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电视文化特征论文

摘要：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发生于1968年3月的美莱事件于次年被媒体揭露。美国公众一方面震惊于暴行的残忍，另一方面则对美军的行为给予高度的理解和宽容。自由和保守势力出于不同的动机，一致对面临审判的暴行制造者予以声援，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案件的最终结果。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美国的电视文化特征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美国的电视文化特征论文 篇1：

试析影响美国穆斯林社会整合的制约因素

摘要：本文从美国国家认同的宗教边界、文明冲突范式、社会舆论和外交政策四个方面，分析探讨了影响美国穆斯林社会整合的制约因素，指出宗教少数群体的社会整合不仅需要少数群体采纳合适的文化涵化战略，而且主流社会也应作出调整以促进少数群体的社会整合。

关键词：美国穆斯林；社会整合；制约因素

本文的“社会整合”是指一个国家内的宗教少数群体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与主体社会发生普遍而深入的联系，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的文化认同。这种联系的程度可以用政治参与、人际网络、公民参与、国家认同、归属感等指标加以测量。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影响美国穆斯林社会整合的制约因素。分别是美国认同的宗教边界、文明冲突范式、社会舆论、外交政策。

一、“美国国家认同”的宗教边界

在美国这样一个主要由移民构成的国家中，如何将来源不一、存在文化差异的移民群体融合成为分享更多统一文化特征的国民，一直是美国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内容。另外，“谁是美国人”的定义和内涵也一直在演变当中，直到今天似乎也没有达成共识。塞缪尔·亨廷顿2004年的著作《我们是谁？》就是美国主流社会对国家认同危机焦虑情绪的投射。

美国执行国家和宗教分离的政策，但是在国民的意识和情感中，宗教（基督教）与国家的联系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早期形成的以白人、盎格鲁一萨克森和新教徒为内核的美国国民认同曾占居主流地位，历史上犹太教徒、天主教徒，还有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许多亚洲人，都承受过不同程度的排斥和歧视。

1955年，威尔·赫伯格（Will Herberg）在他的著作《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中提出美国有一个“共同信仰”，这个“共同信仰”建基于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共享的价值。赫伯格认为，尽管这三大宗教团体是不同的，“但是具有同样的正当性，都是美国人，并且他们所支持的道德理想和精神价值本质上是一致的”。今天，犹太一基督教传统被许多美国人认为是美国文化的内核。实际上，这样的主张具有的排他性，仍然显而易见，如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和锡克教等就被排除在外，成为美国文化的“他者”。

自国家建基，基督教徒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宗教团体。正如杰瑞米·布鲁克·斯特朗（Jeremy BrookeStraughn）和斯考特·L·菲尔德（Scott L.Feld）在关于“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国家认同的宗教边界”一文中认为，“多数美国人倾向于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并不令人吃惊”。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将美国视为“基督教国家”的美国人比例在增加。皮尤调查显示，1990年代中期，有60%的受访对象视美国为“基督教国家”，到2002年同意这种观点的人达到了67%。2005年达到峰值71%，2006年又回到了67%。看似增加的比例并不显著，但是“美国宗教认同调查”显示，1990年86%的美国成年人认同自己是基督教徒，2008年则下降到了76%。在认同自己是基督教徒的人数下降10个百分点的情况下，将美国视为“基督教国家”的比例上升了7个百分点。相较之下，增幅比较显著。促使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宗教多样性的快速增加。今天美国的人口比1990年增加了30%，而非基督徒增加的比例是50%。另外，9·11事件，也增加了美国人的宗教认同，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9·11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人们主要用文化和宗教定义自己……对于美国人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中为他们认同中的宗教成分增添了新的意义。”杰瑞米·布鲁克·斯特朗和斯考特·L·菲尔德对1996年“一般社会调查（GSS）”的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有53%的回答者认为，对于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来说，作为基督徒是相当重要（15%）或者非常重要（38%）。他们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基督教徒中，几乎有62%的人相信，作为基督徒对于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来说非常重要（44%）或者相当重要（18%）。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几乎有66%的非基督徒觉得基督教信仰对成为一个美国人根本不重要。

发生在奥巴马身上的一件事也很能说明宗教认同的重要性。2008年，奥巴马竞选总统之时，关于他的宗教背景曾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因为奥巴马的父亲是肯尼亚穆斯林，继父是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并且他的姓名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Barrak Hussein Obama）中，巴拉克（Barrak）是阿拉伯文，“吉庆”的意思。侯赛因（Hussein）是一个穆斯林常用名。早在2007年，就有人发表文章称奥巴马小时候在印度尼西亚上过极端的伊斯兰学校。后来又有传言，说奥巴马的印度尼西亚继父是一位激进穆斯林，并宣称奥巴马在就任议员时面对《古兰经》宣誓，他的教会成员身份只是为了掩盖他的穆斯林身份。后来证实所有的说法都毫无根据。事实上，奥巴马在印度尼西亚所上的学校是天主教学校，但是根本没人拿此说事。皮尤华盛顿宗教与公共生活论坛的高级研究员约翰·格林（John Green）在分析此现象时说：“大众对穆斯林的反感为这些谣言得以持续流传提供了助力。”有记者还曾就奥巴马的宗教信仰问题采访过曾在布什政府任国务卿的鲍威尔。鲍威尔否认了猜测，并补充说，在意总统候选人宗教背景的做法“不够美国”。当了美国总统后，奥巴马仍然不能消停，因为有人继续质疑他的宗教信仰。2010年9月，有位基督教派别的领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自己怀疑奥巴马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认为从奥巴马身上看不到多少基督徒的影子。

在美国，反对宗教少数群体具有悠久的历史。例如在20世纪中叶以前的整个美国历史中，对犹太人和天主教徒的敌视是公开的，主流媒体可以坦然地大谈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对美国的威胁，以及犹太教和天主教与美国主流价值的不协调。这种情况在20世纪的下半叶才得到改观。今天美国主流社会喜欢将犹太一基督教传统作为美国文化的内核。就在犹太教和天主教地位得到明显改观的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1970年代以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逐渐成为美国媒体充分展示美国主流社会傲慢与偏见的最新目标。在美国的影视业中，与穆斯林“恐怖分子”斗智斗勇成为塑造美国英雄的最佳素材。施瓦辛格主演的《真实的谎言》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诚然，穆斯林成为美国大片的“新宠”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但是寻找潜在的“他者”似乎一直伴随着美国人建构“美国认同”的历史。

今天，在美国人当中有一部分人把基督教作为“美国人”的要素，从历史来看，这一认同观的包容性得到了扩展。但是这种变化的时代背景是其他宗教的移民在美国明显增加。穆斯林、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佛教徒等所谓“非西方宗教”的信徒不时地在基督教徒中掀起阵阵涟漪。实际上，过去的20年中，在美国人中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徒的相对比例在下降，但是视美国是基督教国家的比例却明显上升。这与美国国内宗教版图发生的变化息息相关。

美国穆斯林的社会整合目前面临的主要障碍就是美国社会民间舆论中所设定的“美国人认同”的宗教边界。美国的选举政治为政客迎合民间舆论提供了可能。由于一部分基督教支派领袖对伊斯兰教的敌意，也由于美国在穆斯林国家存在复杂的利益纠葛，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美国穆斯林也不时地被抛向美国舆论的风口浪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势必对美国穆斯林的社会整合产生消极影响。

二、“文明冲突”范式的话语霸权

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当时的学术界对亨廷顿用“文明冲突”范式来探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关系表示不屑。但是9·11事件发生后，没有问号的同名著作立即成了畅销书，而且美国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全部自动地采纳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范式来解释9·11事件。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最初招致学术界的多方批评。政治学学者指出，即便是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的主导者仍然是政府。政府追求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而不是文化的利益。福阿德·阿加密（Fuad Ajami）认为，不是文明控制政府，而是政府控制文明，并以此反驳亨廷顿的主张。法瓦兹·格吉斯（Fawaz Gerges）认为，政治受到“利益冲突”而不是“文明冲突”的塑造。历史学家认为，亨廷顿只是重弹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宏大历史的老调。罗伊·摩塔海德认为，亨廷顿作为一个政治学学者涉入了一个对其历史所知甚少的地区。历史学和政治学领域的专家共同认为从国家和民族的传统视角对问题的解释力远大于这一新的“文明范式”。也有学者认为，亨廷顿只是将19世纪盛行的黄祸论、黑祸论和褐祸论的恐惧症对象在今天替换为伊斯兰、印度和非洲文明。文化分析领域的先驱——人类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指出，当他们已经放弃将文化视为一个关键概念的时候，亨廷顿“发现”了这一概念。在人类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已不再将文化视为具有核心本质的固定实体，而亨廷顿所做的正是要将复杂和充满分歧的文明本质化。

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比亨廷顿更早提出了文明冲突的范式。亨廷顿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的三年前，路易斯在《亚特兰大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穆斯林愤怒的根源”一文，将伊斯兰教视为西方和穆斯林世界的冲突之源。9·11事件之后，路易斯撰写了大量的文章，还出版了新书《出了什么问题？》路易斯成为“媒体明星”，接受了大量的媒体采访。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沃夫威茨称赞路易斯是一个“伟大的盎格鲁——美国学者”。路易斯避开巴勒斯坦及其被占领土问题，大谈伊斯兰教和民主的不相容，中东的政教不分，军事失败的屈辱与拒绝现代性和对恐怖主义的痴迷等。耶鲁大学著名的欧洲史教授保罗·肯尼迪在为《出了什么问题？》一书撰写的书评中，赞扬路易斯向人们揭示了西方与伊斯兰的冲突持续了许多世纪。

与媒体一样，美国政府自始至终坚称，9·11事件与美国的中东政策没有联系。2001年9月20日，布什在对国会和美国人民的演讲中说：“我们被攻击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是什么。”他在演讲中问“我们为什么被攻击？”接着自己回答：“因为我们相信进步、多元和宽容。”他还说，恐怖分子“仇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自由、集会自由和持不同意见的自由”，并认为反恐是“一场世界的战斗，一场文明的战斗，也是一场所有信仰进步、多元主义、宽容和自由的人的战斗”。他后来在联合国的演讲中也提到，他宣战是为了保卫文明。“文明”一词在他的演说词中至少出现了五次。他说：“我们面临的敌人不是恨我们的政策，而是我们的存在、我们对开放的宽容和我们有创造力的文化。”布什的申明和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达到了他们预期的效果。9·11事件刚发生后，68%的美国公众认为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是美国遭受攻击的重要原因。到同年的10月下旬，这个比例下降到22%。

为什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范式”能够赢得美国媒体、政界的青睐并在主流学术界有那么多的响应者？美国学者对此现象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厄万德·亚伯拉罕米安（Ervand Abrahamian）的分析直指问题的症结。他说，亨廷顿的专长是他具备不用讨论现实中的政治问题就能分析国际政治的能力，特别是他根本没有提及关于阿拉伯一以色列冲突的现实政治问题。亨廷顿剔除了政治问题之后讨论国际关系，这一点正中媒体和布什政府的下怀。它们都有意识地决定将阿以问题和美国在中东不受欢迎的一般问题与反美的恐怖主义问题隔离开来。任何将阿以问题与美国的不受欢迎联系起来的举动都被视为闯红线。利用亨廷顿的范式就可以非常自如地讨论与9·11事件有关的所有问题，同时无需提到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定居点，以及阿拉伯民族主义这样一些让人不安的概念。媒体报道了伊斯兰教的神学、中世纪的历史、伊斯兰教在美国西班牙裔社区的传播、对《古兰经》的多种解释、圣训和沙利亚法等等，而政治问题则被刻意地回避。亚伯拉罕米安发现欧洲的学者在分析9·11事件时就能很好地将政治问题与9·11事件联系起来，如大卫·赫斯特（David Hirst）在英国《卫报》撰文称，巴勒斯坦问题是9·11危机爆发的核心原因。另外，弗莱德·哈立德（Fred Halliday）也在《卫报》撰文，表示9·11危机能够用围绕巴勒斯坦的政治对立来解释，根本不用类似“文明冲突”这样的“陈词滥调”。

政府、媒体和学界用文明冲突范式解释9·11事件，在两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社会方面，由于将9·11事件限定在伊斯兰教的框架之内，使得所有的穆斯林都成了嫌犯，不可避免地对美国穆斯林社区产生了强烈冲击。尽管美国政府再三向公众保证这不是一场反对穆斯林的战争，而是反对极端穆斯林的战争，是极端穆斯林败坏了真正的伊斯兰教，但是将9·11事件与伊斯兰教捆绑在一起的事实已经造成，并且捆绑已经对穆斯林造成了极大的损害。9·11事件后穆斯林的遭遇就是明证。

亚伯拉罕米安认为，文明冲突范式在知识领域造成的后果更加令人不安，因为在一个多元社会中人们接纳了这样一个范式。这个社会看起来有自由和开放的媒体，但是事实上又在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之间暗自画了一条红线。对于研究中东的专家来说这一后果的影响是深远的。不在伊斯兰教的框架内解释危机的专家被边缘化，结果形形色色的所谓专家粉墨登场。即使曾经批评亨廷顿的学者分析美国在中东不受欢迎的原因时也不会提到巴勒斯坦问题。由于美国学者对9·11事件的政治原因集体失语，结果《卫报》的乔纳森。斯迪勒说，纽约使他想起了勃列日涅夫的莫斯科。

显然，尽管其解释能力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文明冲突”范式在美国是一个强势话语的现状短期内不可能有所改变。作为宗教少数群体的美国穆斯林深受这一强势话语的消极影响。美国穆斯林对媒体的看法就是一种直观表现。爱德华·赛义德说：“今天，伊斯兰教被人负面地定义为与西方相矛盾。这样确立的框架严重地限制了人们对伊斯兰教的知识。只要这种框架存在，伊斯兰教，作为穆斯林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就不可能被人了解。不幸的是，这种现象在美国真实地存在，在欧洲的情况略微好一些。

三、舆论环境不友好

2003年10月，助理将军威廉姆·保金（William Boykin）在一个基督教福音派教堂说，穆斯林崇拜的神是“偶像”。对此言论，时任国防部长的道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不仅没有表示道歉，反而称赞保金的资历。2011年1月，美国共和党议员彼得·金（Peter King）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引用1999年谢赫.卡巴尼（Sheikh Kabbani）的轻率言论，称大多数美国清真寺的伊玛目宣扬极端思想。虽然事后彼得.金修正了自己的说法，但是对美国穆斯林的偏见仍然溢于言表。美国政客能够坦然地拿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说事而不担心自己有什么政治风险，甚至还有可能为他们得分。爱德华·赛义德在他的《报道伊斯兰》一书中说，“对于伊斯兰教怀有恶意的泛论变成了诋毁外国文化最后一个可以接受的形式”。基督教基要派牧师派特‘罗伯逊说伊斯兰教“不是一个与人和平相处的宗教。只有当他们能控制和支配并有能力摧毁对手的时候，才会与人共处”。罗伯逊还告诉福克斯新闻电视台“穆斯林比纳粹还要糟糕”。派特.罗伯逊曾是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是一位重量级的政客，经常与总统和议员会面，宣称能对数百万选民施加影响。罗伯逊对伊斯兰教的敌视赢得了一些犹太人的喝彩，这些人在《纽约时报》刊登了整页广告感谢罗伯逊，理由是他“对以色列始终如一的支持”。

路德宗教会（The Lutheran Church）是美国南方最大的教会之一，它将自己的一位主教从教会开除，原因是他与一位伊玛目参加了9·11事件纪念仪式。电视福音布道者杰瑞.法威尔（Jerry Falwell）宣称是7000万基督教基要主义者的代言人。他说，自己经过充分的研究发现，与服从律法的摩西相比，穆罕默德是一位“沉溺于暴力和战争”的“恐怖主义者”。2010年5月1日，在全国祈祷日纪念仪式活动中，有一位妇女做了这样的祷告：

我们忏悔因为在我们在选举国家和州一级官员时没有用好神圣智慧……结果导致明尼苏达州将穆斯林首次选进了国会。为此，主啊！我们向您忏悔！

该仪式活动由美国宗教右翼团体“国家祈祷日特别工作组”举办。该团体的名誉主席就是上文提到的富兰克林‘格瑞海姆。全国祈祷日由美国国会指定，目的是彰显美国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但是右翼团体利用这一活动赤裸裸地表达对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穆斯林国会议员凯斯·埃里森（Keith Ellison）的仇视和偏执。宗教右翼团体对穆斯林的敌视不需要任何掩饰。

克林顿在其任总统期间，对国内穆斯林团体采取了一些亲民举措，激起了一些人的不满。1996年，斯蒂文·爱默生（Steven Emerson）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克林顿的穆斯林客人是哈马斯的朋友。斯蒂文·爱默生一直仇视美国穆斯林。1994年就在PBS播放电视节目《吉哈德在美国》，指控世界上几乎所有穆斯林

以上列举了一些政界和宗教界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敌意言论。实际上美国公众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消极看法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2002年2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CBS News）民意调查显示，30%的美国人对伊斯兰教有好印象，33%的人印象不好，37%的人不能确定。2004年，康奈尔大学的一项全国调查发现，有44%的美国人支持对美国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公民自由进行某种限制。调查还发现有74%的人认为伊斯兰国家压迫女性；50%的人认为穆斯林是暴力的、危险的和狂热的；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多数的穆斯林仇视美国。只有27%的人同意穆斯林与基督徒的价值观是相似的。47%的人表示伊斯兰教比其他宗教更有可能在信徒中间鼓励暴力。这些数据显示至少有一半的美国人将伊斯兰教视为危险，并且认为伊斯兰教的价值与西方/基督教的价值有根本差异。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人对穆斯林有负面感觉的可能性要高于对佛教徒、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两倍。53%的美国人说自己对伊斯兰教的看法“不太好”（22%）和“根本不好”（31%）。40%承认对伊斯兰教所知甚少，23%一无所知。另外，66%的人不同意“多数穆斯林包容其他宗教”的说法。更有81%的人不同意“多数穆斯林相信女人和男人应该有平等权利”的说法。2010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期间“沙利亚法”一度成为媒体热门话题。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莎蓉·安戈尔（Sharron Angle）称“德克萨斯州的法拉克福和密歇根州的德尔班市已经为沙利亚法占领”。虽然德尔班市市长出面驳斥安戈尔并邀请她亲自到德尔班市看个究竟，安戈尔没有接受邀请。实际上，德尔班市有7座清真寺和60座教堂。法兰克福是一个小镇，只有一座教堂和一块墓地而已。甚至有候选人发布电视广告宣称伊斯兰对西方构成威胁等。类似的事件不是个例。

针对美国社会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存在的敌视现象，爱德华·赛义德一针见血地说道：“当然从未有人将琼斯镇惨案或俄克拉荷马爆炸案@或印度支那的毁灭等同于基督教，也没有与西方或美国文化等同起来。这一类的等式从来都是专为伊斯兰教‘保留’的。”此类敌视现象不仅存在于部分政客和基督教右翼领袖身上，美国的学术界在研究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历史和文化时同样存在问题。爱德华曾批评美国学术界“仍然有可能拿伊斯兰教说事，而这样的做法对于犹太教、亚洲人、黑人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也仍然有可能在漫不经心地撰写关于伊斯兰教历史和社会的研究著作时不理自尼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以来在阐释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每一个重要进步。”约翰·埃斯波斯托说：“当基督教极端分子称自己是上帝的卫军，炸毁堕胎诊所，我们将基督徒的主流信仰与狂热份子对宗教的歪曲利用区分得很清楚。但是关于伊斯兰教，作出同样的区分并不经常发生。”杰克·沙恒（Jack Shaheen）教授对美国媒体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形象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指出，从1960年代晚期一直到本世纪初，在美国的电视和电影中，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是唯一可以被赋予负面刻板印象的群体，美国社会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

爱德华。赛义德对敌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人所惯用的手段进行了精辟的剖析，他说：“故意制造伊斯兰教与原教旨主义之间的联系保证了普通读者将伊斯兰教和原教旨主义视为本质上一致的东西。将伊斯兰教简化为一大堆清规戒律，各种刻板印象，还有关于这个信仰、它的创立者和所有信徒的轻率结论，然后强化每一个与伊斯兰教有关的负面评价，如暴力、原始性、本土性（nativism）、威胁性等，并将其永久化。所有的这些都没有严肃地定义什么是原教旨主义，也没有为激进主义或极端主义给出精确的意义，或将这些现象放在特定的背景中。”

美国政界、学界、宗教界和媒体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偏见与傲慢，对美国穆斯林的相关认知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表1显示，90%的人认为美国媒体所展示的伊斯兰教形象是带有偏见的和负面的。51%的人认为在美国的教育体制内，关于伊斯兰教的观点带有偏见（见表2）。

表3显示，53%的人认为美国的非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传播有点疑惧，32%的人认为美国的非穆斯林反对伊斯兰教的传播。总之，85%的穆斯林认为非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传播心存戒备。

表4显示，有93%的穆斯林认为，美国大众只听说过伊斯兰教，对它的风俗和信仰不熟悉。伊玛目哈桑·卡兹尼说，曾不止有一个人想知道“伊斯兰”和“穆斯林”这两个宗教的区别。

表5显示，52%的穆斯林因为自己的宗教或种族背景遭遇歧视。皮尤调查了穆斯林在美国社会中所遭遇的基于宗教原因的偏执。调查发现有一半的非洲裔穆斯林说自己在过去的12个月当中曾是偏执的目标，白人穆斯林遭遇歧视的比例是28%，亚裔穆斯林的比例是23%。赛尔楚克·斯林研究发现其访谈对象中88%的青少年在过去的一年中因为是穆斯林而遭遇过歧视。67%的访谈对象说自己在学校遭遇过歧视，54%的人说在购物时遭遇歧视。

当主流社会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消极看法较为普遍，同时大多数穆斯林也是如此认知主流社会的态度时，我们相信，缺乏信任感的情况下必然会对穆斯林的社会整合产生消极影响。

四、外交政策

利弊互现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政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穆斯林的政治参与。在中东政策方面，美国穆斯林注意到共和党政府表现得要比民主党政府更有能力制约以色列。1956年，是共和党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坚持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停止对埃及部分地区的侵占并迫使以色列人从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侵占的西奈地区撤退。同样是共和党的尼克松对巴基斯坦持同情立场，在1971年的印巴冲突中反对印度。还是共和党的总统乔治·布什反对以色列在阿拉伯人领土上非法建设居民点。另一方面，是民主党总统杜鲁门为1947年以色列建国开绿灯，由此为60余年的阿以冲突、巴勒斯坦人的灾难和巴以之间的仇视埋下伏笔。同样是民主党的总统林顿·约翰逊帮助以色列六天之内赢得了1967年的“6月战争”，导致加沙、西奈、戈兰高地和西岸的阿拉伯领土被占领。民主党的总统克林顿比以往任何总统都要接近于默许以色列在阿拉伯人的被占领土上建居民点。克林顿甚至一度考虑认可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所有这些事实说明，在外交领域，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像是穆斯林世界的朋友。但是，在国内，民主党更多支持少数人群体和世俗国家的理念，对国内族群的多样性表现得更敏感。例如克林顿政府被认为自林顿·约翰逊政府以来最亲以色列，但是在国内它对穆斯林的亲善举措超过以往任何政府。1995年夏天，副总统戈尔访问了一座清真寺。1996年斋月期间克林顿总统问候穆斯林。1996年4月，第一夫人希拉里在白宫主办了开斋节庆祝活动。美国军队的第一个穆斯林教职人员（chaplain）也是在克林顿当政期间上任。总统在白宫接待阿裔美国人讨论国内和国际的问题。克林顿的安全顾问安东尼·雷克（Anthony Lake）与穆斯林讨论波斯尼亚危机。此外，“美国穆斯林理事会”代表与国务院和司法部官员会面，表达对反恐法案的关注并游说废除对穆斯林不公的条款。以上事例说明民主党的国内政策或许比共和党对穆斯林友善，而在外交政策领域，共和党比民主党更有利于穆斯林。对于美国穆斯林社区来说，美国的外交政策虽然呈现出政党轮替的特点，但是基调并无大的变化，偏袒以色列并支持与美国合作的穆斯林国家的独裁政府的政策并没有改变。表6显示，81%的穆斯林认为美国针对中东和穆斯林世界的外交政策导致了美国穆斯林的疏离感。表7显示，84%的人认为美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外交政策和军事行动导致一些美国穆斯林的信仰和行为走向极端。美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外交政策在笔者给出的5个原因中位居榜首。

美国外交政策不仅影响了国内的穆斯林对某些问题的认知和评价，而且格吉斯（Gerges）发现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美国人对穆斯林的负面看法的起伏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结语

罗伯特·吾斯诺（Robert Wuthnow）和康拉德·海克特（Conrad Hackett）在研究了美国非西方宗教的信徒的社会整合之后，强调社会整合中存在的问题是美国社会多数一少数群体关系的结果，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少数群体的特点造成了社会整合问题。美国穆斯林的社会整合面临的诸多制约因素由主流社会的特点而形成。为了更好地实现美国穆斯林的社会整合，美国主流社会需要在外交政策、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和尊重、美国认同的包容性等方面迈出积极的步伐。美国社会在上述领域的进步也意味着美国主流社会更好地践行了平等、宗教自由、多元等其所倡导的美国价值观。

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美国宪法对宗教自由的保护以及美国的法制传统。宗教自由是宪法赋予的基本人权，这是美国主流社会的共识。美国政府态度鲜明地支持这一基本人权。也有更多的宗教团体和个人公开呼吁穆斯林宗教自由的权力应该得到尊重。媒体本身也有大量的比较全面中立的报道。总之，美国穆斯林面临的舆论环境虽然大体上是不友好的，在局部地区也遭遇了其他宗教社区的刻意排斥，还能不时地听到有政客和基督教领袖对伊斯兰教大放厥词，但是大多数美国穆斯林认为作为一个美国穆斯林挺自在，他们将这种自在归于美国的法制传统、宗教自由和美国人民的友善。

责任编辑：王伏平

作者：杨忠东

美国的电视文化特征论文 篇2：

越战暴行在美国公众舆论中的消解与重构

摘要：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发生于1968年3月的美莱事件于次年被媒体揭露。美国公众一方面震惊于暴行的残忍，另一方面则对美军的行为给予高度的理解和宽容。自由和保守势力出于不同的动机，一致对面临审判的暴行制造者予以声援，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案件的最终结果。美国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所营造的媒体叙事方式和公众认知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罪感的消解与淡化，也使得美国社会对于越战经历的集体反省具有严重的不彻底性。

关键词：美国；公众舆论；美莱事件

作者简介：张小龙，男，史学博士，海军飞行学院教研部教师，从事美国军事史、文化史研究。

美国军队的有组织暴行记录几乎贯穿美利坚民族的拓殖和扩张历史。然而，受制于当时美国国内的媒体发展程度和公民教育水平，上述暴行无法引发全社会范围内的道德讨论。直至越战期间，军方的战地暴行通过各种信息渠道，较为完整地展示于公众面前，对战时美国民意的全方位检视才得以实现。本文以美莱惨案这一越战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为切入点，从媒体行为和公众认知两个角度出发，对美国社会的战争责任观和战争罪行观进行分析。

一、美莱事件及相关审判始末

1965年3月，约翰逊政府改变越战策略，将“特种战争”升级为以“南打北炸”的“局部战争”，美军开始在一个军民一体的国家当中进行一场无休止的消耗战。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1967年5月给总统的备忘录中称：美军每周杀死或重伤大约1000名非战人员，这必将“扭曲美国人民的国民意识和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1］（P116－118）。约翰逊对此却无动于衷，其原因在于总统相信绝大多数伤亡属于空中或远程炮火所造成的误伤，既无可避免也无须追究责任，至于地面步兵的杀戮行为，美国政府采取的对策是对媒体报道严加管控。

1968年初，“春节攻势”战役过后，美军进一步加大了对南越村寨的“搜索与摧毁”行动力度。3月16日，美军第23师11步兵旅特战营C连前往广义省山静县的美莱4号村（My Lai 4 Village）。根据事先得到的情报，越共第48营以该村为据点进行游击活动，因此C连连长梅迪纳上尉向所部下达了“消灭所有人员并摧毁该地区”的命令［2］（P184）。上午7时22分，一排排长凯利（William Calley）中尉率领大约80名士兵进入村庄。凯利在村中并未发现任何越共活动的迹象，但他仍坚持执行上尉的命令，组织士兵开枪射杀了大约300名村民（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与此同时，担任后卫警戒任务的B连在１英里以东的美溪4号村也枪杀了100多名平民。师旅主官在事后下令封锁消息，对外宣称“20名平民不巧位于预定行动地区，死于美军和越共的交火”［3］（P33）。尽管如此，事件真相在士兵当中口耳相传，知情者不断增加。

1969年3月，尼克松总统、国防部长、参联会主席和23名两院议员收到揭发美莱事件真相的信件，寄信人是曾在11旅服役的士兵罗恩·莱德诺尔。莱德诺尔本人并未见证或参与屠杀，但他在一年的时间里走访调查了C连的多名士兵，有足够证据确认屠杀传闻的真实性。军方在4月进行了初步取证，9月，凯利被逮捕并受到谋杀指控，11月，美国各大媒体开始对事件进行公开报道，陆军参谋长威斯特摩兰派遣以皮尔斯中将为首的调查组赴越南展开调查。皮尔斯发现，23师内部存在炮制虚假报告的欺骗行为，相关文件从档案中被抽走，许多被调查者作伪证或是集体“失忆”。1970年3月，调查组提交多达4卷的报告，追究各级主官的责任，指控以师长考斯特为首的28名军官犯有渎职、共谋、伪证等多项罪名。1971年3月，佐治亚州本宁堡军事法庭裁定凯利谋杀22名平民的事实成立，判处他终身服劳役。其他涉案军人在此前后均被判无罪。8月，尼克松运用总统权力进行干预，宣布将凯利的刑期减为20年，并改为软禁。1974年4月，尼克松再将凯利的刑期减为10年，11月，陆军部长卡洛韦宣布凯利获得假释。

纵观此案始末，司法程序不可不谓周全严密，罪行罪证不可不谓充分确凿，最后却在总统的两次强力干预下，上演了一场罚不抵罪的闹剧。考虑到审判全程处于美国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之下，总统的决定显然受到了民意的左右。媒体报道刻意从不同角度迎合公众主观认知愿望，使案犯获得了社会最大限度的同情和支持，公众舆论最终实现了对法律和正义的颠覆。

二、 美国媒体重构角色和消解罪行的努力

在1968年之前，对越战暴行的报道很少见于美国媒体，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政府和军方的新闻管制，另一方面也在于媒体自身主动遵从着不介入此类事件的行为规则。战地记者必须仰赖军人提供保护才能顺利工作，深入报道军人的残忍行为必将破坏和军方的良好合作关系；自揭家丑的行为难以见容于美国社会的强大保守势力，极易得罪老一代读者和广告客户；更重要的是，越战美军面对着“有史以来面孔最模糊的敌人”［4］（P55），既无法分辨南越军民，更找不到同越共主力部队进行决战的机会，完全建立在统计数字上的“歼敌计数”（body count）成为证实战争取得进展、给予国民交代的唯一手段，此举更助长了美军大肆滥杀以为己功的恶劣风气，战争罪行与正当的交战行为实际上已难以区分，暴行成为越南战场上的常态。新闻记者与美军士兵一样，对家常便饭般的战争罪行感到麻木，甚至不视之为新闻素材。1965年，《纽约时报》记者谢汉在现场报道海军对5个沿海渔村的炮击行动时，轻描淡写地提到可能有600名平民在行动中死亡。谢汉回忆说：“我从不认为自己发现了一桩战争罪行，相信《时报》的编辑和读者也不会这样认为。”［3］（P24）从一开始，道德底线的缺失就成为困扰越战报道的尖锐问题。

“春节攻势”战役引发了美国国内空前高涨的反战运动，也使美国媒体的报道口径有所转变，战役期间，电视新闻对于平民伤亡的报道达到了平时同期的3.9倍。［3］（P27）即使如此，这些报道多数属于即时性的新闻快报，美国媒体仍然无意深入挖掘战争暴行的来龙去脉。《纽约时报》在1969年11月13日刊发了关于美莱事件的概况以及凯利被捕受审的新闻，此后一周内再无后续报道。美国三大电视新闻网主播在节目中一致援引南越地方官员的言论，称平民伤亡只是偶发事件，甚至质疑莱德诺尔的写信动机，认为他只是为反战造势，企图迫使美国尽快结束战争，信件反映的内容真实与否还有待证实。

C连战地摄影师罗纳德·海伯尔在此时的出现，为案件的进展提供了关键证据，也是美莱事件报道由冷转热的转折点。11月19日，海伯尔将其在现场拍摄的大量照片转售给《生活》杂志，次日晚上，这些照片出现在各大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当中，无可辩驳地证明多名儿童遭到杀害的事实，此画面对美国公众构成了有力的视觉和心理冲击。在随后的18个月内，众多媒体开展了强有力的跟踪报道，到结案时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96%的美国人对屠杀和审判的相关事实已有所了解，美军在国民心目中的英雄形象骤然坍塌，公众对于这一丑闻毫无心理准备，处于空前的震惊和幻灭当中。《华尔街日报》在11月末采访了各大城市的200多名民众，发现许多人仍然表示“难以置信”，宁愿相信此事是“越共同情者和反战人士共同编造的谎言”。［3］（P53－57）对于事件深度报道给公众带来的不快情绪，媒体是深有体会的，如果一味穷究事件本原与真相，刻画受害者的苦痛，势必会进一步刺痛美国大众的道德神经。专栏作家乔纳森·谢尔写道：“受害者的存在几乎微弱得无法辨认。对我们而言，身边发生的每一起死亡都是难以名状的莫大悲剧，而他们的死亡在我们眼中只是抽象的统计数字。”［3］（P210）由于受害者的话语不为人知，其后进行的审判注定将成为一场“原告缺席”的审判。

相比之下，凯利受到的媒体关注则有增无减。在取保候审的一年多时间内，凯利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焦点人物，其媒体形象则经历了一个逐步被人性化、温情化的过程。凯利起初不愿应对媒体，但律师提醒他，营造良好的公众形象可以极大地改善自己在庭审中的处境。此后凯利开始主动邀请记者上门走访，与《时代》周刊记者彼得·兰奇过从甚密。1969年12月5日出版的《时代》周刊以凯利为封面人物，并配以《罪在何处？》的大字标题。在兰奇笔下，凯利俨然成为热情好客、开朗随意的“邻家男孩”，“不是怪物，不是铁石心肠的战士，更不是漫画中那种每周末都要进行射击训练，皮卡后座永远斜倚着一支步枪的职业杀手”［5］（P356）。美国广播公司（ABC）在审判前夜推出了名为“寻找威廉·凯利”的专题节目，回顾凯利的成长和求学经历，强调凯利“只是那一代人当中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存在，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凯利，凯利也可以是每一个人，他没有任何与众不同之处”［3］（P130）。媒体叙事中的“好孩子”，和当初以恶魔形象闯进公众视野的“杀人机器”已判若两人。后者体现的是战争环境对人性的扭曲，前者则展示了远离战争后正常人性的复归。言外之意，美军在越南的暴行，应由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以及严酷的战地环境来负责。凶手经过如此包装竟一变而成为战争的受害者，媒体重构角色的行为与公众的反战诉求找到了契合点。

在迎合自由派人士反战愿望的同时，媒体同样重视修复国家道德形象，维持公众道德信心，以此作为对官方和保守势力的声援。《生活》杂志在率先刊发现场照片一周后即改变报道主题，大篇幅渲染美国民众对越南女孩阮氏圆的救助。阮在两年前的一次空袭中失去了右腿，其遭遇被《生活》杂志报道后，美国人竞相捐款捐物并为其安装假肢。女孩捧着“刚从加州寄来的娃娃和毛绒玩具”开心微笑的画面，被用来缓释可怕画面带给人们的心理震撼。奥利弗认为，美国人内心其实并不认为自己应对被战争伤害的越南儿童负责，而他们之所以乐于向弱者提供恩赐般的“帮助”，其目的在于换取道德上的优越感和满足感。［3］（P69）自命为救世主的“使命意识”，是美国扩张性军事思维的文化驱动力，而使命意识正是依赖内在的道德优越感才得以维持。以尼克松总统为代表的共和党保守势力极为担心美莱事件对国民的道德优越感造成打击，从而导致美国彻底失去战争动力，最终无法“体面地结束战争”。媒体不失时机地消解和淡化罪行，无疑是为共和党的越南政策注入了一支强心剂。

为了证明美军仍然在道德层面上高于对手，美国报刊采取的另一手法是对越共武装展开妖魔化报道。1968年，游击队在占领顺化期间处决了当地的一批通敌卖国分子，全国广播网（NBC）对此大做文章，声称被屠杀者多达三千多人，主播切特·亨特里更是借题发挥说：“美莱屠杀即使确实发生过，也并不是越战中的唯一罪行，最大的罪行还是出自敌人之手。”《新闻周刊》甚至将其解释为“对行为难以预测的邪恶敌人实施的复仇行动” ［3］（P68）。媒体坚持传达的观点是：敌人的暴行是有预谋有组织的一贯行为，而美莱居民的遭遇只是一支高度文明、训练有素的军队偶尔犯下的一个不具有代表性的错误，因此美国公民无须怀疑美军军事行动的正义性，更无须对屠杀抱有负罪感。媒体在“新闻客观性”的自我标榜之下仍然能够精确把握社会的脉动，迎合左右翼不同群体的需求，根源在于美国社会文化传统、历史经验与时代背景，以及公众认知取向。

三、英雄与替罪羊：美国公众对罪案当事人的身份认定

军事法庭对凯利的审判于1970年11月开始，凯利辩称从他抵达越南后，就被告知当地的男女老幼都是潜在的敌人，自己只不过是执行消灭敌人的命令，因此并无任何过错。［5］（P335）事实上，包括凯利在内的美军士兵在抵达越南后，也同样接受过战争法教育，被告知“所抓获的任何人，不管是嫌疑人、平民或战俘，都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其进行施暴、侮辱、示众或报复”，1956年版《美国陆军战地手册》中更是明文规定：“由于执行上级命令而导致的违反战争法行为，不得成为赦免当事人战争罪行之理由，亦不得在庭审中作为辩护借口，除非当事人不了解，或不可能有望了解该命令的违法性质”［6］（P197）。依照军法，即使凯利能够证明自己是奉命行事，也不足以免除罪行。皮尔斯在实地调查后认为以凯利的罪行“得以保全性命即是万幸”［5］（P337）。法庭的最终判决已对公众舆论作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却仍然在美国社会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行动。

抗议行动首先得到了南部各州保守政治家和民众的支持。在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的号召下，当地民众驾车上街游行，并集体打开前车灯为声援凯利造势，副州长马多克斯致信尼克松，恳请总统动用赦免权。该州征兵机构自行解散，宣布直至凯利获释不会继续为美国征兵作战。正在准备参选总统的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宣布将把“拯救凯利”作为竞选纲领的一部分。密西西比州州长威廉斯甚至扬言：由于对判决不满，该州将考虑脱离联邦独立。此外，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阿肯色等州议会纷纷通过要求总统干涉判决的提案，佛罗里达州和南卡罗莱纳州举行了大规模的签名抗议活动。田纳西州乡村歌手托尼·纳尔逊推出新专辑《凯利中尉的战斗颂歌》，仅3天时间即售出20万张。［7］（P191－195）与其他地区相比，南部民意倾向于无条件支持凯利。［3］（P160）

南部保守势力对判决的强烈反感，可以从这一地区固有的保守文化传统中找到原因。崇尚军事和暴力，珍视自己的自由却不尊重别人的自由，鲜明的英雄崇拜、强烈的荣誉情结以及宗教上的基要主义倾向都被视为典型的南部文化特征。［8］约瑟夫·弗雷指出：越战的主要发起和推动力量均来自美国南部，约翰逊、腊斯克等南部出身的政治家将美国拖入了越战，三分之一的参战人员来自南部11州，凯利和C连大多数士兵都是土生土长的南部青年。［9］（P261）在获知自己将终身服劳役后，凯利神态淡定，向法官立正敬礼，回答：“我将尽力而为，长官”。这样的举止极为恰当地诠释了南部文化对英雄形象的价值判定——阳刚气质、不畏苦难，勇于直面不公正的待遇，也使凯利在南部民众中的形象上升到空前的高度。对凯利的审判，实际上已被等同为对南部传统价值观的挑战。南部特有的历史背景则强化了“暴行是战争的必然产物”这一认识。内战期间，谢尔曼将军率领的联邦军队在著名的“向海洋进军”行动中，焚毁了佐治亚州的大部分地区。在当地人看来，如果谢尔曼被美国人目为英雄，那么凯利就至少应当免予处罚。［10］（P67）

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心态是困扰南方社会的道德顽疾，种族情绪在越南战场上直接表现为对亚洲平民生命的漠视。一名参与屠杀的C连士兵承认对杀戮“感到厌恶”，但他“从来无法理解这些越南人。如果被杀者是美国人，感觉会完全不同”。［11］（P59）种族歧视盛行的社会，往往也弥漫着反共狂热，凯利在回忆录中露骨地写道：“在美莱被毁灭的并不是有理性会思考的人类，而是一种无形的意识形态……南方人如何看待黑鬼，我就如何看待共产主义。”［5］（P372）官方意识形态敌对宣传一旦和社会上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结合起来，敌视情绪就会泛化到全体越南国民身上。

相比保守势力对于凯利的狂热支持，反战力量的态度较为复杂。20世纪70年代初的反战运动已经不再是少数和平主义者的抗议活动，而是呈现出主体多元化的特征，吸纳了青年学生、左翼知识分子、失意退伍军人、自由派政治人物等不同成分。大体说来，反战人士倾向于以批判和反省态度看待屠杀，著名神学家尼布尔哀叹：美莱惨案“使我们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民族”，埃里克·舍瓦雷德认为国家道德形象因此受到的伤害就如同深入肌体的创口，“只能先用手术刀割开清理，不能简单地包扎了事”。纽约知识界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格尔尼卡》巨幅油画前举行集会，将美莱惨案与法西斯暴行作比。［3］（P135－137）然而，对暴行的憎恨并不意味着对暴行制造者的憎恨，在反战人士眼里，凯利虽非英雄，但却是国家政策失败的替罪羊，是越战军人这一悲剧性群体的缩影。

退伍军人群体对于法庭的判决尤为愤怒，原因在于众多越战军人同样参与过“搜索与摧毁”行动，深知在无数以国家名义进行的暴行当中，美莱惨案不过是冰山一角。“越战老兵反战协会”（VVAW）辩称：“美军每天都在越南各地重复着凯利的所作所为，我们自身的经历足以证明那只是极为寻常的一次行动。”［7］（P211）美国各地发生多起退伍军人到警局“投案自首”的事件，老兵们自曝越战暴行，自请出庭受审，以此表示对凯利的声援。更值得注意的是：凯利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因忠实执行命令而获罪的军人，而发布命令的上级未受到任何制裁，战争的主要责任者更是逍遥法外。美国学者泰勒在《纽伦堡与越南》一书中特别回顾了马尼拉军事法庭对日军将领山下奉文的审判。山下由于“未能对部属的暴行作出有效约束”，于1946年被美军处以绞刑。作者指出：按照这一定罪标准，因首倡“搜索与摧毁”行动而催生大量暴行的前驻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无疑应与山下同罪，历任总统由于批准对平民的轰炸行动，同样难辞其咎。［12］（P139）如果众多高官无须承担越战罪行，对凯利的审判就难以服众。公众的抗议矛头直接指向政府要员及战争政策。

尼克松及其幕僚起初未能对民意作出准确的判断。屠杀事件曝光一周后，基辛格致信总统，建议采取丢卒保车的策略，从速开展调查并对主要责任人审判定罪，以阻止公众舆论对事件内幕的无端猜测。尼克松同样认为严惩凶犯或可平息反战人士的不满情绪，因此，判决引发保守势力和反战势力的一致讨伐，是白宫始料未及的结果。宣判后的一个多月内，多达26万封信件和7万多份电报飞向白宫，其中99%以上对判决表示遗憾，或要求总统干预。［7］（P195）尼克松转而意识到，美国社会舆论自60年代以来一直陷于分裂与对抗之中，难得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如此统一的意见，“拯救凯利”已成为总统弥合美国社会裂痕，争取最大支持率的唯一选择。事后调查表明，80%以上的民众肯定尼克松的举动。［7］（P207）三年后，深陷水门丑闻中的尼克松再次为凯利减刑，企图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人气，但已于事无补。

四、三重责任论：美国社会对越战罪行的整体反思及其局限性

反战分子和保守势力的共同思想出发点在于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人性论基础，尤其是霍布斯学说关于“自然状态”下人性本恶的论断。自然状态即等同于战争状态，不择手段地趋利避害和自我保全是自然状态下人的本能。从这一前提出发，战争的本质就是“自然状态”下的相互伤害，军人由于惧怕违令受罚，或是出于自保动机而实施的暴行都获得了逻辑上的正当性。美国公众无法想象没有暴行的战争，不少人甚至认为战争法的存在无足轻重。俄亥俄州立大学进行的一次调查证明：大约80%的学生对美莱惨案的发生表示愤慨，但却倾向认为“战争中必然发生大量此类暴行”［3］（P164－165）。在明尼苏达州居民中进行的测试则表明：只有12%的受试者认为暴行缘于士兵个人性格、道德品质、教育程度等个体因素，55%的受试者将其归咎于“导致士兵兽化的战地环境”［11］（P118）。

美国社会看待战争罪行的上述认知逻辑还可以从盛行于２０世纪60年代美国心理学界的“功能论”中找到学理依据。围绕如何规范个体道德行为的问题，学界一向存在主张以行为主义为立论之本的“功能论”（functional view）与以人本主义为立论之本的“理想论”（aspirational view）两种不同观点。立足于道德内化和性格养成的“理想论”由于将个人看做具有独立道德意识的个体，强调道德责任的不可规避性，因此并不见容于当时甚嚣尘上的自由主义思潮。“功能论”获得了主流地位，其主要内容在于高度强调环境创设与制度机制对个体行为的规范功能，认为人性易于堕落犯错或屈从压力，唯有创设秩序严明的外在环境才能阻止罪错的发生。持此论者一贯为美军伤害越南平民的累累罪行辩解，将罪行解读为环境压力（伤亡重大而收效甚微的作战行动，严酷的战场环境，以及接受杀戮训练所带来的负面心理影响）与制度缺陷（以“歼敌计数”衡量战果的恶劣做法）的综合产物，声称由于以上外在因素，参战军人不具备进行正常理性思维的条件，屈从于命令是唯一的合理选择。［13］（P170）著名的“电击实验”即是经常被论者援引以证实上述观点的经典案例。①认为人性易于犯罪的普遍罪感意识，是美国公众认同凯利的根源所在。换言之，公众遵循的认知逻辑是：任何人一旦被置于严酷战争环境下都有实施暴行的可能，战争是导致人性异化的罪恶之源，因此创设战争环境的政府必须对此负责；美国国民在越战初期曾无条件地支持战争，放任战争进行下去，因此全体国民同样对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6］（P200－204）作为个体责任的战争罪行先是被上升为政府责任，继而又被放大为全民责任，“三重责任”的战争罪行观在凯利一案的社会反响中得到了明显体现。

文化学者本尼迪克特认为，在以“罪感文化”为特征的西方社会中，人一旦察觉到自己违背了“绝对的道德标准”，便会产生道德焦虑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不被人发现，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折磨，尽管这种罪恶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14］（P154）。多数美国公众并不否认罪行事实，更不讳言自身也是战争责任者之一。盖洛普测验机构对公众质疑判决的原因进行调查，结果发现56%的人认为“战争罪行应由更多的人承担才公平”，因拒绝相信罪行真实性而质疑判决者仅占15%。［7］（P213）抹杀战争罪行的无赖之举可以在“耻感文化”主导下的日本社会找到生存空间，但却不适用于“罪感文化”主导下的美国社会。社会成员内在的道德焦虑，在两种文化模式下有着不同的解脱渠道，“羞恶之心”的消极发展，往往导致遮掩恶行的企图；“畏罪之心”的后果则表现为最大限度消解淡化罪行的努力。原本责任明确的个体战争罪行在扩散为“全民责任”后，实际上已经消于无形，美国公众通过接受“共犯”的身份认同而完成忏悔，但却无须为此承担任何战争责任，反战人士更是通过对战争的否定而求得了良心的安宁；约翰逊总统和军政要员被反战分子冠以“凶手”之名，但法律完全无法提供对其进行制裁的相应机制；真正意义上的凶手反而难以受到同罪行相称的惩罚。

公众反战行为的最终目的并非在于清算罪行，而在于体察战争带来的教训，以利于美国的长远发展。谢汉写道：“国民应当探究战争罪行问题，洗涤民族的良心，正确处理世界第一强国同弱小民族之间的关系。我们并不需要监禁和判决，但却需要唤起社会的清醒认识，认清这些行为的犯罪实质，使得未来的美国领导人不致重蹈罪行。”［3］（P117）吉姆·尼尔森指出：美国式的自我中心主义始终支配着反战话语，一场本来给越南民众带来无尽悲剧的新殖民主义战争却被戏剧性地定位为“美国噩梦”或“美国悲剧”。［15］（P5－6）民意认为越战是一场“错误的，不道德的战争”，原因在于美国人在付出生命财产和道德形象上的巨大代价后仍然无望取胜，“美国要么胜利，要么从越南撤出”才是多数人的真正诉求。［1］（P133）反战运动对战争性质的界定，首先以战争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为准绳，其次才考虑到战争是否对他国主权和人民生命构成危害。反战运动既然不能从人类普遍公德与正义出发，诉诸法律正义，理清战争罪责，对后来者予以警示，那么也就不可能“认清犯罪实质”，更不可能阻止未来的美国人“重蹈罪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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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雪萍］

Dispersion and Reformation of Vietnam War Atrocities within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Focusing on My Lai Massacre in 1968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ｏｎｇ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Naval Flying Academy, Huludao, Liaoning 125001， China)

作者：张小龙

美国的电视文化特征论文 篇3：

美国影视作品中的文化内涵探究

摘 要 随着全球化的加剧，美国的国际地位日益飙升，美国文化对各国的影响不言而喻。而英语在全世界的普及也使作为语言背景的美国文化在语言习得中日显重要。观赏美国影视作品，是探究美国文化的一种方便而可行的途径。本文旨在从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方面研究美国影视作品中所反映的美国文化特征。

关键词 美国影视作品 生活方式 社会价值观 文化内涵

Research on Cultural Connotations Reflected in American Movies

ZHANG Ge

（College of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 of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3）

美国的影视是重要的文化产业，它为人们了解美国的文化和社会历史提供了一个窗口。影视集艺术、商业和流行娱乐为一体，人们可以从影视作品中了解美国人观念的转变，像其它的文化产品一样，电影很容易被大众所接受。本文旨在从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方面研究美国影视作品中所反映的文化内涵。

1 生活方式在美国影视中的呈现

1.1 运动

美国的许多运动是从其他国家引入的。欧洲的移民来到美国时，带来了网球、高尔夫球、保龄球和拳击等运动。棒球和足球来自于其他的古老的世界级的运动会。只有篮球才称得上是美国本土运动。有关运动的影视也在相应的变化。我们会发现美国人非常喜欢运动，但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們喜欢保持身材和健康。

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保持健康常常是头等大事。健身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许多美国人加入了健身俱乐部，锻炼身体时会采用专业装备。几乎在很多美国影视中，不限运动类型，我们都可以发现健身的人。由此可见，运动成为美国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2 仪表与个人卫生

在美国，有一个古老的说法：无论需要与否，人们每周都要洗一次澡。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喜欢每天洗澡，但是与某些文化习惯不同的是，美国人喜欢在清晨淋浴，使他们展开清新的一天。

在美国影视中，我们不难看出美国人非常重视仪容整洁和个人卫生。对某些人而言，打理自己几乎成了一种信仰，正如一句古老的谚语所说：“清洁是仅次于圣洁第二重要的事”。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仪容整洁方面的文化差异是源自于种族间生理条件的不同。如许多亚洲男士的胡子很少，但西方人较多。因此，大多数美国人每天会花一些时间刮胡子或梳洗打扮。这种情景总会出现在美国影视中。

1.3 美国人的开车习惯

在美国，开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许多城市都有出租车、公共汽车和地铁等交通工具。一些综合性的大学甚至有校车穿过校园载着学生去上课，但大多数人还是习惯自己开车。开车对美国人的必要性，就像鸟儿需要飞翔一样。这几乎是他们本性的一部分。对于美国人来说，开车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很自然且放松的生活方式。在影视作品中，我们都会看到美国人开车的镜头。

2 影视主题所揭示的社会价值观

2.1 美国精神

从美国的影视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每种类型的美国电影都传达了某种社会信息，如反映美国西部文化史和早期民族冲突的牛仔电影，对于表达大众试图摆脱焦虑和绝望心理的音乐电影，揭示美国持续的高犯罪率的犯罪电影，体现公众的危机意识的惊悚和灾难电影，及指出现代社会中感情缺失的家庭伦理电影等。

美国电影通常把社会现实主义矛盾转化为戏剧冲突，为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提倡了美国神话和价值观。例如，在牛仔电影中，孤独的战士频频出现，勇敢地冲破民族冲突的阴影，彰显美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开拓精神，成为实现公众梦想的英雄；犯罪电影是影片中的主人公通常和试图摧毁民事裁定和危及公众和平生活的邪恶力量作斗争来吸引观众的注意；此种影片反映出了人们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崇拜和追求；浪漫电影，如《泰坦尼克号》和《莎翁情史》暗示观众的是：美国是片幸福的土地，不会被欧洲传统的腐败观念所侵蚀。

美国影视作品的关键在于通过产生一个理想虚构的世界来补偿现实生活中无法企及的事情，以此来满足大众的艺术品味。励志电影《阿甘正传》是同时期的美国寓言的蓝本。阿甘的历史实际上是美国当代史，他的经历反映了美国一代人的成长历程。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被认为是美国人的人性美德的核心——诚实、善良和坚韧不拔。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缺陷和迟钝代表着普通人民各种共同的缺点。阿甘的形象象征着美国梦，他的幸运，及带有神话色彩的传奇经历是美国梦的精髓。

2.2 沙文主义

美国影视的背后还体现了沙文主义。任何种类的艺术形式都是艺术家们用于表达自己的意识形态的载体，电影也是如此。这就是说，在每部电影的画面和人物形象背后，都蕴含着丰富的观念和民族意识。纵观所有的美国电影，我们会在主人公身上发现一种强大的沙文主义精神。《第一滴血》由史泰龙出演，是此类电影的代表，宣扬美国沙文主义。在影片中，主人公兰博再一次溜进越南，为了寻找在越南战争中失踪的同伴，以非凡的勇气和独特的技巧，最终平安的返回美国。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史泰龙立刻成为年轻人崇拜的偶像。然而，这部电影混淆了越南战争的性质，这实际上是美国发动的一场不公正的战争。此部电影通过搞笑的情节和对主人公兰博的美化，主张美国强大的政治和“合理”入侵。

2.3 英雄主义

好莱坞，作为美国的梦工厂，不断编织各种各样的幻觉，使人们从一开始就产生迷恋。英雄神话无疑是最具梦幻色彩的模式之一，它也是好莱坞的最经典和成功的地方，无数的英雄在此诞生，无数的英雄行为被崇尚。因此，英雄情节已成为美国电影的主要特征和魅力。英雄无处不在，他可能是马背上的西部牛仔，是保障社会治安和打击城市罪犯的警察，是为国家独立而粉碎敌军进攻的英勇战士，是在历史上为自由而死的英雄，是在现代科学或经济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成功人士。

例如，在西部电影中，牛仔一直被公众认为是充满正义感的英雄。《红河》中的父与子呈现的就是坚定，勇敢的牛仔形象。《正午》中英勇的警察局长威尔凯恩，《原野奇侠》中充满人情味的西恩。所有这些英雄都有出色的射击技巧和骑术。他们惩恶扬善的行为和个人英雄主义建立了一个标准的美国神话。

英雄主义也存在于侦探片中，警察经常被赋予神圣的使命：在某个城市或国家中拯救人质。在著名侦探片中，如《真实的谎言》，《不可能的任务》，《夺面双雄》中都有美国的英雄人物，他们有超凡的技能，出色的智力和胆识，通常会接受非常危险的任务，在历经艰难困苦之后，都会转危为安，最终完成他们的任务。

历史传记片和战争片也是英雄的来源。《勇敢的心》讲述了苏格兰起义领袖威廉华莱士与英格兰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故事，他呐喊自由，最终为它牺牲。《巴顿》中的巴顿将军领导过多次战役，最终取得胜利，享有盛誉。他们的伟大奉献和高尚的人格使他们的形象如此神圣，以至于数以亿计的观众都被他们的光芒所包围。

3 其它文化内涵在美国电影中的体现

3.1 饮食文化

除了感恩节的火鸡，很难发现美国具有代表性的食物。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美国人会吃来自不同国家的食物。当外地人移居到美国时，他们会带上自己的烹饪风格。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在美国找到几乎所有民族食物的原因。在电影《狂宴》中，意大利移民兄弟Primo和Secondo，到美国开了一家意大利餐厅，Primo是个手艺一流，坚持自己理想的大厨。Secondo是一个平和的人，试图使菜肴更接近美国口味。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其它国家的饭菜到了美国后，很容易被美国化，变成适合美国人口味的饭菜。

感恩节是美国的传统节日，尽管火鸡是感恩节具有代表性的食物，但是烹饪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在电影《感恩节的大餐》中，黑人、犹太、越南和墨西哥家庭对于火鸡有不同的烹饪方式。火鸡晚餐的传统菜肴是土豆泥、烤土豆和南瓜饼，但在这些家庭里，我们可以找到烤玉米馅饼、蛋卷和奶酪通心粉等等。通过美国食物，我们也可以了解美国家庭的情况。

3.2 婚姻文化

浪漫的爱情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美国的电影，电视节目和书籍都描绘了人们坠入爱河的情景。美国人知道没有哪种浪漫是完美的，但他们仍然试图找到理想的另一半。爱不仅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它也是每个国家文化的一部分。全世界的人们都渴望在爱情中寻找到幸福。

美国人很重视双方的感情：情感的存在使他们结合；情感的破裂会导致分离。在《当哈利碰上莎莉》中，哈利和莎莉以前都经历过失败的爱情，在第一次见面时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好印象。第二次见面，他们成为朋友，彼此之間没有秘密。尽管两人之间有口角之争，但他们相爱并在12年之后结婚了。导演莱纳通过这部爱情喜剧，在美国社会中传播了一种新的爱情观：美国人渴望回归婚姻家庭，寻找一种新的更有意义的两性平等和理解关系。

“我愿意”。对美国人来说，这两个词意义重大。结婚誓言就像签订合同一样。美国人认为婚姻是一项严肃的事情。

我们会在美国电影中发现许多结婚的场景，如《美国婚礼》，《婚礼策划者》，《大日子》等。事实上，我们到处可见美国式的婚礼，即使是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这是通过电影等媒体传播文化的结果。

4 总结

美国影视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我们可以通过欣赏美国影视作品来探究美国文化内涵。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拒绝影视中的不良意识形态的渗透。这种渗透不仅仅体现在艺术上，而且体现在概念和心理上。很多年轻人盲目地遵循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现代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电影的“伟大成就”。更有甚者，很多人通过追捧电影情节来欣赏电影。换句话说，在他们对电影的态度中，盲目接受胜过批判性思维。我们对现代电影缺乏个人见解，应该归因于我们对哲学和美学知识的渴求。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应该提高我们的哲学和审美素养。我们不仅要了解美国电影中表现出来的表层文化，而且要识别文化信息和更深层次地创作动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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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田卉群.经典名片读解教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 姚范美.大学英语影视文化教学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04（9）.

作者：张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