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合同纠纷裁决机制论文

2022-04-23

摘要: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积极与法院合作,建立了诉调对接机制,保险纠纷行业调解成为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重要方式,提高了保险纠纷解决机制的实效性。但保险纠纷行业调解制度在调解组织、调解方式、调解效果、调解中的证据规则、调解程序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进和完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保险合同纠纷裁决机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保险合同纠纷裁决机制论文 篇1:

保险纠纷调处机制启幕

九月将全面展开

4月17日,中国保监会联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召开了保险纠纷调处机制工作座谈会,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指出,保险纠纷调处作为促进调解、解决纠纷的有效途径,是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一项重要措施,周延礼强调,要高度重视保险纠纷调处工作,按照公平公正、规范高效和方便保险消费者的原则,进一步建立健全保险纠纷调处机制,推动保险纠纷调处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切实维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具体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是要全面建立保险纠纷调处机构。到今年9月底,原则上各保监局所在地均要建立保险纠纷调处机构,并逐步在所辖地(市)级地区建立保险纠纷调处机构,有条件、有需求的县级地区要探索建立保险纠纷调处机构。

二是要完善制度,公开程序,规范有效开展保险纠纷调处工作。要不断畅通调处渠道,在保证公正、客观、准确的前提下,尽量简化调处工作手续,缩短时限,减轻保险消费者的负担,要规范调处工作的启动、调解和调解协议的执行监督程序,严格工作时限,不断完善“诉调对接”、“仲调对接”机制,提高调解协议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三是要加强保险纠纷调解员队伍建设。要建立较为稳定的、业务能力较强、道德水准较高、能够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的保险纠纷调解员队伍,保证调解工作专业、客观、公正、权威。

四是要提高保险纠纷调处机制中保险公司的参与度和调解结果的执行力。要使各保险公司都参与到保险纠纷调处机制中来,以诚实守信的态度与保险消费者协商解决有关争议,并认真切实履行调解协议。

五是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保险纠纷调处机制的社会知晓度,使广大保险消费者知道和了解保险纠纷调处机制这一便捷高效的维权途径,扩大保险纠纷调处机制的覆盖面。

周延礼还指出,保险业各单位按照保监会的统一部署,进一步提高对做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加强领导,扎实推进,在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方面真正抓出成果。一是加强制度建设,健全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制度体系。通过制度推动保险公司开发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保险产品,确保保险条款内容的公平性和合法性;督促保险公司不断改进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查处各类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化解各类矛盾纠纷,防范各类风险。二是加强研究工作,提高理论对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实际工作的指导。要研究消费者的保险需求,根据保险需求来开发创新保险产品,改进和提高保险服务。要加强对投诉问题的分析研究,定期分析消费者投诉情况,对突出问题、热点问题和趋势性问题,研究解决的措施,提出完善监管的建议。要深入保险行业各个机构,深入矛盾纠纷集中、投诉数量多的地方,找出问题症结,研究对策措施。三是解决好投诉纠纷,严肃查处各类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通过履行监管职责来打击保险公司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加大对保险公司处理消费者投诉事项的督办力度。对保险公司推诿、敷衍、拖延办理保险消费者投诉事项,造成严重后果的,要在处理直接责任人和主管人员的同时,对相关负责人进行问责。四是推动保险公司提高服务水平。通过定服务标准、履服务承诺、树服务典型、兴服务文化,狠抓行业服务质量,促进保险服务水平的有效提升。要将抓服务贯穿到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各个环节,拓宽服务渠道,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手段,注重服务领域的延伸、拓展和深化,积极构建普惠型保险服务体系。五是要开展形式多样的消费者教育工作。不断拓宽公众教育渠道,丰富公众教育内容和形式,大力宣传普及保险知识,提示保险消费风险,倡导科学理性的保险消费观念,提高公众的风险意识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

试点已见成效

截至2011年底,全国各保险纠纷调处机构共受理案件12200余件,调解成功10400余件,调解成功率为84.68%。

其中,成立于2004年9月的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我国保险业建立最早的调解机构,也是保监会建立保险合同纠纷处理机制的试点之一。截止2006年末,共受理各类保险合同纠纷调解申请73件,其中49件进入调解程序,调解成功41件。

在试点工作中,调解委员会有效利用调解资源,充分发挥事先和事后的引导作用,为妥善解决保险合同纠纷探索出一条新的途径。一是建立“事先过滤机制”,对调解申请进行预审,建议部分申请人在调解前与保险公司再次进行协商,争取达成一致,并督促公司抓住机会做好工作,将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据统计,调解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已通过事先过滤机制解决保险合同争议30余件。二是通过案件调解和加强调解员培训,为保险公司交流客户服务工作经验、做好信访投诉工作搭建平台,促进公司改善内部管理、提高客服质量。三是对调解中发现的具有倾向性或普遍性的问题,通过发出人民调解建议书,提请业内或有关保险公司引起高度重视,及时修订完善承保方案、保单措辞、合同条款和行业服务标准等,促使保险公司举一反三、防微杜渐。

甘肃省保险行业协会于2005年6月成立了兰州仲裁委员会保险分会,截止2006年末,共办理各类保险仲裁52件,及时便捷地解决了部分合同纠纷。

兰州仲裁委员会保险分会注重加强自身建设,夯实工作基础。一是聘请来自保险部门、司法部门、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共28名仲裁员,保证仲裁工作既遵循法律法理,又符合保险业务规定,增强权威性和专业性。二是在《甘肃经济日报》和协会主办的《甘肃保险信息》上开辟保险仲裁专栏,向保险公司和社会各界宣传介绍保险仲裁知识,促进社会各界对保险仲裁的了解和认识。三是按照保监会《关于在保险条款中设立仲裁条款的通知》要求,规范了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争议条款格式,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保险合同纠纷奠定了基础。

山东省保险行业协会于2005年8月成立了保险索赔纠纷调解委员会,开展保险合同纠纷处理机制试点工作,目前已在13个地市推开。截止2006年末,共受理各类投诉143件,进入调解程序并调解成功14件。

调解委员会参照人民调解制度的基本原则,借鉴香港保险索偿投诉局的工作机制,侧重于保护保单持有人的利益,体现对保险机构的单边约束。一是设定了受理条件,对无法或不宜调解的案件提前进行过滤,以提高调解效率。二是单边约束保险公司,体现了行业自律精神。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增加了保险公司的义务,更多地约束了保险公司的权利,如对于符合受理条件的,保险机构必须接受调解,并无条件接受调解结果和履行调解协议,调解费用由被调解保险机构承担等。三是赋予保单持有人更多的自由,如可以拒绝接受调解结果,不收取调解费用,可以单方解除调解协议,另行提起诉讼或仲裁。

安徽省保险行业协会于2005年5月成立了人身保险合同纠纷裁决委员会,到目前共通过裁决机制化解保险合同纠纷98起,裁决8起,其中5起要求保险公司承担相应保险责任,向客户支付保险金、豁免保险费累计22.5万元,3起维持保险公司处理结果。

安徽省按照先易后难、先点后面的原则,首先在人身保险业试行合同纠纷裁决机制,并将小额人身保险合同理赔纠纷列为重点,逐步积累经验,扩大试点范围。一是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制定了《裁决委员会工作办法》和《裁决委员会裁决规则》,组织辖区人身险公司签署了《安徽省人身保险合同小额理赔纠纷裁决公约》,为裁决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制度保证。二是加强对裁决员的业务培训,组织裁决员进行模拟案件裁决,熟悉裁决规则和程序,提高裁决技能和水平。三是针对原裁决机制存在的裁决金额低、影响面窄的问题,2006年4月,将裁决机制单个裁决标的最高金额提高到门诊类1万元、住院类5万元、伤残类20万元,进一步扩大了受案范围。

保险合同纠纷处理机制试点工作的推进,增加了保险合同争议处理的有效途径,减少了保险诉讼案件,降低了当事人双方的成本;通过调解工作促使保险公司改进产品设计和业务操作流程,提升行业规范操作水平和服务水平,从根源上减少了保险合同纠纷的发生;促进了保险业与司法、媒体、消协等部门的沟通联系,增进了消费者与保险公司的相互理解,提升了保险行业的诚信形象。

他山之石:

英国的保险纠纷调处机制

1981年,英国设立了保险投诉局,其性质为民间组织。设立保险投诉局是因为过去保险纠纷发生后,如果当事人双方不能够协商解决的话,只能提起诉讼。诉讼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为便于保险消费者寻求纠纷解决途径,设立了保险投诉机关。2000年,英国制订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 》。

《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将过去各自独立的几个金融投诉机关和保险投诉局全部纳入金融服务局门下,由其对金融和保险业进行统一管理和监督,并有权解决金融保险方面的纠纷。应当说,英国2000年的立法首次在国家法律制度中认可了诉讼外保险纠纷解决模式 ,金融服务局也由从前的民间性组织变为公共机构。全国所有的商业保险公司必须成为金融服务局的会员,并负担服务局的运营费用。英国金融投诉局负责处理纠纷的人员主要是律师以及金融和保险方面的专家,这些人员大多数是常勤职员,临时职员非常少。

金融服务局内设5个纠纷解决部门,保险纠纷解决部门为其中之一。保险消费者提出投诉全部免费,因为投诉机关的运营费用是由保险公司和银行承担的。金融服务局对10万英镑以下的保险纠纷作出的裁定具有法律约束力,超过10万英镑那部分的裁决仅具有劝告意义,没有最终约束力。保险消费者与保险公司发生纠纷后,不可以直接向金融服务局提出投诉申请,必须依据法律规定首先向保险公司进行交涉,只有在交涉未果或保险公司拒绝交涉情形下才可以向金融服务局提出投诉。为了方便申请,保险消费者可以通过信件、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投诉申请。金融服务局设有投诉接待处,投诉接待处对投诉案件的性质进行分类 ,并可以尝试进行和解,和解不成的,将案件交由保险投诉官进行裁定,保险投诉官可以进行事实调查,然后,根据调查结果作出裁定,并将裁定送达于当事人。任何一方当事人不服该裁定的,均可以表明不服的意见,此时 ,案件应当进入仲裁程序,但从这些年来的案件处理情况看,进入仲裁程序的保险纠纷只有7%左右,绝大多数案件在前两个程序中得以解决。

案件进入仲裁程序后,应由保险投诉官另行组成仲裁组织。仲裁组织有权要求当事人进一步补充证据,对于一些案件也可以举行听证会,但这一方式很少运用,每年只有20个左右的案件举行听证会,这是因为听证会不利于快速、低成本解决纠纷。仲裁组织经审理后做出的裁决具有“单方的裁决效力”,即裁决对保险公司有最终约束力,保险公司不遵守裁决的,保险消费者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裁决对保险消费者无法律约束力不服裁决的保险消费者可以向法院提起上诉。这一特点决定了保险消费者可以安心地提出投诉请求,不必担心保险公司不服裁决而被拖入诉讼程序。当然,有资料表明,虽然保险消费者可以继续寻求司法救济,但绝大多数都能遵守金融服务局的裁决。对于保险消费者不服裁决向法院提起上诉的案件,法院具有自由裁量权,既可以作出与金融服务局不同的裁判 ,也可以作出发回金融服务局重新裁决的命令,此时,法院一般会指出裁决的错误所在,而重新裁决时,金融服务局一般按照法院的意见作出裁定。金融服务局解决保险纠纷的特点是不实行对席审理,主要依据当事人提交的书面资料和服务局所调查的证据进行判断。审理组织不能传唤证人,不能召集第三人问话。保险公司不得拒绝金融服务局提交证据的要求,否则按照《金融服务与市场法 》给予罚款处罚,但仍不免除提交证据的义务。保险公司也不得以为客户保密为由拒绝提交证据。金融服务局依据英国的金融和保险的法律、 法令、 惯例及金融监督机关的业务规则进行裁决,但也可以依据公平原则作出与法律规定不一致的裁决。

作者:周发兵

保险合同纠纷裁决机制论文 篇2:

保险纠纷行业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   要: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积极与法院合作,建立了诉调对接机制,保险纠纷行业调解成为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重要方式,提高了保险纠纷解决机制的实效性。但保险纠纷行业调解制度在调解组织、调解方式、调解效果、调解中的证据规则、调解程序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进和完善。

关  键  词:保险纠纷;行业调解制度;保险行业协会;保险消费者

保险纠纷行业调解是指保险行业协会设立的保险纠纷调解机构,依据有关法规对保险纠纷利用便利、高效、经济、灵活、专业化的方式进行调解,维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的一种纠纷处理制度。我国调解机制运行所依据的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包括《人民调解法》、《关于推进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建立保险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等。河北省最近几年来比较重视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建设,保险行业协会不断探索纠纷解决的新方法,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梳理和分析这些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对保险事业的发展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一、 河北省保险纠纷行业调解制度发展状况

保险行业协会的调解存在两种类型,一是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推进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建立的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二是根据《人民调解法》所运行的保险纠纷调解制度。

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于2007年实施,当时保监会选择部分省市进行试点, 尝试在仲裁和诉讼之外寻求解决保险合同纠纷的新机制。[1] 2012年,中国保监会决定在全国保险业实行这一制度,要求各省保监局所在地均要建立保险纠纷调处机构,并逐步在所辖地区建立保险纠纷调处组织。 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 各地市保险行业协会先后建立了保险消费者纠纷调解委员会, 利用快速处理机制化解保险纠纷。涉案金额财产险在20万元以下、人身险在10万元以下未经诉讼的, 可获得免费的纠纷调解,调处工作自立案之日起20日内结案,经争议各方同意可延长10日。调解成功的,纠纷双方签订调解协议,保险公司应当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在无法达成调解协议时, 调解组织可做出仅对保险公司有约束力的裁决,保险消费者有拒绝接受的权利。

2013年1月,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和省消协联合成立河北省保险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中心设在省会石家庄,并决定在11个设区市联合建立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站(以下简称为“消保工作站”)。 [2] 保险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主要承办消协、保监部门转办的保险类信访投诉及消费者直接投诉,开展保险合同纠纷调解工作,为保险消费者提供保险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咨询服务。保险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的调解员从符合以下条件的人员中聘任: 具有5年以上保险业务工作或法律工作经验的保险业内人员;具有5年以上法律工作经验且有律师资格或一级以上法官资格的业外人员。调解期限为20个工作日,调解成功的签订调解协议,并可申请法院进行司法确认。为强化消保工作站职能,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与省消协联合发文对各消保工作站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求各消保工作站加强制度建设,加强消费者保护工作宣传和沟通工作。河北省第一家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站由唐山市保险行业协会和消费者协会联合设立,成立于2013年3月。工作站设在唐山市保险行业协会,与原唐山市保险行业协会调解委员会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无论是市民服务热线、市消协转来的投诉案件,还是省保监局、唐山保监分局转来的投诉案件,工作人员按程序参与调解。只要接到客户投诉,无需征求被投诉公司的意见可立即进入解决程序。调解组织首先对客户进行解释和疏导,而后与被投诉公司联系,在反复沟通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合理建议。对一些案件,消保工作站、保险公司、客户三方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

为了探索保险纠纷调解新方法,河北省一些保险行业协会与当地法院联合建立诉讼和调解对接机制,诉讼调解对接机制有利于保险纠纷诉讼案件通过保险行业协会的介入,使用调解方式化解纠纷。而对于保险行业协会调解组织调解的纠纷,可以在法院的帮助下,以最便捷的方式进行司法确认,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效力。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与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签署《省保协、桥西法院关于建立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诉调对接工作机制的意见》,建立诉调对接机制。保险消费者到法院起诉的,法院征得起诉人同意后可转由河北省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先行免费调解,调解成功的,当事人双方共同到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2015年6月,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与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共同签署《关于建立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诉调对接工作机制的意见》。通过诉调对接,充分发挥人民法院、保险行业协会各自优势,促使纠纷便捷、经济、高效获得解决。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建立法官联系人工作机制,选任法官联系人按照定点对接的方式为保险行业调解提供日常法律服务。 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各会员公司向该法院推荐60名法务联络员,负责与法官联系人对接沟通。 [3]

秦皇岛市保险行业协会与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建立保险合同纠纷联动调解机制。 调解机制合作范围贯穿于诉讼前、诉讼中、执行等各个相关环节。保险消费者向法院起诉的, 立案法官先行委托保险行业协会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再予立案。诉讼审理的案件,邀请保险行业协会调解员参加,并通过绿色通道进行旁听,协助法官调解。对于调解成功案件,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 出具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调解书。

2015年5月, 按照河北省保监局有关工作要求, 省保险行业协会组织部分保险公司召开保险纠纷诉调对接工作座谈会, 共同商议在全省建立保险纠纷诉调对接机制框架有关事宜。座谈会上,参会的保险公司以及有关人士对《关于在全省建立保险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的框架协议》提出了不同的完善意见。 [4] 2015年6月5日,河北省保监局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签署保险纠纷诉调对接机制合作备忘录, 正式确定在全省开展保险纠纷诉调对接工作, 保险业与法院建立保险纠纷诉调对接委员会, 选聘优秀的调解员, 积极高效地开展保险纠纷案件的调解工作。

二、 河北省保险纠纷行业调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调解组织存在的问题

河北省各地市保险行业协会均建立了纠纷调处机构,并从社会上聘请了有关人员担任纠纷调解员。目前,在调解组织方面还存在如下问题:第一,聘任律师担任调解员的力度不够。 一些调解机构聘任的调解员中虽然有律师, 但数量不足。 在调解具体纠纷时, 缺乏确保具有律师身份的调解员参与程序的规定。保险合同纠纷往往涉及法律解释和适用,律师在此方面具有较高的专业能力, 确保律师参与调解有助于从公正立场正确解释和适用法律。再者,河北省各地注重保险纠纷调解协议与司法确认的对接工作,这意味着一旦进行司法确认,调解协议具有了强制执行效力, 这需要在调解程序中保障当事人双方的程序权利、 意见陈述权利、 提交证据权利不受侵害,否则,在任何一方权利受侵害的情形下达成合意并进行司法确认都是有失公允的。第二,调解员来源广泛性不足。河北省乃至全国存在一种共同现象,保险行业协会很少聘任保险消费者、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医学专家、金融及保险领域专家作为调解员,调解员主要来自保险公司。[5] 保险纠纷案件具有多样性,对于纠纷事实的梳理需要倾听不同意见,保险组织也需要确保中立性,这要求调解员的来源具备广泛性,避免调解组织欠缺中立性以及调解员的知识经验不足而对调解程序和结果产生不良影响。

(二)调解方式存在的问题

现行保险纠纷调解较多使用当事人对席调解方式,调解手段的灵活性有待提高。对于调解组织来说,对席调解容易及时把握双方当事人的意愿,促进当事人在相互对话基础上达成合意,但是这一方式往往不利于减轻当事人时间和经济上的负担,缺乏纠纷调解的便利性和灵活性。国外保险纠纷行业调解很少使用对席调解,不需要双方当事人面对面进行陈述、举证、辩论,而是由调解员在证据调查基础上,结合双方提交的书面资料形成处理意见,若当事人接受则签订调解协议。今后保险纠纷调解有必要根据纠纷状况更多使用书面、电话、网络等方式解决纠纷,节省当事人的纠纷解决成本,便于程序的利用。

(三)单方约束力调解协议使用率较低

现行保险纠纷调解的做法,一般是调解达成一致意见的才制作调解协议,这一方式能保障双方当事人的意见获得尊重,但问题是可能调解持续的时间较长,影响纠纷解决的效率。再者,即使保险公司一方对纠纷的形成存在较大责任,但只要其不同意调解内容就无法达成合意。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推进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对于适用快速处理机制调解的保险合同纠纷,允许在无法达成调解合意情况下,由调解组织做出仅对保险公司有约束力的裁决(调解方案)。实践中,调解机构很少使用这一方法,原因在于,一是缺乏不履行单方约束力调解方案的处罚措施,二是单方约束力调解方案适用条件不具体,缺乏可操作性。今后,保险行业纠纷调解组织有必要扩大单方约束力调解方案的适用范围,提高这一制度的利用率。

(四)调解员欠缺依职权调查证据的积极性

对于保险纠纷事实的审查需要相关证据做支撑,对保险消费者来说,存在一定的举证困难情形。同任何民事纠纷的调解一样,保险纠纷调解不是在当事人之间“和稀泥”,调解协议内容需要在权利义务方面体现合理或平衡, 这样才容易被双方当事人接受和履行。因此,在调解过程中,必须对纠纷事实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这就需要调解组织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目前,调解组织在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方面缺乏积极性,甚至很少行使这一方式,这将造成一些本应当进入调解程序的证据被排斥在外。今后,有必要增强调解员调查收集证据的意识, 完善调解员调查收集证据制度,保障调解协议的公平性。

(五)缺乏统一适用的调解程序规则

目前, 我国保险行业纠纷调解尚未有统一适用的程序规则, 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也未制定适用于本省的程序规则, 这不利于纠纷调解按照既定程序进行,纠纷当事人也难以预料程序进展情况。尽管保险纠纷调解强调程序的灵活性, 但灵活性不代表程序进行没有规范。 程序的缺乏将导致各地保险纠纷调解过程和结果存在重大差异, 当事人的一些基本程序权利难以获得保障。基于此,有必要在总结经验和深入研究基础上制定统一的保险纠纷调解程序规则。

三、 完善保险纠纷行业调解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保险纠纷行业调解组织

1. 注重发挥律师的作用。 保险纠纷调解员中律师数量应占较大比重, 但必须要求其具有解决保险纠纷或经济类纠纷的丰富经验。 保险纠纷由于可能涉及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问题, 因此强化律师的作用极为必要。 纠纷调解员中律师比例最好维持在三分之一左右, 这有利于调解个案时当事人具有较大调解员选择权。对于纠纷较为复杂的调解案件,应至少选任一名律师参与调解, 但必须确保纠纷当事人行使回避权。

2. 确保调解员来源广泛性,严格选任条件。纠纷调解机构有必要将调解员选任范围扩大到保险消费者、人民陪审员、金融或保险领域的专家等,确保调解组织的中立性。在选任条件方面,还应对有关人员的从业年限或年龄做出要求, 以保障其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生活阅历, 这有利于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聘任保险从业者任调解员的,可规定其从业8年以上, 律师或法官担任调解员应具有10年以上职业经历,专家学者被选为调解员应具有10年以上工作经历且具有高级职称, 陪审员任调解员一职年龄应在40岁以上。

(二)完善保险纠纷行业调解的方式

在调解程序规则方面,明确规定调解以书面审理方式为原则,经过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后,可使用电话、网络或者对席方式调解。调解不同于诉讼,调解允许使用灵活的程序,即使需要梳理纠纷事实也不实行民事诉讼上的证明规则和证明标准,亦不实行证人出席作证制度。因此,对席调解不应成为主要方式,应当充分利用书面等非对席手段进行调解,减少目前对席调解带来的弊端。当然,使用书面等非对席方式时,也应注重听取各方当事人关于纠纷解决的意见,保障其意见陈述权利,并将陈述的意见反馈于另一方当事人,让另一方当事人发表意见。

(三)建立“特别调解方案”制度

目前的调解方式确实能够体现调解的当事人自愿原则,但也不得不看到,在有关证据能够证明保险公司对纠纷存在较大责任时,如果保险公司不同意调解方案,仍然无法及时化解纠纷。对此,有必要建立“特别调解方案”制度,要求保险公司不得拒绝调解方案,必须履行义务。并且,通过完善有关调解的规范性文件,将特别调解方案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的保险纠纷调处案件。

调解组织制作特别调解方案应同时符合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当事人双方就纠纷提出书面意见;二是双方当事人均向调解组织提出证据资料,三是调解组织认为保险公司一方应当履行义务,四是特别调解方案不存在显失公平之现象。保险公司不得拒绝履行特别调解方案,但保险消费者有选择是否接受的权利。为了确保保险公司履行特别调解方案,必须通过修改保险监管法规,确定不履行特别调解协议的处罚措施。处罚方法一是罚款,罚款标准由保监会制定。二是除罚款外还可考虑取消保险公司作为协会会员享受的某些待遇。三是对拒绝履行义务的保险公司通过当地媒体进行持续性公布。

(四)建立纠纷调解组织的证据收集调查制度

在调解程序规则中明确规定调解组织的调查收集证据权利,并明确调查取证的原则。调查收集证据的方法一是命令当事人提交书面资料,二是以适当方式听取当事人陈述,三是进行实地调查核实证据情况,四是可就某一问题向专业人士征询意见。

调解组织不是司法机关,故而即使是对席调解的案件,也不适合传唤证人进行询问,这也是国外保险纠纷行业调解的共同做法。 为了提高证据调查收集的效果, 应规定保险公司不得拒绝调解组织提交证据的要求,对此,可通过修改保险监管法规和保险纠纷调处规则, 明确规定拒绝提交证据和书面资料的应予处罚。 若证据内容涉及当事人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必须做好保密工作,调解组织不得泄露相关信息。

(五)制定统一的纠纷调解程序规则

保险行业协会应当联合保险监管机构、 司法机关、保险公司共同制定纠纷调解程序规则,在制定规则前, 应当召集有关业内外人士商讨制定程序规则的重要事项, 并通过调查了解保险消费者对纠纷解决制度的基本要求, 对保险纠纷调解程序的运行状况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符合纠纷当事人需要的程序规则。 程序规则至少应当包括如下事项:调解员任职资格和选任、 个案调解时的调解组织以及调解员配置方法、 对当事人进行程序特点说明的内容和方式、调解申请的受理和审查、证据资料的提交和运用、调解组织调查收集证据、纠纷当事人相关程序权利和义务、终止调解的事由、调解期限、调解员的回避申请和审查、调解程序的进行、调解协议及其效力、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调解不成功时告知其他纠纷解决方法的说明方式、 对调解程序进行不当干涉的处理方法、调解人员的待遇、保险公司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处罚方法、 调解程序的监督措施、向保险监管机构报告纠纷处理信息的方法等。

参考文献:

[1]郑伟. 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框架、国际经验与政策建议[J]. 保险研究,2012(3):3-11.

[2]范静娴. 河北消保工作站实现全覆盖[N]. 中国保险报,2014-04-03.

[3]于浩. 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培训调委会调解员[N]. 中国保险报,2012-05-30.

[4]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 河北省保协召开保险纠纷诉调对接工作座谈会[EB/OL].  http : // www. iachina. cn / content _ eaf98ea6 - 0446 -11e5-83ae-84955f1b6dd0. html.

[5]黄华珍. 论中国保险合同纠纷行业调处机制的完善——基于国际经验的视角[J]. 河北学刊,2014(4):61-63.

(责任编辑:卢艳茹;校对:龙会芳)

作者:陶建国

保险合同纠纷裁决机制论文 篇3:

保险合同快速处理机制评析及建议

【摘要】保险合同理赔纠纷的传统处理主要包括诉讼和仲裁两种方式。但这两种处理方式都存在明显效率低、高成本的特点,尤其不适宜处理案情简单、标的额较小的保险合同纠纷。随着保险消费者快速、低成本处理纠纷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开展了大量探索,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各省市的派出机构也指导当地保险行业协会结合实际,大胆实践,摸索出若干种新的保险合同纠纷快速调处模式。

【关键词】保险;合同纠纷;快速调处

由于保险合同是一种高度格式化和专业化的合同,在订立和履行过程中,经常发生因投保、续保、理赔而发生纠纷。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主要是诉讼和仲裁。但是这两种保险合同纠纷处理方式也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

首先,纠纷处理费用高,很多小额保险合同纠纷的保险人考虑到成本与效益的比例关系,不得不放弃应有权益。

其次,纠纷处理时间长。被保险人经常在漫长的诉讼和仲裁程序面前望而却步,放弃了维权的努力。

再次,纠纷处理专业性差。从实际情况看,部分法官和仲裁员保险知识普遍比较薄弱,案件的质量难以保证。

最后,执行有难度。某些保险公司虽然一审败诉,但为了迫使被保险人对一审判决作出让步,有意提起二审,以合法形式拖延履行赔付义务,甚至在判决生效后也不积极履行判决书,迫使被保险人交纳申请执行费。

伴随着我国加入时间贸易组织后保险业的快速发展,尤其在《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23号)发布后,建立一种新型的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成为保险业发展十分急迫的任务。

1 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相关的五种模式

上海模式。依据《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保险合同纠纷。可见上海模式在法律上应归属人们调解制度范畴。

甘肃模式。由于采用了设立仲裁委员会分会的形式,所以法律程序上应归属于仲裁范畴。

安徽模式、山东模式各有特色,但均未明确归属的法律制度范畴。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推荐模式。在保监会推荐模式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纠纷快速处理机制应采用哪种法律模式,但在“处理機制的运行模式”部分规定“结合我国保险业的实际,调处机构采用调解模式……此外,为提高处理机制的效率,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采用调解与裁决相结合的模式处理保险合同纠纷。”

以上五种模式的关系。前四种均为省级保险行业协会制定,第五种模式,制定主体虽然是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但在该文件已明确其性质为“指导意见”所以,这五种模式相互平行,没有效力等级区分。

纠纷解决是广义的司法制度组成部分。保监会通知不具有立法效力,各地保险行业协会在没有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仅仅依据通知建立新的就纠纷解决机制,不但难以与现有制度衔接,也破坏了司法制度的统一性。

2 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若干制度评析

2.1 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构和人员

(1)保监会模式。规定“可以在保险行业协会成立调解处理机构(以下简称“调处机构”)”。在具体案件的调处过程中,“被保险人对调处人员有选择权。涉案保险公司的员工应当回避”

(2)甘肃模式。设立的仲裁委员会分会,实际是仲裁机构的组成部分,但是聘请了若干保险业工作人员作为仲裁员。

(3)上海模式。①调解委员会置备有调解员名册,供争议各方查阅。②调解人员的选定基本上参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

(4)安徽模式。①裁决员在主裁人领导下,负责具体裁决和调解工作,并实行回避制度。②裁决可以采用裁决员或者裁决组的形式。但对裁决组的人数未作规定。

(5)山东模式。①纠纷调解工作由本会办公室从本会成员中指定调解员组成调解小组进行。②调解纠纷涉及调解员任职保险公司的、调解员与申请人有亲属关系或利害关系的、调解员任职的律师事务所内有人受聘于当事保险公司的,该调解员回避。

综合以上情况,有几点重要问题的对比:

1)是否需要采取合议方式处理纠纷。从以上模式看,有的没有规定,有的规定必须采取合议方式,有的提供了合议和独任两种模式供实践中选择。采取独任方式更有利于时限该制度的设立目的,采用合议制容易失去快速处理机制的优势。

2)回避范围问题。而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的处理结果,无论是调解还是裁决,均对被保险人一方没有强制约束力,被保险人一方可以继续采取其他方式维权。所以,当调处人员与争议的保险合同没有直接厉害关系的时候,可以不回避,这也切合我国保险业从业人员流动较大的现实。

2.2 案件处理时限

(1)保监会模式。调处工作应当自立案之日起20日内结案,经争议各方同意,可以适当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10日。

(2)甘肃模式。依据仲裁法律法规和仲裁规则。

(3)上海模式。调解工作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结案。

(4)安徽模式。对于裁决纠纷,裁决员或裁决组原则上应当在收到有关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裁决完毕。

(5)山东规则。调解纠纷应自受理立案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

2.3 案件处理经费:保险行业协会是社会团体,处理合同纠纷不是法律赋予的职责,国家没有拨款,因此决定这项制度存续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经费问题。

(1)保监会周延礼主席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表示“原则上我们不提倡收取被保险人的调解费用,但对保险公司一方,各地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讨论是否收取费用”

(2)上海模式。调解员因调解而可能发生的费用,由争议各方在调解意向书中约定分担和垫付的比例。

(3)安徽模式。规定了经费的来源包括“保险行业协会划拨的费用”“参加裁决机制的会员公司交纳的费用。”“其他合法收入(如咨询费等)。”

(4)山东模式。“调解纠纷不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同时,保险公司在《保险索赔纠纷调解承诺书》中承诺“同意承担调解委员会开展工作所发生的费用。”

保险行业协会的性质是“行业自律组织”,不是经营主体,其收费除了会费以外,应当具有合法的理由和依据。在上海模式中,采取的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制,而按照国务院《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十一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这就使上海模式下,保险同业工会调解收费涉嫌违反法律法规。

3 几点建议

在当前保险市场诚信问题突出的情况下,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合同纠纷解决机制是保险机构和保险监管者需要共同面对的复杂艰巨任务。笔者认为,建立该制度必须从根本上把握以下几个关键法律问题:

从宏观上,将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置身于我国司法体系之中,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照搬国外模式往往脱离中国司法体制的现状,造成目前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不能适应中国实际,缺乏生命力,甚至在很多省市根本无法开展或开展后形同虚设的现状。这种脱离中国实际的做法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的保险合同纠纷快速解决机制定位不清。有的试点地区将其定位为仲裁机构;有的试点地区将其定位为人民调解制度,但在具体规定上又违反了人民调解制度具体规定;还有很多地区根本没有定位,在机制设立的文件中以保监会通知为根据,缺乏牢固的制度根基。

二是现有的探索还不能取得保险公司的信任。保险公司普遍对纠纷处理机制抱有戒备。1.试点规定不利于保险公司。大部分规定无论胜负,均由保险公司承担费用。2.诉讼和仲裁可以约束双方当事人,而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下作出的处理仅仅约束保险公司一方,保险公司在处理后不得再通过诉讼仲裁寻求保护,被保险人则可以不受约束,即可以选择接受该处理结果,也可以反悔并通过诉讼仲裁获得更多利益。3.“强制裁决”涉嫌违法。国务院《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中均强调了人民调解需要遵循自愿原则,当事人不接受调解的,不可以强行调解,调解协议应当双方自愿,不可以强制裁决。

三是被保险人也对这种机制充满了怀疑:1.处理纠纷的人员大部分都是各保险公司的在职和退休工作人员,其公正性受到怀疑。2.部分保险公司不参加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这些公司的被保险人不能获得快速处理机制的保护。

为了获得双方信任,必须公平合理设定双方权利义务。伤害任何一方基本权利和不公平待遇都会使这种实践丧失生命力。

笔者建议:

第一:在收费问题上,如果将机制定位为人民调解制度,则不应当收费;如果将制度定位为仲裁制度,则按照相关规定收费。

第二:在处理机制上,充分利用人民调解机制的制度资源建立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避免在探索中失去制度根基。

第三:充分尊重合同双方意见,取消强制裁决和剥夺一方诉讼权的规定,只有在双赢的前提下,才能充分体现调处机制的优越性。

第四:终止各地区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的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模式,以适应全国保险统一市场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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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左为民,李玉福.中国司法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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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华柏.保险业法制年度报告.2006.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5] 陈依维.保险知识百问百答.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

[6] 贾林青.保险法案例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 李宏勃.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民信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王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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