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军队教育理念研究论文

摘要：张学良自幼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到青年时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他自己认为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晚年在接受访者访问时，他谈到了传统文化，认为是宋儒理学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谈到人生的意义时，强调人要有理想信仰，没有理想信仰就没有根。在谈到做人做事时，他说要尽力想到他人，要凭良心。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张学良军队教育理念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张学良军队教育理念研究论文 篇1：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谈张学良爱国思想转变

摘要：张学良是现代爱国主义的典范，纵观他一生是伟大的，中国能够从形式上走向统一，主要归功于他的施行易帜。他发动的西安事变不仅从危机中解救了中国共产党也解救了中国革命，而且让中国从内战走向联合抗日，使中国人民内部更加团结，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即使他之前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导致日寇不费吹灰之力就摧毁了东北三省，但总的来说，还是功大于过。他的爱国精神，令世人敬仰。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 思想改变 联合抗日 西安事变

纵观从日本入侵东北到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下东三省沦陷，然后到被迫下野留样考察，最后到发动西安事变，这三个历史阶段张学良作为一个重要角色，他对爱国思想有过无数次挣扎，也曾经经历过数次细微转变。下面就来一一论述：

一、忍辱负重，对蒋妥协

九一八事变之后一直到热河失守这段时间期间，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跌入了低谷。在这个阶段张学良的思想是极力挣扎的，纵然有满腔爱国统一抱负，却又不得不为保存东北军实力考虑，此时的张学良，内心的矛盾主要集中体现为维护国家统一利益还是维护东北军狭隘利益。为什么他要拼命地保全东北军队，就是因为他始终挂虑着观念中的地方主义因素，迫使他毅然实行了不抵抗政策。但与此同时，受国破家亡的打击，他积极支持和拥护东北救亡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4天，东北爱国人士王士一向张学良提出要组织东北救亡团体、全力满足东北义勇军抗战的要求，地点就在北平协和医院，张学良也默认了东北军人参加抗日团体的请求，而且暗中给予帮助。此后，他在暗中支持东北军抗日团，全力帮助那些流亡民众和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支援东北义勇军是他最愿意做的事，虽然他还不能与蒋介石的政策完全背离，但他与民众反日爱国行动是基本保持一致的。

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为何日军能轻而易举地霸占了东北，又盯上华北，想搞“华北五省自治”，就是因为张学良和东北军盲目奉行“不抵抗主义”。1931年12月7日，蒋介石电令在北平的张学良阻止学生反抗，是因为他收到东北流亡学生组织请愿团赴南京请愿的消息。然而机智的张学良就用谎言瞒过蒋介石，他说学生“不服劝解，不听劝导。倘以武力制止，则该站紧邻使馆，又恐别滋事端”等。[1]156

二、旅欧考察，反思国内形势

1933年3月4日，热河沦陷，再度掀起了全国上下谴责张学良的浪潮，张学良被各种罪名“花花公子”、“生活放荡”、“欺诈”等骂名扣在头上。蒋介石假装全力支持张学良守热河，事实上却在攻打鄂豫皖三省，私下里还准备让何应钦接替张学良的位置，主持对日妥协。就在热河失守后，全国喧哗一片，怒谴国民政府，强烈要求张学良撤职，国人的哀鸿遍野彻底刺痛了张学良的心。他对王卓然说：“如果中央决心抗日，就要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人民与日本决战。我决定亲临前线，为国家而死我很自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谁知蒋介石却暗示张学良主动下野，张学良顶着蒋介石的压力和舆论的冲击，只好发出下野通电，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陪同张学良一起出洋。

1933年3月12日，张学良带着家人回到上海，当天，张学良就公开发表讲话：“东北军是国家的军队，即使我免去了职务，但作为军人，我应该将所统军队还给中央。现在我因为辞掉了这个职务，才有空闲的时间，来增加学科知识，锻炼自己的意志，还能修身养性，成为国家的好良民，如此闲适的生活，不是所有平民百姓都会去追求的。现在我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就希望以后社会人士可以待我如平民百姓，我将很感谢你们这般对待。”

张学良从欧洲考察回来后，他的心中充满的是大公无私的爱国激情，对于国家统一充满了信心，也认为自己应该为国家的统一作出最大努力。这也就集中体现在后来不久后，当蒋介石派他前往西北剿灭共产党时，张学良一开始的时候自信满满，认为完全有能力帮助蒋介石尽快实现国家的统一，然后就能够一致对外，向日本帝国主义开战。旅欧归来的初期，张学良发表的演讲其中有一句最经典：“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体质和脑汁虽然相同，但中国人的爱国之心为什么就远远比不上外国人呢？中国人多半怕死，贪图荣华富贵，而外国人却誓死效忠于自己的国家。”张学良觉得国家利益永远要高于个人利益，所以在任何时候，都要把国家放在第一位。中国人为什么无出路，还不是因为国破民穷，国家的前途才是最重要的，这关系到全国人民。所以只有解决国家的问题，才有个人的出路。[2]57

张学良回忆起当初的不堪岁月。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 ，而自己又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羊，还被迫出洋，所以精神就更加颓废，只能靠注射吗啡强来安慰自己，最后竟然染上了这个毒瘾。才三十多岁的他，曾经的英姿飒爽，意气风发，长得一表人才的少帅却已变得行动迟缓，骨瘦如柴，说话支支吾吾，就像七十多岁的老伯一样弱不禁风。赵四小姐无比担忧，于是便请张学良的顾问端纳和他的好友宋子文前来劝告他，她希望少帅可以戒掉毒瘾，端纳说话一直比较直接，他劝张学良趁下野这个机会，悬崖勒马，东山再起。最后还是宋子文的一句话如棒槌敲醒了张学良：“汉卿，你一定要在出国之前把毒瘾戒掉，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关联到国家的对外形象”

张学良这才恍然大悟，如果给人一副“东亚病夫”的样子，势必使国家形象大损，西方人可能还会借机侮辱，为什么“不抵抗将军”不反抗呢，还不是因为太弱了无力抵抗啊。下定决心戒毒，张学良立即让宋子文请了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德国名医，请他治疗毒瘾。

过了半个月生不如死的折磨后，张学良硬是凭着自己的毅力和信念，终于摆脱了把自己摧残地体无完肤的毒瘾。德国米勒医生惊呼：“这是一个天大的奇迹，张汉卿坚不可摧的意志力，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还偷偷跟端纳说：“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药可以治疗毒瘾，完全是靠个人的意志力和无坚不摧的信念来战胜痛苦的，张学良真是一个能吃苦的汉子。”自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戒掉毒瘾，张学良也很惊讶，也许正是因为爱国的力量吧，他不想让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特别是他这个代表整个中国的人。

三、拥蒋剿共抗日，以图对内统一

在1935年12月18日，日本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有“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张学良觉察到日本已经不断扩大侵华，联想到日本人对中国提出的无理要求不单单是局部的土地和主权这么简单，更可怕的是日本决心要趁机消灭中国！这样看来中日问题只会越来越复杂，根本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所以中国能做的反击只有对日抗战。原因很简单，日本要以“大陆政策”来统治中国，从而解决其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矛盾。张学良偷偷考察了日本的大陆政策，认为它在山县有朋时代便有了一定的解说，而到了田中义一时代，就列举了大陆政策的所有纲领，首先侵占台湾，其次收服朝鲜，征服满蒙，然后占领中国全土，最后征服世界。他还进一步研究了日本之所以推行大陆政策的原因，是为了通过战争带来新的领土和资本积累，解决其资本主义国家内在矛盾。

张学良是一个东北人，日本人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他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1921年日本进行秋季大训练，任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陪同张学良赴日观操。这次访日，张学良切身体会到日本对中国的图谋不轨。1928年张学良接替父帅的位置，执政东北，来促进东北与日本进行外交。

在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到热河失守，东北军退守关中，张学良逐渐认清楚了对日实行不抵抗主义是错误的决定，日本亡我之心不死，中日之间就难免一场恶战，绝对不可能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因此，他在1936年秋的报纸上，公开发表了对日实行抗战的言论。然而，从张学良一开始的不抵抗主义，到后来的决心抗日，其思想经历了一段非常复杂的过程。而导致张学良出现这种复杂的思想转变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日本对我国的侵略气焰越来越嚣张，中华民族随时面临着灭亡的危险。然而，面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命令，张学良又不得不暂时搁置与日本人决一死战的念头，转而充当蒋介石的打手，对共产党实施围剿。在国家面临灭亡，民族被肆意涂炭的危机关头，张学良终于下定决心，不再任由日本人嚣张跋扈，不能继续愚忠于蒋介石，必须发出强有力的呐喊，唤醒全国人民积极投入对日战争。于是，在1936年6月的一天，张学良对着长安军官训练团的全体教职员激动说道： “中国的土地主权被 人剥夺；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没有保障；我们已经到了生死边缘。”[3]143

其次，在旅欧期间的所见所闻，使张学良对抗日“准备论”不再抱有任何期望。1933年3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赴欧考察。在欧期间，张学良细心考察了欧洲各国的政治军事，他说世界列强备战的事实已经摆在眼前，即使厌恶情绪高涨。断言对日本不能一再妥协，积极宣传抗日“准备论”。张学良对抗日“准备论”的有效性深感怀疑，因为张学良认为政府对抗日准备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主张“要马上将准备与行动联系起来”。

他反思了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的自傲心理。他说：旅欧归来“自信心确实高了，对于过去的一切也确有所觉悟。张学良表示“我已决心为国牺牲了，所以东北军也要有牺牲精神，还有我的部下也要随同我来为国牺牲”。张学良从抗日雪耻出发，将反共和拥蒋抗日作为前提，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寄予了深深的希望，他的思想和行动之所以进入了误区，就是因为他无条件拥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蒋奉若神明。

1934年，蒋介石派他去陕西“剿共”，少帅胸有成竹地表示一定在三个月内完成。就这样张学良先后任“鄂豫皖剿匪副司令”和“西北剿匪副司令”，率东北军进攻红军，希望国民党可以统一中国，再实现自己的报国愿望。然而事与愿违，两个月都不到，三个师的兵力就已经被消灭地所剩无几，张学良为此大受刺激。大批释放回来的官兵，皆在探访亲友时大力宣传红军的优待和陕北的情况，被俘的官兵不仅没有一人被红军枪毙，反而受到物质上的优待和人格上的尊重，这就愈发动摇了张学良“剿共”的决心。

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大上提及剿共失利之事，对着众人破口大骂：“有些草包将领，三十万大军竟然统统被打得落花流水，赢家却是陕北的一二万残兵败将，真是耻辱，窝囊。”令人更恼怒的是蒋介石还取消了东北军两个师的番号，终止发食粮，更拒绝补贴两个阵亡将领家属的10万丧葬费，张学良痛哭地感叹：“我张汉卿活到这个地步，奋斗了大半辈子，竟然到最后比不上那10万元。”经过一番思考，张学良的思想终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开始怀疑乃至抵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更觉悟到与红军再战只能是自杀，所以必须反抗，逼蒋抗日，否则，我们会鹿死他手，死得更惨。从1936年开始张学良就开始与红军进行秘密联系，并且双方达成了停止交战的协议。

四、发动西安事变，逼蒋联共抗日

为了表明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张学良在12月12日当天即向全国发表申明，声称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动员和促使全国一起武装力量抗日救国，绝不是因为一己之私，篡权夺位，同时，自己也不畏惧牺牲，甘愿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做出牺牲，并在随后妥善处理了此次事变的善后工作，将蒋介石平安护送回了南京。毛泽东曾经对委员们说：“在12月25日那天，如果张汉卿先生没有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如果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做法我们不认同，那么和平解决永远都只会是一个妄想，不可能实现，而且国家也会变的一塌糊涂，这必然会使日本人大肆入侵中国，将中国洗劫一空，中国也许会因此亡国，就算不亡国，至少也要受到颠覆。[4]153

究根揭底，反日爱国思想不是一天两天就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才使他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如果没有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东北军强烈要求抗日的呼声，就没有促使张学良转变思想的巨大推动力。有两个重要原因是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一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二是东北军奋力抗战所取的成效，正是因为这两个重要条件，张学良才能够用行动诠释自己对国家的热爱。他的戎马生涯，立志报国，为民除害，视国家前途为己命的精神人人敬仰，他的传奇让世人着迷。

参考文献：

[1]魏晓文.论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2）

[2]张同新.从国家观演变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结[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2）

[3]白冬.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发展历程及其历史探源[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9（01）

[4]胡玉海.张学良国家统一观的理念与实践[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2）

作者简介：沈宗艳，女，1975.10.08，蒙古族，辽宁省朝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博物馆学。

作者：沈宗艳

张学良军队教育理念研究论文 篇2：

张学良口述历史中的历史文化观

摘要：张学良自幼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到青年时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他自己认为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晚年在接受访者访问时，他谈到了传统文化，认为是宋儒理学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谈到人生的意义时，强调人要有理想信仰，没有理想信仰就没有根。在谈到做人做事时，他说要尽力想到他人，要凭良心。在谈到他追随蒋介石“剿共”时，他说国民党不能战胜共产党的根本原因，在于民心的向背。在谈到他在囚禁期间研究明史问题时，他说是想通过研究明清历史，探索中国由盛转衰的原因。

关键词：张学良；历史；文化；国民党；共产党

文献标志码：A

张学良将军诞生在1901年，逝世于2001年，堪称为世纪老人。他戎马几十年，被囚半世纪。在当今世界与20世纪同在的老人很多，但如张学良这种经历者恐难寻第二人。他既是20世纪的见证人，又是20世纪的创造者。20世纪末，张学良恢复自由后开口说话。积多年沉思，述说历史文化，点评人物、事件，纵横古今中外，语锋犀利，见解独特。他对文化的思考与点评，与专家学者论述不同，他是通过自身的实践悟出来的。值张学良将军诞辰110年之际，以此文纪念张学良将军。

一、宋儒理学对科学技术的束缚

中国是文明古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其社会文化和科技发明，都处于世界的前列。早在公元前6世纪，中国就发明了火药和指南针，而火药直到唐代才通过海上贸易传到国外去。我国在公元8世纪就发明了印刷术，而欧洲现存最早的、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是1423年德国南部的《圣克利斯托菲尔》画像，两者相比，晚于中国约600年。中国古代文明处于领先的地位，为什么后来落后了呢?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张学良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发展，集中体现在明朝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一书里。他评价这部书是“巧夺天工”，认为当时中国的科学是“相当”地发达。他举例说：“像火药吧，本来是中国早先，那个等于地雷一样啊，后来把这些都给压下来。”后来之所以逐渐地落后，是因为“我们受了中国文化的捆绑，中国不在科学方面发展，尽在文字上”下工夫。张学良说，在《古今图书集成》这部书里，就记载了有关“就跟现在留声机”类似的科学发明，“我在这里说话，你在什么几千里地外，把这玩意带到你那儿，你打开你就可以听”。但是，这种发明却受到统治者的压制，不让传播这种“玩意儿”。

张学良说：“中国在历史上有很多发明的人才呢，发明都给了那时的政府，政府不但不提倡，而且压着他们。”张学良进一步总结中国古代科学发展受到阻碍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受到这宋儒的影响”。宋代的儒者，一般是指宋代的理学家。汉代儒者专言训古，而宋代专言义理。张学良认为这种专言义理，严重地影响了后来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这种心学对自然科学的阻碍是明显的，张学良认为，王阳明所说“我看花花就在，我不看花花就不在”完全是心学的那一套，所以，“我就给他加上，你看花花也在，你不看花花也在”。

张学良在批评理学对科学阻碍的同时，还提倡应向西方那样，以文化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他说：“我当然对欧洲的文艺上的思想，不是太精通，我看人家的文艺思想，是帮助科学往上的。”而在中国，只有文学的发展，是文学压着科技的发展。“所以这是与西方不同一点，这个不同之点，就是宋儒思想。”最早从唐朝开始，只注重作诗和写文章，所谓的“唐诗宋词汉文章”，而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不研究，不提倡，不但不提倡，它压制这种事”。张学良强调，这不是个小问题，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张学良还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宋儒理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当时，“有些的地方可以说运用它的思想”。但它只“是一种政治的学说，不是一种整个的社会学说，……只能说是一种做官的思想。它虽然深入民心，但没讲到治民，农业要怎么发达，根本没有这一思想”。所以导致了对科学技术的束缚。

张学良认为今天的社会，仅有政治的发展是不够的，政治发展只是一个方面。政治和科学技术都要同时发展，而且社会进步是靠科学进步推动的，并认为两者的关系，“不是平行，而且完全是科学着重的。你比如说，俄国跟美国两个大国竞争啊，它们是争什么?核子武器，那么还不都是科学的事情，现在所谓武力都是科学的武力，不是光你的兵好”。

张学良最后还举例说，蒋介石由于相信理学的那一套，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他说：“老总统让我念《明儒学案》，他是赞成这套，我是不赞成”，“那蒋先生这个人呀，他失败也是这个原因。他完全是宋儒的那种思想，很深入的”。“一个人做事情受他的思想支配，他是用这个办法……。”他说蒋先生“唯我独尊，而且也不考察外头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他一定失败，这样做法哪有不失败的”。

张学良是通过自身的体会，联系国际社会的现状及各国的经验，还结合中国当政者的实际，阐明了他对文化发展与自然科学进步之间的关系，朴实而有见地。

二、做人要有理想和信仰

人类的文化与信仰是相伴而行的，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无不伴随着信仰的光芒。因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取决于民族的凝聚力、国家的团结。而这种凝聚力和团结精神，则必然来自于信仰。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来说，文化信仰是重要的，而对于个体的每一个人来说则更为重要，张学良认为，“一个人，一定要有个信仰，否则就好像水上的浮萍一样。你不能说人家信仰对不对，不管是哪种信仰，有了信仰就有了根基”。“你无论有什么信仰，你就有一个根，至于你那个根扎到哪儿去，那就是你信仰的地方。”信仰不同，也就是选择了不同的扎根地点，根扎得好不好，根扎得深不深，取决于你的理想和信仰。

张学良认为，一个人有了信仰，就有了前进的方向，就有了进步的动力。“我跟你说，做人啊!一定要有一个信仰。这个所谓信仰，不是别人把这个帽子给扣上的，要你一定信才行。”“你无论信佛教也好，信其他什么教也好，你自己都要有一个衷心的信仰。”这样，你就会朝着你信仰的方向努力。“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好像浮萍一样没有根在那儿长着，为什么社会上这些年轻人，他没有信仰，他的信仰就是钱。我觉得……那是不行的。”有些人没有理想和信仰，才使“社会有这么乱七八糟”的现象出现。如果每一个人都有崇高的理想信念，这个社会就会更加和谐与美好。

张学良关于理想信仰追求的理念，是源于中国文化对“道”的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从《易经》到儒家所推崇的诗、书、礼、乐，都是引导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典，都是指导人生怎样平和处理与物质现实的关系。张学良用“浮萍”和“扎根”相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了理想信仰对于

一个人的重要性。

张学良认为信仰不是潮流，但与社会发展的潮流叉密切相关。他说他年轻时，中国处于不团结不统一的时代，所以，他那时的理想就是希望国家能够统一，“我的决心第一个是要国家统一。中国不统一是不能强的，可是中国一直都不能统一”。为了追求国家统一的目标，他在军阀混战中就以奉系军阀重要成员的身份，公开提出反对军阀战争，并声明不愿为军阀。执政东北后，他顶住各种压力，实现东北易帜，促成国家在形式上的统一。出兵武力调停中原大战，再次维护国家的和平统一。发动西安事变，促成十年内战的停止，全国统一抗战局面的出现。“从东北易帜时开始，我追求的是中国统一，我可以说一贯主张中国统一。没旁的意思。”在追求国家统一这个目标上，张学良为国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张学良通过自身实践的体会，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每个人追求的理想甚至于信仰，都会发生变化。张学良说：“自年轻时起，我的信仰就往前走的。我不守旧。”

1933年，张学良下野赴欧洲考察，考察后他认为中国与德、意两国国情有相似之处，应仿德、意之做法实行法西斯主义。他说：“意、德二国所行之法西斯主义，略加修改，俾适合中国国情，然后以之行诸中国，实为中国达到统一之最良方法，中国今日之情形，与希特勒秉政以前之德国情形相同，当时德国需要有一无限权力之独裁者，以出于人民于战后纷扰痛苦之境，今日之中国亦需要一领袖，以统一中国，复兴民族。”主张独裁，拥护蒋介石，以仿德意两国拯救国家，这是张学良从欧洲返回后一个时期的主要思想主张。“当时从欧洲回来，那个时候我是赞成独裁的，拥护蒋先生独裁的。”

拥护蒋介石在中国实行独裁，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张学良在实践中逐渐看清了这一点，并开始劝谏蒋介石放弃内战独裁政策，实行联共抗日政策。在蒋介石执迷不悟的状态下发动兵谏，促使蒋介石终于放弃“剿共”，实行联共抗日。到了晚年，张学良回顾说：那时主张实行法西斯主义，“我现在想想，这个思想是不对的，它是代表一种侵略主义，它的中心主张是要侵略的。那个时候，我对这件事很幼稚”。

张学良认为“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是自个儿的”。一个人，无论信仰什么，就要弄明白你所信仰的内容和宗旨，是发自内心的，并照着去做。他批评说，“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只知道背总理遗嘱，它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大多数人却不清楚，这种信仰不是从内心发出来的。

张学良在年轻时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是国家的和平统一，为此，他身体力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被囚禁之后，在台湾经宋美龄指点，他信了基督教，他说，“‘我把信任交托给’基督，这不光是口上说的，是真正的信仰”。信仰基督与追求国家的统一并不矛盾，当张学良真正恢复自由后，仍表示愿为国家和平统一而努力。

三、做事依照问心无愧的原则

我们在研究张学良的口述历史过程中发现，在谈到个人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是：“我从不说假话”，“我没有对人不能说的事”，“我决不伤害别人”，“我做事问心无愧”，“我自己上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我本我良心”，“我向来什么事情，尽到问心无愧就完了，旁的我不管”。从他说的“我从不说假话”到我“问心无愧”，起核心作用的是心灵文化，这种心灵文化的核心是“良心”。

从中国文化的源流上看，心灵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本质。“人之初，性本善”是心灵文化的源头。中国人常说“无愧于天地，无愧于良心”，讲“良心”是心灵文化的最典型体现。在张学良身上良心文化的体现，是一个人的诚实，最基本的要求是不说假话。“我从不说假话，如果问我了，我顶多不说，但我从不说假话。不但为我自己，为旁人我也不造谣。”林肯有一句名言：你可以暂时蒙骗所有的人，也可以永久地蒙骗一部分人，但是，你不能永久地蒙骗所有的人。张学良对林肯的这句话非常推崇，在口述历史中多次谈到，他评价这句话“厉害”，是至理名言。由林肯的名言，联系到自己，张学良说：“我这人呢，我自己认为我唯一的长处，就是我从不作伪。你看我说的话，没有前后矛盾的时候”。

张学良认为，一个人你能做的事，就能对人讲；不能对人讲的事，就不能做。张学良说：“我都九十多岁了，我没有对人不能说的事。这件事，如果不能对人讲，那我不做。无论对什么事情我都可以说，无论是我的私事，男女的问题，什么问题我都可以说。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无事不可对人言。”无事不可对人言，集中反映了张学良做人做事的坦荡心胸。

张学良在谈到做人做事的标准时，强调说：“就是本着我们良心，问心无愧。我这个人做事情，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人”。何为上不愧于天?做事“我不损害旁人，我没有意损害你，但是这件事情，为公，我也没有办法”。他说他也杀过人，而且他手下人杀过很多人，但“我都不是为我自己恩怨问题。我都是为了将来的大局”。“所以说，自己上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我这乱七八糟的事情多了，可我没存心损害他人为我自己。我从来没有。我19岁就做事了，从来没有。”

何为下不愧于人?就是做人做事不要计较个人得失，要为别人着想。他说：“别人伤害我自己，我不在乎。我这个人做人的思想就是如此。换句简单的话说，我不占人家便宜，明知道人家占了我便宜，我损失了一点，我也不计较。”“我也做过人家部下，我也做过人家长官，我也知道部下的处境，我也知道长官的处境，我才知道人家的处境。”我做人不为我自己想，或很少为我自己想。同时还要想到别人“不能不为自己打算、打算”。你能不为个人着想，又能想到让别人为自己着想，你就问心无愧了。

张学良本着良心做人做事，他是不求回报的，不具功利色彩。他说：“比如我爱国，我是中国人，那么中国要我的命，我就送命，让我当兵，我去打仗，打仗为什么，保卫这个国家，这是所谓爱国，国家需要我。”张学良在这里强调，一个人爱国是不需要回报的，当国家需要你牺牲时，你只有去死。他批评说：“无论做大事做小事，就是希望人家对我怎么样，这是最坏的毛病，你要问你自己对人家怎么样。”“希望别人怎么样，这是一种幼稚的思想。”

张学良本着良心做人做事的思想，实际上也是他一生行为的实录。始终想到国家而不求回报，他质问那些“总是骂国家不强的人”，说“你负了什么责任，你对国家做什么?就是做某一件小事，你对得起国家不”。如果每一个人都能这样思考，国家怎能不强，社会怎能不和谐。从自我反省的角度，张学良进一步引申到台湾多党政治的相互攻击的现象。他说：“比如现在这个党那个党。我也不是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也不是民进党，现在都骂人家，可是你也看看，他都做的什么，你做的什么。”他认为这种只批评别人而不能自我反省的人和政党，是最不负责的。

四、民心向背是剿不灭共产党

的原因

国共两党本来都是为反帝反封建而奋斗的兄弟政党，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自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就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开始屠杀和剿灭共产党。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局势下，国民党继续实行“剿共”政策，并明确确定为“攘外必先安内”。张学良一开始曾积极追随蒋介石，率部进行“剿共”，但他很快发现共产党是剿灭不了的，原因在于人民群众站在共产党一边。

张学良认为，不能剿灭共产党的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党有群众基础。他说他们去剿红军，还没到而红军就知道了，是人民群众给他们通风报信。“一个老太太在门口缝鞋呢，在地上立有一个竿子，她那个门上有个绳子。她一拉门上的绳拴，竿子就倒下来了，共产党看到了就知道有军队来了。”结果他的一个营被全部消灭了。这种例子很多，“虽然是一个小孩，但他把军队都数了，然后就去报告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给你数了。那后来我们都知道了，你也没法子对付老百姓呀”。

张学良认为，国民党不能剿灭共产党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共产党是一个理想信仰坚定的政党。“共产党信仰他的主义”。在红军里“甚至于一个兵，对共产主义”的思想都是完全一致的。这是“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而“我们没有中心思想”。“我们虽然说是信仰三民主义”，可“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没有真正彻底理解和去实行。当兵和带兵“就是靠彼此的感情，感情好我就跟着你”。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军队并非是国民党的，“是个人的军队，是蒋先生的军队，或者是张先生的军队”。所以，有理想信念与没有理想信念，属于党的军队与属于个人的军队，两方面比较，其最终胜败是必然的。

共产党有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有自己理想信念的实证，是表现在红军长征的胜利。张学良认为，共产党人能把红军从长征的路上带出来，就说明了是没有人能够战胜他的。“我跟我部下开会讨论，我说咱们自己要讨论咱们自己的事儿，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谁能够把这个军队带成这样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我们试试带。”如果是我们带，就可能把军队都带没了。“他们经过万里长征后，他们剩下的都是精华。”以现有的国民党军队是不可能战胜他们的。

对于这样的现实，蒋介石没有看到，“蒋先生这个人啊，他把民众的力量看得不高，估得低。我跟蒋先生说，最大的问题是共产党有民众支持，可支持我们的不多。蒋先生不同意，说我是失败主义，对共产党估计这么高。我说你消灭不了它，应联合它”。我说：“共产党您剿不完。”他问我：“为什么剿不完。”我说：“我们的行动不受国民拥护，他们的行动反受国民拥护，你怎么能把他剿完。”当时，“在蒋先生心里，他的第一个敌人是共产党，而我的第一个敌人是日本”。后来通过西安事变，蒋介石接受了张学良联合共产党的主张，实现了共同抗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继续实行独裁政策，仍把共产党看成是敌人，发动所谓戡乱内战，最终被人民解放军打败。在解放战争期间，国共两党的战争，表面上看是通过军事胜负决定的，而本质上则是政治决定的，是人心向背的结果。张学良说，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是自己找的，国民党在大陆做了什么好事?是不是大陆人民还想念国民党?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五、历史研究要有现实意义

张学良戎马生涯时，就对历史有一种偏爱，买了很多史书。而真正读史和研究历史是在他被囚禁以后。张学良说：“我研究明史的动机，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一直受外国欺侮。我想从明清两代找出原因。”由此，我们看出张学良是在报国无门的状态下，转向读史和研究历史的。但他试图通过研究历史为国效力的良好愿望，又接连受到打击。

第一次打击，是他为《孤岛野火——中日战争秘闻》作序事件。1949年下半年，张学良辗转接到旧友原北京大学教授萧承恩从东京寄来的一本书稿，名为《孤岛野火——中日战争秘闻》，内容是萧承恩在抗日期间参与对日情报工作的一些秘事，以及后方政治腐败、社会糜烂的种种现象。张学良看后写了阅读意见寄回，并表示此信可作为序。此书发表时，萧将张学良三个字以“×××”隐蔽起来，但仍被台湾当局发现，张学良写这篇序言被视为“越轨”行为，一个被“管束”之人，怎能发表个人的言论?蒋介石认为这是张学良对他个人权威的严重挑战。台当局通过麦克阿瑟盟军总部，下令《每日新闻》停止刊载，已出版的中文、英文版图书遭到查禁。张学良个人与外界的联系，包括收取和寄出的信件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外界寄给他的物品很难到达他的手中。

第二次打击，是他自己写的《自述》遭到篡改后发表。1956年11月20日，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指示，要他写一篇关于西安事变的自述，“忽闻斯命，准良将此历史大事自白。……决心完全坦述，上供钧座之参考”。张学良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完稿复命。到1964年7月1日，台湾《希望》杂志创刊号上，却以特刊形式刊出这个自述，名为《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自述在经删改后发表，并以张学良忏悔的名义发表。这让张学良顿生填膺之怒，并表示抗议。

为史书写序言和写自述，是张学良在被囚时研究历史的实践，在这两次实践遭受打击后，张学良再也不写了。“我不写的原因，一是我这人重感情，写这东西牵涉的太多。二是因为我手上没材料，我对年月日不清楚了，人物也有时颠三倒四的。我不愿意写，有什么用，对国家的历史没贡献。”张学良没有讲不写的深层原因，只说“对国家的历史没贡献”，我们了解了上述两次遭受打击的事实，对这句话才有了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张学良真正恢复自由后，在进行口述历史的过程中，仍对历史文化有着很深的情结。首先，他认为历史研究非常重要。“为什么研究历史?好多事情我没有做过，我也不能做那么多事情，但是看了前人的历史，给自己一个教训，给自己一个参考，要想到假若那事情轮到我，我应怎么做?”以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我们提供借鉴、参考，以便把今天的事、自己的事做得更好。这是张学良对历史功能的评估。

张学良在强调重视历史借鉴作用的同时，又说不能照搬历史经验教训，更“不能食古不化”。“研究历史就是给自己作个参考，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做过的事情，万一碰到了怎办?做点事情不容易，做大事情的决定就很难了，换句话说，一念之差呀，这一念之错，你不知道那影响有多大。要拿历史作为经验教训，但是又不能食古不化，只能作个参考。”张学良是20世纪历史的见证者，更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创造者，他关于历史的借鉴作用和只能作为参考的见解，是他实践后所得出的结论。

张学良重视历史文化的另一方面，是想通过研究明清的历史，探索中国为什么由盛转衰，以便发现规律性。张学良最先开始研究历史时，重点是清史。“为什么研究清史呢?那个时候，我想咱们中国当年那么厉害的一个国家，为什么现在的国家弱下来了。那么你必须在历史上去找原因。”张学良被囚禁后，他是想能通过研究历史，为国家的强盛做出自己的贡献。后来，蒋介石命他读《明儒学案》，他才又开始研究明史。“蒋先生，他让我研究《明儒学案》，他自己是理学家了，那我对《明儒学案》一点儿也不懂啊，看不懂啊，必得从明史看起，才能弄清谁是谁，就这么研究起来的。”

张学良在研究历史过程中，有不能尽信一家之言的心得。他认为明史把永乐说得很好，其实永乐这人很不好。“这个历史都是公家修的”，有许多地方不实事求是。所以研究历史要看各方面的记载，尤其是“要买个人的记载呀、札记啊”之类的资料作参考。要研究历史就要下很大的力气查阅资料，反复考证，这是一项很难、很艰苦的工作。

张学良认为研究历史要有自己的观点。通过研究“把自己的观点留在那，人家后人也去考查。不能说你说的话都是对的，人家也要拿事实去考证。研究历史，个人要有个人的观点”。虽然个人要有个人的观点，但张学良不同意胡适关于“历史就像摆钱一样，一个人一个摆法”的观点。张学良强调“历史还有一个真实性。关键在于你是站在哪个立场上看”。对于同样的历史事实，“那是个人有个人的观点。你是左倾的看法，共产党的思想看法，还是顽固派的看法”。看法不同，是因个人的立场和观点的差别，而历史事实是不能随意改变的。

张学良的一生，为了国家的和平统一，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为了国家敢作敢为，而从不谋私利的伟大形象，通过他对历史文化的阐释，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爱国主义者的圣洁心灵。

作者：金 颖 胡玉海

张学良军队教育理念研究论文 篇3：

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的缘起

摘要：关于中东路权益的交涉，是伴随铁路修建开始的，到上世纪20年代初，中俄双方先后签订了《中俄协定》、《奉俄协定》后，交涉中的矛盾并未因此而结束。张学良执掌东北军政后，为争取两协定赋予中方的权益，对苏采取了强硬的交涉手段，导致中东路事件的发生。中东路事件发生后，致使收回中东路权益的目标未能实现。客观分析，张学良收回中东路权益的初衷及强硬立场是正确的，但他对内外局势的错误判断，并接受蒋介石“武力接管”中东路的主张是错误的。从外交史上看，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关键词：张学良；蒋介石；中东路事件

1929年发生的中东路事件，是以张学良下令武力强行收回中东路管理权引起的；事发后，苏方武力侵犯我边界导致军事冲突；在军事冲突中东北军失利，张学良又不顾蒋介石反对与苏方进行和谈。当时就有人批评张学良是“无端挑衅，又无端投降。恰值中东路事件80周年之际，重评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缘起，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东路交涉源流与本质

中东铁路，在中俄两国通过《中俄密约》共同修建时，称东清铁路。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改称中东铁路。中东路所辖线路分为三段：哈尔滨至绥芬河一段为东线；哈尔滨至满洲里一段为西线；哈尔滨至长春一段为南线。全路是横贯东北的交通动脉，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及战略地位。

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于1919、1920年分别发表两次对华宣言。在第一次宣言中，苏联政府明确宣布：“愿将中东路及帝俄政府夺取的一切矿场、林场、产金地和其它租让企业完全无偿交给中国人民”。而在第二次宣言中关于中东路问题，又从第一次宣言的立场上退了下来，称“俄国对于中东铁道其所有财政上及经济上之利益，预须设法维持。两次宣言的立场变化，是苏俄政府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策略，本质上都是维护苏俄的自身利益。在十月革命遭受协约国的联合干涉的形势下，苏联政府是为了摆脱在国际社会上的困境局面。1920年，各协约国先后从西伯利亚撤兵，苏联从困境中走出来了。关于中东路问题，就又改变了原来的立场。这是中东路权益纠纷和交涉的源头。

1924年5月31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与《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签订后，两国恢复邦交，苏方重新取得中东路管理权。而对中方希望取消条约特权及解决各项悬案的要求，只订出解决原则，即协定签订后一个月内，举行中俄会议商谈。但由于俄方不肯如约开议，一直拖至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9月20日，苏方又与奉天当局签署了《奉俄协定》，该协议签订后，奉、俄双方于10月初开始改组中东路的管理机构，由奉方的鲍贵卿任理事长兼督办，由苏方的伊万诺夫任副理事长、会长，并兼任局长。表面上看奉方控制了理事会的大权，而实际上，铁路的管理实权仍由俄方局长控制。

先后有《中俄协定》和《奉俄协定》，在外交上是矛盾的。经多方协商，1925年1月中旬，张作霖将《奉俄协定》呈报北京政府，经有关部门研讨，认为《奉俄协议》有数处更觉进步，应将其归并《中俄协定》中，以示中央与奉天当局对外的一致。两个协议合并后，两个协议规定的会议也合并举行。这样，中方关于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希望和解决各项悬案的要求，只能寄予中俄会议。

中俄会议拟定要讨论的问题，有商约、债务、路务、界务、航权等问题。中东路和松黑航权问题与东北地方关系密切，故中俄会议中关于路、航两项由奉方主持。《奉俄协定》将中东路归还中国的期限由80年缩短到60年，并规定自签约之日起，中国有权赎回。这在法律上肯定了中国政府的赎路权利，为国家争回不少权益。在路务会议上，奉方主要针对“弊在理事会不能实行协议，由我操纵，以致路局俄方局长专权用事，徒有合办之名，而无共利之实。如何缩减苏方局长权限，加大理事会的权限，这是奉方交涉的重点，更是奉方要达到的目标。

奉俄会议交涉中，奉方提出修改局长职权、路局办事章程，提出用人华俄平等等项要求；同时还采用强硬手段，逼迫苏方在财政、行政上让步，否则即不惜废除协议，态度相当强硬。而苏方不肯放弃任何既得权益，交涉很不顺利。此时，苏方局长伊万诺夫竟下令于1925年12月1日起，停止中东路对奉方军队和军用品的免费运送，1926年1月16日，奉方中东路护路军在宽城子车站登车时，被苏方路局人员拒绝，发生争执。伊万诺夫竞还下令哈尔滨至长春线铁路停止客货运输，奉方护路军司令部提出抗议，并强制通车。伊万诺夫下令该线员工以罢工相对抗。1月22日，张作霖下令拘捕伊万诺夫，对中东路实行军事管制。

为缓和与奉方的关系，4月中旬，苏联交通部宣布免去伊万诺夫局长职务，由叶米诺夫继任，同时允诺今后免费运送奉方护路军。4月21日，张作霖与苏方交通部官员会面，协议中东路问题。张提出缩减局长权限、中苏职员平等任用、经济财政权委托理事会等三条内容。奉俄双方又于5月14日、6月7日和7月2日，先后举行三次正式会议交涉。会上苏方提出中东铁路由中苏两国共同警备等八项要求，奉方认为要求苛刻，宣布中止会议。

在会议期间，奉方坚持一面交涉，一面采取实际措施收回路区行政权。1926年3月，东三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张焕相，解散中东路沿线哈尔滨各市公议会，成立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自治临时委员会，接着又封闭中东铁路的地亩处。8月21日，张作霖令东北海岸江防舰队，接管中东路局航务处全部船只及其附属财产，9月4日，封闭中东路局学务处，强行收回中东路沿线教育权。1927年3月11日，奉方派员搜查哈尔滨苏联通商代表处，4月6日，又搜查苏联大使馆。奉俄矛盾加剧，交涉中止。

奉俄关于中东路的会议交涉无果而终，中东路仍旧维持原来的局面，苏方局长继续控制中东路的实权。无论是奉俄还是中俄会议交涉的本质，都是有关中东路的权益问题。中国方面从大处着眼是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具体问题上就是争得在中东路上应得的权益。奉方虽然在收回路区主权方面有所收获，但由于交涉中止，奉方争取中东路权益的主要目标没有实现，这也是后来中东路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二、张学良与“革命外交”的默契

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曾两度发生由政府派军警武力搜查苏联领馆的严重事件。1927年4月6日，搜查苏驻华使馆，是张作霖下令所为；1929年5月27日，搜查苏驻哈总领事馆，是张学良下令所为。张氏父子先后两次下令搜查苏驻华使馆，其理由虽然都是基于反对共产宣传，时间上也只差两年，但背景却有很大不同。张作霖时期是在两国存在外交关系的前提下，是由争取中东路权益而引发的；张学良时期虽然也是为了争取中东路权益问题，但大背景是不同的，是在双方断绝外交关系、民国政府推行“革命外交”路线形势

下进行的。

所谓“革命外交”路线，是在国共合作体制下广州国民政府开始北伐时提出来的。南京政府成立后，这一“革命外交”路线更加具体化，1928年7月7日，外交部长王正廷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三大步骤：①已届满期之条约，当然废止，另订新约；②尚未满期者，国民政府当以相当之手续解除而重订之；③旧约满期而新约未订者，另订临时办法处理一切。这三大步骤是在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背景下公布的，进一步推动了已经形成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高涨，全国民众和社会舆论均一致要求收回各方面主权。

张学良在青年时就具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1928年临危受命子继父位后，不顾日本多方面的威胁高压，而决心易帜，即表现出鲜明而强烈的民族意识。张学良执政后，面对亟待解决的铁路问题有三大项：①如何推脱日本方面索兑张作霖时期关于满蒙新五路条约；②继续推行张作霖时期制定的东北地方政府自主修建铁路的计划；③继续张作霖时期的对苏关于中东铁路的交涉。

1928年10月19日，日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访晤张学良，提出日方以自动撤废其在东三省治外法权为条件，要求奉方从速解决商租权问题。张学良婉言拒绝说：“目前东三省内外多事之秋，无暇及此；日本自动撤废治外法权，虽属美举，但必要时，中国自能撤废，原无待于日方此刻之示恩。”这时，东北还没有正式易帜，张的表态则与南京政府的“革命外交”路线相一致。后来，日本满铁理事木村锐市访晤张学良，提出中日妥协解决满蒙铁路问题，张表示赞同，木村具体提出：①满蒙新线问题；②南满并行线问题；③双方铁路连接及货运联络协定问题；④借款整理问题等。张学良明确表示：他所属的交通当局只愿就后两项进行谈判，前两项应与南京外交部交涉。在中日间已经形成诸多矛盾交涉的背景下，采取这种推托敷衍的策略，是张学良在东北实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种有效途径。

张学良一面延宕日本方面的铁路交涉，一面加快东北自主修筑铁路的计划。到1931年，连同张作霖时期修筑的共完成十大铁路，分别是：打通铁路、昂齐铁路、齐克铁路、洮索铁路、奉海铁路、吉海铁路、鹤岗铁路、呼海铁路、锦朝铁路、开丰铁路。这些铁路连接正在开工修建的葫芦岛港，形成了一个内外连贯的交通体系。

张学良执掌东北军政后，中俄交涉会议已经中止。原《中俄协定》、《奉俄协定》中的详细规定，如“设立理事会”共同合办中东路，中苏双方在中东路的“用人行政平均分配”、“中俄文并用”等，不但没有实行，而且以苏方局长为首的俄籍中东路官员“独揽一切，专横妄行，一切用人行政，都对中国方面的权益加以种种无理蹂躏”。而且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苏联国内局势的好转，“苏联政府已不似1919～1920年一样的尊重中国权利，历次举行理事会时，俄国理事不但不允许修改以前不平等的规定，反而想扩大俄方的权利，以致屡次会议，都没有结果”。这种情况延续到1929年初，而且越来越为严重。中东铁路督办兼理事长吕荣寰“忍无可忍”，在向东北政务委员会第12次常会汇报后，于3月初向苏联新派副理事长池尔金提出“解决一切悬案”的要求。在具体交涉中双方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谈判：“①路局长之各种命令、公函及他项文件，非由局长及华副局长会同签字，不能生效。②路局所有支出应得稽查局之同意，否则不得动用款项。③路局未经解决各案，交理事会解决。④路局各科处及沿线各段、各站，由中苏两方面平均分配管领。⑤其他职员之平均分配办法，逐渐实行之。⑥办事中俄文并用。”

这六方面问题早在张作霖时期就已提出过，但始终未能解决。由于苏方在谈判中“总是借故推诿，以致毫无解决希望”。此时，有俄国人(即“白俄”分子)向东北当局报信，说苏驻哈领事馆内即将秘密举行共产宣传大会，于是，5月27日，就发生了警察搜查该领馆事件。事件发生后，苏方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张学良电告张景惠、吕荣寰：对苏方抗议，“可嘱径向中央交涉，被拘俄人在交涉未得相当解决，并经中央许可以前，勿予释放。从这一指示中可看出，张学良在收回中东路权益上的强硬立场。

实际上，要苏方径向南京政府交涉，是张学良决心收回中东路权益的一种策略。6月6日，张学良致电张景惠、吕荣寰：“查收电权，本为急应解决之件，惟俄馆甫经搜查，现均已引起注意，此时刚柔互济，全赖手腕运用是否得宜，即请两公统盘筹划，何者应急，何者应缓，总以我方处置站稳地步。同一天，张再次致电张、吕两人，要求在苏领馆事件发生后，“则我原定办法，自宜同时进行”。两公谋定后，“对外则东路仍本协定精神，要求履行，继续以前经过程序，向俄方催促，若再用延宕方法，则我方须利用此时机以严厉之手段……，将我所要求者一一实现”。张学良在阐述这一方略后，又感慨地说：“哈埠问题复杂，东路协定后，俄方处处悍然行之，我方口舌之争，几成故事，言之痛心”。在如何收回中东路权益问题上，张学良已痛感交涉难达目的，故要借机实施强硬手段。

张学良所说“利用此时机”，是指在使馆内宣传共产，是苏方违反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有关“彼此不为与对方国公共秩序、社会组织相反对之宣传。同时从大势上看，此时收回中东路权益，与国民政府推行的“革命外交”政策相一致。所以，不能认为张学良主动挑起中东路事件，就是“无端挑衅”。

但、张学良对内外局势的错误判断

在1928年底东北实现易帜后，张学良年仅29岁。不到而立之年即成就了大业的张学良，一方面要继承其父的事业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又要展现与其父不同的思想理念，而取信于人。身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的他，已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可谓是少年得志。用张学良自己的话来说，得到这种“飞来的权力”后，“我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施展抱负包括对内对外两方面，对外选择其父尚未完成的事业，收回中东路的权益。应当说，无论从中东路交涉的历史来看，还是从当时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上看，这一方向的选择是正确的。但在收回权益的方式上，选择采用强力的手段，是不恰当的。

在国际社会交往中，为维护正当权益方，并非不能采用强力手段，问题在于这样做能否达到目的。张学良选择强硬立场收回中东路权益并不错，错在他对内外局势的误判。

首先是他相信了部下关于苏联“无力反抗”的研判。张学良的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是最为知情者，他在事后对该事件有过分析，认为该事件是由张景惠挑起的。在张景惠手下办理对俄外交的，有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中东路理事邹尚友、李绍庚等。这几个人都是哈尔滨商业学校毕业的学生，俄语很好，并对帝俄时代的将军“有特殊的崇信”。张国忱有一个白俄顾问，是帝俄时代的将军，名叫托玛舍夫斯基。他向张国忱建议说：“苏联有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对共产党政权极度不

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好有仇恨，倘若有人此刻发难，共产党必倒台。中国若能趁这个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此刻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对此，张国忱自己也承认，他说：“1929年秋，我在哈尔滨教育厅长任内曾建议张学良以武力接收中东路，经沈阳东北政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张国忱还回忆说：“这时张的左右(大部分为新派)一谈到东路问题，都认为除断然强制接收外别无良策。”

在中东路事件时任东北军第4师师长刘翼飞的回忆，也证实了王家桢的分析。“1929年夏秋之间张学良在北戴河避暑时，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教育厅长张国忱等纷纷电张，要求进兵吉黑，强制接收中东铁路，……并且说苏联一定不能抵抗云云。”张学良对刘翼飞说：“张辅帅(张作相)对于这事还犹豫不决，你可偕同张延枢明日去吉林见辅帅，告以根据各方面报告，苏联决不能打仗，以坚其信心。”刘翼飞的回忆，除了证明王家桢的分析外，还进一步证明了张学良是听信各方面报告，认为苏联无力打仗，才决心要实行强力收回中东路权益的。没有听取张作相等人的反对意见，而铸成大错。

其次，张学良相信了蒋介石能在经济和军事上给予帮助。张学良在筹划收回中东路权益时，特别重视与南京政府在政治和外交上保持一致。在南京政府宣布对苏绝交的背景下，有明显反蒋倾向的冯玉祥，在北方与苏联方面暗中联系，而苏联的势力在北满地区又十分活跃，在这种情形下，张学良的任何不慎行为，都极易引起南京方面的猜忌。因此，乘着南京政府推行“革命外交”之时，对苏发难，既可收回中东路权益，又可向蒋介石表明自己与南京政府的一致立场。基于这样推断，张学良认为，此时以强力收回中东路权益会得到中央支持的。

张学良强力收回中东路权益的举动，果然得到了蒋介石高度肯定。当“5·27"事件发生后，蒋有意推动张学良更加激进地对苏举动。于6月4日致电张说，苏联及蒙古与冯玉祥关系已明，“东省与俄蒙毗连，关系极为重要，请注意防范。在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张学良于6月6日下令“照一定方针去做”，所谓的“严厉之手段”，即“解散职工会，封闭苏俄所设商号，其余检查电信，限制居民，驱逐不良分子”等；所谓“务达我方所希望而后已”，也只是强行解除苏方局长职务而已，而并非准备一举强行夺回中东铁路。

比较东北地方和国民政府对苏外交而言，张学良要解决中东路问题，仍以遵守1924年中苏及奉苏协定为前提，只是要收回两协定中中方应得的权益。“而蒋介石和王正廷的态度则并非如此。”王正廷的态度很明确，正好可以把中东路问题与蒙古、新疆等问题一并向苏联交涉解决。蒋介石也明确表示，应乘机坚决收回中东路全权，为此可不惜与苏彻底绝交。为与国民政府在收回中东路权益问题上统一认识，张学良于1929年7月6日专程赴北平，与蒋介石和王正廷会商。张在6日晚抵津后与记者谈话时仍公开强调，“本人对俄意见，以为凡条约以内已允我之权利，应当强硬主张，不能放弃。至此，张学良所说的强硬立场，仍然是限制在维护1924年协定范围内，并非是后来出现的情形。

7月10日，蒋、阎、张与刚抵北平的王正廷、亚洲司司长周龙光、驻苏代办朱绍阳等举行会议，讨论东北及西北外交问题。会上，蒋介石主张“武力接管中东路，防止‘赤化’，甚至与苏断交，在所不惜，一旦中苏开战，中央可出兵10万，拨几百万军费”。蒋介石在7月19日日记中写道：“唯吾人深望能达到(对苏)绝交目的，而复对国内共党方有彻底办法耳。”由于蒋介石的极力推动，张学良终于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于当天下达命令，要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强行收回中东铁路。

事件发生后，苏方强烈抗议，实属必然，也在张、蒋意料之中。所以，蒋介石继续坚持对苏强硬态度，并坚信“俄国绝不轻易用兵，约不至有战事，东北无大顾虑。张学良对南京政府的宽慰，紧张的心情虽得到一些舒解，但仍有他的担心。“苏俄未必遽敢宣战，惟某方处心积虑在坐收渔利，百般煽惑，证据昭然，不幸引起战争牵涉甚大。值此甫告统一，元气未充，但以有避免纷争之术，总以避免为宜。”张学良虽然未能正面驳斥蒋介石的看法，但却从另一角度坚持避免战争的主张。

但最终还是没能避免战争，战争打起来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面临的是，国内逐渐形成的反蒋阵势。在这种局面下，蒋介石没有兑现“出兵10万，拨几百万军费”承诺的能力，也没有兑现承诺的心理准备。这时的张学良既不能要求中央兑现承诺，也不能向世人解释什么，只能满足苏方的要求，恢复中东路原状，从东北地方的角度与苏方达成停火协议。于是便有人批评他是“无端投降”。这一批评虽然不够公允，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是张学良对内外局势的错误判断，才导致强力收回中东路权益及其又恢复原状的结果。

四、几点结论

在中东路事件80周年之际，我们再次回顾和研究这一事件的缘起，固然是由张学良决策所导致，但又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说，张学良收回中东路权益是错误的。

第一，苏方违背《中俄协定》、《奉俄协定》。张学良作为封疆大吏收回应有之权益是正当的。1924年签订的两协定都明确规定：“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国官府办理。”在《奉俄协定》中还规定：两国人民“平均分配之原则任用”。“本铁路之预算、决算，由理事会提交理事会及监事会之联席会议审定。”“本铁路所有纯利，由理事会保存在双方组织之委员会，未将缔约双方分配纯利问题解决以前，不得动用。”两协定签订后，苏方并未履行约定，才使张学良有“口舌之争，几成故事，言之痛心”的感慨。在这一背景下，张学良收回中东路权益的举动，是属正当的维护国家权益的行为。不仅不应遭受责难，而且应得到充分理解和肯定。

第二，在维护两协定范围内收回权益的举施，是属合法的正常交涉。张学良无论是在东北政务委员会上确定收回中东路权益决策，还是向张景惠、吕荣寰授权实行这一决策，都是要收回两协定所赋予中方应得的权益，并非是采用武力全面收回中东路。即使“5·27"事件出动特警，也符合“彼此不为与对方国公共秩序、社会组织相反对之宣传”这一条款的规定。直到7月6日张到达天津后，还在强调“凡条约以内已允我之权利，应当强硬主张，不能放弃”。这说明，在张学良与蒋介石会谈前，所谓的“强硬主张”，也仍然控制在遵守两协定范围内的正常交涉。

第三，张学良遵守两协定范围内的强硬主张，与南京政府“革命外交”的强硬主张，有很大的差别。张学良在收回中东路权益问题上，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推行的“革命外交”是完全一致的。在实行较强硬的立场上，也是相同的。但在实行强硬立场的限度上，却有很大差别。张学良主张限制在避免战争的范围内；而蒋介石则提出“不必担心中苏开战，纵使万一中苏开战，中央也可出手相助”。所谓的中央相助，实际上是把张学良和东北军推上打仗的主导地位。对于这一点，张学良是清楚的。但他一开始实行强硬立场的基础，是建立在苏方无力打仗的判断上的，按照这样思维逻辑推论，他很容易接受“不必担心中苏开战”主张的。于是，不担心开战思想，终于导致中东路事件的发生。

综观中东路交涉的历史，发展到张学良时期，焦点问题是如何贯彻实行两个协定的条款。张学良在国民政府推行“革命外交”的大背景下，收回协定赋予中方的权益，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可行的。但采纳不必担心开战的强硬主张，导致事件发生，不仅未能如愿收回中东路权益，还在外交上陷入被动。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作者：王海晨　胡玉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