早，是世界重要的农业起源地之一，也是许多农作物的起源中心。瑞士植物学家康德尔（A. de Candolle，1806-1893）是世界上最早研究栽培植物起源的学者，他根据作物的野生种存在、历史文献、语言和考古资料等进行研究，于1882年出版其著作《栽培植物的起源》，涉及247种栽培植物，认为世界农业最早起源于3个地区：中国、亚州西南部（包括埃及）及美洲热带地区[1]。前苏联植物育种学家瓦维洛夫（Vavilov， N. I1887-1943）依据“遗传变异最多的地区即为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的认识，于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世界各地植物进行广泛调查，写出《作物的起源、变异、抗病性及育种》一书，提出世界重要栽培作物起源于8个独立的中心：中国、印度、中亚、近东、地中海地区、阿比尼西亚、墨西哥南部及中美、南美洲。瓦维洛夫认为世界上农业发展最早及最大的作物起源中心，包括中国中部与西部山区及邻近的低地。瓦维洛夫在其另一本著作《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中进一步说道，中国是“第一个最大的独立的世界农业发生发源地和栽培植物起源地”[2]。关于栽培植物的起源，中国学者也做了大量研究，获得许多成果，他们统计了世界上所有的667种主要栽培植物，其中起源于中国的有粟、黍、稻、大豆、萝卜、白菜、葱、杏、梅、山楂、银杏、茶等136种，占20.4%，居世界第二位，这是中华民族为人类的生存与文明所做出的重大贡献[3]16-17。起源于中国的136种作物，有的起源于北方，有的起源于南方，如我国起源作物中最为重要的两种作物粟和稻，就有“北粟南稻”的说法。粟在古代是五谷之首，稻后来居上，成为大江南北居于首位的粮食作物。游修龄先生在其所著《中华农耕文化漫谈》一书中说，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秦汉以前3000年主要是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是从唐朝起，才接过黄河流域的班，继续大发展，后来居上，“两河”流域先后共同发展，形成整体的中华文明大国[4]。游先生所言中华文明在“两河”流域的先后大发展，说的就是以粟作农耕文化和稻作农耕文化为根基的中华文明的先后发展与繁荣。中国的“两河”流域不仅哺育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还是史前东亚两类农耕文化的摇篮。黄河流域是粟作农耕文化的发源地，与其并驾齐驱，长江流域则是稻作文化的重要起源中心。南北之分自古为我国栽培作物和农业类型考察的一个习惯视角，不过，即如笔者在《我国农耕文化研究刍议》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虽然说的是南北，然而视野往往只是南北的东部，西部常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即存在“重东轻西”的倾向，这是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将详细检视前人关于粟和稻起源的考察和研究，特别是西部的考察和研究，以强调西部在粟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

一、西部与栽培粟的起源

粟在中国古代的农作物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果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那么粟就是哺育中华民族的乳汁。粟在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中，曾经发挥过其他作物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粟在植物分类上属禾本科的“狗尾草属”（Setaria），栽培粟的学名为Setaria italica。粟又称谷或谷子，去皮称作小米，植株称禾。粟喜湿暖，耐旱，对土壤要求不高，适应性强，春播夏播皆宜，因此特别适合在黄河流域种植。粟是中国北方原始农业中最早驯化的谷类驯化作物之一，栽培历史至少已有8 000年。关于栽培粟的起源，国内外学界曾有不同的观点，有埃及起源说、印度起源说、中美洲起源说等，主张埃及和印度起源说的学者认为，粟是自埃及或印度起源之后传入中国的。不过上述说法由于缺乏明确充足的证据而受到质疑。目前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粟是我国黄河流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独立驯化的主要农作物，中国作为粟的起源中心已无异议。能够说明粟起源于中国，最有力的证据是黄河流域诸多史前遗址发掘出土的粟的遗存。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学者已经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辽宁、黑龙江、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新疆、西藏、云南等省区的新时代遗址中，先后发现碳化粟粒、粟壳或粟的谷灰40多处，其中发现于西部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的碳化粟，年代距今8 000-7 500年，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粟作遗存[3]16-17。考古资料说明，早在远古时代，粟就已成为黄河流域乃至中国西部和北部广大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

黄河流域遗存有粟作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属于东部的黄河下游流域具有代表性的重要遗址是山东省胶县三里河遗址、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和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三里河遗址属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4 800-4 200年。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共发现476个灰坑，其中有88个存有粮食。磁山遗址经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5405+100和公元前5285+105年。树轮校正后为公元前6005-公元前5948年，比半坡遗址早1 000多年。与磁山遗址同等重要的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中也发现粟的遗存。裴李岗文化是以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早于仰韶文化而与磁山文化相当的一种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河南省境内。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新郑县小乔乡的沙窝李遗址所发现的粟的碳化颗粒，年代经碳14测定为公元前5220+105年（未经树轮校正）。属于西部的黄河中游流域粟作遗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重要的有山西万荣县荆村瓦渣斜遗址、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等。山西万荣县荆村瓦渣斜遗址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是黄河流域最早出土粟的重要遗址，其时代为仰韶至龙山文化时期。继荆村瓦渣斜遗址之后，陕西省西安市郊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了大量粟的遗存。半坡遗址F37出土的陶缸中有腐朽的粟粒壳；F2门道口有一个双耳大瓮，内有腐朽灰白色谷物粉末；T8出土的储藏罐（编号为P4716），罐口用一皿状器作盖，其中装盛保存完好的粟粒；M152压在女性儿童左脚上的5号和6号钵也装有粟粒，两钵内壁也粘附许多粟壳；F88房内东北角有一个小窖穴，深不到1米，底径约1米，内有粟粒朽灰推积，显系为一储藏粟米的粮窖；H115窖穴亦堆积厚达18厘米谷物朽灰，呈灰白色的半透明状。粟粒不但发现于窖穴，还发现于墓葬中，成为随葬品，可见粟在半坡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半坡遗址经碳14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4800-公元前4300年[5]。位于更西部的黄河上游流域粟作遗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重要的有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青海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址等。甘肃先秦农业考古资料说明，粟是该区新石器时代最主要的农作物。该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遗址，遗址下层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另一种遗存，年代经碳14测定，最早者为公元前5200+90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5850年，与中原地区早期磁山裴李岗文化年代相近。重要遗址有房址、墓葬、窖穴三大类，出土遗物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粮食以及装饰品等，此外在墓葬中还发现了以家畜随葬的事例。这些情况真实反映出当时居民已过着比较稳定的以农业、畜牧业为主要经济结构的生活。在第四发掘区T303号探方内发现的F374号房子内有一窖穴，圆形直壁，底部存有已碳化的粮食颗粒，经鉴定是稷和油菜籽。在H219的底部发现有一层厚约0.2厘米的碳化粟粒。此外，一些陶器上彩绘图案中也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农作物状况。马家窑文化是甘肃另一重要的新石器文化，初步统计发现遗址400多处，分布地域很广。根据底层叠压和年代测定又可分为若干不同类型，有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4个类型，主要遗存有房子、墓葬、窖穴、制陶遗址等。出土遗物6万余件，直接与农业相关者有生产工具、粮食作物、窖穴以及反应农业生产的彩陶绘画。粮食作物主要是粟，均以陶罐或窖穴储存。储存规模最大的是齐家文化，齐家文化储粮窖穴有长方、圆形直壁、圆形尖底、椭圆、袋状等种类。建筑工艺细致规整，有的内壁涂抹草拌泥或红胶泥，上部用圆木搭盖屋顶，向北开门修筑斜坡门道，门口两侧对立圆木构成门框，形成半地穴式的仓房。室内置放若干陶罐，罐内装粟。广河齐家坪第一号窖穴，70多个陶罐重叠放置，每罐装粟大约15斤，一次可储粟1 000斤左右。大河庄遗址共发现12座房子，15个窖穴，储粮约15 000斤，说明当地粟作农业生产已处于较为稳定的阶段[6]。此外，在西部的青海等地，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有与中原地区近似的农业遗存，目前已被大量发现的马家窑文化（包括马家窑、半山、马厂3个时期）和齐家文化遗址，都确认存在农耕遗迹。在青海东部地区，尚有时代稍早于马家窑文化的仰韶文化晚期的农耕文化。在青海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以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至齐家文化阶段的资料最为丰富。在这些资料中又以柳湾墓地的资料最完整，该墓地先后发掘了半山、马厂、齐家、辛店文化的墓葬1 730座，由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撰写的《青海柳弯》整理发表了其中1至1500号墓葬资料。柳湾墓地位于青海东部的湟水流域，那里自然条件较好，至今仍然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区。柳湾墓地有粮食随葬习俗，粮食被置放于粗陶瓮或陶罐内，柳湾墓地墓葬原始登记表中记录了17座墓葬粮食随葬的资料，依据实物鉴定得知，当时的粮食作物主要是粟[7]。上述考古资料说明，西部的黄河中上游流域及其周边，遗存有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远多于东部的黄河下游流域，而且年代相当久远，说明西部在我国粟作文明起源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西部与栽培稻的起源

“稻（Oryza satiua L.）是世界第一大粮食作物。今天，稻米已成为全球30多个国家居民的主食，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以稻米为主食。在亚洲，有20亿人从大米及大米产品中摄取60%-70%的热量和20%的蛋白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生产国，产量占世界的35%”[8]。稻自古就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其驯化和栽培的历史，可达万年。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学者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存已近200处，分布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河南、陕西对等省市和自治区。其中最早的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年代都在1万年以上。稍晚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发掘的水稻遗存，年代距今9 200-8 300年。湖南岳阳钱粮湖农场坟山堡、汩罗市附山园、华容县车轱山遗址以及河南贾湖遗址的稻作遗存，年代距今8000年。浙江罗家角的稻作遗存，距今7 100多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碳化稻谷和农作工具，尤为引人注目，距今也有7 000年[3] 25-28。以上遗址，均为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从其分布地点来看，有的是在东部的长江下游流域，有的是在西部的长江中游流域的湖南和珠江流域的广东、广西。根据考古遗存、野生稻分布和稻谷遗传资源等因素，国内外学者对稻作起源做过不少研究，结果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栽培稻起源论，它们都涉及我国西部或东部，兹简要叙述于下。

（一）国外学者瓦维洛夫、盛永俊太郎、张德慈的喜马拉雅山东部稻作起源说

此说的稻起源中心包括我国西南地区。较早提倡此说的学者是瓦维洛夫，他主张亚洲栽培稻起源于喜马拉雅山山麓，而他同时也把奥里萨和马德拉斯作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中心地。日本盛永俊太郎依据他对锡金和大吉岭两地原有的稻谷品种与亚洲各地的各种生态类型进行杂交试验的结果，也提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中心地是喜马拉雅山东部的结论。盛永俊太郎的论据如下：喜马拉雅山的稻种群（锡金和大吉岭的品种群），与日本、奥斯、波罗、阿曼、且惹、布鲁6种生态型品种不同，杂交的实验结果表明，喜马拉雅山稻种与它们既不太近缘也不太疏缘，稔性常在约60%。从这个结果来看，他认为喜马拉雅山的稻谷至今还继续保存着稻种的未分化遗传因子复合（isoreagents）的状态。他因此认为上述6种生态型稻谷是喜马拉雅山的遗传性复合离开了原中心地喜马拉雅山东部各自传到不同的地区栽培，后来因受这些地区的气温、土壤或者生物因素的作用，失去了各自的遗传因子，而保存了某些新产生的突变遗传因子，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生态型。在起源中心地，生态因子是极其复杂的，容易发生各种突然变异。并且，起源中心地是适于保存它们的遗传因子的地域[9]55。同样主张栽培稻起源于喜马拉雅山东麓的学者还有张德慈博士。张慈德是位于菲律宾马尼拉郊外的国际稻作研究所（IRRI）的创建者之一，长期致力于稻谷遗传资源的收集和保存。1976年，他在荷兰的《Euphytica》杂志发表论文提出亚洲栽培稻起源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论断，后来他又发表《作物的历史和遗传资源保存——稻谷的事例》论文（chang，1985，1995），系统论述其观点。张氏的分析，先是根据经济学的重要性看起源，其次谈分布。同为属内相互近缘的稻种，今日为何会分布于相距很远的亚洲、非洲和澳洲等地？张氏对世界稻谷分布之谜作了解释，认为那是因为远古超大陆的扩展导致其四散分离，起源于喜马拉雅南麓的栽培稻随着几块大陆漂移，便形成了今日的分布局面。张氏认为，在距今10 000至15 000年前，在喜马拉雅山南部地带，在干期和雨期的交替过程中，出现了一年性栽培稻的先祖。先产生了“印度型”品种，后来在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和中国接境地带形成了“日本型”品种，在其东部则产生了“爪哇型”品种。随着稻谷栽培从湿润热带向亚热带和温带扩展，促进了稻种生理或形态学的变化，加之不同族群对口味的选择，作为稻种新系谱的深水稻和陆稻出现了。而且对应于不同的栽培期、水利和土壤，稻谷品种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张氏起源地划定的范围较大，包括喜马拉雅山山麓的恒河沿岸、上缅甸、泰国北部和老挝、越南北部、中国西南部这一幅员辽阔的地带[10]。

（二）印度起源说此说为日本京都大学原教授中尾佐助的主张。中尾氏最早讨论稻谷起源的书见于其著作《热带干旱草原的农耕文化》，该书对印度和非洲的热带干旱草原的农耕文化进行了比较，认为非洲撒哈拉沙漠南部的热带干旱草原是杂谷农耕的第一次起源地，印度的杂谷农耕文化是从非洲传播而来的。当人们能够从大量野生的可食用的稻科植物中驯化出一年生的稻谷，就出现了农业。1966年中尾氏出版《栽培植物和农耕的起源》，该书的“稻谷的发端”一章如此叙述：懂得采集野生稻科的草粒食用的人们，从热带干旱草原地带迁移到雨量多的地区生存，新的居住地和他们原来居住的地区不同，让他们接触到许多可食用的湿生的稻科植物群落，这些植物中人们选择的、品性优良的、能够在所谓水田那样的新的栽培地栽培的杂谷，就是稻谷。因此，作为分布于热带干草原两端的接近土耳其斯坦的西非和印度东部显然是稻谷栽培历史最早的地区。印度起源的栽培稻，后来向湿热的缅甸方向传播进入阿萨姆山地。阿萨姆山地原是利用掘土棒耕作的薯类栽培的根栽农耕文化地带，那里的人们一旦知道了稻谷这一新的作物，便在原本栽种薯类的山坡烧垦地栽种稻谷，形成了使用掘棒点播栽培陆稻和薯类等作物的烧垦复合农耕文化。中尾氏继而认为，东南亚的稻作农业先有山地陆稻的栽培，在根栽农耕文化的基础上，从烧垦农业向梯田和平地水田农业发展，后来平地出现大规模水田农业，显示出国家的力量，形成了第二阶段的稻作农业。中尾氏的上述稻作起源的论断，在其后1976年的著作《续·照叶树林文化》中有所变更，基本上放弃了稻作印度起源的观点，而把稻谷的起源地定位在中国西南和印度之间的照叶树林地带[11]。

（三）阿萨姆云南起源说此为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作物学家渡部忠世教授的主张。渡部早先曾在泰国北部清迈近郊的稻作试验场工作，研究从泰国北部至老挝一带的糯稻。后来多年奔波于亚洲各地的古代遗址，根据各地出土的稻谷谷粒遗存，分析粒型的变迁，鉴定品种的系谱，考证时代的先后，同时结合野生稻的考察，并参考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得出栽培稻起源于印度阿萨姆至中国云南一带的论断。渡部于1972年出版《稻の道》一书，从植物学、遗传学、农学、考古学、民族学等角度全面考证探索论述了亚洲栽培稻阿萨姆—云南起源及其传播的途径，结果认为：“探索出稻谷在亚洲大陆上的传播途径，就能够判断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在亚洲大陆，稻谷从热带诸国传向南方、东方和西方的复杂途径，追根寻源，无不起源于阿萨姆和云南，这是很清楚的。” “如果追寻亚洲大陆稻米传播的道路，那么所有道路的源头都将回归到阿萨姆和云南山地，由此可以导出不同于以往常识的结论，即印度型稻米和日本型稻米以及其他种类的稻米都是起源于这一带”[9]146。 渡部的阿萨姆—云南起源说，得到一些日本学者的支持，如佐佐木高明先生认为“把阿萨姆和云南山地作为中心地带，它不仅是联系东亚和南亚的交通要道，而且也是各方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十字路口。所以我认为，在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历史中心的地区，对于研究稻种的形成，对于研究稻种形成以后的亚洲的文化史，无疑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东南亚的大河流，都以云南的山地为中心，呈放射状流向四方。这些大河流的河谷以及夹于河谷之间的隘道，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迁徙的通道”[12]。渡部根据稻谷品种流变推断稻谷传播的路线，认为于阿萨姆起源的稻谷，向西和向南传播到印度大陆和孟加拉一带，形成了“孟加拉系列”水稻群。云南起源的稻谷，有三条重要的“稻米之路”：一是沿金沙江等河流传向长江中下游流域乃至日本等地，形成“扬子江系列”水稻群；一是沿珠江等河流传播到华南等地；再就是沿着湄公河等河流由北向南传播到老挝泰国等地，形成了“湄公河系列”水稻群。渡部在提出阿萨姆——云南起源说的基础上，又提出“原农耕圈”和“糯稻栽培圈”的概念。渡部指出，在美国、中南美、澳大利亚和欧洲各国等稻作历史比较短的地区，几乎没有糯稻的栽培，非洲也没有糯稻分布。在亚洲的大部分地区，糯稻也只是属于少量栽培的品种。而在老挝、泰国的北部和东北部，缅甸掸邦何克钦邦的一部分，中国的云南和广西的一部分，印度阿萨姆邦的东部等地区，则主要栽培糯稻并以糯稻为主食。渡部认为，在全世界，仅有这个地带存在“糯稻栽培圈”，不仅农学，就是从各种角度来进一步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以糯米为主食的族群，又伴有嗜茶的习俗，而茶树的起源地与“糯稻栽培圈”的范围大部分相重合，这是偶然的现象还是别有原因，也值得研究。

（四）云贵高原起源说和渡部忠世的观点相近，柳子明认为栽培稻起源于中国的云贵高原。1975年，柳子明在其名为《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及传播》的论文中，在国内首次提出了亚洲栽培稻大约于公元前6000年起源于云贵高原的大胆论断。他认为在“第四纪地质学年代，中国各民族的祖先住在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当时黄河、长江、西江等流域平原地区，曾经为浅海所淹没，因此不能设想稻种和其他任何其他栽培植物起源于这些河流的中下游平原地区，它们只能起源于云贵高原或黄土高原”。在根据野生稻的分布和历史文献记载等的论证之后，柳子明进而指出栽培稻的传播，“起源于云贵高原的稻种沿着西江、长江及其他发源于云贵高原的河流顺流而下，分布于其流域平原地区各处”。他最后强调，“稻种起源于云贵高原，对华中、华南，以及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各地的农业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3]53。

（五）中越老泰缅相邻地区起源说游汝杰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比较研究以壮侗语系为主的14种语言的“稻”“田”“那”三个词汇的语音。壮侗语族属于中国南方古老的百越族群，百越族群最显著的文化特征就是种植稻米。游汝杰的上述语言对比研究发现，14种语言的3个词汇同音的地域都是在普通野生稻的分布圈内，于是他将三词同音地域相互重合的地区确定为亚种栽培稻的起源地，其范围包括广西中西部、云南西南部、越南北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和缅甸东北部[13]55。

（六）从野生稻和古老稻谷品种研究稻作起源著名农学家丁颖先生和程侃声先生从对稻谷品种生态型的研究探索稻谷起源。丁颖和程侃声都重视籼稻和粳稻的区别和分布，程侃声的研究说明，“云南的稻谷，既有籼稻，也有粳稻。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把籼稻和粳稻明确地区分开来，而在有的品种上则难以明确区分。籼稻分布于海拔低的地区，粳稻分布于海拔高的地区，这是可以明确区分的，但是在海拔1 750至2 000米之间的地区，两者互相交错，情况较为复杂，从形态上看，在这一地区存在着典型的籼稻、粳稻以及若干中间型”。据云南省农业科学研究院情报所资料统计，云南收集到的栽培稻品种多达5 000余份，程侃声先生等的研究表明，籼稻粳稻未分化的中间型的部分品种在性状、同功酶谱和染色体核型方面表现出较多的原始性，与野生稻的亲缘关系十分明显。如昆明的“李子黄”品种便与疣粒野生稻（O.meyeriana）相似。云南除了存在水陆未分化的原始稻谷品种之外，还是野生稻比较密集的分布地。经原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单位科研人员的多次考察，获得了云南野生稻分布范围、分布规律、生态环境和生态特性等大量珍贵资料。其分布范围主要在红河以西与缅甸、泰国、老挝、越南接壤的滇西南弧形地带。根据从不同地区101个采集点所获样本的初步鉴定结果，云南的野生稻可分为普通野生稻（O.sativa f.spontanea）、药用野生稻（O.officinalis）和疣粒野生稻（O.meyerana）3个种7个类型。云南存在原始的水陆未分化稻谷品种，又有大量野生稻的分布，所以程侃声认为云南很可能是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13]55。

（七）我国东部长江中下游起源说此说是目前我国学界的主流意见。主张此说的代表学者是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严文明的观点系统表述于1982年发表的《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一文中。严文明同意栽培稻是由野生稻培育成功的，同时认为，野生稻不止一种，栽培稻品系更为复杂，所以要探索栽培稻的起源，特别是某一地区是否是起源中心，除了在那里必须发现有较早的栽培稻遗存以外，还必须有（或历史上曾经有过）野生稻的分布，而那种野生稻同当地最早的栽培稻又必须在遗传学上具有最密切的亲缘关系。为此，他系统考察了我国野生稻历史分布的资料，对于我国目前所知野生稻分布地与迄今所发现的最早栽培稻遗存分布地不相符合的情况，做出如下解释：根据古气候的研究和最早栽培稻遗存遗址的孢粉分析，距今四五千年前长江下游的气候要比现在温热和潮湿，与适于野生稻生存地区的气候相似，所以古代野生稻不可能只限于现在的分布地，长江下游地区也应该有野生稻的分布。据此，他提出以下论点：（1）中国史前有丰富的栽培稻遗存，集中的产地是长江中下游，年代最早的则在杭州湾和长江三角洲近海一侧；（2）长江下游等地在公元前四五千年及其以前的一个时期，气候比现在温热潮湿， 最适宜野生稻的生长繁殖。进入历史时期以后，那里仍有许多关于野生稻的记载，现在也还存在着野生的“浮稻”，可以推断，那里在史前时代应是野生稻繁殖的重要地区之一；（3）长江下游等地在史前时代主要是低湿的湖泊沼泽带，正是普通野生稻所要求的水生开阳的生态环境，故那里应以自生的普通野生稻为主，当然也还会有其他类型的品种，“浮稻”就是其中之一；（4）把迄今获得的考古资料按照时间先后来进行排比，最早的水稻仅限于杭州湾和长江三角洲近海一代侧，然后像波浪一样，逐级地扩展到长江中游、江淮平原、珠江流域、长江上游和黄河中下游，最后完成了今天水稻分布的格局，这就清楚地说明了长江下游及其附近乃是我国栽培稻起源的一个重要的中心。严文明同时指出：“正如怀特等人所说的那样，既然适于栽培的野生稻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等许多地方都有分布，那么栽培稻也就可能在许多地方较早地独立发生。中国的水稻固然不必到外国去找根源，而中国本身也不必只有一个栽培稻起源的中心。”[14]50-541989年，严文明通过《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一文，再次补充论述了自己的观点。该文强调了以下几点：直到目前，在中国境内所发现的大约70处史前栽培稻遗存中，除个别有待进一步研究之外，仍以浙江余姚河姆渡第四层的年代最早（大约5000-4000BC）。可见长江下游及其附近应是中国稻作农业的一个最重要的传播中心。河姆渡稻作遗存不但年代较早，而且数量巨大，形态成熟，并已分化为籼型和粳型两个亚种，同出的水田农具也很发达。而近年在长江中下游发现普通野生稻的事实，恰好为当地起源说提供了十分有力的支持。人们在探索稻作农业起源时所十分关注的云南地区缺乏上述地区的条件。云南不是普通野生稻分布的中心而只是印支半岛分布区的北部边界。云南史前栽培稻的年代较晚，而当地史前文化也没有发展到对周围文化发生重大影响的程度，不可能把稻作农业传播到广大地区。云南水稻品系复杂可能是不同起源的水稻相互交汇的结果，不同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栽培稻产生以后不但在国内传播，而且直接影响到临近各国和各地区。丁颖认为菲律宾的稻种和修梯田的方法是从中国传入的。俞履圻指出东南亚各国及尼泊尔和印度阿萨姆地区的粳稻都是从中国南部和云南传入的。渡部忠世认为水稻起源于印度阿萨姆和云南地区，然后向印度、印度支那半岛和中国南部传播。张德慈则认为中国栽培稻是从印度通过不同途径传入的。这些说法现实还都难以确证[14]80。

以上7种有影响的栽培稻起源论，均有各自不同的依据和论证，值得重视和参考。7种起源论，一种定位于我国东部长江中下游流域，6种涉及我国西部的西南地区，由此可见西部在稻作起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当然，如果仅依赖考古发现之稻谷遗存进行考察，那么虽然国外考古学者在靠近云南的泰国北部也曾发现过距今7000多年的稻作遗存，然而其遗址数量和年代均不可与长江中下游同日而语，长江中下游流域起源论无疑是最为可靠的。

以上通过对栽培粟史前遗址的考察和多种稻作起源论的介绍，基本上勾勒出我国两种最为重要最为古老的栽培作物的起源地带。两种作物的起源地，既包括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流域，也包括两河的中上游流域，即既包括我国的东部，也包括西部。所以，研究粟稻的起源，不仅需要有南北的视野，还必须兼顾东西。此外，除粟稻之外，起源于我国的栽培作物尚有134种，关于它们的起源地的研究，同样需要采取科学、整体、不带偏见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以往农史和农耕文化研究的缺陷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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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续）[J].农业考古，1982（2）：50-54.

[责任编辑：吴 平]

作者：尹绍亭

农业起源分析论文 篇3：

中华文明与古蜀稻作农业

我国的农业起源甚早，在原始社会的长江流域就出现了稻作农业，黄河流域则出现了旱作农业。原始农业不仅为人们提供了粮食，也促使人口繁衍，还衍生了丰富多样的文化习俗，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使中国原始社会由渔猎时代走上了农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根据传世文献的有关记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农、后稷，都是推动农业发展的先驱。《周易·系辞下》中就有关于神农的记载：“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古籍中又有神农“始作耒耜，教民耕种”的记述，意思是说远古时代先民们以渔猎为生，神农氏用木制作农具，才开创了人类进入原始农业社会的新纪元。原始的刀耕火种，只能是广种薄收，耒耜的发明，改进了种植方法，开始了大面积耕播五谷，这无疑是很大的进步。以后黄帝和尧、舜相继兴起，不断改良生产工具，使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得到了不断改变和提高。在汉代人的著述中，如刘安《淮南子·修务训》、班固《白虎通德论》等，也都记述了关于神农教民播种五谷的传说。而传说中的后稷，也因播种百谷、教民农耕，而被视为农事的创制者。譬如《山海经·大荒西经》就说“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孟子·滕文公上》也说“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于是在先民心目中，后稷被奉祀为农神。这些记述虽然具有较浓厚的神话传说色彩，但都透露出中国农业肇始的久远。

根据考古资料揭示，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就已经形成了原始农业，北方黄土地以种植黍、稷、粟、麦等旱作物为主，南方则已较为普遍地栽种稻谷了，距今至少有七八千年的历史。
神农氏因宜教田辟土种谷以振万民（山东嘉祥武梁祠 汉代画像临摹图）

关于中国栽培种植水稻的起源，学术界曾有起源于云贵高原、起源于华南、起源于长江下游、起源于黄河下游等多种说法。有学者根据现代用酶谱类型来分析亚洲水稻的地理分布规律，还是倾向于由南向北传播。据学者统计，20世纪中叶以来，在我国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存已有78处左右，其中63处属于长江流域，9处属于黄（河）淮（河）流域，还有广东、福建、台湾各两处。从旱作农业与稻作农业的不同分布状况来看，显然与南北地域的自然条件有着密切关系。中国的稻谷栽培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大量考古资料证明，稻谷最早就是起源于中国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然后才传播到中国的北方，继而传播到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国家。

中国自上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有着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由于旱作农业与稻作农业的生产方式有所不同，因此也形成了中国南北文化系统的差别。

黄河流域和中原北方地区是旱作农业为主，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是稻作农业为主，由此形成了不同族群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及思想观念与崇尚习俗的差别，同时也形成了地域文化的不同特点。应该说，正是由于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两种农业体系， 从而促进并形成了南北文化体系发展的各自特色。对自然的认知，对祖先的传说，古蜀与中原地区都有各自的说法。譬如神话传说方面，中原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崇尚的主神是黄帝，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崇尚的主神是帝俊。在中国的传世文献中，代表中原文化传统的一些古籍如《竹书纪年》《世本》，以及后来的《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帝王世纪》等，都是以黄帝作为传说中心的。而代表南方文化传统的《山海经》中关于帝俊的记载，则构成了一个帝俊神话传说的体系。

《山海经》中记述，帝俊有多位妻子，最著名的三位妻子分别是羲和、常羲、娥皇。帝俊与羲和生十日，与常羲生十二月，同娥皇生三身之国，此外还有许多后裔。帝俊不仅是太阳和月亮的父亲，还是人间众多部族之父。由此可见帝俊的身份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一样，妻室与后裔众多，堪称是世界东方的天帝。其中非常重要的说法是《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所述“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这是古籍中关于農神与五谷起源最明确的记载了。后稷是各族心目中播种五谷的农神，而帝俊是后稷之父，可见帝俊与稻作文化的起源是有密切关系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农神后稷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长江上游，和古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四川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稻作栽培，特别是成都平原气候温暖，土壤肥沃，从文献记载来看，古蜀国很早就已成为一个种植水稻的中心。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海内经》已有“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的记载。都广之野，通常就是指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文中的“都广”，《艺文类聚》与《太平御览》等引用古本则作“广都”，杨慎《山海经补注》解释为“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袁珂先生认为“衡以地望，庶几近之”（参见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505—506页）。后稷是公认的农神，而葬在都广之野，可见与古蜀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山海经·海内经》中还有“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的记述，《山海经·大荒西经》也说“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这些记述都透露了长江上游是较早栽种稻谷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早期农业的发祥地之一。

关于古蜀的稻作农业与文化崇尚，不仅《山海经》中记载了帝俊与后稷的神话传说，成都平原的一些重要考古发现也给予了充分揭示。譬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就印证了《山海经》中关于帝俊的一些神话传说，揭示了古蜀人信奉的太阳神话与龙的崇拜。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其他众多文物，则揭示了古蜀人繁荣的社会生活与昌盛的祭祀活动。而这些都与古蜀时期的稻作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秦汉以来的史书对长江上游与西南地区的稻作农业也进行了较多记载。学术界通常认为，汉代所谓的西南夷，主要指巴、蜀之外的西南少数民族，在族属上包括夷、越、蛮三大系统，例如将氐羌系称为“夷”，将百越系（包括濮或僚）称为“越”，将南蛮系苗瑶语族称为“蛮”。巴蜀与西南夷，属于典型的多民族区域，生活习俗虽然各有特色，却又有较多共性，最为显著的就是稻作文化了。《汉书·地理志》对此就有较多记述，说巴蜀“土地肥美，……民食稻鱼”，说“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又说粤地近海“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桑蚕织绩”。由此可知，在长江以南，包括百越与西南夷的广阔区域内，诸多民族都种植稻谷，衣食住行都与稻作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而衍生出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崇尚意识、审美观念、民俗民风等，也显示出较为一致的南方特色。这种南方稻作文化的形成与传承，不仅区域广阔，而且历史悠久，也充分说明栽培稻的历史和南方诸多土著民族有着密切联系。

通过文献记载可知，巴蜀地区种植稻谷的历史非常悠久，考古发现对此也给予了充分印证。在中国考古史上，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成都商业街船棺葬等，都是众所周知的重大考古发现，成都平原还发现了新津宝墩古城等八座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充分揭示了古蜀文明的源远流长和灿烂辉煌。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不仅展现了古蜀文明的辉煌，也说明了当时社会的繁荣，而这些一定是要依靠发达的经济作为基础的。古蜀能够成为夏商周时期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与大量种植栽培稻谷是有密切关系的，古蜀的稻作农业很可能在当时已居于领先地位，从而为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繁华提供了充足的保障。

据蒙文通先生考证，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有很多篇章为蜀人撰写，“我认为《海内经》这部分可能是出于古蜀国的作品”（参见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8页）。其所记述的古蜀国境内的事情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山海经·海内经》说都广之野生产的是“膏稻”，膏是肥沃与味美之意，可知这里很早就生产优良稻谷了。《山海经·西山经》还记述了当时的“神祠礼”，要“糈以稻米，白菅为席”（参见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79页），说明稻米不仅满足人们的日常之需，还用来敬献神灵，是举行祭祀等重大活动时使用的珍贵祭品。这也是古蜀稻作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对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古蜀稻作农业不仅衍生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习俗，还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巴蜀地区生产的稻谷，数量极大，在战国时期已称得上是富饶。秦惠王兼并巴蜀之后，获取了丰富的稻米粮食来源，使蜀地成了秦国的重要粮仓，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从史书与地方志的记载来看，战国时期秦惠王出兵攻取巴蜀之后，很短的时间就征用了众多的兵员，筹集了大量的军粮与军需物资，《华阳国志·蜀志》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足见蜀地生产稻米的数量是非常可观的。蒙文通先生说“可知在李冰守蜀开二江灌溉之前，蜀已大量产米”，“在昭王二十七年蜀已能输六百万斛米出去，可见产量相当丰富”（参见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如此庞大的产量，也足以说明古蜀国生产水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可观的规模。

这些关于古蜀盛产稻谷的文献记载，考古材料也给予了充分印证。新石器时代的成都平原已经出现了宝墩文化等很多座古城，商周时期已经形成了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王城和大型邑聚，这都证明了当时稻作农业和工商业的繁荣兴旺。古蜀时期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稳定的聚居条件和丰富的水资源，对当时发展稻作农业是非常有利的。到李冰为蜀守的时候，大兴水利，建造了都江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02页）。成都平原从此成了风调雨顺、物产丰盈、百姓安居乐业之地，成了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

秦汉之际，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的过程中，蜀地生产的稻米也为刘邦最终大获全胜提供了物资保障。《史记·萧相国世家》与《汉书·萧何传》中对此都有记载，《华阳国志·蜀志》也记述“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汉书·高帝纪》还记载，楚汉战争中曾发生大饥荒，“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因为有蜀汉提供的稻米保障，所以刘邦才渡过难关。概而言之，秦朝依靠巴蜀的富饶而统一了全国，刘邦利用巴蜀的人力物力而战胜了项羽，这都是依靠蜀地盛产稻米。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天府之国也一如既往地发挥了类似的重要作用。

长江流域、巴蜀滇越地区是中国稻谷的主要栽培与生产区域，也是早期种植业发达区域，由此形成了富有南方地域特色的稻作文化。从神话传说、民俗崇尚到审美意识，都显示出鲜明的南方特色。在青铜器铸造方面，就有比较独特的展现，例如四川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云南出土的滇文化青铜器，都以人物和动物为主体，这就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以青铜礼器为主体的青铜文化不同。有学者认为，谷物栽培在丰富了人们食物来源的同时，也培育了人们积累财富的观念，加强了人们对土地的依赖，希望自然界风调雨顺，企盼每年都能五谷丰登，于是太阳神崇拜、地母崇拜、生殖崇拜等很快发展起来。在我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稻作及谷类作物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就有形形色色的祭祀活动。

巴蜀地区和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还直接影响了很多民俗的形成。比如端午节，就是南方很多地区的一个重要节日，其主要内容是包粽子、饮雄黄酒、挂艾叶、赛龙舟、祭祀五谷神和祭祀祖先。关于粽子与龙舟，起源很早，最流行的传说是纪念屈原，其实这个节俗中的关键要素—粽子与龙舟都和稻作文化有关。在南方稻作文化地区，端午节至今仍是影响很大的民俗节日。值得一提的是，古蜀国的第五位蜀王鳖灵就来自荆楚地区，因为治理蜀地的水患获得成功，取代杜宇而建立了开明王朝，时间比屈原要早大约二百多年（开明王朝传了十二代，末代蜀王与屈原是同时期人）。开明王朝实行船棺葬，成都商业街就发现了大型船棺葬遗址，出土的船棺形似独木舟，与龙舟颇为相似。这也透露了古代蜀人与龙舟在开明王朝时期就有着不解之缘。

在饮食习俗方面，有些地方喜欢以糯米为主食，这也是中国南方稻作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源远流长的饮食喜好，逐渐成为分布很广的一种习俗，有学者称之为糯稻饮食文化圈。用糯米酿造甜酒和黄酒的历史也非常悠久，自先秦以來盛行不衰。因为有了酒，所以有了历朝历代的酒文化，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说故事，成为中国酒文化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中国稻作文化的内涵极其丰富，源远流长，绚丽多彩，具有浓郁的文化底蕴与民族特色。我们通过对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的梳理，可知古蜀稻作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华文明的早期演进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稻作文化对东南亚各国、朝韩与日本，以及世界上其他栽种稻谷的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谱写了重要的篇章。

作者：黄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