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协调发展事关利益论文

［摘要］政治主导是坚持政治在国家社会主要方向、方面和重点的引导、选择，并在维护阶级和国家利益中发挥政治的规范、导向和秩序作用的特性。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政治主导，既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职责所在，也是新世纪以来新的形势使然。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经济协调发展事关利益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经济协调发展事关利益论文 篇1：

民族地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的实现路径

摘 要：民族地区是整个国家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稳定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国家治理转型到了关键点。西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之义。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来考察，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实现的必由之路，一是加速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以协调民族利益，实现民族地区资源共享；二是完善制度体系，优化民族政治环境；三是从管理走向服务，提升民族地区政府服务能力；四是尊重文化多元化，构建民族认同之上统一的中华文化的认同；五是建立预警机制，防止敌对势力破坏活动。

关键词：国家治理；民族地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实现路径

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的变革时代，我们要有力应对来自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必须加强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构建一个国家层面的民族社会治理战略。本文试图从民族政治学的视角出发，结合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独特性和特点，运用治理理论来探讨民族地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的可能实现路径，以期妥善协调处理民族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促进民族关系协调发展，维护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

一、加速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以协调民族利益，实现民族地区资源共享

民族利益是民族地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的逻辑起点。“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从一定意义上说，多民族国家内民族关系是各民族之间的一种利益关系。公正合理的利益划分和协调，可使民族关系和谐发展，而利益划分和协调上的不合理或差别，则有可能导致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影响多民族国家的和谐稳定。人类社会对利益的追求是社会政治和谐的根本推动力。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就其本质来说，是构建一个能够协调、整合或控制利益矛盾与冲突的社会。随着我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实体里所有各民族成员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发展程度、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客观差异，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各民族又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各个民族成为不同的利益群体，这是一种客观存在。对各种利益矛盾与冲突实行协调或整合的主体是国家，多民族国家内部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就是在本国内部不同民族利益群体不断协调中实现的。因此，在我国的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关键时期，如何协调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与各民族自身利益，如何协调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成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众所周知，西部民族地区地域广阔，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限制，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一直落后于其它地区，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科教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相对落后，这势必影响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和谐运行。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发展战略的需要，西部民族地区在人力、能源、矿产等方面给予全国其它地区很大的支持，然而民族地区自身的收益却非常有限，资源紧缺、人才流失、生态破坏等问题严重。如在民族地区，由于土地、森林、矿山等方面的利益之争而引发的矛盾和纠纷频繁发生。这些现象不仅影响到少数民族生活状态和秩序，更重要的是可能使得少数民族产生“相对剥夺感”，继而引发价值取向扭曲，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的冲突和矛盾，降低对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感。因此，在各民族之间利益矛盾不断凸现的变革时代，维护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变得非常复杂、棘手和艰巨。

作为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构建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事关我国长期的稳定与发展。我们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建设。一个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的社会并非是不存在矛盾或利益冲突的社会，但一定是重大矛盾和冲突能够得到有效化解与缓和、各种利益关系比较协调的社会。要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利益，维护民族社会长期和谐稳定，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国家应该通过政府有意识的公共政策安排将各民族利益冲突与利益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并尽快解决建立新的利益均衡的秩序体系。因此，在利益大分化的变革时代，我们要把大力发展民族经济，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要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民族地区人民群众最关切的现实问题，不断让各族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为此，一是加大投资力度，加强各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资源开发；二是支持发展民族手工业，培育具有地方特色和比较优势的战略支撑产业；三是加大财力投到公共服务领域，认真落实对少数民族和各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四是处理好开发企业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要坚决贯彻对当地群众进行补偿的原则；五是加快建设覆盖各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六是加快发展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七是完善民族社会管理，大幅提高社会事业发展水平[2]。通过以上措施，大力推动和促进各民族地区的资源共享、共同发展，各少数民族从发展过程中普遍受益，则少数民族就较容易接受和认可国家形态政治体系所倡导的主流政治文化，从而强化对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

二、完善制度体系，优化民族政治环境

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历史表明，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关键是积极稳妥地推进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国家制度体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主导性要素。从政治学意义上来看，任何一个特定的政治主体，都构成一个由相应的次体系及外部环境组合而成的生态体系[3]。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在运行过程中需要通过各种科学的政治制度和法律规范来制约和稳定政治的运行。当代中国民主政治体系的运转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性，是内部各次体系之间以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国家政治体系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制度安排上所作的实质性调整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政治环境的重大变迁，使得国家政治体系面临着来自民间社会要求其制度创新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制度创新的目的就是要使新制度体系的供给能够满足社会需求，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维护社会长期和谐稳定。对于后发多民族国家来说，政治发展“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4]6。从国家建构的视域来看，建立一种开放而动态的、和平而有序的弹性稳定政治体制，是后发多民族国家政治生态化的基本前提。因此，在剧烈的变革时代，民族政治体系高度连续性和稳定性的运转，需要深化中国民主政治改革，优化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环境。

当下的中国社会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为了有效应对转型危机和急剧的社会结构变迁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们应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优化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维持民族社会和谐稳定：一是要理性推进政治改革，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真正落实民族自治机关的自治权，构建“弹性稳定”。我们应以民族政策为指导，以《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国务院实施〈自治法〉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为保障，理顺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适当把部分权力下放给民族自治机关，真正让“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二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调整利益结构，建立以改善民生和公民幸福为导向的“生活政治”。在国家治理转型时代，执政党应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遵循“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略，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起完善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整合政治资源，尊重并同化异质文化，吸纳异己力量，尊重并尽可能地满足社会各种利益要求，构筑起一个和谐、协调、可持续的执政生态系统。三是实行法治化的制度性安排，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建立“廉洁政治”。我们应通过加强西部民族地区的普法教育、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配套立法、搭建阳光、畅通、高效的法律监督平台以及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法律服务工作等措施，来推动民族区域自治运行的法治化。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标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调整社会关系，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5]。可见，处在转型社会的中国，政治秩序的良性运行必须遵循自身所建构的“法”结构，使得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6]。

三、从管理走向服务，提升民族地区政府服务能力

政府是社会的核心治理者，政府的自身性质、组织结构、职能配置和价值导向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面临的发展环境、发展起点以及发展的具体历史进程与早发型民族国家存在着很大差距，后发多民族国家要想在一个较短的时段内完成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道路，必须优先提升国家（政府）能力。对此，美国现代化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4]1。这里所指“政府的有效程度”实质上就是指的国家（或政府）能力。政府职能结构的重心在于社会服务。“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7]。“国家（或政府）通过自身的能力和行为超越不同利益群体，以提供更好和更多的公共产品，实现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和维护，这样可以弥合不同族群的紧张和分裂，实现国内不同族群的共同的国家认同”[8]。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发展的治理转型中，在这一新的政治秩序构建过程中，能否越过“转型陷阱”顺利实现现代化，需要一种强有力的群体承担起权威主体的责任，国家（或政府）能力提升是其重要的考量方面。

民族地区各级政府是影响民族地区社会建设发展的中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社会转型的时代诉求，民族地区政府核心能力逐步从注重微观管理、行政审批转向宏观调控、社会服务的轨道。民族地区政府加快了围绕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行政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对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是十分必要的。当前，随着政治文化变革的多元化、社会经济变革的市场化和交往方式变革的全球化等现象的不断蔓延，给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这场影响深远的、革命性的社会转型，政府能力强弱决定着转型能否成功。“只有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才能在混乱中求得新的整合，任何其他社会组织都无此能力”[9]。也就是说，只有强有力的民族地方政府才能制定和推行有效的政策措施，调整社会利益关系，调控和化解社会矛盾，给民族社会提供一个相对有序发展的环境。因此，为了适应社会转型的要求和维护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稳定的现实需要，民族地区政府应在人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民主制度框架内，把服务作为社会治理价值体系核心和政府职能结构重心，增强服务理念，转变服务方式，更好地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是提升民族地区政府服务能力的核心。我们要通过各种制度化措施，不断提升民族地区政府的依法自治能力、规划发展能力、资源提取与配置能力、整合能力和管制能力，以此来为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化进程提供可靠的制度基础。

四、尊重文化多元化，构建民族认同之上统一的中华文化认同

作为现代社会文化，公民文化的成长是公民政治心理的形成过程，为多民族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培育共同的社会心理基础。“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10]。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中，统一的文化认同始终是国家构建的核心主题。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的广大公民对国家政治共同体有比较一致的文化认同时，就会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国家内部各民族团结统一的推动力。从政治学意义上来说，国家政治体系要维护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认同和维持稳定的政治秩序，首先要使其意识形态得到各民族成员的接受，发挥主流政治文化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来整合政治力量凝聚社会成员，维持多民族国家政治稳定。国家文化认同作为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实现国家的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发展的核心要素。古今中外的实践证明，所有国家都要倡导一种共同文化，通过民众对这种文化的认同进而达到对国家的认同，并最终实现民族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是统一的国家文化认同，这需要在长期磨合下，通过建立共同认同的文化价值观念才能实现。在当下的现代化格局与世界文化潮流下，我国面临着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新挑战，不同思想文化相互“碰撞”，民族利益关系甚为复杂。伴随着全球化而兴起的少数族群争取自我认同、尊重文化差异的斗争，各民族的语言差异、风俗习惯差异和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往往也冲击着国家政治认同，从而对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带来不良的影响。此外，我国各民族间的历史发展进程.大相径庭”，有着各自独特的生活方式、传统习俗和社会关系网，各自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差异也都反差较大，同时信息时代的大众传播媒介在落后、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普及率还很低，这些因素都加深了民族成员对国家政治体系文化认同的难度。因此，要形成各民族对国家政权体系、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正当性的认同和支持，维持民族社会的和谐，我们应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各层次教育工作，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培养。通过形式多样的政治社会化途径将少数民族文化融入到中华文化的血液当中，既要尊重文化多元化，又要通过有效的制度整合形成一种建立在民族认同之上统一的中华文化的认同。各族人民可以通过家族、民族，甚至是信仰，在实现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养成平等的权利义务意识、法治意识、有序政治参与意识等公民意识，让民族认同逐步走向国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党倡导的基本理论、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系统地整合在一起，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它超越血缘、民族、语言、地域、宗教或传统，是塑造文化认同、构建中华民族集体身份的价值依据。

五、建立预警机制，防止敌对势力破坏活动

冷战结束以来，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已成为世界人民的普遍意愿。但是，当今世界仍然不够安全，地区和国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毒瘤仍然存在，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发生的各种武装冲突与局部战争起伏不断。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3年度反恐国别报告》，2013年全世界大约发生了9707起恐怖袭击，造成17800人死亡[11]。当前，要着重防范和打击境内外“三股势力”。“三股势力”是指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分布于欧洲、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自产生之日起，他们就与国际恐怖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定程度上讲，我国也已经成为遭受“三股势力”危害的“重灾区”。特别是近几年，国内外民族分裂分子相互勾结，挑拨、离间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甚至利用恐怖主义等非传统手段扰乱社会安定，组织、指挥、实施暴力恐怖活动，妄图达到分裂祖国的反动目的，对我国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产生了极大危害。

利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策划动乱，“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是西方敌对势力的一贯手段和策略。西方反华势力为“三股势力”境外生存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和土壤。在当前“三股势力”推行政治化、国际化、联合化和人权化的新形势下，我们要充分认清“三股势力”的险恶用心，揭露“三股势力”的本质，坚持严打，依法严惩其首要分子、决不姑息、决不手软，为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目前，根据我国反恐斗争的形势需要，应该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当前我国恐怖活动最主要的推动力。因此，“去极端化”应是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党和政府应通过一切有效措施来遏制和削弱伊斯兰极端主义对恐怖活动的影响。二是积极开展国际合作，要不断与中亚、南亚各国、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之间开展联合防范和打击“三股势力”的机制。三是尽快颁布《反恐法》。最近几年，恐怖主义正由新疆、西藏等地向内地扩散，并呈现高发态势。国家应尽快制定一部独立的《反恐法》，以法律授权更好地防范、打击恐怖活动；四是需要对公众进行必要的反恐意识和方法的宣传教育。在恐怖事件发生时冷静应对，配合强力部门的工作，在可能的情况下，应采取自卫和反击行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2]陈东冬.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视域下的民族地区和谐稳定问题[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4）：117.

[3]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124.

[4]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92.

[5]苏 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28.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8.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3.

[8]王宗礼.国家建构视域中的后发多民族国家政治发展[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5）：15.

[9]窦立夫.论社会转型期的地方政府能力[J].学海，2002（5）：86.

[10]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6.

[11]杨 恕.“三股势力”已合成一体：当前恐怖活动新特点新动向[J].人民论坛，2014（6）：42.

责任编辑 任浩明

作者：周玉琴

经济协调发展事关利益论文 篇2：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导研究

［摘 要］ 政治主导是坚持政治在国家社会主要方向、方面和重点的引导、选择，并在维护阶级和国家利益中发挥政治的规范、导向和秩序作用的特性。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政治主导，既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职责所在，也是新世纪以来新的形势使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导面临着政治与经济相互交融使政治主导的形势日益复杂、部分领域和群体政治主导观念逐渐淡化、政治主导的资源丧失以及政治主导的权威丧失等诸多挑战。鉴于此，需要采取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培育政治主导资源、填补政治主导空白、丰富政治主导方式等多种措施，以切实增强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导的实效。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导

［

Research on Politics domin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Based o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ANG Yuan s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SYSU;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CP; Politics domination

政治主导是人类自有国家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政治现象，也是掌握执政权力的统治阶级需要牢牢把握的权力。掌握政治主导权已经深深根植于执政者的政治理念，成为执政者的不二选择。《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在经济全球化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面前，任何国家和执政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实现国家的长远发展，都离不开坚持政治的主导地位。对于后发的民族国家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维护自身利益的难度更大，阻碍更多，资源更少，坚持政治主导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因此，中国在主动打开国门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洗礼的同时，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政治主导，既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职责所在，也是新世纪以来新的形势使然。

一 政治主导简析

据考证，“政治主导”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产生时间较晚。国内学术界较早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梁木生，他于1999年和2000年先后发表了《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之路的政治主导性──兼析目前我国政治主导作用的中心任务》和《论政治主导性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分别参见《理论学刊》1999年第2期、《东南学术》2000年第1期.

两篇论文，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论证了政治主导在其中的作用。

（一）政治主导的内涵

政治主导具有丰富的本原意义，可以从其社会层面、本质层面、功能层面等方面窥见一斑。从社会层面来讲，政治的主导作用表现在社会意识和意识形态即思想上层建筑对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方面，属于在社会存在、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前提下的能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导向、保证、促进、制约等方面的作用。政治在社会层面的主导作用主要是指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中的主导作用，其中，最为直接、集中的是在经济领域。就政治主导的本质层面而言，这是指政治主导要坚持引导、选择的主要方向、方面和重点的特性，涵盖了政治领域各个基本要素的主导性，包括政治目标的主导性、政治内容的主导性、政治方法的主导性和政治对象的主导性等。就政治主导的功能层面而言，是指政治居于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的特性，包括导向功能、秩序功能、控制功能。这三个功能引导着政治主导的发展方向，规范着政治主导及其对象的秩序，控制着政治主导及其对象的路径和趋势，三者相互作用，构成了政治主导的完整功能。功能层面的政治主导，主要表现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保证作用、价值导向作用、目标激励作用等。政治主导是本质层面和功能层面的有机统一。简言之，政治主导就是坚持政治在国家社会主要方向、方面和重点的引导、选择，并在维护阶级和国家利益中发挥政治的规范、导向和秩序作用的特性。

（二）政治主导的作用

政治主导，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深刻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政治主导作为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主要表现为以国家权力为依托的各种支配行为，如统治行为、管理行为、参与行为、斗争行为、领导行为、权威性影响等。这些行为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支配性和主动性。究其表现形式来看，政治主导作为权力主体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上述特定行为的相互作用。如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管理与参与的关系、权威与服从的关系、相互斗争的关系等。综观人类历史，政治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其性质、意识形态的性质乃至国家的发展方向都有明确的主导、控制作用。

（1）引领、规范经济与社会发展

政治的主导作用，是政治对经济、社会方向性的规范、指引作用，是宏观的、超脱的一种理念、一种设想的体现和落实。政治主导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政治为经济、社会指引方向，并对其发展方向起到规范、保证作用。政治的这种主导作用，是正面的、积极的，值得提倡的。需要指出的是，政治主导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引领、规范作用，与政治干预是全然不同的。政治干预经济，是政治来操纵经济，用政治手法解决经济问题。在当前情况下，就是市场经济的政治化与行政化，那将导致腐败专权、经济效率下滑甚至社会动乱等一系列严重后果。

（2）主导经济发展性质

政治对经济发展性质的主导，主要表现在：政治可以对经济发展的性质其主导作用。有什么样性质的政治主导，就有什么样性质的经济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发展的形态各异，性质不同，但其始终离不开政治的主导。政治对经济发展性质的主导，体现在政治对经济发展方向的主导，体现在政治对经济发展以何种方式为哪个阶级服务的主导，体现在政治如何使经济发展更好地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主导。

（3）决定意识形态的性质

意识形态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指导着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主流政治意识，就像没有灵魂一样不能成其为国家。因此，任何国家总有一个占主导、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这种主流政治意识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98页.事实证明，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是由政治决定并通过政治主导达成的。政治主导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坚持、决定一定的意识形态方向和社会主导价值取向。

（4）主导国家发展方向

“政治是一个极重要又极特殊的领域，它关乎全局、关乎根本、关乎未来。” 叶帆,朱佩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符合中国国情》，人民日报2009年4月28日第八版，这是房宁的观点.政治关注的是方向性问题，政治主导所持方向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及其未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主导及由此带来的政治选择事关重大。“在事关全局的政治选择上一旦出现失误，往往就要造成历史性灾难，由此付出的代价可能要牺牲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生活。”③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要太相信什么自由经济和自由贸易。经济越发展，关系越复杂，政治对经济的主导就越会加强。而一个越能体现人民意志、凝聚人民智慧的政府，就越能在这种日益复杂的主导经济的政治工作中游刃有余”。

余青山：《政治主导下的世界经济》，http://www.jjxj.com.cn/articles/10590.html.

（三）政治主导的特点

（1）政治主导的对象主要是经济

政治主导的历史源远流长。在中国的古代社会，表现为伦理政治，即通过伦理对整个社会进行主导。在战争年代，表现为军事政治，即军事政治化，军事主导着整个社会的方向。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政治可以对文化、教育、经济等各方面进行主导，但经济建设在国家发展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政治主导的对象和直接作用的对象主要是经济。

（2）政治主导注重宏观掌控

政治主导关注的重点是国家利益、国家方向、意识形态的性质等大的方面的问题，也就是涉及到国家发展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它采取的工作方式也主要是宏观指导。对于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领域的具体问题，政治主导关注甚少。也就是说，政治主导注重从宏观角度、战略高度看待和把握问题。

（3）政治主导关注长远利益、根本利益

经济可以关注具体利益，微观利益，比较看重眼前利益和具体收益。但政治主导站得高，看得远，它关注的都是国家、社会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即关注的是关系到国家社会长远发展的战略利益。

（4）政治主导注重保障执政者是否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预定目标

任何一个执政者，都有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发展目标在内的施政目标。政治主导旨在体现执政者的意图，实现统治者的利益，彰显国家的发展成就，确保执政者既定目标的实现。因此，政治主导需要保障整个经济、社会能够按照执政者的理念和预定的方向发展，进而实现执政者的施政目标。

二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政治

主导面临的新挑战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波涛汹涌，其对中国的冲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直接、猛烈。经济全球化已经并将继续对我国的国家主权、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经济安全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等方面构成严重冲击。显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导也面临严峻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政治与经济相互交融使政治主导的形势日益复杂

政治与经济具有天生的紧密联系，两者水乳交融、难分难解。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亦有政治;政治是经济的政治,经济是政治的经济。政治经济这个从不分离的孪生的兄弟，在人类史上也是未曾真正分离过的。“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M］.王逸舟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已完全不能被机械地分割和孤立,两者辩证互动地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这推动了国际社会一种新现象的形成：经济关系政治化、政治关系经济化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政治与经济关系有机互动的具体表现。因此，江泽民同志指出:“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6-01-25.

这一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新趋势表明，国家经济战略中有政治利益,而政治战略中又有经济成分；国家对外经济关系中有政治措施,而对外政治关系中又有经济手段。政治与经济已完全不能机械地被分割和孤立，两者辩证互动地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是彼此渗透的同一过程，是相互影响、制约的共生现象，成为当今世界最根本的特征。这一根本特征无疑极大的增加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导的难度。

（二）部分领域和群体政治主导观念逐渐淡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和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并存, 部分领域和群体的政治观念已经越来越淡化，人们心目中的政治理念也越来越模糊不清。一些人认为中国既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需要再讲政治，更不需要政治主导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外一些不法分子或是对社会主义中国不怀好意者，充分利用网络等平台，大量散播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政府的言论，甚至故意歪曲事实，利用各种机会竭尽所能的散播各种错误言论。一些政治立场不坚定者，极容易被各类反面思想误导，从而丧失应有的政治敏感性，丢掉了正确的政治观点和立场，导致政治主导观念淡化。

（三）政治主导的资源丧失较多

政治资源主要指“社会公众对政党及其政治主张、政治行为等的认同、支持及政党具有的对公众的影响力、凝聚力、号召力等”。吴茂朝：《转型时期党执政的政治资源的流失现象与对策探讨》，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

政治资源是执政党最直接最核心的资源和执政能力的主要体现。王长江曾说过：“一个政党在连续执政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就会发现他所面临的是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M］.上海民出版社，2002.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从客观形势、自身建设等方面看，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导的资源大大减少是不争的事实。表现在：（1）政治主导的面大大减少。在计划经济时代，政治主导的资源非常多，政府权力所能控制的领域很广,政府权力几乎触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 党和政府的权威和执行力都很强。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国内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受到越来越深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导的资源，特别是主导的面无形中大大减少。（2）政府的执行力下降。执行力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将是构成综合国力的重要促进因素，从而成为决定经济发展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尤其如此。近年来我国各地一些社会矛盾的爆发，昭示着一个不争的事实：行政执行力正是我国政府缺失的一环。（3）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政府公信力主要表现在行为信用、政策信用、绩效信用三大层面。这些年来社会上出现的不良现象，特别是涉及到有关造假案件，诸如陕西华南虎事件、彩票中奖事件等，一些政府机构在其中充当了不健康的角色，类似事件的反复出现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4）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腐败，一种普遍存在的政治、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在中国的情况并不乐观。有学者指出：“在一些领域，腐败不但严重存在，并且在某些地方已成为一种社会流行病，渗透到了社会文化的深处，呈现出普遍化、流行化、社会化的趋势”。李景平：《腐败的四种文化表象及其治理》，检察日报，2009年2月3日第四版.

腐败的存在和蔓延，必然使老百姓逐步丧失对党和政府的信赖，必然导致严重丧失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导的资源。

（四）政治主导的权威受到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政治主导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和组织的冲击，政治主导的权威受到严峻挑战。首先，共产党面临的执政合法性挑战越来越严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更广泛的国际交往和经济改革带来了人们对党的冷漠，甚至有时直接进行抗议。因此，这个适应过程变得非常困难。不可否认的是，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中国正在大踏步前进。然而，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合法性挑战仍然是整体性的”。［加拿大］ 安德鲁•拉利波特 ［英］马克•蓝滕，《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挑战》，《国外书刊信息》，2008年第6期，杨大群编译.

其次，国家、社会组织结构发生变化。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中国对边界范围内社会经济行为的管制大大放松，导致政府职能和政府结构的变化，国家的某些职能部门削弱甚至消失了，另外一些部门产生了或得到加强。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对社会的管制的放松，不少原来属于地方层面的各种议题登上国家政治舞台，各种社会组织形式，特别是非政府组织迅速涌现，国际上的一些非政府组织蔓延到国内。“国家权威已经受到上下左右各方面的侵蚀。在某些方面，它甚至已经消陑于无形，蒸发到不知何处去了。随着各种权威的削弱，在社会和经济领域中无政府的领域越来越广泛。” Susan Strange, "The Defective Stete", Daedal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Vol.124,No.2,1995,pp.56,59.

这种情况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的诸多领域，的确已经失去了传统的排他性的控制能力。”唐士其：《全球化与地域性：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142页.政治主导的权威无形中受到严重损害。再次，信息平等导致政府权威削弱。经济全球化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各种思想、观念对人们的冲击比比皆是，这必将冲击到国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导致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化，一些消极腐朽的观念也必然占据一些人的头脑，在意识形态领域鼓吹多元化，这也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导提出了严峻挑战。

三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政治

主导的战略选择

经济全球化带给中国的冲击难以避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导受到挑战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国人几乎一致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政治主导方面亦是如此：面对经济全球化，利用经济全球化而获得新的资源，采取新的应对措施，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导创造新的局面和有力条件。

（一）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呼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上层建筑的建设，也关系到政治合法性。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创造出一种新的、既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同时又能够得到其广大人民认可和支持的政治上层建筑，使上层建筑更好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从而推进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尤为重要的是，“目前各国执政党普遍认为，执政合法性已经成为既定政权治理国家和整合社会的重要政治资源。由于合法性问题具有如此重要的政治作用，因此它必然成为我们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因此，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为实现党的执政兴国奠定良好基础。

（二）解决民众关心的问题，获得人民的真心拥护和支持

“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这里的“心”实际上就是“民心”，它是一定社会秩序状态下社会政治心理的反映。“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决定了“民心”是政治资源的核心。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巩固政治资源的核心，实现政治可持发展，就必须注意解决民众关心的问题，除了不遗余力地发展生产力外，还要狠下决心解决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环境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获得民众支持，获得最可宝贵的政治主导资源。

（三）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增强政治主导的实效

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首先，需要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理论武装全党、致力于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外。同时，需要注意发扬党内民主。“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9.通过党内民主建设推进社会民主建设，改进党的作风。对于作为中国惟一的执政党而言，中国共产党特别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没有健全的政治制度，就容易滋生腐败，就会带来政治上的无序状态，浪费甚至破坏政治资源，危及政治稳定。“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就会无力界定和实现其共同利益。”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第98页，华夏出版社，1988.因此，制度建设是坚持党要管党、依法治国、依法治党的重要举措，也是整合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导资源的有效措施。

（四）改进政治主导的方式，提高政治主导的质量

政治主导就是党对国家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政治主导主要是方向和路线的主导，以保证国家的国体、政体不偏离社会主义道路。要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发挥党委对同级人大、政府、政协等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这些组织中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要正确处理好党委领导与政府行政之间关系，并不断改进党对各类群众团体的领导,不断改进党的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积极探索和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教育、协商等手段和途径,切实增强政治主导的实效。

（五）关注经济社会领域的前沿情况，及时培育新的政治主导资源

在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做好例行工作的同时，需要特别关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前沿情况，及时采取措施填补政治主导的真空。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涌现了大量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型社会团体、社区组织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这些社会组织是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特别需要加大的领导力度，通过多种措施了解其发展、工作情况，在适当的时候在这些组织中建立党组织。在这些组织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可以使党的方针政策在这些组织及其联系的群众中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扩大党的影响，增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主动性和前瞻性。

四 结 论

中国自三十年前打开国门，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就已经直面经济全球化的冲击。特别是新世纪中国加入WTO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都要接受来自国际社会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掌握着中国命运的执政党，其政治主导的环境和局面更加复杂，政治主导的挑战更加严峻，因而也必然需要寻求政治主导的新路径，探索政治主导新方法，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导能够高效推进，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

［3］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 ［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华夏出版社，1988.

［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

［7］ 王长江．中国政治文明视野下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9.

［9］ 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未来［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50-51.

［10］张登文.经济全球化与后发资本主义国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2-35.

［11］Paul M. Sweezy. More (or Less) On Globalization［J］. Monthly Review, 1997, September.

作者：唐元松

经济协调发展事关利益论文 篇3：

论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公正意蕴

摘 要：现代生态环境危机的本质是蕴含在社会制度深层次的公正缺失。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利益格局调整、价值观多元化倾向以及国家竞争压力等众多因素叠加，中国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从公正的制度设计入手，确立从人与自然的公平到人与人的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再到国际公平的生态公平建设，着力在绿色发展理念的全民认同、公正的法律制度保障、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培育以及公正的全球治理规则秩序四个方面，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走进新时代。

关键词：生态环境；社会公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方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使命，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始终把维护和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共同理想目标中，中国共产党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全新视野，把生态文明列入其中，并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千年大计。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1]（p.52），明确将“美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内容之一，从而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梦丰富发展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梦。这体现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反映了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p.207）生态文明建设是造福于每个社会成员、造福于子孙后代的伟大工程。保护生态环境关系到每个人的福祉，是全社会的普遍利益，具有最大的公平性和普惠性。因此，树立公平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在人民群众中确立起对生态治理普惠性、公平性的广泛认同，将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建设，形成生态环境治理的强大力量。

一、生态环境危机的本质：人与自然关系紧张背后的公正缺失

自然是人类文明的根基。人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自然，怎么样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方式和回答方式不尽相同。在历史上，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从农耕文明时代敬畏自然到工商业文明时代奴役自然的历史转变。而这种转变的背后，隐藏了今天全球人类共同面对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

（一）生态环境危机起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

在西方近代，虽然人改造自然的能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创造了现代的工业文明，但人以野蛮的、外在强制的方式对待自然环境，从而造成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扭曲，呈现出文明和野蛮的相互冲突的格局。这既有思想认识上的原因，也有社会制度的原因。

就思想认识而言，近代西方社会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使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显著增强。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使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把握有了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于是自然界在人类面前“祛魅”了，人不再敬畏自然，而是以不公正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将自然视为外在于人、可以由人任意支配的单纯客体，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最后伤害到自身。

就社会方面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资本增值为目的的，为了攫取高额利润，资本调动起自然的和社会的各种力量。资本促使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普遍化，这体现了资本的文明作用。但是，资本的增值欲望使之不仅不公正地以粗暴方式压榨和剥削工人，而且同样以野蛮地、掠夺式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使整个地球变成为资本增值服务的手段。资本的不断积累同时也是自然的被掠夺式开发的积累，这势必会带来自然环境的破坏，会造成生态环境问题。

西方国家掠夺式开发的长期积累造成生态系统失衡、资源浪费和枯竭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导致生态环境问题凸显，生态环境危机爆发。

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剥削性注定其本身内在地蕴含着反生态性。因此，为了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环境危机的双重压力，伴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资本全球化的扩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殖民和技术殖民，一并输出了生态殖民，将生态环境危机从发达国家大规模地转向发展中国家，把生态环境危机问题由地区性推向全球性。

（二）生态环境危机的蔓延：全球性问题的中国凸显

生态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难题。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生态环境的恶化，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环境危机；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面临着能否有效实现环境治理的考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也面临着生态问题的挑战。

中国生态环境问题是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顯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使生态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承载压力。

第一，社会转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的加快，对原材料的需求增大，建设工程增多，与自然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凸显。改革开放使经济体制发生变化，人改造自然的能力显著增强，但人们对生态破坏危害性的认识不足，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强，使生态环境受到伤害。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在改变生产经营方式、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带来了资源开发的盲目和浪费；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鼓励不同主体通过自由竞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一方面，长期坚持的道德理念在应对市场经济的个人利益追求时显得软弱无力，社会中部分群体或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大大超过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意愿，甚至出现了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的谋利方式，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在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逐渐相对分离，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发生变化。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机制不完善，出现了少数人乘机侵吞国家公共资源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等社会不公正现象，进而将这种不公正蔓延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自然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加重。

第二，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收入分配的贫富差距以及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利益格局发展了重大的变化。一部分人抓住机会率先富了起来，但是，并没有制定出有效措施使“富起来的人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从而难以落实到位。实际上，市场经济本身就蕴含着优胜劣汰，这势必会拉开贫富差距，市场自身无法克服这一短板。社会主义公有制注重社会公平，能够弥补这一短板，但由于共同富裕理论在利益分配格局中还未得到充分的实施，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阶层收入差距拉大，从而导致利益分化日益严重。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富人为了巩固其富有的地位，穷人为了尽快摆脱其贫穷的状况，都加剧了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导致生态失衡、环境恶化。另一方面，中国幅员辽阔，但不同地区之间地理环境差别很大，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关系也加剧了生态环境失衡。就中国当前发展现状而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人口稠密，产业结构较为多元，第三产业比较发达，而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部分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单一，只能依靠重工业、采掘业等产业创收，带动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特大型城市、经济发达地区将部分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至周边地区，也加剧了周边地区环境的污染，人为地造成了生态环境破坏现象。

第三，人们价值追求的多元化，导致要金山银山与要绿水青山之间的矛盾博弈。随着中国体制改革的发展，阶层利益分化不断加剧，社会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大公无私、注重集体利益、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等集体主义价值观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转型使自由、权利、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同时，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抬头，整个社会的价值追求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在现实生产与生活中，有人对大自然采取“靠山吃山、靠水喝水”的极尽功利的态度，使生产发展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只要金山银山，不顾绿水青山。

第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嫁生态环境危机，加剧了中国的环境问题。

生态殖民主义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侵略：一是资源掠夺，即通过建立高污染高耗能的加工厂，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二是通过“洋垃圾”的侵入方式，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环境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国家。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外资进入中国，资本主义通过将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线、“洋垃圾”转移到我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二、生态环境治理的逻辑追寻：确立社会发展的生态公正观

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这体现了人类社会在通往现代化的进程中，对文明建设内涵认识的不断丰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的内在要求。莱斯特·布朗在《1990年世界状况》一文中指出：“没有个人着重点和价值观的转变，便不会出现向永续社会的演进。”[3]（p.378）

（一）生态环境治理的中国追问：确立新时代的生态公正观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治理，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习近平指出：“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①从国家发展战略布局看，当前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的任务已经列入了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中，打好生态环境治理的攻坚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我们以公平的态度和行动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的偉业。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和谐共生的公平的意蕴和价值指向。生态公平观的确立，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体现了人类追求社会公正的制度要求和观念建构。

西方学者虽然提出和倡导生态公平观，但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实现生态公平的。中国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深化改革，建立了生态公平所需要的体制机制。从生产方式到消费方式，从制度建设到积极行动，从国家治理到参与全球治理，都在为推进生态公平建设积极创造条件。

（二）公正观的逻辑演进：从社会公正到生态公正

公正的社会制度的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生态公正是整个系统工程的重要环节。因此，生态公正观应当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确立社会公正观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逻辑起点。在当代，社会公正主要是人与人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自由与平等动态结合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生存公平、产权公平、发展公平和规则公平等，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一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社会公正就是要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以公平的尺度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的制度、规范和理念。从理论角度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资源公平分配上具有明显的制度优越性，这从根本上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公平的实现奠定了制度基础。但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一些领域中还存在着公平失衡的现象。在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中，阶层利益不断分化，利益群体之间出现公平的失衡，进而延伸到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因此，改变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不公平关系，是保障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社会基础和前提，也是代际公平、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根本条件。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社会的和谐发展，使公平的社会理想深入人心，从而推动生态公正观融入社会生活，发挥指导人们行动、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

第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生态公正观的价值目标。生态公正观是追求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平衡发展的价值观，主张维护地区之间和代际之间的公平，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采取经济、法律、道德文化等多种方式，打击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保护人们共同的自然家园。

从狭义上理解，生态公正主要指在同一时空条件下，代内（指当代人之间）在享用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上的公平关系。人不能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当然，也不能只为了保护环境而不顾及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是要在自然生态系统可承载能力范围之内，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使之为人类造福，实现在经济发展中保护环境、在保护环境中发展经济的和谐共生的良好局面。

从广义上理解，生态公正不仅指在同一时空条件下的代内公平，还包括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代际公平（指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以及国际公平（不同发展阶段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享用生态环境资源上，具有平等和自由的权利。

就代际公平而言，当代人不能剥夺后代人生存发展的权利。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保护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为了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我们要“为环境保护上做好我们这代人的努力”[1]（p.52）。

就国际公平而言，主要指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之间对环境利用和保护的权利与责任是平等的。2017年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后，很快就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从早期美国拒签《京都议定书》到当下退出《巴黎协定》，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为了本国的狭隘利益而逃避环境治理与保护的责任。

因此，随着全球环境治理的日益深入，生态文明建设迫切需要解决好不同国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问题，也就更加需要各国不能只考虑眼前的本国利益，而要以更高的眼界、更广阔的胸怀、更积极的态度，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环境治理的国际机制和秩序。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一直积极做出自己的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将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推进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②由此可见，建构生态公平观，走向生态公平的新时代，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生态环境方面的核心内容，是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必由之路，充分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优先性。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方案：积极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人与自然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怎样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回答了这一问题。他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4]（p.272）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1]（p.50）。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乎民族未来发展的工程，作为任重道远的战略任务，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感和担当精神。

共建共享优美生态环境是对中国国家治理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目标和要求，体现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公平性，是公平的社会理想获得广泛认同的必由之路。

（一）培育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观

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一场思想观念的变革，即重新审视和定位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当代人与子孙后代的关系等，摆脱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之间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建立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共生共荣的和谐思维方式，推动社会公平在各个方面的实现。推进绿色发展理念的全民认同，并使之转化为强大的生态保护力量，推动美丽中国的建设。

绿色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当代新发展，当代人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变革的新要求，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正如习近平强调的那样，“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3]（p.176）。这是对人民健康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维护，是普惠的、公平的发展方式，也是对自然最好的态度，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要求。

全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就是要求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自觉遵循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包括遵循自然的平衡协调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健康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绝不容许破坏的，否则，就会伤害自然，进而伤害人类自身。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永久和谐共生的公平生存发展权利。

（二）建立公正的生态环境治理的法律制度

习近平反复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2]（p.210）建设现代化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只有将绿色发展理念以公平法治的方式制度化、规范化，才能实现生态环境的绿色治理。

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以来，制度建设受到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纳入新发展理念，为环保建章立制提供了思想指导；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并要将其融入制度建设，使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这一系列事关生态文明建设法制化制度建设方案的密集出台，增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

治理生态环境必须法律先行，依法治理。避免因法律不健全、不严密以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阻碍生态环境的治理。以往在生态环境治理上，普遍存在着政出多门、多头治污、九龙治水的现象。因此，亟须建立公平的法律制度实现环保治理管权明确、辖区权责清晰，建立科学高效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形成系统严密的环境治理体系。

（三）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文化律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一场文化观念的革新，即创造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首先要尊重生态良性循环的规律，其次要尊崇公平的律令。只有满足这两个方面的文化，才是真正的生态文化。而这两个方面传统文化做不到，资本主义文化更做不到，只有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才能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因此，今天，我们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本身就蕴含着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表现出的個人与他人的公平、个人与社会的公平。这种公平精神本身就体现了尊重自然生态规律。

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遵循基于共同体意愿基础上的价值选择，它可以把“个人和土地、自然和那些支撑它们的文化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变革性的共同体”[5]（p.258）。我们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氛围、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归根到底要提高人的文明化水平，提升人的文明素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要在合理的社会关系和制度下，全方位地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是人的能力的自由全面发展。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增长，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自然界将成为展现人的多种能力的广阔舞台，成为人自我审视和自我欣赏的丰富多样的对象，将建立起多维的、全面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的考核制度，并且将其作为最重要的内容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之中。

（四）推动构建环境治理的全球公平原则和新秩序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中国自己的事，也是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幸福的大事。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治理的共同的价值理念、公平透明的规则秩序、清晰明确的责任主体。

从目前的国际力量变革与国际秩序现状看，影响生态环境治理这一国际问题解决的制约性因素复杂多样，因而需要在全球治理中构建一套系统完整的治理体系与规则，以保证面对全球性问题时，能够采取有效的应对之策。因此，全球治理必须构建一个共同体，这就是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为全球治理问题提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上，习近平又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p.50）。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是紧密联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为基础。为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维护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各国必须联合起来，加强全球环境治理，还世界以清洁美丽。人类只有唯一的地球，各国共处于一个世界，这是基本的事实。因此，应该改变人与自然二元分离、人可以征服自然、宰制自然的观念，把自然作为与人类生命与共、休戚相关的共同体，纠正人类对待自然的错误行为。世界各国只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承载着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地球号”才能乘风破浪，平稳前行③。

在全球环境治理上的“中国自信”正逐步转变为“中国自觉”。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必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公平治理观；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构建全球环境治理现代化体系，共同携手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地球家园。在谋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上，就要以全球的视野、平等互信的基本框架为基本原则，通过协商寻求合作发展新路径。这就需要不同国家和民族超越政治分野和意识形态分歧，形成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观，以平等互信、诚实守信的精神，共谋解决环境问题的可行性办法。

生态文明建设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推进，标志着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完成。今天，中国自觉地把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与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有机地联系起来，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加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世界环境治理指出了化解危机的新路径，通过公平的基本价值观原则，树立起全球人类共同体的整体利益观，使各国将自己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一员，担负起全球人类共建共治的责任，最终实现共赢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的公平新秩序。

注释：

①参见《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三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01/c_1117004083.htm，2018年10月7日。

②参见《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共同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交存仪式》http：//www.gov.cn/xinwen/2016-09/03/content_5105141.htm，2018年10月7日。

③参见新华社记者：《命运共同体：对人类未来的思考》http：//www.xinhuanet.com/2015-05/19/c_1115339391.htm，2015年5月19日。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3][美]丹尼尔·科尔曼.生态社会的价值观[C]∥杨通进，高予远.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美]菲利普·克莱顿，[美]贾斯廷·海因.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責任编辑：杨 健]

作者：万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