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保险范围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深入分析我国当前交强险费率结构所存在的不合理之处，提出了通过适当增加费率因子、调整费用赔偿限额、防止重复性的奖励或惩罚等方面来完善费率结构并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建议，对完善我国交强险的费率结构有积极性的意义。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强制保险范围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强制保险范围研究论文 篇1：

论交强险在公益面罩下的外部性及其完善

摘 要：根据《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通强制保险”）;指被保险机动车的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机动车和被保险人以外的被害人。赔偿责任限制内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强制责任保险。

关键词：立法目的;公益机制;制度缺陷

一、交强险的公益性

从国务院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来看，我国交通强制保险的公益性主要体现在“四个特征”上，即非盈利、强制、无责和救济性。

（一）交强险的非盈利性

（1）保险公司从事强制保险业务，以“无利可图，无损失”为原则。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采用统一保险条款和基本保险费率。保险费率由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按照整体无损益的原则审批。保险公司不得擅自增加保险费率。保险费率大幅度调整的，中国保监会应当举行听证会，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

（2）保险公司强制保险业务的财产状况受社会监督。国家规定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与其他保险业务分开经营，分别核算。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每年对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进行检查，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3）交强险理赔以不超过本次事故经济损失为限。投保人缴纳交强险保费不能从中盈利，被保险人和受害人也不得从交强险中获取事故损失以外的理赔。

（二）交强险的强制性

（1）保险公司不得拒绝投保风险险。为确保强制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中国保监会有权要求保险公司从事强制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保险业务。未经中国保监会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投保人申请保险时，应当选择有资格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公司。选定的保险公司不得拒绝或延迟保险。

（2）保险公司不得取消强保险合同。除被保险人未履行重要事项的真实披露义务外，保险公司不得终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

（3）所有在路上的车辆必须保证支付强有力的保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辆的车主或经理，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为机动车交通事故保险。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农业主管部门（农业机械）（以下统称机动车管理部门）应当对机动车参加机动车交通强制保险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事故责任。对不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机动车管理部门不予登记，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不予检查。

（三）交强险理赔的无责性

（1）不管被保险车辆是否有过错都要理赔。被保险机动车的道路交通事故造成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以外的人身伤害、死亡和财产损失的，除被保险人的故意原因外，保险公司不予赔偿。在交通事故中，保险公司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负有强制责任保险。赔偿责任范围内。

（2）强制保险不免除规定。在第三方责任商业保险中，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单规定的责任限度内计算赔偿额的，按照下列扣除率免除：扣除小事故责任率为5%，同等事故责任扣除率为10%，重大事故责任扣除率为15%，承担全部事故责任。扣除率为20%;违反安全装载规定，扣除率提高10%;保险事故发生时，指定驾驶人将保险机动车用于非指定驾驶人的，扣除率提高10%;投保时约定的驾驶区域，如果保险事故发生在约定的驾驶区域外，免赔率提高10%。但是，在强制保险的情况下，这些案件都不会被赦免。

（3）强制保险规定保险公司将支付救助费用。被保险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在被保险机动车失窃抢救期间造成交通事故的，或者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证或者酒后驾驶的，保险公司应当在强制范围内提前缴纳救助费。交通保险限额。

（四）交强险的救济性

国家规定，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提取的资金，对不能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的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员处以罚款。依照规定承担责任;依法由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员追缴的资金;以及救助基金。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应当通过水果等方式设立。救助费用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造成交通事故的机动车未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的，伤亡人员丧葬费机动车在事故发生后逃逸，应当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救助费用中的部分或者全部应当先由救助基金支付。

二、交强险的“外部性”问题

在一个国家的治理上，不但环境保护会出现外部性问题，其他方面也会出现外部性问题。特别是在福利国家、福利领域更容易产生外部性问题。因此，在一些体现公益性的领域应当合理地界定公益的范围，将公益性体现在一些合理的边界范围内。

作为集中体现公益性的交强险在立法的时候就缺乏一种经济思维，体现出一定的外部性。我国现行的交强险致命的缺陷在于公益性过度，超出了其应有的限度，保险受益人的非特定性，导致受益人不明确，实际上就是交强险的产权不明晰，从而导致外部性。也就是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以后，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损害后果发生，交强险就在限额内理赔，不足部分，才按照过错进行分责，那么会让一些人放松安全意识。交强险的公益性完全可以通过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办法处理，即对于那些没有支付能力的受害人，由保险公司垫付抢救费或者由公安交管部门发放救助金的方式实现，而不是不管受害人的支付能力强弱一律由交強险理赔。

三、如何避免交强险的外部性

《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规定》第八条规定：“被保险人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应当按照第一强制责任规定的最高赔偿限额赔偿每一起交通事故。机动车交通事故保险合同。该规定明确，保险受益人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的财产权利，从而减少外部性的出现。然而，由于第76条1款的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不够明确，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一般认为，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8条规定的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规定的。优先权原则是不适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8条。

为了避免交强险的外部性，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一个关于交强险的司法解释，明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规定的具体内涵，理性地看待交强险的公益性，明智的做法是避免缴纳交强险的外部性问题，并采取了“强制保险条款对机动车交通事故”的第8条的规定。

参考文献：

[1]陈维斌，庄敬华.浅议交强险公益性的完善[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4（s1）：31-36.

[2]曹景海.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公益性研究[D].贵州大学，2009.

[3]张利宏.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法律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11.

作者：郝文文

强制保险范围研究论文 篇2：

对交强险费率结构的几点建议

【摘要】本文通过深入分析我国当前交强险费率结构所存在的不合理之处，提出了通过适当增加费率因子、调整费用赔偿限额、防止重复性的奖励或惩罚等方面来完善费率结构并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建议，对完善我国交强险的费率结构有积极性的意义。

【关键词】费率结构 赔偿限额 费率因子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简称交强险）是我国第一部法定强制保险，从2006年7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在保证交通事故中受害人最大可能地获得及时的基本保障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创建和谐社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费率因子和浮动机制是确定车辆保费和费率的主要因素，对于汽车强制保险的费率厘定，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基本上都是通过两个步骤完成，第一个步骤是根据车辆的风险程度的不同（先验费率因子）计算出各类型车辆的基础费率，第二个步骤是根据历史经验事故次数再对算出的基础费率进行相应地调整。根据汽车强制保险实施历史和国情的不同，不同国家在这两个具体步骤的操作上关注程度不一，从而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有些国家对车辆的风险分类考虑较为细致，因此先验费率因子较多，相对而言对费率浮动机制方面考虑的较少，费率浮动系数显得数量较少且相对简单。而有些国家对车辆的风险分类考虑较为简单，因此先验费率因子较少，相对而言在费率浮动机制方面考虑的较多，费率浮动系数数量较多，较为复杂。尽管各国对先验因子和费率浮动机制方面关注程度不一，但是都是要尽可能的达到保险费率与风险成正例的目的，使得投保人的保费负担尽量公平合理。

与大多数国家相同，我国交强险的费率厘定也是通过这两个步骤完成的。我国交强险的费率厘定上采用了两个费率因子，分别为车辆类型因子和使用性质因子，根据这两个因子同时结合座位数/吨位数将所有车辆的风险类别划分为42个，42个风险类别分别对应不同的交强险基础保费，也就是新车初次投保交强险时的标准保费。

与商业车险不同，我国的交强险实行独立核算，经营的原则是不亏不赢，因此自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2008年在社会公众对交强险提出了质疑，认为保费高、赔偿限额低，经营中存在暴利。为平息公众的质疑，中国保监会调高了交强险的赔偿限额，同时调低了大部分车辆类型的保费。伴随着赔偿限额和保费的调整，交强险的经营效益开始恶化，逐步沦为亏损业务，各财险公司对交强险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开始的欢迎承保逐渐变化为有选择的承保，并且对其中的部分严重亏损业务以各种理由变相地不予承保。交强险业务从盈利到亏损，除了赔偿限额和保费调整方面的原因外，在费率结构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不尽合理之处，以下从几方面进行分析，同时提出个人的几点建议。

一、我国交强险在费率公平性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提高

从交强险费率结构方面来看，在费率水平准确反映被保险车辆的风险水平上还需要待进一步改进和提高，主要表现有:

（一）交强险实行全国统一的保费模式，无地区差异，因此客观上存在地区之间的费率不公平

自2006年7月1日交强险正式实施后近6年的经营情况来看，不同地区之间的赔付率相差极大，从保监会公布的数据看，交强险在东部沿海和中部、南部经济发达省份地区的赔付率较高，而在北部和西部省份地区赔付率则相对较低，赔付率最低的青海和西藏地区与赔付率最高的江浙、广东地区，赔付率相比相差两倍以上，由于全国各省份的交强险保费完全相同，这就意味着北部和西部地区用本地区的交强险的保费补贴了东部沿海和中部、南部经济发达省份地区。

虽然交强险业务在最初实施时曾明确说明：各地区可根据本地区交强险业务经营的情况，实现地区差异化的交强险费率。但是自正式实施至今已5年有余，实施地区差异化交强险费率仍然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不一而论。

（二）不同车辆类别之间的费率不合理

交强险业务在实施初期，由于缺乏相应数据支持，费率制定不尽科学合理，曾引起了“暴利说”的质疑。2008年保监会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之下，调高了赔偿限额，调低了大多数车辆的费率，从调整后三年多的实际情况看，目前交强险不同车辆类别之间的费率仍存在不尽合理之处且日益突出，具体表现为营业性车辆交强险赔付率较高，而非营业性和家庭自用交强险赔付率较低，这表明不同车辆类别之间的保险费率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之处，实质上是风险较低的车辆在交强险保费上变相补贴了风险较高的车辆。保险正常运行的前提是不同风险状况的被保险人缴纳的保险费与其风险水平成比例，而目前我国的交强险保费恰恰在这方面存在不足，调整不同车辆类别之间的保费是当务之急。

（三）赔偿限额分布不合理

目前交强险实行分项限额赔偿制，赔偿金划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金、医疗费用赔偿金、财产损失赔偿金三大类，各类赔偿金之间不能相互使用。具体为：被保险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有责任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人民币；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人民币；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人民币。被保险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元人民币；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元人民币；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00元人民币。

由于交强险的医疗费用类赔偿金限额仅为1万元。而在有的交通事故中，受害方花费了高昂的医疗费用后，最终未造成伤残后果，反而得不到交强险的完全赔偿。如果同时被保险机动车未购买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就会造成受害方无法拿到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赔偿的情况发生，由此产生的矛盾日渐突出。鉴于此，部分法院开始对交强险的分项赔偿限额提出质疑，2008年9月5日，北京市昌平法院在总结相关案件后，专门向中国保监会发出司法建议，建议取消交强险赔偿金分类限额。

但是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回复并未得到司法部门的认可，部分法院开始对交强险的分项赔偿限额说不， 2011年10月成都中院就曾终审驳回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是保监会自行制定的《交强险保险条款》并非部门规章，且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冲突，不能作为依据。目前法院不认可交强险分项限额赔偿的案例越来越多，甚至部分地区法院系统以与全国人大颁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相违背的理由正式发文明确对交强险分项限额赔偿的规定不予认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是由国务院于2006年颁布实施的，其中第23条规定了交强险责任限额划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无责任赔偿限额。而《道路交通安全法》是由全国人大2005年颁布实施的，从法理上来说，全国人大颁布的法律的效力要高于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因此法院的行为可以理解，但是客观上却使交强险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因此从维护交强险的法律地位方面来说，迫切需要对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四）费率浮动办法不合理

目前我国交强险的费率浮动采取随车因素，即续保时的交强险保费根据该车在上一保险年度是否发生有责保险事故来确定浮动比例。在交强险业务开始实施的初期，由于当时家庭自用车辆相对较少，单位车辆（营业和非营业）较多，驾驶人员相对固定，费率浮动仅采取随车因素是完全合理的。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汽车大量进入家庭，私家车的拥有量越来越大，同时部分家庭开始更换新车或购买第二台私家车，家庭自用车辆的数量已经超过营业和非营业车的数量，因此交强险费率浮动仍然只采取随车因素就显得有些未与时共进了。对于更换新车或购买第二台车辆的家庭来说，不管之前连续几年未发生保险事故，新车的交强险都要按照基准费率执行，同时我国现行的交强险费率浮动办法在基础保费差异方面考虑较少，因此费率浮动的结果就显得不够公平合理。

现行交强险费率浮动办法中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即没有充分运用车辆的损失经验，下浮限制条件较上浮要多，在确定费率下浮比例时，根据过去三年的损失经验来进行确定(如连续三年及以上保险年度未发生保险事故才能享受30%的费率下浮) ，而在确定费率上浮比例时，仅根据过去一年的损失经验来进行确定，对消费者来说存在着一定的不公平，同时从精算原理方面来说，也有欠妥之处。合理的做法应该是以家庭为单位，对家庭自用车辆的费率浮动增加随人因素，同时对费率上浮和下浮，都根据过去3年的损失经验来进行确定，尽可能的提高浮动结果的公平合理性。

三、完善交强险费率结构的几点建议

综上所述，现行我国交强险在费率结构方面存在着不够公平合理地问题，费率水平与风险水平不成正比，因此对完善交强险费率结构提出以下几点个人建议：

（一）适当增加费率因子

强制保险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因此在实行初期我国交强险费率厘定只考虑使用车辆类型和车辆使用性质两个较为简单的费率因子是情有可原的，随着时间的发展，应充分结合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汽车强制保险和我国商业汽车保险的经验，充分利用被保险车辆的各种有效风险信息，增加交强险的费率因子。

现行交强险费率最明显的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地区差异性的体现，而事实上，不同地区的地理特点、交通密度、气候条件以及人的性格特点和驾驶习惯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被保险车辆的风险水平必然不会完全相同。从世界上其他国家汽车强制保险的发展经验来看，地区之间也存在十分显著的差异。以美国马塞诸塞州为例，2007 年全州个人汽车强制保险业务被划分成了33 个区域，不同区域之间的费率相差最大达到3倍以上。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地理、气候、交通密度之间的差异要远远大于美国马塞诸塞州，因此在交强险的费率厘定中，增加地区因素对公平投保人的保费负担具有重要意义。

（二）将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调整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的50%，或者打通死亡伤残和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同时剔除交强险中的财产损失赔偿部分

从目前世界各国实施的汽车强制保险的历史来看，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障重心始终是因人身损害而产生的医疗、收入损失等基本、急需的费用，而且保障的受害人范围不断扩大，保障程度不断提高。基本上来说，欧美国家的汽车保险赔偿包括人身和财产损失部分，这与其汽车强制保险发展历史长，社会法制体系较为完备有直接关系。而在20世纪中后期开始建立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的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均未将财产损失纳入强制保险的保障范围。

从本文之前的分析看，交强险医疗费用分项赔偿限额较低，不能充分保障在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医疗费用补偿，是造成我国法院系统不认可交强险分项赔偿限额的根本原因，而如果单纯取消医疗费用分项赔偿限额，就需要提高交强险的基准保费。同时由于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的存在，客观上降低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投保率。因此综合考虑，建议借鉴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将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调整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的50%，或者打通死亡伤残和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以彻底解决交强险面对的尴尬法律境地。同时剔除交强险中的财产损失赔偿，以此手段促进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投保率的提高，由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不分人身和财产损失，因此一方面可在更大范围内提高对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赔偿保障范围，同时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保险公司商业车险的保费规模和利润率，弥补和平衡交强险提高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后带来的亏损。

（三）避免重复性的奖励或惩罚

从国外汽车强制保险发展的历史经验过程看， 在费率厘定中可能会存在重复性的奖励或惩罚。近些年国外在避免重复性的奖励或惩罚方面进行了实践应用，譬如，美国马塞诸塞州2007 年将个人汽车驾驶员分为“有经验的”(获得驾驶执照6 年以上) 和“缺乏经验的”(获得驾驶执照6 年以下) 两类，“有经验的”驾驶员的强制保险基础费率较低，而“缺乏经验的”驾驶员的强制保险基础费率相对较高。而在费率浮动方面，发生相同事故次数或违章次数时，那么“有经验的”驾驶员的费率上浮要大于“缺乏经验的”驾驶员。这种浮动办法虽然还没有彻底解决费率厘定中存在的重复性奖励或惩罚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该问题的严重性。交强险作为强制保险，应最大程度的体现出公平性和平稳性，因此在制定交强险的费率浮动办法时，应该采用先进的精算技术，尽可能避免重复性的奖励或惩罚，不仅公平投保人之间的保费负担，同时还要注意费率浮动结果的平稳性，将被保险车辆各年的保费水平变化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防止保费发生大起大落的情况。

作者简介：邵晓生（1971-），男，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研究方向：车辆保险。

（责任编辑：陈岑）

作者：邵晓生

强制保险范围研究论文 篇3：

公共卫生安全应急事件中的药害补偿机制研究

摘要　目的：探索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满足药害弥补紧迫性要求的药害补偿机制。方法：鉴于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频发。分析建立相应的药害补偿机制的必要性，通过分析我国药害补偿体系的现状，对比国外较成功的补偿模式，结合我国国情对建立药害补偿机制提出可行性建议。结果与结论：我国应该尽快建立药害补偿机制，以应对公共卫生安全突发事件弥补紧迫性的要求。

关键词　应急事件　药害补偿机制　补偿基金　强制保险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其中药品安全损害事件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2006年4、5月间突发的“齐二药”事件，到同年7月，又发生了安徽华源的“欣弗”损害事件；从2007年涉嫌携带丙肝病毒的“佰易”事件。到2008年“刺五加”及“茵栀黄”注射液事件，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似乎像一张巨网笼罩着我们，令人胆战心惊。

触目惊心的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后，除了争论责任人问题，热议如何提高监管，保证药品质量外，这些事故中受害人的赔偿与救济问题便成为社会公众聚焦的热点。

1　药害补偿机制概述

1.1司法赔偿机制在公共卫生安全应急事件中的局限

药品不良事件发生后，受害主体通常是诉诸于司法赔偿，但是司法审判中，收集证据、辨别因果关系及药品不良事件的鉴定等因素，往往使审判周期拖得较长，无法满足公共卫生安全应急事件中药害弥补紧迫性的要求。而且，在药品不良反应造成的不良事件发生后，因为相关法律的缺失，制度的不完善，往往无法确定被告，致使受害主体的权益无从保障。

在我国，这些药害事件的赔偿问题走的是司法程序。以“欣弗”药害事件为例，受害主体在向法院提起诉讼后，判断受害主体资格却成为难题，很多疑似患者不能证明其症状与使用“欣弗”药品的关联性。这使得司法赔偿陷入困境。

再说，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认定的数字，“欣弗”事件受害者在100例左右，波及16省，死亡人数11人。而从2006年9月至11月，来到企业要求赔偿，并有案在录的已经超过400例。而生产“欣弗”的安徽华源生物药业在此前已是一个财务状况不佳的企业，面对如此之多的受害索赔者，让人不得不想到，即便受害索赔者胜诉，也可能是苦守一张张的空头支票。

因此，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后，仅仅依靠司法赔偿机制，很难及时有效地保障受害主体的权益，甚至会延误受害主体的救治时机，从而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

1.2药害补偿机制的构成和作用

基于更好地保障受害主体权益的考虑，已有很多国家建立了一定的药害补偿机制。药害补偿机制是对受害主体的一种补偿，也是对司法赔偿的一种补充。它主要包括补偿基金和药品保险两种形式。

1.2.1药害事件补偿基金

药害事件补偿基金主要是设立一个基金会，由该基金会对突发药品安全事件后的受害者给予及时的补偿与救济。国外称之为药品不良反应补偿基金(或救济基金)，其补偿的范围也就限定在不良反应事件内。基金会的基金来源以及相应的监督与管理都有一定的规定。

1.2.2药品强制保险

笔者在此提及的药品强制保险是一种产品责任险种，也即药品产品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是指国家为药品缺陷的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药品生产安全，强制经营者向保险公司投保产品责任保险。在发生产品责任(致害事件)时，由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的制度。

此种药品强制保险，不仅有效解决突发药品安全事件赔偿的时效性问题，保障受害者的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而且通过保险分担企业经营风险，有利于医药行业发展。

2　我国药害补偿机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2.1我国药害补偿现存体系

我国在药害补偿方面几乎属于空白状态，尽管已有学者和法律工作者呼吁并探讨建立“药品不良反应补偿救济制度”，但是至今仍无法可依，无技术认定。只有对疫苗预防接种引起的异常反应的补偿有所规定。《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第46条规定：因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造成受种者死亡、严重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的，应当给予一次性补偿；因接种第一类疫苗引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需要对受种者予以补偿的，补偿费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在预防接种工作经费中安排；因接种第二类疫苗引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需要对受种者予以补偿的，补偿费用由相关的疫苗生产企业承担。

这一规定是我国现行医药法规中第一次引用ADR造成损害后给予补偿的法律制度，既包括行政补偿，又包括企业补偿。除此之外，其他的药害补偿措施均处于探讨和争议之中。

2.2存在的问题及对公共卫生安全应急事件的不利影响

由于我国在药害补偿方面几乎处于立法空白状态，使得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后受害人补偿问题找不到合法的部门申诉。留给受害主体的救济途径只剩一种——司法赔偿机制。而对于受害人来讲，通过司法途径索赔无疑是一种耗时、耗财、耗力的索赔之路。况且，并非所有的药害事件都能够进行司法索赔。由于过错责任审判原则，药品不良反应造成的药害事件经常缺少明确的被告，致使司法索赔无门。

随着近年来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频频突发，我国药害补偿机制的缺失对于这些应急事件的不利影响凸现出来。主要表现为：

1)药害受害主体的权益难保障：在公共卫生(食品、药品)领域，一旦出现致害事件，往往伴有死亡率高、后遗症严重、受害群体广等特性。然而由于法律与制度的缺失，受害主体往往得不到及时与必要的救济，常常陷入漫长的索赔之路，甚至是索赔无门的困境。

2)事故企业不堪重创：药害事件发生后，事故企业常常因事件恶劣影响失去市场竞争力，停产、破产，背负巨额债务和骂名，从市场上销声匿迹。这使得受害者的损害赔偿成为一句空话，也不利于医药行业的有序发展。

3)政府公信力受到影响：在药害事件后，由于受害者得不到及时的救济，往往涌向相关政府部门讨要说法，社会聚焦与舆论的压力，使得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受到影响。

3　国外关于补偿基金和药品强制保险的立法和司法现状

目前，日本、德国、瑞典、美国等国家都已经根据自身特点建立起了药品不良反应补偿救济制度，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患者的权益，使药品不良反应对其造成的伤害能够得到及时救治，将药品不良反应造成的各方面损失降到最低程度。这些国家采用的办法主要是保险、基金，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分析国外在这方面的立法和司法状态对于在我国建立药害补偿机制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日本与德国的药品不良反应损害救济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对于其社会的稳定及医药行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药品不良反应事件发生后，受害人不再迷茫于求偿无门，取而代之的是及时有效的补偿救济，这不仅使得

受害主体的权益得到切实的保障，而且保障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另一方面，由于此种救济制度的存在，使得医药企业更乐于披露与上报自己产品的不良反应，分散自己的风险，提高不良反应上报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医药行业的健康发展。

3.1日本的药品不良反应损害救济制度

日本主要采用的是救济基金的方式对特定的药害受害者进行补偿。该国早在1979年即颁布实施了《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基金法》，对一些ADR伤害的患者进行救济。此后，该法经过多次修订，现为《医药品副作用被害救济·研究振兴调查机构法》，已经比较完善。

日本立法对于此种ADR救济范围做了一定的限制，并不是所有的ADR被害者均能受到救济。按日本的《医药品副作用被害救济·研究振兴调查机构法》规定，对ADR被害实施救济：第一，要求必须是合格的药品；第二，是在正常用法、用量下使用；第三，患者所遭受的伤害必须达到一定程度。

其救济基金来源包括：1)生产企业缴纳的，分为一般缴纳金及附加缴纳金；2)政府的一些补助，约为ADR被害救济事务费的1／2；3)一些财团的捐助。并且确定了相关的组织管理与监督机构及部门。

3.2德国的药品不良反应救济模式

德国因反应停事件于1973年由联邦卫生部首先提出立法草案，经多次修正而发展成为现在的药事法危险责任与基金配合制度。其法律依据是德国药事法。此法规定。此种补偿救济仅适用于对死亡或身体健康损害时的求偿。其范围也只限于财产上的损害。

关于基金的来源，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生产者向有权经营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投保责任险。二是由生产者与金融机构约定，由金融机构承担以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或对赔偿义务人提供保证。如果赔偿基金的提供是以投保责任保险方式来执行，则适用于德国保险契约法中的规定；如果赔偿基金的提供是以与金融机构的约定来执行，则金融机构对预期可能产生的赔偿请求应保障有能力在前述赔偿基金范围内履行义务。

4　建立我国药害补偿机制的若干建议

时下，我国药品安全事件频发，迫切需要建立一定的药害补偿机制。结合我国国情，不论是日本的基金会救济方式，还是德国的保险救济方式，两国在药害补偿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均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笔者认为，在救济范围和基金来源这两个方面，日本采用的方式值得我国借鉴与参考。而德国对药品投保责任保险的实践则将我们投身到一个新的思考领域。

4.1建立药害补偿基金和药品强制保险相结合的补偿机制

药害事件包括不良反应引起的、药品质量(假劣药)引起的以及合格药品由于使用过错引起的损害事件(本文主要探讨与药企相关的前两种损害事件)。我国近年来频发的药品安全事件，不全是药品不良反应导致的，更多的是药品质量事故。基于这样的国情，笔者建议在我国建立一种药害补偿基金和药品强制保险相结合的补偿运作模式，更好地保障不同药害事件情况下受害人的权益。

4.1.1建立专业性药害补偿基金会

4.1.2实行药品强制保险

笔者在此提及的药品强制保险是指一种产品责任险种。也即药品产品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是指国家为药品缺陷的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药品生产安全，强制经营者向保险公司投保产品责任保险，在发生产品责任(致害事件)时。由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的制度。显然，药品强制

药害事件补偿救济工作业务量大，专业性强，比较复杂，因此建立专业的基金会，专门负责补偿基金管理及救济业务，是十分必要的。专业化分工可以提高效率，使管理更有效，基金会能使受害者获得补偿更快捷，符合建立基金的目的。其职能包括：基金的筹集、管理，补偿金的拨付和药害事件的咨询业务，同时承担向食品药品监管局报告业务和财务状况的义务，并应随时接受食品药品监管局的监督。

基金会补偿的范围主要也是限于ADR损害事件，但是当药品质量事故造成受害人不能及时得到救济或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仍不能得到必要救济时，受害人可以按照一定的程序先行得到基金会的救济，然后再由一定的机构向事故责任人进行迫偿。

借鉴国外经验，基金会的基金来源有以下途径：1)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及进口药品经营企业按年销售额的一定比例缴纳的费用；2)政府的财政补贴；3)社会捐赠。

基金会的运作流程见图1。保险补偿的范围是药品质量等引起的损害事件，不包括不良反应造成的损害事件。

国家可以通过立法的手段将药品强制保险作为药品准入条件之一。这不仅有利于药品质量事故后受害人能及时有效地得到补偿，而且药品企业的风险得到一定的分散，有利于医药行业的发展。

药品强制保险的流程见图2。

4.2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提供法律支持

综观国外经验，药害补偿措施均有一定的法律依据，而我国在这方面存在立法空白，建立如前所述的药害补偿基金会及药品强制保险必定也需要一定的法律、法规相配套，并且好的机制能够推行并高效率运行，需要具有强制力量的法律来保证。因此，国家应尽快出台有关药害补偿救济的法律，使该制度有法可依，受害人获得法律保障。

4.3尽快建立药害补偿体制所需的配套机构

在药害补偿救济体系中，不论是药害补偿基金机制还是药品强制保险索赔过程，药害事件鉴定机构的作用都很关键，它能起到对药害事件救济的把关作用。其成员应由适当比例的医学、药学、法学专家及社会人士代表组成，但考虑到鉴定的重要性和专业性，药害事件的鉴定机构可由卫生部门负责，这样可以充分利用下属机构的人员。

作者：姚雪芳　丁锦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