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优质教育资源论文

2022-04-29

摘要优质教育资源是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主要依托。关注优质教育资源的迁移与嬗变,是優化集团化办学实践、推动教育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质均衡的必要前提。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大数据时代优质教育资源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大数据时代优质教育资源论文 篇1:

“互联网+”视阈下破解“学区房”溢价难题的思路与对策

摘要:目前,“学区房热”已经成为全社会十分关注的话题,其实质反映了被“学区房”捆绑的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的现状。以往的教育改革措施无意于“剥离”优质教育资源与“学区房”的关系,因而无法解决“学区房”溢价的“老大难”问题。“学区房”难题的根源在于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无法满足民众对获取“精英”教育资源的需求。因此,破解“学区房”溢价难题的关键在于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普及。基于“互联网+优质教育资源”思维,可将优质教育资源发展成为民众共享、普惠的教育,打破“名校”教育的神秘感,从而破解“学区房”溢价难题,最终促进全民素质的提高。

关键词:“互联网+”;优质教育资源;“学区房”溢价;普惠教育

作者简介:李富荣(1981-),女,河南新乡人,新乡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组织发展、社区建设。人类历史发展表明,国家的强弱及综合实力的竞争,根本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高低,而国民素质高低的关键在于教育的质量水平和普及程度。因此,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既是人民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人民群众的期盼和愿景,更是提高全民素质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工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义务教育经历了非均衡发展、非均衡向均衡发展过渡和均衡发展的三个阶段。近年来,我国大中型城市兴起的“学区房热”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不仅是因为昂贵的房价,更是因为其背后所折射的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和非均衡发展。为了解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高质量教育需求与供给不足的突出矛盾,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将“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和“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作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基本目标,着力解决义务教育深层次矛盾,努力实现所有适龄儿童少年“上好学”。本文在探析“学区房热”产生根源基础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关键点,提出应以“互联网+”的改革思维普及优质教育资源,以此破解“学区房”溢价难题的新思路。

一、“学区房热”产生的根源:被房产“捆绑”的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

《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6)》指出,重点大城市中的“学区房”是一个突出问题。相关调研数据显示,57.27%的人认为“学区房”价格严重偏高。城市重点小学或重点中学周围的学区房产价格比非学区房产价格高许多,甚至出现“天价学区房”。即使这样,不少适龄儿童少年的家长们也不惜花费重金购买“学区房”,以便获得子女入读“名校”的指标。这就是所谓的“学区房热”。那么,“学区房”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学区房”价格出现较高溢价?只有追根溯源,才可能找出破解“学区房”溢价难题的办法。

1.优质教育资源与“学区房”的“捆绑”关系。“学区房”是指按照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规定,依据“免试、就近入学”原则,学校(尤其是重点中小学校)招收指定地域范围内的学生,通常人们把这个区域的房产称作“学区房”。研究表明,“学区房”已成为住宅价格的决定因素之一;[1]除去区位、居住环境等其他特征的影响,学校教育质量的优劣对于“学区房”价值具有明显控制作用,导致“学区房”溢价呈现片区化的差距。在天津市和平区,小学质量每上升一个等级将给其学区内住宅价格带来14.7%的增幅。[2]以北京市城六区为例,市重点和区重点“学区房”分别比非学区房的价格高出18.4%和5.4%。[3]教育质量差异体现在“学区房”出售价格上的现象被称为(基础)教育“资本化”。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规定,我国各地小学和初中均实行“就近免试入学”政策。在此基础上,地方教育部门往往要求适龄儿童的法定监护人除了有当地户籍外,还要有这个区域的产权证作为入学条件。以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为例,《2015年新生登记入学通告》中明确了登记入学范围,并允许符合西城区小学入学条件并具有所在区域内居民户籍的适龄儿童以及实际居住地在入学范围内本市居民户籍适龄儿童,可到学校登记入学。根据《2015年北京西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意见》,实际住所在西城区的,其法定监护人需具有产权房或租住公房。因此,购买学校指定的入学范围内的房产,获得产权凭证是子女入读“名校”的必要条件。“名校”往往聚集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如特级教师、优秀教材、教学辅导材料、试题集及优质教育软件,宝贵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经验。由于其享有特殊政策优势,“名校”往往能凭借大量的经费投入和雄厚的师资力量获得更多的办学条件,对优质生源的吸引力极大,从而不断强化自身的优势实力。因此,在现行“就近免试入学”的教育政策下,住房在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也成为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关键。教育“资本化”与“租买不同权”[4]入学制度共同导致了“学区房”和所在区域的优质教育资源的实质性“捆绑”。

2.我国优质教育资源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经济学的供求原理告诉我们,商品(或要素)價格是由其需求和供给决定的。当商品(或要素)供不应求,其价格就会上涨;反之,其价格就会下跌。那么,我国优质教育资源供求情况如何呢?

从微观层面看,教育需求是家庭(个人)对教育产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根据经典经济学的观点,教育需求有两种:马歇尔需求和希克斯需求。前者是指家庭根据其收入和教育价格来决定接受教育的水平和数量,后者是指根据期望子女接受的教育水平来决定教育需求。如何理解家庭教育需求?一般可以从内在动因和外在表现两个角度来分析。教育需求的内在动因通常是教育投资需求,即教育预期收益差异显著影响教育需求。当预期收益越大,家庭的教育需求越高,愿意投入教育的成本也就越高。不少家庭为了让子女接受优质教育,期望未来获得更好的“收益”,愿意为子女教育投入大量的财力。从外在表现看,一般引致家庭择校的教育需求可能是超额需求或差异化需求。根据2008—2009年北京师范大学“全国大中城市择校状况的调查”看,68.4%的省会城市家庭完全或基本同意择校,69.8%的一般地方城市完全或基本同意择校,[5]这表明多数家庭在家庭经济能力和学生学习能力跟得上的情况下,愿意为子女选择更优质的学校教育。

我国义务教育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供给。分税制推行以来,地方政府在“GDP竞争锦标赛”中,更倾向于将有效的财政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发展方面,而压缩短期内难以拉动GDP增长的义务教育支出。因此,在财政分权和晋升激励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经济水平的发展并未实现义务教育的有效供给,反而显著降低了义务教育供给的数量和质量。[6]除了财税制度影响外,因供给决策失误、内在性与预算扩张、管理机构低效率、寻租现象等原因而导致义务教育供给中的政府失灵。[7]因此,我国基础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的供给实际能力与社会对优质教育的期望存在明显差距,伴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和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不断升高,高质量教育资源总是处于稀缺状态。

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使得“名校”周围的“学区房”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导致“学区房”价格高企。因此,“学区房”问题根源在于人民群众对获取“精英”教育资源的热切需求与优质教育资源稀缺且不均衡之间的突出矛盾,其联结人民群众和优质教育资源的纽带就是“学区房”。当民众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途径不再是购买“学区房”时,就会降低对“学区房”的需求,从而缓解“学区房”供不应求的状态,使其价格回落到市场平均水平,引导民众对住房进行合理选择和资源优化配置。因此,剥离“名校”聚集的优质教育资源与“学区房”的“捆绑”关系是破解“学区房”难题的关键。

二、破解“学区房”溢价难题的关键:利用“互联网+”普及优质教育资源

由于“学区房”与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存在制度“捆绑”,民众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购买所在区域的“学区房”,导致“名校”周边的“学区房”溢价较高。因此,破解“学区房”难题的关键是剥离“名校”教育与所在区域房产的“捆绑”关系,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普及。这样,人民群众不需要通过购买“名校”周边的房产就可以获取优质教育资源,从而大大降低对“学区房”的需求,由此改变“学区房”供不应求的局面。

1.以往的教育改革措施未能剥离优质教育资源与“学区房”的关系。为了推进基础教育资源均衡化发展,政府出台了不少教育改革措施,比如加快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化建设、开展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工程、调整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提倡重视家庭教育[8]等。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义务教育办学条件,优化了师资均衡配置,但都未能有效剥离优质教育资源与“学区房”的关系,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区房”难题。

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化建设旨在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化发展,着力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提升其教学管理水平,[9]使各地义务教育学校硬软件“底线达标”,而非“优质达标”。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制度是解决义务教育师资力量配置失衡的重要举措,[10]但在实施中面临着编制、人事、经费和政策等体制障碍,[11]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实现流动校长教师的“能量”流动,[12]此项教育改革措施可能会流于形式。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工程依托信息技术,[13]由名校聯合开发优质网络资源,并建立课程资源共享平台,从而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但由于这种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往往局限在某个特定区域,因此其影响力有限;而且其他区域的学校是否能共享优质资源平台,主要取决于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意愿和能力。调整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如中考招生政策向远郊区和一般初中校倾斜、[14]推行“多校划片”的招生制度等,通过增加“学区房”享用优质教育资源的不确定性来调整民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预期,但难以满足民众对基础教育的超额需求或差异化需求。[5]

呼吁民众重视家庭教育,而非一味地将家庭全部资源投向“学区房”的学校教育,这样的观点是值得提倡的。但对于教育质量要求较高的民众来说,完全可以选择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结合起来,而无须以放弃优质教育资源作为代价。因此,提倡重视家庭教育有助于民众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而不是解决“学区房”问题的“良方”。总之,以往的教育改革措施都无意于解除“名校”与“学区房”的纽带关系,因而只能局部的、暂时的缓解教育资源不均衡状态,无法真正消解“学区房热”引发的社会问题。

2.利用“互联网+”普及优质教育资源的重大意义。“让亿万孩子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优质教育资源的开放共享与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不谋而合,也是我国深入推进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的一条主线。破除人民群众对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空间上的阻隔,使不管是身处乡村还是城市、重点或者非重点学校的孩子都可以平等地获得优质教育的权利,对于国家、社会抑或家庭,优质教育资源的普及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国家层面看,普及优质教育资源将有助于提升国民素质、加快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当前,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人才资源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习近平指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永久的支撑力量。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也告诉我们,综合国力竞争最终是人才竞争。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教育,而义务教育对人才培养更是起着基础性、关键性的作用。目前,我国义务教育水平总体处于“低质”普及阶段,即解决了适龄儿童少年“有学上”问题。在义务教育阶段,如果每个受教育者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那么,我们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将会在思想、文化、能力、修养、礼仪等方面有显著提高,从而提升国民整体素质,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人才。

从社会层面看,普及优质教育资源将有助于解决义务教育的深层次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目前,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优质教育需求与供给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学区房”现象集中反映了这一矛盾。据调查,北京、上海、天津、成都、南京、厦门等大中型城市不同程度地出现“学区房”溢价现象。如前所述,“学区房热”根源在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严重不足,导致社会分层、城市“藩篱”和“软消费”挤兑等负面效应,从而加剧社会矛盾。普及优质教育资源实质是加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促进教育供需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从家庭层面看,普及优质教育资源将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高质量教育需求,实现学有所教、学有优教。教育的一项重要功能是促进个体升迁性的社会流动。虽然我国社会贫富分化正在加剧、社会阶层开始固化,底层百姓通过教育渠道获得升迁性社会流动愈加困难,但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15]因此,教育之于家庭的意义在于通过教育改变个体乃至家庭的命运。他们通常认为,子女接受高质量的义务教育,将来考上好大学的机会就会越大,就会有更好的工作或更高的收入。基于这种预期,“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的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是可以理解的。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普及,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众望所归、百姓之福。

三、“互联网+优质教育资源”:发展共享、普惠教育

综上所述,“学区房”问题的症结在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破解此难题的关键在于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普及,从而缓解优质教育供需矛盾。那么,如何普及优质教育资源?2014年11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了《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有效机制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的教育改革战略目标,从而为普及优质教育资源提供了基本的发展思路。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的互联网经济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互联网+”的广泛深入推进最终使得“万物互联”。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教育将迎来巨大的变革时代。作为一种变革的思路,“互联网+教育”是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创新教育的理念、理论、技术和制度等,构建新型教育生态体系。2015年7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逐步探索网络化教育新模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促进教育公平。”因此,借助互联网信息平臺,利用信息技术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普及,发展共享普惠教育,是破解我国“学区房”难题的有效途径。

1.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普惠的核心要素。在借助“互联网+”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普惠的过程中,首先要明确共享内容和共享主体这两个核心要素,也就是回答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获得的渠道、供给方以及需求方等问题。

其一,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内容对象如何确定?由什么主体来提供优质教育资源?一般来讲,优质教育资源并无明确的界定,更多表现为大众对名校的看法,具有模糊性和相对性。人们往往把“办学历史悠久”“示范学校”“名师名家”“优秀教材”“升学率高”“杰出校友”等一些关键词与优质教育资源联系在一起。全国各省市对当地的优质教育资源都有约定俗成的认识和评价。考虑到全国的公平性和地方的特殊性,可以选取各省市3—5所知名小学和初中作为优质教育资源的提供方,凭借信息技术手段将义务教育阶段的基础性和个性化课程的课堂视频、讲义、课件等教学资源数字化、网络化,从而创建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实现优质教育资源远程共享。

其二,确定优质教育资源需求方。使用优质教育资源的主体可能是学校或者家庭。学校是义务教育普及的主要场所。将信息化优质教育资源与传统课堂教学结合起来,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综合素质,提升学校义务教育办学水平。另一方面,家长们可以通过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发挥家庭在基础教育中的作用,自由地选择适合子女的、富有个性化的教育课程,从而以较低的成本获取优质教育,满足家庭超额或差异化的教育需求。

2.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普惠的运行机制。基于运行结构模型分析,我们可以将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普惠系统运行的全过程分解成技术因素(建设系统、传送系统和使用系统)和非技术因素(驱动系统、评估系统)。[16]

首先,建设系统是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普惠的源头。推行大众化、普惠制优质教育资源的关键在于搭建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一是将各省(市)选定名校的非数字化教育资源,通过数字化制作和加工,转换成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传送的形态,涉及采集、加工、集成等技术制作过程,以媒体文件及相应载体固定下来。二是省(市)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将本地的数字化优质教育资源进行评估和归类,并统一移送给国家教育部相关机构通过自动搜索、索引储存、关联算法等信息技术汇集到共享平台,从而充分挖掘和汇聚优质教育资源。传送系统是将数字化优质教育资源传输配送到资源使用者的通道。一是加快推进“宽带网络校校通”工程,实现全国所有义务教育学校互联网全覆盖。确保宽带网络覆盖到每一所学校、每一个班级是数字化优质教育资源传送的基础条件。二是培训信息化技术人员。任何师生要通过网络平台获取所需的教育资源,必须配备具备网络接入功能的智能终端设备。要保证这些设备的正常使用,需要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提供相应的支持和维护服务。使用系统面向资源需求方,是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终端系统。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的有效使用不仅在于硬件设备,还需要向资源使用者提供友好的信息界面,使其能够高效地检索和获取共享的优质资源。对于学校而言,教师还需对获取的数字化优质教育资源进行二次加工,以增强教学效果。对于家庭而言,家长需具备良好的信息技术技能,才能更好地甄别和使用共享资源。

其次,基于提高资源供需双方的共享效率,驱动系统包括资源建设驱动和资源应用驱动两个方面。就资源建设而言,可通过考核机制和绩效激励等方式调动优质教育资源所有者的积极性,使之高效地参与优质资源的建设和共享。对资源应用而言,为防止一线老师因各种原因不能有效地使用共享资源,可通过任务驱动或愿景驱动构建优质资源应用的动力机制,以保证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普惠获得实效。评估系统主要是反馈资源共享系统的质量和效率。一是需要对共享资源本身进行评估。按照一定标准,对所选取的优质教育资源进行客观严谨的分类评估,优选教育资源进行共享和推广。二是对资源的传送情况进行评估。认真对待各地反映的信息基础设施薄弱等意见,督促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切实解决资源传送“断带”问题。三是对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评估。师生、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的使用情况的意见反馈是增进资源共享普惠效率的关键。

3.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普惠的保障机制。首先,加强顶层设计,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的创建和运行,仅靠教育行政部门难以完成。必须加快建立教育部、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等跨部门的协调推进机制,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安排,协调资源共享平台运行中各个环节中的重难点问题,督查任务落实情况,协力推进普及优质教育资源目标的实现。其次,健全政策环境,完善配套措施。推动国家有关部门制定政策,鼓励引导企业积极参与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优质教育资源开发与服务、设施设备维护等活动。同时,加快建设网络安全保障机制和教育资源共享办法。各地应将普及优质教育资源纳入地方发展规划,并因地制宜地制定出相应的配套政策措施。再次,成立教育基金,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由教育部发起并成立教育基金,专项用于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开发、建设、运行、维护等工作。创新机制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吸引社会、企业、个人的支持和参与,形成多渠道筹集教育基金的投入机制。各地应充分整合现有资金渠道,优化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保障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和运行维护经费。最后,完善教育信息化公共服务。建立覆盖全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类学校的管理信息系统和基础数据库。一是按照国家和升级数据中心“两级建设”,国家、省级、市(地)级、县级和学校“五级应用”的思路,建立覆盖全国义务教育的学校、教师、学生的信息管理系统。二是实行学校“一校一码”、 教师和学生“一人一号”,形成集中统一和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基础数据库。三是完善教育信息化组织领导体系、职能部门和支持体系,加强统筹规划,建立部门协同机制。参考文献:

[1]李华香.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与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分析[J].兰州学刊,2013,(12).

[2]王振坡,梅林,王丽艳.基础教育资源资本化及均衡布局对策研究:以天津为例[J].现代财经,2014,(7).

[3]哈巍,吴红斌,余韧哲.学区房溢价新探——基于北京市城六区重复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J].教育与经济,2015,(5).

[4]胡婉旸,郑思齐,王锐.学区房的溢价究竟有多大:利用“租买不同权”和配对回归的实证估计[J]. 经济学(季刊),2014,(3).

[5]宋光辉,彭伟辉.义务教育阶段择校制度优化:基于教育需求视角的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16,(1).

[6]高波,范馨,王英杰.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公共教育供给之殇:一个财政分权视角[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7).

[7]张学敏.论教育供给中的政府失灵[J].高等教育研究,2004,(1).

[8]凤凰资讯.北京四中校长: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小学教育[EB/OL].http://news.ifeng.com/a/20160315/47871507_0.shtml,2016-03-15.

[9]李鹏,朱德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进程、问题与反思——基于2010年—2014 年全国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数据的测度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1).

[10]司晓宏,杨令平.西部县域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与对策[J].教育研究,2015,(8).

[11]李潮海,徐文娜.校长教师交流的困境分析与实践建构[J].中国教育学刊,2015,(1).

[12]叶菊艳,卢乃桂.“能量理论”视域下校长教师轮岗交流政策实施的思考[J].教育研究,2016,(1).

[13]教育部.信息技术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EB/OL].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5890/201209/141410.html,2012-09-01.

[14]北京日报. 北京中高考改革方案公布 尊重学生个性发展[EB/OL].http://bj.people.com.cn/n2/2016/0408/c82840-28102099.html,2016-04-08.

[15]余秀兰.教育还能促进底层的升迁性社会流动吗?[J].高等教育研究,2014,(7).

[16]任友群,徐光濤,王美.信息化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系统科学的视角[J].开放教育研究,2013,(5).

【责任编辑:张晓妍】

作者:李富荣

大数据时代优质教育资源论文 篇2:

集团化办学中优质教育资源的嬗变与作为*

摘   要   优质教育资源是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主要依托。关注优质教育资源的迁移与嬗变,是優化集团化办学实践、推动教育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质均衡的必要前提。文章基于优质教育资源与集团化办学的互嵌关系,回溯我国集团化办学20年历程,发现优质教育资源主要在三个维度上表现出样态嬗变:生成形式上从“稀释态”到“溢出态”,存续形式上从“集中性”到“放射性”,主体感受上从“存在感”到“获得感”。在此基础上,文章从优质教育资源的循环、共享、评价三个角度展开思考,以期充分发挥优质教育资源嬗变的作用与价值,更好地撬动集团化办学实践进程,为教育现代化贡献实践智慧。

关键词   基础教育  集团化办学  优质教育资源  样态  嬗变

2000年以来,我国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成都等地借鉴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思路,结合地方实际,先后组建了一批基础教育名校集团,在办学形式改革上作出初步探索,构建了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雏形。经过近20年发展,各地集团化办学成效卓著,极大地缓解了教育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当前,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正面临新高考改革逐步落地、基础教育质量提升日趋紧迫、教育信息化全面推进等新形势。结合《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和《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中提出的“通过学校联盟、集团化办学等多种方式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梳理集团化办学中的优质教育资源样态嬗变,挖掘并放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价值,借此撬动集团化办学实践,为基础教育发展作出更多更好贡献,积极回应教育现代化,极具现实意义。

一、优质教育资源与集团化办学的深层互嵌

集团化办学是教育领域应对教育发展不充分不均衡问题的策略选择。其要旨在于,借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作用,消减区域教育资源整体势差,以资源均衡撬动教育均衡。为此,国家和地方都从政策及相应实践上作出了诸多探索。比如《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2005)提出:“要充分发挥具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办学校的辐射、带动作用,采取与薄弱学校整合、重组教育资源共享等方式,促进薄弱学校的改造。”《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2012)提出:“发挥优质学校的辐射带动作用,鼓励建立学校联盟,探索集团化办学,提倡对口帮扶,实施学区化管理,整体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2017)要求:“推广集团化办学、强校带弱校、委托管理、学区制管理、学校联盟、九年一贯制学校等办学形式,加速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大力提升乡村及薄弱地区义务教育质量。”上述政策文本提示:其一,国家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话语表述,经历了从“发挥辐射作用”到“扩大覆盖面”的转变,该转变折射出教育发展手段与目的、过程与结果的逻辑递进。其二,国家对“集团化办学”的观照,也经历了从“整合重组”到“探索”再到“推广”的逐步显性化的过程。不难发现,尽管“优质教育资源”的角色在变化,但借助“优质教育资源”撬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设想和努力始终没变。同时,集团化办学也通过与优质教育资源的深层互嵌和有效实践,为自己争取到越来越明朗的政策地位。

除上述政策支撑以外,集团化办学与优质教育资源的深层互嵌也素有理论支撑。比如,资源基础理论认为,“有价值的资源是组织实体创建并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1]。“有价值的资源”与“组织实体的竞争优势”实为互嵌关系。该互嵌关系又与集团行动理论中“基于共同特征的互动”的观点相互印证。该理论认为,“集团是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群集合,如果他们基于共同特征进行一定频率的交往,就可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集团”[2]。具言之,集团化办学过程中被纳入同一集团的学校,均以促进学校更好发展为目的,此为其共同特征。同时,被纳入同一集团的学校往往作为教育资源的两极受到关注,此为其关联特征。在共同特征和关联特征基础上,如何最大程度地实现教育优质均衡,就取决于杜鲁门(David B.Truman)所说的“互动”。通过互动,优质教育资源可以向其他教育资源渗透,并产生牵引作用。这种牵引通常以选派形式展开,即选派学科教师、管理教师、校级领导,以人为载体,将优质教育资源输送至集团化办学的需求侧,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再生发展。可见,在政策和理论共同支撑下,优质教育资源与集团化办学之间建构了基于“支撑—再生”的互嵌关系。

诚然,通过优质教育资源撬动更多教育资源成长,并不囿于集团化办学这一种形式,其他有益形式还包括学校联盟、对口帮扶、委托管理、学区建设等,但集团化办学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其要因或在于,该办学形式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利用最为充分、彻底。集团化办学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名校集团,名校集团往往依托名校而建,“名校”集聚的优质教育资源牵动着教育需求侧的集体诉求,是一个极具光环的存在。因此,不论集团化办学有无功能边界,它都会成为利用优质教育资源撬动其他教育资源发展的最具存在感的形式,进而成为凸显优质教育资源根本价值的有力途径。

二、集团化办学中的优质教育资源样态嬗变

1.生成之维:从“稀释态”到“溢出态”

在集团化办学初期,优质教育资源总量相对稳定。在行政主导的名校集团发展战略要求下,作为龙头学校的名校必须在自身优质教育资源存量上做“减法”,即,为扶持成员学校发展,必须按教育行政部门关于集团化办学的部署和要求,保质保量向成员学校派驻优秀教师团队、优秀管理团队、优秀校长。与此同时,龙头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再生机制尚未建立或尚未完全建立,以致“这种基于‘差距合作’的优质教育资源输出对龙头学校造成了阶段性资源稀释”[3]。这一阶段,龙头学校优秀团队在短时间内被快速、大量抽离,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龙头学校自身的资源塌陷和恐慌,所以,龙头学校对早期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态体认最深、呼吁最甚。

随着集团化办学持续推进,龙头学校开始充分利用其善于思考、勇于求变的特质,尝试建立优质教育资源再生机制,主动化解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态”,“蓄水池”“发动机”等概念随之被提出。在成都名校集团的调研中,一位集团总校长说:“从不愿意流动,到主动申请流动,为了促成教师团队的这种转变,我们探索了很久,资源再生机制建好了,资源稀释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另一位集团总校长说:“最开始接到集团化办学的任务时,全校上下很焦心的,精兵强将都送走了,我们(龙头学校)怎么办?现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在全员激励机制下,我们有自己的‘蓄水池’,每个老师都优秀,送走一个上一个,稀释一下更健康。”显然,在集团化办学深入推进过程中,优质教育资源从龙头学校溢向成员学校的心理障碍和制度障碍均被逐渐破除。因此,尽管从“稀释态”向“溢出态”转变是非常痛苦的求变求新求进过程,但是办学主体一旦发掘出应对资源“稀释态”的有效机制,“稀释论”的存在基础便随之瓦解,学校反而在资源溢出和再生中焕发出更多生机和活力。

由此可见,良序的优质教育资源生成有两个互为补充的过程:一是生成速度加快,成长周期缩短,极大地缓解向成员学校派驻优秀团队过程中的阵痛,弱化稀释态;二是成长意愿增强,年轻教师趋向于主动寻求流动机会,在集团内部各成员学校的交流中快速成长,彰显溢出态。

2.存续之维:从“集中性”到“放射性”

客观而言,教育资源主要取决于国家在教育发展上投入的财政性经费预算。该经费预算经过逐层规划和分拨,最终以人力资源、物质资源、文化资源、精神资源等各种形式落地到各级各类学校。在改革开放后的教育蓬勃发展过程中,优质教育资源以重点校、名校为载体脱颖而出,与其他教育资源之间形成势差。随着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提高,教育对人力投资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逐渐被重视,教育资源的受关注程度随之提升,这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教育资源的集中趋势,导致优质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相应地,教育资源势差更趋明显,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问题也更加突出。

十八大以来,国家对集团化办学实践的鼓励和支持力度逐渐增加,相关政策对集团化办学行为的话语表述从“发挥辐射作用”转变为“扩大覆盖面”便可为证。不论是“辐射”还是“覆盖”,都强调优质教育资源的放射性。不论是立足龙头学校,通过教育信息化手段实现辐射作用,抑或走出龙头学校,通过渗透式指导和参与式管理实现辐射作用,都是對优质教育资源“放射性”的具体实践和推进。

如果说优质教育资源生成主要端赖于国家各级教育财政分层决策与拨放,那么优质教育资源的存续则主要受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发展主体(学校)教育实践的影响。“集中性”是优质教育资源趋向作为龙头学校的名校时所呈现的特点,而放射性则是优质教育资源从作为龙头学校的名校向外扩散时所呈现的特点,这是对常规优质教育资源流动方向的逆转,是对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功能实现和价值实现。

3.感受之维:从“存在感”到“获得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乡教育水平整体较低,因此,教育资源势差不甚显著。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方针的引领下,社会各行各业竞相探索,一批先行先试者在政策照拂、区域优势、创新意识等因素共同驱动下迅速成长为各行业的“先富者”,在教育领域具体表现为一批重点校、名校迅速崛起。当然,重点校、名校的崛起除了时代背景的影响,也不乏“办重点学校”等重要教育决策的推动。不论如何,优质教育资源以重点校、名校为载体出现并显性化了。但是,对需求侧的大多数人而言,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稀有,更多是一种遥远的、若即若离的存在。围绕优质教育资源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本质上是需求侧对优质教育资源求而不得的一种投射和控诉。如果优质教育资源一直停留于“只能远观”的层面,教育公平消解便只能流于设想,教育现代化、教育公平等愿景也将裹足不前。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指出:“要科学统筹各项改革任务,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教育领域多年来的优质均衡实践(包括集团化办学),无不聚旨于改变优质教育资源高处神坛、只能远观的局面,通过各种手段,使其走向更广泛的空间场域,在帮助更多主体实现“获得感”的过程中,完成“均衡”使命。

可见,集团化办学本质上是通过将优质教育资源从遥远的“存在感”转向切身的“获得感”,以便从需求侧的角度真正实现区域性、阶段性教育优质均衡,进而助益更大范围的教育优质均衡的实践努力。

三、基于优质教育资源的集团化办学路径

1.树立资源循环观,焕发优质教育资源活力

超循环理论认为,生命现象包含许多由酶的催化作用所推动的各种循环,初级循环组成次级循环,即超循环,次级循环还可组成更高一级的超循环。这个超循环系统就是将自催化或自复制单元连接起来的系统,一旦形成就会一直持续下去[4]。该理论最初被用于解释自然界中简单系统演化成复杂系统的自组织过程,后来被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广泛借用,成为一种极受关注的组织发展理论。

以集团化办学中的名校集团为例,名校集团是由学校这种初级组织组成的次级组织,有特定的生命体征。这种生命体征可从地方集团化办学政策中的“松散型集团”“紧密型集团”等文本表述管窥一二。名校集团的各个成员学校,既有基于自身资源状态产生的自循环,也有基于集团化办学理念产生的超循环。如果优质教育资源和其他教育资源始终处于各自的自循环系统中,名校集团便只能流于各行其是、极度松散的形式。惟有通过超循环将两种教育资源的自循环联系起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共生态势,名校集团的生命力才能成为客观事实。

在建立集团化办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循环上,有两点建议:一是建立“联结”,它是初级组织自循环的联结,是将其他教育资源引向优质教育资源,弥合资源势差,焕发资源活力的基础。二是形成“互动”,我国传统文化中“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等观点,均是对“清渠”与“活水”“流水”与“户枢”关系的辨证审视。资源在互动中才能保持活力,焕发生机。在基于“联结”和“互动”的资源循环观引领下,优质教育资源得以优化、更新,集团化办学才能可持续发展。

2.塑造资源共享观,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再生

要实现有效的资源循环,就必须对优质教育资源抱持开放共享的姿态。因此,集团化办学以优质教育资源为支点,是对龙头学校资源心态的一种考验。调研发现,当龙头学校主动卸下名校光环,抛弃优越感,以欣赏的眼光与成员学校相处时,往往可以客观理性地与成员学校一起挖掘并培育更多优质教育资源生长点。

以成都市盐道街小学教育集团为例,其龙头学校地处成都市核心区域,学校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较小,负载能力比较有限,这极大地制约着该校优质教育资源的就地增殖、裂变和再生。为化解该矛盾,龙头学校主动走出名校“舒适区”,深入各成员学校共同论证各校特点和潜力,把教学研讨、课程竞赛、课题研究等活动置诸分校,借地培育出一系列特色课程资源。在此基础上,通过龙头学校的集散作用,实现集团内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继而建立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超循环。该超循环的要义在于,它呈现出螺旋上升的优化模式,不仅实现了从龙头学校向成员学校的资源流动,也实现了从成员学校向成员学校、从成员学校向龙头学校的資源流动,资源的鲜活性和竞争力在流动和共享中得到加持和强化。比如得胜分校的足球课程、卓锦分校的国际理解课程、锦馨分校的心理健康课程等,都是集团特色课程,这些课程资源对龙头学校的反哺作用、对其他成员学校的辐射作用,在提升集团品牌凝聚力和影响力上均极有裨益。

值得一提的是,共享理念并不意味着无条件让渡所有优质教育资源,而应该是一种讲方法、讲策略、讲效率的共商、共建、共享、共生。惟其如此,才能产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优质资源繁荣景象,进而保持优质教育资源的生命力,实现集团化办学的获得感。

3.刷新资源评价观,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应然价值

我国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初期,较为缺乏历史经验参照,犹如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因此,各地在集团化办学的政策调整、行政介入、治理取向等方面,均比较倚重评价结果。以成都和杭州为例,杭州自2002年以来持续扩大名校集团建设规模,截止2017年底,杭州市共有356个教育集团,成员单位1333个,主城区中小学名校集团化覆盖面达到82.3%,幼儿园覆盖面达74.3%。成都根据2017~2018年度成都市名校集团考核发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成都市教育集团共131个,包括普通教育段118个,职业教育段13个,基础教育阶段名校集团成员学校总数达到228所,覆盖面接近30%(数据来自“我国基础教育学区化集团化办学城市论坛”论文集2018、2019)。优质教育资源覆盖率变化主要是以评价结论为依据推进集团化办学实践的结果。细究上述实践成效可以发现,两个城市名校集团发展呈现出两种迥异的实践取向。

一是规模-内涵取向。该取向倾向于主张,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越大,越有助于实现教育优质均衡初衷,但这种取向可能存在模糊集团化办学的功能边界、回避公众的优质教育资源焦虑等风险。二是内涵-规模取向。该取向倾向于认为,优质教育资源是相对的,其扩展应遵循稳中有增的审慎节奏,允许教育资源适当地差异化发展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这种取向可能存在无法快速缓解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焦虑,需要适切的项目对名校集团中的成长型退出学校进行跟进培育等问题。

考虑到各地发起实践的初始诉求、客观条件、评价取向等均不尽相同,以上两种取向的名校集团发展实践并无优劣之分。二者虽侧重不同,但都极大地改善了区域教育不均衡状况,不同程度实现了“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之初衷,为我国整体教育公平作出了地方贡献。所异之处在于,规模-内涵取向的名校集团实践承载的体量越来越大,因而对集团管理运行的机制与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内涵-规模取向的成效评价模式,虽然以严格准入和有序退出化解了体量激增带来的压力,但对于成员学校退出集团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持续、有效观照,因而须要借助类似于“新优质学校”“特色学校”的项目继续培育,以便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教育供给框架。

综上,优质教育资源涵盖着办学过程中的各个板块,不啻于集团化办学的“阿基米德之点”。集团化办学中的资源评价应保持量质并重的科学评价观,既关注优质教育资源互动的数量、频率,也关注优质教育资源互动的质量和影响,最大限度发挥优质教育资源价值,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在集团化办学中的初始定位。

参考文献

[1] 杰伊·B.巴尼,德文·N.克拉克.资源基础理论——创建并保持竞争优势[M].张书军,苏晓华,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 D.B.杜鲁门.政治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M].陈尧,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3] M.艾根.超循环论[M].曾国屏,沈小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  关燕云】

作者:范小梅 戴晖

大数据时代优质教育资源论文 篇3:

对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方案的构思

目前,天津市IDC机房、交换设备、应用设备、存储设备的建设及宽带网络的铺设,作为数据中心的基础配套工程,正在有条不紊地紧张筹划及实施中。诚然,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保证今后所有应用发挥效能、实现预期的先决条件,但就资源库建设上看,资源获取、资源分类、资源定位、资源共享的问题,尚没有可以复制的成功经验,也没有可借鉴的标准,更没有细化成熟的制度规范,因此,我们需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地提前做到精准规划、方案细化、预判变化,从而制订出一套从资源获取到资源共享的可行性方案。

一、优质教育资源的界定及其特点

1.优质教育资源的界定。

优质教育资源从广义上讲包括优秀的师资队伍,优等的教育环境,优异的教学成绩,优良的硬件设施等,本文是指由师生收集、制作、开发的保存在教育资源库中供师生学习使用的资源,如课件、论文、图片、教案、视音频等。

2.优质教育资源的特点。

优质教育资源来自于庞大的海量资源库,是同类教育资源中的精品。优质教育资源往往具备以下四个特点。

(1)实践性。优质教育资源必定来自于实践。一个教学资源即使再简单,也必须放到实际环境中——课堂上加以验证。实践性是确定优质教育资源的第一要素。

(2)代表性。优质教育资源来源于众多的同类资源,是经过实践检验、层层筛选并由专家和广大师生在使用中评定的。它们最接近教学实践,最适合师生使用和理解,具有同类资源的共性和优点,是同类资源的代表之作。

(3)指导性。优质教育资源既可为师生们学习使用,又可让更多的资源提供者、制作者进行借鉴,从另一个角度起到了指导与引领作用。每个优质教育资源都是制作者们经过无数次的课堂实践,用心血加工开发而得,其中不乏对同类资源的借鉴,并与自己的观点、思路、教法相融合。因此,优质教育资源不仅可以指导资源开发者对新资源的创作、对旧资源的提升和完善,又可指导更多的开发者参与进来。

(4)适合性。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的使用者对同一个内容的优质教育资源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位。城镇学校认同的资源,在边远农村校就能够被接受。资源因地域、教材版本、个人能力和外界环境的不同而各异。因此,适合的资源就是好的、优质的。

二、资源的获取与储备、使用与评价、筛选与评优、完善与提升

优质教育资源如何运作使用?如何从海量的教育资源中评定出优质教育资源?如何做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如何做到资源的“新陈代谢”,从而使资源库永远充满活力?又如何解决资源的“专利”?……带着种种疑问,我们需要冷静下来,仔细梳理,逐一进行探讨。

通过下面的图表可以呈现出从普通资源到优质资源的蜕变,描绘了资源共享的整个流程。

1.资源的获取与储备。

公共资源平台的建设,为资源上传提供了平台。云存储成为保存成千上万个教育资源的数据仓库。倘若平台、仓库都已准备完毕,而仓库中没有“粮食”,那这个平台便成了一幅苍白的画面,各种硬件设备也就成了耗电的摆设。所以我们在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必须考虑资源的获取与存储。

有应用需求,有考量办法,有指标要求,有激励机制是保证不断丰富教育资源库的必备条件。当前,各种教育资源大都掌握在广大的一线教师手中,数量多,较分散。所以我们要为资源的存储搭建一个平台,通过各种办法尽可能地大量收集获取资源,在“量”上得以保证,然后再从“质”上下工夫,最后达到质变的结果。

通过资源的完善与提升阶段后,资源在“质”上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使优质教育资源越来越多,并逐步淘汰资源库中“不合格”的资源,用优质教育资源反过来弥补资源的“量”。这是一个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以优代“量”的整个构思。

2.资源的使用与评价。

(1)资源的使用

资源的建设是为满足师生使用需求的,是要解决疑难问题的,更是为开阔学生视野、锻炼学生学习能力的。但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下面的情况:①资源不适用。②资源太粗糙。③资源平台设计或操作复杂,不易上手。④没有所需资源。⑤对信息技术感到“恐惧”,没有摆脱传统的教学方式。找到了原因,就可对症下药。我们要建设一个设计清晰、流程简易的资源平台,资源库中尽可能保存着每个学段每个学科每个章节的各类教育资源,同时大力开展教育技术培训,把使用资源、分享资源、开发资源作为一种教育方式,一种学习方式,甚至一种生活方式深深扎根在师生心中。

(2)资源的评价

首先,资源平台是个开放的平台,允许所有用户对资源平台进行访问、内容下载及评价。西青区目前只有一条教育网宽带网络,我们在假设网络不再接入第二出口的情况下,将资源平台构想为三级结构,分别是校级、区级、市级。资源建设之初是先建设校级资源库。

校级资源库是区级资源库“新鲜血液”的来源,校级评价更是优质教育资源遴选的基础过程。学校师生在使用和分享校方资源的同时,要求对资源进行在线评价,从而使校方很方便地统计得出数据,资源中评价好、使用率和下载率高的资源。这些资源将被自动上传到区级资源平台中。

3.资源的筛选与评优。

如果说校级资源使用与评价是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初级阶段,那从区级到市级的资源筛选及评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阶段。

(1)区级优质资源的筛选与评优

区级资源平台除具备对上传的校级资源进行统筹、整理的功能外,还有对校级资源库同步备份的作用。区级资源平台上发布的将是各个学校上传的校级优质教育资源,从而使区县内师生开始共享全区内的教育资源。同样,在区级资源平台中也要求在每一次使用资源之后对该资源进行在线评价。

区级平台上资源的评优方法,不仅延用了用户评价手段,还增加了聘请区级学科专家对评价高的资源进行二次评价的方式。当然,资源最后的等级之分,用户的评价仍占主要地位。

(2)市级优质资源的筛选与评优

区级优质教育资源将会以同样的方式实时地上传至市级资源平台上,但市级资源平台将不再备份区级资源库所有的数据。市级平台上的资源要经过全市师生的考评与市级学科专家的认定,方可成为市级优质教育资源。

4.资源的完善与提升。

(1)资源的完善与提升

教育资源在实际的教学中孕育而生,也在实际的检验中不断提升与完善。区级、市级或更高级别的教育资源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要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教育改革步伐的加快进行适时的完善。在不断总结优质教育资源的基础上,教育工作者们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更有利于学习者的理解与提高,在不断地对资源的开发进行探索与改造。他们可以借鉴成功的经验,结合最新的教育理念和在教学上新的体验、新的思路、新的表达方式,完善已经存在的“优质资源”,提升更新的功能,以追求更好的学习效果。

经过完善和提升后的新资源将作为基础资源充实到基层的校级资源库中。它将返回到底层的校级评价,经过区级筛选评优,最终进入市级资源库。

(2)资源的“新陈代谢”过程

信息时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是创新的时代。脱离了创新,便会停滞不前。因此,创新在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的同时,更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力。在上面这个看似平常的完善优质资源——补充新资源的过程中,蕴含着资源的“新陈代谢”过程。

经过几年的保存,校级资源库中长久不用或评价很低的资源,已经没有了建库时为量而存的实用价值与资源竞争力,这些资源将从校级平台上被永久地淘汰。区级平台中没有被推荐到市级平台的资源,也将以评价的高低,或继续保存在区级平台中,或被“降级”到原先的校级资源库中,让它“落叶归根”。同样,市级平台上也要遵循同一规则。经过2~3年的运行周期,一轮资源的“新陈代谢”即可完成。市级平台上依旧保存着最新的最具竞争力的优质教育资源,区级平台上保存着各校的资源精品,在不断使用和评价中以待“垂青”而登顶。校级平台依然是资源获取的仓库,里面存放着“蠢蠢欲动”需要“登堂入室”的校级资源。

三、资源的使用

有了市级资源平台上的优质教育资源,谁还会使用区级资源甚至校级资源呢?谁还会主动参与校级、区级的资源评价呢?

1.共享不等于免费。

优质教育资源的价值难以估计,更难以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是让更多的学习者得到更高质量的学习机会,共享教育资源,并非是免费、无偿地把资源送到手边,送到嘴里,起码现在是这样。

2.资源的使用。

优质教育资源既然不是免费的,就要对其中的资源费用人为设定一个大多数学习者可以接受的标准。对于设想的三级资源平台结构,资源的价值因平台等级不同而定。

为解决边远地区的资源使用问题,同时减轻当地师生的经济负担,资源平台甚至可采取先进的技术判断方式,降低下载费用。

资源的专利,可分两种方式解决。一是通过资源平台对优质的教育资源一次性购买。二是通过每次对资源的点击下载进行积分累计,最后折算成费用对资源创作者进行支付。下载所得费用可分成两部分。大部分费用所得作为资源开发者与资源评审专家的鼓励,另一部分作为资源平台的正常运行费用。不管是哪种方式,都将走“以网养网”的途径,从而降低财政部门或教育部门对资源平台的维护投入,慢慢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目标靠近。

3.理想的资源模式。

三级资源平台模式是根据现在西青区资源建设和网络建设实际情况所构想的。校级平台的建设在双链路网络结构中没有优势,但在单链路的网络中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假设某所学校与数据中心的网络出现故障,学校就可以暂时使用校园平台以解燃眉之急。当网络修复后,校园平台会与区级平台进行数据对比,双向备份。当某一方的资源库平台或服务器出现问题,另一方的服务器便会接管工作。虽然使用范围、资源质量不同,但资源访问不会中断,教育资源也不会丢失,为区、校两级平台及重要的教育资源提供了安全保障。

随着优质教育资源的不断丰富和良性循环,三级资源平台上资源的“量”和“质”将会越来越好,越来越丰富。网络结构的变化,双链路或多链路的搭建,会逐渐淘汰校级资源平台。下载费用将更趋于合理,甚至若干年后,区县级资源平台也会取消,只保留市级资源平台。随着资源运转模式的改进,资源等级将渐渐模糊,优质教育资源的免费使用将变成现实。

(责任编辑 韩大勇)

作者:吴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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