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搬迁司法论文

强制搬迁司法论文 篇1：

房屋征收中的司法问题探析

摘要：2011年1月21日颁布并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保障被征收人合法财产权益、实现公共利益的立法宗旨规范了房屋征收活动，强化保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但遗憾的是，无论是房屋征收决定合法性的审查，还是对于强制搬迁的司法审查，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尚缺乏细化性的规范，司法机关通过何种程序行使权力，审查的重点内容是什么等问题语焉不详。为了保障公共利益及被征人合法权益的双赢，使拆迁双方的权利与利益冲突得到合理解决，本文立足实践，结合司法权的特点及功能，对于司法机关在强制搬迁审查及房屋征收决定的行政诉讼中的审查重点、实践难点、具体的操作程序等问题进行初步探索，力图提出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关键词： 房屋征收；司法强制搬迁；程序；公共利益；补偿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房屋拆迁活动，拆迁不仅直接涉及公民的基本权益，而且地方政府、开发商、法院、建筑公司等也卷入其中，个人利益、公权力以及商业利益交织在一起，矛盾愈演愈烈，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在目前的房屋拆迁实践中，无视公民基本权利、滥用行政公权力、商业利益盗用公共利益，补偿不公平等现象大量存在，而被媒体不断曝光的“拒迁”、“恶性拆迁”事件更是将这一问题推向风口浪尖。在理论界和实践中，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予以修改的呼声不断高涨，2010年1月28日，国务院公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在经过公众广泛热议和讨论的基础上，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收与补偿条例》）于2011年1月21日颁布并实施。《征收与补偿条例》本着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规范了拆迁活动，比原《拆迁条例》更加强化保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不仅在第14条规定了被征收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将房屋征收决定的合法性问题交由司法机关审查，并且取消了行政强制拆迁，将强制搬迁的决定权交由司法机关，这必然有利于强制搬迁有序、公正地展开和进行。也会使利益双方的冲突得以平衡，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但遗憾的是，无论是房屋征收决定合法性的审查，还是对于强制搬迁的司法审查，新《征收与补偿条例》尚缺乏细化性的规范，司法机关通过何种程序行使这些审查权，审查的重点内容是什么等问题语焉不详，可以说，无论是房屋征收的合法性诉讼，还是房屋强制搬迁的司法审查活动，都是对诸多冲突及利益进行平衡及解决的具体的实践活动，必须有可操作的、具体而细化的规范才能更有效地进行相关的司法活动，从而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及被征人合法权益的双赢。本文立足实践，结合司法权的特点及功能，对于司法机关在强制搬迁审查及房屋征收决定的行政诉讼中的审查重点、实践难点、具体的操作程序等问题进行初步探索，力图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以期对司法机关更好地完成这些审查活动有所裨益。从而合理解决房屋征收双方的权利与利益冲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一、简易程序是司法强制搬迁可适用的程序

依据新《征收与补偿条例》28条的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间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那么，法院在决定是否强制搬迁执行时应当采取何种程序？一般来说，司法程序可以分为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两种。从理论上来说，当面临强制搬迁时，大多似乎是被征收人不积极主张法定的救济权利，又不进行搬迁所造成的，责任似乎在被征收方，那么法院似乎就可以简单进行形式化审查，即只要申请房屋强制搬迁的一方提交了相关的证据材料，法院就可直接准予强制搬迁。但笔者认为这并不可行，因为实践中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且诉讼成本比较高，使一些被征收人不愿通过这些救济制度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有时宁可选择拒迁也不愿走繁琐复杂、耗力又耗金钱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因此，应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来探究这个问题，适用正规而又不繁琐的简易程序也许是比较适当的选择。原因如下：

1、法院作为强制执行申请的审查方，一个很大的优势在于其所具有的中立地位。而房屋征收中提交申请的当事人，或是征收方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本身就是征收方。如果法院只凭征收方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而不去听取被征收方的意见和理由，这本身就违背了司法的中立性，也失去了其公平公正的立场。况且，在房屋搬迁的实践中，行政机关为了地方利益或其他原因，违法征收、补偿不到位的现象比较突出。新《征收与补偿条例》虽然在补偿方面有了一些进步，但对补偿标准未予细化，补偿不到位的问题并未真正得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到了最终的强制搬迁程序，被征收人无法争取到对自己有利的意见陈述或主张的机会，这是不公平的，而且不能真正保护其合法权利，司法强制执行的立法初衷也会大打折扣。

2、简易程序可以给予双方当事人利益充分的程序保障。搬迁纠纷的根本原因在于搬迁过程中纠结了不同的利益，从而自然产生冲突。而到了征收方向法院申请强制搬迁时，冲突一般已经达到无法自己协调和解决的地步。那么法院的主要工作就是要理顺利益关系，解决权利冲突与利益矛盾。对是否应予以强制搬迁的问题，拆迁双方当事人持有不同的态度和理由，而法律并未针对某一具体事件设定清晰的答案，这时需要冲突的主体及司法者共同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而这就需要公正的程序，这也是可以让当事人惟一达成共识的空间。通过公正的程序给予双方一个法定的交涉和互动的空间，参与这个程序的双方当事人在一定的逻辑和规则的基础上寻求解决利益冲突的方法。当然，这个使他们达成一致的程序本身必须具备公正性，这样他们才能接受所同意的程序带来的结果，因此也更易于化解矛盾，平衡冲突。当然要注意的是，简易程序必须有两个基本要求。第一，保障征收双方当事人平等的参与性。富勒曾精辟地指出，“使审判区别于其他秩序形成的原理的内在特征在于，承认审判所作决定将对峙产生直接影响的人，能够通过一种特殊形式参与审判，即承认他们为了得到对自己的有利的决定而提出证据，并进行理性的说服和辩论。” 在房屋强制拆迁案件中，必须重视征收双方当事人的主张和方案，创造根据论据资料自由对话的条件和氛围，使当事人有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利益诉求，这样才能有效地平衡房屋征收双方的利益冲突。同时，法官所作的决定必须建立在这些主张、证据、辩论所进行的思想推论基础上。第二，能够实现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制。在强制拆迁的决定过程中，法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权力能否规范行使直接关系着被拆迁人的财产权、公共利益或社会利益能否得到保护。因此必须通过设置简易程序来约束和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并且，作为一种司法程序，简易程序本身就要求法官在审判中做到中立、独立，充分保障双方当事人平等的参与性。

综上，只有通过设置简易程序来解决强制拆迁问题，才能更容易平衡权利冲突，化解矛盾。

二、司法审查的两个重点问题

依新《征收与补偿条例》第14、28条的规定，对于征收决定不服，被征收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要求法院进行审查，而对于是否强制搬迁，也只有法院有最权威的决定权，在房屋征收的问题上，法院较之以前有了更大的权力空间和主动性。法院要依据法律规定审查房屋征收是否真正符合公共利益，并给予被征收人合法的补偿，但在具体的个案审理过程中，法官面对的是复杂的实际情况和事实情节，而不单单是一堆文字堆砌的抽象的法律条文。法官要将规则和具体的事实情况结合进行分析，况且“公共利益”和“公正补偿”本身就存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有必要具体而实证性地讨论一下司法审查重点的问题。

（一）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判定基准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只有为了公共利益，才能对公民的私有财产进行限制或剥夺。那么，在城市房屋拆迁活动中，明确清晰地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才能真正防止公权力滥用，进而侵害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新《征收与补偿条例》也在这个方面体现了一定的进步性。在第8条明确规定符合公共利益是房屋征收的基本前提和唯一合法理由，并用列举式的规定界定了公共利益的几种情况。但这些进步不能掩盖一个现实问题，即公共利益作为一个抽象的法律概念，天生具有“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和“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并且其内涵也会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立法上明确、全面地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是十分困难的。并且，“公共利益”的认定和判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对同一征收行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不同阶层、不同角度的人可能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房屋征收活动中，在征收双方的利益冲突无法协调的情况下，司法诉求就是双方行使自我权益保护的最后途径，法院往往也被视为维护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无论在是否进行房屋征收的行政诉讼中，抑或在强制拆迁的审查过程中，法官仅依据新《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几条规范并不能完全解决实践中的具体案件。因为现实中的房屋征收是具体而复杂的活动和行为，而抽象的法律规范并不能与之一一对号入座，在实践中的规则需要“适用”而不是“套用”，要由司法者具体地确定本案中征收方的主张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即以“公共利益”的法定主义为前提，在法律界定的基础上，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来决定。立法界定为“公共利益”的，司法机关可以结具体情况予以准许征收或强制搬迁，当然也可以排除（如借用“公共利益”之名而行“私人利益”之实），即使不属于立法界定的“公共利益”，也不可轻易排除其征收的合法性或房屋强制执行的申请。为了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协调，化解冲突，法官除了依据法律规则之外，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认定公共利益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标准的适用。

1、判定公共利益应当遵循的实质标准是，是否真正符合公共所用或公众所需。新《条例》列举式地规定了几种公共利益常见情况，但由于公共利益内涵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单列的几条规定无法穷尽所有公共利益的情形，因而立法者不得不在第8条加了一个兜底性的规定，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一规定很可能造成行政权滥用或司法裁量权过大的问题，尤其在我国司法独立的状况不甚完善的今天，很多地方政府就是征收方或与征收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迫于地方政府的压力，司法机关如果用这个兜底性的条款来随意扩大公共利益的范围，很可能导致许多“伪公共利益”的行政征收或强制搬迁合法化。因此，无论在房屋征收的行政诉讼中，还是在强制搬迁的司法审查中，司法机关必须认真审查该房屋征收是否真正符合公共所用或公众所需。防止“公共利益”这一高度抽象、众说纷纭的概念在现实中被滥用。下面列举几种比较典型的情况。（1）假借城市广场、道路、绿地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之名而进行商业拆迁，打着“旧房”、“危房”改造的名义而实际进行商品房开发。（2）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但实际结果却是某些个人受益，而公共利益却未得到体现，如政府为解决当地居民住房紧张问题而征收土地，建造经济适用房，这本属公益目的，但新建的住房却不是要卖给符合条件的居民，而是不符合条件的公务人员购买，这是有违公益的。（3）基于追求“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而进行的不切实际的房屋征收活动。近年来，有不少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本地方或本人的政绩而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其中不乏脱离实际、主观蛮干、盲目开发建设的情况，而主要的目的在于攫取政绩、追逐自身利益。以“湖南嘉禾拆迁事件”为例，嘉禾县政府打出巨幅标语：“谁不顾嘉禾面子，谁就被摘帽子”；“谁工作通不开路子，谁就要换位子”；“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 这个案例反映了一个道理：政府决策者也是经纪人，他有升官发财、获奖加薪、赢取政绩、以权博利的动机，官员个人（或领导决策团体）的决策收益与被征收人、甚至是普通公务人员的权益未必一致，而他们的个体政绩收益并不是真正的公共利益，更不应以牺牲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去实现。

2、判定公共利益应遵循“比例原则”。宪法所追求的公益目标应当是国家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应对私人利益的侵害降至最低限度。因此，当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征收个人的私有财产时，务必遵照比例原则——一则要求非在必要时不可侵犯基本权利；二则，必须在最小的限度范围内，或最轻范围内限制人民之权利——庶几，方可认定是合宪及符合公益的限制。故比例原则之贯彻，是公益理念所坚持。 将这一理念适用于房屋征收和强制拆迁的司法审查中，要求司法者不仅要审查是否真正基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而对房屋予以征收和搬迁，同时，还要判断是否必须要拆除房屋才能达到实现该公共利益之目的，另外，还要考虑是否已经将房屋征收限制在可能造成的损害的最小范围内。若与上述判断标准相悖，这样的征收或强制拆迁是不合法的，应裁定驳回拆迁申请。

3、兼具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房屋征收认定。新《征收与补偿条例》未明确列举的事项，如建设超市、商业区，在表面上似乎是满足私人利益的需要，但它同时也可以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局部地方经济发展。对于这种追求私人利益也可同时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情况，是否征收似乎是一个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选择的问题，但这样处理问题就显得过于僵化了。事实上，就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而言，并不存在一个截然的分离。任何私人利益，都不应带因为因私人属性而从一开始就在考量公共利益之时置之度外，即使私人企业所服务的公共利益仅仅是其企业赢利行为的间接后果，比如提供就业机会或者改善地区经济结构，也并不因此就使得一项征收行为不被允许。相反更需考虑的是，允许征收的法律是否对于间接要实现的征收目的明确地作出了规定，以及对于确保实现所欲达到的目的是否采取了保证措施。 因此，对于没有列入新《征收与补偿条例》列举规定中的私人利益的征收，并不应“一刀切”式地予以否定，可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一事一议的判断。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司法经验。在2006年的因城市改造而引发的“凯洛诉新伦敦市”一案的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扩展了公共用途的范围，将“经济发展”纳入公共利益的范畴内。他们认为，宪法中的“公用”可以恰当地定位为比较宽泛的“公共目的”，“促进经济发展长期以来都被接受为政府的经济职能，很显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把经济发展排斥在一向被宽泛理解的公共目的之外。”最终，史蒂文大法官认为新伦敦市这一改造目的“毫无疑问是服务于公共目的”，因为它旨在“增进就业，增加税收”，最终征收方胜诉。 在司法实践中，最高法院应尽快出台此类情况的司法解释或具体案件指导意见。对于这种既可服务于公共利益又实现私人利益的征收行为，只要能够服务的公共利益正当并清晰可见，并且对被征收方的保障和补偿充分合理的，应允许征收而不应一概否定。当然，这种判定必须辅以严格的程序保障，而不致变成“伪公共利益”的保护伞。

4、司法审查是否符合公益目的的程序性标准在于征收程序（或强制拆迁申请程序）的公开、公正。某个建设项目是否真正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不应由政府或其他公权力部门进行单一化判断，需要有较为充分的公众参与讨论过程，形成公众认可的公共利益共识。因此，对房屋强拆申请进行司法审查时还要看政府是否在征收活动中是否认真听取各方意见，是否公开举行听证会，是否对项目决策做出充分合理的说明。另一方面，政府也应承担具体的说明义务，不能动辄以“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需要”为理由而笼统认定征收行为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

5、学习利用成本比较的方法来判定是否公共利益。房屋征用是否符合公用目的，要根据项目的利弊得失综合判断，即使其符合公益目的，也要考察工程项目的社会代价，在环境保护、生活质量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尤其应当避免那些确实有用的项目加重环境污染、摧毁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在判断征收是否符合公用目的时，法官应比较项目的优点与不足，综合考察项目的收入与回报，像经济学家那样进行成本效益比较的分析，如为修机场而牺牲郊区大片住户的生活安宁，为了修建高速公路而砍伐大片森林，为了修建商业中心而拆毁古老民宅或古文化遗产等情况就可能造成另一些公共损害，也许并不效益。因此，法官应将工程的有益因素和不利因素认真权衡，不要让部分公益性或公用目的遮盖住其可能存在的公共损害。

（二）是否予以公平补偿的判断标准

宪法将财产权作为一种基本权利予以肯定。房屋作为公民生活中最重要的财产，当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其进行征收，这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从法治的需求而言，当国家要求某一（或某一群体）公民出让自己的基本权利而使社会受益时，政府必须对其给予充分而公平的补偿。新《征收与补偿条例》颁布之前，房屋补偿机制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缺乏征收补偿标准是拆迁矛盾引发的根源。新《征收与补偿条例》对这一问题做了完善。首先在第2条明确了公平补偿的原则，并且进一步具体细化。这似乎可以实现对被征收人的公平补偿。但在司法审查中，法官切不可教条、僵化地对待补偿问题，更不能形式化地简单审阅征收方提交的相关材料。为了更充分地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应对补偿程序和实体问题进行仔细的审查，征收方有义务提供完备的证据材料证明自己是否已履行自己应尽的法律义务，是否真正完成了法律所要求程序，法官应针对以下几个问题重点审查：

1、依新《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之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那么，司法机关应审查房屋征收部门的公布是否真正做到公开而不是走形式，是否可以使被征收人即时知晓，是否在被征收人能够了解的范围和场合公开。

2、除公平补偿外，政府对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被征收人优先给予住房保障，那么给予的保障住房应符合什么样的居住标准？虽然法律未进一步细化，但法官在司法审查中应秉持“保障被征收人原有生活水平”的标准，不宜增加被征收人的生存成本。被征收人本来处于弱势地位，居住权是他们的基本权利和生存基础。因此，在不妨害社会的利益的前提下，被征收人的利益应当在“不低于征收人前居住条件”的基准上实现，这虽然可能会导致公共利益的实现成本少许增加，但这至少不会使个人在社会中不能够过上一个合理限度的人类生活，这才符合正义。正如罗尔斯所言：“正义的一个原则是有利于社会之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尽管这可能损害某些人在经济利益和财富分配方面的权利。” 若给予的保障性住房交通不便、居住条件明显降低，导致被征收方生存成本增加，则不能认定征收方已经合法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法官可居中协调，要求征收方提供便利、合理的保障住房。若双方仍无法达成共识，可直接判定征收不合法或驳回强制拆迁申请。

3、依新《征收与补偿条例》28条之规定，法官在审查强制执行申请时应审查申请方是否附具补偿金额和专户存储账号、产权调换房屋和周转用房的地点和面积等材料，并且要求申请方提供证据证明其补偿费用公平，并足额到位，专户专储，专款专用，避免征收方用一些隐性的方法和手段去侵犯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

4、新《征收与补偿条例》赋予了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价格评估机构的权利。但现实中，许多评估机构独立性不足，在人、财、物方面难以摆脱地方政府的管制。因此在房屋征收决定行政诉讼中，法官在这个方面也应加以审查，在房屋买卖市场，房屋新旧程度和建筑结构的不同对房屋价格有着重大的影响，相同区位、用途和建筑面积的新开发楼盘与二手房的市场价格存在很大差异，评估机构应公正地视房屋新旧程度的不同区别对待，但如果评估机构不中立，也会受到征收方的权力干预，从而做出不公正的评估。因此，法官要对房屋评估报告进行这几个方面的审查：第一，估价人的资格及估价程序的合法性，估价机构是否详细说明估价的依据、程序、方法。参政选取和估价结果产生的过程。第二，对拆迁房屋面积和性质的认定是否正确。第三，是否以房屋所在地公开的市场价值为拆迁估价的价值标准。第四，估价报告、复核结果的程序合法性，如估价专家委员会成员、估价机构、估价人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则违反了程序正义的要求，评估结果自然不应具有法律效力。

以上我们分析了房屋征收及强制搬迁的司法审查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但要说明的是，司法诉求往往被公民视为维护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和屏障。因此，在新《征收与补偿条例》中，司法机关被赋予了更多的权能，以期望其可以发挥保护被征收公民私人房屋财产、约束政府公权力的功效。也因此由原来的参与方变成了对房屋征收合法性及强制搬迁进行审查和决定的主体，但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现实问题极可能影响司法机关正当行使权力，那就是司法受制于地方政府的不独立地位，很可能导致看上去很美的法律规定无法得到有效执行。这是制度上的障碍与掣肘，仅仅在文字上形成一部更进步的、合宪的条例并不能真正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更需要其他配套制度的改革与协调，如深化司法改革、加强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使其能够不受外界、地方政府的干预和压力。如果司法不够独立，易受外界影响，特别是作为拥有公权力的征收方，可以随意干预司法机关，那么这样的制度构架内进行的任何司法活动都毫无公正可言。司法机关的功能和作用必然受到极大的限制，被征收方也犹如在玩一场永无胜诉可能的游戏。只有在真正建立起完善的立法，并为司法审查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持和配套措施的情形下，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也才能真正实现新条例所倡导的“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人合法权益”这一核心原则，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双赢。从而合理解决搬迁双方的权利与利益冲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作者：宋双　崔靖

强制搬迁司法论文 篇2：

法院在执行强制拆迁案件中应注意的问题

摘 要：2011年1月，国务院颁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明确指出行政强制拆迁已取消，现在的强制拆迁均属于司法强制拆迁，这种强制拆迁是由政府提出申请，批准之后有法院来负责强制拆迁的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民法院与拆迁户的矛盾，因此，法院在执行强制拆迁案件时必须注意一些细节问题，本文将简单介绍法院对拆迁审核的核心要点，从确保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加强案件的实质性审查，评估拆迁风险，加强协调工作等四个方面来浅谈法院在执行强制拆迁案件中应注意的问题，并提出个人见解。

关键词：法院；强制拆迁案件；注意；问题；拆迁当事人

2011年，国家开始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加强对城市拆迁工程的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该条例的第二十八条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一条规定为法院在处理拆迁案件的工作中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此，法院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拆迁法》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依法监督强制拆迁的执行，并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促进社会的安定与发展。目前，在强制拆迁的执行过程，尚且会存在一些合法但是不合理或者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问题，本文将浅析法院对拆迁审核的核心要点，并浅谈避免强制拆迁问题的措施。

一、法院对拆迁审核的核心要点

法院在审核强制拆迁时要以维护公共利益为核心，并贯彻落实人性化理念，监督并执行强制拆迁时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与私人财产，必须严格审查强制拆迁的目标，如果不是为了公共利益，法院不能为这种拆迁申请立案，不得作出强制拆迁的裁决。另外，在涉及商业利益的拆迁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平等的，拆迁的补偿标准等事项应由双方自行确定，法院不能干涉。法院要重视程序要件的审查，检验征收决定是否征求过人民群众的意见，要给与被征收人的选择权与公平权，认真审核房屋价值的评估与各类事项的补偿要求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拆迁法》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要求，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如果补偿决定不符合法律文案的规定，法院应建议行政机关自行补正，或者有裁判限期作出补正，变更或裁判撤销并重新作出新的决定。

二、法院在执行强制拆迁案件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确保司法机关的独立性

法院是进行司法审判程序的执法部门，在执行强制拆迁案件时应作出公正的裁决，确保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是保证裁决结果公平合法的前提。在裁决争讼时，法院要注意确认可以出庭的当事人，采纳有价值的证据，遵守审判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拆迁法》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依法裁决，在执行中不能邀请由政府主管的综合执法、公安、公证、城建等部门参加。

（二）加强强制拆迁案件的实质性审查

与其他案件相比，强制拆迁案件比较复杂，具有特殊性，因此，法院要加强案件的实质性审查，当政府提出为了公共利益而强制征用民房的申请时，法院要注意审查强制拆迁的主体、目的、程序、证据以及适用法律，必须坚持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确保主体与程序的合法化，证据必须充分完整，适用法律须正确。而且，法院必须政府的征收决定进行合法性、合理性的双重实质性审查，不经这样的实质性审查，绝不能进入执行程序。《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第八条内容指出强制拆迁必须坚持以满足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促进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等公共利益需要为原则，有六种情形符合征收决定的规范，第一，为了国防建设与外交事业；第二，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第三，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第四，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第五，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第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法院在审查案件时要依法核对强制拆迁是否满足以上六种需要，核对房屋征用后的使用主体与最终受益者以及产权的可能承受人，并调查土地的价值与使用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拆迁法》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都明确规定商业因素不属于满足公共利益都需要，因此，在审查案件时要注意排除一切商业因素，禁止任何人從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用行为中牟取暴利。虽然法院不能介入拆迁的补偿标准等事项，但是要注意加强审查强制拆迁的补偿方案，现代拆迁补偿价格是由院落面积的地价、房屋当下的置换价格、院落内其他合法财产的补偿和合理期限内被征收土地使用权的增值潜力等四项因素共同决定的，因此，补偿资金必须是这四项因素的总和，而且，拆迁地段的低价利益属于拆迁户而不是政府和开发商，这样才能有效保证法院裁决的公平与公正。此外，对于不属于公共利益、有商业因素介入、补偿不充分、不公平、征用程序不合法的强执执行申请，法院经审查后应决定不予执行。

（三）评估拆迁风险

风险评估是进行一项工作前的必要准备工作，进行执行前风险评估的目的是：在强制拆迁的执行中，法院只是提供一种执行力，不应承担应强制拆迁行为引发的各种社会风险、政治风险。对政府征用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进行强制执行前，法院要对执行争议焦点是否解决、被执行人的情绪、被执行人是否对抵制执行进行了自力对抗的准备、强制执行过程中是否有发生突发事件的可能、法院的执行力量是否有足够扼制突发事件的能力、强制执行可能造成哪些影响、法院及相关部门是否有能力消除影响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制定决策与措施。

（四）加强协调工作

目前，强制拆迁案件的矛盾争议大多是补偿资金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一现象，法院在执行裁决时要发挥好协调的作用，要向征用双方申明补偿金额的合理计算公式，即补偿价格=院落面积的地价（含房屋面积）+房屋当下的置换价格+院院落内其他合法财产的补偿+合理期限内被征收土地使用权的增值潜力），并要求政府将补偿资金汇入被征用者的账户之后再执行拆迁，这样可以规避强制拆迁所引起的社会风险与矛盾。在执行过程中要妥善处理遇到的突发事件，防止采取以暴制暴的执行办法。在强制执行过程中不搞简单执行，一旦发生被拆迁人可能做出自伤、自残事件或其他突发事件时，要暂停执行。法院树立法律的权威不需要让被执行人付出血的代价，否则在道德上、政治上法院就要陷入被动，待缓和了被执行人的情绪后再执行。对可能引发重大人身伤亡事件、政治事件、其他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裁定中止执行。待政府解决执行障碍后，再行执行。

三、避免强制拆迁问题的措施

在强制拆迁的执行过程，往往会存在一些合法但是不合理或者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現象，例如执行拆迁违背了多数人民群众的意愿，赔偿资金缺乏公平性和法院无法解决的纠纷以及权力滥用等，解决这些问题方能确保强制拆迁的合法合理化，全面维护国际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首先要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拆迁法》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使强制拆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既要满足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且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样有利于将国家利益和人民的意志相结合，把政府的决策与社会的发展相统一，加强政权机关对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的负责。而且，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拆迁法》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它要求在执行强制拆迁的过程中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法院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制定立法，确保执行强制拆迁案件有法可依，而且，法院要认真审查政府机关的强制拆迁的申请文案，监督强制拆迁的执行过程，严格执法，保证司法公正，监督有力。其次，要注意扩大民主，倾听群众的心声，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鼓励人民针对强制拆迁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法院可以通过制定大政方针，针对立法建议，加强强制拆迁的合法性思想宣传，坚持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另外，法院要加强自身的建设，认真落实宪法赋予人民法院的各项职权，充分发挥法院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使之真正成为管理强制拆迁工作的国家机关，同时成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的代表机关。加强法院自身的建设就要不断完善适合国家权力机关特点、充满活力的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不断促进法院执行强制拆迁案件的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不断完善各级人民法院的审查程序和工作制度，以更好的维护国家利益与群众利益，使各级人民法院都能够依法履行职责。据调查分析，我国加强人民法院自身建设具体体现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拆迁法》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条文；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法院监督强制拆迁的执行工作；密切各级人民法院和政府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好地发挥人民法院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各级人民法院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另一方面，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拆迁法》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还需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拆迁法》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执行强制拆迁案件。法院、政府、检察院都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机关，它们的根本目标相同，但是职责与分工不同，要保证强制拆迁的合法合理化与制度化，还需要介绍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因为法院在执行强制拆迁案件时可以将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依靠以获得强有力的支持，对国家利益与群众利益负责，也能够在有效的监督下防止权力滥用，避免重大失误，保证执行强制拆迁案件的有效执行。法院在执行强制拆迁案件时要实行民主集中制，讲民主方可以保证在执行与监督强制拆迁时，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注重集中才能全面维护国家利益与群众利益，营造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有纪律又有自由的管理体制。在执行强制拆迁案件过程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正确认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因为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基础，法院只有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才能确保执行强制拆迁案件的公平合理，实现真正的集中，即满足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又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离开了民主，就不能实现正确的集中。另一方面，集中是实现民主的必要条件和保证，因为只有满足了公共利益的需求才能为群众利益提供充分的保障，离开了必要的集中，民主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和目标，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也难以保证。而且，人民法院在执行强制拆迁案件时要克服官僚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法院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拆迁法》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依法执行强制拆迁案件，既要发挥政府的职能，而且要教育人民群众正确行使公民权利，依法履行公民义务，让公民意识到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要以国家利益为重，既要充分行使公民权利又要满足公共利益的需求，维护国家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法院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拆迁法》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依法监督强制拆迁的执行，注重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审核强制拆迁时要以维护公共利益为核心，并贯彻落实人性化理念。法院在执行强制拆迁案件中应注意确保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加强案件的实质性审查，评估拆迁风险，加强协调工作。另外，法院具有独立的立法权，应该不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拆迁法》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不仅要满足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且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法院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制定立法，确保执行强制拆迁案件有法可依，认真审查政府机关的强制拆迁的申请文案，监督强制拆迁的执行过程。其次，要注意扩大民主，鼓励人民针对强制拆迁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且，法院要加强自身的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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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困境求解：司法搬迁强制执行对策研究——以审查、执行工作机制的构建为视角[J].山东审判，2012（6）

[3]周英峰.2011年全国509人因违法违规强制征地拆迁被追责[J]，2012（4）

[4]刘雨婷.关于申请法院强制拆迁设立听证程序的探讨[J].改革与开放，2011（4）

作者：曾起贵

强制搬迁司法论文 篇3：

城市房屋拆迁中司法强制执行问题的法律思考

摘 要：拆迁引入司法裁决机制，可以通过司法的力量，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给行政权力在拆迁中戴上法律的枷锁。本文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有关司法强制执行的法律规定入手，分析司法强制执行在城市房屋拆迁中的价值、启动的条件、现实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由此提出完善这一制度的建议，旨在能有效解决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司法强制执行出现的问题。

关 键 词：强制执行；立法；价值分析；条件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３－０４

作者简介：姚宝国（１９８２—），男，安徽淮南人，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律史。

当前，围绕着城市房屋拆迁激发的矛盾和冲突已成为敏感的社会问题，其中，“行政强拆”最为人们所诟病。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９日国务院公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同时废止适用了１０年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旧条例）。新条例最引人瞩目的一大亮点就是“司法拆迁”取代“行政强拆”。对于新条例引入司法强制执行能否解决城市房屋拆迁中频发的暴力拆迁、野蛮拆迁以及暴力对抗等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当前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

一、引入司法强制执行是我国拆迁立法上的进步

依据旧条例第１７条的规定，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如果被拆迁人在行政机关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２００４年建设部发布的《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第１７条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这表明，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作出行政强制拆迁裁决的主体是行政机关，执行行政强制拆迁的主体是地方政府责成的有关部门或人民法院。在实践中，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大量的建设用地需求，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往往采取较为激烈的手段进行拆迁，从而导致强行征地、野蛮拆迁、损害被拆迁户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从法律的角度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正在于旧条例赋予了政府在城市房屋强制拆迁中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角色，使得行政权力很难得到约束。

《物权法》的颁布使得２００１年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在立法宗旨、拆迁原则方面都有很大的修改空间。新条例第２８条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表明，城市房屋拆迁强制执行的裁决权交给了人民法院，行政机关不再拥有强制拆迁的裁决权。

为了防止行政专断，确保行政执行的客观公正，确保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有必要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而这种制约不可能来自行政机关自身。“行政强拆”所确立的逻辑是“行政机关自己作出拆迁决定，自己对拆迁决定的争议进行裁决，自己对不履行裁决的当事人予以强制执行”，这显然有悖于“自己不能做自己的法官”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新条例把裁判权划给相对中立的法院，法院在一般公民与行政机关的公法争议中，处于一个居中者的位置，有严格的程序保障其掌握和适用法律，对是否强制执行做出权威判断。法院的超脱地位既能保证对行政机关的有效监督，同时也是对行政相对人的有效救济。新条例也改变了行政机关决定拆迁又裁决拆迁和对拒不履行者具有强拆权的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不合理现状，从源头上维护了拆迁的公平与公正，是我国拆迁立法上的一次进步。

二、司法强制执行的价值分析

自从有了法律，人类就有了对公正的追求——从原始社会以同态复仇为基准的公正观到现代社会以实体公正、程序公正、结果公正为制度支持的公正观，无不诉说着人类对公正的憧憬与渴望。和公正相比，效率原本是经济学的主题，只是由于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对法律的渗透，亦即对法律的经济分析的运用，效率才被引入法律领域。在具体的部门法领域或者法律系统的具体环节，它成为人类所追求的法律价值之一，甚至有学者认为，迟到的公正根本不是公正。由上可知，公正和效率是一对存在着一定冲突的法律价值。公正和效率的价值对立不可避免，当两种价值发生冲突时，必然面临着选择其一的境遇。事实上，在一部具体的法律中，每一种价值目标之间的权重并不相同，其中，“有些法律价值是用以说明和体现某一法律价值的要求的，在这里，前者被称为工具性价值，后者被称为目的性价值。”［１］（ｐ９８）当目的性法律价值和工具性法律价值发生冲突时，目的性法律价值具有否定工具性法律价值的能力和资格。笔者认为，在行政强制执行领域，公正具有成为目的性法律价值的天然优势。在行政强制过程中，相对于具有行政权力的行政主体而言，行政相对人处于弱势地位，非常容易受到行政主体的侵害；而这种侵害单凭事后的司法救济是无法弥补的，因此应设法使“当事人在行政过程中，不仅仅是被动地受到保护，还应是积极主动保护自己”，［２］（ｐ１５）司法强制执行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的设置恰好能够达到这一目的。

三、城市房屋拆迁中司法强制执行必须具备的条件

司法强制执行是指在行政相对人拒不履行国家行政主体所作出的，并且已经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时，司法机关基于行政机关的申请或诉讼请求，依法决定对当事人实施强制手段，并自行采取或委托行政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其履行义务的活动。［３］（ｐ３０８）

纵观世界各国，司法强制执行存在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一，行政相对人拒不履行行政机关所课以的义务时，后者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通过审查来决定是否予以强制执行。我们称之为“非诉执行模式”，我国大陆地区采取此种执行模式。其二，相对人拒不履行行政决定所确定的义务时，行政机关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做出是否予以强制执行的裁决。我们称之为“诉讼执行模式”，英国、美国以及大陆法系的法国采用此种执行模式。新条例中规定的司法强制执行属于“非诉执行模式”。依据新条例，城市房屋拆迁中司法强制执行必须具备以下五个方面的条件：

（一）司法强制拆迁的主体必须是人民法院

依据新条例第２８条的规定，在行政相对人拒不履行行政义务的条件下，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只能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关及组织无权实施强制拆迁。法院成为强制执行的主体，我们把其执行行为称为“司法强制执行”。这同时也把司法强制执行同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区别开来。

（二）司法强制执行以被征收人拒不履行行政义务为前提

司法强制执行作为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执法手段，而不是目的，只是在相对人拒不履行义务，使行政管理活动无法正常运行时，行政机关才不得已而向法院提出申请或提起诉讼，法院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没有相对人不履行义务这一事实，司法强制执行就不可能发生。新条例第２８条明确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是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前提。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前提，被征收人拒不履行义务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不是主观臆测。当然，我们在考察不履行义务是否属于客观存在的同时，不能不注意被征收人在主观上的表现。如果相对人是受某种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履行义务的，就不能对其实施强制执行。此外，被征收人履行义务还有时间上的限制，实施司法强制执行只有在相对人逾期不履行义务时才成为必要。如果在法定期限内被征收人履行了义务，或是被征收人不履行义务的事实状态尚未持续至法定期限之外，司法强制执行程序便不得启动。

（三）拆迁人必须先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房屋产权调换

依据新条例的规定，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产权调换房屋交付前，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向被征收人支付临时安置费或者提供周转用房。如果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同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根据新条例，暴力迫使被征收人搬迁可追究刑事责任。只有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才能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四）司法强制执行的启动必须基于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的主动申请

司法权具有天然的被动性，以“不告不理”为原则，因此，“司法优越”和“法律支配”理念指导下的英美法系在司法强制执行制度安排方面亦体现了该原则。具体表现在：行政相对人拒不履行行政决定所课以的义务时，多数情况下须由行政机关提起民事或刑事诉讼，请求法院强制执行。在没有相应诉求的情况下，法院不会积极、主动地介入行政机关与相对人所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我国没有“司法权优越”的历史传统，很难照搬英美法系的做法，因而只能在借鉴其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司法强制执行制度，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模式。申请法院执行是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的特有称谓。依据新条例的规定，被征收人拒不履行行政义务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此，启动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必须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的主动申请为条件。

四、我国现行司法强制执行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干预司法现象严重

２０１０年３月，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召开“协调会”，以会议决定否定生效的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引起国内震动。行政机关会议否定生效的法院判决，发函向法院判决施加压力，这是典型的“以权欺法”，“以行政权力非法干预司法”，而干预的居然是省高院，可见行政的张扬已经到了何种程度。［４］难怪一名法官坦言，“虽然自己身为法官，但是遇到以打招呼、批条子、强令等方式非法干预法院依法执行案件的，让法官主动去‘及时向同级党委报告，必要时可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报告’，似乎很难做到”，其原因在于，“既然是出面打招呼、批条子的，都是法官惹不起的，因此要他们向上级汇报基本就更加不现实了。”［５］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司法权威，彰显司法强拆的权威，就必须限制行政力量对司法的不当干预，树立和赋予司法强拆必要的公信力。

（二）审查不严格

在以往的司法强制执行运行过程中，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因法院必须以一定的程序进行审查，并在审查之后才能决定是否予以强制执行，本来就已经费时较多。即使法院做出予以执行的裁定，但由于民事、刑事及行政诉讼执行案件对有限司法资源的分流，往往使已经做出的行政行为长期得不到执行。为解决上述难题，在实践中，有的法院采取了派出审判人员与行政执法人员共同组建“执行室”、“办案室”、“工作室”等机构的方式来完成繁重的行政强制执行任务；甚至有的行政机关还备有《执行通知书》，需要强制执行时，行政机关自行填好到法院盖个章就行了。［６］这些走过场式的做法，使权威性本来就不高的司法机关更是颇受质疑，这样下去将严重损害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

（三）法院执行任务繁重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司法机关，需要对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案件作出裁决。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国法院的工作效率不太令人满意，特别是民事案件执行难的状况更是引起了当事人的强烈不满。随着新条例的公布实施，数量日益庞大的城市房屋强制执行案件涌向法院，毫无疑问地会使法院的执行职能受到严重考验。事实上，近年来有些地区的法院已经开始抵制部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受理申请。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８日，浙江省高院明确要求今后各级法院要严把受理关，有限制地受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对包括“城市房屋强制拆迁案件”在内的六大类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不予受理或暂缓受理，以此为法院日益加重的执行任务减负。［７］

五、完善城市房屋拆迁中司法强制执行的思考

（一）政府要做到“自律”

德国法学家沃尔夫甘·许茨曾说过，“行政侵犯司法，特别是侵犯法官的独立，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问题。”新条例从引入强拆司法裁决机制入手，意图在政府和公民间引入中立的第三方，平衡二者的权利和地位，维护拆迁的公平、公正。应当说立法的意图和设想是好的，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法院作为第三方必须真正处于独立和公正的地位。

建国以来，我国司法机关的领导体制［８］虽几经变动，但我国的司法机关行政化仍极为明显，司法机关的人事权、财产权受制于当地政府。无论是经费、编制、人员还是办公场所，都有赖于地方政府的支持。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对司法的影响力无须赘言。而在每一次强拆的背后其实都有地方政府的利益。为了让自己的拆迁意图得以实现，我们无法排除地方政府对司法部门施加压力的可能。这种压力或许是无形的，或许是不为外人所知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要改变这种现状，地方政府必须做到“自律”，从根本上转化自身的行为机制，强化司法制度以维护拆迁管理的公平公正。［９］不难看到，如果在人事任免、内部结构、待遇、地位和经费等方面有效保障司法独立，那么司法机构应能够相对超越于政治纷争之外，尤其适合承担保障公正的任务。只有独立的司法机关才能在面对强拆行为时做到合理合法、公平公正，化解矛盾，维护拆迁双方的利益。

（二）法院必须对强制执行申请严格审查

政府作为房屋征收主体，是当事人一方，赋予其强拆权显然有失公平。因此，作为拆迁当事人的政府，申请由法院强制拆迁，显然是符合法理要求的。而且经过这样一道程序之后，强拆也就被赋予了合法性，更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公信力和依法行政的形象。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法院必须严格依照法律对强拆申请进行审核，其审核活动应从法律和事实两个方面对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前者如行政处理决定的内容是否合法；后者如行政处理决定据以课以义务人一定义务的事实是否清楚等。经过审查，认为行政处理决定正确，执行合法的，法院方做出强制执行决定；如果认为确有错误或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所课义务便无法通过司法强制执行实现。因此，人民法院审查时，“不仅要看行政机关材料是否齐全，手续是否完备，是否具备申请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条件，还要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有事实根据、法律依据，行政机关是否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等。”［１０］（ｐ２７４）

同时，在对司法强制执行案件进行合法性审查过程中，还应当增加对无效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规定。所谓无效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指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文书没有送达的；行政机关无职权的；行政合同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

（三）要慎用强制拆迁

由于强制拆迁会造成被拆迁人财产的损失，是建立在少数人利益损失的基础之上的，应该作为穷尽一切手段后不得已的行为。对于如何做好城市房屋拆迁工作，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⒈营造房屋拆迁良好的执法环境。宣传和政治思想工作是合法强制拆迁的重要手段。通过宣传和政治思想工作可以使拆迁当事人和各相关部门、领导对强制拆迁制度形成正确的认识，减少强制拆迁制度信息传递的失真，让合法强制拆迁制度变成领导决策的依据，确保强制拆迁的合法执行。同时注意对进入强制拆迁程序居民的宣传工作，鼓励他们合法维权。

⒉提高强制拆迁的透明度，确保公民有足够的知情权。可以脱离动迁组而专门成立一个法律咨询处，提供司法强制中被拆迁人如何进行合理维权的咨询服务。

⒊做好强制拆迁预案，确保强制执行顺利进行。强制拆迁过程将对被拆迁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进行限制，是拆迁纠纷陷入僵局所采取的强制手段，可能导致矛盾冲突升级。为了做好这项工作，要在强制执行前制定一个切实可行、责任明确的强制拆迁预案，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行模拟和预演，确保强制拆迁能够顺利实施。

综上所述，新条例引入司法强制执行，将强制拆迁的裁决权和执行权统一交给法院，其目的在于实现行政征收决定所要求的状态，维护行政权力的有效运作；同时，保障行政权力的合法有效，保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这是我国拆迁立法上的一次进步，对今后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更好地做到“和谐拆迁”会起到很大作用。但在具体实施上还有待于国务院或相关部门出台更为细致、更具操作性的实施细则。我们相信，随着新条例的公布和“司法拆迁”取代“行政强拆”，“暴力强拆”、“野蛮拆迁”等行为会逐渐从我们的视线中淡出。

【参考文献】

［１］李龙．法理学［Ｍ］．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应松年．行政行为法［Ｍ］．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３］胡建淼．行政强制法研究［Ｍ］．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

［４］殷国安．“影响稳定”岂能成为行政干预司法的借口［Ｎ］．检察日报，２０１０－０８－０４．

［５］魏文彪．如何有效遏制行政干预司法［Ｎ］．人民日报，２００６－０７－０５．

［６］石佑．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选择及其运作［Ｊ］．河北法学，２００２，（０２）．

［７］郭延军．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首先要解决好合宪问题［Ｊ］．政治与法律，２００９，（１１）．

［８］张千帆．“公正补偿”与征收权的宪法限制［Ｊ］．法学研究，２００５，（０２）．

［９］孙瑞灼．司法独立是确保“司法强拆”公正的前提［Ｎ］．人民政协报，２０１０－１２－３０．

［１０］张树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Ｍ］．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责任编辑：徐 虹）

作者：姚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