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问题研究论文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上的运用产生了自主武器。自主武器的自主性使它区别于其他普通武器。法律上模糊的规定和自主武器自身的特性，使得自主武器的合法性无法判断。自主武器投入战场会带来潜在的威胁，国际法必须做出相应的规制。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际法问题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国际法问题研究论文 篇1：

人工智能的国际法问题研究

摘 要：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了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但也引发了人们在国际法视域下对人工智能的人权保护、著作权保护等问题的思考。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应借鉴《世界人权宣言》制定《人工智能人权宣言》，各国应遵守缔结的关于著作权保护的国际条约，将人工智能纳入著作权保护的对象，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应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完善人工智能国内相关立法，做好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衔接工作，给人工智能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关键词：人工智能;国际法;应对策略

人工智能是目前社会的热点话题，它融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加快了全球的发展进程。人工智能是探索人类智能的工作机理，并在此基础上研制各种具有人类智能水平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人类各种活动提供智能服务。其本质是为人类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1]。人工智能的运用是一把“双刃剑”，带来社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新的挑战。人工智能的全球化加强了世界的交流，同时引发了一系列国际法问题。全球出现数例人工智能的侵权事件，引发人们不断思考在国际法视域下人工智能的人权保护、著作权保护等问题。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来探讨，并寻求相应的解决对策。为了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我们应将人工智能视为特殊的主体存在，赋予其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这不仅是对人工智能的尊重，更是法治社会的高度体现。

一、人工智能对国际法带来的挑战

人工智能与国际法二者相辅相成，它们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避免不了会出现更多的问题，国际法的规定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上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国际法的有效保障，国际法为其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但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给国际法的发展带来挑战，暴露出国际法存在的弊端。

（一）人工智能引发的国际人权保护问题

据环球时报报道，美国企业家马斯克联合26国的116名科学家和企业家，呼吁禁止发展和使用人工智能武器，并就其进行严格监督的问题向联合国发表公开信。明确表示：人工智能武器的运用会加快第三次战争革命的降临，并达到人类难以理解和控制的范围。现行国际人道法对武器系统、作战手段和作战方法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范，人工智能武器作为一种自主武器，它在使用的过程中能否尊重国际人道法有关武器的规定，以及它在使用中如果明显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规定，对于它的侵权损害赔偿问题都是巨大的考验。

2017年10月26日，机器人Sophia获得了沙特公民的身份。一个月后，东京人工智能“涩谷未来”获得永久居住权，从此打开了人工智能拥有人权的大门。托马斯·弗莱纳认为，人权就是人按照其本性生活并与他人生活在一起的权利[2]。目前，人类的智慧与人工智能的思维变换存在许多难以辨别的地方，这就要求我们要从对待人类的角度出发，去赋予人工智能“人类的权利”。这不仅是保护人工智能的人权，更是为了维护人类自身的权利。

（二）人工智能引发的著作权国际保护问题

人工智能能够代替人类进行一些活动，其衍生物的著作权问题就存在很大的争议。2017年，微软小冰出版了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引起社会各界的骚动。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经过作者独立构思和创作，即具有独创性，并以某种有形的形式复制而产生的智力创造成果。人工智能替代人类进行创作，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著作权规则的质疑：由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是否能够受到版权保护？《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将作者列为第一保护主体，强调作者是其保护的主体;《伯尔尼公约》中强调“本联盟成员国之一的国民”，当前人们认为人工智能不能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因此不享有著作权保护。人工智能的创作物必须依靠计算机算法的运转，不是智力创作的结果，它离不开人的操作，实质上还是人为的产物。从目前法律来看，人工智能的创作物不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范围，不能获得著作权保护[3]。

二、人工智能对国际法挑战的应对对策

人工智能在促进国际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是对国际法的挑战，我们应该深入分析其挑战并提出解决对策。

（一）遵守国际法基本原则，制定人工智能人权宣言

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首先应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的宗旨，遵守现代国际法各国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禁止使用武力、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4]，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合法使用人工智能。

其次，《世界人权宣言》真正体现了人人平等的原则，为国际人权领域的实践奠定了基础，它使得受压迫、剥削的人民摆脱枷锁的束缚，成为真正的人。对于人工智能的延存，我们应遵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效仿《世界人权宣言》的内容通过联合国大会制定有关于人工智能的《人工智能人權宣言》。该宣言不仅维护人工智能固有的尊严及其平等的权利，更加维护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的延续，营造一个人与科技共存的新世界，能够有效控制人工智能武器的使用，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二）将人工智能技术纳入著作权国际保护的对象

现在我们很难忽视人工智能创作品给生活带来的影响。2016年日本知识产权本部将人工智能的有关内容确定在知识产权计划中，并在《知识财产推进计划》中表明“具备一定市场价值的人工智能创作物也能够给予一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日本进行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立法，进一步促进了世界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延存，让人们更加重视人工智能的权利，从而减少科技进步给世界带来的挑战。笔者认为，将人工智能技术纳入著作权国际保护的实质还是指它是否是著作权保护的对象[5]。笔者认为，鉴于世界上很多国家批准加入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该公约对著作权做了最广义的解释：“‘文学艺术作品’一词包括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内的一切作品，不论其表现方式或形式如何。”因此，可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著作权保护的对象，赋予其著作权的国际保护。否则，人类会无所不尽其能地盗用人工智能的成果，人人都会将人工智能的著作拥为己有，人类的著作权保护将陷入泥潭之中，保护人工智能技术的著作权就是保护人类著作权，从而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

三、人工智能国际法保护的中国应对

人工智能的国际法保护历程充满艰辛，中国对于关系国家生存与发展的人工智能问题，必将以全力应对，采取中国措施加强对人工智能的国际法保护。

（一）加强国际合作

目前，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居于世界较低水平，人工智能和制造业的融合有着广泛的基础，制造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科技革命的力量，因而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2025”的主攻方向。我国作为世界大国，必须承担起国际责任，自觉遵守缔结、签署的全球有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国际条约等相关文件。2016年联合国发布的《人工智能政策报告》表明，各国应该加强人工智能开发、研究方面的合作，对人工智能領域方面出现的风险加强法律防范[6]。以中国、美国、日本为代表的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缔结相关的人工智能国际条约，加快制订《人工智能人权宣言》的进程，有利于激励其他国家对于人工智能规则的高度重视，全球齐心协力，为人工智能发展奠定根基。

（二）完善人工智能相关国内立法

在科技商业化的道路上，往往需要制定法律才能保证其高效、安全地发展，解决人工智能现存以及其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人工智能立法的主要目的。2019年6月17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提出了人工智能治理的框架和行动指南。在今年两会期间，一些科技企业家建议加速制定有关人工智能的法律和条例。对于人工智能研究与开发要“以人为本”并符合公序良俗原则、遵守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并不是任何类型的人工智能都能够进行研究开发。另外，要加快制定服务机器人的生产标准与安全标准，依据经济法中的对市场监督的规定，完善对人工智能的监督体系，建立专门的人工智能办事机构，严格监管控制人工智能市场的发展。总之，人工智能的立法必须充分考虑它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可能发展方向，以我国现有法律为基础结合实际情况，由浅入深地真正解决它带来的挑战。

（三）做好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衔接工作

国际法主要是调整国家之间法律关系，对国家的权利与义务进行约束的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的统称。国内法是一个国家的内部法律，它是由国家创制的，并在本国主权范围内所适用的法律。学术界对于二者的关系有一元论、二元论等学说。一元论根据它们效力的高低分为：国际法优先说和国内法优先说。此外，二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它们处在平等的地位。国际法只能在调整国际关系中适用，国内社会不得适用。笔者认为，一个国家在制定国内法时，不能无视其应尽的国际义务;在参与的国际法中，又不能忽视本国的主权问题。国际法通常被认为是国内法一部分，因而在国内具有法律效力，国际法的制定以国内法为基础，国内法的制定又以国际法为保障。

在实践中，当国际法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我国明确国际法在国内的地位，国际条约在中国采用自主纳入的方式。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参加的国际条约，无论是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还是经过国务院审核批准的，都在国内产生效力[7]。中国在解决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上体现了我国对国际法的尊重，保持自己的立场，从而有效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在适用国内法解决人工智能的问题方面，我们应该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同时兼顾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规定，二者相互渗透，从而有效解决问题。

综上，人工智能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加强人工智能的国际人权保护，明确人工智能的著作权国际保护，已成为大势所趋。最后，中国作为世界强国从自身出发、以身作则，呼吁世界各国积极合作，为人工智能的安全、快速发展奠定法治基础，为人工智能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从而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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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倩文.人工智能和其他新科技发展的国际法问题[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0，（3）：74-77.

[7]  李海燕，宋志明.结合我国实践分析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10）：134-136.

[责任编辑 文 远]

作者：刘子纯 肖灵敏

国际法问题研究论文 篇2：

人工智能技术国际法问题研究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上的运用产生了自主武器。自主武器的自主性使它区别于其他普通武器。法律上模糊的规定和自主武器自身的特性，使得自主武器的合法性无法判断。自主武器投入战场会带来潜在的威胁，国际法必须做出相应的规制。

关键词：自主武器;法律地位;合法性;国际法规制

1问题的提出

人工智能技术日臻成熟，推动了我们生活发生极大的变化，如乘坐无人掌控方向盘的无人驾驶汽车、穿戴型智能读取人体神经信号的可穿戴型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一方面如同传统科技一样强化或补足了人类生理能力的某些限制，另一方面，它获得了原本由人类所独享的某些智力上的能力，尤其是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深度学习而来的分析能力和决策能力，拥有着强大“自省”能力。[1]正是这种强大的自省与学习能力，使人工智能类技术类产品区别于以往普通产品。虽然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无法阻挡的，但拥有“自省”能力的人工智能产品，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在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便利的同时也让我们对这些智能产品将来未知的行为产生恐慌。这种典型恐慌的代表就是具有人工智能技术的自主武器。当拥有自省与学习特性的自主武器被运用到战场上时，它是传统的武器地位吗？它可以自主来决定杀人吗？它符合国际法的要求吗……自主武器将会引发人们一系列的争论。

2 自主武器的法律地位之爭

无论是冷兵器时期士兵手中直接挥舞的刀剑，还是热兵器时期被用来近距离瞄准射击的火药枪，以及信息化时期全方位远距离攻击的飞机、电子武器，武器一直处于人类直接的掌控之中。即使武器的打击范围与距离越来越大、灵活性也越来越强，扣动扳机、按下射击按钮的关键时刻，还是独属于人类。但当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到军事武器上，似乎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自主武器它的典型特征是一旦启动，就无需人的干预而选择和打击目标。此时的自主武器，自主决策自主完成打击，已经超越人类的控制范围，它具有了区别于一般武器的独特性。此时，我们将如何对它定义，就成了我们认识它的第一步。

2.1 普通武器

自主武器之所以引发人类的广泛讨论，是因为它的零伤亡优点和良好的环境适应能力，这使得它成为继火药与核武器发明之后的创造性武器。在当前的国际法上，并不存在对这个革命性武器做出明确定义的法律文件。目前武器的分类方法，只有武器与作战手段、方法两类。《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以下称“第一议定书”）第36条对这两种分类有所涉及。如何检验自主武器是否符合以上两种分类方法，目前是不得而知的。目前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即使智能武器拥有自主性，它仍是可以进行自我约束的武器。因为，就人类的法律地位来看，如果将人工智能拟制为法律主体会导致人类价值的贬值以及物对人的侵蚀、异化，应该尽力避免[2]，自主武器反客为主挑战人的主体地位。我们将致命性决策权交由智能无人作战系统来掌控，实际上是对人的统治地位的严重挑战，这样会贬低人格，对人的生命权与尊严产生深远的影响。从武器所具有的能力来看，自主武器是将环境中的数据转化为有目的的计划和行动，在以后每次执行行动的时候，所依据的数据会越来越大，打击的精确性也会越来越低，这也必然会导致其每次决策的模糊性提高，导致它的安全性就会降低。更为严重的是，自主武器附带了战争属性之后，杀伤力和毁灭程度是难以想象的。[3]拥有强大打击能力的自主武器，突破传统武器法律地位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那些与打击目标相似的建筑物或者人，都可能由于自主武器打击决策的模糊性而成为攻击对象。此外，我们应该将问题聚焦在人身上而非是技术身上，自主武器只是在技术上较传统武器有所发展，并未突破其武器的本质。

2.2 机器人杀手/战斗员

自主武器的自主性能来源于数据与算法，这种自主性的来源根本无法与人类相比较。的确，如果我们赋予它杀人机器人/战斗员的身份，让它具有与人类似的地位，那么将来当它发生违法国际法的行为时，它就需要像战斗员一样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对于自主武器来说意义并不大。换句话说，国际法也从来没有试图让自主武器来承担责任。并且如果赋予自主武器以战斗员身份，那些关于战斗员应该享有的福利，是否同样应该赋予自主武器呢？这些问题在目前都将无法获得答案。但有学者认为每个智能系统在不断演进与变化，都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因此不能把智能装备看成简单武器，它的自主决策能力可以把先进的武器系统从被动的军事材料的类别提升到自动战斗人员。根据《第一议定书》第43条第2款规定的战斗员是有权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但遗憾的是，该规定并未说明战斗员必须是自然人，至于那些具有与人类战斗员类似的自主武器是否属于战斗员行列，国际法目前无法给出清晰的回答，自主武器是否可以成为将来战场上的战斗员，进行战斗也是不清晰的。同样，将自主武器也可以视为“机器人杀手”。机器人杀手与人类在决策与行动上类似，和战斗员无异。因此，从这些方面来看，将自主武器划归为具有人的特性的战斗员/机器人杀手并无不妥。是否将自主武器视为一般的战斗员/机器人杀手是人们争论分歧较大的一点。

从自主武器自身的特性来看，将它视为机器人杀手/战斗员似乎没有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法律体系是以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如果将自主武器的法律地位看作与人类相同，这就会威胁人类的主体地位，对人格的侵蚀，甚至是对人类尊严的践踏。因此，虽然法律上未明确说明战斗员必须是自然人的身份，但结合法律立法的背景以及人的主体地位来看，将自主武器视为普通武器的法律地位，仍然是我们治理自主武器的前提，自主武器的法律地位应当与普通的常规武器一样。将来自主武器发展到完全的自主的时候，发展几乎与人类的特性一样的时候，可以考虑赋予自主武器以独立的法律地位，但不是现在。

3 自主武器的合法性判断

目前为止，国际法上也依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标准来衡量武器的合法性，这就使得自主武器的合法性没有一个定论。结合国际法的实践，判断自主武器合法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主武器自身的合法性;二是自主武器在被人类使用时的合法性。

3.1 自主武器自身合法性判断

自主武器合法性的判断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从武器的审查标准与自身的功能来看，《第一议定书》第36条没有设立禁止自主武器的标准，并且自主武器投入到战场上，会减少战斗员不必要的痛苦和伤亡，因此，自主武器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是合法的。[4]二是从自主武器是否具有“可预测性”来看，[5]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数据与算法的结合，[6]自主武器将来会在战场上面临各种复杂的环境并且不断的学习，这就意味着将来它的行动难以被人们预测。一旦战争爆发，战争的发展方向就有可能不再受到人类的控制。那些投入战场的自主武器，不将仅仅是军事一方的灾难，而更可能会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灾难。由此，从自主武器的不可预测性所带来的惶恐，使得人们对它的合法性产生怀疑。更甚者，自主武器流入黑市是迟早的事情，落入恐怖分子手中，那些想要控制更多平民的独裁者手中，希望进行种族清洗的军阀等，自主武器也是暗杀、颠覆国家的很好武器。[7]从自主武器的自身来看，法律没有对自主武器这类新型的武器进行准确的定义，自主武器本身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消极的一面似乎给人类带来更大的代价。将来自主武器无法被人类预测与控制，人们是无法接受的。

3.2武器在使用时的合法性判断

自主武器在使用上的合法性判断，主要涉及到的是自主武器在使用的过程中是否会遵守国际人道法上的基本原则与规定，主要涉及到的是区分原则和比例原则。

3.2.1 区分原则

在武装冲突中，区分原则是一项重要的原则，国际法院在关于以核武器相威胁或使用核武器是否合法的咨询意见中，甚至将区分原则作为首要核心原则。区分原则要求对战斗员与平民之间区分，和军民混用设施进行区分。区分原则使武装冲突对平民的影响降到最低，禁止以平民为目标及不加区分的进行攻击。

在战争中准确做到区分面临着两种困难。第一，对平民与战斗员之间的判断，涉及到很多需要解释与分析的因素，如对战争行为的解释。在传统的战争中，战斗员都有自己明显区别平民的标志，如穿戴特定战斗装备、在战斗期间公开携带枪支等，人们对平民与战斗员进行区分是容易的。但是如果混淆这种明显的标志，比如，没有明显标志的平民加入战争、尤其是军事安保公司的加入，美国军队依靠私人承包商来维护军队，这些军事安保公司实际上是军事上的重要合作者。他们是否应该与平民一样受到保护，是值得商榷的，尤其现在，针对战争的含义越来也越来模糊，在非国际性对抗冲突蔓延的形势下，人们往往需要对战争行为的进行具体的解释才能判断出哪些是战斗员、哪些是平民。第二，随着军民融合现场的产生，具有“军民两用”性质的设施大量出现，这些设施在平时是归于民用，只是在战时才会被征用为军用设施，或者只是在战时的某一时刻被利用，它们与平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一旦被攻击，对平民的生活将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有的学者认为，不能过分强调对于军民两用的保护，也没必要对其进行区分，因为这样会导致一方过度使用此类方法以躲避军事攻击，影响战争的效力。[8]自主武器的发展是否会克服以上两种困难是不确定的，这就导致人类无法放心的认为自主武器可以合法的进入战场。

3.2.2 比例原则

在国际人道法中，比例原则要求在进行军事行动过程中需要对平民和军民两用设施的攻击伤害程度降到最低。总的来说，它需要对军事利益、损害范围界定以及合乎比例性评估三个方面都需要进行思考。

比例原則要求所取得军事利益必须大于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损害，否则这种军事行动是不被允许的。[9]比例原则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它具有灵活性与内涵丰富性的特性。对于攻击是否符合比例，指挥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国际法对比例原则的规定比较模糊，没有给出准确的判断标准。[10]机器没有情景意识，它是否可以像人类那样，做出符合道德价值的判断。自主武器系统是否按比例使用武力，取决于它的装备以及其规划和设计所允许的能力。人类的智能是否可以迁移到自主武器身上，目前还不得而知。因此，在不得而知的情况下，我们也无法判断自主武器的行为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综上，自主武器合法性无法判断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法律上原因，另一个是自主武器自身发展的原因。法律上对自主武器自身是否合法没有做出判断和提供一些判断的标准。自身原因是自主武器的发展究竟会到智能到什么地步，是不确定的，它是否会遵从比例原则和区分原则是无法判断的。由此，目前自主武器的合法性判断是无法做出的，它的合法性与否取决于将来自主武器发展程度与遵守法律的情况。

4 自主武器的国际法规制之争

现在来看，我们宜将自主武器视为普通武器的法律地位，由于它的合法性无法判断和投入战场的潜在危害性，国际法必须对自主武器进行合理的规制。目前国际社会针对自主武器国际法规制的方式，主要几种在以下几种方式。

4.1 制定专门规制自主武器的框架性公约

“条约必须遵守”，有效的条约对各当事国具有拘束力。当事国不得以国内法规定为由拒绝履行条约义务。国际社会主张针对自主武器达成一项专门的国际条约，就是看上了条约强大的约束作用。此外，达成一项新的条约，也意味着考虑到了自主武器的自主性，将它与其他普通的武器有所区别。特殊情形特殊对待。支持制定条约国家认为，考虑到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不断的发展，人们对自主武器的很多方面还未了解清楚，该国际条约不宜规定的过于全面，开始可以制定框架性公约，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不断完善与发展公约的内容。反对者认为，达成框架性的公约对于各个国家根本没有约束力，自主武器在国际法上的发展仍然是出于不确定状态。并且有学者认为现在预先禁止自主武器还为时尚早，因为技术还不太成熟。是否制定条约，以及制定什么样的条约，目前国际社会还在激烈的讨论之中。

4.2 制定公约附加议定书

1980年联合国通过了《特定常规武器公约》（CWW）目的是为了停止使用被认可为过度不人道与滥杀滥伤作用的武器。该公约虽然仅仅包含11个条文，它的5个附加议定书却在限制特定武器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纵观这个五个议定书，均是针对特定具有较大危害性的某一种类武器的限制。促进武器使用向着更符合人道的方向发展。这种使用附加议定书的方式比制定统一公约的好处是，它可以随着科技与武器形态变化，随时添加具体规制的武器。此外，采用此种方式，有利于缔约国根据自己国际的实际情况，选择参考某个具体的议定书，给国家一定的选择性。但它也存在着困难，自主武器虽然具有普通武器的地位，但它与普通常规武器已经有所区别，它是否可以被纳入到《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之内，接受《常规武器公约》的约束是不明确的。虽然，2016年《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第五次审议大会决定成立政府专家组，讨论自主武器的话题一直持续召开至今。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一定会在《常规武器公约》框架下达成规制自主武器的议定书。

4.3 达成任何规制自主武器的协定或公约时机还不成熟

目前的人工智能仍然是在发展阶段，还远远未达到强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技术正处于不断的探索之中。考虑到人工智能技术在民用产品上的广泛，现在就考虑规制该技术，会阻碍人工智能技术在民用领域的发展。就像很多专家、学者讨论至今也没有讨论出合适的解决办法。就像有的学者所主张的那样，我们根本不知道要盘点什么，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将试图预测不存在的系统的开发，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存在，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存在。因此，达成任何规制自主武器的协定与公约时机还未成熟。

自主武器在投入战场上可以减少士兵的投入，减少士兵的痛苦，这两个特点是对很多国家是有诱惑力的。同样，它会降低战争发动的门槛，但是最大的缺点，也是很多国家不敢尝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战场会是否会遵守国际法是不得而知的。如果我们不能控制一个自主武器的行动，也不能预测它的行动方向，就贸然的就将它投入到战场上，这对于很多其他国家来说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因此，无论自主武器的合法性是否可以判断，将来它的法律地位如何，我们对自主武器的规制是必要的。结合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来看，人们确实还没有完全认识自主武器的方方面面，所以制定一个框架性的条约是一个合适的选择。相比于一步到位的议定书做法，它给当事国更多认识自主武器的机会，有机会等待自主武器的进一步的发展。相比于不制定任何规制文件的做法，它提供给当事国逐渐形成共识的机会，为以后自主武器的治理奠定了基础。因此，目前比较有效的自主武器的国际法规制的方式，是各事国达成一项框架性条约，并且之后随着自主武器的发展逐步的进行完善。

5 结语

自主武器在军事上的运用改变了传统武装冲突的形式。它的自主性一方面加快了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威胁。自主武器与人具有相似的自主学习能力，但从目前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构建来看，还是应该将它视为普通武器的地位。自主武器缺乏天然的基本道德情感与场景分析能力，导致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自主武器将来在犹如战场是否会违反比例原则、区分原则现在不得而知，这就使得它的合法性无法判断。它是否会遵守国际法，有待进一步的验证。无论合法性与法律地位如何，国际社会针对此类自主武器的自主性和给将来潜在的威胁，必要对它进行一定的规制。规制方式就是制定一项框架的条约，随着自主武器的发展再逐步达成规制的共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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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董坡）

作者简介：张玉玲（1990—），女，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法。

作者：张玉玲

国际法问题研究论文 篇3：

喜马拉雅地区跨国水域水资源开发国际法问题研究

摘要 喜马拉雅地区水资源丰富，各国都积极开发水电资源，对环境和人文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特别涉及跨国水域时，国家之间已经开始出现利益冲突，影响到了地区和平与友好关系。国际法在跨国水域问题上发展迅速，已经形成一系列的条约、习惯和基本原则。但与其他国际环境法一样，内容模糊，法律强制力有限。本文主要探讨我国在开发水资源时，具体受到哪些国际法规则的约束，面临哪些挑战。这些挑战实际上体现了人类需求增长与自然资源枯竭之间的矛盾。国际法在此类问题的规定上的模糊缺失使国家拥有更广阔的自由度在国内法律和政策上作出相应调整来缓冲这些矛盾。对于涉及跨国水域国际法的最新发展，结合现实案例，提出建立地区性跨国水域协同管理机制，并以多边条约等方式确立地区水资源利用的基本原则，在平等共赢的基础上加强该地区国家的理解和交流。

关键词 跨国水域；水资源；国际法；喜马拉雅

喜马拉雅地区国家众多，环境复杂，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下。这一地区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核心地区之一。本文将从国际法角度分析我国开发喜马拉雅地区跨国水域水资源的国际责任，涉及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条约法，全面分析我国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方式，为开发水利资源，保护环境，协调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依据。值得注意的是，水资源开发多通过国际投资方式进行，因此还涉及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和管辖权规则。项目依据规模不同还会牵涉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问题，留待后续研究。

1 喜马拉雅地区水资源开发国际法问题研究意义

2011年 9月30日缅甸总理吴登盛宣布停建由中国投资兴建的密松大坝项目。该项目属国际投资中典型的BOT方式，涉及资金36亿美元，由中国出资，并在建成后管理运营，90%的电力输送到中国，50年后项目移交缅甸政府，在此之前，缅甸可以每年获得5亿美元的收入[1]。由于该项目从2009年已经开始建设，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已投入大量财力物力进行了前期建设，项目的停止将会给双方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中国和缅甸长期友好的外交关系面临考验[2]。

缅甸水利资源丰富，中国技术成熟，两国经济发展均需要大量的电力。这次的合作本来是一次双赢的机会，但是该项目却遇到了来自缅甸国内和国际的巨大反对，理由主要来自环境和人文两个方面，认为该项目可能会对环境造成伤害，同时库区迁徙居民可能会对该地区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权利构成影响。缅甸政府迫于压力，宁愿选择违反两国签署的开发合同，承担违约责任，也不愿意继续进行投资过半，建设已完成十分之一的项目，原因涉及多个方面，值得深思。密松大坝并非中国和缅甸合作开发水能的唯一项目，根据两国的协议，中国将在缅甸境内投资开发七个水电项目。密松的停建让其它项目的前景扑朔迷离。

密松大坝选址于缅甸北部克钦山区的伊洛瓦底江，如果建成将是缅甸最大的水电站。伊洛瓦底江发源于我国的喜马拉雅山脉，上游即我国的独龙江，是一条跨越中国和缅甸的国际河流。除了伊洛瓦底江，喜马拉雅地区还有众多的河流，如雅鲁藏布江、印度河、恒河、湄公河、长江等，流经中国、印度、缅甸、尼泊尔、不丹、巴基斯坦、孟加拉、越南等多个国家。这些河流是沿岸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水源，为世界人口最稠密地区提供淡水供给。同时，这些河流又蕴藏了丰富的水电资源，沿岸各国都准备积极开发利用。除我国计划修建多座水电站外，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都有上百座水电建设计划，连最为封闭的国家不丹也计划在境内建设水电站，建成后的发电量相当于英国全部核电站的发电总量。但这些计划也都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反对和压力。比如印度的LoharinagPala大坝就因为非政府组织和学者的反对而在开工三年后停止[3]。

水电作为各种电能中最为经济便宜的能源，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青睐。对我国来讲，水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几乎为零，发展水电资源可以降低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尽管我国作为东京议定书发展中国家成员并不承担强制减排的义务，但作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仍然面临很大的减排压力。因此，在水资源极为丰富的喜马拉雅地区开发水能，是我国的必然的选择。但是，水电开发确实存在对周边环境的负面影响，以及对库区居民的搬迁要求。特别对喜马拉雅地区的河流而言，大多数属于国际河流。一国建设水电站，可能对该河流的下游国家造成影响。国际上已经存在因此而引起两国争议的先例[4-5]。因此，无论是在我国境内还是境外开发喜马拉雅地区水利资源，都需要明确我国可能的国际法责任，避免国际冲突，和平发展地区经济。

2 跨国水域国际法规则演变及主要原则

国际水法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海洋主要通过1982年国际海洋法公约调整[6]，而淡水资源则主要由两个著名的公约和2000多个双边和多边条约进行规范，世界上有200多条国际河流处于国际公约的调整范围内[7]。国际水法经历了一个以航运为核心到以资源为核心的变化过程。而跨国水域国际法则是这个变化中最新和争议最大的领域。跨国水域是指位于两国或多国领土范围内除海洋以外的水体，包括国际河流，国际湖泊和跨境地下水[8]。其中主要是淡水。淡水仅占地球水资源的3%，又大多以不可开发的冰川形态为主。各国对淡水资源都非常看重，因其不仅关系居民的生活需求，也关系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发展。跨国水域占到全球淡水资源的60%以上，涉及145个国家和地区[9]，国家之间关于淡水资源的冲突集中体现在跨国水域争议中[10]。随着环境恶化和全球气候变暖，淡水资源的稀缺度不断增加；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又加剧了对淡水的需求。跨国水域争端将会不断涌现。要避免和解决这些争议，除了要明确国家间的领土划界之外，还需要明了各国对跨国水域的权利和责任，积极协商，友好共享。跨国水域航运问题并非我们讨论的内容，本文仅关注水资源的非航运用途。

2.1 跨国水域国际法规则演变回溯

国际社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关注跨国水域的非航运规制[11]。该领域的国际争端由来已久[12]。早在1937年，国际常设法院就审理过荷兰和比利时之间的默兹河争议[5]。联合国对这一经常引起国际争端的因素非常重视，1970年联合国大会敦促国际法学会就跨国水域的国家权利义务起草条约进行规制[13]。

1966年，国际法学会首先通过了国际河流赫尔辛基规则（简称赫尔辛基规则）[14]。赫尔辛基规则成为跨国水域国际法的指导性文件，尽管属于软法，没有法律强制力，但对之后的跨国水域国际法的形成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国际法学会继续在赫尔辛基规则的基础上与各国进行协调。到1997年，国际法学会终于促成了联合国跨国水域非航运用途国际公约（简称跨国水域公约）在联合国大会的通过[8]。该公约是跨国水域国家权利义务的框架公约，仅对主要原则进行了笼统地规定，要求沿岸国就每一不同水域协商制定双边或多边条约进行具体协调和规制。公约因批准国数量未达到要求而未生效。尽管如此，该公约作为跨国水域最重要的框架公约仍然具有纲领性地位。

与联合国跨国水域公约具有同样重要地位的另一公约是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在1992年通过并生效的保护与利用跨国水域与国际湖泊公约[15]（简称赫尔辛基公约）。该公约的签署国都是欧盟、北美和前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国家，代表了西方发达国家对跨国水域问题的态度。该公约在1999和2003年又分别通过了两个补充议定书。赫尔辛基公约的核心理念与跨国水域公约不同。前者将环境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对人类需求刻意回避，并从环境角度重新定位可持续发展和公共利益；而跨国水域公约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强调人类需求[8]。两个公约的差异体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鸿沟。

国际法学会并未停止对跨国水域国际法的推动工作。2004年，该学会再次通过水资源柏林规则（简称柏林规则），将跨国水域的范围从地表水扩大到地下水[16]。柏林规则最终发展为2008年跨境地下蓄水层法律草案[17]。跨国水域国际法在近年来不断发展。但国家实践却表现出一种不愿意通过普遍性框架公约规范权利义务的趋势，大部分跨国水域都处于地区性或双边条约的调整范围。

2.2 跨国水域国际习惯及普遍原则

在这些条约和软法基础上，国际法发展出了一些调整跨国水域的习惯法和基本原则。国际环境法的习惯法和原则对跨国水域当然适用，但我们在这里不再重述，仅分析跨国水域的特殊法，为我国开发水资源提供参考。

大部分的跨国水域国际习惯法都可以在联合国跨国水域公约中找到[8]。公约虽然没有生效，但是在国际法院的判决中，多次表达了该公约一些内容是习惯法的观点[4，18]。以下的主要原则就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跨国水域习惯法，我们将会逐一加以分析。

2.2.1 公平利用原则

1997年跨国水域公约第五条规定“沿岸国应当在其领土范围内公平及合理地利用跨国水域……”[8]。一方面强调了国家对跨国水域具有利用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要求国家之间应当公平合理。但是，第五条在解释这一原则时用语十分模糊。原则本身并没有给出公平利用的模式或方法，对公平的标准也只字不提。

尽管如此，这一原则被国际法院在之后的两次判决中接受为国际习惯法，认为其虽然语句模糊，但仍然具有强制力[4][18][19]。公平利用原则是一系列跨国水域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事先通知原则和协商处理原则都是从公平利用原则的发展而来。另外，其他的一些规则，比如跨国水域条约的继承规则，避免影响航运规则和避免造成环境和人文重大损害的规则都与公平利用原则有密切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上讲，公平利用原则是跨国水域国际法的第一原则并不为过。

2.2.2 事先通知原则

如果一个工程项目不会造成水量水质的变化，从而不会对其他沿岸国造成航运及其他权利的损害，则一国只需要履行通知义务。这一原则最早出现在法国与西班牙的拉努湖仲裁中[20]，要求上游国家在跨国水域上建设重大工程项目之前，应当通知下游国家。从公平角度，下游国家对上游国家也应当承担同样的义务。这一原则被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所重申[21]，但其国际习惯法的地位还不确定。

2.2.3 协商处理原则

拉努湖仲裁认为，如果法国修建大坝会对流入西班牙境内的水量造成影响，则法国不仅仅需要事先通知西班牙，还需要同西班牙协商，得到其同意[20]。这一观点发展为后来的协商处理原则，即如果一国在自己境内的工程将可能对跨国水域的水量水质造成影响，或可能侵害其他沿岸国权利时，则必须在工程开始前与其他沿岸国进行协商。

这一原则也体现在国际常设法院对默兹河争议的判决中。常设法院认为，只要一国对河流的水量水质不会造成影响，该国的行为就没有违反国际法[5]。国际法院的判决对这一原则表述更加明确。法院认为，在他国没有参与工程的前提下，一国的工程如果可能造成物种灭绝、生态退化或航行困难，则必须与他国进行事前协商[4]。

2.2.4 其它规则

除了以上讨论的三个原则之外，跨国水域公约中还出现了一些其它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否构成习惯法众说纷纭。即使没有法律强制力，这些原则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比如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公约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国际法院对该原则的态度比较模糊[4]，但法官的个人意见中认为该原则构成国际习惯法[4]。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也被很多学者认为构成国际习惯法[22]。按照这个制度的要求，不参与工程的沿岸国，有机会通过一国公开的环境影响评价了解工程的设计原理、施工方式和环境后果，从而为国家间的协商提供信息。

3 喜马拉雅地区各国履行国际法义务和责任评述

在讨论跨国水域国际法的概况之后，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我国如果要开发喜马拉雅地区的跨国水域，可能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义务或责任，哪些国际法的规则可以利用。

这一地区调整水资源的双边和多边条约非常有限。我国虽然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蒙古签署过双边跨国水域条约，但并未与任何喜马拉雅地区国家就跨国水域签署条约。该地区也没有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多边框架性条约存在。因此，该地区跨国水域的国际法权利和义务主要取决于习惯法和其他国际法渊源。

3.1 跨国水域公约及其原则的效力

尽管跨国水域公约文本1997年在联合国大会得到通过，但联大决议并不具有法律强制力。而且我国在表决时与布隆迪、土耳其等国投下了反对票[23]。根据国际法习惯法的效力规则，我国可以主张具有“持续反对国”地位，从而不受公约内习惯法的约束[24]。

但公约里属于环境法基本原则并已经被我国的国内法和批准的条约所接受仍然对我国具有约束力。比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我国环境法中就有明确规定，因此对跨国水域水资源开发具有法律效力。

另外，我国的环境实践也具有先例作用，特别是根据禁止反言的原则，如果一国之前有某种行为，之后一般也应该保持一致。我国在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故之后，承诺对俄罗斯进行赔偿[25]。如果在喜马拉雅地区我国的某一项目导致跨国水域跨境污染或环境恶化，我国也要承担赔偿责任。

3.2 其它国际法条约下的义务与责任

虽然跨境水域公约及其原则对我国不具有强制力，但我国批准的其它条约也有涉及到跨境水域问题的条款，这些条款对我国具有法律强制力。我国开发喜马拉雅地区水资源必须要考虑这些条约，否则可能引发国际争端。

3.2.1 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

中国和其他喜马拉雅地区的国家都是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成员国。公约第6条第3款规定：“本公约各缔约国不得故意采取任何可能直接或间接损害本公约其他缔约国领土的、第1条和第2条中提及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措施”[26]。所有缔约国不仅对本国境内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有义务保护，也对在他国境内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有不得损害的义务。

喜马拉雅地区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非常丰富，数量在二十处以上[27]。其中位于我国境内的云南三江并流地区就属于世界自然遗产。而喜马拉雅山南麓更是遍布文化和自然遗产。任何国家如果直接或间接损害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都属于违反公约，需要承担违反国际法的责任。因此，我国在开发喜马拉雅地区水资源时不能直接或间接损害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3.2.2 生态多样性公约

喜马拉雅地区各国除缅甸外都是1992年“生态多样性公约”的成员国。公约第14条第d款规定[28]：“如遇其管辖或控制下起源的危险即将或严重危及或损害其他国家管辖的地区内或国家管辖地区范围以外的生物多样性的情况，应立即将此种危险或损害通知可能受影响的国家，并采取行动预防或尽量减轻这种危险或损害”。

根据该条，喜马拉雅地区国家在开发水资源时，不能对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造成损害。如果项目可能会导致水流流量和水质的明显变化，以及周边环境的重大影响，则可能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破坏。而这样的破坏是对国际条约的直接违反，比如水坝截流对水域内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的影响。同时，下游国家兴建水坝对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也可能造成伤害。作为公约缔约国我国有权关注。

3.2.3 拉姆萨尔公约

该公约的全称是“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喜马拉雅地区各国除缅甸、不丹之外都是公约的成员国。公约第5条规定[29]：“缔约国应就履行本公约的义务相互协商，特别是当一片湿地跨越一个以上缔约国领土或多个缔约国共处同一水系时。同时，他们应尽力协调和支持有关养护湿地及其动植物的现行和未来政策与规定。”这一条体现了跨国水域问题协商处理的原则。比国家间定期协商更为有效的方式是建立多国管理体系，从立法到实施各层次设立常设机构处理。这也是国际处理跨国水域问题的通行做法。

拉姆萨尔公约建立的初衷是从动植物保护的角度，但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跨国水域国际法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多学者提出应当进一步加强该公约在规范跨国水域中的作用[30]。如果公约建立起更强有力的管理机制，作为成员国中国的角色定位值得我们深思。与其消极等待，不如积极作为。

3.2.4 防治沙漠化公约

公约全名为“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沙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沙漠化的国际公约”。公约并没有明确调整跨国水域，但第3条基本原则中体现了国际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第3条b款规定：“缔约方应当本着国际团结和伙伴关系的精神，改善分区域、区域以及国际的合作和协调，并更好地将资金、人力、组织和技术资源集中用于需要的地方”；c款强调了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缔约方应当本着伙伴关系的精神在政府所有各级、社区、非政府组织和土地所有者之间发展合作，更好地认识受影响地区土地资源和稀缺的水资源的性质和价值，并争取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这些资源”[31]。

喜马拉雅地区国家除缅甸外都是公约的缔约国，因此在利用跨国水资源时，应当遵循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公约强调同非政府组织合作，体现了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法中的重要地位。喜马拉雅地区是非政府组织活动积极的地区。中国应当重视非政府组织在环境问题中的作用，开发水资源时要考虑他们的意见。

4 开发喜马拉雅地区跨国水域面临挑战

我国拥有开发中国境内喜马拉雅地区水资源的权利，但开发时必须遵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国际法除环境法外，人权法也牵涉其中。开发水资源满足了国内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是对人权的尊重和实现。但开发可能带来的环境负面影响，在国际环境法领域会遭受诟病。如何平衡这两个领域，是我国及所有地区国家面临的挑战。

自然人的水权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在人权公约中，但已经被接受为国际习惯法。1979年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1989年的“儿童权利公约”都有相关条款要求保障妇女和儿童获得水供应的权利[32-33]。另外，必须要提到的是“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11条和第12条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水权，但要求缔约国保证境内自然人的健康权和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而生活用水是健康和基本生活保障的必须要素。因此2002年人权委员对11条和12条作出的解释中，肯定了获得饮用水的权利是公约应有之意，是基本人权之一[34]。喜马拉雅地区各国除缅甸未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外，都是这三个公约的成员国，有义务保证本国境内的所有自然人获得基本的生活用水。

随着喜马拉雅地区冰川退化加剧，这一地区的水资源可能面临枯竭的威胁。而在这个地区生活以及依赖这个地区水资源的居民，就面临水权如何得到保障的问题。国家有义务保证自然人获得基本生活用水，而采取的措施如果和环境保护相悖就面临国际法之间的冲突。比如，我国计划中的西水东送项目，可能在水资源枯竭时对喜马拉雅地区自然环境造成影响，甚至会波及周边国家，但这又是为了保证基本人权。如何平衡这两种权利是亟待解决的法律难题。

跨国水域公约第10条规定国家对跨国水域进行开发和利用时，必须要考虑到自然人的基本生存需要[8]。居民对水资源的需求构成基本生存需要。在这一问题上，跨国水域公约和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趋于一致。这是否意味着出于保护人权的需要，国家可以不遵守国际环境法的规则，还有待实践证实。但由于国际人权法的上述公约具有法律强制力，而跨国水域国际法法律效力较低，至少在现阶段，国际人权法的规定应当优先。

5 基本认识与政策建议

5.1 基本认识

喜马拉雅地区国家众多，环境复杂，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下。这一地区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核心地区之一。无论是民族问题，环境问题还是领土争议都不可能在短期内给出满意的答案。

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开发水资源对经济发展有强大的推动作用，但以环境换经济的时代早已过去，一味强调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从长远来看必然要付出代价。水资源非常宝贵，在获取电力时，必须要考虑对水量的长远影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的报告预测喜马拉雅冰川将在2035年全部融化[35]。尽管这一报告因缺乏科学依据而被认为过度夸张，但喜马拉雅地区冰川退化是不争的事实[36]。在全球变暖的今天，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水量会大幅度下降，从而不仅对该地区居民生活造成影响，也对水能项目造成伤害。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现实。

喜马拉雅地区的另一大国印度，也有开发水资源的迫切要求，印度对我国开发喜马拉雅地区水资源主导态度是积极的。在我国开始建设雅鲁藏布江藏木大坝时，印度表示了关注。经过两国的积极协商，印度前总统辛格明确表示相信中国兴建的藏木大坝不会对印度造成影响[37]。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两国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和平友好关系的共同追求。中国和印度合作管理喜马拉雅地区跨国水域，有利于两国解决长期存在的领土纠纷，共同发展经济，促进地区和平。

湄公河中国船员遇袭案更是将跨国水域管理问题摆在了桌面，缺乏强有力的跨国水域管理机制，对国家关系和航行安全也是重大的威胁[38]。积极建立和参与地区水域管理机制不仅是水资源管理需要，也是从国家和人民安全利益考虑。

5.2 政策建议

5.2.1 建立地区性多国管理机构对水资源进行统筹管理

在喜马拉雅地区建立多国管理体系，对跨国水域问题进行共同管理、定期协商和纠纷解决。喜马拉雅地区国家的文化、经济和自然资源状况接近，比较容易就水资源问题达成一致。这种机制还可以对地区的和平稳定起到重要作用。我国作为地区大国，应该对地区政治和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建立共同管理机制，有利于我国在地区事务中扩展空间。这一共同管理机构还可以与东盟、亚投行等国际组织一起，拓展地区经济开发，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经济框架。喜马拉雅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将是经济和社会良性发展的最好保障。

5.2.2 以多边条约等方式确立喜马拉雅地区水资源利用的基本原则

喜马拉雅地区复杂的民族构成和地理特质使水资源利用面临复杂考验。最近发生的尼泊尔八级地震也提醒我们，利用水资源必须考虑建立安全保障和可持续发展的维护机制。喜马拉雅山地区缺乏多边水资源利用的条约，因此，各国在利用时完全处于无序状态。这种无序极可能导致水资源的浪费和过度开发，甚至影响到地区安全。这一地区大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中国需要引导这些国家确立水资源利用的基本原则。在基本原则下行动，相邻国家的利益才能获得保障。

5.2.3 加强与其它国家的沟通

我国开发水资源一方面迫于淡水资源缺乏的压力，另一方面受到经济发展能源要求的驱使，是合理合法的选择。但在开发时，需考虑到国际法上的义务和责任。比如三江并流地区因为水资源开发问题在2004年就已经收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黄牌警告。喜马拉雅地区涉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复杂，地区敏感度很高，也需要加强我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合作。水资源开发严格按照国内环境法的要求，做好信息披露和环境影响评价，有利于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与理解。同时也是一个地区大国负责任的表现。我国的公司在境外进行水资源开发时，信息披露和环境影响评价也可以帮助他们顺利的开展工作，避免因为交流不畅造成的停工损失。

喜马拉雅地区水资源开发已经成为该地区各国一致的选择。国家之间积极合作和友好协商才能避免开发水资源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环境和人文问题。欧洲多国跨国河流合作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合作才是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密钥。我国作为地区大国，也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为地区发展提供技术和经济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我们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中国相对于地区其他国家有更好的水能开发经验和技术，应该对其他国家提供帮助。同时，各国在开发时，也应当以平等利用为原则，尊重其他国家的利益，避免破坏喜马拉雅地区的环境和资源，这片冰雪天堂才能持续散发她的魅力。

（编辑：徐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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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卓宇　雷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