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略机遇期论文

[关键词]中国;国际战略;历史分析[摘要]本文梳理1949年至今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发展历程,剖析和总结中国国际战略的得失,总结中国国际战略演变的基本特点和经验,指出国家发展战略与国际战略的相辅相成是迫在眉睫的重大战略课题。1949年迄今,中国走上了大国崛起的征程。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国际战略机遇期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国际战略机遇期论文 篇1：

战略机遇期需要良好国际环境

[摘要] 用好战略机遇期是我国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自身是影响和引导我国战略机遇期外部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中国通过自主努力，能够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新机遇，实现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合作性变革，推动世界向新发展范式转变。战略机遇期的国际环境是一个变量，中国在主动创造良好环境方面大有可为。中国以实际行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有助于创造战略机遇期的良好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和世界的发展。

[关键词] 战略机遇期;  国际环境;  新发展范式;  国际关系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個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这个重要判断与定位，对于实施“十四五”规划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提供的机会，以发展为中心，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发展机遇期首先是基于自身发展目标的自我定位。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同阶段，我国都根据不同发展目标，对机遇期有不同定位。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显然，未来30年是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机遇期。

在此期间内，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时段的目标对机遇期的定位做进一步分解。比如，“十四五”时期，2026—2035年与2036—2050年期间，各有不同的目标任务，也会有不同的战略机遇期环境。“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期，是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开局期。因此，要按照“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的要求，用好“十四五”时期的战略机遇期，实现所确定的目标。

中国自身是影响和引导我国战略机遇期国际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

在战略机遇期的综合环境中，国际环境对于实现战略机遇期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百年大变局是影响战略机遇期国际环境构成最重要的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1把最好的发展时期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放在一起考虑，意义重大。这意味着我们要把握大变局的走向，利用好大变局带来的机会，发展好自己，实现所设定的战略目标。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是变，涉及世界关系格局、秩序、体系之变，力量（权势）对比结构、发展范式、科技、气候之变等。大变局带来大挑战，因为变局会带来震荡、风险、冲突和不确定性。同时，变局也带来机会，因为变是“创造性破坏”，通过推陈出新，为新机制和新动能提供机会。事实上，中国自身是大变局的重要变量，一是自己的变化，二是对世界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大国，如何变对世界的变化影响极大，如何做对大局走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外部环境，必须把中国置于其中，并且把中国作为影响变化和引导变化的重要因素。只有这样，才可以把握与掌控变局的大趋势，完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

中国通过推动合作，有可能实现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合作性变革

对战略机遇期国际环境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世界力量格局对比的变化。世界力量对比格局主要有两层：一层是群体力量对比，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群体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对比;另一层是国家力量格局，主要是大国力量对比。力量对比的变化会导致对国际关系与秩序具有导向作用的权势变化，或者称之为权势转移。从力量对比和权势转移的历史发展看，近代，世界的力量重心向西方（发达国家群体）转移;如今，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力量有了大幅度提升，按GDP计算，特别是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已经超过发达国家。这个变化的重要意义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动力，或者说是增量部分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群体。从国家力量对比的角度观察，美国综合实力持续下降，大趋势是中国的综合力量将持续提升，还有像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综合实力也会大幅度上升。从大国力量比较看，未来老牌欧洲大国有的会被挤出世界前几位，这无疑是自西方工业化以来最重要的力量和权势格局的转变，必定会推动现行国际关系与秩序的调整与改革。后起者必定会推动新体系与规则构建，以更好地体现其利益诉求，能为其提供发展与可发挥作用的空间与平台。

尽管国际社会对维护现有体系基本框架的稳定有着基本共识，但变革是发展的客观趋势。从历史发展看，力量对比大的变化和权势的转移往往会发生大的动荡、战争。新时代的变革需要合作、共赢、包容，而非互斗、单赢、排斥。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避免发生大的冲突、如何增进共识与开展合作。特别是作为崛起大国的中国和守成大国的美国，要能超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维，寻求共识，避免发生大的对抗。历史上，力量对比变化所引起的权势转移主要是由一个大国转到另一个大国，且往往是通过战争手段完成的。新时代，大国通过战争的方式获得全胜、获得霸权，且重构秩序，变得几乎不可能。变革是在维护现行体系与秩序基本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进程是渐进的。同时，现行霸权式微，权势的转移也趋于分散化和多样化。一方面，尽管中美呈现战略竞争态势，但中美竞争并非可以主导一切，国际社会仍有多方面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中美之间有着相互交织的利益关系，除了竞争，还需要合作。美国遏制不住中国的发展，中国也无意取代美国。现实世界不再是二分结构，其他国家与中美都有着多样性联系，关系相互交织，多重利益叠加。因此，中国通过自主努力和推动合作，是有可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一道，实现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合作性变革与稳定运转的。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能够推动世界向新发展范式转变的进程

在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发展范式转变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西方创造了工业化模式，推动了世界大发展，让更多国家步入工业化行列。但是，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导致了各种问题，如资源危机、能源危机、气候变化等，使得这种传统发展范式难以为继。世界需要新发展范式，需要以新发展观为引导，推动创新发展。尽管发展范式的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但面对危机，推动转变的力度必须加大，转变速度必须加快。据研究，地球生态系统和气候系统已经达到甚至突破了重要的临界点，这种涉及人类生存的危机无疑是传统发展范式弊端长期累积的结果。然而，发展范式转变是一场严峻挑战，传统工业化范式延续数百年，如今几乎所有的进步、财富的积累、生活的方式乃至价值观取向等，都是以其为基础、受其导向的。转变会冲击现行的结构、利益、方式，变革会导致利益构成的变化和重新分配。因此，转变会带来冲击，从而受到传统利益集团的阻挠，而且许多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可能也会因缺乏转变能力而落伍。

毫无疑问，向新发展范式转变是个创新过程。创新提供新机会，推动新产业发展和新消费方式发展，从而逐步增添新发展范式内容和加固新发展范式基础。面对传统发展方式的弊端，中国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决心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加快向新发展范式转变步伐。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应当承担起推动发展范式转变的国际责任，积极推动世界向新发展范式转变。比如，通过倡导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在共同参与、共同建设的进程中带动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发展。

打造开放环境，凝聚治理共识，对于推动新科技革命进程中的合作至关重要

新科技革命是构成战略机遇期环境的重要因素。以智能化技术为牵引的新科技革命已进入应用期。与以往的科技革命不同，智能化的广泛应用会推动经济、社会、文化诸多方面的变革，会比以往的自动化技术更需要和更可能打造超国家的地区与全球网络，把更多的国家吸纳进网络圈，推动全球化的新发展，催生新的经济、新的运行方式，从而使经济发展的方式、内涵发生重大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看，一是新科技革命会凝聚新的发展动能，让世界获得新发展机会。二是新科技革命也会缓解与解决传统发展范式所积累的一些问题。因此，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新发展机遇是巨大的，需要抓住机遇、用好机遇，实现我国新时代所确定的发展目标。尽管目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大幅下降，但疫情期间智能化技术得到了新的发展，经济社会的智能化、数字化有了全新提升，形成了新发展动能。一旦疫情解除，世界经济应能得到更快、更好发展。

同时，新科技革命也会带来严峻挑战。由于竞争和其他原因，“技术冲突”会凸显。比如，由于担心失去竞争优势，美国推行“技术民族主义”的政策，对像中国这样具有技术竞争力的国家实行技术封锁，导致研发与利用的脱钩。再则，智能技术的开发利用更会向少数国家与公司集团集中，可能会形成新的垄断。一些国家、地区和人群可能被边缘化，导致财富分配差距拉大。还有，智能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会替代人的工作，造成“去就业”或者“无就业”的趋势，等等。因此，打造开放合作环境、凝聚治理共识、制定国际规则，对于推动新科技革命进程中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需要为新发展机遇做好谋划，为推动世界创新发展合作不懈努力

事实上，战略机遇期的国际环境是一个变量，好的环境需要努力创建。中国作为一个新型大国，在主动创建良好环境方面大有可为。总的来说，创建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首先是要办好自己的事情，集中力量发展好自己，同时，需要在加大开放力度、积极推动国际体系变革、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合作伙伴关系等方面作出积极努力，在重要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尽管中国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许多新挑战前所未有，但中国在许多方面拥有主动，综合实力提升和影响力增强是最为重要的主动性。因此，中国有自信也有能力变不利为有利，用好战略机遇期的机会，完成预定目标。

从发展角度看，中国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支持，同时，中国对世界发展也有重大影响。中国对世界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上升上，更体现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并以新理念推动发展范式转变上。尽管中国自身经济向新发展范式转变的难度很大，但只要下定决心，跳出传统经济范式的转型定式，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就可实现创新型发展。

重要的是，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外部发展环境具有整体性特征。因此，中国需要在创新发展上推动国际共识和协同行动。在许多方面，中国需要且能够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各国参与协调与合作，推动国际组织的调整与变革，以形成推动变革合力。当前，世界发展环境遇到冲击和挑战，美国拜登政府需要纠正前政府的政策，回到开放与合作轨道上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与争端，而不是搞单边制裁，进行长臂管辖。同时，后疫情世界的发展也会回归到正常发展轨道，从而走出目前困境。从未来发展角度看，在新科技革命的拉动、疫情解除后被抑制能量的释放、新全球化发展以及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动能驱动等因素的作用下，世界发展有可能出现一个发展的黄金期。中国需要为利用好这个新发展机会做好谋划，加大投入力度，为推动世界开放合作、國际组织变革和推动世界创新发展合作作出不懈努力。

中国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新型国家间关系，有利于中国和世界的发展

安全环境是战略机遇期国际环境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构建合作伙伴关系的主张。新型大国关系的要旨是“相互尊重，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合作伙伴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协商与合作、结伴不结盟，都是不同于西方霸权长期奉行的结盟与对抗的方式。中国这样做，首先是基于中华文明和谐共处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同时也是基于新型大国的责任。中国的倡议和行动，对于推动世界走向新的国际关系与秩序起着重要引领作用。

中国推动现行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调整与改革，并不是要当头，不是另起炉灶。国际多边体系是推动世界市场开放，基于共同规则开展国际经贸、投资等的基本保证。中国与欧洲和其他国家一起，维护国际秩序和体系的基本原则，并且在困难的情况下，创建应急争端解决机制。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所有参与方提供开放合作的大平台。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着眼于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和秩序的建设，与西方大国崛起奉行“丛林法则”相比，不仅是一种战略转变，更是一种文明转变，即人类走向合作共处、合作共利、合作共赢的新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基于全球视野，具体进步体现在区域、领域、双边与多边关系等各个层次，需要世界各国积极参与和推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倡导和以实际行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也是有助于创造战略机遇期的良好国际环境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作者简介：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 / 梁齐勇

作者：张蕴岭

国际战略机遇期论文 篇2：

中国国际战略演进及其经验总结

[关键词] 中国;国际战略;历史分析

[摘 要] 本文梳理1949年至今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发展历程,剖析和总结中国国际战略的得失,总结中国国际战略演变的基本特点和经验,指出国家发展战略与国际战略的相辅相成是迫在眉睫的重大战略课题。

1949年迄今,中国走上了大国崛起的征程。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和平发展引导着世界诸大国的战略调整,成为影响国际进程的核心要素。冷战甫一结束,中国未来走向即成为世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前景做出了种种预测,中国国内学术界对此也论争不休。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其核心论题是中国21世纪的战略选择及其部署。我们认为,中国国际战略选择与部署必然基于世界、中国的现实以及中国对国际局势的认识,而中国国际战略的历程会给我们提供启示与教益。

一、20世纪中国国际战略的演进

1949年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寻求对政权承认并确保新中国的独立成为国际战略的核心目标,中国确立以“一边倒”为核心的国际战略。“一边倒”是从全球总体格局出发的一种战略思考,是意识形态对抗态势下的客观选择。当然,“一边倒”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际战略重心,但并非国际战略的全部。“一边倒”与重视做苏美两极之外的“中间地带”的工作,团结和争取大多数国家,共同构成中国国际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此战略进展相辅相成,中国提出并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视为根据国际形势需要,对具有局限性、制约性的“一边倒”战略的调整和补充,也被视为“一边倒”战略的松动之举,尽管后者一直持续到60年代初。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国际力量出现大分化、大组合,世界进入新的黄金发展期,中国的国际环境却空前恶化,尤其表现在中美敌对加剧、中苏关系恶化上。毛泽东发展“中间地带”理论,指出亚非拉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1](P487、506-509)做出进一步加强与亚非拉第一中间地带的关系、改善和发展与处于第二中间地带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决策。“中间地带”理论的新发展标志着“一边倒”战略正式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个时期的中国的主要国际战略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整个60年代,中国都处于同时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尖锐对立的状态。1962年,王稼祥提出适当缓和对外关系、集中精力克服国内困难的战略性建议,但遭到毛泽东的否决。[2](P170-183)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逐渐将阶级斗争扩大到国际上,中国国际环境逐步恶化下去。

经过60年代的大震荡、大分化、大组合,国际局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战略格局在逐步形成,其显著标志就是中美和解并联合抗苏,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形成。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处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提出“一条线”、“一大片”和“三个世界”的战略构想。中国实现了国际战略观念和战略方向的双突破,尤其是在战略观念上,中国国际战略的基础从革命外交、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发展到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开辟了中国国际战略的崭新方向。它促成了中国国家战略目标的转变,即从世界革命转向现代化,是中国对外开放在外交上的战略准备。[3]“三个世界”的划分表明,中国国际战略不仅谋在两极,而且谋在中间,它彻底改变了战后两极体系的观念,使世界多极化的面貌明确起来。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标,中国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则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以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为标志,中国国际战略发生重大调整,中国强调秉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调整以苏划线的僵硬做法,强调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全方位外交关系。与此同时,邓小平发展“三个世界”理论,提出东西南北问题,[4](P105)倡导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这次战略调整以独立自主、不结盟、全方位的和平共处为目标,最终造就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战略主动,开创了“无敌国”外交的新局面,对外开放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参与国际社会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和重要途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在重大的历史关头,中国提出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在国际上冷静估量形势发展和利用机遇,强调在韬光养晦的基础上有所作为。在此基础上,中国在国际战略上进行一系列新的创新性部署,这主要包括: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提出新安全观并付诸实施;推动与主要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建设;积极融入东亚一体化进程;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塑造大国形象。此次中国国际战略调整的根源在于国际局势变革,而中国主动调整的幅度之大、视野之宽却前所未有。以此为开端,中国国际战略由内向性转为外向性,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拓展战略利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全面参与者。

二、21世纪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框架

进入21世纪,中国崛起有了更为明朗的前景。党中央陆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战略创新思想,对中国下一步发展进行了全方位的战略部署。在国内战略上,中国积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了经济发展思想的优化,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具有统筹国家宏观战略的意义,成为以国家利益为依归、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基石、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相互协调的指导原则,代表了中央领导集体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新探索。在国际战略上,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以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大力拓展经济战略利益。中国经济战略的目标不再局限于为经济建设创造国际环境,拓展经济利益,还强调加强塑造能力,锤炼议程创设和实施能力,以经济战略的成就促进国际战略的整体成熟。近年来,中国在减免不发达国家的债务、提供经济援助等方面大力开展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外交,开辟了拓展国家战略利益的新渠道。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逐步形成了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上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和谐哲学”成为中央新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在以上战略思想的统领下,中国初步形成了和平发展的战略框架,它具体包括如下主要内容:

第一,和平发展道路。经过数年的探索和总结,中国在2005年12月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道路的主张。胡锦涛在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承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

第二,和谐世界理念。中国领导人提出和谐社会的新纲领,并将这一传统理想引申到国际问题的处理上,明确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强调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互为条件。和谐世界的提法代表了中国国际战略的理想意识,和谐也是一种承诺,既是对中国国内的承诺,也是对整个世界的承诺。这种承诺演化为责任,成为中国政府“负责任大国”的自我战略约束。它意味着,中国领导人明确意识到了中国发展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将和谐世界作为结合对内和谐、对外合作的战略中间点。

第三,共同利益追求。“共同利益”一词第一次出现在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与发达国家“寻求共同利益汇合点”;十六大政治报告提出“扩大与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人提出了“维护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的主张。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保等各个方面明确提出了“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的战略诉求。随着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相关议程在迅速扩展,与其他国家寻求共同利益的巩固和扩大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鉴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和东亚地区的利益攸关方,以强化和扩大共同利益作为国际战略指导原则有其可行性,符合中国的长远战略利益。[5](P199-202)

第四,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互利共赢是在中国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的情况下就对外开放提出的一项方针,体现了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之际高度关注其他国家的利益。互利共赢被确定为新的历史时期开放战略的基本点,反映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追求。

第五,国际秩序建设的新思路。近年来,中国进一步认识到国际秩序建设的艰巨性,从务实的角度积极推动东亚地区秩序建设,并思考国际秩序建设的新思路。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新主张,表明中国愿意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以渐进、和平、民主的方式改革国际秩序。

十六大以来的新表述、新主张,逐步确立起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框架。中国推进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间关系,积极参与并主导推进所在地区的全面合作,重视多边主义,更加强调利用国际制度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总体国际战略开始由主要为自己的发展利益服务的和平环境战略转向与世界谋求共同发展与安全的战略,这一战略转变以经济主义和地区主义为基点,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加强国际合作为途径,以拓展国家战略利益、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目标。这些变革表明中国在设计和平发展的新道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融入世界发展大潮、全面开放、全面创新。

三、中国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的基本经验

纵观中国国际战略的历史演变,我们可总结出如下三个基本的特点:

第一,国际战略在国家总体战略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如何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与国际战略的相互协调,从而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奠定坚实的战略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历届中央领导人的核心目标。源于巩固国家独立与安全的需要,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体现了国内发展战略与国际战略在不同时段各有侧重的趋向,而国家总体战略的调整往往以国际事务的变化为向标;[6](P326-406)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抓住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历史机遇,革故鼎新,强调国家总体战略以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时体现出内向性的战略特征;[7]随着中国全面对外开放和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秉持邓小平理论思想,实践并提炼总结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逐步展现出外向进取的姿态,体现出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的总体协调;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新领导集体在保持国家宏观战略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密切结合时代特征和国内外实际,清醒认识到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国内改革和建设任务的繁重艰巨,提出了统领国家宏观战略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理念,并在此战略指针的基础上,强调中国和平发展,提出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上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8]在国家总体战略中,国际战略往往被视为一种辅助。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崛起进程的加速、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国际战略地位上升势在必然。

第二,中美关系始终在中国国际战略上占据核心地位。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作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最具有扩张性的国家,美国对中国的大国进程主观上施加影响、客观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美政策必然是中国国际战略思考的重点之一,也成为引动中国国际战略调整的重要因素。展望未来,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决定全球进程的核心要素。

第三,中国国际战略一直处于变动之中。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国际国内的特殊环境,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问题是维护国家安全。到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国际环境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决定了当时的国际战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冷战结束之后,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际环境的重大变革,中国不可能埋头于自身建设,全面融入国际体系成为我们必然的目标,而经济、安全、政治、文化等并重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的新趋向。2009年是新中国建国60周年,正是我们反思过去、展望未来的佳机。

梳理中国国际战略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基本的经验:

第一,观念变革在中国国际战略调整中起着主脉络的作用。自1840年遭受败绩以来,中国的观念变革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其中充满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激烈交锋与渐进融通,且与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现代化进程等议题密切相关,从而展现出独特的战略价值。从国际战略的角度看,无论是意识形态的秉持和超越、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结合还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相辅相成、国家发展战略与国际战略的协调,观念变革无不是中国国际战略调整的前提、指向标和路线图。

第二,科学判断时代主题是制定国际战略的前提。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决断,是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的前提条件。对时代主题判断的不同,决定了国家总体战略的框架和国际战略的趋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命脉。从时代主题的角度判断国际形势,并据此做出国内、国际战略调整,是中国的重要决策路径。换言之,对世界形势的判定、对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认识是中国做出重大战略决策的基点。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中国决策者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逐渐丰富了和平与发展的内容,并最终确立了和平发展道路。

第三,客观判断国际局势是制定国际战略的基础。对国际局势的发展趋向是认识国际社会的基础步骤,也是确立中长期战略框架的必要前提。同时,对国际局势的判断还包括对全球力量格局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仅着眼于主要大国或与某些发达国家的关系,还清醒地认识到亚非拉不发达国家的重要性。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对国际格局的判断基本是准确而带有前瞻性的,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变化的深刻把握。

第四,建构国家战略体系势在必行。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和平发展,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赖在加深,世界对中国有了更多的预期。另一方面,对尚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中国而言,世界转型和国际体系变革不仅带来了机遇,其挑战和压力更是巨大的。根据国内外环境变革建构科学完备的战略体系、促成国家发展战略与国际战略的协调是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2] 国际战略基金会.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 李慎之.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前瞻[J].美国研究,1997,(2).

[4] 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 门洪华.开放与国家战略体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7] S. Medeiros Evan, M.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J].Foreign Affairs, Vol.82, No.6, November/ December 2003.

[8] 门洪华.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创新[J].外交评论,2006,(1).

[责任编辑 刘蔚然]

作者：门洪华

国际战略机遇期论文 篇3：

论习近平新时代战略机遇观

[摘要]新时代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多种机遇并存是新时代中国战略机遇期的重要特征.主要表现在：我国城镇化正面临巨大机遇，我国科技创新正面临难得的战略机遇，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正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机遇与挑战共存于矛盾的统一体中，机遇大于挑战.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面对诸多战略机遇，我们可以大有作为。要周密部署.积极行动，确保抓住各种战略机遇.深刻认识各种战略机遇的特征.维护我国重要戰略机遇期，坚持在战略上和战术上同时采取正确的措施。

[关键词]新时代 战略机遇 重要思想

[文献标识码]A

战略机遇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未来前景至关重要，如果抓得住，就可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弯道超车，赢得主动和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战略机遇问题高度重视，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1]（P2）习近平总书记就我国面临哪些战略机遇，如何抓住机遇，把战略机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论断，值得研究和深思。

一、多种机遇并存是中国战略机遇期的重要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我国发展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2]（P266）。我国面临的战略机遇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这些机遇根植于深厚的现实基础之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城镇化正面临巨大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国这样一个拥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3]（P590），我国城镇化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等重大战略形成历史交汇期，对我国发展是重要的战略机遇。

第二，我国科技创新正面临难得的战略机遇。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科技人才队伍，每年理工科大学毕业生也是世界上最多的，这些都是我国科技创新赢得战略机遇的重要条件。

第三，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正面临重要战略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可贵之处在于促使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推动各项事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和目标阔步前进。全面深化改革使各项工作齐头并进、协调推进，是最有说服力的行动，全面深化改革是我国面临的重大战略机遇。[3]（P509）

第四，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及新常态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和沿线国家带来重大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新常态表明，我国发展新动能增长强劲，将给我国带来新的战略机遇。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战略，对于增强我国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带来难得的机遇。通过“一带一路”这个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拓展了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阔的朋友圈;“一带一路”是多元的，涵盖各个合作领域，合作形式也多种多样。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对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都是很好的发展机遇，特别是我国西部地区，过去是边缘地区，现在和周边国家实现互联互通，就会成为新的辐射中心，西部发展的机遇很大[4]（P260），这对于实现协调发展战略意义重大。

第五，我国对外开放正面临重大战略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与国内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提质增效相契合，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能够支撑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4]（P292），我国对外开放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我们同世界各国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合作共赢，这是中国的战略机遇，也是世界各国的机遇。

二、科学判断我国面临的各种战略机遇

明确战略机遇的基本情形，对于我们抓住这些机遇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面临的各种战略机遇进行了综合判断：

第一，机遇与挑战共存于矛盾的统一体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了我国正面临战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比如，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1l（P2）现在，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看待战略机遇，必须辩证地把握我国面临的战略机遇。

第二，从发展的大环境看各种战略机遇，我国机遇大于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从国际看，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总体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趋向平衡，我国发展具有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从国内看，我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本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增长速度不可避免换挡的同时，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发展动力持续转换，改革开放释放出新的发展活力，良好发展态势可以保持。总的来看，我们面临的战略机遇大于挑战。

第三，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对于我们抓战略机遇的方式方法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经济发展方式向质量效率型和集约增长转变，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向创新驱动转换，新常态对于我们认识各种战略机遇、创新抓机遇的手段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4]（P81）

第四，面对诸多战略机遇，我们可以大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优势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带领人民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不断增强驾驭全局、防范各种风险的能力，领导人民全力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上可以大有作为。

三、掌握抓住各种战略机遇的对策

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面对各种战略机遇，要周密谋划和部署，积极行动，把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第一，全面认识面临各种战略机遇的标准，即全面协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最大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这一方面表明，过去我们抢抓战略机遇是成功的，取得了舉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号召我们，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这就是判断我们抓住面临的各种战略机遇的客观标准。

第二，培育宽广的世界眼光，保持战略定力，不断增强抓住战略机遇的能力。要科学谋划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全局，加强顶层设计，周密部署，尽最大可能抓住各种重要战略机遇。要准确认识发展条件的变化，既顺势而为，又乘势而上，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化危险为机遇。

第三，维护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在战略上和战术上同时采取正确的措施。在战略上，要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定力;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确保收到明显实际效果。

第四，抓住我们面临的各种战略机遇，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持久和平。当前，多种战略机遇叠加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也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重大战略机遇，要持之以恒全面深化改革，集中精力把白己的事情办好，使国家更富强，人民更富裕，要依靠我们不断发展起来的力量更好地走和平发展道路。[2]（P258）

第五，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中国的机遇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机遇的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要在推动互利共赢的进程中抓住各种战略机遇，通过同世界各国广泛开展经贸技术互利合作，努力形成深度交融的互利合作网络。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在维护战略机遇期的进程中实现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

我国当前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面对的重大战略机遇，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我们只有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从容应对，科学把握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精心组织实施，力争在重大战略机遇期，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高抓机遇的能力和本领，不负好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为中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A].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3]习近平.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A].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作者：李新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