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法律风险论文

中国企业家面临的刑事法律风险，范围之广，种类之多，情况之复杂，引发世人关注。在我们讨论如何防范和管理这些刑事法律风险之前，还是先普及一下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且在书本轻易学不到的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基础知识。书本学不到的“基础知识”企业家很多时候，会在稀里糊涂之中为下属直接导致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民企法律风险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民企法律风险论文 篇1：

民企发展中的法律风险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经历了风风雨雨，从政治上的不认可，到法律上不公平、市场主体资格缺失，面对国际、国内市场环境，民营企业从设立的第一天起，就面对诸多的风险，这些风险来源于历史的、现实的、自身“人格”的等方面，比较突出的是民营企业家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不强，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手段和能力欠缺。

企业性质不尽合理

产权不清晰的风险。在传统的政治环境下，那些“红帽子企业”在政治上得不到认可，在政策上、法律上、资源配置上，不能与国营企业享受平等的待遇。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戴帽公司，名为集体或国营，实际为个人所有和经营。出于种种原因，往往都具有相当的规模，往往是政府认为是国有的或集体的，而经营者认为是个人的。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极易形成冲突。利益上的冲突，很容易演变成政治事件。那时，企业家的功绩就会被淹没，轻者会被逐出企业，重者会有牢狱之灾。

家族化管理的风险。家族式管理中最典型的特征：在创业过程中，家族利益高于一切；在创业成功后，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市场对资本最大化要求和个人利益最大化要求，往往形成激烈的冲突，这是导致家族企业走向危机的根本原因。在模糊的利益、权力机制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合伙人，会因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得不到体现，选择自立门户、另砌炉灶，导致家族企业的“散伙”局面。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导致家族企业各领风骚三五年，传统的小农经济意识，无法跳出鱼、网式的分争，使家族企业不具有长久的资本凝聚力，很难在行业和市场上保持长久的优势地位。家族企业如果不能解决资本的股份化、管理的职业化、运作的标准化，就很难跳出家族式的经营怪圈。

资合与人合不分的风险。这是中小型企业在设立和运作过程中最典型的病灶，三五个称兄道弟的人，因为有一个好的项目、技术、产品或某个市场的需求，共同投资设立一个公司。公司运作三五个月或是一年半载以后，大家因为意见不合而争得脸红耳赤，甚至动用拳脚、对簿公堂，最后不欢而散。

畸形公司风险。此类公司都是因为公司法对设立公司的主体、资本等有特殊要求而设立的，主要有“夫妻老婆店”式的公司。在这些公司中，公司财产和家庭财产不分，容易被“撩去法人面纱”失去法人资格，以家庭财产来承担公司债务。幼子公司，隐瞒真实年龄，以子女的名字为股东注册公司，这种公司从成立之初就是无效的，不为法律所保护。二奶公司，真实的投资者，出于特殊原因，不能作为股东直接投资，就寻找别人替代，作为名义上的股东，这类公司俗称为“二奶公司”。

畸形公司形式上不受法律禁止，如果真实投资人和名义的投资人关系、感情发生变化，就会成为公婆之争，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各有各的风险。真实的投资者，可能面临权利被名义上的投资者淹没之可能；名义上的投资者，可能承担注册资本不实或不到位、抽逃注册资本的法律风险。

借贷公司，投资者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约定投资者每年保底红利或利息，这样的协议属无效协议，根本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家长式、婆婆式公司，对每一件事、每一个过程都要过问，职能和部门划分形同虚设，所有的下属和职能部门，只是“老板”秘书和办事员。从投资决策经营、管理、市场、客户等一系列专业的、非专业的、技术或非技术的事务，一人专断独裁，企业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和流畅的运作机制，就像没有队列、队形的部队一样，散兵游勇，败为家常、不败为奇。

民营企业法律风险

民营企业的法律风险常见几种：造假上市，许多民营企业为了谋取上市之羹，不惜以各种造假方式，假造流水线达到上市之目的，不论结果如何，骗术总是要被揭穿的，一旦真相大白于天下，也是公司的末日来临之时。为了规避内地法律法规的严格审批程序，借壳、造壳在境外（香港）上市，风险莫测。忽略上市成本，盲目启动上市方案，一旦上市失败，企业要承担巨额的前市费用。即使上市成功后，企业不能适应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严格的监管要求，也会使企业陷于危机之中。

纳税法律风险。民营企业偷逃税赋，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它给企业带来经营上的风险、财务上的风险、信誉上的风险、个人的风险，不管怎么说，都是企业家以身试法的赌博。成时得利，败时丧身。

生存环境的法律风险。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生存，近年来一直是个不容乐观的话题，具体表现在：1、财富原罪论引发企业家原罪，传统文化中恶富、仇富因子，现实中贫富两极分化，使仇富成为一种不正常的平民阶层对富人的对立心态，很多人把贫穷的原因归结于富人的榨财，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2、以权钱交易为基础滋生的腐败现象，权利寻租生财、资本寻求权力庇护现象，民营企业家刻意或不得已进行背后的交易，夹杂着违法犯罪活动，一旦事发，企业家必定脱不了干系。3、市场发展不成熟、行业没有统一的规范，竞争的压力使民营企业选择极端的手段，面对竞争对手和交易伙伴、与股东和员工的关系，引发纠纷和暴力事件，往往是直取企业家个人的身家性命。4、近年来，针对民营企业家的暴力犯罪、绑架、凶杀惨案不断，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安全危机，日益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婚姻家庭关系中的法律风险。1、民营企业家个人婚姻关系，伴随着复杂的财产关系，如何界定婚前财产和婚后夫妻共同财产，如何分割、处理财产等，也是民营企业家必须面对的法律问题。如果没有事先的婚前财产公证，婚前协议、婚后所得约定等法律文件，会使企业家的离婚成为一个复杂的难题，最后只能选择议价离婚、高价离婚，对个人或公司造成影响。2、继承中的法律风险，民营企业家在生前必须对财产权和经营管理权的继承分割有个详尽的安排，否则必然对民营企业的持续发展遗留无穷的后患，不仅亲情反目为仇，一生的奠基也会从此败落，这是每个企业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加强风险防范意识

一是加强企业风险防范意识，建立风险防范的法律专门机构。国外有一种说法，哪个机构离总裁办公室的距离越近，哪个机构的重要性也就越大。国外很多企业老总的位置，一边是他的财务，一边是他的法律。中国呢，往往是把法律机构放在附带的角落。

二是坚定地完善风险防范制度。加强对风险防范和制度监管，一定要明确识别，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风险点，还需要进行科学分类，还需要进行实时监控，还需要进行时时更新。企业总在不断地发展，强调法律风险防范，要贯彻在决策机制上，体现在企业工作流程当中，约束在管理制度之下，要落实在个体责任承担之上。

三是要加强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的应急预案。比如说：当企业出现危机事件之时，如何应对政府主管部门，如何应对行业中间的影响，如何应对企业职工的反响，如何应对各种媒体的宣传，如何应对消费者乃至广大的群众，都要有一整套应急预案。

特别是企业的主要经营者——老总出事以后，这个企业如何良好地运行，让谁在危机时刻主持大局。对于企业的资源，有两件事情，一个是资金，怎么组织资金，合理有效办事；一个是人力，找谁解决这个问题。再一个，启动的程序，什么情况可以启动应急预案，将会产生哪些后果，如何妥善地去处理，这些事情都需要认真对待。

当然，在巨大的法律风险和企业压力之中，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运用或者是诉讼的策略，抑或是非诉讼的策略，采用各种方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给自己创造比较主动的、积极的态势，去解决企业运营过程当中所面临的风险。在以这样的状态做好风险防范的预案之后，企业就能够很好地应对各种法律风险，很好地解决企业所面临的危机，促进企业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作者：徐雨辰

民企法律风险论文 篇2：

未雨绸缪，远离刑事陷阱

中国企业家面临的刑事法律风险，范围之广，种类之多，情况之复杂，引发世人关注。在我们讨论如何防范和管理这些刑事法律风险之前，还是先普及一下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且在书本轻易学不到的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基础知识。
书本学不到的“基础知识”

企业家很多时候，会在稀里糊涂之中为下属直接导致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如果不了解企业中的哪些事可能涉及刑事法律风险，想当然地签了不该签的字，或是下了不该下的命令，就有可能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处境。例如重大安全事故罪，如果企业家不懂专业又不深入了解情况，在下属请示在有安全之虞、但工期紧急、是否强令有关人员违规作业时，表示同意，则一旦出现重大安全事故，企业家就会惹上无妄之灾。

单位犯罪。除了人，单位也会犯罪。对于单位犯罪的惩罚，一般是两罚制，既罚单位，也罚个人。对个人的惩罚一般是追究对单位犯罪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所以企业家千万不要认为让其他人去实施单位犯罪行为就可以逃脱罪责。

企业家没有违法犯罪不等于没有刑事法律风险，不等于不会承担刑事法律风险的后果。当企业家被诬陷或是疑似有违法犯罪行为，但实际上没有违法犯罪的情况下，尽管最后企业家可能被无罪释放，但是企业这时可能已经跨了，企业家该坐的牢也坐了，就算有国家赔偿，国家还能给你的早餐赔出鲍鱼钱吗？没有犯罪行为，却在实际上承担了刑事法律风险的后果，这样的事在实践中屡见不鲜，刘晓庆偷税漏税案就是典型一例。刘晓庆被举报偷税漏税，检察院最后认定其个人并没有犯罪，犯罪的是她的公司，因此没有起诉刘晓庆，但刘晓庆却在狱中待了422天，出狱之后，个人声誉一落千丈，事业也落入低谷；直到今天，人们提及此案都使用了刘晓庆偷税漏税的字样，这样的刑事法律风险的后果刘晓庆一直都在承担，无法摆脱。所以，企业在防范和管理刑事法律风险的时候，不能忽视这种情况的存在。事实上，恶意的刑事犯罪的举报，毁掉的企业和企业家绝不是一个小数字。

同样的犯罪行为，如果是单位犯罪，所受惩罚要轻得多。例如个人犯受贿罪的，最重可以判处死刑，但根据刑法第387条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由此可见，在单位犯受贿罪的情况下，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的刑罚远轻于个人犯受贿罪的情况。
刑事法律风险是可以管理的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讨论如何防范和管理企业刑事法律风险了。

首先要解决的是态度问题，对中国企业家而言，这个问题尤其重要。在刑事法律风险爆发之前，很少企业家会真正关心这个问题，爆发之后又诚惶诚恐，这样的态度显然无法实现对企业刑事法律风险进行科学的有效的管理。要端正态度，靠他人的说教用处不大，只有企业家自己深刻体会到企业刑事法律风险一旦爆发，对企业家自身以及企业的危害有多大，才有可能真正端正态度，重视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事前预防工作。在这种态度下，一切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范和管理的工作才会变得有意义。

其次，要相信企业是可以对刑事法律风险进行有效管理的。很多企业家担心，有些法律风险识别出来了，但却无法避免，徒增烦恼，与其这样，还不如不识别，图个心情愉快。但问题是，法律风险还没有被识别出来，你怎么知道就不能防范和管理？你可能会说，有些你已经知道的刑事法律风险就是无法避免，但问题是，你不知道如何防范，你怎么知道专家就不知道如何防范和管理？事实上，很多解决的方法和方案远远出乎你的意料。例如，在看似潜规则横行的行业中，遵纪守法并不一定总是吃亏，使用管理的方法我们完全有可能绕开刑事陷阱，并取得竞争的优势。

再次，即便因为种种原因，企业无法做到完全地遵纪守法，无法去阻止刑事法律风险的发生，那也一定要搞清楚哪些刑事法律风险会给企业和企业家带来重大的或是无法承受的后果。就算死，也不能死的不明不白不是？何况不能阻止法律风险的发生，不等于不能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降低法律风险爆发后的不利后果。

值得一提的是，刑事法律风险防范与法律风险管理是两个概念，前者更多地是就罪论罪，更多地使用法律方法来解决刑事法律风险的预防问题，而后者是用管理的手段来解决企业面临的刑事法律风险。例如紫金矿业的污染环境犯罪，前者提出的建议可能是不顾成本地要求对有毒污水做无害化处理，后者的做法则可能是优化商业模式，用新的方法替换容易导致污染的黄金提炼工艺等，一劳永逸地解决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两者的区别还在于，后者还会区分企业刑事法律风险轻重缓急，并在此基础上，对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资源进行分配等等。从广义上说，刑事法律风险防范是刑事法律风险管理的一部分。
因企制宜打造有效防控体系

态度和认识问题解决了，那么应该如何建立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与管理体系，实现对其有效的管理呢？

其一，系统地识别是有效管理的基础。企业刑事犯罪的罪名看起来有限，对犯罪行为的界定，理论上也很清晰，然而一旦具体到具体企业的具体犯罪行为，其中的变数就会大大增加，罪与非罪的界线也会变得模糊。仅仅靠律师或是法务人员的经验，未能识别潜在重大刑事法律风险行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必须要有结构化的识别模型，将这种遗漏的可能性尽可能地降低。

识别中应当注意很多犯罪行为都有明显的行业属性和企业自身特点，例如中介服務企业不太可能犯重大安全事故罪，但煤炭生产企业犯该罪的可能性就很大，有些罪名只有上市公司高管才可能触犯，有些罪名只有国企高管才可能被追究刑责。因此，不深入企业，不了解企业在实践中是如何经营管理的，很多潜在的重大刑事法律风险就无法被识别。

识别的内容还应该包括犯罪的动机。同样是犯罪，民企老板犯罪与单位犯罪大都是为了企业的利益，但国企高管或是民企的职业经理人犯罪可能就不是。所以，只知道在企业的某个领域可能会有犯罪，不知道为什么要犯罪，企业就很难采取真正有效的防控和管理措施应对刑事法律风险。

其二，准确地评估是有效管理的前提。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后果可能不仅仅是刑法中规定的内容，其引发的间接法律后果可能更加严重。例如身为实际控制人的民营企业家被抓坐牢，很可能意味着企业从此一蹶不振，因为他们对企业而言不可或缺。如果只是职业经理人被抓，企业受到的影响可能只是暂时的，再找一个就是。所以在评估一个刑事法律风险对企业的影响时，要将刑法规定的惩罚与企业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才能得到准确的答案。

其三，科学地评价是提出法律意见和管理建议的基础依据。仅仅对企业具体刑事法律风险作出准确地评价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将这种评估与企业整体的目标和发展战略联系起来，我们才能够对每一个企业刑事法律风险对企业的最终影响作出科学地评价，才能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每一个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法律意见和管理建议。

第四，科学合理地制定行之有效的防控和管理计划是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管理体系最终的落脚点。对每一个刑事法律风险的科学地评价以及相应的法律意见和管理建议，可以让我们在分清企业所有被识别出来的刑事法律风险轻重缓急的同时，估算防控和管理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成本和代价，从而为科学合理地制定防控和管理计划，合理分配企业资源的打下坚实的基础，最终实现对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有效防控和管理。

总结说来，建立这样的防控体系，要求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从企业经营管理的业务流程入手，系统全面地识别、评估、评价企业刑事法律风险，建立动态的企业刑事法律风险数据库，并与具体的岗位联系起来，对其中的每一项刑事法律风险都要给出明确的法律意见和管理建议，并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制定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防控和管理计划。
警惕企业法律风险新动向

建立了上述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范与管理体系，不等于万事大吉，企业还应该随时关注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动向，尤其是那些与自己的企业以及企业所在行业密切相关的刑事法律风险。近年来，值得关注的企业法律风险动向主要有：

创新领域的刑事法律风险。在创新受到鼓励的年代，违法创新成为所谓商业模式创新的主要来源之一。

2012年5月案发的北京巨鑫联盈科贸有限公司非法集资案就是典型一例，2014年8月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朱梓君等13人，非法吸收4万余人26亿余元存款案依法作出一审判决。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朱梓君等13名被告人2年6个月至10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10万至50万元不等罚金。该案与一般非法集资案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以销售商品、“联合加盟方案”为依托，通过“返利模式”，即让消费者参与销售分配为主要卖点，经由网络、推介会等途径，拉会员加盟收取加盟费。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般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行为。返利销售法律上是允许的，尽管这一返利模式与合法商家通常所采模式不同，但与典型的“还本付息”型吸收公众存款仍存明显差异。因此，该公司法人代表朱梓君在庭审中提出，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存在实际销售行为，其“返利模式”与直接基于本金给付高息的非法集资不同，其行为性质属创新投资模式，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然而朱梓君等最终还是被判有罪，其原因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做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给付回报”（不限于“还本付息”）等行为方式都可以被解释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导致任何未经批准面向不特定公众融资的“创新”都可能面临巨大刑事风险。

这一案例，起码提醒了企业家一个明白无误的道理，搞商業模式创新，必须去评估这种创新是否有法律风险，如果创新带来的收益小于其带来的法律风险成本，甚至带来刑事法律风险，那么，这种创新就是一种伪创新。

环境犯罪：越勒越紧的紧箍咒。

我国1997年修改的刑法中首次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但被真正追究刑事责任的企业家并不多。近年来，随着国家环境政策的收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空前加大。

这不仅仅表现在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取消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罪名，改为"污染环境罪"。触发本罪不再要求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只要严重污染环境就可成立此罪。

同时表现在对污染环境罪的追究力度空前加大，被追究刑责的企业家接二连三，就在前不久辉丰股份连续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副总经历季自华，子公司华通化学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公司副总经理奚圣虎，子公司江苏科菲特生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朱光华相续被指控犯污染环境罪被公安部门采取措施。这样密集的追责，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必须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不能再去玩内部成本外部化的游戏，或是继续漠视企业对环境污染，否则后果自负！

安全领域的刑事法律风险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不论是安全生产领域还是食品安全领域，国家对安全领域犯罪的打击从来就没有手软过，但是这些年来，因安全领域的犯罪被刑拘判刑的企业家却明显增加，个中原因在于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微信等自媒体的广泛应用，一旦企业出事，企图掩盖事实控制局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企业家和其企业被追究刑责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这样的犯罪不再会有侥幸的存在，这一新的动向也在告诫企业家对安全领域的刑事法律风险一定要给予充分的重视。

老赖入刑的僵尸条款复活。

比环境犯罪入刑更早，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早在1979年的刑法中就有规定，但被追究此罪的企业家很少很少，这一条款基本上相当于僵尸条款，即便在执行难成为中国司法痼疾的时候也很少被执行。新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同1979年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相比，作了重大修改，即不再以是否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依法执行公务”为必要条件。只要当事人有执行能力，而拒不执行，且情节严重的，即可依本罪处罚。2018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自诉案件受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首次允许当事人通过自诉的方式要求人民法院追究此罪，这一通知意味着老赖入刑的僵尸条款将彻底复活。考虑到中国法院判决裁定的自觉履行率很低，企业家因此可能导致的犯罪估计将大幅上升。

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家长里短，是是非非，如何防控，如何管理，如何实现风险控制与企业发展的双赢，不是一篇文章可以解决的。但我相信，不论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范和管理的能力有多高，遵纪守法永远是最好的选择。

世事变迁，草莽不再英雄，只有尊重法律和规则，认真对待无处不在的刑事法律风险，识别、评估、评价，并有效防控、管理这些法律风险，企业家才能摆脱草莽的气息，像绅士一样，去玩财富大冒险的游戏，确保自己和企业在刑事陷阱密布的市场中游刃有余，为企业基业长青筑下最基础的一道屏障。

作者：叶晓华

民企法律风险论文 篇3：

“丛林法则”下民营企业的自救之路

前 言

近些年来，法律风险问题受到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家的密切关注，企业家法律风险防范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热门话题。关于民营企业与企业家法律风险控制与防范的理论著述和操作丛书也日愈丰厚，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专题研讨不断丰富和深入，众多企业家对这一关乎自身利益的重大主题的研讨表现出积极参与的热情和严肃冷静的思考。为将这一问题的交流和研讨推向深入，并向众多民营企业家提供相关的高层次法律服务，“2013中国企业家法律风险防范与应对高峰论坛暨我的律师网上线启动仪式”于6月29日在国家会议中心隆重召开。

本次论坛由中国商法学研究会、中国政法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联合主办，“我的律师网”承办。会议由中国政法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赵旭东主持。中国著名资深法学家、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我的律师网”首席专家江平，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河君，中国商法学研究会会长王保树，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经济》杂志社社长陈志强，《民主与法制》主编刘桂明，国宏文化产业发展院院长马少华等出席了活动并致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刘俊海，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中国著名刑辩律师田文昌，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王涌分别针对企业家刑事、民商事、行政等方面法律风险的防范与应对作了主题演讲。中国宝贝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卞洪登代表企业家做了精彩发言。北京铭基律师事务所主任赵国华代表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企业家法律风险防范与应对课题组”发布了“中国企业家法律风险防范与应对”课题报告。

本次论坛以法律风险应对为重心，将针对董事长和总经理可能遭遇的法律风险进行针对性、特定性、具体化研讨，对法律风险的防范，特别是事后应对和化解风险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是一次意义深远，集学术性、实用性为一体的研讨，是法学理论界与企业实务界互动交流的一次盛会。

为了进一步普及法律知识、加快推进法制建设，本刊与“我的律师网”合作，开设“经济与法”专栏。本期以企业家法律风险防范与应对为主题，探讨相关法制建设问题。欢迎广大读者踊跃为本栏目投稿。

发言摘录

中国企业和企业家面对的最大风险是法律风险

——中国政法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赵旭东

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面对的最大风险是什么？是法律风险。中国企业的垮掉、中国企业家的倒下，大多不是市场和经营的原因，而是法律原因。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在法律风险面前十分脆弱。而最根本的法律风险是中国特殊的法治状况、法治环境或法律生态造成的。企业家的法律风险对于学者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定的法律学科和专业，但这又是中国企业家最关心和最需要了解的法律问题，因此，要把企业和企业家法律风险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建立法律权威，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著名资深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

近年来，我们国家法律的通过数量应该说是相当大的。但是，健全的法律制度与法治的实际情况有时候不成正比，也就是说，法律制度越来越健全了，但在某些问题上，法律实施的情况却不好。谈法律风险问题也要解决政府职能的改变，如果政府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不能解决，就不能建立法律的权威，不能建立法律的权威就不能使法律得到正确的贯彻和执行，执法得不到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的法治环境就得不到改善。

加强公司治理， 打造有风险控制能力的企业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保树

企业家应该如何面对风险，首先是企业法律风险的意识。追求高额的利益就有高额的风险，法律在企业中的作用就是要把企业治理好，就是运用法律机制，高效率地化解危机，控制风险；其次，企业家要注意不同的企业组织形态有不同的法律风险。非法人型企业分散风险的能力是相对比较弱的，而法人企业分散风险的能力相对比较强，大型的股份制企业分散风险应当较一般的企业的能力更强；第三，加强公司治理是公司企业成功的关键条件。公司治理不是强调公司领导，而是公司的治理分配、制约、制衡。公司治理的基础是公司的组织机构，但只有组织形式没有相关运作机制的企业风险仍然很大；第四，正确运用公司的组织制度是应对法律风险手段之一，我们国家《公司法》中十五条、十六条等条文都有相关的规定，如果我们这些制度没有很好的执行，风险控制也等于是一句空话，所以正确运用公司法的制度才不会导致公司失败和出现法律风险。

防范法律风险的最高层面，是道德理念的修炼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河君

中国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把企业做好，最好的政绩就是把企业做好。中国民营企业的贡献非常大，但是法律环境相对不完善，这就要靠我们企业家的智慧。我认为，最高层面的防范法律风险是为理想而战。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是有理想、有追求。当你具备企业家精神的时候，当你为事业而战的时候，可能你就不会想别的事情了。道德是最高的法律，我们心里要有自我约束，不能什么都敢干。所以，从企业家的角度看，在中国的法律环境下，防范风险的最高层面，就是自身的修炼，就是道德理念的修炼。

民营企业受侵权的现象严重，法律风险防范很重要

——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

民营企业受侵权的现象太严重！近年来接触的许多冤假错案，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主体大多是政府权力部门和某些司法部门。其中，偷漏税收、非法集资和侵犯国有资产是经常被扣在民营企业家头上最可拍的三顶“帽子”。这些侵权的根源主要是司法不公和法制建设不完善造成的。还有就是经济纠纷刑事办，这对民营企业家来说，基本上就是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法律风险防范就很重要，维权也同样重要。

普及法律知识 推动法制建设

——《经济》杂志社社长陈志强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法律风险问题也受到企业家的高度关注，企业家法律风险防范成为当前共同关注的话题。这表明我们的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共同努力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经济》杂志社将与“我的律师网”合作，开设“经济与法”专栏，在经济网上开设“经济与法”频道，共同探讨一些法制建设问题，普及法律知识，并举办各种研讨会，助力企业家加强法律风险防范与应对。

微时代来了，我们中国企业家应该做什么

——《民主与法制》主编刘桂明

在去年十大公司危机当中，有7起跟微博有关，个人危机当中有6起跟微博有关。所以说微时代也是一个危机的时代。企业家要转变思维模式，改变传统模式，创新管理模式，一定要请好两个顾问，第一个是法律顾问，第二个是媒体顾问。如此才能在微时代当中防范风险，有所作为。

解决企业家法律风险对改善社会环境很重要

——国宏文化产业发展院院长马少华

民营企业家面临的生存、发展问题还是比较尖锐的。存在税法风险、劳动纠纷风险、合同法律风险、不正当竞争以及知识产权的风险、法人治理结构导致的法律风险、筹资方面的风险和刑事方面的风险。那么，如何预防这些风险，这些风险产生的时候如何去处理，企业家都希望能够及时地联系到这方面的帮助者，希望更快捷地找到能够解决他们问题的“医生”。这个事情如果做好了，对于改善社会环境和改善企业家生存环境都十分重要。

公司高管的法律风险、法律角色与法律思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刘俊海

公司高管应该有正确的法律思维，树立“一心，二维，三品，四商”的思维模式，一心就是对投资者、消费者、劳动者、全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对地球，你得有感恩之心；二维，右脑要有赢利性思维，但是左脑必须有社会责任思维；三品，一是继续做自己的产品，强调产品的质量、产品安全，产品价格，不断创新产品，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二是抓企品，就是企业的品质，三是人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层领导，他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寿命；四商，一是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的智商，二是不断受公众、消费者、投资者、劳动者、全社会发自内心的尊敬和喜爱的情商，三是自觉依法经营的法商，四是自觉进行本行业，乃至全球范围内同行业最佳商事伦理的德商。应当把法治当作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维的方式，最高的境界是把它作为一种信仰，应当心存对法律的信仰，如果蔑视法律，调戏法律，法律也会毫不回头地与我们擦肩而过。

充分重视和依靠专业的法律服务预防和化解法律风险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创始人田文昌

整个法治环境的风险都很大，怎么防？应该靠专业的法律服务。我们企业家的法律意识太差。企业家找法律顾问，只是当摆设放在那。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我们国家的法律顾问绝大多数是松散式的，亡羊补牢，都是事后补救的事情。还有的企业高薪聘请一个律师作为专职顾问，可是任何一个律师、教授，他都不可能是个全才，所以要用一个律师团队，用一个有综合能力的团队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企业家不但要充分重视和依靠专业的法律服务，而且要学会如何利用专业的法律服务来预防和化解风险。

企业家要充分认识公司的特性及公司制度赋予的机会

——清华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朱慈蕴

企业家面临很多现实的生存环境，以及各种各样的法律风险。企业家可以在以下两方面着手，最大程度地防范风险的发生，第一，民企在扩张、发展自己理想的时候，一定要先咨询律师。而且，应该花重金咨询专业方面的律师，否则，出的主意也不一定有用。第二，一定要利用“公司”这个工具，要深刻地认识公司这个工具的特点，要利用公司去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要注意公司和企业家个人不是一回事。应该分清楚向公司投资以后，你获得的是什么。比如能够支配的是股权，能够通过公司章程把自己的控制权明细化，但是，你有可能根本没利用那些赋予的合法渠道，而是按照你自己的一厢情愿，在非常辛苦地自己运作公司。所以，企业家在利用公司赚钱的时候，要充分认识公司的特性和公司制度赋予你的一些机会，这是非常重要的。

企业应具备完善法务机构和专业职业律师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

企业家有三大方面的风险，第一个，是企业的风险。企业的风险伴随着企业的成长。企业的成长史就是一个法律风险的识别、评估、应对、控制、化解的这么一个过程。第二，家的风险。夫妻劳燕分飞、家族反目内斗所引发的风险古今中外皆而有之，要分家、析产，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第三，企业家本人的风险。作为我们的企业家，我们在履行企业家社会责任方面，最核心的是我们要坚守作为企业家的法律底线。针对这些风险，企业一方面内部要有完善的法务机构，同时，对外要有非常专业的执业律师。内外结合、内外有别。执业律师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又是不可或缺、难以替代的。所以，一定要内外结合，才能把我们的法律风险判断好、防范好、应对好、化解好。

企业要组织起来应对风险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杨小军

行政法的风险表现在4个方面：一个是“坏法”的风险，也就是说法律本身就不好。第二，在政府管理当中，我把它叫做“双轨制的管理风险”，就是内外有别。尤其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打交道的时候，是内外不同的程序和制度。第三个是违法的风险。不少企业自己也违规。第四个也是最厉害的是“选择性执法”。什么时候执法、执行谁、执行到什么程度，有时候是利益，有时候就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这些风险归结起来就是3类：政治、法治、人治。对于太大的风险，实际上，法律已经无法控制了，就是政治。如果大到不能控制的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做。有些风险，我们无法抵御。这是第一类风险。人治的风险实际上是有人在利用政治的头衔和法治的头衔谋取个人、地区、部门的利益，这个反而比较多、比较常见。如何预防和应对呢？首先，要认清楚自己。第二，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要组织起来，当有足够力量的时候，才能够谈得上平衡，谈得上控制。第三就是要捅破天，让这个事情公开化，让各方、全世界都能看到、听到，形成一种公众监督的压力。第四，还是得用法律手段。

应把企业和企业家本人做法律上的区隔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院长顾永忠

企业和企业家的风险是有区别和联系的。我们不光要讲企业家的法律风险，还要讲企业的法律风险，这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要防止一个企业家的风险给企业带来风险，就应该把企业家的企业和自己本人做法律上的区隔。一旦自己陷进去了，还能让自己的企业能够很好地运作，还能支付得起律师费。所以，企业家们要给自己存一笔保险、律师费。第二个，赚钱有利润就有风险，风险有多大，利润就有多大。所以，风险的防范并不是对所有风险都要防范，有的时候，我们反而要利用风险。对于企业家来说风险就是一种机遇，风险不都是应当防范的、都能防范的，我们要控制住风险，在我们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就可以了。这里有一个利益的权衡。就像我们的进出口管理一样，有禁止的领域，有限制的领域，有允许的领域。我们针对不同的领域就要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

企业要建立合规部门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彭冰

当企业的规模变得很大，企业家无法控制企业所有人的时候，有些企业的分支或员工会从事一些违法行为。这些违法行为在传统的法律上会被归结为企业甚至会被归结到企业家。但是，在国外一系列的案例中，当因为企业员工的侵权或犯罪行为而去追究企业家责任的时候，法院开始确认一套规则：我们承认，企业的老板不可能控制企业每一个人，不可能为企业每一位员工的行为去承担法律责任或刑事责任。但是，你确实有权利、有义务、有职责去监控他。所以，一系列的判决说如果企业的老板，尤其是董事会设置有一套规则，这套规则能够防止企业的员工违法、侵权，就认为董事会没有责任。我们看到的Compliance，所谓的合规制，实际上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很多大的跨国企业设置的这个合规部门，就是用来保证我们确实有一套规章制度，用来防止企业内部出现利益冲突、侵权或者违法行为。合规部门要保证这套制度在企业的运营中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这套制度的建立，在一些大型国际企业，特别是一些金融企业，合规官被认定为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副总一级，他要承担责任。在中国，应该可以借鉴这套合规制度来把企业的风险和企业家的风险相隔离，在某种程度上来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