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科学教育论文

2022-04-20

8月，是重庆最为酷热的月份。但在80年前的1933年8月，偏处中国内陆、长时期处于军阀混战的重庆，却迎来了其历史上的第一个科学的春天。这就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享有盛誉的“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在重庆的举办。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卢作孚科学教育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卢作孚科学教育论文篇1：

卢作孚一生践行中国梦

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不忘国家大难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大量军队、人员、武器、设备、物资及工厂、机关亟待撤退转移。情况万分危急之时，一位清瘦的中年人出现在宜昌，利用长江水路，沉着镇定地指挥24艘轮船（22艘属于民生公司）和850余只木船，冒着日军的轰炸，用40天时间将数万名人员和代表当时国家工业精华的近10万吨物资和设备，从宜昌码头经川江抢运到重庆及四川后方，缔造了“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其中，不少教师、学生、工程师、医生、艺术家、公务员等后方急需的各类人才，来到大后方，成为各条战线的有生力量，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安全转移的大量战略物资、器材、设备，保存了中国工业的基础，为抗战保留了重要的命脉，为战时支持抗战和后方建设作出巨大贡献，为重庆和四川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促进重庆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

这位创造奇迹的中年人，就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生公司创始人，一生爱国寻求救国兴国之路的卢作孚。

作为教育家，卢作孚教育救国理念，教育统治人心的思想影响深远；作为思想家，他的“国家现代化”“乡村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思想，闪烁着睿智的光辉；作为一位社会改革家，他一生都在探索救国道路，主持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探索解决“三农问题”，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企业家，为发展民族航运业，他缔造中国最大民营航运企业民生公司，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重视企业文化建设，讲求诚信廉洁，不愧为中国企业家的榜样。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中国梦”的阐述中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卢作孚，正是为中国梦的实现努力奋斗的践行者。

今年是卢作孚诞辰120周年。在此之际，希望能以片段式的记录，让更多人记住这位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的一生，记住“爱国、敬业、无私”的作孚精神，记住以实际行动为中国梦奉献一生的人。以此纪念先辈，教育后辈。

践行教育救国梦

卢作孚自述其生平时说，18岁便在社会上奋斗。1893年4月14日，卢作孚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城（现重庆市合川区）北门外杨柳街。家世清贫，小学毕业即辍学。当时的中国，备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满目疮痍。面对国难，年少的卢作孚于1910年加入孙中山创办的，以推翻清王朝和建立共和为己任的同盟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卢作孚四处活动，奔走呼号，与成都的广大群众一起投身这场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民主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卢作孚满怀热情地投入到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利用《川报》发表许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社论和专文，报道全国各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消息。

“人人皆有天赋之本能，即人人应有受教育之机会”、“受教育应为人类之全体，不应复为少数”。卢作孚强调教育的普及，关心重视初级教育和扫盲。“教育的意义，是在教人学习，教人从实际生活中去学习。我们知道要骑马，要在马上学；学游泳，要在水上学；学用机器，要在机器前面学”、“中国缺乏技术人才，尤更缺乏管理人才，如果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则所有社会的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中国没有出路、社会没有出路，青年哪有出路”，卢作孚高度重视政治思想教育。“教师应以活的学问教给学生，唯一施教的方法，就是教学生如何去思想，并且如何把思想活用到数学上去”、“我教国文时，不用教科书，大家引以为奇；作文时又不出题，大家觉得更奇。”

1921年初，卢作孚应杨森（川军第二军第九师师长兼永宁道尹）邀请到泸州担任永宁道尹公署的教育科长。在泸州的白塔寺创办通俗教育会，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民众教育活动。进行新教育试验，改编教材，废除旧的教育体制。期间，他常与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肖楚女、恽代英等探讨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不到一年时间，“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的赞许声传遍整个四川。

“一个通俗教育馆本是一桩寻常的事业，然而曾经借这试做一种新的集团生活的试验，颇吸引当时在成都的各界朋友的兴趣，无论其为有知识或无知识的，无论其为头脑很新的，或头脑很旧的，这都是空前未有的活动，而证明是成功的”，“我们不盼望人们看我们做出来摆在地上或摆在屋里的成绩，而盼望人们看我们做，看我们如何做。”1924年，卢作孚在杨森支持下到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进行社会改革的第一个试验。通俗教育馆馆址设在成都少城公园内（现成都人民公园），在公园一角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周围，又脏又乱，到处都是走江湖、卖打药和唱猴戏的。卢作孚在这样的环境下，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建设。在卢作孚的组织下，通俗教育馆出现一月一变化，一周一变化，一天一变化的奇迹。建成后的通俗教育馆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公共运动场、音乐演奏厅、动物园和游艺场。这里常举行科学、教育及社会改革的讲演会，举行中、西乐演奏会，到通俗教育馆参观的人最多的时候数以万计。通俗教育馆不仅是一个活跃的、生气勃勃的政治、科学、文化、艺术和游览中心，丰富了民众生活，帮助人们增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而且是卢作孚理想中的新的集团生活的一种模式。

践行实业救国梦

1925年，是卢作孚一生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是一个纯粹的教育工作者，在这之后，他从一个纯粹的教育工作者成为同时兴办实业和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改革实践者，成为践行实业救国梦的探索者。这一年，卢作孚开始创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探索实业救国之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卢作孚作为国民政府大本营第二部副部长主持草拟抗战总动员计划时，在上海致电民生公司全体员工：“国家的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开始了”，“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

“当时正是长江上游航运十分萧条，任何公司都感到无力撑持的时候，而不是在航业有利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理由要开始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特别是一个中国公司，而却有一切理由不办它。”尽管创办民生公司遭遇严峻挑战，卢作孚弘扬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制定兴办航业的计划，提出“航业应作新的试探和新的试验”，“不应在原有轮船过剩的航线中，去与正在失败的同业竞争，以加速其失败”。因此，决定开辟嘉陵江上过去从未行驶过轮船的、从重庆到合川之间的短航。

卢作孚创办实业首选航运业的原因，要从1914年的一段往事和1925年成都通俗教育馆建设遭到破坏的情形说起。

1914年，卢作孚独自一人从重庆乘“蜀通”轮到上海，目睹长江航运的景象。令人愤慨的是，整个长江之上，看到的几乎都是悬挂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挪威、荷兰、瑞典等国国旗的轮船，而且船舱位分几等，不同舱位有不同的待遇，普通的中国乘客坐统舱，在船舱的最底层，人格、地位也处于最底下。卢作孚由此萌发实业救国梦想，决心改变这一状况。

1925年，创办通俗教育馆后期，卢作孚提出兴办航运的设想。他到重庆调查发现，长江上游航运几乎被英国太古、怡和，日本日清等外国轮船公司控制，中国轮船虽有20多艘却分属20几家公司，均处于破产倒闭的边缘。同年8月，卢作孚回到合川，广泛联络合川的乡里士绅，进行公司的筹备。10月11日，他在合川通俗教育馆主持召开第一次发起人会议，会议决定为兴办实业和成立航运公司募集资金2万元。募股工作并不顺利，10几个发起人本身没有钱，向老师、同学、朋友劝募，也只能几个人合起来凑成一股。尽管如此，卢作孚并不气馁，四处奔走，勉强募集股额后，在合川设立公司筹备处，任主任，到上海订造轮船和购买发电设备。

根据嘉陵江水浅流急的特点，卢作孚反复与上海各造船厂研究讨论近两个月，最后委托合兴造船厂制造载重70吨、长75英尺、宽14英尺、深5英尺、吃水较浅、马力较大、专做客运的小轮。小轮的造价需要3.5万元，而筹集的股金仅8000元。面对困境，卢作孚决定先付3000元给上海合兴造船厂为定金，另花5000元为合川电厂购买发电设备，以最快的速度在合川建立一座发电厂，使合川成为四川最早用电灯的县城。卢作孚回合川发现，由于川江航业萧条，一些华商轮船继续倒闭，已经认股的股东不愿缴纳股金。最后由卢作孚的老师，时任合川县视学（相当于县教育局长）的陈伯遵通过借贷教育基金解决最困难的资金问题。

1926年6月10日，民生公司正式创立。公司名称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为宗旨，由卢作孚担任总经理。“民生”来自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实业”表明民生公司不是一个单纯的经营航运的事业，而是一个以发展实业而救国为目的的综合性事业。

1926年7月23日，民生公司第一只轮船“民生”轮从合川满载乘客到重庆，开始川江航运史上从未有过的定期客运航行。从这天开始，卢作孚废除中外轮船的买办制，实施现代的经理负责制。从1930年起，民生公司先后并购华商轮船公司，逐步形成最大的民族航运公司。至抗战前，民生公司已成长江上游最大的轮船公司。

抗战期间，民生公司在抢运物资和人员方面及支前运输作出巨大的贡献，同时付出巨大牺牲。抗战胜利后，民生公司的航线从长江延伸到中国沿海、台湾以及东南亚各国和日本。到1949年，“民生巨轮”已巍然屹立于世，昭示中国的民族产业业已涉出积贫积弱的滩涂，正徐徐驶向欣欣向荣的彼岸。

践行乡村现代化建设梦

“今天以前没有举办的事情，把它举办起来……我们要提倡的事业意义却不同，在消极方面是要减轻人民的痛苦，在积极方面是要增进人民的幸福”、“要赶快将这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这是卢作孚《乡村建设》和《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所暗涵的乡村现代化理念，乡村现代化是为了国家现代化。

上世纪20年代的四川，军阀割据，内战不绝。地处嘉陵江的北碚，辖区内山岭重叠，地势险要，兵痞盗匪趁机而动，沿江行劫，致使河运梗塞，商旅难行，交通困难，民众苦不堪言。1927年以前，北碚是一个破烂的小乡场。几条小街杂乱无章、狭窄污秽。街道阴森黑暗，特别是狭窄的街心还横着一条臭水沟，满街臭气熏天。1927年2月15日，卢作孚担任峡防局局长后，以建立安宁的社会秩序为第一步，为肃清匪患，卢作孚带头剿匪，在辖区内严禁烟、酒、嫖、赌。为提高民众的素质，创办峡区实用小学、北碚兼善中学、中国西部第一个科学院、创办消费合作社、嘉陵江日报社，修建图书馆、运动场，创办民众俱乐部，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众教育活动。成立嘉陵文化基金会，支持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创办北碚地方医院——一所看病不花钱的医院。修建北温泉公园、平民公园（今北碚公园）、西山坪植物园。精心设计规划，整顿北碚市容，以青岛的建设为蓝图，修建街心花园，种上从上海带回来的法国梧桐，使北碚有花园城市的雏形。这些“巢”的建立引来无数的“凤”，使抗战期间来北碚的科学团体和教育机关达18所之多，名人荟萃，北碚被誉为“小陪都”，这为今日北碚发展为著名文化教育高地奠定了基础。

在北碚城市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同时，卢作孚注重发展地方经济。从1927年开始，卢作孚在峡防局内部成立一个工务股，先后办石印社、织布厂，使士兵掌握职业技能，逐步过渡为工人。同年8月，促成合川、江北与煤业有关的人士共同筹组北川铁路公司，仅用一年时间，即完成水岚垭至土地垭一段长8公里半的窄轨铁路，正式通车运煤，这是四川的第一条铁路，为当时北碚经济发展打通了交通瓶颈。1930年9月，卢作孚将工务股改组成三峡染织工厂，抗战后，该厂与常州大成纺织印染厂合组为大明染织公司。1933年10月，卢作孚促使北川铁路与沿线五个较大煤厂合并成立天府煤矿公司，抗战后，该公司与河南中福煤矿公司合组为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天府煤矿1944年自行制造三部火车头，开创了中国铁路机车制造先河。抗战期间，天府煤矿和三峡染织厂为军民提供了战时后方大部分的能源和被服供应。除此之外，还兴建惠利火柴厂、富源水电厂、西山坪畜牧场、西山坪农场、利民水泥厂，创办北碚农村银行等，为北碚地区工农业及科学、文教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乡村建设，人才是关键。彼时，卢作孚“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的理念镌刻在北碚公共体育场东端的新营房两边，激励着北碚青年。峡防局先后招收中学程度的青年500多人受训，这些人成为北碚各类人员的主要来源，白天担任本职工作，晚上担负民众教育的责任。根据需要，卢作孚从各地寻求人才支持北碚的乡村建设。如法国人傅德利担任昆虫研究员，丹麦人守而慈担任北川铁路总工程师，曾留学国外的唐瑞五担任北川铁路工程师等。卢作孚以身作则，冬季带头到嘉陵江边进行冷水浴，以培养青年坚强的意志，铸就健康的体格，养成良好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

北碚，这个曾被称为“歹徒的乐园”的地方，从1927年卢作孚开始建设起，三年闻名全川，四年闻名全国，抗战时期闻名全世界。抗战胜利后，联合国出版的中国地图上只标明北京、上海和北碚三个城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乡村建设杰出代表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等到北碚参观后，对北碚的建设赞叹不已。196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中国人物传纪辞典》关于《卢作孚》的简传中，将彼时的北碚称为“沙漠中的海市蜃楼”……

今天，当我们进入北碚公园，踏入公园中的园中园——作孚园，看到的是“北碚开拓者卢作孚”；看到的是梁漱溟、晏阳初题写的“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忘我忘家，绝对无私”；看到的是“民生公司的最后意义不是帮助本身，而是帮助社会”、“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不忘国家大难”、“愿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等卢先生名言，看到的是一位为中国梦实现奋斗一生的人。

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在重庆逝世。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帝王将相将慢慢被人们遗忘，只有那些毕生为人民做实事，毕生为人民造福的人，为后世留下宝贵精神财富，有独立人格价值的人，才能真正打动我们的心灵，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

责任编辑王海

作者：罗高利

卢作孚科学教育论文篇2：

八十年前的一次科学盛会

8月，是重庆最为酷热的月份。但在80年前的1933年8月，偏处中国内陆、长时期处于军阀混战的重庆，却迎来了其历史上的第一个科学的春天。这就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享有盛誉的“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在重庆的举办。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在改变国人对四川看法的同时，也促进了四川人对科学的认识与兴趣；更为重要的是，此次会议打开了四川长期封闭落后的大门，引起了国人对四川的关注和重视，为国民政府确立四川为抗日根据地起到了先导和奠基作用。策划、主持此次会议的，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时任民生公司总经理、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的卢作孚。

卢作孚诚邀中国科学社入川开会

在中国历史上，四川既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也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诟病。“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特别是进入民国后，四川长时期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沼，使经济社会遭到极大破坏，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田赋预征一年多达十几次，有的甚至预征到了20世纪90年代，广大的四川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大批仁人志士，高举“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大旗，力图改变四川的这种局面，合川人卢作孚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卢作孚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即深受“发展科学”这一口号的影响，认识到科学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并梦想有朝一日能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科研机构。1927年，卢作孚出任四川“嘉陵江三峡地区防务局”（简称峡防局）局长后，开始将其梦想逐步转化为现实。1930年3-8月，卢作孚率领峡防局、民生公司、川北铁路等4个单位的10余名人员赴江浙、上海、南京、青岛、天津、北平、东北等地考察，时间长达5个多月。考察途中，卢作孚既看到了科学进步如农田灌溉机、改良棉种等给江南地区经济社会带来的进步与发展，也看到了日本、德国等国对科学的重视及其所取得的成效。在此前后，卢作孚还频频与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秉志、浙江省建设厅农林局局长钱天鹤、清华大学代理校长兼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翁文灏、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干事长任鸿隽等或见面长谈，或书信往还，畅谈在四川建立科学院的看法和设想，商洽延聘、选派有关科研人员的合作事宜，购置相关的设备与仪器，并得到了这些著名科学家以及科研机构的赞同与支持。可以说，卢作孚此次出川考察及其对科学的认识、与众科学家的频繁交往，为两年之后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在重庆的召开奠定了人脉基础。而1930年9月“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成立以及在此前后与中国科学社的多次成功、友好合作，则为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在重庆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西部科学院是中国西部地区第一个综合性的自然科学研究院。以“研究实用科学，辅助中国西部经济文化事业之发展”为宗旨，下设生物、理化、农林、地质4个研究所，并附设有博物馆、图书馆和兼善中学等。科学院成立后，与中国科学界特别是与有着长期合作关系的中国科学社的交往日益增多。在获悉中国科学社内部有人动议在四川举行年会后，卢作孚认为这是打开四川科学之门、促进四川科学进步的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时机，遂以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的名义，于1933年初致函中国科学社，诚挚地邀请其将年会放在北碚的温泉公园举行。信的全文如下：

贵社年会有在四川开会之议，同人闻之，不胜惊喜。窃四川居长江上游，扼西南险要，天产丰盈，山川秀丽。徒以偏在西陲，学者裹足，文化迟滞，产业不兴，此诚吾国之大不幸也！贵社为吾国科学泰斗，文化先锋，行旗所诣，风气为开。敝院同人谨代表吾川学术界人士以至诚欢迎贵社在嘉陵江温泉公园开会。此地为川中名胜，重庆近在咫尺，风景宜人，交通便利。倘蒙俞允，敝院同人当尽棉薄，以供驱使，凡舟车所及之处，名山古迹之区，足供贵社社员诸公之鉴赏者，概由敝院竭诚计划，以资游览。深盼贵社不辞蜀道之难，惠然莅止，敝院同人实不胜荣幸感激之至也。

卢作孚对科学的热爱与诚挚，深深地打动了中国科学社的同仁，而四川丰富的物产及众多的资源，又引起了科学家们极大的兴趣。于是，1933年3月3日，中国科学社社长王琎回信给卢作孚，同意中国科学社年会在重庆召开。信中称：“前奉大缄，祗悉壹是。承贵院邀往四川举行年会，曷胜庆幸。兹经本社理事会议决定，今年年会于八月十八日起，在重庆一带开会，以副盛意。”在解释为何同意在四川举行年会的原因时，王琎称：“敬谂贵院热心科学，倡导群伦，颇与敝社主旨吻合，更期供策进行，以达传播科学之使命。”其他的中国科学社成员，如秉志、胡先骕等，也表达了愿意入川参会的愿望，并称：“科学社今年年会决定在川举行，届时同人来贵省当甚多，望能于贵省之科学教育有所裨益也。”如此，中国科学社在四川举行年会一事，就在卢作孚的努力下，成为了现实。

周详、精细、严密之筹备

中国科学社，原名“科学社”，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由任鸿隽、秉志、杨杏佛等人1915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创立，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在中国科学界极具权威和影响力。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并按其章程，每年定期举行年会，但这些年会大多是在东部的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举行。在重庆举行的第十八次年会，是该社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国内陆举行，也是“整个中华民国当中的学术团体到四川来的第一次”。

考虑到卢作孚在邀请中国科学社入川举行年会中的特殊贡献及其在举办年会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科学社在年会开始之前，推举卢作孚为本次年会的会长（四川善后督办兼21军军长刘湘为名誉会长），全面统筹、主持此次年会。

此次来渝的大都是当时全国著名的科学家，人数众多（正式注册的有118人，连带随员、眷属等多达150余人），加之四川长达数十年的内战刚刚结束，秩序尚未完全恢复，为此，卢作孚不辞辛劳，往返于重庆、上海、成都各地，多方协商，并率领北碚各方做了大量工作，如成立招待委员会、引导委员会，修缮道路，清洁街面，准备会场与宿舍，翻印各种材料，缮写张贴欢迎标语等等。用当时媒体的话说，就是“事前于招待方面、设备方面及事业成绩方面当有一番亟周详之准备工作，亟精细之布置工作，亟严密之整理工作。是故连日招待委员会各股职员，时而小组会议，时而联席会议，时而温泉，时而北碚，时而重庆，莫不终日碌碌，汗流浃背，其工作之紧张可想见矣。”长时期的超负荷工作，让卢作孚积劳成疾，肠胃病、痔疮相继复发。8月10日，卢作孚刚从汉口回到重庆，中午12时又包车赴成都，“行至途中，肠胃病发了，而且呕吐得十分厉害。虽则如此，但是亦不愿停顿，最凶时下车休息片刻而已”。8月15日晨，卢作孚又风尘仆仆地从成都返回重庆，导致痔疮复发，“要走路的工作虽然做不得，但是不动步工作仍然要做”。是日晚7时，中国科学社社员60余人乘民贵轮抵达重庆，作为年会会长的卢作孚，又不得不强打起精神，率人前往迎接。

在迎接各位科学家入川途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从中可见卢作孚对此次会议的重视和真诚。

此次入川开会的是当时中国一流的科学家，他们对卫生、饮食等有着特别的重视和特殊的要求，所以，在7月28日的年会预备会上，中国科学社成立了专门的“卫生委员会”，并决定“船上饭食及一切卫生事宜，概由该会监督”。在民贵轮还未到上海时，中国科学社“总干事杨允中先生及其他社员，深以船上设备恐有不周，饮食寝处恐有不洁为虑。盖据该社历次经验所得，华商轮船多不注意及此”。不料，参加了预备会的卢作孚是个有心人，专门让人对民贵轮的浣涤、沐浴、厨房、厕所等处作了认真打扫，并命船主和经理随时进行严格检查，长期保持。当民贵轮抵达上海后，杨允中总干事急忙上船检查，在检查完整个轮船的各个方面后，“始讶该轮之整洁有出人意料者，尤以统舱之了无尘垢，为他轮所不及。于是快然浣曰：此定可饜同人之望也”。各社员上船后，也感觉一切方便如意。“卫生委员会”各委员上船后，“见船上自身认真督察，整理有方，竟有‘无所用之’之感”。除此之外，该轮还准备有各种棋具、图书及无线电收音机等，“以供乘客娱乐消遣之用”。

科学的盛会

从8月17日起，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正式在重庆及北碚两地举行。因王琎、杨允中、胡刚复、秉志、杨绍曾、张洪沅、张凌高、马寿徵、柳无忌等数十名当时中国国内各界的著名科学家都注册参会，此次年会也被称为该社成立以来的第二次盛会。

8月17日上午，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在重庆两路口川东师范学校（今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了开幕典礼。典礼由何鲁主持，中国科学社社长王琎在开会词中对该社的主要工作作了说明：“第一注意高深研究，第二普及科学知识，第三联络各界与社会合作。”第21军军部代表、政务处处长甘典夔在致词中也对中国科学社提出三点希望：“第一帮助川省调查富源，改良实业；第二帮助川省改进科学教育；第三希望将科学知识输入军人脑筋，趋向建设事业。”下午为专题演讲，分别由医学博士伍连德在青年会讲《生活、健康与财富》，生物学博士秉志在川东师范学校讲《生物科学教育》，植物学专家马心仪、生物学专家胡步曾分别在市商会讲《植物学与人生》、《四川农村经济复兴问题之讨论》，每处听众均多达五六百人，于科学落后的重庆进行了一次高规格的科学知识宣传和普及教育。

18日上午，与会代表又在年会会长卢作孚的带领下，乘民生公司专轮民福轮，于下午2时抵达北碚，旋即移师北碚温泉公园，并于是日下午举行了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第一次社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该社的各种报告，选举了该社新一届理事——翁文灏、赵元任、任鸿隽、竺可桢、秉志、胡刚复、李四光等7人当选。

8月19日上午，全体与会人员分乘200架滑竿、分20组游览素有“川东小峨嵋”之称的缙云山，游览队伍“蜿蜒如蛇，长约二里”，从而形成了缙云山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盛况”。下午，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在缙云寺大讲堂举行第二次社务会议，决定卢作孚、任鸿隽等8人为中国科学社社刊编辑，同时选举该社的下届司选委员和查帐员，讨论修改章程，并讨论通过了各社员的提案及中国科学社向中国西部科学院赠送永久纪念物的决定。

20日上午，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在温泉公园临时大礼堂举行论文宣读大会。此次会议共收到马寿徵、钱崇澍、秉志、华罗庚等人提交的论文42篇，多为各会员的呕心之作。宣读论文完毕后，与会人员又在卢作孚等人的引导下，分别参观了北碚的各项建设与设施，如地方医院、民众教育馆、嘉陵江日报社、中国西部科学院、公共运动场、三峡染织工厂、农村银行等。下午5时，与会人员在露天会场举行公开演讲，马寿徵讲《由中国化学肥料问题说到农村复兴》，陈燕山讲《改进中国棉业之重要》，李永振讲《农业改良》，听众多达200余人，“极能引起地方人士之注意”。

21日起，参加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的一部分社员继续在北碚各地参观，一部分乘轮返回重庆再各返原籍，大部分社员则应四川善后督办刘湘、20军军长杨森之邀，赴川西各地参观考察，并与刘湘、杨森等会晤，商谈四川建设计划。随后，部分社员又赴新都、广汉、广安、彭山、眉山、青神、夹江、峨嵋、嘉定（今乐山）、叙府（今宜宾）、泸州等地参观考察，所到之处，均得到了四川地方当局及社会各界的热情接待，社员们也实地感受了四川丰富的物产、壮丽的景观、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以及四川人民的勤劳。9月8日，参加考察的中国科学社社员由重庆搭民宪轮返上海。

卢作孚以其周到、热情的服务，受到中国科学社社长王琎、总干事杨允中的称赞：“敝社本届年会在温泉举行，辱承贵院代为布置一切，招待优渥，设备周至，使本会得以进行顺利，同人等咸有宾至如归之乐。斯会之盛，实拜贵院之赐也。”

开四川之门户，引举国之关注

1933年8月在重庆举行的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虽然前后只有短短6天时间，但它既是民国以来全国性学术团体在四川乃至整个中国西部地区举行的第一次科学盛会，也是四川在连绵不断的内战刚刚结束、外界人士对四川有着种种片面认识的历史背景下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无论在中国科学史上或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都有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的召开，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四川大门，吸引了国人对四川的关注，改变了国人对四川的看法。此前，大多外省人“向来就不明了四川的内部情形，常常是把四川当作野蛮的社会看待，而且是传说得非常之神秘，于是乎惹来一般想到四川来的人，都不敢到四川来了。认为现在的四川当中，找不出一个好人，找不出一块好的地方，尤其是在驻有军队的地方，更是糟糕得厉害，总认为四川是一个莫有办法的四川了”。中国科学社的100余位科学家到重庆来开会，而且在入川途中和开会之后还参观考察了四川的数十个县份，了解了入川道路——长江三峡之险，看到了四川风景之美丽，认识到了四川物产之丰富和建设之努力，如“内江产蔗糖极富，土法榨糖厂遍地皆是”，新都、广汉“两县物产丰富，建设颇有可观，而宝光寺之古刹与桂湖之植树，尤为雄壮幽美。广汉公园及工厂，俱布置有方”。除此之外，他们还从北碚的建设与进步中，看到了未来四川的希望：“北碚本为一小村落，自卢氏经营后，文化发展，市政毕举，实国内一模范村也。”该社总干事杨允中在会后谈及对北碚的印象时则称：“江苏有南通，四川有北碚。南通之建设固是完备，如同北碚之精神上之建设，视之南通更为完备，且精神之建设较之物质之建设尤为长久。”

正如卢作孚在总结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的意义时所说：“今天以后，我们有了这样大的一群中国学术上、教育上有地位、有声誉的人来替我们把四川近年的真相介绍出去，使外间的人了解我们四川内部的真实情况。”这些科学家们的看法与宣传，必将影响到整个国家与社会的看法。

1933年以后，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经济学会相继组团到四川考察，并于考察结束后写出详细的考察报告，提出对四川的看法与意见呈政府当局参考。著名教育家、冶金学家、中国工程师学会四川考察团团长胡庶华在1934年10月写的考察报告中，称四川为“西南堂奥”，是未来中国重工业“最适宜之地点”，“且以天时地利两擅优胜之故，可为将来复兴整个中华民族之根据地”。胡庶华最后希望：“愿吾国人毋忘四川，更愿四川不失其为民族生命线之四川也。”有的考察团成员还撰写游记，发表于全国各大报刊上，从而引起国人对四川的极大关注。这为后来国民政府确立四川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理论和舆论基础。

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的召开，在重庆乃至全川掀起了一股普及、宣传科学知识的高潮，促起了四川人对科学的极大兴趣。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以“传播科学、宣传科学”为主旨，所以无论是在年会召开之前、之间、之后，还是在年会之内、之外，重庆乃至四川到处弥漫着科学的氛围。诸位科学家的论文、演讲、谈话固不用说，是在传播科学知识，北碚会场的布置也完全围绕“科学”这一中心议题。如大会招待委员会扎的4个门坊，3个都直接与科学有关：嘉陵江路口的上书“普及科学的运动”；新营房门前的横书“运用科学方法”，左右两边分别写着“物质方面发展国内交通，促进国内生产；精神方面改善社会生活，建设社会秩序”；图书馆门前的则写有“思想科学化”5个大字。除此之外，各个单位为迎接年会举行所绘制的标语，不仅大多与科学宣传、科学普及有关，而且还能结合各自的工作实际，提出不同的口号，如峡防局的“训练青年，以科学的方法为人，以科学的方法救国乃至于救世”；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用科学方法寻求中国西部的出产，从地质研究上寻求地下的出产，从生物研究上寻求地上的出产”；三峡染织工厂的“提倡以科学方法生产”、“提倡以科学方法训练工人，以科学方法管理工厂”；峡区民众办事处的“增加民众科学的常识、科学的技术”，“以科学方法训练民众解决当前问题，领导民众开辟未来道路”；北碚农村银行的“我们要以科学方法调查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经济”，“我们要以科学方法研究农民生活、指导农民生活”；还有其他机关的“现代的两大文明：科学的物质建设，科学的社会组织”、“以科学的信仰替代迷信”等等。所有这些，既表达了人们对科学的崇敬与渴望，也营造了有史以来四川地区未曾有过的科学氛围，对人们进行了一次高规格、大范围的科学教育与科学宣传。

与此同时，人们还认识到了科学对于国防的重要意义。《嘉陵江日报》在1933年8月18日发表的《欢迎中国科学社》一文中称：“有人云，中国抗日应有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即在前方实际作战者，第二道防线即国内之矿山工厂，第三道防线筑于化验室中，而由各科学家巩其后方。”又称：“近代文明各国之日渐趋乎强盛，莫不以科学是赖。盖科学在任何环境皆处于领导地位，而非被动的。是故一个科学昌明的国家，其国之文化建设兵力……必随之而厉进。”文章将中国与苏联、日本进行对比，认为中国“幅员虽阔，实不啻砧上之肉，任人盘踞；人口虽众，却难敌区区倭寇，任其掳杀；宝藏虽富，则从不从事开发，反求于外。”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胥科学不发达之故也”。因此，“中国所有用的方面之开辟、建设、发明、开采等工作，非科学莫属；而领导中国进入强盛之途的，也非科学莫属”。应该说，在80年前僻处西南的重庆，能对“科学”有如此清醒、重要的认识，是十分难得，也是十分可贵的。而究其原因，不能不说是与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的召开有着密切关系。

（责任编辑：杨山山）

作者：唐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