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文学研究论文

2022-04-21

文学批评的门槛并不高，如同当下的文学创作，稍微过了识字阶段的人都可能随意操持起来。文学批评的深潭本应是清澈的，但现今变得浑浊不堪，造成了广泛的焦虑。有趣的是，人们乐于谈论高深艰涩的问题，指摘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开出了系列的复杂药方。“你不说我还明白点，你一解释我就彻底不懂了。”如斯情况比比皆是，叫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没法自我感觉良好。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大数据时代文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数据时代文学研究论文篇1：

文学研究的大数据与小时代

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类、世界乃至宇宙的观念已经缩微为人所众知的思维背景和知识参照。对于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而言，现代化、全球化不再是扑面而来的压力，网络自然也不再仅仅是技术，它们都已经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朝夕以对的事实。国界、种族与地域的隔阂，已经不再是人们思考问题的边界，无数的事情、无数的人都与我们每个人休戚相关，人类意识和世界愿景正成为人们普遍性的交流前提。

可以说，基于技术变革的网络、基于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基于人类与宇宙意识的人生与日常，这是当今世界的日常生活与宏大背景，这也是当下文学置身其间而非侧身其间的语境与情境。

一、当下的文学格局

白烨先生认为当今中国是“以文学期刊为主导的传统纯文学，以商业出版为依托的大众文学，以网络媒介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三分天下（白烨：《“三分天下”：当代文坛的结构性变化》，《文汇报》2009年11月1日）。此后，王晓明先生又提出当今文学“六分天下”一说（王晓明：《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

事实上，如果不太计较出版介质的差异，不强求划拨在其后面借文学讨生活的人群之间的差异，无论是“三分天下”还是“六分天下”，实际上也就是纸上与网上的二元格局。而纸上与网上并非水火不相容、老死不相往来。只要有利益和需要，两者之间的转化可谓分分钟的事情。

文学创作和出版既然尚且如此，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也概莫能外。归根结底，不是文学变了，是人的处境变了。人的处境变了，人类精神产物的文学焉能不变？作为技术的互联网与作为艺术的文学，以及作为专业或职业的人文学术研究，皆可谓欢喜冤家，个中原因都始“隐”于人，也必然要终“秀”于文。

因此，基于互联网技术跨越发展导致的大数据分析，基于全球化视野下的人类普遍意识高涨的小时代来临，文学研究的旨趣毫无疑问应该是人类之学，文学研究面对与思考的应该是人类、乃至任何生命之间普遍的困境、希望与同情。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此一说法在大数据和小时代的应有之义，必然是讨论在人类普遍状况下可以共同讨论和通约思考的问题，是放观天下，而不是停留屁股决定脑袋、在啦啦队层面上的“唱衰”还是“唱盛”。

二、大数据视野下的文学研究

技术变革既然会改变人类的处境，技术当然能、也会影响乃至改变艺术和学术的格局，这是毋庸置疑的科技史、艺术史和学术史常识。因此，网络技术变革带来的“大数据”（Matthew L.Jockers：Macroanalysis：Digital Methods and Literary History，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3.4），全球化和人类意识的高涨，无疑也必然在改变着文学研究。

但大数据总归是数据，它源于电脑技术和程序的统计，其前提和结果都是选择和有限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小时代，终归目前还受制着国家、种族等疆域的区隔，它的前提是每个人更为真实和日常的地方生活。文学及其研究的价值，终究是走向个性的，当然也是基于一些人类普遍共识的个性。所以，大数据和小时代格局下的文学研究，立足点和落脚点，应该是在场的文学研究，起码是有在场感的文学研究。

一言以蔽之，大数据与小时代的文学研究，它的价值恰恰不在于数据和时代本身，而是在数据的大气象和深处，在时代的细部和小处。用鲁迅的话说，革命低潮时期才有革命文学。网络发达了，不等于网络文学就发达了；报纸杂志多、小说出版多，并不等于文学及其学术就处在最好的时候。道理很简单，这正如钱多了并不等于就是幸福来敲门。

显然，在大数据的覆巢之下，任何研究都无法岿然不动。以文学研究而论，记忆能力和知识储备，长期以来是制胜法宝。然而，在大数据的互联网云技术的视域下，这种传统学术研究中所追求的超常记忆和超大记忆，较之当下的信息技术平台而言，在数量上都早已经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如果说，在以往的学术语境下，两脚书橱仍有可圈可点之处，那么在大数据背景下，这种圈点的价值和意义显然被严重缩水。珍稀史料的价值和意义也一样，这种由于人为秘藏而导致的学术能量不可能再风光如前。众所周知的文献数位化进程及其运用，已经使得很多靠珍本秘藏来获取学术高位的研究，变得不再那么令人高山仰止。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共同研发的那套关于思想史文献的数据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依托海量的数据库检索得出的相关研究，其结论仍旧要保持谨慎的乐观。原因很简单，任何检索都无非是根据有限的“关键词”和机械的电脑识别技术得出的。

因于此，基于量的统计和分析的文学研究，事实上如果没有个人情感投射与历史情境分析的折冲，并不能算得上是多么高明的研究。借助大数据的技术，人们可以迅速在宏观层面上去体味和观察以往仅凭个人之力不可想象的历史粗面孔。但另一方面，当我们看到许多文学研究一上来就援引各类数据库统计时，对其结论和逻辑，显然也必须要有一定的警惕和限度，因为那相当程度是与网速和处理器有关。关于这一点，可进一步参见金雯、李绳的《“大数据”分析与文学研究》（《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4期）。

三、小时代里的文学研究何为？

诚然，既然有大数据的江河涛涛，就必然会有小时代的支离破碎。而且，在小时代的支离面前，任何研究也都会感到时势的艰难。文学研究也概莫能外，所谓大话好说，细活难工。

进一步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研究面对的都是个案。然而，在全球化和人类普遍意识高涨之前，民族、国家和地域的宏大叙事比较容易形成，而且于个体和群体的冲击力都甚大。长期以来，只要事关民族与国家，必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潮流，人们往往也都能将诸多因果概而言之为是大时代、激流所致。

瞿秋白有句名言“时代的电流使人禁不起了”（瞿秋白：《致郭沫若》），这种电流之感，想必是很多从大时代里走过来的人的通识和揪心记忆。大时代的文学研究，自然也就得了很多的乘势之便，与滚滚洪流同构的文学研究中，不仅有许多激荡人心的广场呼吁，随波逐流的解释和喧嚣也往往是这类研究的共同面相。

然而，在互联网技术高度发展，全球化和现代化程度已经蔚为常识的情境下，时代之大相较于宇宙之浩瀚而言，个体感受的迅疾、疏离反而变得更为真切。全球化已经是眼前分分秒秒的事情，个人好比互联网上的小飞蛾，时代也反而愈发显现出它的支离破碎。知音之慨转瞬之间纯粹起来，昔有高山流水的偶遇，今天多在网上寻寻觅觅，都与时代看似毫不相关。文学研究亦然。

毫无疑问，小时代里从事文学研究的宏大观察，在大数据的纵横捭阖面前，研究者的视域远远不及凭借网络时代以数据最大限度的统计与分析来得直观而富有科学色彩。文学研究之于个人的努力和探讨天地，正是统计技术和数理分析层面无法抵达的文学细部，其间有文本体验与个人情感探究，更有历史现场与记忆的疏离比对、深度洞察。而对艺术创作的现场感、文本活动的在场感和文本经典化的历史感的多层复合与还原，恰恰是目前信息技术与机器原理尚且无法与人类鲜活心灵同构的地方。

四、技术、艺术与学术：边界的消融与凸显

大数据与小时代下的文学，都不约而同地指向着个案与个性，追寻着独创与质感，强调着场域与个体精神的历史遇合与深度阐释。当然这并非说宏观宏大的不重要或者不见了，而是技术变革导致人的处境变了，以往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从事的宏观体察和数据概括，网络信息技术已经确确实实可以帮上大忙。

既然如此，人无疑应该也可以借重技术，从而把更多的宝贵精力投注于个性与个案的开创与发凡，关注人类普遍的困境、期待与幸福，勘探人类心灵的深处与细部，而不是挟技术自重乃至自炫，那样只能显出人类的机心与懒笨来。具体到文学研究来说，大数据能够让我们尽可能多而广地接触和识见材料，这自然可以帮助打开视界，敞开视域，甚至因此拥有更多重和更多元的学术权衡，乃至是如光谱分析一般的数量和层面上的扫描与分析。

与此同时，数据之大终有边界，数理分析的精确也必须有相对而设的公约数或常态图标的参照，其前提都基于一定数量的取样。况且，人力本身的有限性较之电脑而言，其本身就是科学技术发展极为有限的参照和前提。文学研究倘若一味身陷于数量的比照，对于人类自身的体察和反观将会变得极为有限和干枯，甚至堕入非人类的无聊。

总而言之，文学研究所面对的多是个案。在大数据和小时代的格局下，文学研究感性的、文本差异的、个人体验的、风格的东西，无疑应该变得更加突出和显要。尤其是研究者对文本个性的个人而普遍化的人类理解与同情，应该也必须变得更为重要。只有这样，大数据、互联网等才不仅仅是技术，而应是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世道人心的一面镜子、一扇窗和一座高台。小时代也不再被视为个体困窘与无助的精神象征，而是人类普遍心灵在时空距离张力下的反思、相望与相守。

作者：傅修海

大数据时代文学研究论文篇2：

重铸文学批评精神

文学批评的门槛并不高，如同当下的文学创作，稍微过了识字阶段的人都可能随意操持起来。文学批评的深潭本应是清澈的，但现今变得浑浊不堪，造成了广泛的焦虑。有趣的是，人们乐于谈论高深艰涩的问题，指摘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开出了系列的复杂药方。“你不说我还明白点，你一解释我就彻底不懂了。”如斯情况比比皆是，叫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没法自我感觉良好。有人笑言，诗人是诗歌的敌人。文学批评者如无写作的焦虑，很可能陷入勤奋但蒙昧的泥潭，走向文学的反面：或者只闷头读文学作品，唯印象是举，或者一心只读理论书，借文学之名贩卖术语、名词，这颇似动画片里的“没头脑”和“不高兴”，是站在文学门外的二个逗趣的角色。

风雷激荡的当下，重铸文学批评精神，首要的是从基本做起。理想的文学批评，首先是可归入美学范畴的文字产品，先完善自我，而后规训他人。重铸文学批评精神已成当下的共同呼唤，我更强调批评者要重新拾起“初心”，夫心有四，所谓迷心、悟心、修心、证心。万金难换，百宝难求，往往是无始无终的无极，是冲刺的起跑点，是美好的初心。评论者明晰文学批评的入门问题，是迅跑前的必须功课。

当前文学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生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呈几何级爆炸式生长。仅以长篇小说而论，我国每年正式出版近乎五千部。曾几何时，人们以拥书为乐，或辗转流通，或细细摩挲品味，世间故有买书、借书、藏书乃至窃书的掌故流传。龟甲刻字，纸上行军，已成了昨日黄花。如今，当读者面对海量的文学作品时，可随心见性自由处置，但也有淹没于文学汪洋大海之感。

在小数据时代，人们可以通过数据和分析来验证猜想。以上世纪80年代文学为例，文学之所以能成为社会热点，与文学生产相对有限且思想表现主要集中在思想启蒙上有直接关系，还与出版流通相对缓慢有关。如研究改革文学，彼时的文学批评者完全可以穷尽有限的文本，搜集资料时仍以手工为主。即便遗漏一些文本，批评家仍然可以言之凿凿，所作的推论基本有效。事实证明，与80年代文学创作一脉相承的文学批评，完成了时代的使命，一同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有机体部分。那一批批评家艰苦努力的研究工作，身心皆为文学投入的态度，为他们赢得了后人的感佩。

新世纪以来，科技的进步似乎延展了人类大脑的褶皱，进一步宕开了人类的认识疆域。在大数据时代，文学作品浩如烟海，研究者们穷其膂力，也可能只摸到大象的一只耳朵、看见冰山的八分之一。据笔者了解，网络作家日均写作两万字，一个不到30岁的青年也可能著有1千万字。任何试图掌握全部数据信息的研究行为，都像是痴心妄想，容易让人怀疑情商有问题。

马云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指出：“未来30年，数据将成为生产资料，计算是生产力，互联网是生产关系。”是的，大数据时代已广泛嵌入我们的生活。大数据赫然成为一个时代的主角，成为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问题。云计算被公认是解开大数据的钥匙。文学批评当及时调整姿态，择选恰切的研究对象，以期最精确、准确地把握时代和它的文学。如何建设批评的云计算的筋斗云和七十二变，掌控高速快捷、变化多端的大数据文学，进行分析、预测，解开大数据裹藏的秘谛，使文学认知更加科学，是批评界无法绕开的显要话题。新时期的文学批评者们应驾驭好云计算的方舟，才能解开文学作品的大数据，重归理性的认知。

在大数据文学生产的前时代，人们依赖抽样数据，截取片段作分析，却难以获得实证数据，只能纯粹借助局部的数据分析能力去发现未知领域的规律。无论如何，这样的认识存在懵懂的局限，必然流于肤浅、表面。文学研究一度成为最受争议和怀疑的门类，因为它远离实证数据，小数据时代或前数据时代的抽样分析结果，归纳得出的理论与动态的现实较难不對称。若以上世纪70年代诗歌研究为例，学界总是全力挖掘重要诗人，试图以白洋淀诗群、太阳纵队等诗群命名，但随着灰娃、哑默等潜在诗人接连被发掘，新的诗歌特质开始显现，导致人们对这一时期诗歌认识难以形成精确的描述，比如有人强调“潜在写作”于同时代的意义，却遗漏了他们对后世代诗人的重要影响。

文学生产的速度超乎我们的想象，任何人都不能读尽当年的文学作品。在大数据时代，我们面对文学整体时，固然想到的是全体数据，但不能全部一一探查，只有事先确定评判标准而随机采取样本来管控认知的信度。文学批评家将逐渐接受事实，将作为研究的“样本”等同于“全体”；但是，文学批评对象的选择，不能拿进篮子里就是菜，这就涉及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大数据文学裹挟着人类见证样本无法揭示的细节信息。统计学家的实践表明，采样分析的精确性仅仅与采样的随机性有关，而不与采样的数量有关。大数据时代如何选择批评对象，实际上就是使用何种文学标准进行抽样分析，也是确立何种方法论的艰难选择。

今日的批评家的大任是要实现引导创作、提高审美、引领时尚，但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标准还在热烈讨论中。晚近的中国社会复杂而多元，进入文明开启以来的“大时代”。同时，中国文学进入多中心、多主题的发展变局，文学批评关注的对象也呈现万千气象。任何单一的文学标准，在当下都不可能获得一致的喝彩。当代文学进入了无法命名的时代，种种新气象导致既有的知识系统和坐标系统在失去一统天下的效力。

大数据时代的文学批评固然要求准确性，但目前只能抵达混杂性。务求精确，是小数据时代或者说无数据时代人们的心理诉求，依托的是专业数据库。这些年，各文学体裁年度最佳作品选集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这倒不是编选者不够努力，而是在选取文学样本的精确度上有所争议。在大数据时代，适当忽略微观层面的精确度，才能让人们的认知视野更加开阔，对事物有着更深入的洞察力。当代社会更加瞬息万变，获取必然性不再是人类的精神追求，人们更多地以不确定去接近世界的本质。试从诗歌创作看，诗人对世界的命名，实际上源自朦胧的感觉，如卡尔维诺所说：“描写朦胧状态的诗人，一定是主张精确性的诗人，善于用他的眼睛、耳朵和手，敏捷而准确地捕捉自己最细腻的感觉。”

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用概率说话，而不是囿于“确凿无疑”，如继续采用传统的思维模式，执迷于精确性，人们就会疏漏太多的重要信息。换言之，只有信息匮乏的年代，才会派生以精确为核心的数据分析思维。在大数据时代，人们不再热衷寻找事物的因果关系，这重塑了文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人们不必非得知道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是驱策数据自己发声。人们的兴趣点在于“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当下文学多极化发展，可能更接近文学的本质。文学批评也许很快就会抛弃此前的基于因果关系出发的串联思维，走上相关关系的并联思维。大数据给人类的不是最终答案，而是一个参考答案，批评家的历史使命就是如此。批评家对大数据的看法以及潜在价值的态度，将成为文学史一次的认知革命。

大数据时代仿佛无限风光的险峰，对文学批评者来说，值得全心全力攀登。

当批评完美嵌入文学时，人们能切身体察批评家智力的超拔、颖悟的卓越、感受的精微、语言的精当。批评家在写作前，首先要对文学、文字有所敬畏，筑牢深厚的批评地基。帕慕克说：“文学就是用一根针挖一口井。”有志从事文学批评者，从拿起那根针的那刻起，应当谨记肩上的道义与责任，心思专注且勤劳地“出汗”。

文学批评的门槛虽不高，但评论文字与被评对象等量齐观乃至留下“文以评闻”佳话，恐怕要严肃实践托尔斯泰的话：“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再在碱水里煮三次。”这不是文学放逐了批评，而是一些批评家没能力抵达文学而已。中国古代文论讲文质彬彬，而晚近以理论遮盖文学文本的诸种表现，像是智力对世界的报复，也可说是世界对智力的惩罚。

文坛呼唤说真话的文学批评。真话，来自真诚，而文学批评的真诚来自对文学的热爱。热爱文学，是文学批评出发的起点。受诟病的文学批评，多是欠缺写作诚意和对文学的热爱。已故作家史铁生说过：“文学更要紧的是生命感受的交流，是对存在状态的察看，是衰或美的观察，是求一条生路似的期待迷途的携手或孤寂的摆脱。”批评家应素守赤诚，真诚为人，追寻人生之奥义，做真善美的信徒。若心无诚意，满心皆为稻粱谋，又怎能人情练达、洞悉世事，做到推论和论证正确呢？那绝对是在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招摇过市撞骗而已。评论家说假话或闭眼自说自话，就是对真实世界的亵渎，是对真实存在的漠视，更是内心孱弱、精神疲软的外化。灵魂亏欠钙质的人，才会装模作样地频频高举理论的大斧子，朝想象中的风车一顿乱砍。文学理论或观念，只有与当下生活高度融合，才能保持持久不衰的生命活力，真正做到“皮毛一体”。说真话的批评不一定非得对高深理论运斤如风，重返常识往往是亲民得胜的明智选择。

法国著名批评家阿尔贝·蒂博代说过：“如果不是有成千上万很快就将湮没无闻的作家维持着一种文学生活的话，那就根本不会有文学，也就是说，不会有大作家。”批判、摧毁不是批评的终极目的，批评的终极目的是要让更多优秀的作家在你身边站立起来。批评就是要帮助作家看到别人镜中的自己，才能在创作上有所进益。文学批评当始终秉承批判精神，坚守剑胆文心。批评家必须有自己的脾性，不能只挑作家爱听的说，对未知的事情不谈或者说不明白优劣是批评家的耻辱。批评家要相信自己的阅读判断，而不是当他人观点的二道贩子。批评家要养成非常“挑剔”的习惯，先占高位抓关键，再扣七寸论要害，全面透视作家的创作，高屋建瓴、条分缕析地指陈创作中存在的问题。

批评家当具备深刻的思想润饰内心，以智慧烛照文本，而不应把文学批评当作理论杂耍的舞台，将文本视为无物而自说自话。在当今浮夸之风甚烈的现实中，批评家不应随波逐流，而要坚持自我的审美理想，从作品出发去关注作家和诗人们的创作，表现深切的负责精神，就很容易成为许多作家的知心朋友。

批评家当有鉴别文本高下的能力，这当然需要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一再修为。须知庸俗作品往往具备优秀作品的外貌，批评家当去伪存真，用火眼金睛去加以辨识。读者需要的是直白、浅近、清晰的文学判断，而不是云山雾绕，让读者更加糊涂。批评家应反复阅读作家文本，形成感官印象，仔细琢磨，串连成思路，挖掘独特的特质。文学评论应直面文学中的问题，关注作家的内心世界、精神贡献、艺术探索。他的内在精神如何一步步形成，还有哪些进步空间？研究者一定要从作家的文本中发现问题，提出论点，找到充分的证据，组织严密的论证，力争做到不虚妄，不落空，有来历和理论支撑。文学评论虽为社科范畴，但应有自然科学严谨的作风。

上世纪80年代，黄药眠呼吁将“文学批评”命名为“批評文学”，这话今日来看，更能针砭时弊，戳中文学批评的软肋。有批评而无文学，这是对文学批评者莫大的讽刺。外界人士笑谈说，批评家是文学的死敌，这话简直让从事批评的人无地自容。文学批评要恢复影响力，首先要重建批评和文本的对话关系，必须提升自身文学素养，做文学创作的明眼人，应“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批评家应对作家创作有醍醐灌顶式的引领。但给人以杯水，自己应有江河的容量。

批评家要频频试水，选择一二个文学创作门类一展丰姿。如此，批评家春江水暖鸭先知，驱策创作得来的经验，从感受的青萍之末见微知著，放开理论的光芒，怀揣显微镜、望远镜上路。文学批评家应有一个杂食的胃，吸收不同的学养；要到交叉学科求教方家，才可听新知，闻新见，增学养，拔境界。批评家当有语言自觉，作“美是有意味的形式”的实践者，要使批评也成为创作，成为一种特殊的审美艺术。文学批评如坚持“情欲信，辞欲巧”，修辞就能成就文采风流的利器。优秀的理论方面的文章、专论，倘若注重艺术表达，借助文采的力量，则功效巨增，泽被更远。正如青年学者叶淑媛所述：“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多见关于作品思想内容的探讨，少见深入细致的艺术分析，也就是说来自文学外部的评判多而来自文学内部的批评少。所以，批评家要注意自己的艺术鉴赏力、美学修养以及语言的魅力。这是批评最基本的要求。”我总能遭遇不忍卒读的高学位人士的批评文章，其中多数语言干瘪、修辞笨拙，那些长而无当的句子读来让人倒胃口。我不得不怀疑这些高头讲章的书写者的文字修养，也对现行的文学教育有点失望。一个人读到了博士才开始会写文章，这是个人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

梁宗岱认为：“批评的文章不难于发挥得淋漓尽致，而难于说得中肯；不难于说得中肯，而难于应用得确当。”文学评论家要实现引导创作、提高审美、引领时尚的大任，就要用肌肤去体验世界，以身体来感知艺术，让理想和现实无限交织，在深切中肯、理性豁然上下功夫，做到行文明晰深刻，文采丰盈但又理性透辟。批评家应坚持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立场，不断涵养知识但不迷信教条，以心灵偎依美学，保持对时尚的警觉，做清醒的说梦者。

批评家还应是一个有思想辐射能力的公共知识分子，要能给作家们以滋养。批评家应具备人文观照视野，拥有穿越纷繁文学表象而直入本质的视力。批评的高度、广度和深度，赖由批评家的个人修为，非一日之功。批评家当手不释卷，遨游书海，从宏观中看见“具体的共相”。

综上，文学批评应从最小的公约数开始，从文通字顺开始，从文采风流开始，从敬畏严谨开始，从对话共鸣开始，成为与文学作品同为佳构的存在。

作者：姜超

大数据时代文学研究论文篇3：

大数据时代对儿童文学观念的挑战

摘要：在大数据时代，儿童文学观念将不得不面临各种挑战。其中最为重要的三大挑战是：从儿童文学的本体来看，儿童本位论是否还有效；从阅读上看，分级阅读的观念是否依然可行；从创作上看，儿童文学主要由成人创作的现状是否会有所改观。在大数据时代，儿童文学有望真正实现与成人文学之间的互动对话。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分级阅读；儿童本位；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自从成为一门显学，进入各国高校课堂，就一直面对各种挑战。许多固有的传统不断受到颠覆，尤其是在后现代主义元小说观念的影响下，儿童文学从情节结构到思想主题都有所变革。科茨2004年出版的《镜子与永无岛：拉康、欲望及儿童文学中的主体》最后一章指出后现代儿童文学的三大新兴趋向：第一，后现代字母书所透露出来的看待语言的方式的转变，即从陈述观（语言是认识现实的方式）向施为观（语言是建构现实的方式）转变；第二，互动文本的大量出现，赋予读者打造结局的权力和职责；第三，无主体系列丛书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系列丛书总是以一个或一群人为中心的惯例。科茨总结说：“在后现代系列书中不存在‘终结’感。好与坏只是偶然被置于角色的状况或立场。正义不具普遍性且视具体情形而定，甚至死亡也并非终结。”总之，后现代主义颠覆了因果联系、中心主义、直线性和目的论，带来了随机性、扩散、相对性和偶然性。[1]148

科茨所著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已经不大再谈后现代主义了，转而关注大数据时代对人类的影响。所谓大数据时代，据维舍恩伯格所著《大数据时代》的说法，思维面临三大变革：更多（不是随机样本，而是所有数据）；更杂（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性）；更好（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互关系）。从中我们发现，大数据时代对随机性、混杂性以及相互关系的强调其实是与上述后现代主义一脉相承。其不同之处只是把后现代主义的思维带进大数据的观念之中罢了。所谓大数据，有四大特征：一是量大，大数据的起始计量单位至少是P（1000个T）、E（100万个T）或Z（10亿个T）；二是类型繁多，包括网络日志、音频、视频、图片、地理位置信息等；三是价值密度较低。随着物联网的广泛应用，信息感知无处不在，信息海量，但价值密度较低。四是处理速度快，时效性高。

现在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是：当后现代主义思维与大数据观念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儿童文学观念会受到哪些冲击和挑战？在此，我仅提出以下三大挑战，以供参考：

一、儿童文学的“儿童本位论”，是否还有效？

众所周知，“儿童本位论”，一直是中国儿童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内心的“圣经”。它发端于五四时期。其理论基础是“儿童中心主义”。而“儿童中心主义”的理论代表是美国哲学家杜威。杜威把儿童比喻成太阳，认为儿童是中心，教育的一切措施都得围绕儿童转动。1919年5月，杜威应邀到中国讲学，历时两年，先后到过11个省及主要城市讲学，传播其学说和思想。杜威的来华，使得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一片倒，纷纷打出“儿童本位”的理论大旗。“儿童本位论是儿童中心主义的中国化了的理论表述和用语。”[2]177当时这种儿童本位论的代表人物有胡适、周氏兄弟、郑振铎等人，虽然他们各自的观点各有侧重，但都坚持把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主体，并认为儿童具有独特的心理世界和精神需求，进而认为儿童文学必须要以儿童为本位，要考虑到儿童的独特性。

但“儿童本位论”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对此，方卫平已经结合郑振铎的相关文章做过较好的分析。[2]189总之，以“儿童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儿童本位论”面对的两个无法克服的困境是：理论上看，儿童世界并非总是天堂乐土，儿童世界也是丰富复杂的；实践上看，我们无法做到事事以儿童为中心，儿童文学也不可能总是以儿童为中心，这是因为儿童的成长离不开与其周围的各种关系的对话与互动。

尽管如此，儿童本位论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儿童文学，在后来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都能看到它的影子。1956年和1958年，陈伯吹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分别从作家和编辑的角度重申儿童文学的儿童本位思想，其中最常被引用的两段话如下：

“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

“如果审读儿童文学作品不从‘儿童观点’出发，不在‘儿童情趣’上体会，不怀着一颗‘童心’去欣赏鉴别，一定会有沧海遗珠的遗憾；被发表和被出版的作品，很可能得到成年人的同声赞美，而真正的小读者未必感到有趣。”[2]328

陈伯吹因其对“童心”的强调而被戴上反动的资产阶级“童心论”的大帽子。1960年文艺界开始大规模对其进行批判。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领域第一场大规模的讨论就是重启“童心论”的讨论。虽然存在各种对童心的理解，但儿童文学的儿童本位再次被认可和提倡，只不过这次是以“童心”说的面目出现了。

近年来儿童文学界又出现一种“幼者本位”观，它仍然脱胎于五四的“儿童本位”，不过是鲁迅“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2]121思想的现代翻版而已，其理论概要如下：

“幼者本位是一种文学观点，是我对儿童、儿童文学及儿童问题认识的出发点，站在幼者的立场，代幼者立言，把属于幼者的文学还给幼者，营造幼者可以逍遥的心灵乐园；幼者本位是一种社会主张，是我提倡并希望社会能认同‘幼者优先’原则，‘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养成幼者本位的社会道德；幼者本位是一种人类理想，是我梦想颠覆祖先崇拜、长者本位的人类发展观，一切应以幼者为本位，带着‘对于一切幼者的爱’，以未来为目标，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人类和谐美好。”[3]

鲁迅那篇包含“幼者本位”思想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发表于1919年11月《新青年》。五四时代与我们现在的时代相差大约100年。在当时不把儿童当儿童看待的情况下，再怎么强调儿童的中心地位，我觉得都可以理解。但今天的儿童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实行计划生育之后，独生子女更是家庭的小皇帝。矫枉过正总是我们经常犯的错误。片面强调“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不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是不全面又不人道的。尊老爱幼是人性的光辉。这种“幼者本位论”有一种浓烈的二元对立思维，把幼者和长者，把幼者文学和其他文学严重对立起来。不能不说，“幼者本位”论只是一厢情愿罢了，它同样也无法解决上述儿童本位论的两大困境。

如果我们考虑到大数据时代的世界状况，上述“儿童本位”论、“童心”说、“幼者本位”论更是捉襟见肘了。波兹曼早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提醒我们，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儿童越来越成人化了，他们已经对成人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都相当了解，甚至包括最为隐私的性事。波兹曼主要涉及的是电视和当时新起的电子媒介。他认为，“电视侵蚀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电子媒介完全不可能保留任何秘密。如果没有秘密，童年这样的东西当然也不存在了。”[4]237如今的电子媒介更加发达，无处不在，成人世界的秘密正在越来越透明。更有甚者，现在的都市生活某种意义上说是媒介化的，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你想躲都躲不掉。无边无际的信息，充斥在我们周围。可以说，在大数据时代，儿童从一出生就开始陷入到媒介化的信息之中。对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想要阻止孩子们不接触成人世界的知识和疑问，以此来保持他们的童真，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做法。”[5]12

就文学作品的阅读来说，你也不可能保证孩子不会去阅读成人作品。现在的出版数量是惊人的。在实体书店、网上书店，儿童都可以很轻易购买任何书籍。各种图书馆的书籍数量也在逐年激增。这种情况下，儿童接触的文学作品就会纷繁复杂。更加让我们头疼的是，网络小说、电子图书以其方便快捷易传播而广受欢迎。现在中小学生手机用户也在不断上升。总之，在这个文本无处不在的世界里，我们如何坚守儿童文学的纯正性？如果儿童文学仅仅描写以往那种对成人世界什么都不懂的嫩小孩故事，那就与现实严重不符。因为儿童的成人化现象已是触目惊心，谁也无法阻止。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不自觉地“把儿童当作成人的他者”，片面夸大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差异。而在当今这样一个儿童越来越成人化的时代，我们是不是应该听取这样一种建议，即“如果聚焦于儿童与成人相似而非相反的一面，可能会更有成效”？[5]150

一句话，我们现在已经没有100年前那样的儿童了。洛克所谓什么都不懂，白纸一张的儿童早已不再存在。现在的8岁儿童懂得东西可能比100年前80岁的老人懂得还多。儿童文学的内容已经越来越向成人世界拓展了。与此相反的情况可能也存在，现代人士越来越多地希望向儿童学习，这一点从浪漫主义运动开始就已经存在。所以，现代社会以来，儿童越来越变得复杂化、成人化，而成人也试图改变功利的现实生活，转而向儿童看齐。就儿童文学来说，其内容的成人化也是触目惊心。姑且不论一些色情动漫文学如何侵袭儿童领域。但就小说创作来说，最近二十年来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许多儿童文学的禁区在不断被人打破，比如《在我坟上跳舞》就是因为描写同性恋题材而饱受争议的青春文学作品。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坚持儿童本位、幼者本位是否还可能？我们到底坚持什么样的“儿童”、“幼者”呢？我们所追求的“童心”，那种纯粹无污染的“童心”王国，究竟是否还存在？

此外，儿童文学的儿童本位论很容易导致一个误区：好像儿童文学只是儿童的，只是成人教育儿童的，与成人无关。其实，成人也不是不可以阅读儿童文学。中国五四时期的张圣瑜就认为成人应该成为儿童文学的读者，这样可以回归童心安慰心灵。[2]255事实上，成人阅读儿童文学并不在少数。齐普斯甚至认为“绝大多数的儿童文学主要是由成年人来阅读的，尤其是图书管理员、教师和孩子的母亲”，进而指出：“儿童文学是真正的民间文学，是为所有民众创作的文学，是男女老少都在阅读的文学……”[6]228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说，成人阅读儿童文学至少有三大意义：亲子阅读，共同成长；审美出游，慰藉心灵；反观异化，重建生活。

总之，儿童文学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多元化了，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复杂而多元，因为现时代的儿童也已经变得复杂而多元。在大数据时代，与其是回到儿童本位或幼者本位，还不如探索儿童文学的成人性，还不如反思成人文学的儿童性，还不如加强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的对话，让儿童文学走向成人，让成人文学更加纯粹。正如成人可以作为儿童的榜样，成人文学也很可能是儿童文学的模仿对象。

如果真要谈儿童本位，现在看来，最重要的本位可能是：儿童文学的创作权向儿童回归。也许，这将是一项真正的变革。儿童不再被动地接受成人创作给他们阅读的作品，转而自己创作并阅读自己的作品！无论何时何地，也许我们都应该记住：并非所有的成人文学都可以让儿童读，但是儿童文学却是所有人都可以阅读而且应该阅读的文学。

二、儿童文学的分级阅读，是否仍然可行？

儿童文学的分级阅读由来已久，不论是外国还是中国，既深受重视，也饱经争议。①在国外，对于分级阅读持欢迎态度的多是商家和出版社，而作家和儿童文学研究者往往颇有微词。比如诺德曼、雷默就在《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中对分级阅读相当反感。他们认为“仅从分级读物中体验文学的孩子会屈从于读本编选人的看法——也可能是编委会”。[5]62他们还全面细致地批判了皮亚杰儿童分阶段发展理论。[5]138这就等于摧毁了儿童分级阅读的核心理论基础，因为分级阅读的最为重要的依据便是：儿童可以分成不同的年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性，不同阶段的儿童就需要不同的儿童文学与之相应。

对与儿童分期密切相关的分级阅读，中国在五四时期开始一直有人关注。周作人《儿童的文学》一文将儿童分为四期：婴儿期（1-3岁），幼儿期（3-10岁），少年期（10-15岁），青年期（15-20岁）。魏寿镛、周侯予的《儿童文学概论》（1923）在周作人的基础上又增加一个胎儿期。而且将每一期又细分成前后期两个阶段。30年代的徐锡麟《儿童阅读兴趣的研究》对年龄变量的研究更具体，他论证了年级与读书兴趣的关系，详细编辑了“年级书名对照表”，也就是不同年级有不同的书目。这种以年龄分期来进行分级阅读的做法，当时就有人认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他们意识到年龄分期不是绝对的。张圣瑜指出：“儿童发育的程序，这一时期和那一个时期，都是继续的互掩的，并没有甚么崭新绝然的界限。”因此，当时也出现了不少在年龄（年级）基础上而提出的另外一些指导阅读的建议和方案，比如徐锡麟在分析年级与读书兴趣的关系之后又专门分析了性别与读书的关系，葛承训还关注了智力与阅读兴趣，而严国柱和朱绍曾编著的《儿童阅读书报指导法》中还提出了环境与儿童阅读的关系，这与当今钱伯斯力倡的“打造儿童阅读环境”的阅读理念不谋而合。[2]249

儿童文学的分级观念在新时期又被重新提出，并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王泉根提出“新概念儿童文学”，将儿童文学具体区分为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三个层次，并界定了各自的审美特征和艺术使命。王泉根进而认为，这一儿童文学三层次说是儿童文学本体意识的第二次自觉，第一次是五四时期将儿童文学从文学大系统中分离出来自成一系。[7]11这种分级仍然是以强调年龄（年级）与阅读关系而进行的，其中的问题在五四时期就已经被关注，但却因为随后各级教委的推行而逐渐制度化，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都制定了相应的分级阅读篇目，作为学生们的课外阅读参考书。不可否认，按照年龄（年级）进行分级阅读简单易行，为那些不知道如何选书的家长们，提供了方便之门，也推动了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普及，功不可没。

新世纪以来，分级阅读又有了新的变化，主要是儿童图书市场以及网络的繁荣，分级阅读依然发挥着为儿童选书的导航作用。但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分级阅读遭遇到了更多问题。打开网上书店，像当当网、亚马逊等网站，对儿童图书的分级非常详细，从幼儿园到高中，几乎每个年级都作为一级，许许多多的图书被贴上标签分级销售。从销售的角度来说，分级有助于分类，让买书的人尽快找到自己的目标。但是这些分级如今看起来相当不科学，而且也可能会误人子弟。儿童是一个广大而复杂的群体，从幼儿到18岁，跨度大，这中间不同年龄的人的确也会存在阅读的差异。但儿童比成人好奇又好学。他们完全可以跨越自己的年龄段，而看更高一级的图书。分级无形之中限定了某一年龄段的阅读视野。而且一旦分级，年龄大的儿童就可能不太愿意买更低一级或低很多级的图书，比如高中生可能不去买绘本，因为绘本现在都统统归入到幼儿园时期。他们怕被别人看不起，觉得自己很幼稚。

众所周知，每一个年级的学生年龄一般都相同，但每次考试，他们的成绩都会不一样。这意味着相同年龄的人综合的理解力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不仅如此，每个人的家庭教育、出身环境、兴趣爱好、男女性别等等都不相同。有这么多的差异，你凭什么就一个年级分一级规定阅读书目呢？而且，如今图书出版的量越来越大，分级也越来越难。很多书你根本无法分级。比如绘本，一般都放到低幼读物当中去了，而很多优美的纯文本童书却被排除在低幼读物之外。绘本的确很多都是为不识字的低幼儿童准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群不适合看。很多绘本是所有年龄的人都可以看的。例如，瓦德尔《你睡不着吗，小熊》，可以说老少咸宜。

分级阅读的一大依据是不同年龄的人理解能力不同，这也相当成问题。姑且不论儿童之间理解力的不同，一般而言成人理解力好于儿童，可是我们成人对很多童书，比如一些动漫作品，不也是不能很好地理解甚至一知半解不如儿童吗？由此看来，我们也可能低估了儿童的理解能力。况且小孩子的阅读往往与理解力无关，他们不理解没关系，只需要在读到听到或看到儿童文学作品时能够享受到乐趣他们就满足了。至于纯文本的童书，低幼儿童看不懂，但大人可以读给他们听。你凭什么把很多优美的纯文本童书排除在低幼儿童阅读视野之外呢？还有，这些以儿童为对象的分级阅读，给人的印象是儿童文学与成人无关。正如前文所述，如果把成人也作为儿童文学的读者对象，那么儿童文学的分级阅读就更加荒谬了。

如此繁多的儿童文学作品，是如何被分级的？是谁在分级？被分级的书都被很好地阅读了吗？分级者是如何把握相邻的两级之间的差别的？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不能不说，如今图书分级只是商家最方便快捷的上架策略。否则那么多的书，该如何分类呢？而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中，唯有根据现行学校年级划分来进行阅读等级划分最为方便。商家唯利是图，买家如果完全依据这种分级来买书，那真是误人子弟了。实际上，明智的家长们从来都不会按部就班地分级买书，而天性自由的儿童也从来就不会受到分级阅读的束缚，他们阅读着所有能够给他们带来乐趣的书籍。

总之，在大数据时代，分级阅读因为儿童文学的出版量的巨大，而越来越陷入尴尬境地，一方面商家想依据学校年级来分配图书，一方面家长和孩子又往往置若罔闻。分级阅读可谓形同虚设。但它们堂而皇之地存在着，也会在无形之中造成不少负面影响。

对于如此众多的儿童文学作品，分级阅读已经不太可取，越来越力不从心。其实，分级之外，我们还可以尝试多种分类手段。比如所有的绘本可以放在一起作为一类，从中还可以就各自不同的主题来进行适当的细分。儿童文学的体裁、题材可以作为一种分类。把所有的儿童诗歌或散文放在一起，这两类儿童文学目前相对较少。然后是童话可以放在一起，可以按照年代来分童话，也可以按照题材来分。小说可以按照题材来进行分类：校园题材、青春小说、还有魔幻、玄幻、科幻等等。看来，我们真的要把“是否能够读懂”选书原则放到一边，转而关注“是否能够带来乐趣”。因为对于儿童的阅读来说，他们最为关心的可能不是想通过阅读知道什么大道理，而是想着能够感受到多少乐趣，至于启迪大道理等等那只是副产品。

三、儿童文学成人作的现状，是否会改变？

众所周知，目前绝大多数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成人创作的。这一点曾经饱受那些质疑儿童文学合法性的人的诟病。他们认为，不存在真正的儿童文学，因为成人无法创造出真正的儿童文学。罗斯可谓代表，他认为“儿童小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依赖于一种不可能性，即“存在于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关系的不可能性”，“儿童小说把儿童排除在它的写作过程之外，让他们做局外人，同时又不以为耻地以吸引儿童为目标”。[8]98这种观念相当极端，但的确反映了一个事实：既然是儿童文学，儿童的创作为什么那么少呢？

如果我们把儿童文学（Children?s Literature ）这个词进行分解，它至少包含三个方面：关注儿童的文学（literature on children），即儿童生活作为核心内容的文学；服务儿童的文学（literature for children），即适合儿童阅读以利其健康成长的文学；来自儿童的文学（literature from children），即儿童自己创作的文学。长久以来，关注儿童、服务儿童的文学一直备受重视，而来自儿童的文学则遭到忽视。

何以如此呢？我想，其中有两个流行观念在作祟：

第一，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这种观念导致儿童文学长期以来由成人创作，并且在创作的过程中融入各种教育内容。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从儿童文学诞生伊始就存在，而且一直受到成人的重视。在中国，从五四时期的郭沫若、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到解放后的陈伯吹、贺宜、鲁兵等人，再到新时期的曹文轩等人。我们看到，无论是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还是儿童文学创作者，中国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一直都被稳稳地控制着。更有甚者，儿童文学的这种教育功能被片面地放在教育儿童身上。难道成人就不需要教育了吗？

第二，儿童以学习为主，教育以考试为主，作文以高分为主。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就有浓厚的功利色彩，古代文人谁不希望在“十年寒窗苦”之后，“一朝天下闻”呢？当今中国，我们一直都在呼吁进行素质教育，也的确在教育的过程中体现了素质教育，但事实是，国家选拔人才，各个用人单位选拔员工都仍然是以考试为主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应试教育就仍然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级教育工作者的重大目标了。应试教育的“三大战役”（小升初、中考、高考）一次又一次地给学生们加紧了他们头上的“紧箍咒”。繁重的课业压力下，中学生已经没有多少业余时间可供阅读自己喜欢的课外书，遑论写作自己想写的东西呢？更值得反思的是，中小学生写文章也被注入了浓浓的功利色彩，作文是为了在考试中拿高分。于是，孩子们不敢写自己的心里话，而纷纷学着怎样四平八稳又能得高分的文章。各种作文辅导班应运而生，同时为高分目的的高考作文模式也应运而生。作文成了考试的工具，因而其文学性大大被遮蔽和萎缩了。儿童要进行儿童文学的创作，就必须破除应试作文的思维，而把写作看成是个人生活的需要。

然而，最近十年左右我们欣喜地发现了一些新的趋势。随着家用电脑的普及，中小学生手机用户的激增，越来越多的儿童们以各种形式开始了文学创作的实践。他们在自己的博客上、微信、微博、QQ空间上写校园故事，写成长的烦恼和快乐，写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写对未来世界的渴望及幻想，写他们的读书心得，等等。这些文字，我们现在还无法统计数量，但数量绝对是巨大的，而且数量会越来越大。鉴于长期以来，儿童文学创作中绝对的不平衡现象，我觉得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这股潮流，因为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儿童文学儿童造”的时代！

面对这只生猛的创作队伍，我们成人如何引导？是禁止还是鼓励。老师和家长可能怕影响学习，会对其有所控制，甚至打压。不平则鸣，是人之本性。中小学生背负着升学的压力和枯燥乏味甚至备受委屈的学习生活，适当放松，写写心情日记，完全可以起到疏解压力的作用，还可以锻炼文字的表达能力。我们的相关儿童文学刊物，是否能够拿出足够的篇幅，尽可能多地发表中小学生的文章，而不是每期就那么几篇“新苗”？是不是可以办一些电子期刊、纸质期刊来专门发表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呢？我们的出版业是不是像当年出版郁秀《花季雨季》那样去更多地关注一些无名的少年作品呢？

从阅读的角度，这支生力军很可能也会给成人儿童文学作家带来不同的声音。儿童会真实地表达自己阅读的体会，会有感而发地批判或喜欢某个作家。儿童文学批评从来就没有儿童的份。这种现状可能有望得到改观。其实，钱伯斯对儿童的批评能力早就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其指导阅读的理论著作《说来听听》中明确用标题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儿童就是评论家。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以及个人的各种网上空间里，现在的儿童对其所阅读的作品也经常评头品足，只是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罢了。

总之，在这个大数据时代，如果我们能够有足够的重视，我相信，成人是可以从浩瀚的儿童创作的文本中吸纳精彩而优秀的原创作品，也可以从中吸取许多充满睿见的批评。我相信，儿童文学正在进入一个真正的互动对话阶段！

注释：

①本文中我所谓的分级阅读，较为宽泛，既指理论观念的层面，也包含各国开展的

阅读推广运动。关于国内外分级阅读的发展和争议可参看：中国新闻出版网《分

级阅读在国外》（2009-06-09）；《安徽日报》的文章《国外和我国分级阅读发

展》（2013-04-13）以及《中国教育报》的文章《海外：儿童分级阅读在纷争中

推进》（2010-04-01）等等。

参考文献：

[1]科茨.镜子与永无岛：拉康、欲望及儿童文学中的主体[M].赵萍译.合肥：安徽少年

儿童出版社，2010.

[2]方卫平.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

[3]韩进.幼者本位：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理论起点[EB/OL].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