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

2022-05-12

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电影《自由作家》改编自1992年美国伍德罗·威尔森高中203班学生们的集体日记,这份具有着强烈群体意识的文档记述了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洛杉矶乱象。其时的洛杉矶甚至连人们的生存这一最基本的权利都无法保障,更遑论有色人种的人权与话语权。

第一篇: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

美国社会文化环境对商品广告语言的影响

【摘要】广告活动不仅是推荐商品的一种经济活动手段,还是一种承载着一定文化价值的文化交流。广告传播是一种信息传播也是一种广告文化传播,是从属于商业文化的亚文化,自身又包含了商品文化以及营销文化。美国的广告广泛吸收了跨国界、跨文化的商品营销的宣传形式,同时还吸收了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交际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分析美国商品广告中的文化价值,来探讨美国商品广告语言与美国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从完整意义上把握商品广告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美国 社会文化 广告语言 影响

一、引言

社会文化主要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以及与这些活动相关的服务型的活动集合,例如书籍出版、文艺表演、宣传活动、广播电视服务等活动。对于这些社会文化方面的发展,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符合社会背景的建议与对策措施。

广告是指通过一些公众平台,如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形式向人们介绍商品、服务内容等活动的一种宣传方式。当今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广告的作用。广告作为引进其他国家先进科学技术以及向其他国家宣传介绍本国的产品的一座桥梁,备受人类关注。为了能够成功说服大众,达到营销目的,广告商会根据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时代背景运用各种策略方式,激发人类的购買欲望。广告语言作为语言劝说功能的一种运用形式,具有强大的诱导力,会在人类的心理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发挥其特有的社会作用。人们对于广告语言的理解,并不深刻,其实广告语言与营销语言属于同一层面,都是典型的代表。广告语言是社会语言的一种体现,它是社会语言的组成部分,它反映了社会文化环境下语言的衍变、同化、异化等规律。社会文化环境决定了广告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商品广告语言的特性体现在词汇、结构和修辞方面。因此,要做商品广告语言,还必须在美国社会文化环境下对商品广告语言的的修辞、词汇和句法特点等特征上着手。

二、美国商品广告语言简述

1.广告词汇的基本特征

广告文案的设计对商品广告语言的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文体,是广告创意的直接体现,在整个广告设计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直接影响商品广告的商业效果和社会效果。广告文案不仅需要一定的专业技巧,而且还要有足够的观察力、分析力、能够判断社会文化环境下的商业走向,不是只要有文字功底就行了的。即使像大文豪萧伯纳、海明威这些曾经尝试过为广告设计文案,但结果并不理想。广告语言的特点与文学语言大相径庭,广告用语呈现简明、形象、突出重点的特征,而且具有口语化、方言化、符号语、诗歌语的某些特点。广告词汇具有注重语言的感情色彩、价值观念和感召力等特点。在以往的广告文案设计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形容词、副词和动词。这是美国商业广告语言中用词的一大特点。另外,商品名、品牌等专有名词转化为通用语的势头不减。用口可可乐代替汽水、用吉普代替越野车、用氟利昂代替冷凝剂、用柯达代替照像业都是一些普遍的典型的例子。广告语言追求差异化、新颖性,于是在美国当代社会文化环境下人为造词和造字现象屡见不鲜。

2.广告语言结构简单化

广告语言不在多,多了反而记不住,也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在美国社会文化偏向于快捷简单化环境下,有一则鸡翅食品广告:Shake, Bake,There.You just made dinner. 共四句话,仅仅只有7个英文单词。这则鸡翅食品广告语言短小精悍,通过运用举例、数字、引语这几个特点,加强了广告对人们的说服力。美国商品广告语言的其他特征还包括语言的描述性和信息性。描述性语言主要起到联络感情、沟通关系、转变态度的效果。其感情色彩决定了褒贬倾向,褒扬自我的同时也贬低了对手。信息性广告用语则是含有大量的数据、事实求是性、准确性等有用信息,对目标人群有着非常强烈的吸引力与说服力。

3.广告语言修辞多样化

美国的商品广告修辞多样化是国际广告人都知晓的。国内国外对于美国商品广告语言的研究数不胜数,通过资料收集了解到,学者将广告语言修辞归入10 种:它们分别是①明喻;②暗喻;③仿拟;④双关;⑤押韵;⑥排比;⑦对比;⑧拟人;⑨夸张;⑩类比。美国的广告用语的另一醒目特点就是大量使用含蓄委婉的语句。美国广告文案修辞手法还有设问、反问、反语、层递、轭式、似是而非、矛盾、暗引、渐进、倒装、突降、头韵、拟声、迭韵。修辞手法的使用往往使语言生动活泼,使所说所写的东西呈现出具体图像,增加广告用语的艺术性,让目标群体兴趣盎然,勾起他们的购买欲望。

三、社会文化环境对商品广告语言的影响分析

1.社会文化背景对商品广告语言的影响

在美国社会文化环境下的商品广告文化具有明显的大众性、商业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特点。由于一定的文化传统、信仰和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商业经营者以及消费者的心理、行为从而影响着美国的商品广告活动。与中国的内倾的性格不同,中国的文化背景是道家、佛家、儒家等具有宿命论色彩,强调道德规范自觉能力,形成中国人内倾的性格。而美国人则是外倾的性格,注重商品广告的外在形式,追求的是感观上的效果,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从而产生购买欲望。美国人的心理结构也较为复杂松散, 他们以“人本”、“认知”、“行为”为其基本内容,形成他们特有的文化心理。因此,在美国社会文化环境下的商品广告偏向于大胆,开放,崇尚自由。

2.生活观念对商品广告语言的影响

生活观念主要是指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美国的生活观念是追求时尚,幽默风趣,享受生活。因此幽默广告语是美国社会文化环境下用得最多的商品广告语言。幽默的广告语有着独特的视角,别出心裁的广告创造令人耳目一新。世界著名的广告大师波斯迪曾经说过:“巧妙地运用幽默,就没有卖不出去的东西。”美国的幽默广告数不胜数,这些幽默的广告语让我们捧腹大笑,运用幽默语言的技巧让我们豁然开朗,产生妙不可言的效果。使得商品在消费者的头脑里放大印象,刺激他们的购买欲望。例如一家专做隆乳丰臀的美容院广告是:“只要你进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相对于中国的幽默,美式幽默还带有含蓄的意思。而相较于中国的含而不露,美国的含蓄则要大胆离奇得多。如美国洛杉矶的一则地铁广告:“如果您无票乘车,那么请您在洛杉矶治安法院前下车。”像这样开放、大胆、幽默而又含蓄的广告语言,最能直击人们的心灵,拥有这样的态度,才能做出好的创意的广告。

四、总结

广告活动就像一支无形的手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然而一个国家的商品广告语言,又与该国家的社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他们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广告文化既包含商品文化又包含了营销文化。它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民族精神和科学精神,是商品使用功能与商品审美功能的辨证统一。就美国社会文化环境下的商品广告语言而言,通常使用修辞手法,为了使表述内容形象化、具体化或使主要词语鲜明、突出,加强语言效果,引起目标群体的注意,从而帮助他们加深商品印象。

参考文献:

[1]郝钦海.广告语言中的文化内涵[J].山东外语教学,2000.

[2]章永林,张蕾.论广告创意中的文化策略[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5.

作者简介:王艳 (1979.11-) ,女,汉族,重庆人,讲师,学士,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教学。

作者:王艳

第二篇:后现代美国社会跨文化传播模式的解构与重构

电影《自由作家》改编自1992年美国伍德罗·威尔森高中203班学生们的集体日记,这份具有着强烈群体意识的文档记述了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洛杉矶乱象。其时的洛杉矶甚至连人们的生存这一最基本的权利都无法保障,更遑论有色人种的人权与话语权。影片以一种理想主义式的跨文化传播之力赋予了乱象氛围紧紧包裹着的,来自不同种族的莘莘学子们一种无分别的成为“自由作家”的权利。

一、美国社会跨文化表达

(一)《自由作家》中美国社会时代背景阐述

1992年4月29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爆发骚乱,并波及到好莱坞市中心、康普敦、瓦茨、长滩等相邻区域,直接导致数十位无辜者丧生,数以干计店铺被打砸劫烧,以帮派为单位的暴力势力空前猖獗,同时,种族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整个加州局势空前紧张。这种因文化冲突而引发的社会动荡乱象,虽只持续了短短三日,但却给美国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10亿美元,间接损失无法估量,同时,更造成了持续数月的极端恶劣社会影响。该事件始于黑帮头目黑人罗德尼金在洛杉矶街头飙车肇事并拒捕,4名白人警察教训了罗德尼金56警棍。这一小事件被好事者记录下来,出售给电视台后,被全美各大电视台断章取义式地将警察围殴罗德尼金的片段反复播放,同时,在洛杉矶韩国城发生的,另一起韩裔肆意枪杀15岁黑人女孩的事件,更是彻底地激起了黑人与西班牙裔人种对白人和韩裔的无名怒火,1992年4月29日当天,4名白人警察的无罪释放,彻底引燃了导火索,该暴动为1960年以来,美国最严重的一次暴动。”[1]

(二)跨文化冲突矛盾的重压与集中式爆发

冷静分析影片《自由作家》所涉及的1992年洛杉矶暴动,既有殴击+枪杀双重事件这一直接主观因素影响,亦受整个美国经济不景气下洛杉矶中南区高失业率这一间接因素的客观影响。在美国社会中,肤色一直都是无法摆脱的歧视性字眼,那些有着不同肤色的外来族裔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均会身不由已地沦为帮派成员,影片中作为作者自述的高中生们在这种沉重的社会语境之下,亦沦为踵继其父辈们的第三代帮派成员,可见20世纪末的美国社会,由肤色这一表象化的差别而直接造成的跨文化冲突矛盾,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痼疾。[2]更加严重的是,从《自由作家》一片的直击实录式反映,我们不难观察到,在20世纪末的美国洛杉矶中南区,拉美、黑人、其他族裔等有色人种,时常处于担心自己喋血街头的恐惧环境之中,该片旁白自述的黑人女孩,作为一位高中生不得不忍受着殴打,并不得不以“在他們的殴打下你变得更加坚强”来进行自我麻醉、自我安慰、自我缓释,这种创痛对于一位心智远未成熟的高中生而言,显然大大超出了其心理与生理所能正常承受的范畴。

(三)主客体与他者视角的跨文化冲突表达

从美国社会的种族组成状况切近观察可以看到,美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特殊移民国家,包括占美国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单一种族,英裔白人亦是这片新大陆的异域来客。众多国家、种族、肤色、文化之间必然会产生激烈碰撞、冲突、矛盾,从这个意义而言,美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亦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主流文化;美国的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冲突矛盾下大融合进程的结果,因此,作为同样的异域来客,亚裔与其他客体同样无法彻底理解美国式的民族大融合。美国作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带着资本主义社会所无法消解的痼疾,对于美国社会而言,《自由作家》中的所谓作家们既是一群具有着群体意识的社会体验者,亦是一群具有映现意义的社会反观他者,社会的浸染与教育的熏陶会同时体现并反映在这些“自由作家”们的行为、认知、理解、意识等诸多方面。[3]

二、跨文化传播模式的解构与重构

(一)跨文化传播行为模式的解构

跨文化传播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多元、文化多元、意识多元的融合期待。美国这一罕有的超级种族大融合社会自然而然地为跨文化传播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最佳介入的社会化土壤;所有的跨文化传播模式,在其最初都必然透过社会化的行为模式展现出来,《自由作家》在甫一开篇,即以震撼式的枪杀路人这一迥异的跨文化表达,而将美国社会跨文化传播的暴裂行为模式进行了一种直击心灵的逆接受模式强烈解构,同时,这一表达更是针对冈纲-米达尔提出的所谓“美国信念”的一种强烈嘲讽与解构。实际上,这恰恰是美国社会复杂生态的强烈矛盾冲突无法调和的一种极端病态化的周期性表达;影片中美国社会的这种街头跨文化矛盾与冲突恰恰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相符,因其昭示着美国多元文化与多样性文化的一种碎裂化趋势,并且,亦表明了美国社会跨文化的矛盾冲突已经由文化认同与文化差异这一浅表阶段,快速上升为文化排他与文化衰落;这一更为攸关的阶段,其所引申的出来的针对美国跨文化传播行为模式的解构,为清醒透视美国社会跨文化矛盾冲突复杂面貌与现状提供了一种思考范式。

(二)跨文化传播认知与认同模式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社会爆发式出现的跨文化矛盾冲突,已经成为美国社会跨文化传播的一种典型化传播行为模式。这种传播行为模式已成为针对美国社会的跨文化传播的一种强力解构范式,而究其根源则在于美国社会的整体文化衰落,同时,美国社会文化认同规律及其文化隐性排他规律的凸显亦源自处于支配地位的西方权力;而对于文化的逆融合影响所导致的西方权力文化价值观为主导的,波及全球的文化同质化表达作为一种后现代的大势所趋,则必将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强烈的民族、民粹、民本主义的反弹;而美国社会核心架构的多元文化与文化多样亦必将在这种碰撞、冲突、矛盾的解构与反弹之下,重拾美国社会曾经奉为圭臬的跨文化认同模式与认知模式,唯其如此,方能从根本上缓解美国社会的跨文化矛盾冲突,为美国社会的整体衰落赢得文化时空的缓冲。由此可见,影片《自由作家》为美国文化敲响了警钟,警示在基于美国社会跨文化传播的暴裂行为模式的充分认知基础之上,人们方能建构起一种美国社会跨文化传播的认知模式与认同模式以及二者共通共融共构下心理模式的抽象化一体同观表达。[4]

(三)跨文化传播理解模式的重构

美国社会的整体衰落及其跨文化传播的碎裂化趋势已成为后现代美国社会的一个不争事实。全球化的强势跨文化传播与美国国内本土跨文化传播的泥足深陷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同时,由此更形成了一种美国跨文化传播的强烈悖论式反讽,令人更深刻地反思美国社会跨文化表达的成败以及赖以传播的传统强势辗压模式的正确与否。同时,强势文化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反而更易忽视原本奉为圭臬的普世价值的正确性携带、表达、传播,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以美国为主导的强势文化在其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传播模式的国家意志性强加下的人为失衡。这种失衡实际上已经对亨廷顿式的天下体式以及苏格拉底式的道德文化思考等体式,产生了跨文化传播模式一致性的冲突,并且,更与苏格拉底的“传者即受者”“受者即传者”的相对论式表述产生了内涵表达悖反。由此可见,美国社会跨文化传播的行为模式解构与认知模式和认同模式合并心理模式的建构,最终必然完形为一种基于多模式大融合下的理解模式表达,唯其如此,方能使得美国众多移民在异文化下勉强寻获一种跨文化传播的缓释性渲泻。

三、跨文化传播模式的深度融合表达

(一)跨文化传播的大他者无奈表达

《自由作家》作为一部典型化的好莱坞电影,以其典型的针对美国社会的跨文化传播关注进行了一种跨文化传播模式的深度融合的理想主义式期望表达。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个人与社会的生存、适应、成长、传承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驱策下所形成的一种抽象化的共性认同、共性模式、共性行为、共性理解。文化既有其外在表达,亦有其内在表达;外在表达不外乎社会化过程中的整个具象化与表象化的全过程,而内在表达则抽象化为一种形而上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以及认知、情感、信仰、思维体式;由此可见,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深层次的铭入骨血的意识架构,换言之,内在表达较难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根本性的改变,文化的外在表达成也靠熏陶败也靠熏陶,然而文化的内在表达却因为文化模因的血脉相连而秉性难移,这种表述实际上与恩斯特·布洛赫意义下的“将世界改造到可理解程度”的自由精神期许与人文情怀向往的意象化表达略同。[5]《自由作家》一片中的“自由作家”们,作为大他者精神自由独行的理想主义视阈内的反观,恰恰是美国有色人种作为一种美国主流社会旁观他者的深深无奈表达。

(二)跨文化傳播传受一体深度融合期待

从美国社会跨文化传播模式的解构与重构全过程可见,美国社会的跨文化传播模式的深度融合,与其说是一种全新跨文化传播模式的创造与发展,倒不如说是一种在民族与民粹主义觉醒下,一种被动的认知升级,由此亦再次印证了苏格拉底的“传者即受者”与“受者即传者”的“传…‘受”一体相辅相成与深度融合。从这个意义而言,美国社会的跨文化传播模式直接关乎其中每一个个体生存困惑的艰难抉择;这种生存困惑与艰难抉择与美国主流社会中的国家文化特质主导性息息相关,因此,美国较难成为世界最强大的文化中心与文化核心,并且,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再现电影《自由作家》中所着力表现的族裔矛盾冲突。因此,美国社会中的跨文化传播,首先必须突破传统西方式权力视阈内的国家意志的强加失衡,从而方能在超越国家意志、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基础之上,实现真正意义的跨文化传播的一体同观。

(三)跨文化传播和合包容多元一体期待

回到《自由作家》一片,影片中美国社会的跨文化传播问题,依然沉重得令人在压抑的光影之中无法呼吸;虽然影片的最后,爱琳凭借作为一名教师的一己之力,重构出了一种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大融合图景,然而,电影毕竟只是一种理想主义式的光影幻象,当光影的有限相对时空完结,现实生活中的跨文化传播问题还会梦魇般地攫住美国社会。事实上,个人英雄主义的彻底普世化、个性十足的人陛自由化弘扬、社会价值观的步调一致等期许在美国这样一个典型化的移民国家短期之内仍较难实现;不过,美国超越本土化的世界强势文化表达已经为其本土化的跨文化传播视阈内的核心价值、认同意识、文化融合等的重构与回归构筑了强大的文化弥合基础。令人痛心的是,电影《自由作家》中的高中生们尚且稚嫩的翅膀,无形之中平添了难以承受的沉重。

结语

传统视阈内的美国,以其“美国信念”包揽了全球的经济政治军事霸权,然而,置诸跨文化视阈,则不难发现,所谓的“美国信念”,早已为层出不穷的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的影视艺术作品所强力解构;《自由作家》一片以一种他者主体建构下的所谓“自由”辛辣地嘲讽了“美国信念”;同时,这亦是美国跨文化传播过程中,难以彻底抚平的文化与传播双重同构却难以双重同步的创痛。

参考文献:

[1]李侠.中国调解文化的特征分析及跨文化传播意义[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6 (6): 74-77.

[2]徐谭.纪录片跨文化传播中的解码方式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美国大学生解码央视纪录片的研究[J].新闻春秋,2018(2): 85-95.

[3]姚曦,王佳.国际品牌跨文化传播的影响因素模型与提升路径

一项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21(3): 34-51, 126-127.

[4]陈矩弘,美国动漫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及启示——以《花木兰》为例[J].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0(1):63-67,78.

[5]单波.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0 (1).103-113.

作者:但海剑

第三篇:美国市民社会与政治民主的关系初探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介绍了有关市民社会与政治民主关系的一般理论,特别是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力型态的关系的理论。接着,集中分析了美国市民社会与其政治民主的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市民社会与美国政治文化的关系,主要揭示了美国市民社会的道德体系对其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所起的支撑作用;二是市民社会与美国政治参与的关系,尤其是社区层面的参与。最后,探讨了美国市民社会的变化及其政治影响。

关键词:美国/政治/市民社会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存在是实现政治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a sinequanonfordemocracy)。[注解: MichaelA.Mosher,“CivilitiesinSearchofSociety,”thepaperpreparedfor theYalePoliticalTheorySeminar,Augustof1999,p.1.]就美国而言,美国的民主与其市民社 会之间客观上确 实存在着某些必然的联系。强大的市民社会是现代民主在美国得以出现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般认为,最早注意美国民主与其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是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他在《论美 国的民主》(1835-1840)一书中认为,大量的公民结社是美国人能够进行史无前例的民主 实践的关键原因,他写道:“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倾向的美国人总是在不断地进行结 社,那里不仅有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商业和工业组织,而且有成千种其他不同类型 的社会组织——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无聊的、宗旨极为宽泛的和极为狭隘的、成员极 为众多的和极为有限的……”,“在我看来,美国最值得重视的就是其基于个人自愿的、有 道德基础的社会组合。”[注解: AlexisdeTocqueville,DemocracyinAmerican,ed.J.P.Maier, trans.GeorgeLawrence(GardenCity,N.Y.:AnchorBooks,1969),pp.513,517.]

自托克维尔时代以来,不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学者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持续的研究。其 中,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研究目的不仅是要搞清楚美国的民主实践与其社团组织(socialass ociation)、公民道德(civicvirtue)和公民参与(civicengagement)等的关系,而且 是要用美国的经验来论证或否定某种宏大的理论。[注解: RobertD.Putnam,“BowlingAlone:AmericasDecliningSocialCapital,” JournalofDemocracy,Vol.6,No.1,Jan.1995,p.65.]笔者初涉这一课题,因 此,只能对有关 市民社会与民主关系的理论作出初步的介绍,同时对美国市民社会与其民主的最直接的关联 进行一般性的描述和分析。

一关于市民社会与民主关系的一般理论解释

就像“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个人自由”等概念一样,“市民社会”在本质上是一 个近代西方概念。它所指称的社会现象(即市民社会本身)的最初形态和标准形态都出现在 西方,另外,现在人们定义“市民社会”一词所依据的主要理论标准都是从西方的经验中抽 象出来的。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用“中间组织”(intermediarybodies)一词来形容现代西方学者 所谓的“市民社会”,指的是在概念上坐落于国家和家庭之间,但是又不依赖于任何一方的 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注解:M.A.Mosher,op.cit.]对“市民社会”的现代定义 则是由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和一些西方 历史学家在20世纪下半叶完成的。[注解: 邓正来等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年3月版,“导论”,第2页,注(1)。]哈贝马斯把市民社会与“公域”或“公 共领域”(publ icsphere)联系起来,并定义说,“资产阶级公域可以首先被看做是私人身份的人们作为 公众聚集一起的领域。”[注解:邓正来等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 径》,第151页。]

从20世纪80年代末迄今,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受到特别的重视。这首先与1989年开始的横扫 苏联东欧的政治变革有关。西方政界和学术界的某些人士认为,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在原斯大林体制内部出现了某种形态的市民社会,或者至少是出现了某些市民社会的因素 。这种认识激发出了不少西方人对市民社会及其理论的热情。其次,西方学界历来重视地方 社区和组织在维持民主生活方式方面的作用,近年出现的一些优秀作品则进一步推动了人们 对这类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其中,哈佛大学教授普特南的《让民主有效工作》一书和《独自 玩保龄》一文是新出现的经典文献中影响最大的。[注解: RobertD.Putnam,MakingDemocracyWork:CivicTraditionsinModernIt aly(Pr 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3);“BowlingAlone:AmericasD ecliningSocialCapital,”pp.65-78.]普特南的《让民主有效 工作》重点研究 了意大利不同地区的市民社会传统和结构,他得出的结论是:意大利北部相对于南部在经济 发展和政府管理效能方面的突出领先地位,不是源于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差距,两个 地区在这些方面的条件是差不多的,主要原因是两者的市民社会性质和结构的不同。北部地 区具有公民积极参与社区生活的传统,而在南部的社区中却弥漫着孤独、敌意、互不信任等 气氛,结果同样的资源在这两个地区所发挥的作用差别极大。该书出版后,不断获奖,影响 日增。1995年普特南发表《独自玩保龄》一文,指出美国的市民社会正在衰落。此文一出, 普氏影响更上一层楼,被克林顿总统请到戴维营当面赐教。由此引发美国学界关于市民社会 的新一轮争论。

现代西方市民社会是与民族国家和“契约式”市场经济制度同步发展起来的,迄今已有数百 年历史,是一个“古老的”近代现象。在西方,市民社会与政治的关系首先是指它与国家 的关系,这一直是西方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相关的论述繁多,学派纵横。下面介绍几种关 于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力型态关系的最有代表性的理论:(1)安全国家(TheSecurityStat e)。霍布斯(ThomasHobbes)的《利维坦》(1651)强调,“除非那些并不会自然尊敬他 人的个人受制于一个非常明晰可见且武力强大的主权国家……,否则地球上就不可能有和平 和物质上的安逸。这种由此类安全国家所强制维系的和平秩序被称为市民社会。它被视为对 纷争不已、贪得无厌的个人之间的那种暴力争斗的自然状态的彻底否定。”[注解: 约翰·基恩:《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利型态》,邓正来等译,邓正来等编,前引书,第101 页。 在这里,自然 状态是一种恐怖状态,国家权力的界限没有被考虑,市民社会必须以服从来换取安宁。

(2)立宪国家(TheConstitutionalState)。这里以洛克(JohnLocke)的《论市民政府的真正起源,限度和目的》为代表。这一学派认为,不受限制的国家主权相当危险,与法治所保障的个人自由不相符合。立宪国家论同意安全国家论的这些论点:国家的宗旨是遏制个人之间的冲突,由政治强力获得的安宁状态即为市民社会或政治社会。但是,两者的不同更为明显。首先,立宪国家论弱化了自然状态的战争与市民社会的和平之间的强烈反差,国家不是对自然状态的彻底否定,而是对其不完善之处的一种补充。其次,主权者的权力不是绝对的,而是像其臣民一样受到法律的制约。因为,主权者的权力是受托的,这一点应由周期性选举来体现。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不经法律程序不得剥夺。[注解:同上,第105-108页。]在此,市民社会已经获得了某种独立性。

(3)最小限度国家(TheMinimumState)。这种认为“社会有时应为保护自己而对抗国家 的观点,可以被视为早期现代在限制国家权力以有利于市民社会的关注方面迈出的最初的但 却具有决定性的一步”。[注解:同上,第109页。]这一派的代表是潘恩(ThomasP aine),他在《人的权利》(1 791-1792)一书中提出一种无政府主义式的自由主义。国家被视为一种必要的邪恶,而自然 社会则被视为一种绝对的合理状态。国家的合法性源于社会为了公共利益而进行的权力委托 。潘恩对国家权力的限度给予最大的关注,同时给予市民社会以最大限度的合法性(尽管潘 恩认识到社会生活本身也有可能腐化和变形,并导致政治腐败)。这种思想产生于美国并对 美国历史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管得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成为美国人的一种信仰或一 种政治哲学的核心观念。

(4)普遍国家(TheUniversalState)。这里以黑格尔(G.W.F.Hegel)的《法哲学原理 》(1821)为代表。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现代理论作出了两个方面的贡献:首先,他 指出市民社会不是一种自由的自然状态,而是居于父系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一种历史形成的伦 理生活方式。其次,他认为市民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不存在必要的和谐或一致,某一部分的 超常发展会阻止或压制其他部分的发展。市民社会这种自我消弱的趋势导致黑格尔相信,必 须通过政治对市民社会进行安排,否则就不可能维持它的“市民的”或者说“文明的”(ci vil)状态,进而导致了普遍国家的特权思想。[注解:约翰·基恩:《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利 型态》,第114-116页。]

(5)民主国家(TheDemocracyState)。这里以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为代表,这 本书对普遍国家类型中潜在的政治危险发出了最早的警告。在托氏看来,那种以普遍利益为 借口而统治市民社会的国家有一种潜在危险,即转变为由大众选举产生的新型的国家专制主 义。他认为,对现代社会和国家来说,主要的危险不是因个体利益差异而导致的冲突和无序 ,而是经选举产生的国家专制主义的新形式。社会容易受到声称代表和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 政治机构的强大的压制。为了防止国家专制主义成为现实,无论在国家领域还是在市民社会 的领域都必须加强预防形成权力垄断的机制。在政治机构的范围内,主要就是把权力分配给 不同的部门。而托克维尔特别强调的一是“公民行动在国家机构内会产生极富民主意义的结 果”,二是“对专制的政治制约的方式必须通过处于国家机构控制以外的市民社团的成长和 发展才能得到加强”。[注解:同上,第118-119页。]总的看来,托氏低估了市民团 体之间冲突的可能性,但是,他正 确地看到了多种形式的市民团体在抵御国家专制方面的作用,并分析了市民团体在维持民主 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

直接关于市民社会与民主的关系的讨论出现得要晚一些。主要原因是现代民主(即相对古希 腊城邦国家的直接民主而言的现代“代议制政府制度”)比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等近代事物 问世得晚。在笔者看来,完整的代议制民主的出现是以美国政治制度的确立为起点的,而且 代议制民主成为西方社会占绝对优势的制度选择还是20世纪后半期的事情。在众多的近现代 制度发明中,代议制民主的资格相对而言是比较年轻的,所以,对市民社会与民主的关系的 讨论发生得较晚也是正常的。

早期关于市民社会与民主关系的讨论比较强调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现在则比较强调两者 关系的复杂性。[注解:M.A.Mosher,op.cit.,pp.1-2.]首先受到注意的是区分“ 好的”和“坏的”市民社会。批判理论的女旗手 钱伯斯(SimoneChambers)认为,好的市民社会导致好的民主固然有史可证,但是,更要 注意的是坏的市民社会所导致的后果。例如,德国和意大利的市民社会导致了纳粹和法西斯 运动(意大利北部教堂唱诗班的成员曾是法西斯组织的骨干);东德变革后的历史则说明, 后共产主义社会很容易走向民族主义、纳粹主义,以及流氓资本主义(东德新纳粹组织的骨 干多为原共青团干部)。“好的”市民社会中的某些“坏的”因素也会导致糟糕的结果,例 如,美国右翼民兵组织和基督教反堕胎组织的猖獗就来源于美国社会中的某些消极因素。当 然,也有“坏的”市民社会因素起好作用的例证,如保守的天主教会与共产党一道成为德国 社会中抵制纳粹的主要力量。其他一些学者指出,区分好坏有如下关键标准:好的市民社会 中的社团往往是平面结构的,并且是开放的,容易退出;而坏的社团多为垂直等级结构,没 有自由退出机制,并且不鼓励社团之间的交流。

另一个争论焦点是关于是否把商业组织排除在市民社会的范畴之外的问题。市民社会的实质 在于个人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这与公共机构(政府)出于法定责任管理公共事务是不同的, 与商业组织以赢利为目的的活动更是相去甚远。严格定义派认为,市民社会组织在道德上高 于商业组织,因此后者不属于市民社会。反对意见是,市民社会强调的是社会与国家的分野 ,企业当然属于社会。笔者认为,这里可能需要某种观点的妥协,企业对社区公益事业的参 与尽管有追求广告效应等商业目的,但是这些公益活动本身应属市民社会范畴。市民社会组 织的多元化是防止权力过于集中的一个重要条件。然而,企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性质与市民 社会的本性则是不相容的,它会把“最强者得最多”的规则引进来,导致过于的不平等,而 严重的不平等是不利于民主的。[注解:R.D.Putnam,MakingDemocracyWorkW TBZ,p.132.]

二市民社会与美国的政治文化

对于市民社会在政治观念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有两种解释比较有代表性:一是“传送带”理论(the“transmissionbelt”theory),二是“深化价值”理论(the“entr enchedvalues”theory)。前者是指组成市民社会中的那些开放的组织,它们一方面根据 社会的要求不断完善自己的规范,一方面则力图将自己信奉的价值体系扩展为政府官员的信 仰和政府的主导规范。后者是指市民社会中的那些代表多元主义的组织,它们各自拥有比较 狭隘的、比较没有竞争力的价值体系,它们对政治机构的要求实际上是维持一种开放的框架 ,使多元得以并存,它们自身的作用则是深化某种特定价值,并使这种价值在一个多元体系 中保持尊严。[注解:M.A.Mosher,op.cit.,p.27.]

本文无意也无力对美国市民社会的不同部分在其政治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不同作用进行 分析,只对一个问题加以说明:美国市民社会为其政治文化提供了哪种道德基础。为此,本 文采取了如下逻辑,即政治文化是指对如何分配利益和如何行动以争取利益提供说明和指导 的规范体系;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关于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观念体系,这一体系是以一定的道德 观为基础的;而道德基础的形成与市民社会有关。

美国的社会精英可能比其他西方国家的精英更相信个人自主性的价值。1986年的一项 调查显示,90%的美国杰出人士认为财富是冒险的结果,60%的受调查者不同意贫穷是由于就 业机会不足造成的,75%的人不同意财富源于剥削的说法,绝大多数认为结果平等既无益于 社会又不公平。[注解: RichardW.Wilson,“AmericanPoliticalCultureinComparativePerspective,” PoliticalPsychology,Vol.18,No.2,1997,p.483.]对个人和社会组织自主性的推崇是美国在文化上的一个 鲜明特征。但是 ,另一方面,平等也是美国人持续追求的一个价值目标,两者之间显然存在某种紧张状态。 实际上,如何看待个人自由(有时等于效率)与平等的关系是所有价值体系的核心问题。美 国是如何处理这一对矛盾的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了解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关键所在。

统治是通过制度和组织来进行的,制度的本质是规范,组织的本意则是社会结构,统 治的效率具体表现为规范和结构的效率。决定效率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是要看规范和结构 在被统治者那里的接受程度,二是要看规范和结构是否有利于合作。[注解: J.Y.Lin,“AnEconomicTheoryofInstitutionalChange:InducedandImposedC hange,”CenterDiscussionPaperNo.537,EconopmicGrowthCenter,YaleUniversity ,NewHaven,CT,1987,pp.32,35,44.]政 治文化的首要功 能是帮助确立规范,并且对组织结构的选择有影响。因此,政治文化的性质和影响力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规范和结构的有效性,也就是统治的效率。

政治文化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涉及权利本位还是义务本位,在 社会精英(即成功者)和其他人之间如何进行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等等。这些答案本身就是 有道德意义的衡量社会现实的一般标准,是社会团结的基础,是解释社会不平等现象的道德 依据,而且是讨论制度合法性的指南。人们在看待个人、团体或政府机构的行为时,总是不 自觉地运用着这些标准。因此,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必须与一个社会的道德体系相适应 ,才能得到社会心理的认同和支持。

美国的一位女学者基里甘(C.Gilligan)按照性别倾向把人类的道德体系分为两大 类:一是关怀式道德(theethicofcare),二是自主式道德(theethicofautonomy) 。她对二者的定义是,关怀式道德指的是一种责任,就是要发现和解决这个世界上的“真实 的并且是可见的麻烦”;自主式道德则是指一种自律倾向,就是要尊重他人的权利,保护 生命权和自我实现的权利不受侵犯。[注解: C.Gilligan,InaDifferentVoice:PsychologicalTheoryandWomans Development(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2),p.100.]前者充满同情式的关怀,强调公正 地对待他人的义 务;相反,后者强调个人责任,表现为自我限制,不干预他人独立行使其权利的义务。美国 比较政治学家威尔逊(RichardW.Wilson)借用上述分类法来确定美国社会的道德特征, 并分析其政治意义。[注解:R.W.Wilson,op.cit.,p.488.]威尔逊认为,关怀式 道德可以与柏林(I.Berlin)所谓的“积极的 权利”相对应,强调公正分享社会回报的权利,包括公正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而自主式道 德则对应于“消极的权利”,强调保护个人在设计和实现人生计划时不受外界的过分干预。

一旦一种特定的道德体系成为了某种文明或文化的内核,它就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成 为该社会每个成员的“社会化”过程中的“路标”,起到加强社会凝聚力、巩固社会秩序、 促进组织稳定等作用。[注解:R.D.Putnam,MakingDemocracyWork,p .171.]政治文化的变化往往起因于对某种道德问题的争 论。[注解:R.W.Wilson,op.cit.,p.489.]

在威尔逊看来,美国属于典型的自主式道德体系。对于权利和义务问题,美国社会重 视“消极权利”,具体包括:尊重个人隐私和自主权,重视程序法和自愿订立的契约的道德 价值,每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且不可分割,人格由其拥有的权利来体现,等等。[注解: R.W.Wilson,op.cit.,pp.492-493.]

美国人重视平等,但在平等观上也采取了“消极权利”的模式,就是强调机会平等而 不是结果平等。事实上,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美国的收入和财富的差距是比较大的,美国 政治文化对此差距的容忍度也是比较大的。[注解: S.VerbaandG.R.Orren,EqualityinAmerican:TheViewfromtheTop WTBZ(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5),p.9.]

威尔逊对上述现象的解释是:首先,在相对封闭的社会里,人们比较注意先天继承的 不平等(财产、地位等),所以倾向于改变社会秩序以达到各个集团之间的平等,而美国社 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促使美国人相信人人生而平等,只要排除一定的障碍,每个人都可以通 过竞争发挥最大的潜力。美国人认为,关键是确保个人自主性,减少社会和国家对个人活动 的限制,并最大限度地提供充分竞争的机会。其次,美国在创造平等的政治权利方面是领先 的。除了开放式的选举,美国活跃的社区生活为人们提供了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参与政治的机 会,从而使人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政策的结果。[注解:R.W.Wilson,op.cit.,pp.494-495 .]

1959年一项针对蓝领工人的调查显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要求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 平等,反对政府进行激烈的收入重新分配,反对政府对人们的收入加以限制的任何做法。 [注解: RobertE.Lane,“TheFearofEquality,”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 view,No.1,1959,pp.35-51.]1984年的一项跨阶层调查表明,80%的美国人认为私营企业的存在是自由政 府生存的必要条 件,90%的人表示为保护私营企业制度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无论哪个阶层都有绝对多数的 人相信在美国有足够的机会去改进自己的生活。[注解: H.McCloskyandJ.Zaller,TheAmericanethos:PublicAttitudestowar dCapitalismandDemocracy(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 4),pp.18,134.]

当然,美国也有关怀式道德,对平等的追求是美国历史中最强劲的潜流之一,其中也 有对结果平等的要求。在19世纪,美国出现过不少从事平均主义实验的“公社”,不过基本 上没有生存下来。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了另一波农村公社运动,到1975年达到3000多家, 遍及40多个州(其中有一些属于邪教组织,如1993年被联邦政府镇压的大卫教派)。W (R.W.Wilson,op.cit.,p.497.]更 能反映平等观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的则是新政民主党人。但是,从美国历史的总体来看, 平等观与自由观相比是第二位的。

在自主式道德体系之上建立的政治文化中,美国的精英层是非常幸运的,避免了 要求在全社会成员中平均分配财富的重大政治诉求或压力。在机会平等的要求高于结果平等 的情况下,人们主要是要求国家或社会向每个人提供同等的参与机会。相对而言,机会平等 比结果平等更容易实现。

三市民社会与美国的政治参与

市民社会与政治的关联是全方位的,除了前述市民社会的性质和道德倾向影响政治文化之外,市民社会的结构和活动方式还会影响政治结构和政治参与的方式。下面重点分析 美国市民社会与其政治参与的关系。

美国政治学家巴伯(BenjaminR.Barber)认为,美国实际存在两种民主:一种是国 家民主,体现为两党冲突、总统大选、联邦机构的政策等。对于一般公民来说,这些主要发 生在华盛顿环城公路范围内的事情是一个遥远世界中的故事。另一种是地方民主,体现为邻 里街坊组织、家长—教师协会(parentteacherassociations,简称PTAs,这是美国最重 要的社会组织之一)、社区行动团体等,其范围一般限于一个市镇或乡村的一个县,这里的 男男女女很容易组成一个个小团体来协调分歧和确定对付共同问题的办法。巴伯指出,美国 人对第一种民主的怀疑感和冷漠感越来越深,但是对第二种民主的热情始终不渝。[注解: BenjaminR.Barber,StrongDemocracy:ParticipatoryPoliticsforaNe wAge(Berkeley,Cali.: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Prefa cetotheForthPrinting,”p.xi.]

美国的政治学教科书通常更关注国家层面的政治参与(如投票、游说、竞选等),而 本文更关注的是地方层面的政治参与。就美国的一般公民(市民社会的一般成员)而言,参 与国家政治的主要形式就是投票,其他形式的参与(如游说政府和国会)主要是为数不多的 政治精英的事情。在大部分国家事务中,这些一般公民只是看客而不是行动者。相反,在地 区或社区事务中,他们成了积极的思考者、行动者,这里的“政治”不再是“他们的”而是 “我们的”了。事实上,美国公民最常见的政治参与就是组织社团,参加其活动,利用社团 解决社区成员面临的共同问题。最能把美国的政治参与同其他国家区分开来的也是社区层面 的政治参与,其特点一是参与的人多,所谓“积极性高”,二是这种参与有效。其他多数国 家在这个层面,要么无人参与,要么参与也没有用。美国政治参与之所以有这个特点,从根 本上讲就是由于其市民社会的强大。强大的市民社会意味着强大的社区,同时也意味着高度 参与感的公民,以及良好的参与渠道。

市民社会的外在表现是有大量不受政府控制的社团组织存在,同时这些组织的成员应 是具有公民意识的个人。公民身份不仅仅由投票和纳税这两种行为来体现,公民是治理者: 即自我治理者、社区的治理者、个人命运的主人。他们不会用全部时间参与所有公共事务, 但是,会在某些时侯参与某些公共事物。有效的专制统治需要伟大的领导人,有效的民主需 要伟大的公民。巴伯认为,美国市民社会的强大有两个表现,一是存在大量社团,其数量堪 称世界之冠;二是公民教育有效。[注解: BenjaminR.Barber,StrongDemocracy:ParticipatoryPoliticsforaNe wAge,p.178.]

反过来,社区层面的政治参与也加强了现存的市民社会,因为,社区层面的政治参与 具有如下的功能:(1)通过讨价还价和相互交换来协调利益。(2)说服。(3)确定议事 日程。(4)揭示相互利益。(5)建立归属感和积累对社区的感情。(6)确保自主性或自 主权。(7)表达自我。(8)行为方式的改变与概念的重组。(9)创造出积极的公民和一 种符合公共利益、能提供公共产品的社区结构。[注解:Ibid.,pp.178-198.]

美国已故著名女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在研究革命起源问题时提 醒人们,把重大的公共事务决定权交给人民大众,但是,除了投票日又不让他们有发言和受 教育的机会,这是非常危险的。[注解: HannahArendt,OnRevolution(NewYork:VikingBooks,1965), p.256.]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历史,冷战后许多“ 不自由的民主” (illiberaldemocracy)国家的出现都证实了阿伦特的判断。美国的经验则从另一个侧面 印证了阿伦特的论点:由于社区层面的政治参与在美国非常充分,这就为其他形式的政治参 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得整个美国政治运行平稳。尽管美国经历过杰克逊民主运动、人民 党运动、进步运动和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但是,美国与法国、苏联和中国所经历的 那种革命是无缘的。

美国社区层面的政治参与最独特的形式当属新英格兰镇民会议。美国是首先全面推行 现代代议制民主的国家,但是其制度中同时包含一定的直接民主成分:一是各州(特别是西 部各州)的选民复决权和创制权,二就是东部和东北部13州的镇民会议。其中,前者某些欧 洲国家也有,而镇民会议则纯属美国自己的土特产。英格兰镇民会议在殖民地时期已出现了 ,在19世纪一直很重要,20世纪则处于衰落中。尽管如此,现在仍有1000来个镇定期举行镇 民会议,集中在麻省、弗蒙特、康涅迪格、新罕布什尔、纽约、罗得岛、新泽西和缅因等州 。[注解: MunicipalYearbookfor1991(Washington,D.C. :InternationalCityManagementAssociation),1991.]由于社会生活日益复杂,从技术上讲镇民会议是应该减少其管理范围 的。

一个典型的镇民会议所处理的问题包括如下内容:制定地方规章、决定罚款事宜、禁 酒法、摩托艇管理、人行道管理、电影院管理、交通规则、地方学校事务、选举问题、卫生 与健康、高速公路与社区公路、图书馆管理、社区发展规划、公园建设和管理、树木种植、 水资源管理、地方福利、休闲、地方警察事务与司法问题,等等。[注解: MaxR.White,TheConnecticutTownMeeting(Storrs,Conn.:U niversityofConnecticutPress,1951).]

从70年代开始,美国出现了持续的分权倾向,使得地方和社区层面的政治参与的重要 性在一度中落之后又出现了复兴。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如下事件:1971年,麻省的牛顿市开始 把大量事务交给居民社区管理;接着是1972年夏威夷的檀香山市仿效,然后是匹茨堡、华盛 顿特区、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等一系列城市。其中,最受新闻界重视的是1975年纽约市修改 了城市宪章,把相当的权力交给该市的59个社区,特别是各社区的规划委员会。[注解: BenjaminR.Barber,op.cit.,pp.268-269.]

四美国市民社会的变化及其政治影响

巴伯认为,托克维尔时代是美国市民社会最强大的时代。因为,那时的政府很小且作用有限,同时经济领域的大企业不多。自那时以来,随着工业化之后出现垄断企业,经济 领域开始侵蚀市民社会的范围;作为对垄断的反应,政府急剧扩权,使市民社会的作用范围 进一步下降。这也就是他提出重建“强势民主”(strongdemocracy,也就是强大社区基础 上的民主)的原因。[注解:Ibid.,pp.307-311.]

普特南的实证研究证明了巴伯的判断。在《独自玩保龄》一文中,普特南列举了美国 市民社会衰落的具体表现,并分析了其危害和原因。普特南认为,市民社会衰落最大的危害 是削弱了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这是从社会学引入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其主要内 涵是指公民参与和社会信任的程度。普氏认为,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 或人力资本一样重要),至于其政治后果还是其次的。

普特南主要依据了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14次全国性的“综合社会调查”(TheG eneralSocialSurvey)所提供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与教会有关的团体是美国数量最多 的社会团体;妇女参加较多的是与学校有关的团体(特别是家长—教师协会)、运动团体、 职业协会和读书会等;男性中的团体主要是运动俱乐部、工会、职业协会、男性社团、退伍 军人团体,以及享受服务的俱乐部等。

这些组织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可能是世界上最强的,美国 人均拥有的教堂或庙宇是世界上最多的,与宗教有关的组织也是美国各类社团中最多的。但 是,与以前相比,美国人的宗教信仰越来越与教堂或宗教团体无关,而成为纯粹个人的事情 。60年代,美国每周都前往教堂的人数急剧下降,从50年代的48%降到70年代初的41%。此后 ,这一数字进一步下降。与宗教有关的团体的成员在60年代大致下降1/6。

对美国工人来说最重要的组织是工会,而在过去40年中工会成员的数量持续下降。其 中,下降最严重的时期是1975-1985年。非农业工人加入工会的比例在1953年是32.5%,到19 92年则只有158%。总之,新政时期有利于工会发展的因素大部分已经消失,工会一呼百应 的日子已经是记忆中的事情了。

家长—教师协会在20世纪的美国公民参与事业中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家长对教育的介 入是一种特别有效益的社会资本形式。所以,这方面的事态令美国人非常担心。1964年该协 会有1200万成员,1982年降到500万,现在则为700万。

自60年代中期以来,妇女组织的成员持续下降。例如,1964年后全国妇女俱乐部联盟失去了 59%的成员;1969年后妇女投票联盟失去42%的成员。

由自愿者组成的公民组织也在萎缩。例如,从1970年迄今,童子军成员减少26%,美国红十 字会的自愿支持者减少61%。根据美国劳工部在1974和1989年的两次统计,各类自愿者组织 在这15年中平均下降1/6,从占成年人的24%(1974)降到20%(1989)。

男性组织(专收男性成员的社交团体)命运相同,在整个80和90年代,其成员不断下降。例 如,狮子会减少成员12%(1983年以来),猎狗会18%(1979年以来),朝圣者俱乐部27%(1 979年以来),杰西俱乐部44%(1979年以来),梅森俱乐部39%(1959年以来)。

普特南特别注意到,保龄球是美国人最喜欢的运动之一,1993年至少有8000万美国人在这一 年里打过保龄球,比1994年参加国会选举的投票人数多1/3。从1980年到1993年,美国打保 龄球的人群增长了10%,但是,保龄球协会的成员却下降40%,美国人倾向于“独自玩保龄” 。保龄球俱乐部的老板们抱怨不已,因为,保龄球协会成员的啤酒和比萨饼的消费量是那 些“独自玩保龄”的人们的三倍,而这些消费是利润的主要来源。在这里,普特南更关心的 是“独自玩保龄”这种行为模式的社会效应。显然,娱乐过程中的社会交往功能和思想、观 点的交流作用被弱化了,团队精神没有了,一种社会资本在流失。[注解: 以上材料均引自“BowlingAlone:AmericasDecliningSocialCapital”一文,pp .67-70.]

在传统的市民社会组织衰落的同时,新的社会组织不断出现,这些新组织能否取代原有组织 的社会功能呢?这是正在美国学术界进行的关于其市民社会是否衰落之争的焦点所在。 Z NicholasLemann,“KickinginGroups,”TheAtlanticMonthly ,Vol.277,No.4,April1996,pp.22-26.]

在过去20年中,环境保护组织迅速崛起,女权组织方兴未艾(最有代表性的是全国妇女组织 ,theNationalOrganizationforWomen)。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 ,AmericanAssociationofRetiredPersons)的超常发展,从1960年的40万成员增长到1 993年的3300万,成为美国仅次于天主教会的第二大私人组织。

普特南等人同意这些新兴组织在政治上具有的重要性,但是,又认为从加强社会联系的角度 看,它们对市民社会帮助不大。因为,新组织的基层单位很弱或者没有,其成员绝大部分不 会参加组织的聚会,成员与成员之间一辈子不会见面,其成员身份主要表现为隔一段时期寄 一张支票,顶多是读一下不定期出版的组织通讯。把大家联系在一起的是共同的符号、共同 的领袖,或许还有共同的理想,但是,缺乏老式社会组织那种基于社区的共同感情的、自然 生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所谓兄弟情谊)。

非赢利组织(NPO,nonprofitorganizations)的大量涌现也是近年来美国国内的一种重 要发展趋势。美国一直都有私人投资建立基金会、博物馆等公益组织的传统,但是,近年来 这类组织发展特别快。不过,从市民社会的角度看,这类组织的问题是非赢利组织,没有成 员,无助于加强社会联系。

还有一类新兴组织可能对市民社会有意义,即社区“互助组织”和“自助组织”,如禁酒俱 乐部、读书会等等。一项调查显示,目前约有40%的美国人加入这类组织。其中的问题主要 是,这类组织的规模非常小,并且结构极为松散。该调查报告指出,“这些小团体与以前的 组织相比大概不会更有效地促进社区发展。他们的聚会只是给每个人一个共同关注自己小事 的机会,其规则非常宽松。有时间就来,想说就说,尊重每个人的意见,从不批评别人,觉 得不愉快就悄然离开。……它们是从属于现有机构(家庭、邻里、社区)的组织,而不是支 撑这些机构的组织”。[注解: RobertWuthnow,SharingtheJourney:SupportGroupsandAmericasNe wQuestforCommnity(NewYork:TheFreePress,1994),pp.3-6.]

哈佛大学女社会学家斯考科波(ThedaSkocpol)总结说:“仅仅过了1/3世纪,美国人就急 剧地改变了他们进行公民参与和政治结社的风格。拥有大量地方成员而积极干预全国事务的 市民组织已经成为了历史遗物。今天的美国人也会参与某种事业或事件,但是其组织形态极 少有固定成员。电视的黄金时间充斥着他们的代言人之间的论争:全国堕胎权行动联盟与全 国生命权委员会的争论;康科德协会与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争论;以及环境保护基金与企业 组织的争论,等等。不管高兴与否,实际的情况是一大群看客在漠不关心地注视着极端的政 策倡导者们的辩论”。[注解: ThedaSkocpol,“AssociationsWithoutMembers,”TheAmericanProspect ,JulyAugust1999,p.66.]在此,斯考科波指出了新的组织的两个基本特点 :一是成员感差 ,组织无法提供归属感和兄弟情谊;二是目标单一,主要指向某种具体政策,而传统组织的 功能是多元的。事实上,斯氏干脆就把新组织称为“倡议组织”(advocacygroups)。 [注解:Ibid.,p.71.]

美国市民社会的上述变化对其政治过程具有多重影响,这里只分析其对政治参与和政治主张 的影响。首先,上述变化导致或加剧了政治冷漠化的发展。从60年代初期以来,美国选民投 票率下降是有目共睹的,30年内大致下降25%。而且,美国人政治参与的下降并不限于远离 投票箱,更严重的是远离讨论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调查显示,尽管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 但是,声称自己过去一年参加过社区公共事务讨论的人从1973年的22%降到1993年的13%。而 参加政治集会和讲演、为某个政党服务或为某个团体服务的人,下降比例就更大了。另外, 美国人在心理上与政府的距离拉大了。从1966年到1992年,对于“你是否信任在华盛顿的政 府”这个问题,回答说“不很信任”和“完全不信任”的人的比例由30%上升到75%。W (“BowlingAlone,”p.66.]第 二,由于新组织越来越成为以积极分子而不是一般公众为核心的团体,因此,其政治倾向趋 于极端。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协调越来越困难。市民社会确立规则的作用(normsetting)下 降,社会信任感也在下降。另一方面,由于主导团体不如以前突出,异类团体的生存条件比 以前好。这是多元文化主义近年来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注解:ThedaSkocpol,op.cit. ,p.69.]

普特南将美国市民社会衰落的原因归纳为如下4点:(1)妇女参加工作,结果所有家庭成员 参加社区活动的时间不如以前充裕。(2)从50年代开始的流向“阳光地带”的人口流动, 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人口分布。而人口流动性加大使人们对社区的归属感减弱。(3)家庭 结构变化。自60年代以来,美国的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孩子减少、单亲家庭增加等等 ,这些趋势都不利于人们积极参与社区事务。(4)休闲技术的出现。最重要的是电视的出 现,使得人们的休闲活动更加“个人化”了。[注解:“BowlingAlone”,pp.74-75.

五几点结论

1991年的一项“世界价值观调查”得出了与美国相关的如下结论:

(1)在所有受到调查的35个国家中社会信任度与公民参与的积极性是密切相关的。一个社会中成员感强烈的社团越多,则这个社会的相互信任就越强。信任与参与是社会资本 的两面。

(2)就社会资本的这两个方面而言,美国在世界各国中是名列前茅的。即使经过几十年的退化,在1990年美国人的信任感和参与积极性仍然高于其他大部分国家。

(3)但是,过去1/4世纪的发展使美国在社会资本方面的国际排位大大下降。如果这种趋势保持不变,那么,再过一代人美国将处于各国的中游,相当于今天的韩国或比 利时;再过两代人,美国将降到今天智利、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的水平。[注解:Ibid.,pp .73-74.]

总体上说,以大量的社团和积极的社区活动为外在表现的美国市民社会,对其政治实 践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美国的市民社会是美国的一项重要的财富或者说是“社会资本” 。强大的市民社会为美国的政治文化提供了有力的道德支持,并反过来使其主导政治文化深 入人心,实现了大部分社会整合的功能,进而使利用政治力量维系社会统一的必要性降到合 理的程度。另外,美国市民社会通过向个人提供多种组织形式和通过一种自然发生的公民教 育过程,使一个个人转变为一位公民。地方和社区层面的政治参与,为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 提供了稳定的基础。

美国市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又与其政治体系的性质和特点有关,权力分立 、联邦制、法治、容忍多元并存的自由主义传统等,都是有利于其市民社会保持独立性的。 此外,美国的自然资源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对其市民社会的独立性提供了物质保障。从文 化上看,美国社会的移民特征与其市民社会的自主性息息相关。可以说,在过去两百多年时 间里,美国获得了这样一个良性循环圈:市民社会——政治民主——市场经济,三者既相互 制约又相互促进。这是美国成功的关键之一。

战后美国市民社会的衰落是一个客观事实,其政治意义目前尚未充分反映出来,如何 应对这个问题是未来美国面临的真正的挑战之一。相对于政府和企业,市民社团组织从根本 上将处于弱势地位。政府有组织资源和合法性资源,企业有经济资源,而市民社会社团的主 要资源是社会的参与意识、自愿者精神等可变性较突出的因素。从长期竞争的角度看,市民 社会天然处于不利地位。外来挑战对美国来说不是严重的问题,经济问题也总是能应付过去 的,而惟有社会问题对美国是致命的。现在看来,未来美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一个是在人口 趋势不利于白人主流人口的情况下,种族问题的动向;另一个就应该是美国市民社会的衰弱 。

金灿荣: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金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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