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研究论文

[摘要]经过多年的前期研究和实践，我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七大报告将自由贸易区建设作为国家级战略提出来，意义重大。全面、深入、有效地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应在澄清概念内涵的同时，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自由贸易区发展方向。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研究论文 篇1：

构建台湾海峡经济区的几点思考

[摘要]构建台湾海峡经济区不仅适应了世界经济区域化潮流，而且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它的构建不仅可以形成一个能与长三角与珠三角相媲美的又一个经济增长中心，而且将促进两岸经济一体化，进而促进政治和解与和平统一。本文认为类似自由贸易区或CEPA的模式是台湾海峡经济区的最佳选择。

[关键词]台湾海峡经济区 区域经济一体化

[作者简介]全毅（1964—），湖北石首市人，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所副所长，WTO事务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国际经济关系。

台湾海峡区域，是指台湾海峡两岸毗邻的闽台两省及粤东、赣南和浙南的部分地区所组成的地域。台湾海峡经济区则是指这一区域空间内的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及状态。1980年代以来，顺应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发展趋势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两岸经贸关系发展迅猛，台湾海峡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已显露端倪。

台湾海峡经济区的战略目标与功能定位

台湾海峡经济区以和平与发展为宗旨，通过扩大两岸经贸交流，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促进海峡两岸产业的升级，构建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制造业和现代农业及发达的服务业组成的产业体系，促进海峡两岸经济的共同发展，建成一个能与粤港经济区、大上海经济区相媲美的经济区，并使之成为：

1.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利用港澳优势和长江三角洲利用上海浦东政策的优势实现了经济的起飞，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增长中心。从现实看，香港已经是亚太营运中心，而上海已成为祖国大陆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也将成为祖国大陆在亚太地区的营运中心。如果建立海峡经济区，台湾亚太营运中心将在某种程度上变为现实，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增长中心。

2.两岸“三通”先行区。若海峡之间从海上直航起步，进而实现空中直航，从而实现直航“三通”，对于两岸之间的贸易、货物运输、观光旅游及直接投资都将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与影响，海峡经济区将会成为两岸“三通”先行区。

3.海峡两岸经济一体化的衔接区。就地缘经济发展而言，闽台经贸关系是两岸关系中最活跃的部分。闽台两岸的经济布局恰成东西呼应格局，台湾西海岸集中了岛内主要加工工业区、高科技园区和海空港与城市群，福建的东部走廊则是该省开放和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主要的海空港与城市群也集中于沿海一带与台湾相对。海峡两岸经济发展水平虽有一定的差距，但这恰恰构成双方经济合作的动因和基础。台湾为了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外移，促进岛内产业升级，将毗邻的海峡对岸作为产业转移的重点地区之一，而福建为了加快经济发展，也将吸引台资发展闽台经贸关系作为重要对策。经过近20年的努力，福建开辟了台商投资区、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开放区、海峡两岸农业合作示范区等，为推动闽台关系的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20多年来，闽台两地经贸关系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以台湾海峡民间贸易和小额贸易为先导，逐步向投资为主与贸易相结合，带动科技、农业、劳务等各个领域全面合作发展等几个阶段。从区域空间扩展的趋势看，台湾西海岸由南北高速公路、纵贯铁路、机场等大动脉组成的西部走廊发展轴，联结着台北、台中、高雄三大都会区的二十几座大小城镇，构成了台湾经济的重心区，集中了台湾80%以上的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随着海峡两岸经济交往的发展，台湾西部走廊的经济重心区将进一步强化，三大都会区将连成一片，形成纵贯南北400公里内的大城市带和亚太地区多功能中心。在福建东海岸，随着福厦沿海一线大规模的开发，将逐步形成厦门、泉州、福州三大都会区，福厦沿海大城市带的雏形已显露出来，并将进一步向南北西端延伸，从漳州向南伸展至汕头，从马尾向北延伸至温州，这样，由海峡西岸两大城市带所组成的巨型的台湾海峡大城市圈，将构成海峡经济区的核心区域，形成一个实力十分强大的组合经济中心，有力地推动台湾海峡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随着区域经济中心吸引力的不断增强，其辐射能力也将成比例地不断扩大，海峡经济区的空间范围将进一步扩展到南部的潮汕梅地区、西部的赣南地区及北部的温台地区。

4.“一国两制”的试验区与和平统一的结合部。海峡两岸严重对峙时期，台湾海峡成为阻碍两岸交流的海上屏障。按照“一国两制”构想，海峡西岸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海峡东岸的台湾则继续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海峡经济区，通过探索两种经济体系接轨的途径，将使海峡经济区成为“一国两制”的实验区与两岸和平统一的结合部。

5.建成海峡两岸乃至祖国大陆与世界经济接轨的中介地。台湾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许多经验可供借鉴，福建可率先建立起与国际惯例相适应的，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经济运行机制。同时，台湾与大陆东南沿海地区都是我国与海外交通最早的地区，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地区，是从海外通向中华大地及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从所处位置看，台湾海峡是东北亚与东南亚的中心点，向西紧邻祖国大陆，向东遥望北美、是亚洲的地理要冲，具有枢纽的地位。当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之际，台湾当局曾提出把台湾建成“亚太营运中心”的计划，其主要目标是要鼓励外商企业及已形成跨国公司的台湾企业，以台湾为基地，从事跨国性高附加价值的经济活动。“亚太营运中心”在规划之初就明确以祖国大陆为腹地，因为祖国大陆区域辽阔，市场潜力大，对跨国公司颇具吸引力，海峡经济区的建立显然将成为中国腹地与世界经济交流的重要桥梁。

台湾海峡经济区的总体思路与推进策略

建立海峡经济区的总体思路是：抓住两岸关系出现新形势的契机，推动两地全面“三通”，促进以闽台为核心、以浙南粤东为两翼、以赣南为腹地的海峡区域经济的全面合作与发展。通过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措施，促进两岸产业、市场、体制与基础设施的全面接轨，实现海峡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将海峡经济区建成中国版图内经济发达、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推动大陆经济的发展和两岸和平统一进程。为此，可选择类似CEPA的自由贸易区模式在建立海峡经济区的过程中，应逐步淡化经济边界，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的趋同化，产业结构的互补化，基础设施的网络化，经济政策的协调化。循此思路，我们提出如下设想：

1．进一步开放市场准入，实现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两岸目前实现完全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还没有现实可能性。但可以进一步开放市场准入与贸易、投资的便利化。大陆对台湾产品登陆和投资方面已经基本没有政策障碍，大陆民众赴台观光旅游也将开放。如果能够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亲民党会谈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共识，进一步进行商谈，并逐步予以落实，将大大促进海峡两岸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2．建立海峡区域产业分工协作体系。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措施的渐次落实，一方面航运时间将大为缩断，运输成本也大为降低，另一方面台商经营的范围向福建、江浙和长江中上游地区发展，使两岸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祖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目前劳动密集度高的加工出口业具有比较优势，恰好与擅长中上游原材料与零组件产业的台湾密切配合。如果两岸的航运成本大幅降低，人员往来更加便捷，必定有更多的台湾加工业者到近在咫尺的海峡对岸投资设厂，建立高效率、高品质的生产基地，通过改善东南沿海的港口设施以及往来港口与生产基地之间的陆上交通系统，使台湾的供料厂商能在最快捷的运输、最低廉的代价之下与下游厂商配合。因此，不待人为的安排，就可以发展出恰当的分工体系：两岸间或就特定产业进行诸如原料、半成品、成品各生产阶段的分工；或就企业功能在原料、生产、行销、研发、设计等方面进行分工；亦可按照两岸间的比较利益来规划两岸分工生产的架构，或从产品生命周期，将不同品质等级的产品配销到两岸市场，或以台湾资金、商业化经验与大陆科技、市场相结合，形成新的产业分工形态。

3．加强政府间的政策协调。过去，两岸的政策互动与调整都是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独自进行，在政策取向上显示出不小的差异性，对双边经济交流造成极大的障碍。随着两岸经济交流的深化，相互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将随之增多，为了保证经济合作顺利，有效地推进、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就显得格外重要。两岸经贸合作论坛以及各种地方政府支持的民间交流与合作机制正在逐步建立。福建可以抓住机遇，扩大两地行业协会与民间组织及地方政府的交流与沟通，建立起从民间、行业中介组织与官方的协调机构，推动两地政策与管理的协调，促进两岸经济的协调发展。

4．加强基础设施的协调与衔接。海峡经济区的交通与通讯设施应扩大台海两岸及沟通内地与台湾的经济联系，即以南中国区域和中南地区为腹地进行大网络规划，建成海陆空一体化的交通运输体系及现代通讯体系，海峡西岸的汕头、厦门、湄州湾、福州、温州都是天然良港，只有温州、汕头拥有通往腹地的铁路及公路干线。福州、厦门被指定为首批直航试点口岸，但通往邻省及内地的集装箱公路和铁路尚属阙如，一旦两岸通航，陆上交通即成瓶颈。因此，加强海峡西岸港口与内地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衔接与协调是一项应及早进行的项目。海峡两岸通讯设施的衔接，可以协调建设厦门至金门、福州至马祖的海底光缆，或联合租用经过台北与汕头的3号国际海缆。在生活设施方面，闽台合作建设金门、马祖的供水、供电设施，台湾方面可以在福建沿海建设大型电站，以偿还购买福建生活用水、用电的费用。

5．经济运行机制的衔接。随着区域内产业与基础设施衔接的加速，就需要相互间经济机制的衔接。可以研究、借鉴台湾的经济与法律制度环境，有些可以移植借用，如“合同法”、“投资法”、“专利法”、“仲裁法”等，从而为台资企业在福建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同时，厦门、福州保税区可以借鉴台湾出口加工区和高雄境外航运管理中心的管理经验，加快“两区”对接步伐。在口岸管理上应借鉴港台体制，加强协调，使通关更为快捷，高效和经济。当然，两岸四地经济机制衔接内容颇为复杂，有些方面不可能完全实行对接，如金融领域的货币汇兑、汇率机制等，这需要政策协调。

作者：全　毅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研究论文 篇2：

我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及未来发展探析

[摘要] 经过多年的前期研究和实践，我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七大报告将自由贸易区建设作为国家级战略提出来，意义重大。全面、深入、有效地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应在澄清概念内涵的同时，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自由贸易区发展方向。

[关键词] 自由贸易区； 建设；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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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区的产生是自由贸易理论的一个具体实践和贸易自由化演进过程中的阶段性表现，它既符合世界多边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也顺应了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强的大趋势。而自由贸易区战略，则是一个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深层次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举措。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参与了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包括经济体之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和经济体在境内自主设立的自由贸易区（FTZ），而且发展势头迅猛。

我国组建自由贸易区工作是实践在先，战略提出在后。确切地讲，我国首次将自由贸易区建设作为一个国家级战略提出来，是在200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在大会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这为我国未来自由贸易区建设指出了方向。因此，全面了解自由贸易区战略提出的背景和意义，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自由贸易区发展方向，对深入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将不无裨益。

一、自由贸易区战略提出的背景

我国关于自由贸易区问题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为使国家宏观决策科学化，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和钱学森的建议，国务院于1991年9月成立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研究协调小组，开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研究工作。1991年底，国务院总体研究协调小组针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形势，现行确定了13个重大研究课题，并落实了以国务院综合部门为主的课题承接单位。其中，当时的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承担了《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影响及对策》课题，并成立了课题组。

当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形势、判断趋势、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据此，《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影响及对策》课题组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发展对我国的影响及相应对策，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对我国的影响及相应对策，北美建立自由贸易区及我国的因应对策，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东亚和中亚经济集团化发展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等等。研究表明，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日益明显，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令人瞩目：欧共体1985年开始建设统一大市场，1992年底基本告成；美、加、墨已签订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向组织化发展，次区域性集团纷纷涌现；其他地区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合作组织和联盟也在积极酝酿和构筑之中。世界经济这一发展态势并非偶然，它是世界局势缓和以及冷战结束后经济矛盾突出和竞争加剧的表现，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阶段。

同时，研究还发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一般是从建立自由贸易区开始，通过逐步取消区内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区内商品贸易自由化，然后向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等更高阶段发展。自由贸易区具有“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区内成员均可从中不同程度受益，有利于经济贸易的增长。然而，由于自由贸易区固有的排他性，即区外贸易伙伴享受不到自由贸易区优惠待遇，加之“贸易转移效应”，非成员国的产品竞争力遭到削弱。也就是说，游离于自由贸易区之外的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将处于不利境地。1991年11月12日，我国虽然已成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员，但由于该组织只是一个论坛性质的，也有人称其为“聊天的地方”，所以其推进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计划亦属“非约束性”的，不具有自由贸易协定这类机制性安排的约束力。尽管如此，我国在尚未加入自由贸易区这种机制性组织的情况下，参与非约束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不失为一种次优选择。通过APEC平台，可以秣马厉兵，做好参与机制性的区域经济贸易组织的准备，包括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区，以摆脱长期游离在外的局面，最大限度地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使我国从贸易自由化中获取最大化利益。

由于我国从复关（GATT）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历经数年磨难，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入世谈判又到了关键时刻，我国集中精力解决WTO成员地位问题，组建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研究虽在推进之中，但正式提出的时机尚未成熟。1999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在马尼拉召开的第三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中国愿加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联系，这一提议得到东盟国家的积极回应。2000年11月，朱镕基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首次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即“10+1”），并建议在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合作联合委员会框架下成立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就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关系的可行性进行研究。

2001年3月，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在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合作联合委员会框架下正式成立。专家组围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及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关系两个议题进行了充分研究，认为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东盟和中国是双赢的决定，建议中国和东盟用10年时间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一建议经过中国—东盟高官会和经济部长会的认可后，于2001年11月，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宣布中国将于12月成为正式成员之际，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正式宣布。2002年11月，第六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朱镕基和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标志着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正式启动，也是中国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工程。

《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提出了中国与东盟加强和增进各缔约方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合作；促进货物和服务贸易，逐步实现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并创造透明、自由和便利的投资机制；为各缔约方之间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开辟新领域等全面经济合作的目标。

2004年1月1日，自由贸易区的先期成果——“早期收获计划”顺利实施。2004年全年早期收获产品贸易增长40%，超过全部产品进出口增长的平均水平。2004年11月，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并于2005 年7 月开始相互实施全面降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2005年7月《货物贸易协议》实施以来，中国与东盟的贸易进出两旺，自由贸易区降税对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日益凸显。至2007年，中国对东盟的平均关税水平已由降税前的9.9%降低到6.6%。东盟国家也对中国相应地实行了降税。以关税较高的泰国为例，2005年其平均税率由12.9%削减到10.7%，2007年则又进一步降至6.4%，进一步打开了双方贸易增长空间。根据我国海关统计，2006年我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到1608.4亿美元，同比增长23.4%；2007年双边贸易额达2025亿美元，同比增长25.9%。双边贸易实现了稳健、持续的增长，取得了互利双赢的结果。

2007年1月，双方又签署了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并于7月顺利实施。目前，双方正共同努力，争取早日完成《投资协议》的谈判，确保在2010年全面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顺利推进及其成果，充分证明我国选择以自由贸易区方式深化对外开放，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是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各经济体寻求和谐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正确抉择。因此，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后，我国加快了自由贸易区商谈的步伐，形成了由近及远、从周边向全球展开的自由贸易区建设态势。至十七大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之前，我国正在建设的自由贸易区已有5个，正在商谈的自由贸易区7个，共涉及29个国家和地区，涵盖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另外，还有一些国家提出拟与我国组建自由贸易区，其中有的正在学术层面上进行探讨或做预可研。我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已进入到一个全面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二、形成国家战略的必要性

随着自由贸易区建设与商谈工作的逐步展开，我国积累了不少经验，锻炼了队伍，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全球布局、重点选择、开放承受能力和步骤、领域选择、队伍建设等。实践表明，这些问题通过个例解决方式，不仅耗时费力，频于应付，其结果是事倍功半，难免存在盲目性，缺乏中长期的整体战略安排。因此，国家有必要制定战略规划，从长计议。

(一)形成国家战略时机已经成熟。

经过多年的前期研究和实践，我国在组建自由贸易区方面已初步走出一条基本路子，包括预可研、联合可行性研究、确定协议框架内容、双边磋商谈判、弥合分歧、求同存异、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一系列工作。可以说，我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学习摸索到主动提案，从广泛接触到重点选择，已形成遍及五大洲的布点格局。然而，面对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须认真总结研究，制定长远规划和战略，避免盲目性，提高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效率和效益，以使我国自由贸易区布局更加合理，发展更加健康，更加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战略和总目标。

目前全球绝大部分FTA/RTA是WTO成立以来组建的，发展势头之猛、范围之广、跨度之大、领域之宽，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既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规律使然，也是各国和地区竞相发展经济、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为顺应全球自由贸易区发展趋势，同时结合我国的实践和需要，将自由贸易区建设提升为国家级战略并予以实施的时机已经成熟。

(二)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需要。

FTA是在WTO承诺的基础上，成员间相互逐步取消大多数产品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开放服务业和投资市场，最终实现贸易投资全面自由化。这是WTO规则允许的做法，其自由化程度超越了WTO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是一种市场更加开放的行动举措，有助于减少区域内的贸易投资壁垒，推动世界范围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进程。FTA的这些特点恰恰与我国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要求相吻合，此时作为一个国家战略提出来，不仅体现我国将始终遵循多边规则、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也使未来对外开放可选择的路径更加清晰。

(三)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互利共赢的需要。

由于FTA成员相互消除贸易投资壁垒，且超越了WTO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其所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首先使区内成员受益，从而加速了要素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形成更加有效、更趋合理的分工与合作，至少是在一定范围内深化了国际分工。这有助于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四)加强多领域合作，在国际舞台充分发挥作用的需要。

在组建自由贸易区之前，我国长期游离于机制性的贸易集团之外，使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处于较被动的境地，缺少深度合作的手段和制定规则的话语权，制约了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发挥一个发展中大国应有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我们在政策制定方面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企业的发展战略也有了更清晰可靠的参考依据。

(五)规划蓝图，协调好对外开放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的需要。

一个战略的有效实施，必须配以若干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否则，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也不例外。目前，虽然自由贸易区战略仍缺乏具体内容，实施方案亦未出台，但战略提出本身至少说明了问题的重要性，并促进蓝图的规划。在十七大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作为“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总要求的重要举措提出来的，这既是一个发展路径的指引，也包含着对未来经济发展模式和质量的要求，更是协调好对外开放与国民经济发展整体战略的需要。

三、我国自由贸易区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过较长时间的探索和实践，尤其是加入WTO后，加大了自由贸易区的研究和建设力度，先后与亚洲、拉丁美洲、大洋洲、欧洲、非洲等29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和商谈自由贸易协定，在境内建立了若干自由区性质的保税区、保税港区、出口加工区等，使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提高。

虽然我国在自由贸易区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和良好开端，效果亦逐渐显现，但是，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提出后，众多媒体报道显露出人们对自由贸易区认识不甚清晰，以至于不知所措或盲动，导致目标和行为的错位。因此，笔者认为，欲全面、深入、有效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应在澄清概念内涵的同时，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自由贸易区发展方向。

（一）澄清概念与内涵。

在世界多边贸易组织的规则中，有两个概念的自由贸易区：一个是WTO界定的自由贸易区（free tarde area），另一个是世界海关组织（WCO）定义的自由贸易区（free zone/ free trade zone），两者的内涵是不同的。

为此，2008年5月9日，商务部和海关总署联合发出《关于规范“自由贸易区”表述的函》，对自由贸易区的概念内涵予以澄清，并对名称的使用提出建议。该通知函的发出，对正确理解自由贸易区内涵，顺利实施中央提出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准确把握未来方向，采取适合我国国情的相关政策措施，是非常必要的和及时的。

（二）制定自由贸易区战略规划及实施细则。

目前我国虽已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概念，但人们并不了解其具体内容，更不知发展目标及行动举措，因此，该战略仍停留在上层和少数操作部门层面上，致使地方和企业不能及时跟进并采取相应行动，以充分、有效地获取自由贸易区所产生的效益。鉴于此，应抓紧研究制定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近、中、长期规划以及实施方案，包括目标明确、可操作性很强的具体实施措施等，并将主要内容告知国人，为自由贸易区战略顺利、有效实施铺平道路。

（三）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近年来拟与我国商建自由贸易区的国家越来越多。面临这种形势，我国的专业队伍建设和能够参与的人力资源配置彰显不足和滞后。尽管在加入WTO过程中和自由贸易区组建过程中，已经培养和锻炼了一些人员，成为当前自由贸易区商谈的骨干力量，但由于已签署协定并正在建设的自由贸易区、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区以及正在进行可行性研究的自由贸易区不断增加，现有人员欲应对如此繁重的工作，就显得力不从心。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至少需重点作好以下工作：

1.组建相对固定的FTA谈判队伍，不断培养新生力量加入。根据目前我国自由贸易区发展的态势，应建立一支规模稍大的专业队伍，以确保实施、谈判和前期研究三个层面的工作有序、有效、顺利推进。

2.组建前期可行性研究队伍，合理配置科研资源，避免重复劳动，浪费资源。

3.总结经验，建立谈判和可研报告模本或模块，以提高工作效率，加快研究和谈判进程。

4.选择几所大学作为试点，专门培养FTA方向的研究生，由学校导师或聘请符合条件的专业队伍人员为第二导师与学校导师共同指导，或邀请专业队伍人员参加论文答辩，以加快培养和选拔合格人才。

(四)境外与境内自由贸易区并举。

根据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关于规范“自由贸易区”表述的函》中的解释，目前我国提出的“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系指WTO界定的“自由贸易区”。诚然，为了避免产生歧义，可以对“free trade area”与 “free trade zone(FTZ)”的中文表述有所不同，以便区分。但需要指出的是，FTA不是“free trade area”的缩写，而是“free trade aggreement”的缩写，是为建立自由贸易区签署的法律文件。同时，基于世界各国的实践和我国对外开放的实际需要，切不可禁提FTZ或拒绝中国实施FTZ，这并不是因为FTZ的历史比FTA久远，更重要的是全球FTZ方兴未艾、层出不穷，且各国都有非常成功的实践成果，我国没有理由回避或摒弃它，倒是应该静下心来很好地研究它和用好它。

因此，我国在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过程中，应考虑到FTA和FTZ两个方面的内容，切实用好WTO和WCO的两个规则，形成两手抓、两条腿走路、内外互动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目前，应在澄清概念、运用规则、借鉴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制定FTZ战略及实施方案。在这方面，我国具有很大发展空间。

1.在沿边地区，研拟建立边境自由区的规划，在条件较成熟的云南、广西、新疆、内蒙、黑龙江、吉林的边境地区先行试点，以提升沿边开放水平，扩大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领域，加快边境地区的发展。

2.在沿海地区，可选择全省为特区的海南省作试点，建立海南自由贸易区或称“自由贸易园区”。海南省具有整体建立FTZ的区位优势，四面环海，无需物理围网的巨大投入，海关监管可参照港澳模式，以实现早年邓小平曾设想“再造一个香港”、胡锦涛主席提出“突出经济特区的‘特’字”以及温家宝总理关于把海南岛建设成“开放之岛”的期望。这需要周密策划，做好可行性研究和具体实施方案；可设计分步推进的先行先试方案，如先将洋浦保税港区的政策向外延展，或将某些审批权下放给海南等，进行制度创新，发挥海南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的排头兵和创新作用。

3.在两岸经贸合作方面，内地可对台湾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通过建立具有FTZ性质的特殊区域（如“两岸经济合作区”），或签订CEPA，为促进和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开辟新的路径，创造更为宽松便利的合作环境，实现两岸经济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4.目前我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名目繁多（如保税区、保税港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等），功能单一，政策缺位，造成了各种资源的浪费以及低效率和低效益。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对现有园区进行功能整合、政策叠加、立法规范监管，使此类海关监管区从单一功能向综合性多功能转变，充分发挥FTZ在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的应有作用。

(本文作者：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于朝霞

作者：陈文敬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研究论文 篇3：

我国农产品出口应对绿色壁垒策略分析

【摘要】绿色壁垒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非关税壁垒形式，被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采用。近年，我国出口农产品频频被进口国绿色壁垒所阻，极大地影响我国的出口贸易，特别是农产品的出口。本文分析了绿色贸易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提出了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措施建议

【关键词】绿色壁垒　贸易影响　生态农业

绿色贸易壁垒是指进口国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人类健康为由，以限制进口保护贸易为目的，通过颁布复杂多样的环保法规、条例，建立严格的环境技术标准和产品包装要求，建立繁琐的检验认证和审批制度，以及征收环境进口税方式对进口产品设置的贸易障碍。绿色贸易壁垒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合法性、保护内容的广泛性、保护方式的隐蔽性和实施效果的歧视性等特征。

一、绿色贸易壁垒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分析

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额达233.9亿美元，实现连续五年快速增长，创历史新高，中国也因此成为全球第四大农产品贸易国。但是国外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设立的壁垒也呈现增长态势。据国家检验检疫部门统计，2003年国外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设置的技术性壁垒平均每天增加一项。2004年以来，这一势头有增无减，壁垒还从发达国家扩散到发展中国家，而且检测标准愈发苛刻。

1、我国农产品出口“门槛”提高

目前，在一些国家实施的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已对我国农产品出口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成为制约我国农产品出口的瓶颈。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检验检测项目日益增多，檢验标准越来越高。一些发达国家在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时，检测项目日益增多、标准越来越高，甚至达到了苛刻的程度。

（2）受影响的农产品范围越来越大，包括粮食、水果、蔬菜、畜产品、水产品、禽产品、茶叶等大部分农产品。

（3）容易造成扩散效应。一旦绿色壁垒的某项具体措施付诸实施，不仅直接严格限制甚至禁止一些产品的进口，还易引起其他国家效仿。

2、农产品出口市场受到挑战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成为国外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主要对象国家之一。目前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有美国、日本、欧盟、韩国、东南亚等。面对其制定的技术标准，一方面，由于我国长期忽视环保产业的发展，技术手段有限，很难在短期内将其技术指标控制在规定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在环保方面的优势，继续制定对发展中国家过于苛刻的环境标准，并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将贸易与环保紧密挂钩，对我国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3、优势淡化，劣势凸显

我国农产品出口主要依靠价格低廉及国内资源丰富的优势，但在绿色壁垒的阻挠下，竞争优势荡然无存。为达到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我国出口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不得不增加有关环境保护的检验、测试、认证和鉴定等手续及相关费用。产品的外观装潢、出口检验和广告等也要做大幅度的调整。这样，我国出口产品的各种中间费用和附加费用将大幅增加，出口成本大为增加，进而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4、影响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引发贸易摩擦

近年来，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名，经常采取单方面的贸易措施，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由此引发的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日益增多。世界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像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一类区域性经济组织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他们的环保水平和环境标准大致接近。因此，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区域自由化贸易的形式，以低于区域环境标准为由，将来自区域以外的产品排斥在巨大的区域市场之外。随着世界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发达国家或区域性经济组织因为环境问题产生双边或多边的贸易摩擦，影响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不利于我国外贸的稳定发展。

二、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措施建议

1、建立完善的农产品标准体系

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实行农产品认证以来，对多种产品进行了绿色认证，并为农产品初步实现标准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也应看到，这些认证还远未达到国际标准化的要求。

（1）了解他国和国际贸易体制中的公共健康规范。我们需要熟悉并掌握WTO的相关规则和制度，进而充分学习其他国家在世界贸易体制之下制定的公共健康与国际贸易决策，应对出口贸易的各项挑战。

有关部门除了加强在技术层面的努力之外，还应当强调对SPS和TBT协定在法律层面上的认识。这些可以使我们充分了解WTO成员为合法地采取保护公共健康的贸易措施必须符合的条件，积极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或相关机制。

(2)建立强制性标准通报和咨询制度。现在，过去的生存性农业现在要转向市场、竞争性农业，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却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农产品安全生产体系、检测检验手段、质量控制体系。在生产、流通和质量安全管理上与国际市场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我国应加强对国外技术法规的研究，多渠道收集国外技术法规、标准信息；加强标准化信息体系建设，建立相关的情报系统；借鉴国外的经验，培育和发展咨询服务市场，帮助农民、企业及时了解有关国际技术壁垒动向，并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防患于未然。

(3)建立完善的农产品标准体系。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呼声越来越高，贸易战已由关税、配额之争演变到“标准”之争。修订现有的技术标准和相关技术措施，加快采用国际标准的步伐，才是突破绿色壁垒的切入口。标准修订的重点应放在农产品的质量等级、安全、环保卫生标准，生态农业和高新技术农业标准上；将产品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纳入标准管理轨道，建立种植、生产、加工、包装等诸多环节技术操作规范，以及环境安全过程控制等方面的标准，逐步形成与国际标准相匹配的标准体系，同时健全国家标准复审制度。

①要提高我国农产品的质量卫生安全水平。目前中国出口的农产品疫病、农药残留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仍十分严重，因此必须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逐步实施动植物病虫害区域化管理，加强无规定动物疫病示范区建设，切实提高动植物卫生水平；进一步推广“定单式农业”的农产品出口经营模式，农产品出口企业要建立自有种植、养殖基地，开展农产品和食品认证，严格按照标准化生产，建立和完善农产品种植、养殖履历和质量可追溯体系，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②要加快动植物卫生检疫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制定步伐。目前，在出口方面由于我国产品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技术标准，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成为扩大出口的障碍；在进口方面，由于我国的技术标准低于国际标准或无国际标准的动植物检疫，其他国家不合格的产品因符合我国的标准而进入中国市场，将直接导致我国农业生产面临经济威胁乃至生态危机。因此，必须加快我国动植物卫生检疫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步伐，与国际接轨。

2、积极应对，破除壁垒

（1）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国内立法能否用于限制国际贸易，依据多边环境条约而采取的贸易措施是否违背WTO的自由贸易原则，都尚存争议。一些国家运用WTO争端解决程序，积极应对绿色壁垒，取得了良好效果。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有关条款，并根据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所确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提出抗辩，充分利用环境条约协议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照顾原则，为中国农业扩大出口创造条件。

（2）积极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要利用现有WTO机制，要求主要进口国取消不合理的技术性限制措施，努力寻求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与贸易中应有的优惠待遇。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WTO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开展有关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应积极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和相关国际组织及民间组织和活动，主动参与或承担技术标准的制定工作，努力争取在国际标准上的话语主动权。同时，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密切联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为农产品出口营造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

（3）加强环保宣传，倡导绿色意识。要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整个社会的环保意识。建立绿色贸易制度，把绿色贸易思想作为开展国际、国内贸易的一个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顺应世界绿色潮流，促进可持续发展。

3、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推进中国绿色食品的进程

发展生态农业对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实现经济、生态环境、社会协调发展，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的出口产品集中在低附加值、密集型产品上，价格是产品竞争力的主要指标。我们不能一直遵循劳动力成本低这一静态的比较优势去参与国际竞争，而应通过国家力量，创造动态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环境与健康领域的经济产业，带动高科技农业和产业结构升级。生态农业是传统农业和现代化农业相结合的产物，是环境与发展的最佳结合，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1）生态农业建设必须纳入全国农业发展规划。中国生态农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生态环境安全和食品安全为主导的绿色壁垒在国际贸易中越来越重要。为加快我国生态农业的跨越式发展，“生态農业技术体系研究与示范”项目已被列为“十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专项。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将把我国生态农业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调动农民进行生态农业建设的积极性。

（2）优惠政策，加大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政府应制定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和鼓励生态产业的发展，把生态产业培育作为提升出口农业结构的重点和提高农民收入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应设立“绿色银行”和“绿色产业基金”，为绿色产品的开发与出口提供专项贷款和信贷担保基金。

我国具有开发有机食品的得天独厚的条件——生物品种繁多，且绝大多数未经基因重组；农村劳力资源丰富。然而由于体制和效益上的原因，涉农科研机构的先进生产技术很难迅速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成长期以来科学技术对农业的贡献率偏低。因此，科技对农业的支持是我国农产品出口突破绿色壁垒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3）利用市场机制培育我国生态农业产品市场。扶持农产品龙头企业和加强绿色食品基地建设，整合我国农产品出口力量，克服企业规模小、分散的局限性，形成产加销一体化的产业体系，提高农业生产标准化和农产品附加值。

【参考文献】

[1] 陈靓：浅论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黑龙江对外经贸，2004，12。

[2] 申长友：WTO规则与中国的对策．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3] 那力、何志鹏、王彦志：WTO与公共健康．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4] 刘宇虹：我国农产品出口如何应对WTO农业技术标准．经济问题，2004，10。

作者：王　征　马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