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基金主导权管理论文

主权财富基金并未被视为救世主，相反，它们的国家背景使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众矢之的。投资黑石集团与摩根士丹利的账面浮亏仍在加剧，近日有消息称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又在快马加鞭地迈出第三步：与美国私人资本运营公司JCFlowers谈判，准备向其推出的一个规模40亿美元的新基金投资80%。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主权基金主导权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主权基金主导权管理论文 篇1：

我国主权财富基金对外投资前景与对策研究

摘要：主权财富基金是无准备美元本位制下的必然产物，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俄罗斯和我国近些年来扩大了主权财富基金的规模，这种规模效应，引起了西方金融界持续的跟踪关注。在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一国主权财富基金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分析主权财富基金对一国金融市场的作用，对世界金融经济格局的影响，对于提高我国海外投资的安全和效益均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主权财富基金 中投 投资战略 货币冲销

IMF认为，主权财富基金的所有者主要是政府，在政府的组织下成立特殊的资产管理投资运营部门。负责管理资产的境内外运营和海外战略投资，以资金平稳升值和保障资金安全为宗旨。目前，全球约有40个国家设立了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着5万亿美元以上的财富。

1 主权财富基金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

从全球范围来看，比较有特色的主权财富基金成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威特利用其丰富的石头资源换来的大量美元外汇成立了主权财富基金，在1953年成立投资委员会后开始对外投资；英属吉尔伯特群岛利用鸟粪资源的大量收入，在1956年设立了一个储备基金。这两只主权基金的成立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又出现了两次主权基金的成立高潮。其主要特点是资源丰富的国家为了降低对资源出口的依赖，纷纷寻求其他的资产增值方式。2007年，我国设立了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按照IMF的定义准则，主权财富基金的分类可以按照动因与政策目标的不同分为比较常见的五类。

1.1 稳定型基金（Stabilization-oriented Fund） 稳定型主权财富基金其成立的政策目标是在特定时间范围内平滑国家收入的增长，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减少经济波动带来的收入大幅变化。这种政策目的的基金其另一个名称又叫平准基金。该类主权财富基金的典型代表是挪威，挪威的国家外汇盈余就是按照稳定型基金运作的。

1.2 储蓄型基金（Savings-oriented Fund） 这种储蓄型基金设立的政策目标是实现财富在代际间的均衡流动，让不同代际之间的国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为今后国家因资源出口的较少导致收入减少做准备，也是对养老金的提前拨付。该类主权基金的经典案例是挪威政府养老金。像中东地区的石油富国阿联酋还有俄罗斯的一些石油基金，均是比较典型的储蓄基金。

1.3 冲销型基金（Sterilization-orientedFund） 冲销型基金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家储备资金寻找更高的资产回报，以减少通货膨胀对资产的侵蚀。该种基金在全球寻找具有套利空间的金融头寸，加以冲销套利。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分流国家中央银行的过剩流动性外汇，维护外汇市场平稳。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韩国的投资公司和中投公司是该种基金的典型代表。

1.4 战略型主权财富基金（Strategy-oriented Fund） 这类基金最初设立的动因是为支持国家发展战略，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更好地体现国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利益。该类基金其战略定位比较高，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短期的收益，更重要的是进行产业和实体经济的渗透。该类主权财富基金的代表是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其发展战略是：将1/3资金投资发达国家的市场，1/3用于亚洲发展中国家，剩余1/3留在新加坡本土。

1.5 预防型主权财富基金（Preventive Fund） 这类基金设立的初始目的是为了预防国家社会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危机，应对潜在社会经济危机和发展的不确定性。以科威特为例，到20世纪90年代初，科威特的海外投资已超过1000亿美元。科威特投资局管理的这笔巨大财富，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国内石油生产和出口停滞的情况下，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危急关头拯救了科威特。

总体说来由于主权财富基金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长期性的性质，使得其具备长期投资的品质，也能够在较长时间内承受比较低的投资回报。这对于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合理配置和资金的稳定增值都是有利的，也有益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2 中投公司的发展环境与境外投资前景

2.1 主权财富基金的发展环境 主权财富基金因其政治色彩较浓和透明度不高而备受争议，金融界也不乏质疑之声。2008年5月，主权财富基金国际工作组织（IWG）26个成员国制定了“圣地亚哥准则”。欧美国家擔心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包含政治目的，涉嫌操纵商品价格，或者旨在获取保密技术、自然资源，以提高本国企业竞争力。上述案例都是金融保护主义的体现，归根结底是要控制国家金融主导权。

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在西方国家救市及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其不可避免的要发行大量的基础货币，货币的大量发行，势必又会催动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这种泛滥的流动性及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又会诱导主权财富基金在世界范围内的配置。西方国家在吸引我国的投资时往往别有目的提高门槛，加强对我国资金进入的监管。在一些投资领域，对我国的资金严格控制，甚至有超出一般经济风险层面的控制，混淆我国不同基金的性质，在没有正确界定我国的基金性质之前就做出一些不合理的投资壁垒。

2.2 中投公司的对外投资现状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无论是美国的金融救助措施，还是量化宽松政策，都直接关系到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安全性。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出海，不足以根本解决中国当前面对的金融困局，仅仅是中国战略布局的一部分，中投公司的先天不足和复杂的外部环境决定了其发展的曲折性。

3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对外投资的政策建议

当前，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面临着巨额外汇储备的规模不经济、流动性过剩和货币冲销成本上升等难题，涉及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方方面面。中国结构性的、长期性的经常性项目仍然是常态，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既要维护外汇储备增值保值，也兼有分流外汇储备，减少流动性过剩等目标。因此，应采取如下措施，完善我国主权财富基金对外投资策略，维护我国主权财富基金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1 建立储备型主权养老基金，有效分流外汇储备 所谓储备型主权养老基金，是指由政府投资设立、与社保制度相分离、资金主要来自转移支付的公共养老基金。其中，以澳大利亚的“未来基金”和新西兰的“超级年金基金”为代表，目的是為了减缓未来社保基金的赤字压力。

3.2 明确中投定位与注资渠道，与华安投资等开展错位竞争 设立之初，中投公司定位不够清晰，多重目标影响了企业的经营活动。汇金的“准国资委性质”饱受质疑，货币冲销目的使其承受了较高的利息负担。2011年中投国际成立以来，中投国际和中央汇金公司作为中投公司的两个子公司分别独立开展业务，中投公司事实上已成为一家金融控股公司。中投国际对外开展投资业务，虽然可以减轻外国政府的质疑，但是资金来源又成为新的难题。如果采取外汇管理局以外汇注资的方式，其目标定位又与华安投资以及外管局的投资活动相重叠。因此，建议明确中投辅助货币冲销这一职能定位，在盈利性要求方面相对降低。在投资策略与风险容忍度方面，中投、华安投资、以及建议成立的储备型主权养老基金可以有所区别，开展错位竞争，实现优势互补。

3.3 中投公司应调整投资组合，加强内部管理，提升自身竞争力 建议中投公司遴选国家国际知名的投资机构，开展委托投资，根据中长期绩效实施末位淘汰。同时，适当减少在欧美的股权投资，加大对亚非地区在科技、耐用消费品等行业的投资。适度增加固定收益类产品的投资比重，定期调整投资组合，降低汇率风险。在涉外投资活动中，加强与东道国的协商与沟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在符合经济利益的前提下，适度披露相关信息，增强我国主权财富基金的透明度指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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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巴曙松.主权财富基金的新发展与监管运作新框架[EB/OL].中国金融40人论坛网，2010-02-20，http：//www.cf40.org.cn/plus/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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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阚景阳.后危机时代冲销型主权财富基金发展分析[J].西南金融，2011（1）.

[6]谢平，陈超，柳子君.主权财富基金、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金融稳定[J].金融研究，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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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赵晨光.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主权财富基金及政策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2010.

作者：魏书君

主权基金主导权管理论文 篇2：

海外投资：从“狩猎”到“农耕”？

主权财富基金并未被视为救世主，相反，它们的国家背景使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众矢之的。

投资黑石集团与摩根士丹利的账面浮亏仍在加剧，近日有消息称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又在快马加鞭地迈出第三步：与美国私人资本运营公司JC Flowers谈判，准备向其推出的一个规模40亿美元的新基金投资80%。

将巨额资金委托给专业基金公司打理，自己不再负责具体的项目决策，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更有效率的投资方案，还是应该警惕的巨额资本主导权的旁落?

放下长线，等待大鱼

2007年5月，还在筹备中的中投公司以每股29.605美元的价格斥资30亿美元购买了美国著名的私募基金黑石集团近10%的股份。到2008年2月12日，黑石集团股价缩水至每股17.59美元，中投账面亏损一时高达12.18亿美元。

2007年12月，中投再度豪掷50亿美元购买摩根士丹利最多9.9%的股份，每股价格区间在48.07美元到57.684美元之间。而2008年3月7日。摩根士丹利的收盘价为每股39.86美元，这项投资的账面浮亏至少超过8亿美元。

两个大动作没能让中投公司尝到“抄底华尔街”的甜头，但它投资的脚步似乎并未因此放慢。

2008年初春，与JC Flowers的谈判浮出水面。《财经》杂志援引未具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在两家美国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公司TPG与JC.Flowers中，中投因为更优惠的条款而选中了后者的一支新基金。中投的投入占这支新基金的80%，其他投资人占10%，JC.Flowers的合伙人将出资10%。一般情况下，基金管理人的出资只占1%-2%。显然，中投在投资活动的风险控制上已经更加小心谨慎。

关于这个投资传闻，中投公司向《新民周刊》表示：“对外部传言不做任何评价。”但如果传言属实，中投公司有可能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向海外金融机构投入近120亿美元。放下的线很长，但大鱼什么时候上钩，中投仍在等待。

“按工作日计算，我每天一睁眼就要赚3亿人民币!”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曾这样对媒体感慨。前两次投资不见起色，中投的收益压力与舆论压力越发沉重。公司成立时2000亿美元的注册资本金，是由财政部先后8次发行特别国债，向央行购买的外汇储备。这1.55万亿元人民币的特别国债，要由中投来承担每年5%左右的债务成本及汇兑损失。另外，次贷危机在国际市场蔓延，美元大幅贬值，美联储频频降息，使得中投海外投资资产不断缩水，投资前景更显扑朔迷离。

“中投公司需要做得比外汇管理局原有的投资成绩好一些，才能证明它有存在的理由。”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涛对《新民周刊》说。面对重重压力，中投只能硬着头皮“屡亏屡战”，也为自己招来了“投资过于密集”的批评。

JC.Flowers将如何使用这40亿美元，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中投有望迈出全新的一步：不再自己直接购买境外金融机构的股份，而是把资金外包给专业基金管理公司打点投资事宜。

成立于2001年的JC.Flowers是一家私人股权基金公司，对于银行、保险与再保险公司、资产管理、房屋经济等领域的投资与并购有着丰富的经验。“目前的情况下，中投本身的海外市场投资能力不是特别高，人才队伍有待历练，在技术方面也缺乏经验，一开始多依靠专业性的国际投资机构，我觉得利大于弊。”杨涛说。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也认为：“一些机构在创建初期会把比较大的比例通过外包出去投资，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种田”为主，偶尔“打猎”

中投公司成立之初，财政部副部长李勇曾称，中投将用三分之一的资金购买中央汇金公司，三分之一注资中国农业银行和国家开放银行，剩下的三分之一用来投资海外金融市场。事实上，2000亿美元的蛋糕并非均分三份。中投为中央汇金公司注资670亿，为国开行注资200亿，据悉，中国农业银行可能会吸纳200亿到400亿美元的资金，而余下的用于海外投资的730亿到930亿美元，则会拿出三分之一左右、最多300亿美元外包给境外的投行和基金公司。

中投公司已经邀请一批国际基金经理提交申请，并将从中选择巨额资金的委托对象。将高达三成左右的海外投资资金托付给国外金融机构，引起了不少人的忧虑。有评论认为，作为有政府背景并承担战略投资责任的主权财富基金，委托投资从长期看来具有不小的风险：再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未必能满足主权财富基金的战略投资目标；而投资动向过于披露，也会让自己陷入被动局面。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于主权财富基金一直心存忌惮，是否有可能通过向这些投行或基金管理公司施压，进而干预中投的投资决策?

“这种担忧恐怕有些多余。”王庆表示，“美国已经建成了完善的资产管理与投资机制，政府不会干预正常的市场交易。而这些专业的投资管理机构、大的基金，不会透露它们的客户具体的投资目标，这是基本的职业规范。”

王庆认为主权财富基金将部分资金委托给境外经理人管理是很常见的事情。没有数据显示各大主权基金具体的外包金额，但摩根士丹利首席货币经济师任永力曾经向媒体披露，平均算下来，主权财富基金一般会将20%左右的资产委托境外基金公司及投行来管理。一些成熟的主权财富基金，外包资产数额会低于这个比例。如加拿大只有10%左右的资产交付给外部基金。相比之下，中投将投资海外的三成资金交予外人，似乎有些惊心。

“按照总的2000亿美元来计算的话，这个比例其实很低。”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向《新民周刊》表示：“用于境外投资的730亿美元，按1/3计算不到250亿美元，差不多是2000亿美元的12%。”在陈志武看来，中国投资公司更应扮演财务投资者的角色，由更有经验、专长的不同类型的投资管理公司为其经营，比中投“自己操刀”要更有效率。

回顾中投的两次境外投资，对象全部是美国的金融机构。次贷危机固然提供了抄底的良机，让中国资本有了进入华尔街甚至获得发言权的机会，但随着危机的深化，美国金融市场风险加剧，很可能会反噬做着淘金梦的来自新兴市场的资本。

投资JC.Flowers的消息一出，就有人批评中投投资目标太过集中，但陈志武认为，加大对美国金融市场的投资力度，从长远来看，收益大过风险。“美国的金融服务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就是要在大家都喊着救火的时候进来，这时的机会才是最理想的。而与其去购买黑石、摩根士丹利的股票，不如购买JC.Flowers的基金。JC.Flowers的投资对象遍布全世界，这次中投把40亿美元投入到JC的基金，其实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资机会。”

在蹒跚学步的阶段，把更多的资金委托给专业机构，但中投终有长大成人的一天。“随着团队的成熟和管理力量的壮大，自己管理的比例肯定会增加的。”王庆说。而任永力也曾举例，世界上经营最成功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政府养老基金外包的资产比例，从10年前的40%下降到了如今的20%左右。

2008年2月，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在访美时表示，中投将以金融产品组合型投资为主，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进行投资，以实现平衡投资。虽然楼继伟未对“组合型投资”作出解释，但舆论普遍认为，购买JC.Flowers的新基金正是这一投资理念的实践。

或许中投副总经理汪建熙风趣的比喻更能说明中投今后的投资方向：通过资产配置，委托境外管理人管理投资，谓之“种田”；投资单个公司，谓之“打猎”。“我们是以种田为主，打猎偶尔为之。”

爱恨交加，左右为难

中投购买JC.Flowers的基金，显然也是期望通过基金管理公司管理投资，使商业目的和投资流程明朗化，淡化战略目的及其造成的顾虑。

近年来，主权财富基金已经成为让西方国家颇为头疼的一支新兴资本力量。

主权财富基金一般来自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产品的出口盈余，以及巨额外汇储备，也可能来自养老基金和国际援助，这就注定了它主要诞生于新兴市场。截至2008年初，已经有40个国家拥有主权财富基金。据任永力的监测统计，这股资本的总价值已经接近2.9万亿美元。虽然排在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保险公司和官方储备之后，主权财富基金资本价值要远高于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任永力认为，全球主权财富基金总额将在2015年达到12万亿美元，IMF的首席经济学家Simon Johnson则认为到2012年，主权财富基金将价值10万亿美元。

恰逢次级贷危机爆发，全球市场流动性紧缩，美欧金融机构受到重创。去年第二季度以来，主权基金已经向陷入困境的各大金融服务集团注资690亿美元，缓解了华尔街巨擘们的流动性压力，同时也悄悄在华尔街撒播下自己的种子。但主权财富基金并未被视为救世主，相反，它们的国家背景使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众矢之的。西方国家认为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活动或多或少地带有政治方面的利益诉求，担心它们收购本国的战略资源。此外，也有声音指责主权财富基金的透明度不高，会扰乱国际金融市场的交易秩序。对于来自中东、俄罗斯和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西方国家尤其抱有警惕。

“外国政府的投资与私人投资有着内在的不同。”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国际贸易及金融分委会主席Evan Bayh在《华尔街日报》上表达了自己强烈的忧虑，“主权国家在实现利润最大化之外还有别的利益诉求，为了这些利益，他们会动用任何可以动用的资源，包括国家财力。鉴于这一点，国会现在必须建立一套有关此类投资透明度和行为规范的标准，以防外国政府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应有的干涉”。

这样的规范标准正在研究制定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正在制定主权财富基金行为守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在编写投资接受国行为准则。预计初稿将在4月完成。此外，包括美国财政部在内的西方政府机构也在编写此类条款。可以预见，主权财富基金将面临更多的投资壁垒和规束。

中国的官员正四处奔走，为主权财富基金辩解正名。

去年底，财政部长谢旭人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主权财富基金将有助于全球经济发展。汪建熙也曾在接受采访时宣称，西方七国集团提出的“行为守则建议”是“不公平的”，而主权财富基金在国外实现某种战略目的是“非常愚蠢的做法”。

“我们是财务投资者，不是战略投资者。”“我们的投资遵循商业原则，没有政治动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楼继伟、汪建熙等中投负责人都反复向金融界、政界和媒体表明立场。

虽然对JC.Flowers的投资计划还未执行，其政治避险功能已经被普遍看好。

OECD负责金融和企业事务的副主管艾德里安·布兰德尔-维格纳尔(Adrian Blundell-Wignall)表示，主权财富基金应与其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将投资交给外部金融机构打理。

“这是规避政治风险的很好的曲线实现投资目的的方式。”陈志武说，“JC.Flow-ers这样的基金管理公司，本身就会有一些全职的游说职员，会努力解释投资并没有中国政府的背景在后面起决策作用，去疏通政府的关系和媒体的质疑。”

而杨涛建议道：“通过主权财富基金这种大家都比较敏感的、容易造成其他国家担忧的渠道，来完成政治性的战略投资，有可能得不偿失。可以通过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间接完成战略资源的控制或国外市场的占领。”

作者：衣　薇

主权基金主导权管理论文 篇3：

中国与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合作探析?

【内容摘要】 作为国家公共部门投资主体的主权财富基金是国际金融体系中新的市场参与者，它的兴起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相对重要性的上升。中国与中东引领了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快速发展，双方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从制度创新与变迁的视角分析，主权财富基金合作会对资本流动、监管协调、货币体系等广泛的国际制度领域产生影响，并可能推动国际金融制度演进和全球金融治理革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中东主权财富基金通过联合投资、共建主權财富基金国际论坛等行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格局，并推动了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的变革。中国应把握机遇，在防范地缘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双方主权财富基金合作，加强国际资本市场布局，并有效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关键词】 主权财富基金 国际金融合作 一带一路 中东

【作者简介】 杨力，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邮编：200083）；虞琤，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职员（上海 邮编：200135）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804008

主权财富基金的快速兴起，是进入21世纪后国际金融领域出现的新现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相关国家的重大关切。尤其是中国和中东携手成为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领头羊，意味着新兴市场主权国家历史性地登上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大舞台，其合作的意义引人关注，前景为人推崇。当前，中国与中东主权财富基金的合作已取得积极进展，这体现了国际金融合作的演变趋势，也是全球金融秩序变迁的缩影。展望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思考中国的对策，对于认识特定金融领域的国际形势，把握国际机遇，以及在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强化国际金融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与中东引领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快速兴起

在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 下文简称SWFs）于全球兴起及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与中东 发挥了引领作用，展现了发展中国家在特定国际金融领域的实力和影响力。从国际制度的视角看，双方的合作给国际金融领域带来了新气象。这种合作及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全面和深度介入，也有助于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积极演进。

（一）主权财富基金的兴起给国际金融带来新气象

SWFs是不同于以往的公共部门投资主体，其概念创始人安德鲁·罗扎诺夫（Andrew Rozanov）称之为“主权财富管理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视之为新的市场参与者， 其追求投资回报胜于保持流动性，与传统的外汇储备管理方式相比具有更高的风险容忍度。SWFs缘于中东、亚太等地一些国家官方外汇储备的膨胀及其中央银行的变革，是国际金融体系演变中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国家金融创新，由于具有国家财富管理和全球财富再分配功能，为国家之间的博弈赋予了金融权力，对相互依赖而又不平衡的国际金融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SWFs最早出现于中东地区，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快速发展。1990年，全球SWFs规模不超过5 000亿美元，2007年约为2至3万亿美元，而2017年则超过了7万亿美元，已相当于全球GDP总额的约10%；2017年，全球共计80个SWFs的总规模已达7.65万亿美元，其中2000年以来新设的达53个，有25个为2008年及以后设立。 自2013年起，SWFs资产管理总额超越了私募基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和对冲基金，2015年进一步超越了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之和，快速发展成为重要的“非传统投资者” ，英国伦敦金融城将SWFs列为全球八大类资产管理机构之一。2017年，前十大SWFs管理资产金额共占全球总量的76%，每家机构的规模都在1 000亿美元以上级别，其中前三大SWFs规模达到约1万亿美元（表1），与全球顶级的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私人银行实力相当，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SWFs兴起代表着全球财富管理的两大变化趋势，即自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转移，自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展。 相对于各类私人部门投资者，国家政府是更有信誉和更负责任的公共部门投资者，具有谨慎、长期、战略和地缘性等独特投资行为特征，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发达国家以外出现一批有实力的主权投资者，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供给中的比重显著上升，相关国家的国际金融话语权也随之增强。

（二）中国与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共领风骚

2017年，中国和中东SWFs管理的资产规模分别占全球的27%和40%，合计占全球份额高达近七成，在全球前十大同类基金排名中各占四席（表1）。中东是SWFs的发祥地，拥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和鲜明的地缘特征，共有12个国家设立了19个SWFs，总规模超过3万亿美元，已超越该地区对应国家GDP总和。中东SWFs作为石油资源向金融资本的延伸，成为该地区政治经济赖以发展的依托和手段。中国是SWFs的后起之秀，以2007年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为标志，SWFs快速发展，目前共设立了5个SWFs，规模合计超过2万亿美元，按国家排名位列全球第一。服务于对外经济乃至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SWFs作为加强境内外投资和国有金融资本运营管理的手段和载体，将发挥日益积极的重要作用。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中国和中东SWFs为国际金融市场大举注入急需的流动性，成为国际金融领域的重要力量。海湾合作组织（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国家在2007年3月至2008年4月间通过SWFs对西方主要金融机构的投资达到350亿美元；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境外投资约210亿美元，到2009年增至811亿美元。 中国与中东SWFs在全球排行榜上双双领先的现实，昭示着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强强联合的可能，由于事实上共同构成了全球SWFs的寡头垄断，双方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挥关键性影响。这包括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出同一个声音，也包括开辟合作新路径等。

（三）主权财富基金合作的国际制度分析

在国际制度视角下，SWFs合作属于国际金融制度合作的组成部分。新制度经济学强调运用科斯（Ronald H. Coase）的交易成本理论及诺斯（Douglass C. North）的路径依赖理论等新概念和分析方法，针对二战后新的政治经济现实问题进行分析。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宽泛的定义，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并且与社会中其他制度相互作用产生复合影响。从国际金融制度变迁趋势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没有制度”的牙买加体系作用日益弱化，必然需要新的制度替代，而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监管等制度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上升，相关的国际金融合作富有潜力。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牙买加体系的制度缺位，二战后建立的国际金融制度运转陷入困顿且改革滞后。世界范围内出现经济失衡，发达国家国际收支赤字与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交相扩大，国际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冲击着世界经济金融稳定和全球化发展。战后的国际金融体系演变和当前的危机不仅是管理或调控问题，而且是体系性问题，既是制度性危机也是一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危机。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承担了国际金融体系制度缺陷带来的交易成本，背上了巨额外汇储备包袱，面临着“资源诅咒”“奇迹破灭”等问题。SWFs是由国家开展的金融创新活动，由于加强了外汇储备管理和金融资源配置，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所以带来了制度收益。

SWFs快速兴起标志着主权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作为的扩大，为新兴经济体更好地参与全球化开辟了有益路径。二战后美国一手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自上而下主导国际金融制度更替；与之相比，发展中国家SWFs推动的国际金融合作，其影响是自下而上的。正如诺斯指出，制度包括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约束，不断寻求更低的交易成本是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 主权国家通过SWFs展开合作，并由金融市场合作逐步向金融治理合作发展，有利于在资本流动、监管协调、货币体系等广泛的国际制度因素之间形成影响路径，从而推动国际金融制度变迁和全球金融治理革新。
二、双方主权财富基金合作的实践和作用

目前，中国与中东SWFs已在多个领域开展合作，并在探索推动建立有利于双方的相关金融制度体系。

（一）开创联合投资模式，促成国际资本双向流动格局

SWFs在早期采取被动间接的方式开展全球投资，这主要是为了保持商业化形象并规避信息披露，以免遭到投资接受国和目标企业抵制。虽然短期内能基于财富效应获得利益分配收益，但是长期看并未发挥金融资本对于实体经济的关键性影响作用，在金融全球化中有舍本逐末之嫌。由于SWFs具有长期投资优势，是主动直接对接实体经济十分理想的资金来源主体，所以除了能带来财务回报之外，还能配合国家战略。但是，单个SWFs主动直接投资存在局限性，一方面，资金占用期限長且金额大，面临风险难以分散的问题；另一方面，获取目标资产或企业的控制权可能引起抵制等。联合投资模式的机理是分享投资额度，因为单一投资者投资于更多的项目可以产生分散风险的效果，而降低在每一个项目中的投资比例则能避免争议。这为SWFs合作参与国际资本流动并从中获益创造了条件。

2012年，中国与中东SWFs史无前例地在西方的地标性项目中联合投资，成为SWFs全球投资从被动转向主动、从间接走向直接的标志性转折。这一年，卡塔尔投资局与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入116亿美元，共同投资英国的矿业巨头斯特拉塔（Xstrata）与美国嘉能可（Glencore）的并购案，以及法国能源公司道达尔（Total）的收购案，占当年能源板块SWFs投资的73%。其中，斯特拉塔并购案还联合了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最终打造了交易资本金额高达700亿美元的大宗商品行业的全球龙头项目。此外，中国与中东SWFs组团在英国开展房地产投资，阿布扎比投资局、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科威特投资局共投入12亿美元购入伦敦金融城核心地段楼宇，阿布扎比投资局与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21亿美元买入伦敦希思罗机场运营公司（FGP Topco Ltd.）股份，分别持股20%和10%，加上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持股共计达42%。当年全球SWFs前十大投资项目中，中国与中东SWFs共同参与其中四宗并领衔前两大宗，占全部联合投资金额的约六成。SWFs还进一步与投资能力强的私人机构投资者开展互补合作，即“主权私营合作”（Sovereign Private Partnerships， SPP）。2016年，全球SWFs参与的直接投资中，真正自有资本仅占3.5%，其他均来源于私人部门。

中国与中东SWFs开展联合投资，并从公共部门延伸至私人部门，推动形成国际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市场之间双向流动的新格局，对于金融市场合作是重大突破。一是叠加提供主权信用，增强双方国际金融实力。从2008到2016年，双方SWFs直接投资中的联合投资比例已从24%上升至53%，有力提升了合作双方的国际金融市场地位。二是联袂发挥SWFs独特金融功能，掌握国际分工主动权。SWFs联合投资可以较好地分散风险和发挥杠杆作用，多渠道和逆周期供给长期资本，深度参与资本在地域之间的流动和分配，使双方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能级转换中占据有利地位。三是实质性重构国际资本流动渠道，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依附地位。通过引领全球SWFs构筑国际投资平台，广泛吸引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跟随投资，SWFs合作实际上打通了双方在全球的投融资渠道，减少了对于发达国家的金融依赖，改变了美元霸权下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的资本供给和配置环境。

（二）共建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论坛，催生国际金融监管双向对话机制

2008年4月，由IMF主导建立了包括25个国家SWFs成员的主权财富基金国际工作组（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IWG）；2008年10月，IWG出炉《圣地亚哥原则》（Santiago Principles），公布了促进SWFs投资决策的操作独立性、透明度和问责制的24项原则；2009年4月，IWG发表《科威特宣言》（Kuwait Declaration）宣告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论坛（International Forum of Sovereign Wealth Funds， IFSWF）成立。 从IWG到IFSWF的最大转变在于，后者是一个自愿性组织，董事会为最高领导机构，董事均在各个SWFs中推选，IMF只是官方观察机构，这为相关发展中国家留下了较大的金融自主空间。

中国与中东SWFs共担与自身市场地位相称的国家政治责任，在现行IMF主导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和规则下通过协商对话，将IFSWF联合打造成为一个新型全球金融治理平台，从而掌握了监管规则的诠释与执行主动权。中国与中东SWFs是IFSWF建设的奠基人和主力军，接力完成了圣地亚哥原则执行调查报告、从华盛顿搬往伦敦、发布三年战略规划等初创期大事，并在监管规则制定上取得重要突破。一是主动诠释圣地亚哥准则。2011年，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任轮值主席时，IFSWF发表的《北京公报》（Beijing Communiqué）称，SWFs投资活动都是出于商业考虑，应予以正常看待，赋予外界对于SWFs商业化目标和透明度的信心。2014年，科威特投资局任轮值主席时，重申圣地亚哥原则，强调SWFs践行基于风险调整的收益最大化原则和基于经济金融立场的投资准则。双方携手，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圣地亚哥原则得到高度遵循的正确认识，这是SWFs资金高效安全运用的有力保证。二是推崇容忍差异性的观念。在《北京公报》发布的圣地亚哥原则执行情况调查报告中，强调不同SWFs存在差异性，指出要求所有会员刻板执行原则或彻底披露信息，既不可能也不合理。科威特投资局任轮值主席时则予以呼应，指出圣地亚哥原则的初衷是为了增进对于SWFs及其行为的理解，由于每一个成员的目标都是个性化的，所以执行准则的方式也不尽相同的状况具有合理性。2014年IFSWF又进一步签署《多哈共识》（Doha Agreement），形成建立在共识之上的差异化执行机制。三是加强技术沟通以消除隔阂。SWFs主要源于发展中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形势变幻和提升全球投资能力是自身的迫切需求，对此，论坛确立同业技术协作议题，通过技术交流促进了包括东西方国家在内的全球SWFs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协作。

中国和中东SWFs在IFSWF中活跃的身影引人注目，显示出不同于以往的国际金融监管新气象。一是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金融监管的新路径。中国与中东并非二战后一些国际规则的制定方，不仅缺乏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条件，更易遭遇文明隔阂和冲突。双方以IFSWF为舞台，另辟蹊径，同步迈出了参与国际金融监管的关键步伐。二是催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金融监管双向对话机制。中国和中东SWFs在金融市场上的合作取得发展，在监管中的话语权也因合作而得到提升，改变了发达国家单边主导的局面。论坛具有代表性和包容性，能够承认差异、谋求理解、携手互助，展现了更高水平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图景。三是一定意义上成为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创新的典范。中国与中东SWFs通过IFSWF论坛的共建，从被监管对象转变为监管主体，对于全球金融秩序變革具有积极意义。

（三）协同投资于外汇资产，双方合作有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从某种意义上说，SWFs是国际金融体系缺陷的产物，始终无法摆脱美元霸权的制衡。一方面，中国与中东SWFs的资金运用直接对应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美国国际收支失衡是世界各国获取美元的前提，长期以来主要是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对应中国与中东等国家的盈余，后者表现为巨额官方外汇储备。2006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达到8 000亿美元历史高点，而中国与中东的盈余分别达到2 300亿美元和2 700亿美元；2013年美国赤字减至3 500亿美元的历史低点，而中国与中东盈余仍分别达1 500亿美元和3 300亿美元。 这意味着长期以来美国向世界供给美元中的大部分流向中国和中东，从特定角度说，这是SWFs赖以存在的基础，虽然这些国家一直承受美元周期性贬值威胁，但却难以轻易抛弃美元资产，以免进一步触发美元贬值带来资产贬值和财富缩水。另一方面，SWFs使中国与中东从对美债权人转变为全球投资人。SWFs改变了发展中国家官方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美国国债的单一出路，在资产类别、地域对象和货币种类上拥有了选择权，从而改变了相当一部分美元资产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供给方式和路径。虽然中国与中东SWFs主要投资美元外汇资产，但随着其成为全球重要资本来源，将介入美国主导的金融自由化进程，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反客为主之势。

中国与中东SWFs的合作对于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秩序甚或国际金融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是重要的协同力量。一是支持美元信用。国际社会对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可持续性普遍忧虑，实际上是担心美元信用可能的崩溃或将引发国际货币体系动荡和导致世界经济无序调整。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攀升同步，发展中国家出现了通过SWFs向发达国家提供资本的重要趋势。其中中国与中东是SWFs重要来源，其融资共同流向发达国家乃至美国市场，通过资本项目调整，这样的流动有助于缓和失衡状态。二是稳定汇率。对于中国与中东SWFs而言，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既不利于全球投资，也不利于财富传承，因此奉行多样化和高度分散的投资策略，力求不冲击资产价格特别是不冲击美元，以利于汇市稳定。三是调节国际收支。在当今世界经济中，人们不可能完全通过美元单边贬值来实现再平衡。SWFs通过全球高储蓄和高投资互动，能够双向调节各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账户。中国与中东SWFs合作，一方面，通过投资减少对赤字国家主权债券的购买，一定意义上有利于诱导失衡国家采取实际行动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另一方面，通过增强全球投资战略性，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引导国际经济可持续和平衡发展。也就是说，双方通过协同加强主权金融博弈，可以占据国际产业分工和财富分配的有利地位。四是可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侵袭。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爆发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又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其显著变化是，危机中心自发展中国家转移至发达国家，IMF作为曾经的救助主体未能发挥充分和有效的救助作用，中国与中东SWFs反而成为西方企业的重要求助对象。

SWFs是由主权国家开展金融制度创新和全球运作外汇资产的特殊实体，中国与中东SWFs的上述合作进展和态势，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金融市场格局，推动了国际金融监管变革，对于当今的国际金融体系产生了稳定作用，成为推动国际金融制度变革的一股新力量。

三、双方进一步合作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发展中国家SWFs合作有望成为国际金融制度和全球金融治理革新的新动力与新路径。中国与中东SWFs作为其中的主要力量，当前具有共同的利益取向和战略对接的需求。与此同时，在双方开展合作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遭遇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特定地缘风险的挑战。中国应审时度势，加强应对。

（一）机遇

当前，中国与中东SWFs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为双方开展合作带来历史机遇。一是延续合作态势可以创造更大共同利益。在国际政治格局转折和全球经济秩序变革的机遇期，中国与中东SWFs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中坚力量，面对全球治理缺陷暴露、西方国家转嫁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等历史命题，具有共同诉求和改革的动力。中国与中东SWFs均管理着巨额官方外汇储备资产，皆拥有全球范围配置资本、发起金融监管对话和提供国际信用的能力。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系统重要性的主权金融力量，双方在国际金融领域拥有相当规模的实力，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联手推动战略性投资，在全球金融治理中通过IFSWF论坛开展监管规则游说，并协同稳定国际金融体系，有助于改善全球发展环境。二是双方金融合作可以推动各自发展战略对接。当前，以新兴经济体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及影响力上扬，中东出现外交“向东看”的态势，而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随着国际资本流动从私人部门交易逐步向政府支持合作演变，双方SWFs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推动中东海湾国家的经济多元化与中国的优质产能合作相结合。中国SWFs在亚投行、丝路基金中发挥了引领作用，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15%份额参股丝路基金，先后设立了比中、中墨、中俄基金，并牵头推动中欧合作基金和中法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同基金的发展，而中东SWFs更是其国家金融资产的核心和区域金融发展的纽带。双方的进一步合作有助于形成国际投资的新平台。三是针对中东需求可以营造双边关系新格局。中东SWFs与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禀赋相辅相成，构成该地区的独特金融風貌。由于以丰沛的自然资源作为后盾，中东地区在合作中具有雄厚实力，而作为摆脱石油依赖和实现国家发展愿景的金融载体，中东SWFs参与合作的意愿强烈，为双方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进而也是中国与中东发展双边关系的有利依托。

（二）挑战

中国与中东SWFs的国际金融合作才刚刚起步，仍面临诸多内外挑战。一是合作态势未稳。目前中国与中东SWFs之间虽然广泛开展联合投资，但尚未设立多双边或平台基金，双方资本合作仍是松散和非正式的。IFSWF论坛作为自愿组织，约束力和执行力有待提升。在国际产能合作方面，中国SWFs在全球绝大多数区域都对优质能源资源开展了投资，而对于资源丰沛的中东地区却尚未涉及。在国际制度意义上，双方金融合作尚未形成足够的影响力。二是中东地缘风险。中东政治版图“碎片化”，SWFs资源在各国之间分散布局，难以成为独立的一极。大多数国家治理薄弱、发展乏力，经济结构脆弱，出现从“资源诅咒”再度陷入“金融诅咒”的苗头，低油价时代的来临更使其雪上加霜。一旦因地缘风险而使中东SWFs发展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将给双方合作带来不确定性。三是金融保护主义。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新政为标志，逆全球化浪潮显现，跨国资本流动锐减成为突出现象。从1989年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国际资本流动占GDP比重从39%上升至59%，2008年以后这一百分比则骤降至个位数。 中国与中东SWFs联合推动的国际资本流动，可能会被一些国家或势力误读为具有政治目的而遭遇种种排斥。四是美元霸权威胁。美元霸权是一种顽固的历史制度优势，虽然历经金融危机重创，但尚无法轻易改变。2017年世界官方外汇储备构成中，美元、欧元和日元分别占64.5%、20.4%和3.57%，发展中国家美元储备占其储备总量的比重更是高达67.79%。 2016年美国投资净流入达8.32万亿美元，比2008年的4万亿美元又翻了一番。 中国与中东SWFs作为主要的美元资产投资方，始终都会受到美元汇率周期性波动和美元危机系统性风险的威胁。五是文明冲突影响。中国与中东SWFs合作，也带动了私人资本的运用，提升了自身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引发了西方国家不必要的忧虑。这种东西方之间或南北之间的利益之争和文明冲突不会立即消失，其政治争议也不会完全消除。

（三）对策

中国应从国际金融制度变迁与全球治理革新的视角，把握机遇和应对挑战，进一步推动双方SWFs的合作，以为自身发展争取更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第一，相互借力，面向资本市场加强全球战略布局。中东SWFs全球投资历史悠久、网络密布、实践丰富，在东西方市场上具有深厚的根基和显赫的地位，是成熟的国际金融合作伙伴。中国应汲取其投资专业、网络和资本方面的经验优势，发挥自身市场潜力并丰富项目优势，在区域布局和投资能力等方面持续取得突破。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发挥双方SWFs主权信用对于资金融通的支撑作用，携手推动沿线国家SWFs等主权投资者广泛参与，共同做大“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的市场蛋糕，并促成政府与市场资本通力合作，培育和强化发展中国家整体的金融主导权。

第二，共同发声，立足IFSWF论坛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国际金融领域的合作与竞争，上升至政治层面，就是规则的合作与竞争。中国与中东SWFs所开展的工作在IFSWF论坛创设阶段已取得积极成效，应抓住有利形势，继续强化双方在论坛的领导地位，在透明度等关键问题上实现技术突破，探索搭建论坛内多边对话平台，深化监管对话机制建设。为增强IFSWF曝光率和活跃度，双方应积极参与现行各类国际金融组织和机构的监督活动，争取最大支持，强化对于SWFs合法地位和相应权利的国际保障。同时，双方还应推动IFSWF论坛广泛参与G20等新兴全球治理框架下的相关组织和议程，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来自SWFs的金融资源支撑。

第三，协调投资，制衡美元霸权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利益。美元霸权对于各国财富传承和金融安全，始终是外部干扰和长期威胁。中国与中东SWFs应基于互信互利的立场，在受制于美元霸权的不利形势中，探索双方协调投资机制，维护双方海外资产利益，并加强协同，增强汇率博弈实力，稳步向多币种投资过渡，这当然也包括在人民币国际化和海湾六国统一货币计划中加强合作等手段的运用。从体系变革的角度出发，双方应牵头推动全球SWFs建立更深层次的合作关系和机制，更好协调应对全球经济失衡、贫富分化、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谋求共同利益和积极解决相关冲突。

第四，动态关注，在加强SWFs合作的同时，防范中东地缘风险。中东国家对于SWFs全球金融资产极其重视，中东SWFs事关地区相关国家的重要经济利益，在内政外交中处于重要地位。这也是在与中东开展金融合作中必须考虑的一个关键点。无论是作为投资国、投资接受国还是联合投资方，都需要认识到这一因素并加以积极应对和处理。与此同时，在中国与中东SWFs的合作中，尤其需要关注中东的地缘政治经济风险，在联合投资决策中加强中东主权信用风险评估、投资接受国政治态度评估以及投资项目后续进展中的政治经济风险持续跟踪管理，防止在国际金融合作中因中东局势动荡而输入金融风险。

[收稿日期：2018-04-23]

[修回日期：2018-06-07]

[责任编辑：杨 立]

作者：杨力 虞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