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权全球化趋向探索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跟随时代的步伐不断发生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国领导集体提出的国家安全观紧紧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为国家安全建设指明方向。回顾历任领导集体在不同时代做出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安全观，对今天总体安全观的丰富和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国家主权全球化趋向探索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家主权全球化趋向探索论文 篇1：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全球社会发展问题

摘 要：当今全球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是全球社会发展的客观力量和人类自身主体力量的矛盾。任何把全球社会发展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关系割裂开来的理论观点，都最终无法把握到全球社会发展问题的全景和实质。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围绕阶级和现实利益的冲突来谈全球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生产与消费、公平与效率、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等具体问题，才能展现唯物史观的时代性和全球化的历史性的双重镜像。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全球化；社会发展问题

一、全球社会发展的矛盾分析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它衍生出的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在其对立面双方的共生和冲突中达到对自身的促进，也实现了对社会的推动。全球化把社会整体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和更为复杂的联系中，社会发展的矛盾也从过去的单一民族国家内部的对立统一变成了跨越国际甚至是洲际的对立统一。对全球社会发展中的矛盾进行分析虽说是千头万绪，但究其实质，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即所谓表层和深层。

所谓表层的全球社会发展矛盾是指全球发展与民族国家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冷战结束后跨国资本建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和世界系统即全球化，带来了一个了巨大的悖论：一面是世界日益一体化的趋向，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甚至生活方式和趣味流行全球；另一面是世界多极多元和分裂分离的趋向，一改过去一种力量一统天下的格局。从一体化的趋向上来讲，许多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跨越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经济与政治上的联系得到加强，一张复杂的跨国组织与规则的网络把它们连接成一个真正的国际共同体。人们已有的实践甚至信仰正在从他们过去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多种多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被综合进全球性的世界新形象和国际新关系的塑造中。从多极化的趋向上来讲，全球化实现了最大范围的交往流通和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移民、难民还有外籍工人共同改变着当代民族认同的特征。加之以市场的全球化，也必将把多元多极、兼容并包的精神带到所有受市场化冲击的领域。

全球化的变革不仅带来了巨大的分裂，也实现了重新的整合。跨国公司、大国集团和覆盖全球的大众传播系统成为全球社会发展的首要力量，它们不仅创造出跨国联系的资本基础，还试图把不同于市场万能神话的观念、理论统统解构，以此来催生一种全球化意识形态和大众消费主义文化。而“这些实践、思想和创意虽不嵌入任何背景，但它们像货币一样在世界消费文化市场上可以交换”[1]（p.17）。市场力在赢得其国际性质之后，地方政府往往对它就鞭长莫及、无可奈何了。在一个被大众电子通讯连接起来的、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在其中奔走穿行的世界里，国家的权力与合法性受到了威胁。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压力下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过了时的政治组织形式，一些人宣告民族国家的时代结束了。但是事实上，大量的跨国公司既无法控制，更无法超越民族国家。这就是全球社会发展和民族国家发展之间的矛盾，它是趋势与逆流间的冲突，也是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对峙。当我们深入思考世界性的联盟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产生出至高无上的文化认同来与民族国家的认同相竞争甚至替代它们时，我们发现它只是某些国家主导的虚假整体意义框架，并不是全球的利益和追求。而如何在全球化的迷局中找到清醒而积极的民族观点和立场是我们面临的任务。现代化和西化不是不可分割的，现代化也有多样的、不同的选择。“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民族性绝不是指保守，而是指创造性；世界性则指现代性和进步性，是对旧世界的批判性。

拨开沸沸扬扬的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的争执，潜藏在背后更深刻的矛盾即全球化发展的客观力量与人类自身发展的主观力量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就显露出来。全球化从最初的主观努力变成了最终的客观力量，不仅实现了人类自我力量的确证，也带来了人类始料不及的新生活的内容——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挑战全球化的矛盾。鲍曼通过区分“世界化”与“全球化”来探讨全球化过程中的客观力量和主观力量之间的矛盾。“世界化”传达了人类建立一种普遍的、世界性的、真正全球规模上的秩序的意图和决心，表示了要把对世界的改造和改善推向全球、推向全物种的坚强意志。“全球化”则是一种“效应”，不是我们“所希望从事的东西”，而是“发生在我们大家身上的东西”，是一种“来源不明之力”，超越了任何人的计划和行动能力所及。就如福山所说：“我们不可能打碎技术套在人类文明头上的枷锁，也不可能摧毁科学复制自己的能力。”[2]（p.99）正因为认识到技术也许是使地球变得再次适于人类居住的唯一途径，所以人类在每次灾难之后对现代自然科学的依赖性反而更大了。但是人毕竟是有理性的，他通过对自身消极本能的反抗来使自己变成一个自由的人、真正的人。人在历史上创造的新的需要具有无限的弹性，而且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满足，因为在满足每一个需要的同时就创造了一个新的需要。卢梭认为真正人的需要其实很少，其余的都来自人的虚荣心，这为人类今天的技术性生活的困境点破天机。但是，卢梭由此主张人必须从现代科技的要求和创新的无限循环中解放出来，恢复自然状态的人的完整本性，却不是智慧之路。

二、全球社会发展的极端论断 全球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就是全球社会发展的客观力量和人类自身主体力量间的矛盾。任何把全球社会发展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关系割裂开来的理论观点，都会使我们陷入极端，最终无法把握到全球社会发展问题的实质。如果我们过分夸大世界范围内客观性的全球化力量，就容易使其神秘化，从而陷入宿命论中，丧失人类自身批判和反思的能力，在全球化面前只能听天由命、无所作为。如果我们过分迷信人类自身的主体性力量，进而再把这种力量落实为某一具体民族国家的力量，那么我们在面临全球化运动所带来的大量负面效果时，就会把这种运动妖魔化，并在这种妖魔化观点的支持下盲目地反对全球化运动，走向另一极端从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由此可见，我们只有立足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视域，全面分析全球社会发展的各种现象，才能在全球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和具体性中，揭示出当代全球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用宿命的眼光去看待全球社会发展即把这种发展的力量客观化到了极致，甚至达到了对它的漠然置之和无动于衷。这种认可来自于人类对科学精神的接受和对技术成果的尊重，科学和技术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而且塑造了我们对生活的理解。现代科学观形成于启蒙运动，是培根、笛卡尔、牛顿式的世界观，它确信科学的力量是无时无处不在的。这种世界观从逻辑上容忍了单数形式的文明，而资本主义又用它的实践成果证明了这种力量，最终使人相信，只有那些有科学精神的人才是文明的和不断文明的。而西方作为科学的发源地就提供了一种发展的成功模式，以至于“最糟糕的西方文化的潮流仿佛就像巨大的草莓味泡沫牛奶一样蔓延到全世界。它在这个星球上流淌，甜甜的、粘粘的、均质的，……地球上的每个峡谷、每条裂缝都染上了它的颜色”[3]（p.261），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直达人的精神和行为、宗教和政治以及全世界各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不仅是启蒙为始的科学精神的胜利，还证明了现代技术的力量，比如网络、电影、音乐以及旅游，等等。网络是推动全球多元化的强大力量，它凭借自己无法控制的优点而创造了一种个性化的文化自由，由此打造了一个“任何单个国家都无法茁壮成长的欣欣向荣的领域”。世界各地各专业领域被它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人们在这种最大限度的行走和超越中验证了全球社会发展的现实力量。同样，旅游业的发展也让人们感到世界变得更小，文化上的联系更加密切了，世界变成了我们的囊中之物。这不仅是地域上的自然空间感觉，更是心理上的文化空间感觉。当可口可乐已经被推销到世界最偏僻的地方的时候，人们开始相信使整个星球美国化的“全球阴谋”真的存在，而且它常常会受到热情的欢迎，毕竟文化碰撞有吸引人的地方，全球化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抓住拥有富裕的生活方式的机会。由此看来，在全球社会发展宿命论者眼里，无论我们愿意与否，全球化已经是新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所以应该接受这个现实。

当全球化在宿命论中已经被接受为一种不可回避的客观使命的同时，这个概念在多数知识分子那里也变得越来越消极。“我们站在了一个时代的边缘，这个时代不是自由市场的鼓吹者们憧憬的富足时代，而是悲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无政府的市场力量和正在萎缩的自然资源把主权国家拉入前所未有的危险竞争之中。……新技术在全世界的传播并没有起到促进人类文明的作用，而是导致了市场力量从社会和政治控制中解放了出来。我们把自由给予了世界市场，这无疑将把全球化时代作为另一部奴役的历史载入我们的记忆中。”[4]（p.247）全球化俨然已是一个妖魔，正在将人类带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地狱，由此引发了一种对于全球未来的深刻的悲观情绪和抵抗运动。他们认为与全球化所带来的灾难相比，它所实现的进步简直就是相形见绌。首先，在经济上，全球化并没有实现所有人的富足，庞大的劳动大军在全球化的世界上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大多数财富流向了少数人，所以全球化不过意味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掠夺和剥削，而把这种情景扩大为国家单位，那些缺乏竞争力的国家和地区将会逐步地边缘化，更边缘化。其次，在政治上，民族国家的衰退、民族自治状态的削弱和民族特点的丧失，都是由做法相同的跨国公司和其他全球活动的行为主体所造成的。当然，全球化让世界富裕了，但是富裕不代表一切，更何况物质上的富有与精神上的退化在今天几乎是同步的。所以，最后，在文化上，技术导致了更大程度的趋同化，理性化的世界将带来价值和信仰世界的丧失，整个星球正在向一种衡量是非的标准、一种管理风格、一种商业模式、一种经济理论做着努力。所以“全球化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的同化，是世界的麦当劳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多样的文化表现形式被消灭，并为一种单一的、商业化的、个人化的资本主义竞争文化所取代”[5]（p.116）。总之，妖魔化的全球化丧失了对人最基本要求的关怀，伤害着那些没有竞争力、脆弱的、被排斥的、边缘化的群体，全球化应该具有人性的特征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的共同呼声，反全球化日渐成为另一种全球化。“抗议者所反对的资本主义根本就不是曾经带有强烈冷战意识形态色彩的资本主义，而完全是经济学意义上和政治学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6]（p.176）

全球化抗议者们就是要打破由高科技和资讯革命带来经济持续繁荣的虚幻景象，提示世界经济一体化背后的南北矛盾和贫富差距扩大给人们带来的重大心理冲击以及它所隐藏的社会动荡因素。他们认为，全球化不过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说辞”，是发达国家的“伪善”，是工业国家一手策划的不尊重人的“赌博资本主义”，它导致国家间、地区间、人与人间的不平等和不公正进一步加剧，为贫穷国家送上的是潘多拉的盒子。总之，全球化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实质上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本身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危害了世界的公平和正义。所以，发展中国家许多反全球化的行动都是为了弱势文化和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生存与延续而斗争，并且得到了世界的普遍重视。事实上，强烈抵制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恰恰是来自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力量，人们抗议全球化所造成的大量失业、贫富悬殊加大和生态遭到破坏，要求重新引入一种真正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模式。在全球化的抗议者眼里，冷战后由资本主义建立起来的全球化体系实际上是“一幅令劳动者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综上所述，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化为其提供了巨大的机遇、潜力与可能，同时也产生了人类必须面对的新挑战与新威胁。“全球化对许多人已经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的伤害，……人们日益焦虑的是文化完整性和国家主权可能处于危险之中。甚至在最强大的国家，人们不知道谁是主宰，为自己的工作而担忧，并担心他们的呼声会被全球化的声浪淹没。”[6]（p.193）所以，反全球化运动应全球化而生，有其逻辑的合理性；新的世界正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冲突与互动中向我们走来。

三、全球社会发展的现实反思 无论我们把全球社会发展的力量极度地客观化还是极度地主观化，也无论我们抱持着乐观的还是悲观的态度，全球化都仅仅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构性过程，它有其历史性和具体性的特征，认识到这一点，人们眼中的妖魔化和宿命化的全球化景观自然也就得到了匡正。

首先，全球化发展是个历史性的过程。伴随人类成长的必然有文明的、种族的和社会的自我意识加强，但随着某些威胁全球的危机的到来，使人类面临着一种共命运的前景，人类需要确立共同的价值立场，以一种超越政治、宗教、集团、民族和国家的立场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全球化首先是也主要是一种市场力量推动的经济过程和对这个过程的自我意识，而不是一种公共政府政策。其次，全球化发展是具体的事件。全球社会不是作为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合约，而是作为由跨越国界的种种联系产生出来的事物而存在。无论它是已然实现还是将会实现，无论它是资本主义一定规则的全球化还是对这种规则扩张的抵抗，无论它是进步的力量还是追求进步中的一种异化，我们都说，它发生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全球化运动不仅促成了覆盖全球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全球性的一些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和它所产生的影响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对于这些现象的解释自然也应该是全球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它所依据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是我们研究全球化问题有力的理论工具。全球化就是商品和资本突破国界从而把危机和灾难带给全世界，全球问题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全球性表现而已。这种表现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下面我们仅就生产与消费、公平与效率、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几个问题来谈谈。

人类发展的最终基础是现实的生产方式，这是人类所有社会历史问题研究的基本出发点。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其中的生产力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关系则是人与人以生产为基础的关系的理论表达。在生产关系的动态结构中，产品生产的直接的目的是产品的消费，社会作为生产和消费的载体，同时也包容着它们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全球化时代已扩大为跨越国家界限的所谓“生产社会”和“消费社会”之间的矛盾，这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简而言之，生产社会的生存就是生产，消费社会的生存和消费同一。消费社会要培育的是“遗忘”，“满足”应该在完成消费之后立即结束。因此“任何东西都不值得消费者长期固守，任何承诺都不值得我们死抱一生，任何需要都不应被视为得到完全满足，任何欲望都不应被看作是最终的欲望”[7]（p.78）。市场引诱消费者，而且消费者心甘情愿被引诱，全球时代的世界市场更是剥夺了消费者对诱惑熟视无睹的自由。如果说生产社会的消费是为了补偿已经结束的生产和刺激即将开始的生产，那么消费社会的消费则用获得商品的办法去平衡令人厌烦的、非创造性的生产活动，因此是异化消费。异化消费把消费作为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甚至当作人生的唯一乐趣，以此来实现对异化劳动不恰当补偿；它不但没有在消费中实现其生产中所缺欠的创造性，反而使人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消费社会具有比生产社会更大的力量，把所有的人搅拌进一种共同的行动中来，包括那些在消费社会中不占优势的群体。因为对于那些物质生活十分贫乏的人们来说，即使现代消费文化向他们展示的成果仅仅是一些生活日用品，也已经足够地刺激和吸引他们了。对消费的崇尚使得人们自愿放弃精神和道德方面的“生产”，变成为消费社会消费者的“精神同谋”，矛盾在它产生的方式中获得了解决。

如果说生产社会和消费社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活动展现的是生产关系的动态结构中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关系，那么公正和效率问题则触及了这个动态结构中生产和分配的矛盾运动。公正与效率说到底就是我们对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和它所造成的对他人的影响之间的张力，这种影响既包括弱者也包括后人。为了效率的最大可能，人们往往愿意铤而走险，“许多个人可以冒着丧失自行车的危险以便有机会得到汽车，即使后果可能是他们被迫步行”[8]（p.333）。在今天，无保障和不确定性注解着我们的生活，对未来日益增强的无常感使得投资者只谋求直接利润的获得，而不愿等待未来去兑现它的承诺。所以在当前与未来之间的平衡问题上，当代人更倾向于思考当下，对于为了保证给后代以更高的资本利率而必须在消费上做出放弃很少考虑。所以索洛遗憾地说：“我们实际上是在我们祖先的贫困基础上发迹的。他们要是知道他们是多么贫困而我们又是多么富有，那么他们就满有理由少节约多浪费。”

世界历史跨越过去和未来，全球化涵括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当生产变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活动，它所产生的后果也就有了流动的特性。全球资本主义收买那些在这个活动中不具备优势者，倾销它们的产品同时转移它们的副产品——资源匮乏和环境破坏。人们对效率的追求带来两项巨大的社会代价，即人的劳动的异化和环境的普遍恶化。把人当作生产范围内的物件，谋求人的才能在工作中的最大限度地发挥，结果使人的劳动产生异化从而淹没了人性的温暖。把环境当作自由资产而不顾一切地使用，最终发现环境已不再是免税品，生产者同时又是使用者要为此付出高额“环境税”。但事实上，我们野蛮地原始积累，受伤害的是人；而我们任意挥霍，损害的是自然，而且最终也还是我们人类自己。所以，人们始终在探讨是否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裁决原则，到底有没有普遍的公正法则。功利主义原则认为只要包括将受到损害的人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处境有所改善，就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最低限度最高标准”原则力图保证所有人都能获得最低限度的一份。其实无论什么原则、法则，只要我们以人为本，以自然为友，就可以少一些困惑，多一些希望。

在全球化层面探讨文化问题，从历时性上看是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其表现方式主要是传承与创新；从共时性上看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其表现方式是冲突与融合。理解分析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离不开马克思唯物史观，因为作为人类发展的终极基础的生产方式，是研究一切人类历史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自然也包括人类文明模式问题的研究。离开阶级的、现实利益的矛盾来解答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问题是不现实的。

首先，在矛盾的视域中来分析，文化冲突既有现实性又有虚假性。文化总是以一定的民族团体为其载体，而民族不可能凭空而生，总是有其历史和传统的，因而是现实的。美国人受霍布斯、洛克、杰斐逊思想的影响，把自我保存或舒适生活的道德放在第一位，所以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只为获得认可进行的战斗，在他们看来是不可理喻的，甚至是充满邪恶的。可见，这种从传统中流淌出来的分歧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但是，矛盾作为运动是发展变化的，作为文化载体的民族，其身份具有历史性，会经常变化、分裂、融合甚至消失，所以仍用过去的争端来解释现在的争端，就带有了虚假性。这种重提过去争端的做法多半是为了煽起民族情绪，制造民族神话罢了。其次，从阶级视域中看文化冲突，在文化上分出高低贵贱其实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高人一等的特权地位。人作为具有活动能力和权力的主体，总是在活动中确定自己的亲近者和疏远者的，但排斥和隔绝不是所有人可以做到的——它变成了一种阶级特权，同时也就变成了一种防御的武器。排斥和隔绝行为的意图其实就是要让它所针对的对象接受自身的社会不完善性和低人一等的现实。但是由于作用力必定带来反作用力，那些受排斥者不愿接受自己遭人排斥的事实，而是排斥那些排斥他们的人。而为了与那些排斥隔绝他们的人的强大力量相抗衡，他们只好采取暴力的手段，所以，彼此的排斥促使人们步集中营的后尘而努力划定地方的界限。但这里的“地方”是抽象的，它实际上就是阶级的堡垒。最后，通过利益分析来看文化冲突与融合，文化其实只是一层遮羞布，用冠冕堂皇的精神认同矛盾掩盖了世界范围的物质利益冲突。列宁作为最早的依附论提出者，揭示了资本主义通过殖民地当地的劳动和原材料来吸纳欧洲的剩余资本。所以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增长的缓慢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结果——北方和南方、富有与贫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依附理论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为贫困的南方国家反对富有的北方工业化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给许多发达国家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破坏效应。所以，当发达国家一再指责其他文明的野蛮和邪恶的时候，其实它真正担心的是这些国家在民族自觉之后放弃了对它的依附，从而使它丢掉了廉价的原材料基地和劳动力市场。可见，文化冲突和融合，是利益的和阶级的对立和统一。

综上所述，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镜孔，我们看清了全球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的深刻本质，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全球化运动同样为唯物史观的研究开辟了崭新的视域。马克思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提出“生产的国际关系”等概念，并曾经从全球角度比较分析过英国工业革命、法国政治革命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内在关系。今天，随着建立在商品与劳动自由流动基础上的劳动分工的国际化，我们原有的政治构架和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变化并获得了重塑。全球化的运动和它所具有的全球视野和全球意识为我们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我们终于超越了以往那种局限于民族国家来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传统方法，而在一种全球的理论和现实框架中思考、探索，这样一来，人们相互之间及其与社会网络的联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可以说，全球化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感知被分割的社会的方式带来了一场革命。

参考文献：

[1]安东尼·D·斯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和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威尔·赫顿，安东尼·吉登斯.在边缘——全球资本主义生活[M].北京：三联书店，2003.

[4]约翰·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赖纳·特茨拉夫.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6]俞可平.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7]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8]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

[责任编辑：段志超]

作者：倪娜　鲁宇滴

国家主权全球化趋向探索论文 篇2：

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演化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跟随时代的步伐不断发生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国领导集体提出的国家安全观紧紧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为国家安全建设指明方向。回顾历任领导集体在不同时代做出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安全观，对今天总体安全观的丰富和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国家安全观

1970年代后期，美苏关系改善，整个国际安全环境趋向缓和，但局部战争仍然存在；同时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战后的日本和欧洲等国经济快速发展，世界各国的竞争从以军事竞争为主转向经济、科技、军事等综合竞争。在其他国家快速发展的时期，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处于低迷状态，政治、经济、思想处于一片混乱之中。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对外政策。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做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中国国家安全观迎来了新一轮的反思和变化。

1.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1982年，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邓小平创造性的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一国两制”首先考虑的是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1980年代后期，经过对国际形势的分析，邓小平认为世界无大战，但霸权主义仍威胁世界和平。“当今世界的不安宁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1986年，邓小平在讲话中表示：“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面对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给中国安全造成的威胁，邓小平严正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始终要放到第一位，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

2.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保障国家安全。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加快经济发展。邓小平认为中国落后的经济是危险的，他一再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实力得不到加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取到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在1992的南方讲话中，邓小平也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者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会有问题了”。

3.稳定压倒一切。改革开放以后，各种思潮涌入中国，中国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图谋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走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苏东剧变和89政治风波，使得邓小平更加重视防范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1989年在会见李政道时，邓小平指出，“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不但希望中国动乱，也希望苏联、东欧都有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我们要警惕”。

二、党的十四大确定的国家安全观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世界局势动荡。苏联解体，美苏争霸两极格局结束；全球局部战争频发，区域冲突增多；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对世界和平安全构成威胁；非传统安全问题增多，恐怖主义势力抬头，“9·11”事件引发全球对恐怖主义高度关注。另一方面世界走向多极化。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科技等多领域实现进一步的交流合作，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促使各国经贸领域的合作加强，和平力量进一步增强，世界各国呼吁对话和合作。面对一系列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江泽民做出了正确的形势判断：“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199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在正确判断时代主题的情况下，江泽民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助为核心的新国家安全观。

1.坚持互利求合作的发展安全观。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体现在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国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国策，扩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和广度，积极融入经济、科技全球化进程，抓住发展机遇。在发展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努力加入世贸组织，与世界各国紧密合作。在发展的同时，江泽民提醒，“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社会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防范和抵制各种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袭”。

2.坚持互信求安全的合作安全观。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各国安全紧密相连，中国的安全发展需要保持与世界各国合作。中国继续坚持睦邻友好政策，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发展与东盟合作关系；创立

“上海合作组织”，构建中亚地區稳定伙伴关系。积极改善大国关系，中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俄罗斯发展平等互信、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日建立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国积极加入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内的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300多个国际公约、多边条约。中国主张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通过合作谋求安全，为国与国之间解决矛盾分歧，促进安全和稳定开创了新的范例。

3.树立综合安全观念。随着安全问题的日益复杂化，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中国领导人逐步树立起综合安全的观念，经济、文化、生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重要内容。江泽民指出，“国家安全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安全，而应该是包括经济、科技、政治、军事在内的综合安全”。

三、 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国家安全观

21世纪以来，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与此同时，“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传统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国内安全问题与国际安全问题交织互动，影响中国安全的不稳定因素还很多”。

在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情况下，胡锦涛进一步深化对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认识，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在坚持互助、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胡锦涛提出内建和谐社会、外建和谐世界的安全理念。

1.捍卫国家核心利益。2011年中国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正式对外宣布了自己的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中国核心利益的公布，为完善中国国家安全观奠定了基础。中国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胡锦涛多次指出，“武力不能缔造永久和平，强权不能确保长治久安，只有增进互信、平等协商、广泛合作，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才能实现普遍而持久的安全” 。

2.促进人类共同安全。2009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讲话中提出，要用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应该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既维护本国的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共同安全观的提出是胡锦涛对时代的正确认识，世界各国紧密相连，政治经济合作频繁，各国安全不可分离，一国的安全稳定离不开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地区冲突，解决国际爭端，反对任何形式的武装暴力威胁，禁止和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通过合作构建一个共同安全的国际环境。

3.建设和谐世界。2004年，胡锦涛在《中俄联合声明》中提出“建立

一个和平发展的和谐的世界”的设想。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安全的维护者向安全的建设者迈进。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设与变革，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积极斡旋半岛、两伊核问题，为地区稳定提供建设性意见；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出资出兵比例逐年提高，为维护地区和平贡献力量；中国扩大对外援助规模，帮助落后国家摆脱贫困；中国在反恐、生态治理、缉毒、打击走私活动等方面积极行动，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四、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国家安全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仍然突出。世界局势总体和平，但是局部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民族宗教矛盾、边界领土之争复杂多变；逆全球化思潮开始盛行，保守化倾向加重，民族主义抬头；非传统安全威胁凸显，全球治理领域挑战增多。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国内形势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水平、科技国防能力、生态环境建设、国际影响力取得显著的成绩。习近平提出了三个前所未有：我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进国家安全观理论和实践创新所形成的一种新型国家安全观。

1.重视总体安全，构建完整的安全体系。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比，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鲜明特点就是“总体性”。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国家安全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综合考虑各种安全因素，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安全观。总体安全观具有以下三个特性。一是全面性，既有思想性又有战略性，既有对内的，又有对外的，既有传统的，又有非传统的。二是系统性，既关注当前，又着眼长远，以发展的眼光构建长期的安全理念。三是关联性，每一方面的安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互相影响的有机组合，每一方面都会对其他方面产生影响，不能顾此失彼，孤立片面理解国家安全问题。

2.重视内部安全，内外安全相结合，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拓展了安全的内涵，以往的国家安全观一般注重国与国交往之间的安全，强调外部环境的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重视内部安全，重视国内改革发展中出现威胁安全的因素。要实现“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的目标。总体安全观最鲜明的特色是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强调“重视国民安全”，强

调“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国家安全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安全观最显著的内容，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核心的部分，人民安全高于一切，保障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任务。

3.重视安全问题和发展问题，实现两者相统一的目标。总体安全观坚持的10个重视里明确“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国家安全战略必须充分关注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把国家安全目标和发展目标相统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要务。中国进入新时代，要求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大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并举，把安全和发展放到同样重要的位置。

五、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演化逻辑与未来展望

可以看出，中国领导集体的国家安全观是时代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实践的成果。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国领导人始终将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安全摆在国家安全利益的首要位置，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深化对安全领域的认识，逐步完善安全理论。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安全观的发展，经历了由斗争求安全向发展求安全、合作求安全转变，国家安全领域由注重单一化向建构体系化转变，国家安全角色由参与者向建设者转变。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崛起的历史性大幕，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以渐进、和平、民主的方式融入国际社会，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积极贡献力量。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现，是党十八大以来丰富和发展了的国家安全观。总体安全观是新形势下党中央对我国面临的各种安全问题和挑战的系统回应，是系统、全面、可持续的国家安全理论成果。总体国家安全观既是一种全面系统、注重统筹的新型国家安全观，蕴含着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价值理念、工作思路和机制路径，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型国家安全思想体系，是国家安全理论的创新和升华，是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总纲领。总体安全观立足当前、直面未来，它提升了国家安全理论的认识水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了中国特色的伟大安全工程，贯彻落实好总体国家安全观，使国家安全各领域、各要素、各层面相互协调，推进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国将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安全和世界人民的安全息息相通，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责任编辑 方 卿）

作者：陈静慧

国家主权全球化趋向探索论文 篇3：

论云南跨境民族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国家认同

【摘要】本文阐释了云南跨境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和意义，厘清了云南思想政治教育和国家认同的辩证关系，探索了强化云南跨境民族国家认同的策略和路径。

【关键词】云南跨境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国家认同

【

【Key words】Yunnan cross－border ethnic minorities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National identity

一 云南跨境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和意义

云南省位于祖国西南边陲，西与缅甸交界，南与老挝、越南接壤，并邻近泰国。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条件和国际政治关系等综合因素决定了云南和毗邻的国家形成了跨境而居的众多民族。在云南长达4060公里的国境线上有壮族、傣族、布依族、哈尼族、苗族、瑶族、彝族、景颇族、傈僳族、拉祜族、怒族、独龙族、阿昌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等16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云南国境线占全国陆地跨境线的五分之一，有26个县（市）分布在跨境一线，人口580多万，其中近60%为少数民族。云南跨境民族具有鲜明的特点：分布地域广且跨居国家多，同一民族的居住区域基本上连成一片，相对集中里的交错杂居，按各自居住习惯垂直分布；探亲访友、通婚互市、过耕放牧、拜佛朝庙、节日聚会等传统交往从未间断。同时，西方敌对势力在边疆地区进行灌输与渗透自由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思想，这种危害是巨大的，如霍布斯鲍姆所说，这“就像某种无声的轰炸”。实践中，某些具有西方背景的各类援助组织所进行的边境发展活动是“涵括了大量的非经济因素的”。这些“润物细无声”的侵蚀行为，导致了云南部分跨境民族成员对西方敌对势力的虎视眈眈视而不见、麻木不仁，滋生了严重的麻痹思想，甚至丧失了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

云南边疆在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和国家安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边疆少数民族是保卫边疆、巩固国防、维护国家统一的有生力量。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敌对势力企图以我国跨境民族地区为跳板，以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为突破口，想方设法挑起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制造民族分裂活动，形势严峻。同时，民族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从振兴中华民族的高度，从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角度，充分认识边境民族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能否在云南边境实现和保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思想政治教育将发挥着重要作用。边疆位置的战略性、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凸显了跨境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应高度重视培养跨境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度。

云南跨境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在族源历史、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有着共同点，并对其身份认同、心理认同和国家认同产生重要影响。在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开展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各少数民族群体维护国家安全的自觉性，激发其爱国主义热情，提高其国防意识，将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助于强化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有利于国防安全和国家主权，有利于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为此，必须以国家认同为基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中华民族魂为精神纽带，以民族团结和国家利益为诉求点，以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为契合点在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二 云南跨境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与国家认同度的辩证关系

强化国家认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诉求点。就现有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四有”新人教育、国情教育、近现代史教育、红色革命圣地教育、形势与政策教育等方面；在形式上，主要是升国旗唱国歌、模范报告、文艺表演、参观游览、图文展览等方面。这些思想政治教育行为重视了教育对象的一般性和普适性，忽视了特殊性和民族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是按照主流社会的观念和行为方式，通过文化浸润达到意识形态和社会观念的一致性和同质性。基于文化同质与异质、强文化与反文化的统合与博弈关系，必须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国民的思想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为和谐社会和国家稳定提供精神动力。基于此，深刻理解国家认同内涵，结合云南跨境民族特殊的文化要素进行国民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急需研究的新领域。历史经验和现实昭示我们，必须强化边疆少数民族高尚的思想觉悟和明确的国家认同理念，使之具有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从而使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我国跨境民族成为民族团结、经济繁荣、政治稳定、边防巩固、抵御外敌的铜墙铁壁，实现维护国家尊严、保障国家安全、增强国防实力、保卫领土完整的综合性的、系统性的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基础和目标是国家认同。国家认同产生、发展和强化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历史上社会形态的差异、经济发展的迥异、风俗习惯的不同、人口迁移、资源的开发等，集中体现于民族历史文化的差异性。凡此种种致使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民族认同意识往往被过度强化，跨境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情感被弱化。在认知文化上，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普遍共享文化的认同是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基础。文化体系以民族为载体，民族以文化体系为纽带，民族文化包含着民族精神、行为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反映了人们对以文化联系起来的群体归属感，即自己属于哪一个民族或者哪个国家。如果把这种认同感升华为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并确认自己的国族身份，形成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主体意识，具有为国家利益奉献人生和为国家发展自愿承担责任的自觉行为，则是其提高国家认同度的表现，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

基于此，各种社会问题的整体系统性，思想政治教育体制的民族特殊性，各种认知程度的多重异质性，云南多民族聚居、跨境而居、宗教信仰多元性等特点，导致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直接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的选择性以及强化国家认同度高低强弱的差异性。

三 强化云南跨境民族国家认同的策略和路径

强化国家认同教育的路径是多方面的。从指导思想上看，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切实加强民族团结工作，采取多形式、多渠道深入宣传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使“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和“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的“三个离不开”思想深入人心；坚持采取“团结、教育、疏导、化解”的方针，正确区分和妥善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努力发扬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光荣传统，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具体实施对象上，应结合跨境民族的特殊性和民族性，坚持以国家认同为重要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从教育方法和形式看，坚持灌输和疏导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等原则。除此之外，强化云南跨境民族国家认同的其他策略和途径如下：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需要结合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类型繁多的宗教文化、异彩纷呈的民俗风情、历史深厚的民族情感等特点，提高国家认同教育的针对性。云南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创造了多姿多彩、独具特色的多元民族文化，共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是中国宗教类型最多、分布最广、宗教信仰颇具特色的省份，全省26个民族中，有19个民族的群众普遍信仰宗教。云南25个少数民族的节日风俗、礼仪风俗、丧葬风俗等都不尽相同、各有特点，形成了“十里不同风，百寨不同俗”的景象。多元性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共同缔造了云南悠久灿烂的民族文化，这是强化云南跨境民族国家认同的现实基础和基本状况，也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社会文化环境。

第二，同根同源的亲缘关系是强化民族—国家同构的情感基础。云南某些少数民族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族源，例如，同属于氐羌系的有彝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藏族等，同属于百越系的有傣族、藏族、布依族、水族等，同属于百濮系的有佤族、德昂族、布朗族等。文化心理同源上主要表现在许多民族口耳相传的神话故事中，不同的民族都是一母所生，或一神所造。这类神话广泛流传于云南的怒族、独龙族、纳西族、白族、傣族、景颇族、拉祜族、哈尼族、佤族、布朗族、阿昌族、壮族等民族神话传说中。民族神话故事中的同根同源的同胞感情是维护各民族亲缘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提高云南边境民族国家认同度的情感基础。

第三，构建以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为精神纽带的国家认同。云南跨境民族的文化认同倾向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巩固和稳定，是维系民族—国家认同的精神纽带，因此，作为以促进国家稳定与社会发展为己任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认同的历史使命。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各少数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实践中，必须抛弃狭隘的民族文化认同，使之趋向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同时，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手段，结合跨境民族的文化信仰体系，促使跨境民族认同并忠诚于中国，保持群体内部的稳定和团结，促进跨境民族的生活和人的行为方式的有序化、合法化，激发人们对国家文化理念和价值的追求，不断增强跨境民族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加强跨境民族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第四，建立健全思想政治教育和国家认同的制度保障体系是强化国家认同度的重要保障。在指导思想和工作机制上，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领导工作，把这一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从人力、物力、财力上予以大力支持。在教育制度上，教育机会平等与提高教育程度是提升国家认同度的重要措施，因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国家认同呈正相关的关系。在法律制度上，以“宪法爱国主义”为基石促使社会成员的国家认同，是提高人们爱国热情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措施。在思想观念体系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同时，必须注重和警惕民族虚无主义、狭隘民族主义，警惕否定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思想倾向。在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上，注重国家体制内各项分配的均衡程度和公平公正性。这些体制的完善程度和实践水平直接影响着云南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度。

第五，公民教育和公民身份是强化云南边民国家认同的核心要素。“把人变成公民”是实现公民意识、公民身份及其政治权利的关键，是培育爱国主义情操和强化国家认同的基石。公民是国家的成员，公民身份是他的本质。公民身份是保证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性条件。以公民权为本位构建国家认同，是公民由对各民族的忠诚转化为对多民族国家的忠诚的重要条件。对于公民来说，最为重要的不是具有相同的民族背景，而是具有中国的公民身份。因此，提高云南边民的中国公民意识，确认其中国公民身份，是促使其民族认同上升和达到国家认同的核心要素。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和强化国家认同，将有效淡化云南跨境民族某些狭隘的民族意识，统合认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凸显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强化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和“中国”的高度认同，促使民族文化多元、国家认同度、社会内部秩序、国家安全的和谐统一；有利于增强云南跨境民族的国防意识，提高其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自觉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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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以富〕

作者：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