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保险范围的可行性论文

[摘要]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使得强化食品安全保障问题显得尤为突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应运而生。但是，如何构建该制度在理论和实务中并未达成一致共识。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强制保险范围的可行性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强制保险范围的可行性论文 篇1：

洪水风险的可保性分析

摘要：洪水灾害是世界历史上自然灾害中极为严重的灾害之一，然而作为转嫁风险、损失补偿重要手段的洪水保险却没有大范围普及。究其原因并不是由于洪水保险缺乏需求，而是由于保险经营自身的一些原因引起的。本文首先对风险的可保性原则、洪水的风险特征进行分析，认为洪水风险具有弱可保性，然而通过增加参与主体、扩大损失分担面、加强承保洪水风险的技术条件等措施，使得洪水风险得到有效分散，并最终得到在实行强制性洪水保险、构建多层次风险损失补偿机制和发展单一风险洪水保单等条件下洪水风险是可保风险的结论。

关键词：洪水风险；可保性；洪水保险

一、风险的可保性原则及洪水风险特征分析

保险具有分散风险、转嫁风险和损失补偿的职能，然而并非所有的风险都具有可保性，可以承保的风险一般必须满足一定的准则：

1.大量性，即存在大量同质且相互独立的风险单位，满足保险经营所要求的大数法则。对于洪水风险，当只有面临洪水风险的人才参与投保时，大量性条件得不到满足。这是由于明确面临洪水风险的建筑通常不会超过一国实物资产的1%，因此，保险区域过小或保险对象过于集中，导致投保人数太少，不能满足保险经营所要求的大数法则。这可能是洪水保险不能得到普及的首要原因。

2.纯粹性，即风险事故的发生对被保险人而言只有损失的机会而无获利的可能。由于洪水一旦发生会给人们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洪水风险对投保人而言属于纯粹风险而非投机风险，因此市场上存在洪水保险需求。

3.可评估性，即风险事件的发生所产生的预期损失是可以确定或测定的。由于小规模的洪水经常发生，因此可通过统计方法分析洪水损失，使得洪水事件的发生所带来的损失是可以评估的。但是，与其他自然灾害风险一样，当发生重大的巨灾损失时历史统计数据的可信度较差，这是由于发生一次巨灾事件的概率很低，统计数据很少将其考虑在内。然而，通过设定一些假设条件可模拟洪水事故的发生，因此数据可信度较差的问题可得到解决，通过适当的建模可对洪水损失进行评估。

4.偶然性，即风险事件发生的时间是不可预知的，且事件发生本身必须独立于被保险人的意愿。洪水风险并不完全满足偶然性准则。隔几年就发生一次的损失，原则上是可以预知的，因此通常不被保险公司所承保。尽管洪水的回归期间是准确定义的，但是损失频率通常不可预知，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即当洪峰快来时承保的风险的损失是可预知的。因此，保险公司要关注这些变化，并采取适当的承保技术，使得所承保的洪水风险是意外风险。

5.经济可行性，即收取的保费必须是充足的以满足将来发生的损失赔付的需求，且费率必须合理，不能过高。当洪水保险承保的区域人口密集，一旦发生洪水事件，所有投保人都申请保险索赔，则收取的保费不足以赔偿损失，洪水保险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而回归期间是100年的洪水事件能使风险承担者建立足够的资金以应付洪水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在全国范围内承保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洪水保险的高费率不仅体现在高损失率上，而且也体现在高费用率上。这是由于洪水风险承保的技术性强，且洪水的发生有很强的季节性，理赔时间比较集中，损失评估工作难度大，此外，保险人难以实施有效的风险控制和业务管理措施，保险人必须投入大量的成本，最终导致投保人的保费负担加重。高得吓人的保费必然使收入不高的投保人在洪水保险面前望而却步。

6.分散性，即保险对象的大多数不能同时遭受损失。一次洪水事故一旦发生，往往波及多个县甚至多个省，使得洪水风险单位过于巨大，在一省以至于一国之内都难以得到有效分散，因此在同一洪水风险区参与洪水保险的投保人越多，风险越不容易分散，风险损失越大。要实行洪水保险，承保范围不能太小，必须大面积开展，同时，对洪水保险在一国和世界范围内进行再保险是十分必要的。

从上述对洪水风险的可保性分析可以看出，在可保风险应满足的六大条件中，除了第二个条件能够满足外，第三个和第四个条件勉强能够满足，第一个和第六个满足程度较低，而第五个条件一般不易满足，因此相对于一般的人身、财产风险，洪水风险的可保性较差，只有较弱的可保性，如果洪水保险实行纯粹的商业保险，又没有政府的政策性支持或补贴，较弱的可保性将使得洪水保险的商业化经营困难重重，这也是为什么洪水保险的纯商业化经营在世界各国普遍不成功的重要原因。

二、洪水风险可保性的进一步探讨

保险原则是确定一个风险是否为可保风险的重要准则，但并不是所有的准则都同等重要，在这里我们所关注的是大量性、可评估性、经济可行性和分散性。以下将对洪水风险的可保性作进一步的分析，并结合国内外洪水保险的经营实践，探讨规避洪水风险弱可保性的对策，使得洪水保险可以有效持续经营。

(一)逆选择—主要瓶颈

在任何形式的保险市场内，承保建筑物和室内物品的保单中只有一小部分会受到洪水的影响。但是，洪水所影响的区域总是同样的地区，而且特定河流的泛滥几乎是以固定时间间隔出现，因此这种洪水不应被视作无法预测的事件。一方面仅是居住在这些受影响地区的人在寻求保险，而另一方面保险公司愿意为其提供保险服务的人却对这种保险不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风险很低。因此，如果保险公司在自愿的基础上向个人出售单独承保这种风险的保单，保险费将非常高，以至于投保人一般会认为不可接受。这种现象称为“逆选择”。如何有效解决“逆选择”和高保费问题呢?

1.扩大风险累积

(1)如果洪水只是自然灾害之一，可将洪水和其他自然风险一起采用一揽子保单承保。例如，当大部分损失是由风暴造成的，那么将洪水风险和风暴一起承保的保单可有效降低逆选择，这是因为风暴袭击的地区通常和洪水多发地区不同。通过强制的方式将洪水风险捆绑于火灾保险中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2)如果国家实行强制性洪水保险，也可有效规避逆选择。但是，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该方案的有效程度就值得商榷了。然而，当保费与洪水风险相匹配时，其可接受程度可得到大大提高。

(3)增强人们的风险意识，加大洪水保险的宣传力度。许多人不会意识到他们的财产面临不常发生的风险的威胁。如果人们了解风险的存在，例如，如果人们知道沿河地区和沿海地区可能遭受一次损失过百万的巨灾时，由于风险可能随时发生，人们会增加保险需求。

风险累积越大，对个人而言瓶颈越小。因为大部分人低估了他们所面临的洪水风险，许多国家的保险需求集中在损失频率高的风险。这意味着存在损失瓶颈，因此参与投保的人均洪水保险保费很高，导致洪水保险对潜在的投保人失去吸引力。下表显示了增加风险累积对风险保费的影响。

2.降低损失频率和损失程度

按损失发生的频率对风险进行分类，对于损失频率较高的风险不予承保。此外，通过设置免赔额将小额损失转嫁给被保险人和对所承保财产采用重置价值等措施，控制保险公司的赔付责任，以达到降低费率的目的。

3.收取与风险相匹配的充足的保费

对承保范围和保费划分级别，如，在高风险区，收取较高的保费或设置较高的免赔额，体现保费的公平性，以提高险种的可接受程度。

(二)重大损失的可评估性—第二个瓶颈

要开展洪水保险最重要的是要对洪水损失进行准确估计。由于洪水本身具有时空复杂性，再加上用于灾害损失研究的基础资料太薄弱，对洪水损失评估的难度很大。但是，水理学和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使得对洪水损失进行评估成为可能。此外，国外于70年代就有大学研究所研究巨灾模型，主要的巨灾模型开发商或研发单位包括独立的灾害模型化公司、大学研究所、再保险公司及中介经纪公司和政府机构等，他们先后研发出ZüRS、DACH、FRAT(Flood Risk Assessment Tool)及全概率洪水损失评估模型等洪水风险模型。另外，还有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和蒙特卡洛模拟的洪水损失评估模型，这些模型的使用使得洪水损失评估不再是难题。

作者：张　琳　孔小玲

强制保险范围的可行性论文 篇2：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和推行措施

[摘 要]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使得强化食品安全保障问题显得尤为突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应运而生。但是，如何构建该制度在理论和实务中并未达成一致共识。文章运用比较分析的手法对食品安全责任险的投保方式进行论述，进一步对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免责事由和不予承保的范围进行探讨，从而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措施，为构建完善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

[关键词]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半强制说;免责事由;不予承保;可行性对策

手拿变态鸡翅，吃着地沟油，喝着毒奶粉，人类的消化系统承受着超乎想象的负荷。一些无良商家为了追求卖相、味道及利润突破道德底线，肆意添加食品禁用添加剂的现象屡见不鲜，使得人们“谈食色变”。食品安全问题备受关注，毋庸置疑，我国迫切需要建立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但是，如何构建该制度在理论和实务中尚未达成共识。

一、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模式选择

根据保险的实施方式可以将保险分为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应当选择何种模式在理论上存在一定分歧，主要有强制保险说、自愿保险说、半强制保险说等。

笔者认为对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来说，食品这一特殊行业应当遵从其行业特点选取最为适合的保险方式，即根据不同食品种类接合其事故发生的概率、影响范围、损害后果等因素采取部分强制投保和部分自愿投保相结合的方式。

（一）对于基础性日常食品采取强制保险

在这些基础性的、消费人群较大的食品行业里，一旦发生安全事故最容易引发大范围的受害群，这样的风险扩散性较高，社会影响力较大。此时商家往往面临着巨额的赔偿金。那么，在此领域内采取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就能更好地发挥保险的分散风险的社会作用。如乳制品、水果、蔬菜（包括块根类）、豆类、粮食和粮食制品、肉及肉制品、水产品及其制品。

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其保险关系是建立在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上，凡符合条件的投保人必须投保，保险人也不得拒绝承保。强制保险的目的更多的是出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给予保险公司自主经营的权利比较有限。虽然这可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生产者、销售者的成本，但比起一旦出现安全事故后要面临的巨额赔偿甚至破产的后果所带来的损失，可谓是以小保大、规避风险的良策。

（二）对于其他类食品采取自愿保险

对于一些不属于生活必须或日常必备的食品，其相对的影响范围较小一些，不会带来大规模的不良后果，可以采取自愿投保的措施，这样可以减少成本。如可可制品、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包括类巧克力和代巧克力）以及糖果、焙烤食品、坚果以及籽类等、甜味料、调味品、特殊营养食品。

对于此类的商业性质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保险公司和商家完全可以依据平等自愿的原则订立合同，即投保人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投保、和谁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有权决定是否承保。双方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后可以对保险合同的期限、保险范围、保险责任、保险金额、保险费等详细条款进行磋商。保险人实行赢利性经营原则。

这样的一种模式能够很好地平衡自由与安全之间价值冲突问题，是一个权衡利弊，既考虑到多方主体的利益，如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财产、成本，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又调和了合同自由与国家干预的尴尬境地。更重要的是为食安全提供了更好、更实际的保障措施。

二、免责事由

对于责任保险来说，并非投保人投保后发生的一切因被保险人责任产生的损害后果均由保险人承担，即责任保险并不是“一保到底”，如果由被保险人承担保险后果的事由属于除外责任，则保险人此时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除外责任可以基于法律的规定或者基于合同的约定。例如《保险法》第27条第2款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因被保险人的故意而免责

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中，一般也认为除外责任包括被保险人故意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或者商品造成任何人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而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产品责任。

如何判断和认定被保险人是否具有主观上的“故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又很难把握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对于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是否属于保险单约定的除外责任，适用从严解释的原则：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仅以被保险人具有特定致害目的所造成第三人损害而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为限，属于除外责任。[4]

笔者认为，作为食品的生产加工者，被保险人在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有特定致害对象而故意生产加工有毒有害食品的情况比较少见，且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很有可能纳入《刑法》的范围对其进行制裁。实践中，大多数食品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明知生产的食品会对消费者不产生利的损害后果，仍然生产加工的，尽管其主观上并不希望发生安全事故，但其可以预见该行为产生的后果并具有放任的主观心态，即构成间接故意。因此只要食品生产者在生产加工食品时，明知其生产的食品可能造成损害后果，但仍继续生产加工的，即可构成间接故意，并不要求以特定致害对象为限，此时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二）免责的阻却事由——被保险人的过失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当食品生产者因疏忽或过失致使消费者食物中毒或因摄食使有毒有害物质进入人体而造成疾病，包括常见的食物中毒、肠道传染病、寄生虫病等以及化学物质所引起的疾病，但不包括与饮食有关的慢性病，如糖尿病等，按照法律规定需食品生产者进行赔偿的，此时食品生产者可以依据保险合同向保险公司提出赔偿请求，保险公司应当支付损害赔偿金。

但是这种情况下也有例外，即若是保险公司能够证明其曾经指出存在安全隐患问题但由于食品生产者自身的原因未及时排除隐患，导致事故发生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或是仅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三、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措施

针对食品安全责任问题，我国目前只是通过《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和《侵权责任法》等来规范，并没有具体针对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这一专业领域进行规范。笔者要讨论的是关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实施中的几个问题。

（一）纵向维度——分阶段实施

法律是现实的法，只有当它真正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时，才发挥了其应有的功能。所以一个制度的设计与实施必须与当下的环境相适应，正所谓上层建筑要服务于经济基础。基于此，笔者认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实施同样需要考虑到不同阶段、空间上的差异而分阶段实施。

文章第一部分已经讨论过关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适宜采用半强制措施，即依据食品的不同种类采取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模式。

当然，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是否可以考虑完全采用自愿投保的模式，即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完全商业化运行也是未尝不可的。因为强制保险提供的仅仅是法定的基本保障，而商业保险能在此基础上更灵活地满足经营者的不同需求。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推行的初期，很多生产者可能没有深入的了解过这种新型保险，存在一定的疑虑或抵触，不愿主动购买，所以现阶段采用半强制的模式更加合适。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者的风险意识会越来越强，普遍接受这种风险转嫁的新型保险，有理由期待生产者们主动购买保险，从而奠定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商业化的基础。

从半强制到自愿的转变可以在一些地区先进行尝试，根据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对食品安全要求程度也不同，要因地制宜，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标准。

（二）横向维度——分企业规模实施

我国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最终目的是要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生产者采取放任的态度，或者说因并没有直接涉及到其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导致投保的积极性不够高。尤其是现阶段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追求利益最大化仍是企业的根本和首要目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最有效的盈利方式就是尽一切可能降低生产成本，所以生产者很可能并不愿意主动投保，承担一份不确定的风险，从其心理上讲认为保险事故的发生概率很低，投保所带来的可能的损失补偿并没有不参加投保而节省下来的保费来的划算。

相对而言，首先规模较大的企业在经济方面能够承受对食品投保的费用，从另一层面上讲，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并不仅仅再追求纯经济上的利益，他们更注重企业的无形价值财富，这包括企业的商誉、知名度、社会影响力等等。而企业给自己的食品投保无形中可以提高了食品的价值，给公众一份“安心保障”，也更多地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提升自己的品牌价值。

所以笔者认为，对不同规模的食品生产、加工及销售企业设定不同的费率，并给予一定的费率浮动能够更好、更机动适应市场的需求，保障食品安全。

（三）整体打包——再保险风险转移

因为食品安全涉及到的是广大消费者的利益，甚至是人身安全，具有相当广的公众性，那么现阶段国家就不得不承担其应承担的义务。

再保险是分散风险的又一重保障，国家再保险给予了更“厚重”的安全感。以国家为主导的这种保险制度，保险公司就依照普通的保险业务进行签单和收取保费，而不用过多考虑高风险可能带来的冲击。表面上看来其与其他保险费率、承保范围及其他保险公司服务项目上并无差别，但内部上，以消除高危险群被保险人被列入特殊渠道所造成的名誉上的损失，难以避免的核保损失则由国家作为最终承担者。

需要指出的是，在运行这种方式时必须明确保险人的作用和责任，否则会因责任的模糊性导致保险人风险管理意识的降低，不但起不到再保险的作用，还会额外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甚至产生新的道德风险。

如今“舌尖上的中国”不应仅仅是从文化的角度谈论酸甜苦辣这么简单，从传统的食物制作到当代社会主义法治框架下的食品安全，我们更应当体现出国人特有的“气质”。 如何建立或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等问题亟需研讨和解决。如同单一的调味品做不出精美的佳肴一样，对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也必须调和多种手段，刚柔并济，针对不同阶段、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的食品种类进行条块性的保险制度管理。同时在推行具体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措施时，需采用全方位多维度的实施方式，这样才能够有效应对不同地区发展状况不一的情形，保证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落到实处，为我国的食品安全制度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刘中华.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发展及制度构建[D].西南财经大学2012年硕士毕业论文，4.

[2]卢燕，构建我国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的现实选择[J].保险研究，2008（5）;96-98.

[3]靳珍艳，论构建我国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J].上海保险，2010（3）;14-18.

[4]李新天，印通，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二元结构论[J].政法论丛，2012（4）.72-78.

[5]王化楠，中国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0年硕士毕业论文，46.

[6]谢绍芬，食品监产品责任保险制度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1（12）;83-87.

[作者简介]申敏（1988-），河北邯郸人，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

作者：申敏

强制保险范围的可行性论文 篇3：

贯彻生态文明战略 系统强化环保治理

4月20日，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对《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修订草案）》进行了审议。这是条例自1994年12月审议通过，2005年较大范围修订后的第二次全面修改。本次修改，主要是贯彻落实国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和环保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上位法的新规定，完善相关制度，为本市进一步推进环境治理提供有力保障。同时，《条例（修订草案）》还创设了一些新制度，在全国范围内也有积极的探索意义。

立法背景：贯彻落实新要求新规定，为本市环境治理提供有效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特别对大气和水污染防治提出了明确要求。2014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相继修订了环保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现行环保条例的部分内容已与上位法冲突。环保条例实施十余年来，本市环保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环保形势依然比较严峻。2017年底，国家将对本市完成大气和水环境阶段性治理目标情况进行考核，现有法规难以为相关工作提供有效支撑，对条例进行修改已十分必要和紧迫。

修改重点：落实细化环境保护重大制度，强化相关法律责任

《条例（修订草案）》共八十四条，针对当前本市环境治理存在的短板和亟需解决的问题，对上位法和国家有关文件明确的污染物总量控制、排污许可、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等重大制度予以了落实和细化；对各个领域的污染防治、环境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进行了全面强化；并新增了绿色发展、信息公开等相关内容，有利于全面加强污染物源头控制和过程监管，提升本市的环境治理水平。

推进全社会共同治理。环保工作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各方面的共同参与。《条例（修订草案）》进一步强调了政府责任，规定将环境保护履职情况作为对政府和领导人督察和考核的重要内容；重点强化了企业的主体责任；并加大对公众绿色出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引导。此外，还落实了公益诉讼制度，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多元化渠道。

强化源头治理，促进绿色发展。一是对生态保护红线制度进行细化，确定生态红线保护的具体范围，并使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与城市规划相衔接。二是明确产业结构调整措施，限制淘汰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对高污染行业和落后工艺进行区域综合治理，对环境污染严重、环境违法情况突出的地区实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三是积极促进循环经济发展，规定了推行绿色建筑、绿色交通和加强物资循环利用等措施。

积极推进环境污染市场化治理。主要是规定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制度和排污权交易制度，明确排污单位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运营其污染治理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阶段，可以通过排污权交易取得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

推进总量控制制度。长期以来，我国环境保护管理主要采取污染物排放浓度控制制度，浓度达标即视为合法。近年来，国家适当提高了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标准，但由于受技术条件的限制，单靠控制浓度达标，已无法有效遏制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在环境容量既定的前提下，必须对污染物排放总量进行控制。新环保法将总量控制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管理制度予以了明确，《条例（修订草案）》在此基础上作了相应细化：一是明确新建、改建、扩建排放重点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排污单位应当在环评阶段取得排放总量指标。二是对现有排污单位的排放总量指标，由环保部门综合考虑排污单位的历史排放水平、行业特点等因素加以核定。三是建立奖惩制度。总量制度与企业利益密切相关，不少企业认为，将排污单位的历史排放情况作为总量指标的一项核定依据，对以往减排工作做得好的企业有失公平，建议对总量指标的设定标准进一步研究完善。

细化排污许可制度。排污许可制度是环保法的一项核心制度。《条例（修订草案）》对该规定进行了细化，明确了核发范围，要求涵盖所有固定污染源单位；对许可证实施动态管理。市人大城建环保委提出，《条例（修订草案）》关于这项制度的规定仍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建议作进一步细化或授权市政府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

完善措施，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是本次法规修改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2014年本市通过了新的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面对近两年来大气污染防治的严峻形势和国家下达的考核任务，《条例（修订草案）》一是进一步扩大了污染天气应急措施的适用范围，将出现污染天气或者预报出现污染天气以及根据国家要求保障重大活动的情况纳入适用应急预案的情况。二是加强高污染机动车管理，在逐步推进高污染机动车淘汰的同时，要求托运单位不得委托使用高污染机动车运输的单位或者个人从事运输活动。上述两项措施在听取意见时争议较大，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在审议意见中也提出要对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作进一步研究。

扩大按日计罚的范围，进一步提高罚款数额。为克服环保领域“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弊端，《条例（修订草案）》根据上位法授权，将“违反管理规定无组织排放大气污染物”等情形新增为可实施按日计罚的事项，并参照《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大幅提高罚款上限至一百万元。

主要亮点：创设污染防治协议等制度，体现上海特色

创设污染防治协议制度。借鉴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做法，对企业“提出高于现行排放标准要求”、“主动提出削减排放目标”以及“排放新类型污染物”等情况规定政府和企业可以通过协商确定最适合的规制目标，激励企业自觉节能减排。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在听取意见时，有意见提出，在此项制度的设定中应特别强调企业的自愿原则，并且对“排放新类型污染物”的情况是否适宜采用协议的方式进行管理应作进一步研究。

创设土壤污染防治措施。近年来，土壤污染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关注，目前仅环保法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实践中尚不能落地。《条例（修订草案）》针对本市土壤污染实际情况，从建立政府调查与企业监测相结合的土壤污染监控评估机制，强化土壤污染的防范和修复责任，严格规范污染场地用于敏感性建设项目等三个方面对土壤污染防治进行了细化。

此外，部分委员在审议时提出，为充分发挥法规对环境保护工作的引领和促进作用，《条例（修订草案）》应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对企业的政策激励和正面引导，鼓励环保科技创新；完善功能区划编制，增加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的相关内容；进一步完善发展循环经济、农业绿色发展以及规划布局的内容，并加强对农民科学使用农药的指导；高度重视噪声、土壤污染防治问题，细化完善相关制度；加强对政府部门及相关人员的责任追究，进一步规范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

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在听取意见的过程中，不少企业反映目前危险废物处理难、成本高，呼吁予以研究。部分专家和代表等建议应进一步落实国家已经明确或者正在试点推进的环保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党政干部问责制等方面的要求；完善产业布局管理、区域限批、环境影响评价等制度；进一步加大企业的违法成本，适当提高罚款额度；研究建立环境强制保险等制度，体现上海先行先试的担当。

作者：李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