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责任的经济全球化论文

2022-04-23

摘要:学术界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否为企业带来价值创造问题上结论并不确定,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弄清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创造机理。一些文献对此也进行过探讨,但仍然存在理论缺陷,主要问题是他们的分析框架缺少一个逻辑要素,即价值认同。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商人责任的经济全球化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商人责任的经济全球化论文 篇1:

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构建研究

[摘  要]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在控制社会责任风险以及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积极作用,但由于缺乏与企业战略的关联,影响了控制效率与效果的进一步提升。企业战略与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之间是引领与促进的关系,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是内部控制窗口往社会责任领域扩宽、往战略层次提升所形成的内部控制体系。文章对企业战略和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进行了整合分析,提出了以战略为导向、以社会责任风险管控为中心的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及其实施路径,为企业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政府部门完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关键词]企业战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消费者对于产品的要求已不仅仅限于满足自身的基本生理需求,更在意产品是否能给自己带来独特的价值。从“三鹿毒奶粉”到“地沟油”、“瘦肉精”再到“汽车召回”事件,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已经从食品行业蔓延到制造业,企业重视和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了社会焦点话题。2010年五部委联合印发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社会责任》对企业在安全生产、产品质量等七个方面应履行的社会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从国家法律、法规层面对企业践行社会责任作出了强制约束,拓展了企业内部控制的控制范围,强化了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风险的控制。同时,《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发展战略》提出了企业战略的内部控制,内部控制作为企业战略的实施工具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发展战略和社会责任是企业内部环境的有机构成部分,在企业内部控制的统一框架下,战略控制和社会责任控制是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重要内容。在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约束与支持下,在企业发展战略的指引下,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已经得到了相应的应用,例如工业行业(如石油、天然气等高风险行业)推行的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HSE MS: 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System)、汽车制造业在HSE基础上加入质量管理形成的QHSE管理标准等。尽管这些内部控制活动已经将社会责任考虑在内,但由于企业内部控制目标更重视资产安全性、经营合规性、财务真实性的保障,导致企业内部控制对于这些控制目标的关注度远高过其对于长期发展战略的实现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因而其涉及到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不完整的,也是缺乏战略系统性的① 。

近年来,国内外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影响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结论。Margolis,Walsh(2003)对109篇采用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解释变量的实证文章统计分析发现,50.46%的文献得出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财务绩效有消极影响或者影响不显著。正是由于企业不能从社会责任投资中获得经营上的短期利益,导致企业缺乏对践行社会责任的主动性。实际上,与短期绩效相比,企业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出的努力对公司长期财务绩效的积极影响更加显著。企业应站在战略层面看待社会责任承担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拉近社会责任与企业战略间的距离,形成综合、系统的社会责任内部控制,进而推动企业进行社会责任管理,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朱乃平,2014)。本文将社会责任的践行融入企业经营使命中,构建了以企业战略为导向、以企业社会责任风险管控为中心的内部控制系统,旨在提升利益相关者满意度和企业声誉,为企业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和保障。

二、文献回顾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最早由欧利文·谢尔顿(Oliver Sheldon,1924)提出,阿奇B·卡罗尔(Archie B.Carroll,1999)将社会责任细化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Bowen在1953年出版的《商人的社会责任》推动了企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化,开启了现代企业社会责任大辩论的序幕。在此基础上,约翰·埃尔金顿(John Elkington,1997)提出了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三重底线”理论,亦即企业必须履行最基本的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随着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兴起,社会责任与企业的结合度日益紧密,企业社会责任逐步由一种宏观社会理念落实到微观企业行为,从被动社会责任响应向主动社会责任管理]进。现有文献中直接对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研究较少,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方面展开。

1. 企业社会责任与内部控制相互作用的相关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与内部控制相互作用,一方面内部控制可以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则可以改善企业内部环境,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王加灿,2012)。王海兵、伍中信等(2011)提出,“监督、控制企业合理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维护和平衡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是人本经济时代企业内部控制的重要职能”[1],该文将利益相关者合理需求的满足与企业价值增值联系起来,构建了人本内部控制战略框架,诠释了企业运用内部控制系统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企业应通过构建完善的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并建立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绩效评价体系来提高企业参与慈善的积极性和持续性(常艳,2013),并藉此建立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制度来规范企业的社会责任决策、执行和处理流程,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田超,2010)。花双莲(2011)对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将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层面分为战略层、管理层和作业层,并对战略控制层面及控制重点进行了初步阐释。

2. 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

Burke &Logsdon(1996)明确提出“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Strateg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SCSR)的概念后,国内外学者先后对其内涵进行了争论与辨析,比较有代表性的是Baron(2001)提出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涵是企业承载社会责任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战略行为,Porter &Kramer(2006)运用竞争优势理论拓展其内涵为“企业从基于自身战略来思考社会责任,并在企业内部运营和外部环境中,重点选择和业务有交叉的社会问题来解决,从而创造企业与社会共享的价值”。虽然现有文献对SCSR的研究角度不同,但都认同将企业社会责任上升至战略高度能使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有机统一,并产生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陈爽英,井润田,2012)。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入到战略框架中能使企业达到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的统一(宋雪莲 ,2013),有助于促进企业发展与社会进步(朱权,2011),同时还能推进企业创新、赢取长期利益、培育顾客忠诚、弱化政府监管以及构建战略伙伴关系(吴毅洲,2011)。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相较于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的主营业务、企业战略的关系更为紧密,因此能带来更多积极的社会影响(万琳玥,2013)。正是由于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与企业战略紧密相连,使得企业能够利用生命周期理论,在不同发展时期、不同战略选择的情况下承担不同层次的社会责任(李颖,2012),以责任竞争力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邵兴东,2009)。

3. 企业战略与内部控制的相关研究

内部控制实质上是一种战略管理(徐虹,2010),在通过构建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来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内部控制对于企业战略的依附性。如果企业仅从会计控制角度实施内部控制,忽略组织整体战略的重要性,将减弱内部控制的实施效果(池国华,2009)。战略管理下的企业内部控制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着相关性(查剑秋,2009),将战略目标融入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可以使得内部控制的各目标与企业目标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李维安,2013),进而提高战略的执行绩效并最终影响企业的价值。战略目标控制是企业内部控制的起点,是内部控制的高级形式,内部控制向战略延伸有利于整体提高企业内部控制的水平和效果。内部控制作为实现战略目标的一种手段,其带来的收益为企业实施内部控制规范提供动力(刘国强,2013),企业内部控制实施的效果越好,企业战略的执行就越到位,企业营利目标则就更有保障。战略导向型内部控制以战略为统领,协调整个内部控制体系,解决了内部控制体系之间的隔阂,因此,把内部控制框架体系融入战略管理相关理念,有利于企业实现其战略目标(顾瑞鹏,2012)。池国华(2009)构建了基于战略导向和系统整合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实施机制,杨克智、李睿(2010)则进一步提出将内部控制的重点从纠错防弊转到战略实现上来,构建战略导向内部控制。

综上可知,现有文献多为企业战略、社会责任和内部控制之间两两关系的研究,三者的融合研究不多见。它们两两耦合,交互共生,能够产生1+1+1>3的协同效应,为本文研究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全球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推动下,企业社会责任日益嵌入到战略体系,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成为最受青睐的核心战略之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不仅受内部控制的影响,同时也受企业战略的影响,更受两者相互作用的影响。本文将企业战略、企业社会责任有机整合到内部控制系统中,从企业战略的角度研究社会责任内部控制问题,构建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完善内部控制系统的结构,扩展内部控制系统的功能,提升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战略性、系统性、动态性,适应性和前瞻性。

三、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构建

战略是为了应对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威胁(风险)和机会(价值),战略管理成为现代企业获取核心竞争力,保持竞争优势的基本手段。企业发展战略风险是影响整个企业的发展方向、企业文化、生产能力或企业效益的风险因素,是企业整体发展出现损失的不确定性。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系统关注和防范企业发展战略风险,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制定和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开展社会责任投资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社会责任风险,提升企业声誉,为助推企业可持续发展、促进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保驾护航。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内部控制框架,运用内部控制手段管理社会责任风险,将成为人本经济时代企业贯彻落实其社会责任战略的必然选择。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是内部控制窗口宽度上往社会责任扩展、高度上往战略层次延伸所形成的内部控制体系,能够体现内部控制的社会责任战略意图。企业战略是企业发展使命与经营目标下的决策结果,作为生产营运活动的行动指南对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及其两者间关系有着引导与强化作用。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作为企业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实施过程与结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企业能否树立企业形象、形成品牌效应、占领竞争市场。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见图1)包括企业战略和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两大部分,横向看,两者之间存在引领与促进的关系,纵向看,两者从上而下依次包括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层次。企业战略与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双向互动性及内在分层的对应性,为我们构建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提供依据,是确保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效果、推动战略实施、促进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关键。自此,企业内部控制在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和报告方面,以及在促进企业发展战略实现方面更加具有综合性和系统性,避免了传统内部控制在社会责任领域和战略目标上的嵌入不足问题。

1. 企业战略引领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活动的开展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目的在于降低经营风险,保障企业主要经济目标的实现。强调社会责任践行的战略意义,可以有效避免企业内部控制局限于提高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而忽视其在促进实现战略管理目标方面的作用。企业战略管理包括战略分析、战略选择、战略实施和战略优化四大流程。战略分析为社会责任的融入选择合适的契机,战略选择催生社会责任战略的形成,战略实施则激发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构建目标及运行需求,战略优化进而通过战略升级、战略调整或战略创新来优化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系统,增加内部控制的环境适应性。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营利性的投资行为,其本身会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因此科学合理的成本控制与资源分配是成功实施社会责任战略的关键。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应兼顾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在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产品让消费者获得满意度的同时满足其他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基本共同利益[2]。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指出内部控制的基本目标是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高级目标是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因此企业构建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最终目标并不是提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水平,而是满足各利益相关者需求并作为一种战略实施的工具推动战略目标的实现。在合理确定内部控制目标之前,需要对企业内外部环境进行分析,确定风险偏好并评估风险,因为只有在战略分析的前提下设定的内部控制目标才能发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降低组织的环境压力与社会责任风险,提升企业形象,提供企业可持续发展动力的功效。制度与文化建设、风险评估、质量监督、信息追踪等内部控制成本的投入,是企业远期成本节约的战略准备,是为降低产品召回、赔偿、信誉损失等外部损失成本做出的努力。企业的经营哲学与宗旨体现了领导者对社会责任的态度和取向[3],涉及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也影响企业的长远目标能否实现,更关系一个社会的均衡发展问题,企业必须正确对待社会责任融入战略的问题,明确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构建的目的,以战略目标统领内部控制活动的开展,在此基础上推动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步伐。

2.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促进企业战略的实施

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系统是企业战略(尤其是社会责任战略)得以科学制定、有效实施的基础。战略目标的加入使得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弥补了COSO内部控制框架逻辑断层的缺陷,但仍然没能解决后者落脚于控制风险而非落实企业目标的逻辑错位问题,使得其缺乏可操作性[4]。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作为一种战略实施的工具,应旨在帮助社会责任理念顺利融入企业战略,提升社会责任承担水平,塑造鲜明的企业社会责任形象并促进企业发展战略的实现。同时,企业应利用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对社会责任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阶段性考评,在发现问题、总结经验、调整优化的过程中指导和建议后续的实践活动。

3.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战略融入流程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始于目标设定、止于控制优化,并另含机制设计、制度建设、文化建设、控制活动、控制评价、控制报告② ,八大要素结合战略融入过程分为内部控制析识、考评和监控三个阶段(见图2)。

(1)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战略融入的析识阶段。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构建首先需要对企业的内部环境进行严格的评估和分析,发现企业所处的环境,拥有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析识阶段包括两个环节:量化分析与质化分析。量化分析即利用统计分析软件等对往期的绩效评价数据进行内部环境分析和预测,明晰企业战略的实施情况和所处的环境,制定出适宜现阶段的内部控制目标;质化分析即是对社会责任战略实施效果在经营过程中体现度的分析与预测,了解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融入对组织结构、企业文化以及风险偏好等的影响并进行预测,根据分析结果设计内部控制机制、修正内部控制制度、调整内部控制文化。企业通常利用往期的财务绩效指标来判断社会责任的承担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应通过顾客、内部流程、创新与学习多个角度的非财务绩效考核量表来分析战略实施所处的阶段,以及同总体目标的差距。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也是一个质变的过程,整个过程体现了企业从怎么想到怎么说再到怎么做的思想行为变化过程[5]。在从认知层面、释义层面和行为层面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理解、动机与行为方式的考评中要注意评价方式的多样性[6]。同时,还要注意一些阻碍内部控制开展的隐性因素,如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这些因素能够影响内部控制能否达到合理水平、能否处理好员工的“被动行为”与“主动行为”间的关系、能否实现“强制性规范”与“引导性规范”的有机结合[7]。传统的社会责任测量侧重结果导向而忽视目标和管理行为的测量(Lee,2008),当企业社会责任被视为改善企业业绩底线的战略性资源时(Porter&Krammer,2002;M·Williams &Siegel,2001;M·Williams,2006),企业内部建设条件的不成熟会给社会责任理念的融入、内部控制活动的开展、企业战略的实施增加障碍。为此我们应在企业战略引导下设计出合理的内部控制目标,将战略目标作为实施内部控制的目标标准,作为“判断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是否适当、是否发生偏离的标杆”[8],为企业机制、制度与文化的改进提供依据。

(2)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战略融入的考评阶段。该阶段分为量化考评与质化考评两部分,主要针对阶段性社会责任战略的实施情况进行分析与预测。量化考评主要是对当前的经营管理业绩、员工绩效的考评。与量化分析不同,量化考评重点在于找出企业业绩结果参数与现阶段战略目标的差距,是一种适时考量,而非判断企业所处战略阶段的追溯分析。与质化分析不同,质化考评通过问卷调查、心理测试、职业测评等方式评估企业社会责任战略被组织、员工的接纳程度,并对质化分析中机制、制度、文化的修整效果进行评估。内部控制需要保证企业组织结构、机制、制度、文化与战略总体思想保持一致,因此,通过质化考评我们可以发现战略管理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在资源配置、机制、文化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确定控制风险、汇总考评结果、形成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战略融入评估报告。

(3)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战略融入的监控阶段。对于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中企业战略思想的融入过程,我们应当采取“点、面”结合的监督手段。“点”即始点,每一个决策的作出都是一系列活动的开始,从源头给予监督控制能够有效保证内部控制活动为战略实施所需;“面”即过程,对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实施从目标设定到机制、文化建设再到评价与报告的形成,整个流程都保持相对全面的监督,这种辐射状的跟踪监控手段有利于企业获取战略融入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后对经营活动持续影响的截面数据,为企业判断战略实施的阶段性成果而进行的量化分析提供数据支持。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监督职能还体现在推动战略实施的优化与调整,企业通过在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对战略实施阶段性方案进行思路性的预防调整与内容性的纠偏调整,并根据问题的危害程度、风险的重要性以及战略实施的需求对企业资源进行重新分配。

4. 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实施路径

企业战略融入社会责任内部控制要经历析识、考评和监控三大阶段,在此过程中要将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行为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还需要通过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文化建设、社会责任风险管理、社会责任投资、社会责任营销和社会责任审计等路径来实现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践行承诺。

(1)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文化建设。文化是内部控制环境的重要构成,企业文化具有导向、约束、凝聚和激励的作用,是战略实施的有效保障。要建设与发展战略相匹配的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文化,运用文化这一“软资源”来提升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系统的运行效率,促进企业践行社会责任。改变高层管理人员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行为的态度和取向是企业将社会责任纳入战略决策的关键,因此企业管理人员应积极主动接受教育和培训,学习国家政策方针、了解时事形态、知悉利益相关者保护权益等相关法律法规,从正面的角度重新认识企业社会责任。同时,自上而下的员工参与型社会责任文化建设是企业履行承诺的基石,企业内应多开设学习交流平台,员工有效的信息反馈及情感交流有利于企业全体人员共同营造一个道德、健康的工作环境。

(2)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风险管理。企业强化安全生产、产品质量、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员工权益保护、慈善捐助等方面的战略性社会责任风险的管理与控制,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合理诉求,提升社会满意度和支持度,有助于落实企业发展战略。企业创造价值与履行社会责任(价值分配是重要方面)是统一的有机整体,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提升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可持续长远发展的根本所在。企业社会责任风险是指企业不承担或不合理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损失的不确定性[9]。我们认为,企业过度承担不适宜的社会责任也是一种风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要结合自身战略和资源水平,在国家社会责任规制框架下进行。不同于企业的传统风险,社会责任风险重点关注企业内部行为给社会带来的风险及风险可能性转为现实后给自身和社会带来的损失[10],而战略性社会责任风险失控,将会导致企业社会形象急剧恶化、商誉崩塌。企业社会责任风险主要来源于核心企业社会责任风险,以及供应链上的非核心企业带来的社会责任风险[11]。因此,企业应明晰自身的战略定位,积极发挥核心企业所拥有的战略性社会责任主导作用来实现供应链社会责任治理,并鼓励供应链上的所有企业遵守社会责任并实现其遵守行为的系统化[12-13]。

(3)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投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一种投资行为,而履行战略性社会责任则是一种战略投资行为,对企业的长期财务绩效有着积极影响。因此,企业应摒弃对社会责任承担的偏见,正确处理投资与收益的关系,分离部分利润用于社会责任投资及其风险储备金,在通过战略性社会责任投资提升企业商誉进而实现收益的同时保证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广义的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投资包括建立和完善社会责任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投入,企业社会责任危机处理机制的投入,以及战略性社会责任活动投资等。

(4)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营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单是出于道德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提升企业的信誉以及盈利能力。因此企业因开展合理的公关活动,通过媒体对其行为进行监督与报道,使公众看到企业所做的努力,并通过对企业的支持来激励企业更好、更全面的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开展战略性社会责任营销主要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产品或服务、员工、企业形象等载体进行,并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政府评级、媒体报道和社会网络评价等途径得以强化。企业开展战略性社会责任营销,有助于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理念深入人心,增强员工、消费者、政府、供应商、社区等各利益相关者对本企业战略的认可度和支持度。

(4)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营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单是出于道德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提升企业的信誉以及盈利能力。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活动能否提升企业商誉、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还取决于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的有效沟通,亦即开展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营销,从而引导和促进社会公众对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的消费。主要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产品或服务、员工、企业形象等载体进行,这部分工作可以由企业内部专门机构来做,通过运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社区公益活动、社会责任公关、媒体报道、各种广告、企业网站等渠道来开展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营销。企业开展战略性社会责任营销有助于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理念深入人心,增强员工、消费者、政府、债权人、供应商、社区等各方的认可度和支持度。在信息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通过电子信息和网络媒体对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进行监督与报道,能够提升战略性社会责任营销效率,使公众看到企业所做的努力,并通过对企业的支持来激励企业更好、更全面地承担社会责任。

(5)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审计。对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建立、执行情况进行评价,离不开审计。企业管控战略性社会责任风险、优化社会责任内部控制需要审计的介入。无论是自愿性社会责任,还是强制性社会责任,都有审计需求。自愿性社会责任需要审计对其社会责任活动及信息加以鉴证和评价,能够增强其社会责任营销效应。强制性社会责任需要审计对其社会责任活动及信息加以监督,能够为企业利益相关方提供决策有用信息,并保护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降低企业的社会责任风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及其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完整性、效率性和效果性需要引入行政监管和市场化的审计监督机制,包括国家制定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并对企业执法情况进行审计,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内部审计和第三方外部审计。此外,媒体报道和社会网络评价等也是近年来作用日益凸显的一种重要审计监督机制,且屡建奇功,可以适当采用。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不论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或是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都不能独立于企业战略而存在,脱离企业战略、企业使命与目标,一切经营活动行为都如无本之木、无水之源。将企业战略和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加以整合,构建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克服了传统内部控制忽视伦理道德建设、偏离总体战略目标的缺陷,从控制内部固化风险转向控制战略性社会责任风险,为企业提升公众形象、培育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发展战略实现提供条件。只有设计科学的内部控制体系并严格执行,才能保证企业面临的风险在可承受的范围内,才能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14]。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结构的合理性与战略性社会责任控制活动的有效性能够为企业战略及经营管理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反馈信息。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将传统企业内部控制窗口往社会责任领域扩宽、往战略层次提升,是内部控制研究的创新和发展。本文对企业战略和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进行了整合分析,提出了以战略为导向、以社会责任风险管控为中心的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及其实施路径,能够为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政府部门完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未来的研究需要从更细致的层面对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实现机理与路径进行探索,明晰战略性社会责任承担在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中的地位与意义,加强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建设,转变企业员工对社会责任管理的认识,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态度和取向,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角度建立战略性社会责任观;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为企业践行社会责任提供行为规范;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与企业战略的整体融合性,有效管控战略性社会责任风险,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发展战略的实现。

[注 释]

① 企业慈善捐助不属于QHSE系统的控制范畴,但显然能够改善企业声誉,具有市场经济后果。企业可以结合自身发展战略和业务来做慈善(例如房地产施工企业捐建小学,直接参与学校的施工建设,而不是单纯的捐款),将慈善投入作为“社会责任投资”来进行管理,并运用内部控制手段使之制度化、流程化。

② 王海兵,伍中信等(2011)构建的人本内部控制战略框架由内部控制目标、内部控制文化、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机制、内部控制活动、内部控制关系、内部控制报告和内部控制评价八个要素组成,始于内部控制目标,止于内部控制评价,并将评价结论予以反馈,起到对控制目标的校验和矫正作用。文章题为“企业内部控制的人本解读与框架重构”,载于《会计研究》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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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刘祖斌.论社会责任风险及其管理[J].中国管理信息化,2006(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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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袁裕辉. 供应链核心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以复杂网络理论为视角[J].经济与管理, 2012(7):53-57.

[13] 刘晰晰. 跨国公司供应链社会责任风险管理研究[J].中国商界,2010(9):260-261.

[14] 顾瑞鹏.基于企业战略导向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体系构建探讨[J].财会通讯, 2012(4):82-83.

作者:王海兵 刘莎

商人责任的经济全球化论文 篇2:

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的价值引领与价值认同

摘 要:学术界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否为企业带来价值创造问题上结论并不确定,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弄清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创造机理。一些文献对此也进行过探讨,但仍然存在理论缺陷,主要问题是他们的分析框架缺少一个逻辑要素,即价值认同。本文运用哲学与社会学分析方法,在对价值、价值发现、价值尊重的本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对价值引领与价值认同的内涵、实现可能性以及实现途径进行辩证分析。分析结论认为,价值认同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价值创造的必要途径。该结论对于引导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重视价值引领、实现价值认同,从而实现价值创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社会责任;价值引领;价值认同;价值创造

一、问题的提出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否给企业带来价值创造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展开了多场争论。一部分学者通过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影响的调查,进行企业社会责任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然而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有的研究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呈正向关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带来企业的价值增值,也有研究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或是负相关。

出现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弄清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创造机理。对此问题有学者进行过探讨,毕楠和冯琳[1]从企业社会责任对当前价值、未来价值和潜在价值创造的作用机理出发, 提出了一个社会责任的三维价值创造框架,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通过影响企业的雇主品牌、产品品牌和公司品牌形象来影响雇员、消费者和投资者这些核心利益相关主体, 进而实现价值创造”。他们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产生的价值增值来源于企业声誉的提高。刘建秋和宋献中[2]建立了基于信誉资本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创造分析框架,认为“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是通过信誉资本作为中介, 产生一种相互促进的循环影响过程”。然而这些研究仍然存在缺陷,一是他们的研究都建立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具有正相关关系的假设前提上,这可能与现实不符。二是他们的分析框架缺少一个逻辑要素,即价值认同。

二、关于价值发现和价值尊重前提的文献与思考

1.基于价值内涵的主流文献梳理

价值在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内涵界定,在哲学领域,它包括以下几个含义:

一是作为人的价值。很多学者都把人本身看做价值,价值即是人。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斯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即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中国古代贤哲也曾持有这种观点,他们都肯定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立身天地间具有更为重要的生存意义和更高尚的存在价值[3]。这种观点把人对事物做出的评价当作价值,价值是针对人而言的价值,它是人类所祈求的,所期望的东西,所以这种对价值的理解更多地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的。

二是作为关系的价值。阿根廷哲学家方启迪[4]曾说:“价值是一种关系,就像婚姻一样”。而马克思[5]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认为:“人们实际上首先是占有外界物作为满足自己本身需要的资料,……这就是指物被‘赋予价值’,那就证明‘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可以看出,因关系而产生的价值在根本上是来自于关系的发生对人们需要的满足。

三是作为与事实相对的价值。价值这个概念最初是属于经济学而不是哲学的范畴。经济学中的价值概念主要是指商品的一般价值,与哲学上的价值概念完全不同。在哲学上,价值的概念一般认为是由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6]在其1740年出版的《人性论》中提出的要重视区分“是”与“应该”的思想所建立的。所以,哲学上的价值更以事实为前提。

四是作为善的价值。只有善的价值才能作为人们选择和决定为之努力的目标。价值的广义内涵既包括利害、美丑、善恶,也包括知识价值论中的真与假。但通常人们讲的价值,指的是正价值,是真善美,所以价值必定是善的,必然有利于主体更好地生存、走向完善,价值确立的根本目的就是促使社会这个共同体更好地发展,使人类生存的更加美好。

五是作为正当权威的价值。杜威[7]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由自然科学所产生的关于事物本性的信仰和我们关于价值的信仰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的问题。他把价值看做是在指导人们行为时的一切具有相当权威的事物。罗尔斯[8]也认为,当正义的概念优先于善的含义时,正义中也包含了公平的定义。个人确立各自目标时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而这个限制正是由正义的社会结构体系所决定的。他还设计了一个供所有人公平追求、实现目标的框架结构,这个结构由各种机会、方法与权利组成。由此可看出,社会中通过违反正义、损伤公平所实现的利益是不具有任何价值的,这些没有价值的利益任何时候都不能达到正义的条件。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是对价值的不断追求过程,因此,识别价值来源同认识价值同样重要。对价值的来源存在着不同的理论解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是主观主义价值论。主观主义价值论的典型代表有迈农的情感愉快论、文德尔班的满足需要论、詹姆斯的满足需要论和心灵赋予论等。迈农认为,只有我们欣赏的东西才能说是具有价值的。文德尔班指出,所有价值都是能够满足人们需要或引起人们内心愉悦的东西。而詹姆斯认为,价值的本质就是满足需要,是观察者的心灵送给世界的礼物,是人们心灵的产物[6]。可见,主观主义价值论者认为,价值是一种主观的产物,应从人的兴趣、情感、心理方面去看待和理解价值。

二是客观主义价值论。客观主义价值论在哲学中分为直觉主义和现象学价值论两个学派。直觉主义价值论的典型代表是英国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摩尔[9]。他指出:“善与恶本身就能区别开各种不同的事物。在一些情况下,某种事物或许更有存在的价值,更值得人们期待。也就是说,其它事物将以对它发生这样一种关系而存在,以至构成一个价值较大的整体”。德国哲学人类学家舍勒[10]则是现象学价值论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一个自我是否拥有价值或者经验到价值,对于价值的本质,一般而言,都完全无关。正如事物或自然的存在并不假设一个“自我”,价值本质所蕴含的存在也是如此。客观主义价值论者始终认为,客观存在的价值是自明的,它可以通过人们的主观情绪和兴趣选择显现出来。

三是过程哲学价值论。过程哲学又称有机体哲学,它把价值存在当作一个过程,是各种有机体的共生与转化。英国哲学家Whitehead[11]是过程哲学价值论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主张,价值的衡量标准应是行为主体的个人目标,即有机体的目标,它包括自我保持、持续以及重现等内在倾向,这种倾向是一种客观趋向。也就是说,人们倾向于以是否有利于机体的自我保持、持续、重现、发展去理解价值。可以看出,主观主义价值论和客观主义价值论都是从主体情感、兴趣、欲望、需要等主体心理感受去理解价值的,而过程哲学价值论不同,它是从有机体的相互作用、主体活动的目的和过程来理解价值。

从上述对价值含义与来源的文献梳理中可以看出,价值具有主体性、多元性及不可公度性的属性,这些属性为价值尊重打下了基础。也就是说,因为价值的上述特性,我们在研究价值并对价值做出一定的主观评价时,对价值持尊重的态度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可以看出,价值又具有客观性、一元性与可公度性,这些属性为价值认同打下了基础,使我们有可能在价值引领基础上,达到价值认同的目的。所以,在涉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实现价值创造的关系问题时,我们必须注意研究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观和价值层次,以便我们去理解和尊重他们的价值,达到价值认同,从而理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如何实现价值创造的。

2.对尊重内涵的哲学解释及思考

企业管理者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欲成功地通过价值引领实现价值认同进而实现价值创造,必须懂得对自身价值、利益相关者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尊重,因此,正确理解尊重同样是价值发现与价值尊重的前提。

德国新精神分析主义心理学家Fromm[12]指出,尊重他人是指在客观公正看待对方全部的基础上,能够包容对方具有个性的方面,并能够促使对方合理成长和按照其目标自由发展。英国道德哲学家弗格森[13]认为,尊重是一种趋向于信任的认可的情感,它作为认可的情感,更显谦卑与恭敬,而崇敬则可看做一种更高层次的尊重。我国学者马利文和陈会昌[14]认为,尊重就是把自己和他人看成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完整的、具有独特人格和尊严的人。

从上述学者对尊重的解释可以看出,尊重是一种情感与态度,包括自尊与他尊。自尊是个人重视自己的内在态度与感情,他尊是重视别人的态度与情感。因此说,尊重是自尊与他尊的统一。而其中的他尊的对象,不仅包括人,也包括事物,即包括对诸如事实、规律、自然的尊重等。但总体上说,尊重人就是尊重价值,因为事实、规律和自然都是相对人而言的。据此,尊重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属性:第一,尊重本身是一种价值。众所周知,提出需求层级理论的马斯洛把尊重看做人的高级需要。他认为社会共同体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稳定不变并且自己评价极高的需求与欲望,都有一种自尊和受人尊重的欲求。就人的主体价值而言,一般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体通过劳动实践创造的价值,即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二是人自身作为主体,要求社会、集体和他人尊重其生存、自由、幸福与尊严的价值。所以,人际关系中的相互尊重肯定是善的,在这里它体现出的是一种美德价值。第二,尊重是关系范畴。尊重总是体现为一种关系,是一方对另一方的重视。尊重在双方都是人的关系中体现为自尊与他尊的关系。自尊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可以分为内在自尊和外在自尊。使自己得到自己尊敬的心理和行为是内在自尊,使自己得到他人尊敬的心理和行为是外在自尊。作为他尊的尊重事实上也包含着一种关系,包括自己对他人的尊重以及他人对自己的尊重。尊重这种关系的性质,使得尊重常常具有互动的传递性。所以,中国人常说,尊人者,人恒尊之,欲得他人尊己,自己必须尊人。第三,尊重是一种高尚的美德,有时候更是一种智慧。当把尊重视为高尚的美德时,尊重本身就具有了道德的价值;当把尊重付诸实践时,尊重便体现出了一种睿智。

根据哲学家们对尊重的理解和尊重属性的认识,企业管理者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除了尊重企业自身价值外,更要注意尊重社会价值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应认识到尊重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这种价值体现为自尊和他尊两个方面,通过尊重,体现出企业的高尚美德并为社会所赞美,这是企业实现价值创造的前提。

3.认同的含义与特征的社会学解释

在社会学领域中,认同被界定为社会群体中的成员产生的一致性看法和感情,即哲学中的同一性。社会成员具有不同的信仰和感情偏好,这些意识的总和形成了一个生活网络,要将这些个人团结成共同体并形成共同的意识,需要不断强化集体认同,并且把认同当作是一种集体意识里应有的东西。

按照社会学家对认同的理解,认同具体有如下特征:首先,从群体角度看,认同是一种集体观念。在人类学词典中[15],认同被解释为社会群体成员中的一致性看法,即西方学者所称的集体意识。在社会认同理论中,认同被认为是社会中同一类别的全体成员共同承认的对自身状况的认可性描写。所以说,社会认同具有集体化的性质。其次,认同是一个过程。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认同的形成依赖于社会比较、社会区分和社会分类三个原则,虽然每一个人看待和认识认同的角度不同,但认同依然可以在社会背景、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完成对自我的重新调整和在社会中的重新定位。因此说,认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后,认同的核心问题是价值问题。认同总是发生在自我、个体、群体之间。认同的根本问题是通过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等根本性问题的不断追问,从而在复杂的关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自我认同是对自我身份的确认,社会认同是在社会群体中确认身份,文化认同则是在与其它文化的比较中确认自身文化的特质,而民族认同是在与其它民族的比较中来确认自身民族的特点。个体也好,群体也好,文化也好,民族也好,实际上就是通过身份的澄清与确认,从而正确地认识个体、群体、文化以及民族的价值。因此,认同的根本问题是身份的确认问题,而其核心问题则是价值问题。

社会学家对认同的含义与特征解释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价值创造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在社会网络中进行的,而网络中的不同参与主体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必须认识到集体认同的重要性,善于主动发现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差异,善于通过不断的价值引领、不断地积累价值认同,以此不断增加企业社会资本积累,实现价值创造。

三、价值发现与价值尊重是价值引领与价值认同的前提

1.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与时俱进

社会责任理念起源于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时代。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指出:“一个公民不应该过一个匠人或者商人的生活,因为这样一种生活是不光彩的,是与道德相违反的”[16]。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古希腊时代的商人因其追逐利益的行为而受到压制,迫使商人实施有利于社区利益的社会性行为。

自1924年美国的谢尔顿正式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之后,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展开了广泛的探索。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争论上。由于人们对切身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日益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对此持肯定的观点。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外延与内涵的认识也在不断丰富与深化。大概的脉络是:由最初的企业只需承担股东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责任思想,到之后的企业必须承担所有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责任思想,即所谓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再后来,随着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化大企业的出现,以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之所以不同,归根结底是人们持有的价值观不同。可以肯定的是,企业对履行社会责任意义的理解与认同,是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决定自身的行为方式的有力引导和强大推动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对善与恶、对与错的价值判断,是其正确认识企业社会责任范围与内容的前提。企业在思考对其利益相关者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时,首先要发现利益相关者对此问题的价值观并对其予以尊重。

2.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的价值发现内涵思考

人们面对复杂问题时常常会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然而当需要考虑不同的主体需要时,就会面临哪种方案更好的比较问题。这种比较的实质是一个价值判断过程,而价值判断的前提是价值发现。所谓价值发现就是指对价值事实的发现,即对价值存在的发现。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的价值发现而言,由于不同企业主体的价值存在可能是多元的,利益相关者因需求差异而产生的客体价值存在也是复杂的,不同的社会因其历史、文化、制度的不同,其主流社会价值存在也是不同的,所以,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价值发现,就应该包括对企业主体的自身价值发现、对利益相关者的客体价值发现和对社会主导价值发现三个方面。

第一,正确认识企业的主体价值。从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经济学原理考察,企业总是根据自身的需求偏好和价值取向去决定和选择社会责任的承担内容和承担程度,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具有明显的自私倾向,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企业管理者必须明白,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实现是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观和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分不开的。因此,企业必须客观地认识自身的价值偏好,从而找到自己的真正价值所在。企业缺乏对自身价值存在的客观理解,是不可能做到对自身的以及他者的价值尊重的。

第二,善于主动发现利益相关者的客体价值存在。对利益相关者的客体价值发现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价值发现的又一重要方面。利益相关者的客体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企业要善于主动发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以便站在利益相关者的立场上考虑他们的价值追求。发现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追求是价值引领的前提。例如,企业员工自身情况的差异决定了他们的价值需要可能是不同的,这就需要企业管理者能设身处地地考虑他们不同的价值需要,发现他们的价值向往,有针对性地为企业员工排忧解难,实现其不同的价值追求。

第三,发现社会主导价值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价值发现的首要任务。虽然企业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客体有着多种多样的价值观,但在同一个大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下,一定存在着社会主流价值观,这就是社会的主导价值,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一切社会总体想要的并值得要的东西。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通过价值引领实现价值认同,必须首先发现社会主导价值,否则,企业即使承担了某种社会责任,也将与社会价值观格格不入,不为社会所认同,从而无法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的目标。

3.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的价值尊重内涵思考

尊重意味着认真对待某人或某事的价值,尊重的实质是对价值的尊重。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的价值尊重,可以认为是企业对自身的价值选择、利益相关者的价值选择,以及社会主导价值选择的情感与态度。与价值发现相同,企业作为社会责任承担主体对自身价值的尊重、对利益相关者价值的尊重、对社会主导价值的尊重构成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价值尊重的全部内涵。

就企业主体对自身价值的尊重而言,它可以被看成是对自身价值存在的一种自尊。这种对于自身价值的自尊,既包括内在自尊,即一种自己对自己的尊重,又包括外在自尊,即他人对社会责任承担主体的一种尊重;就对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尊重而言,从前文的价值发现讨论中可以得知,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客体自身的需要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其价值存在也就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作为社会责任承担主体要获得承担客体对承担主体的外在尊重,前者就必须尊重后者的价值选择,这就是所谓的先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尊重的道理;就企业对社会主导价值的尊重而言,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在尊重社会主导价值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和把握社会主导价值,否则,将不为社会所认同,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要做到正确的价值引领几乎是不可能的。

四、价值引领与价值认同是实现价值创造的必要途径

就主观意识而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以实现企业价值增值为目的的,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看,利益相关者的愿望也是如此。但是,由于社会责任承担客体的价值追求是复杂多样的,一些价值追求可能与企业的价值观和社会总体价值观相矛盾。因此,在履行社会责任之前,企业管理者必须判断其社会责任承担对利益相关者需求的满足程度与前景将会如何,必须考虑如何实现企业主体价值与利益相关者的客体价值以及社会主流价值的趋同,从而实现企业的价值创造。其中,社会责任承担者的价值引领是实现价值趋同的一个重要手段。

1.价值引领是实现价值认同的重要手段

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的价值引领,是指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在发现价值与尊重价值的前提下,按照自身的价值追求,以一定的引导方式,使社会责任承担客体在价值取向上趋向于与引领者的价值取向相“同一”的过程。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含义:第一,价值引领主体有其明确的价值倾向。第二,价值引领以价值发现和价值尊重为基础,这是因为对被引领者的尊重,是获得被引领者信任的前提。第三,价值引领的方式是引导,而不是服从的强求。第四,引导的目的是希望被引领者在价值追求上能趋向于和引领者“同一”。

价值引领是实现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主体的价值认同的重要手段。如前所述,企业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追求不仅可能与社会责任承担者的主体价值相矛盾,他们本身的价值追求也极有可能是矛盾的。由企业利益最大化目标所决定,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无法也无力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所有矛盾着的价值追求。因为价值尊重包括对承担社会责任主体价值和客体价值尊重两个方面,因此,社会责任承担者客观上必然要兼顾这两方面的价值追求,并在其间做出平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责任承担者只能被动接受不同客体的不同价值观,按照哲学思想,他完全可以,也有必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客体的价值观进行引领,使其一方面与主体的价值观趋同,另一方面使矛盾着的客体价值观也能够趋同。由此可见,企业主动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不同的价值观进行引领是十分必要的。

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对利益相关者做出价值引领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因为:首先,正如我们所知,人的价值是由需要决定的,而需要具有精神层面。尽管人的需要本身是由客观存在决定的,但需要是主体的需要,具有主观性,人的存在除了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因此,价值引领作为一种思想引领、精神引领就具有可能性。其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包括履行的范围和程度,也是企业的一种探究活动,那么,从哲学的角度分析,改变人的价值观就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正如哲学家Putnam等[17]所说:“任何探究都有既有事实预设,包括关于各种手段之于各种目标的功效的预设,又有价值预设,如果难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就很可能想要重新考虑我们的事实假设和我们的目标。总之,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不但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正当途径,而且常常是惟一的途径”。

2.价值认同、可能性与多面性

由前文对价值和认同两个概念的讨论可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中的价值认同就是指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对于企业应履行的社会责任的内容和程度在价值取向上趋向于“同一”的心理历程。

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在社会责任承担问题上能否达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呢?前文已经述及,价值具有客观性、一元性及可公度性,所以,对于可感知到的客观存在的共同价值观,企业完全可以通过价值引领达到二者之间的价值认同,即使二者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关于主体与客体之间交往的共同价值,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给出了很好的理论解释。该理论的出发点就是主客体间的共存与对话,共存与对话过程中遵守的规则即为主客体间的共有价值。霍耐特[18]在《为承认而斗争》中也提到:“只有进一步把主客体间共有的价值视域之存在假设为必要条件,才能恰如其分地理解这种承认模型。因为只有自我和他者共有一种价值和目标取向,彼此显示出他们的品质对他者生活的意义和贡献,他们才作为个体化的人相互重视”。

价值认同可以从主动认同与被动认同、同质认同与差异认同多角度来理解。主动认同是指人们在参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中,在重视自我价值的同时,能够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理解和接受其他主体的价值。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客体之间的价值认同而言,主动认同意味着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够从自身出发,并以自己为中心积极地开展与利益相关者的交往活动,并在这一过程中自觉自愿地、积极主动地理解和接受利益相关者的主体价值。被动认同是指在由他者所操纵的社会交往之中所表现出的对其他主体价值的一种消极地、不自觉地、被迫性地认可和接受。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被动认同意味着社会责任承担企业在与利益相关者交往过程中,对利益相关者的主体价值在主观上并不情愿接受,但为了实现企业价值增值,不得不接受对方的价值观。这意味着企业需要修正自己的价值观,以此实现对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尊重,赢得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同一”。

同质认同是指在人的社会交往越来越广泛、日益趋向共同的价值的现实中,必然消除其内在的价值差异性而走向共同的价值系统的过程。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客体之间的价值认同而言,同质认同意味着企业充分利用社会主导价值观作为引导,与利益相关者就社会责任承担问题达成一致的看法。与同质认同相反, 差异认同是对价值差异有所认可、有所包容的价值认同。差异认同的前提是不同认同主体的共同存在。这意味着,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必须承认、认可、包容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追求差异,求得主流价值“同一”,即学会所谓的“求大同,存小异”。

3.价值认同是实现价值创造的必要途径

实现价值认同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价值创造的重要途径。在企业与社会的交往中,存在着多种异质主体,社会交往因而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因而也就形成了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价值认同的多样化。在这种条件下,企业必须将共生作为战略选择,这种对企业来说最具现代化和最符合现代商业文明的生存方式,有助于多样化认同的共存。共生强调的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的一致性以及互联性,正是这种利益的一致性和互联性,使得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构成了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存在、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正如当代美国学者拉兹洛[19]所认为的,任何国家或共同体都不再能够制约其他所有的国家或共同体;任何国家都不能再离开其他国家而独立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共同体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等方面都形成了相互的依赖。因此相互依存的价值观才能维系共同体之间、国家之间的内在关系。这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特征。国家间的关系尚且如此,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更是这样。

五、结 论

本文对价值发现、价值尊重以及价值引领与价值认同的讨论,是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如何实现价值创造,以及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文献中存在的缺陷相联系的。通过哲学思辨,本文的结论是: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主动认识价值的多重本质特征,善于发现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并予以尊重,积极主动地通过价值引领可以取得主客体之间的价值认同,而后者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社会资本积累和价值创造的必要途径。从企业发展的角度看,共生的现实必然客观上要求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共生社会理念。这种普遍性的共生社会理念就构成经济全球化时代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共生性的价值认同。企业在尊重的基础上发现价值事实,通过价值引领过程,达到社会责任方面的价值认同,必将最终实现企业的价值创造。因此,企业管理者在管理中将对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引领作为实现价值认同的手段,通过价值认同实现价值创造,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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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明霞

商人责任的经济全球化论文 篇3:

当代儒商社会责任的经济学解读

摘要: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政府和社会逐步进行制度安排,应用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将企业的行为规范到理性的轨道,让企业看到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蔑视社会责任将迟早被社会所抛弃。企业履行合理的社会责任可以变压力为动力,把责任转变为企业的竞争力。为企业创造出提高竞争力的新路径。目前,国际上已经形成共识,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在所从事的各种活动中,应当对所有利益相关者承担相应的责任,以求不仅在经济方面,更在社会、环境等领域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所有企业都应承担社会责任。

关键词:儒商;社会责任;经济学解读

儒商是具有中国传统价值观,讲求经营道德,并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经营者。儒商的人格特点是以义取利、诚信为本、博施济众、依群利己、以和济争、造福于民。儒商与一般商人的重要区别在于儒商不仅是一个经济人,更是一个社会人、道德人。可以说,肩负和履行社会责任是当代儒商的本质特征。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市场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是成熟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原则具有巨大优越性,当然也有负面效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主体是具有独立人格、自主自由、权利平等的主体。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的双方按照契约的原则和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交换。同时,市场经济中的商人又必须遵守市场经济内在的机制不断竞争、不断开拓,促进商品生产规模和商品交换规模的扩大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活动过程必须受到两种因素的约束,一是市场经济内在运行机制自身的约束,二是受市场经济必须具有的伦理道德的约束。一般情况下,市场经济的主体对市场内在运行机制的把握较好,运用也较自觉,他们以个人为本位,以个人的物质利益为动力来激励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提倡效益优先,充分发挥“经济人”的作用。但是,他们对于市场经济的伦理要求却注意不够,甚至为了个人的物质利益而置伦理道德于不顾,充当了“非伦理经济人”的角色。

正因如此,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政府和社会逐步进行制度安排,应用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把企业的行为规范到理性的轨道,让企业看到,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蔑视社会责任将迟早被社会所抛弃。企业履行合理的社会责任可以变压力为动力,把责任转变为企业的竞争力,为企业创造出提高竞争力的新路径。目前,国际上已经形成共识,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在所从事的各种活动中,应当对所有利益相关者承担相应的责任,以求不仅在经济方面,更在社会、环境等领域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所有企业都应承担社会责任。

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充分竞争条件下,企业必然履行社会责任呢?这是在外部压力、内部动力的驱使下,企业经过权衡、分析利弊后作出的正确决策。本文将对此进行经济学解读。

一、企业外部的压力

企业是盈利性的经济组织。对多数企业而言,开办企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但是,企业也面临着强大的外部压力,使企业不得不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否则,企业不仅得不到发展,连生存都受到影响。企业外部的压力主要有法律的约束、国际环境的制约、经济制度的惯性约束、利益相关者的约束、社会舆论的压力等。

1 法律的约束

健全的法律制度是维护和推进交易的必要条件。法律制度通过提供契约的执行机制使得劳动分工和交易得以进行,规定企业哪些行为对社会造成损害要承担哪些惩罚成本。如果没有法律保证契约的执行,人们之间的交易就很难进行。如果没有对不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的惩罚,就会有很多企业选择逃避社会责任。政府制定法律制度,要求企业履行;企业若不遵守法律制度,将受严厉的惩罚。这样,法律制度安排对企业的行为就形成强制性的约束。我国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已经制定了若干法律法规,其中很多条文用来调节企业与社会的关系,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如《公司法》、《劳动合同法》、《环境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安全生产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节约能源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食品卫生法》、《关于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等。

当然,由于法律体系不完善、司法不公以及“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司法效力受限等问题,企业违法之后,有些照样可以逃避社会责任;或者在有些情况下,企业即使违反了法律,给企业利益相关者带来损失,但现有的法律文件中却没有对此惩罚的规定,或者惩罚规定很轻,这样企业就可能寻找法律的空隙或逃避处罚的方式,而使法律规定的相关者的利益受损。但是,这只是个别现象。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行为已经得到相应的法律支持和法律约束,对企业形成了外部压力。

2 国际环境的制约

目前,世界上一些国际组织对推进企业社会责任非常重视,并成立了相关机构和组织,企业社会责任工作正在全球迅速扩展,对全球的每一个企业都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1999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全球契约”计划,邀请商界领袖加入这项国际倡议,与国际组织共同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全球契约”涉及的成员包括政府、企业、劳工组织和其他社团组织。“全球契约”的基础是各国签署的联合国一系列重要的宣言或原则。例如《世界人权宣言》、《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全球契约”希望企业接受并实施在这些宣言或原则中体现的人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和反贪污方面的价值理念和原则。“全球契约”推进以来,已经有3000多家世界著名企业加入其中。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世纪70年代,制定了《跨国企业行动指南》,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推动,以国际文书的形式确认了跨国公司应承担的基本社会责任,也涉及国际劳工标准。这个标准已成为严格的政府承诺,用来确定一般跨国公司的行为标准是否符合“良好公司公民”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ILO)一直强调企业社会责任。这个组织在成立后,通过了180多个相关公约,其中有8个核心公约,形成了4个最为重要的基本原则,即: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废除强迫劳动;工作场合的平等机会和待遇;消除童工。在1998年6月通过的《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中,提供了一个普遍适用的处理劳动和社会事务的基本方针。这些公约和宣言直接适用于政府,也包括一些与该组织有关的非政府伙伴的条款。

国际标准化组织以前主要制定技术标准,近年也延伸到管理方面,如环境方面的ISO14000认证标准。2004年该组织又决定制订社会责任标准导则,即IS026000认证标准。2006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了IS014064环境标准,要求政府和企

业按规范测量和控制温室效应气体散发,同时开展废气排放贸易。

1997年,美国经济优先认可委员会(CEPAA)成立,2001年更名为社会责任国际(SAI)。该机构从用于第三方可认证的角度出发,考虑设计了社会责任标准和认证体系(SA8000)。经过公开咨询和深入研究,正式发表了修正版,即SA8000:2001。SA8000是一个通用标准,适合于各个国家、各类企业,也适合于公共机构,还可代替公司或行业制定相关的社会责任守则。SA8000要求企业在赚钱的同时必须以人为本,以社会责任为己任,承担起对环境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确保所供应的产品必须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

因此,现代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将面临复杂的国际关系,涉及不同国家的利益相关者,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来平衡国家之间、企业之间及企业与社会间的利益关系。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世界各国、国际组织都越来越重视保护自然资源,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些都敦促企业更加关注劳动者权益和商业伦理,注重生产过程中人的健康、社会的和谐及自然环境的维护和改善。企业如不履行社会责任,将无法在国际市场上活动和竞争。

3 经济制度的惯性约束

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存在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指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

在我国,不同企业之间存在着不同社会责任。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而非国有企业却承担较少的社会责任。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的经济制度安排。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国家全面学习苏联,实施计划经济。由于资金短缺、外汇较少,国家只有实行低利率、低汇率政策,保证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由于生产设备稀缺,知识型劳动者较少,在竞争市场上可能价格较高,因此国家又实行低投入品、低工资政策和低生活品价格政策。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快,消费品长期匮乏,国家为了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贯彻平均主义的原则,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消费品和其他生活资料分配实行计划供应的制度,很多本应由社会和家庭承担的责任转由单位来承担。因此,国有企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国家责任和社会责任。国有企业在享受着较低价格的资金、原材料、劳动力的同时,也必然要承担许多政策性负担。比如,办学校、医院,盖宿舍、食堂,修桥铺路,赈灾济困等等。这些都是由国有经济制度这一制度安排内生决定的。职工们也习惯地认为,这就是“组织关怀”。由于我国的计划经济实施了30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可以说,至今我们还没有彻底摆脱计划经济的影响。国有企业还承担着很多本应由政府和社会承担的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它们本应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的经济主体,不应再像国有企业那样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但是,制度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习惯势力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才能逐渐改变过来。计划经济体制中形成的企业承担较多社会责任的规制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惯性思维。从国有企业转制到非国有企业工作的职工或是新进入非国有企业的职工,乃至广大群众,并没有多少人认为过去的国有企业承担了较多社会责任有什么错误,有些人还认同和向往以前的“企业即社会”的模式。这就是思维范式的“路径依赖”。

现在,非公有制企业虽然已经不一定要承担应该由社会和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但是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差异,相当多的群众仍然以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的模式来要求今天的非公有制企业。如果某些非公有制企业不承担那些本应由社会和政府承担的责任,将受到社会的谴责和职工的非议。这当然给非公有制企业造成了一定的约束。

4 利益相关者的约束

企业是很多经济主体投资的集合体。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提供了相应的投资,只不过各种投资的表现方式不一样而已。企业的股东是最主要的投资者和直接参与者,但是其他参与者如供应商、债权人、消费者、社区、员工等的专用性投资也不能忽视,各种专用性投资通过这些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之间的契约关系而联结在一起。在这个集体中,股东并没有承担全部风险,其他利益相关者也没有脱离风险。比如,当地社区给予企业建厂房的权利和必要的土地;消费者使企业生产的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售出去;供应商保证了企业生产的连续性和正常运转。因此,除了股东,其他利益相关者也有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理由。

现实的情况是,除企业直接参与者获得了对企业的控制权和收益的分配权外,其他参与者并没有分享到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企业并不认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是各种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反而认为是对利益相关者的贡献。某个企业家未承担社会责任,谁也不好指责他。某个企业家肩负起某些社会责任,便被冠以“义举”、“慈善家”的美名,被认为是承担了“额外”的责任。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如果企业不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感受,某一个利益相关者认为没有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他就会寻找替代方案,从这个集体中退出去。这样,不仅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甚至威胁到企业的生存。因此,利益相关者的约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制约因素。

以消费者为例。消费者是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消费者的选择,是消费者对企业的最终裁决权。企业的产品能否得到市场的认可,取决于消费者对各种商品的价格和质量的判断,取决于消费者对厂家和商家的偏好程度。消费者行为不仅受经济因素影响,也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随着人们的社会关注意识不断增强,消费者不仅满足于企业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还希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如果消费者认为企业提供的产品中社会责任因素不够,就可能抵制和拒绝购买。因此消费者选择的压力在本质上是一种消费退出权。在买方市场中,消费者的联合退出对企业的打击非常沉重。最终使得那些重视社会责任的企业得到社会公众的欢迎,不重视社会责任的企业则遭到社会公众的唾弃从而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企业始终面临利益相关者的约束。

5 社会舆论的压力

长期以来,企业在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对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特别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负外部性问题,把大量的企业成本转嫁给社会,如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发等,造成社会福利受损。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耗费能源、原材料的增加,伴随的社会问题也日趋严重,而企业的实际表现总与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存在一定差距,因此企业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消费者组织、环保组织、工会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和新闻媒体在约束企业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组织和新闻媒体针对某些企业的不负责任行为,经常发起声势浩大的批评行动,形成强势舆论。他

们要求政府加强对企业的限制,组织各种反对企业的运动,通过各种渠道向企业施压,要求企业必须承担包括劳工权益保护和环境保护在内的社会责任。

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变化,导致社会对企业的批评,引发企业对社会和生态环境更多的关注。从而承担起社会责任,改善社会和生态环境。这种变化反过来又促使社会对企业提出新的更高的期望和要求,企业则不得不在更高水平上承担社会责任。只要企业的表现达不到企业与社会之间契约变化的要求,那么社会对企业的批评将长期存在,这也意味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压力也将长期存在。社会舆论给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迫使其不得不顺应社会要求,约束自身的生产经营行为,履行社会责任。

二、企业内部的动力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意味着企业要将一部分资源用于非盈利的活动,这肯定会增加企业的运作成本。所以,在短期内,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和追求利润最大化是矛盾的。任何一个企业都需要一定的内部驱动力。从根本上讲,在制度、经济、道德三大动因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部动力主要还是经济因素。

1 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的生存

社会经济观认为,企业的第一位目标是保证自身的生存,第二位目标才是利润最大化。

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为了求得企业的长远生存,当然关心企业长期资本收益的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必须承担社会义务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他们必须以不污染环境、不歧视员工、不从事欺骗性的广告宣传等方式来维护社会正义;他们必须融入自己所在的社区及资助慈善组织,从而在改善社会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良好的公众形象、企业和谐的工作环境也有利于企业的长远生存。因为一个良好形象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顾客的青睐,会有更好的员工加盟,能更顺畅地获得贷款,企业股票有机会上市,以及其他好处。一个企业要想获得良好的公众形象,则必须致力于相应的社会目标。同样,和谐的工作环境也能使企业创造出更好的、更令人向往的氛围,为吸引人才和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奠定基础。

2 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现代市场经济下竞争无处不在。企业为了在竞争中占优,必须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竞争需要经济实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展示经济实力。只有那些有经济实力的企业才有能力参与社会活动,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或者说,只有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或一定阶段时才有能力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因此,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也向社会、向竞争对手展示了企业的经济实力。人们看到了企业的实力,认同企业今后发展的前景,就能在占有市场、融资、聚集人才方面获得竞争优势。

竞争需要以己之长博人之短。在许多同质化的市场中,企业之间在产品的品种、质量、价格、营销手段等方面的差异已经很小。由于信息技术日益发达,产品和技术的创新极易被模仿。因此,企业在“硬件”方面的竞争变得愈发困难。在这一趋势下,很多企业把竞争的策略从“硬件”转向“软件”,即依靠“软实力”来获得竞争的优势。在企业里,与设备、厂房、资本、人员、盈利等硬实力相对应的管理方式、创新思维、文化理念、内外形象等称为企业的软实力。企业的软实力包括凝聚力与向心力、承受力与适应力、执行力与能动力、学习力与创新力、影响力与亲和力等。要提升企业的软实力有很多途径,其中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企业很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就会极大地增强凝聚力、向心力、执行力、能动力、影响力、亲和力,从而提高竞争的软实力。

竞争需要造势,需要扩大企业的影响,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则可以产生广告效应。通过关注公益事业,如教育、慈善事业等,企业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为自己树立一个好的社会公众形象,可以起到“营销拓展”的作用。这种“相关营销”的实质是企业在寻找与其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相吻合的社会因素,然后以互利的方式把它们“打包”销售出去。由于广告营销也要花费相当的经费,在很多时候,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所付出的代价并不一定大于广告费。所以,这种策略既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又扩大了企业销售。

3 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企业的社会责任体现了“激励兼容”,即企业的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协调一致。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参与社会相关活动、产生社会所期望的行为时,一方面付出了成本,但同时又向社会表明自己是一个富有责任感的企业,这首先能获得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公众对政府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有着很大的期望,总希望政府能帮助解决民生中的所有问题。由于政府的职能和力量所限,并不能解决公众的全部问题。群众的角色期待有时会使政府陷入到一种角色冲突之中。这时,企业的社会参与将会帮助政府摆脱困境,减轻政府来自于社会公众的压力,如减少失业、缓解通胀压力、治理污染和投资于公用事业等。企业承担了一部分有利于政府实施宏观政策的社会责任,相应地就会获得政府对其社会参与行为的积极认可,在制定和实施政策上向其倾斜,对其发展给以支持。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把公众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诸如无污染、无欺诈、关心员工等,可以获得债权人、员工、消费者、社区、媒体的认同,减少因利益相关者的逆向行为而产生的风险,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使品牌资产增值,这就能带来社会公众的认同,为今后发展和获得更大的潜在利益奠定基础。

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收益分析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要付出成本的。这种成本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在履行社会责任时要付出的资源,包括人力、财力、物力,以及如果将这些资源用于其他经济活动可以得到的收益;另一方面是企业如果不履行社会责任而产生与社会的冲突所可能付出的费用。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又是有收益的。这种收益主要是企业与社会冲突的缓解、交易费用的降低和企业形象的提升。

1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分析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要支付相应的费用。无论是最基本的照章纳税、职工安全卫生和劳动条件,还是更高层次的禁止性别歧视、环境保护和慈善公益活动,对企业来说都要支付一笔成本。因为,企业如果将上述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付出的资源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就可能取得一定的收益。所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付出的费用就是一笔成本,可称为隐性成本。

但是,如果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就会造成企业与社会的冲突。这种冲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分歧。在企业的社会成本超出私人成本时,企业对周围的利益相关者产生了负的外部性。在不存在外部性时,企业可以通过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来同时满足企业和社会的利益。而外部性存在时,企业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时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如产生污染的化工厂,它所产生的一部分成本——对周围环

境的污染给周边社区居民造成了危害。这将会导致监管部门的处罚、受害群体的索赔,企业要付出一笔不菲的开支,增加成本支出。二是分配不公导致的冲突。由于企业与消费者、供应商、员工、政府、投资者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利益相关者也应该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这些契约往往包含了各种隐性契约,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也是履行这些隐性契约的过程。如果企业在利润的分配上只考虑股东的利益,没有尊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能很好地履行这些隐性契约,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冲突,甚至受到他们的抵制。于是,企业将陷入无尽的矛盾和磨擦之中。为了应付一个个矛盾,企业将要付出相当可观的交易费用,这同样会增加企业的成本。

2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收益分析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增加了成本,同时也带来了收益。这些收益包括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

直接收益是指由于企业履行了社会责任,促进了企业发展,扩大了企业规模,增加了产品销售而产生的收益。如企业在环境保护、救灾和慈善事业等方面承担社会责任,得到了政府部门、当地社区和社会公众的认可和褒扬,获得优惠政策,或者在行政审批等方面获得更多便利,从金融机构会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由于企业努力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员工工资报酬,使员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这将大大高于增加工作时间的效果,使企业获得更多的收益。优良的工作环境和较高的工资报酬能吸引其他优秀人才加盟,增加企业人力资本积累,产生长期的经济效益。企业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优质产品、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和慈善公益活动,向公众展示的必然是一个守信誉、关心社会的良好形象。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时,如果面临其他企业生产的同类产品,在价格相似的前提下,他们会首先选择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意识企业的产品。所以,良好的公众形象可以扩大产品的销售,带来企业的效益。

间接收益是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从而缓解了企业与社会的冲突,减少了交易费用而取得的收益。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有利于促进企业与各方面关系的和谐,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可免受各种影响,如监管部门的惩处、员工的抱怨、政府的责难、媒体的曝光、与供应商“马拉松”式的艰辛谈判、投资者的撤退等等。这样,矛盾缓解了,企业就会大大减少各种交易费用。企业获得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就可以降低风险,迅速发展,提高效益。

3 权衡成本收益的企业社会责任选择

既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从而产生相应收益,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每个企业都愿意去承担社会责任呢?原因是企业需要将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当一种治理机制与另一种治理机制比较,能够带来相对成本的节约和相对收益的增加时,这种治理机制便易于被采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临界点,就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带来的收益增加等于履行责任带来的成本增加之点。如果承担社会责任的收益大于机会成本,说明承担社会责任是可行的,企业应该承担较多的社会责任,直到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经济实力的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相关决策时,会有不同的考虑。同一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有不同的策略。预期心理对履行社会责任相关决策也有影响。对有的企业能带来巨大收益的社会责任行为,也许对其他的企业并不适用。比如化工企业致力于污染治理责无旁贷,而服务型行业则应履行其他的社会责任。当企业处于发展初期,正努力收回成本,企业还并不具备完全的社会责任能力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能还不自觉,甚至有可能逃税漏税,让员工在较差的环境下工作。当企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具有相应的经济实力,又从其他企业的示范中看到履行社会责任相对收益的上升和相对成本的下降,则会高度重视社会责任的履行,尽力承担社会责任。而到了衰退期,企业的经济实力下降,其对社会责任的履行主要是尽可能减少企业破产、关闭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由于预期心理的作用,企业往往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一种投资行为,如果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企业则会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反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则会消极、被动,甚至是拒绝。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态度还和企业的预期生命周期、高层管理者的预期任期有关。如果企业的预期生命周期较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态度就显得主动、积极;反之,企业就会只顾眼前利益,不择手段地获取短期利润。管理者的预期任职期长,管理者就会从长远利益考虑问题,顾及企业的形象和社会对企业的看法,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使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协调关系,保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企业会选择履行最适合本企业且对企业发展最为重要的社会责任。

(责任编辑 子 清)

作者:杨家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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