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新经济论文

城市空间溢出理论的指导下，以我国在2007年设立的国家级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为例，选取重庆市的远郊型城镇江北区五宝镇为研究区域，探讨旨在促进大城市周边的远郊型城镇与城区功能协调、互惠多赢的开发模式。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新经济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新经济论文 篇1：

城市群土地价格“核心—边缘”式关联研究

摘 要：构建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并采用“核心—边缘”式空间关联探究城市群发展引起的土地价格影响，研究发现：土地价格并非全域或局域空间关联，而是“核心—边缘”式关联;城市群发展的交通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提高了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后者甚于前者;城市群空间结构以及次中心城市发展水平越高，城市群交通一体化越有可能促进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但对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影响甚微。土地“核心—边缘”式关联可以促进边缘城市的经济发展，这不仅需要加强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而且需要推动城市群内产业的相互融合，以及促进城市群结构的高级化发展。

关键词：城市群发展;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核心—边缘”式关联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率不断提高，从1979年的17.9%跃升到2020年的63.9%，城市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1]。伴随着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建成面积迅速扩张，土地城市化甚至超过了人口城市化。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4年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并明确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

城市群是要素、人口以及经济活动在空间集聚的载体[3]，也是“块状经济”的重要体现。随着城市群的发展，城市群也将从最初的单核心城市群结构逐步向双核心城市群以及多核心城市群结构演变[4]。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有望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城市群并非城市在空间上的简单堆砌，而是需要城市间的相互协调来促进城市群的发展，包括加强要素空间流动、促进城市间交通便利性以及提高城市间的产业分工等。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式，城市群能够更好地促进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推动区域的市场整合和一体化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绩效的提高[5]。城市群的发展降低了要素价格在空间上的扭曲程度，从而引起城市群内的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要素价格趋同。作为不可流动要素，土地在空间的关联性通常较弱。城市群的发展更有可能增加城市群内不同城市间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城市群与中小城市土地价格的表现让我们不禁思考：城市群的发展是否能促进城市间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进而导致土地价格的趋同？

尽管研究城市间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文献较为少见，但是城市内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和城市或区域间的住房价格空间关联的研究却可以为其提供佐证。比如，同区位的土地价格存在着空间的相互影响 [6]，以及城市群内的住房价格出现了明显的收敛现象[7]。这些研究从侧面为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提供了佐证，但并未能够揭示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内在机制。因此，仍然有如下内容待补充：第一，关于城市间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以往关于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研究，更多地是选择城市内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作为研究对象而忽视城市间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第二，关于城市群发展的研究。城市群的发展无疑会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关联，但是相对于城市群发展数量的研究、城市群发展质量的研究却极为罕见。第三，关于空间关联的研究方法。空间计量经济学除了令人诟病的空间权重设置外[8]，截至目前仍然没有能够识别出“核心—边缘”的空间关联，而“核心—边缘”却是空间经济学的核心内容[9]。现有研究不仅未能揭示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内容，而且未能触及城市群的发展如何促进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为此需回答：城市间的土地价格是否存在空间关联？如果是，城市群的发展（交通一体化发展、产业一体化发展）是否影响城市间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不同城市群结构是否会改变这一结果，是否会改变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模式？

二、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理论模型

尽管部分研究指出城市间的居住土地价格存在着相同的变化趋势[7]，但鲜有文献研究城市群内不同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机制，为此，笔者尝试构建一个简化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模型对此加以解释。

（一）基本假设

类似于Fujita和Thisse[10]，假设城市土地呈狭长条形，宽度为单位距离。由于城市土地宽度足够小，因而城市为线性的城市，城市的扩张表现为长度上的延展。假设经济系统中存在两个城市，并且假设每个城市的中心位置（CBD）都已经事先确定。每个城市中包括若干个工业企业以及城市居民，其中工业企业为居民提供消费品，而居民为工业企业提供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城市居民在城市居住需要占据一定的土地，换言之，居民需要和工业企业竞争使用土地。考虑到城市群存在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不妨假设城市群中的两个城市存在着规模差异。如果假设核心城市的CBD到城市边缘距离为l，边缘城市的城市CBD到城市边缘距离为l*，则始终有l>l*。为简化，假设所有的土地租金收入全部收归政府所有，假设工业品在不同城市间贸易存在冰山交易成本（τ），而在城市内部交易不存在交易成本[9]。

（二）消费者行为

假设居民效应函数为两层效应效用函数：上层效用函数为土地与工业品组合的Cobb-Douglas型的效用函数，下层效用函数为工业品组合的CES效用函数[9]。代表性消费者的效应函数：U=H1-αMα，并且M=[∫n0mρidi+∫n*0（τmj）ρdj]1/ρ。其中，U表示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水平;α∈（0，1）为常数，表示工业品支出占消费者总支出的比重;H为代表性消费者的土地消费量;M为代表性消费者的工业品组合的消费量;mi为代表性消费者对核心城市第i种工业品的需求量，τmj为代表性消费者对边缘城市第j种工业品的需求量;n、n*分别为核心城市和边缘城市的企业数量;ρ为消费者对不同种类工业品多样性的偏好程度。

假定土地租金由政府所有，那么工资w将是消费者的唯一收入来源。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函数：pHH+PM=w。并且，P=[∫n0（pi）1-σdi+∫n*0（τpj）1-σdj]1/（1-σ）。其中，σ=1/（1-ρ）为不同工业品之间的替代率，pH为土地的价格，pi为第i种工业品的价格，P为工业品价格指数，H为单个消费者土地的消费數量。在预算约束下，最优化消费者的效应函数可以得到代表性消费者对土地以及不同工业品的需求函数：H=（1-α）w/pH，M=αw/P，mi=αwp-σi/P1-σ，mj=αw（τpj）-σ/P1-σ。

（三）生产者行为

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使用土地和劳动力，不妨假设工业企业使用f单位土地作为固定投入，使用a单位的劳动力作为可变投入，从而企业的成本函数：F（q）=R（四）一般均衡分析

1.土地市场供求均衡。类似于Alonso[11]，不妨设位于区位x的土地价格为R（x），那么可以得到城市土地的平均价格为：R[TX-〗=[∫l0R（x）dx]/l。根据假设，城市土地总供应量为2l。而城市土地需求来源于两个方面：居民居住对土地的需求和企业生产对土地的需求。当土地市场供求均衡时：

本文多数数据直接来源于汇总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取对数进行处理，文中城市群产业一体化指标采用“城市专业化程度（SPEC）”作为代理变量。以往研究对专业化的衡量采用区位商LQ，从而得到地区各行业的专业化程度。但是，由于存在多个行业，直接采用区位商无法判断地区的专业化程度。为此，本文研究中采用了两个指标作为代理变量来衡量城市专业化的变化情况：（1）对地区专业化程度选择均值作为地区专业水平的变化（SPEC1=1n∑ni=1LQi），作为主解释变量;（2）从所有专业化程度中选择最高值作为地区专业化水平的变化（SPEC2=max{LQ1，LQ2，…，LQn}），作为稳健性检验。

四、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检验

本文理论研究发现，空间缺失下的城市土地价格受本地工资水平、人口数量以及土地面积等因素影响。但是，当考虑空间因素时，理论研究发现土地的价格实际上是存在空间关联的，并且这种空间关联是“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

（一）空间缺失下的城市土地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理论假说1，地区的土地价格与本地的工资水平、人口数量以及土地面积有着直接的关联。表2中给出了空间缺失下的城市土地价格影响稳健性回归分析的结果。从表2中可以看出，不管是使用全市或市辖区的全部用地价格、商服办公用地价格、工业用地价格还是住宅用地价格作为解释变量，可以发现地区的工资水平对土地价格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数量对土地的价格也有显著正向的影响，而地区的土地面积对土地价格有着显著负向影响。

从表2结果来看，不考虑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因素，本地的人口规模、工资水平以及土地面积等因素为城市土地价格的影响因素，这一研究结论也与宋佳楠等[13]的研究结论一致。然后，正如理论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城市土地价格可能还会受到其他城市的土地价格影响，土地价格是否存在普遍的空间关联呢？

（二）土地价格全局空间关联的Moran’s I检验

为了检验土地价格空间关联问题，文中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来进行检验。表3中给出了2011—2016年全国317城市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全局Moran’s I指数，按照500公里的距离给出结果②。除2012年之外，无论距离远近，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地区的土地价格并不存在空间关联。

城市群内城市经济关联更加紧密，因而通常认为城市群内城市之间更有可能出现土地价格空间关联。表4中给出了2011—2016年三大城市群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检验的全局Moran’s I指数。从表4中可以看出，除了京津冀城市群在近距离内存在负向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之外，整体无法观察到显著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

表3和表4的结果表明，无论是城市群内的城市间还是全国城市间，空间统计意义上的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并不显著。对于城市群而言，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问题可能更加复杂，其“核心—边缘”特征可能更加明显。正是由于城市群内城市间的关系更加满足核心—边缘的结构，城市群的空间关联并没有通过空间关联Moran’s I指数的检验。那么，城市群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是否为“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呢？

表5给出了三大城市群2007—2017年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土地价格“核心—边缘”式空间关联的回归结果。整体而言，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现有对空间计量经济的研究更多地是研究空间的普遍关联，然而新经济地理学的大量研究表明“核心—边缘”式的关联可能更加显著。本文的理论假说2也指出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更有可能是“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表3—表5实证结果则可以进一步证实：城市群内的土地空间关联并非普遍的空间关联，反而更多地是“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③。 五、城市群交通一体化、产业一体化与土地价格空间关联 城市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无疑缩小了城市间的交易成本，进而使城市间的经济关联增强。相比较城市群的交通一体化而言，城市群的产业一体化则是城市群发展所追求的更高目标。这需要研究城市群发展如何影响土地价格“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

（一）城市群交通一体化与土地价格空间关联

高铁的开通无疑加速了城市群内人口的空间流动，从而促进城市群经济的空间关联性提高。而城市群内的一些城市高铁互通，本质上是城市群交通一体化。那么，以高铁开通为代表的城市群交通一体化是否改变了土地价格的空间相关性呢？

表6中给出了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如何影响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回归结果。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城市群和年份等固定效应后，所有样本的回归结果都是十分显著的。

（二）城市群产业一体化与土地价格空间关联

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只是城市群发展的初步，城市间良好的交通能够有效地促进城市间的经济关联， 从而更好地利用城市群集聚效应。 而城市群的发展最终是让城市间形成良好的分工、协同发展。换言之，城市群的产业一体化才是城市群发展的更高目标。那么，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如何影响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呢？

表7中给出了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如何影响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回归结果。与表6的结果一致，所有样本的回归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十分顯著的。并且，无论是全市数据还是市辖区数据，三大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对商服办公用地空间关联的影响仍然是最高的，对住宅用地空间关联的影响次之，而对工业仓储用地空间关联的影响仍然是最小的。

（三）交通一体化与产业一体化，谁的影响更明显？

从表6和表7中可以发现，城市群发展所包括的交通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都能有效提高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交通一体化只是城市群发展的初步，而产业一体化才是城市群发展的主旋律。如果将两者放入同一框架中，并且加入相应的控制变量，则可以进一步分析影响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核心因素到底是交通一体化还是产业一体化。

表8中给出了城市群交通和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影响的回归结果。从表8中可以看出，在增加了城市群产业一体化、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相对国内生产总值、地理距离、工业化率、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土地面积等控制变量后，城市群交通一体化的影响变得相对较小且不显著，而城市群产业一体化的影响仍然十分显著。在控制变量方面，整体而言，GDP相对值越大、距离核心城市的地理距离越远、土地面积相对越小、房价相对价格差异越小，则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土地相对价格越大。值得一提的是，边缘与核心城市的地理距离远近并没有影响到城市全部用地和工业仓储用地土地价格，对商服办公用地和住宅用地有着正向影响。而相对工业化率则对工业仓储用地的土地价格有着负向的影响，但是对商服办公用地的土地价格则起着正向的影响。这与地方对工业用地的偏向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只是初步的城市群发展，其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则是城市群发展的高级阶段，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十分显著。

六、稳健性检验

研究表明，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可能会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产生影响，但是城市群产业一体化才是影响城市群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最为关键性的因素。为了检验上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笔者对被解释变量进行替换，将“土地成交价格”替换为“土地挂牌价格”。

（一）空间缺失下的城市土地挂牌价格影响因素稳健性分析

表9中给出了空间缺失下的城市土地价格影響因素稳健性分析结果。与表2不同的是，表9的被解释变量由原来的土地成交价格均价换成了土地挂牌价格均价。从回归结果来看，无论以哪种类型的土地挂牌价格为被解释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的解释变量都是十分显著的。

表9的结果充分表明表2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从而可以证实理论假说1，即空间缺失的情况下，地区的平均工资水平越高、地区人口数量越多、地区土地面积越小，地区的土地价格越高。而从计量的角度来看，如果不考虑土地价格的空间影响，选择这三个变量作为城市土地价格影响的主要因素也是合理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无论是地区的平均工资水平或者人口数量，其本身就是经济活动空间关联的结果，因而也可以解释地区的土地价格。不过比较遗憾的是，如果加入这些因素，则无法解释空间相互影响。这也表明，在研究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时，如果加入平均工资水平和地区人口数量这两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反而是不合理的④。

（二）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城市群产业一体化与土地挂牌价格空间关联的稳健性检验

表6和表7的回归结果表明城市群交通一体化、 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有着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城市群产业一体化的影响十分显著。那么，这一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呢？与表9相似，表10同样将解释变量由原来的土地成交价格均价换成了土地挂牌价格均价。与表6和表7的回归结果相似，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土地价格，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都对其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前述的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影响具有稳定性。

（三）城市群发展与土地挂牌价格空间关联的稳健性检验

表10的回归结果与表6和表7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无论是城市群交通一体化抑或是产业一体化都将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样，与表10相比，表11将交通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放入同一框架并加入控制变量，可以发现城市群产业一体化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但是交通一体化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这一结论也是与表8的结果是一致的。

表9—表11给出了表2、表6—表8的稳健性回归结果，这里采用了解释变量替代的方法⑤。从回归的结果来看，表2、表6—表8的回归结果具有很强的稳健性，无论是解释变量还是控制变量，其系数的大小和符号都是相似的。

七、拓展研究：城市群结构有影响吗？

从城市群结构来看，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在城市群结构中存在显著差异，分别为多核心城市群、双核心（对等）城市群和双核心（非对等）城市群⑥。从城市群结构等级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形成上海、南京、杭州和合肥多中心，珠三角城市群则形成广州、深圳双中心，京津冀城市群则以北京为单中心。长三角城市群结构优于珠三角城市群，而京津冀城市群结构的等级最低。那么城市群结构是否影响土地价格空间关联？

（一）城市群结构与土地价格空间关联

表12给出了不同城市群的城市群发展与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之间的回归结果。整体而言，城市群产业一体化会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产生正向的影响，但是不同城市群的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则是截然不同的。

整体而言，长三角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显著为正，珠三角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京津冀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显著为负。相比较而言，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显著为正，与城市群结构无关。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代表着城市群结构的不同阶段，因此可以认为：城市群结构影响着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效果，也会影响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效果。

（二）城市群发展与土地价格层级空间关联

上述研究表明，城市群发展尤其是城市群产业一体化能够促进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而这种空间关联是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并且，城市群结构越高，城市群交通一体化的作用越明显。但是，上述研究所揭示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只是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那么城市群发展会如何影响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价格关联呢？

表13给出了城市群发展、次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分析的结果。表13中分别以长三角城市群的次核心城市南京、杭州、合肥，珠三角城市群的次核心城市深圳，京津冀城市群的次核心城市天津，把这五个城市作为边缘城市的参照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对边缘城市与次核心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这一点与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空间关联完全一致。同样，与城市群结构得到的结论相似，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对边缘城市与次中心的土地空间关联影响存在差异，除了南京影响为正、天津影响为负之外，杭州、合肥和深圳三个次中心城市的影响都不显著。由此可以认为：城市群中次核心城市发展水平越高，城市群发展越有可能促进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

根据表13的结果，城市群发展增强了“核心—边缘”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而类似南京、杭州、合肥、深圳和天津这类次中心城市，隨着城市群的发展，其与核心城市上海、广州、北京的土地价格关联性不大。而城市群的发展，尤其是产业一体化更有可能影响城市群内的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土地价格关联。整体而言，城市群的水平越高，城市群内的次中心城市越有可能对周边的中小城市产生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

八、结论与启示

城市群的发展无疑会增加城市经济活动的空间关联，促进要素在空间的流动从而实现城市群的高质量提升。随着城市群的交通和产业一体化，即便是土地这类不可流动的要素的价格在空间关联上也会得到提升。通过构建空间均衡模型，使用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50个城市2011—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1）在存在空间维度的情况下，地区工资水平越高、人口规模越大和土地面积越小，则地区的土地价格越高;（2）城市间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并非是普遍意义上的空间关联，更有可能是“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3）城市群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但处于城市群发展初级阶段的交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相对较弱，而处于城市群发展高级阶段的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则相对较强;（4）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并不受城市群空间结构以及次中心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但是城市群空间结构以及次中心城市发展水平越高，城市群交通一体化越有可能促进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得到如下启示：首先，城市群发展是边缘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城市间是否存在关联直接影响着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尤其是这种关联是“边缘—核心”式的土地价格关联。城市群的发展有望促进城市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经济关联。因而，边缘城市通过加入城市群后，有望缩小与核心城市的要素价格差异，实现边缘城市的经济发展。其次，城市群的发展需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更需要产业的相互融合。城市群交通一体化能够有效地提高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相对价格，但是相比较而言，城市群的产业一体化能够更加促进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相对价格。换言之，城市群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只是城市群的初级阶段，只是城市群发展的基础，城市群经济要想达到规模经济的效果，则需要城市群内不同城市产业深度融合，实现更加专业化的发展。最后，城市群结构会影响到城市群要素空间关联，城市群的发展需要推动城市群结构的高级化。不同的城市群空间结构对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土地相对价格的影响是不同的，更加高级化的城市群结构能够更好地促进城市群经济活动的空间关联，并且城市群发展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效应也会更加明显。因此，城市群的发展需要逐步实现从单中心到双中心最后再到多中心的演进，以促进城市群经济的发展。

注释：

①国泰安区域数据中有部分地区年度数据存在问题，包括绍兴（2015）等地区，作者采用EPS中国区域数据库数据代替。

②2011年，汕尾市、武威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石嘴山市、阿勒泰地区缺少土地成交价，笔者用当年土地出让价格替代;潮州市、迪庆州、铜川市、嘉峪关市、金昌市、甘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缺少土地成交和出让价格，用后两年土地成交均价替代。

③本文证实了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是“核心—边缘”式的关联，随后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分析均指这种关联模式。

④地区土地面积并非内生变量，因而在研究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时仍然有必要加入，这也是为何下文研究中保留土地面积作为控制变量的原因。

⑤受于篇幅的限制，有关解释变量替代的结果不再赘述，如有需要请联系笔者。

⑥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和合肥多个核心城市，珠三角城市群包括广州、深圳双核心城市，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双核心城市。值得一提的是，京津冀城市群中的北京和天津虽然是双核心城市，但是北京在城市规模、人口规模以及经济总量方面都要远超过天津，形成比较明显的强弱型双中心，严格来说介于单核心城市群和双核心城市群。

参考文献：

[1]王国刚.城镇化：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心所在[J].经济研究， 2010（12）： 70-81，148.

[2]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EB/OL].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4/content_2644805.html，2014-03-18.

[3]GOTTMANN J.Megalopolis Or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J].Economic Geog raphy，1957（3）： 189-200.

[4]HENDERSON JV，VENABLES AJ.The Dynamics of City Formation[J].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2009（2）： 233-254.

[5]张学良，李培鑫，李丽霞.政府合作、市场整合与城市群经济绩效——基于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实证检验[J].经济学（季刊），2017（4）： 1563-1582.

[6]KNOLL K，SCHULARICK M，STEGER T.No Price Like Home： Global House Prices，1870-2012[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7（2）： 331-353.

[7]DAVIS MA，PALUMBO MG.The Price of Residential Land in Large Us Cities[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8（1）： 352-384.

[8]ANSELIN L.A Spatial Econometrics[J].In A Companion to Theoretical Econometrics，B.H.Baltagi （Ed.），2003.

[9]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3）：483-499.

[10]FUJITA M，THISSE J.Spatial Competition with a Land Market： Hotelling and Von Thunen Unified[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86（5）：819-841.

[11]W.ALONSO.Location and Land Use[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12]CLIFF AD，ORD K.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 Review of Existing and New Measures with Applications[J].Resource Publication in Geography，1970（sup1）： 269-292.

[13]宋佳楠，金曉斌，唐健，等.中国城市地价水平及变化影响因素分析[J].地理学报，2011（8）：1045-1054.

责任编辑：李金霞

Key words：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land price; spatial linkage; core-periphery linkage

作者：颜银根 崔启涵

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新经济论文 篇2：

基于城市空间溢出的远郊型乡镇开发模式研究

城市空间溢出理论的指导下，以我国在2007年设立的国家级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为例，选取重庆市的远郊型城镇江北区五宝镇为研究区域，探讨旨在促进大城市周边的远郊型城镇与城区功能协调、互惠多赢的开发模式。首先，以鲜菜类和休闲度假类消费需求为例，对重庆市主城区城市居民消费需求的空间溢出展开调研；然后，从区位交通、资源基础、生态环境和开发现状等方面分析和判断五宝镇是否具备承接主城区溢出消费需求的条件，并设计了基于城市空间溢出的开发模式；最后，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等方面，对远郊型乡镇的传统开发模式和基于城市空间溢出的开发模式进行了综合效益比较。主要结论为：①重庆市主城区对其外部空间的土地、生物、景观和环境等要素存在着显著的溢出消费需求；②以城市溢出消费需求为导向，以协调城乡功能为目标，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将绿色农业与休闲经济有机结合是此类远郊型乡镇开发的最佳模式。

关键词 城市空间溢出；城乡功能协调；远郊型乡镇；开发模式

现阶段我国城市周边，尤其是大城市周边的乡镇主要有两种建设模式：一种是近郊型乡镇，类似于西方的卧城和工业卫星城镇，其主要职能是以具有综合功能的城市新区的形式来满足城市实体发展空间的外溢需求，其建设有利于缓解城区人口压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拓展城市的空间容量和经济容量^[1-2]；另一种是远郊型乡镇，该类乡镇距城市的空间距离相对较远，兼具城市和乡村的特征，以传统的农业经济为主，第二、第三产业基础薄弱^[3]。随着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远郊型乡镇继近郊型乡镇之后，逐渐通过人流、物流、信息、文化传播等要素流动被纳入到城市经济体系当中^[4]。被纳入城市经济体系的远郊型乡镇地处城市和乡村的结合地带，各种社会经济要素种类繁多、关系错综、冲突明显^[5-6]，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开发定位、战略和模式将对城市和农村腹地产生双重影响，因此成为协调城乡功能、落实城乡统筹的敏感区域和关键区域。本文在城市空间溢出理论的指导下，以我国在2007年设立的国家级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为例，选取重庆市的远郊型乡镇江北区五宝镇为研究区域，探讨旨在促进大城市周边的远郊型乡镇与城区功能协调、互惠多赢的开发模式，其研究结论对我国科学合理地推进城市化进程、协调城乡关系、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区域

1.1 理论基础

经济学将经济主体的行为对该主体以外的人或事物产生的影响称为“溢出效应(Spillovers Effect)”或“外部效应(Externality)”^[7-8]。新经济地理学借用“溢出”这一概念来解释开放区域的经济活动对区域外部空间产生的影响，称为“空间溢出(Regional Spillovers)”。在现代社会要素频繁大量流通的背景下，城市作为最为重要的要素集中地，其与外部地域间的空间溢出关系普遍存在，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9-10]。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空间溢出关系具体表现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城市实体发展空间的外溢，如近郊型乡镇逐渐发展成为承接城市的产业、居住等功能模块空间转移的城市新区；第二层次，城市农产品供应空间的外溢，如城市周边的蔬菜、蛋奶等供应地的形成和发展；第三层次，保障城市生态环境安全、满足市民环境需求用地的空间外溢，如城市周边的水源地保护区、休闲度假区等的形成与发展^[11]。城市的规模越大，集聚和扩散能力越强，城市与周边地区的这种基于资源要素供给需求的空间溢出关系就表现得越显著^[12]。

1.2 研究区域简况

重庆市主城区共辖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等9区，土地面积为5 472 km2，其中建成区面积为647.78 km2。1997年重庆设立为直辖市时主城区总人口为475万人，2009年为600.56万人，12年间增长了26.4％。五宝镇位于重庆市主城区中以制造业和商贸业为主要产业的江北区的最东端，2001年9月撤乡设镇，总面积为42.8 km2，2009年总人口为1.36万人，其中93％为农村人口。五宝镇距江北区中心观音桥54 km，0.5 h高速公路车程，属于重庆市的远郊型乡镇。五宝镇北、东、南三面环水，西邻铁山坪林场，地貌以浅山丘陵为主，森林覆盖率高，自然景观优美，生态环境良好。目前尚未进行规模化开发，保留着农村风貌和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生产方式(见图1)。

2 重庆市主城区的溢出消费需求

依据城市空间溢出理论和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和统计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重庆市主城区城市居民的鲜菜类消费需求和休闲度假类消费需求两项指标为例，来分析城市居民农产品供应需求的空间溢出和城市居民生态环境需求的空间溢出。

2.1 城市居民鲜菜类消费需求

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1997年至2009年重庆市主城区城市居民的鲜菜类消费规模显著扩大（见图2）。从实物量上来说，城市居民鲜菜消费实物总量由5.07×104 t增加到7.66×104 t，增长了51%，年均增长率达到3.82%；城市居民人均鲜菜消费实物量由10679 kg增加到12775 kg，增长了20%，年均增长率为164%。通过对不同收入水平城市居民的分组数据分析可知，收入水平对城市居民人均鲜菜消费实物量的影响很小，高收入组与困难户间月均差额仅为0.96 kg/(人·月)，说明鲜菜类消费需求在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较为刚性和稳定。而且近十几年来，城市居民的在外餐饮消费迅速增加，虽然其中的鲜菜消费量难以统计，但也是城市居民鲜菜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13]。

在鲜菜类消费需求规模扩大的同时，重庆市主城区城市居民的鲜菜类消费结构和品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97年至2009年，重庆市主城区城市居民鲜菜类消费的价值总量由10.21万元增加到24.38万元，依据价格指数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其年均增长率为393%，其中中等以上收入组的年均增长率为6.63％，远高于3.93%的年均增长率，表明城市居民，尤其是中等收入以上的消费人群对鲜菜的品质和品种有了更高的要求。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31%的城市居民，62%的中等收入以上人群倾向于选择超市特供的无公害有机蔬菜、净菜和特色菜。

2.2 城市居民休闲度假类消费需求

根据世界休闲组织的研究，当人均GDP超过1 000美元时，大众型观光旅游消费需求将急剧膨胀；人均GDP达到2 000美元时，休闲需求将急剧增长，并开始逐步多样化；人均GDP达到3 000美元时，休闲度假需求开始规模化产生^[15-16]。重庆市主城区城市居民的人均GDP在2004年就已经达到了16 703元(2 012美元，以当年汇率83计)，到2009年其值为42 085元(6 189美元，以当年汇率68计)，表明重庆市主城区已经进入休闲度假需求规模化扩张的阶段。而重庆市限于其多山的地貌条件，土地资源紧缺，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主城区内部可供市民休闲游憩的公共空间面积急剧减少，2007年其城镇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仅为62.6 m2/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为697 m2/人，远低于8.98 m2/人的全国平均水平^[14]。因此，重庆市主城区城市居民的休闲度假需求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外部溢出空间来满足。本研究通过12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96份)，对重庆市主城区城市居民的休闲度假类消费需求展开调研。结果表明，87%的城市居民具有在城市周边地区周末度假的意愿，距城市50至100 km是最理想的休闲空间半径，对市民最具吸引力的休闲元素是优美静谧的自然生态环境，其中66%的问卷将亲水性的水域风光选作最具吸引力的休闲地。

3 基于城市空间溢出的远郊型乡镇开发模式

3.1 远郊型乡镇开发模式的选择

通过上述调研与分析可知，重庆市主城区对其外部空间的土地、生物、景观和环境等要素存在着显著的溢出消费需求。而作为重庆市主城区的远郊型乡镇的五宝镇，其区位交通、资源基础、生态环境和开发现状等综合条件使其成为主城区的农产品消费需求和生态环境消费需求空间溢出的最适宜承接地（见图3）。

3.1.1 承接农产品需求的空间溢出：绿色农业

五宝镇现有耕地6.2 km2，年平均气温为19℃，年降雨量1 050 mm左右，镇内没有工业污染，水土热组合条件非常适宜蔬菜类作物的种植。依据蔬菜运销调查^[15]，山地地区蔬菜运输的平均经济运距为200 km，运输成本为0.48元/（t·km），五宝镇距重庆市主城各区中心的距离均在山区地区的鲜菜经济运距之内。因此，五宝镇具备承接重庆市主城区鲜菜类消费需求空间溢出的优越条件。

3.1.2 承接休闲度假类需求的空间溢出：休闲经济

五宝镇位于重庆市主城区的理想休闲半径之内，境内具有山环水绕、层次分明的山江景观，森林覆盖率高达44.8％，是过度工业化的重庆市主城区内一处难得的天然“绿色氧吧”和“休闲水吧”。目前已勘明五宝镇具备开发地热水资源的地质条件，预计可获得地热水资源量1 000 m3/d，水温可达到45℃，水中F、Sr等微量元素含量能够达到医疗矿水的标准。因此，五宝镇具备承接重庆市主城区市民休闲度假类消费需求空间溢出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基于上文对重庆市主城区的溢出消费需求和五宝镇的资源禀赋的分析，本文认为远郊型乡镇五宝镇应主动纳入到城市经济系统当中，以重庆市主城区的溢出消费需求为导向，将自身在区位、资源、景观、农业等方面的潜在优势与主城区的溢出需求紧密结合，一方面培育规模化的绿色蔬菜种植基地，实行“农超对接”，专业经营高品质有机蔬菜和特色菜；另一方面整合“山、江、泉、林、菜”等多种景观要素，积极发展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科普旅游业、休闲度假业和康体疗养业等休闲经济部门，将五宝镇规划建设成为重庆市主城区居民的休闲疗养胜地。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开发模式下，远郊型乡镇应将绿色农业与休闲经济两种产业模式有机结合，构建一个以保护自然景观与生态环境为前提，以绿色农业为基础，以休闲经济为盈利主体，以协调城乡功能、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为目标，兼具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的综合发展系统^[17-18]。例如当前五宝镇的鲜菜生产量仅占重庆市主城区市场的47％，即使将耕地全部转化为蔬菜种植用地，市场份额也不过增加到15％。但是可以依托休闲度假康体疗养胜地的建设，开发蔬菜观光和科普的旅游项目，其收益要远远超过蔬菜种植业本身。

3.2 远郊型乡镇开发模式的综合效益比较

3.2.1 以工业为主体的传统开发模式

传统城市化理论认为城市化的主要路径是将代表城市文明的工业产业延伸到农村，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机制^[19]。但是对城市周边的远郊型乡镇来说，这种以工业产业为主导的传统开发模式在可操作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上均存在着明显的弊端^[20]。首先，在土地利用方面，国家对耕地资源实行了严格的保护政策，不可能大面积地将农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承接规模化的工业项目；其次，在经济效益方面，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五宝镇优美的山江田园景观在工业化地区具有明显的稀缺性，将稀缺性资源转换为遍在性资源本身就是一种不经济的行为；从经济数据上来看，即使将五宝镇80%的土地转化为建设用地，按照重庆市2009年单位建设用地的平均产出效益1.5亿元/km2，其经济产出为51.36亿元，仅占重庆市经济总量的1.3%^[13]；在社会效益方面，由于知识、技术和经验等方面的匮乏，大部分当地农民并没有足够的劳动素质和技能进入到引入的工业项目中就业，失去土地的农民还是需要外出打工谋求收入；同时，工业化的开发将使五宝镇在农耕、民居、民俗等方面的传统地域性乡土文化面临消亡的危险^[21]；在生态效益方面，工业项目的入驻必然会破坏五宝镇原有的自然景观和生态平衡，造成森林面积锐减、水源和空气污染等现象，其城市“绿肺”功能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将逐渐丧失，当地居民的生活和健康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22]。

3.22 基于城市空间溢出的开发模式

在重庆市主城区的远郊型五宝镇因地制宜地构建以现代农业为基础，以休闲经济为主体，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综合盈利系统，是在城市空间溢出理论和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理论的指导下，将远郊型乡镇在区位、土地、景观、农业等方面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竞争力，其构建和发展在协调城乡功能、促进城乡统筹、保障农民利益和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①为重庆市主城区居民的新鲜农产品供应需求与生态环境需求的空间外溢提供了条件优越的承接地；②为五宝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渠道，而且使农村居民不必离乡离土即可获得就业机会，增加了农民的实际收益，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空巢”等一系列农村社会问题的发生；③保持了五宝镇优美的自然景观、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特色乡村文化和风貌。

综合对比以工业产业为主体的传统开发模式和基于城市空间溢出的开发模式可知，后者充分考虑了城区与乡镇两个主体的特点和现实需求，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等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4 结 论

本文在城市空间溢出理论的指导下，以鲜菜类和休闲度假类消费需求为例，对重庆市主城区城市居民消费需求的空间溢出展开调研。然后，通过对重庆市主城区的远郊型乡镇五宝镇的区位交通、资源基础、生态环境和开发现状等综合条件的分析，认为在五宝镇具备承接重庆市主城区的农产品供应需求溢出与生态环境需求溢出的优越条件。最后，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等多个方面，对远郊型乡镇以工业产业为主体的传统开发模式和基于城市空间溢出的开发模式进行了综合效益比较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重庆市主城区对其外部空间的土地、生物、景观和环境等要素存在着显著的溢出消费需求；

(2)对于在空间上非常靠近城区，但当前仍以农村风貌和农业生产为主的远郊型乡镇来说，传统的以工业产业向乡村延伸为主要途径的开发模式并不是最佳选择。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远郊型乡镇应主动纳入到城市经济系统当中，依据供求关系规律，充分考虑城区与乡镇两个主体的特点和现实需求，因地制宜地选择开发模式。

(3)对于五宝镇来说，面向重庆市主城区的溢出消费需求，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将绿色农业与休闲经济两种产业模式有机结合，构建一个以保护自然景观与生态环境为前提，以绿色农业为基础，以休闲经济为盈利主体，以协调城乡功能、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为目标，兼具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的综合系统，是其当前的最佳开发模式。

（编辑：刘呈庆）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Maurice Y, Barry G. The North American City ［M］.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0.

［2］陈劲松.新城模式:国际大都市发展实证案例［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Chen Jinsong. Park Model：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Empirical Case［M］. Beijing: Mechanical Industry Press, 2005.］

［3］Zhang Baoguang. A Study on Structural Analysis of Suburban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System:Taking Tianjin Suburbs and Counties for Example ［J］.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1995, 5(2):125-136.

［4］陆大道.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与空间扩张［J］.中国城市经济，2007，(10)：13-17.［Lu Dadao.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Spatial Sprawl in China［J］. China Urban Economy, 2007, (10):13-17.］

［5］宰娟,刘安生,华新贤.基于生态理念的远郊型新市镇的构建:以江苏省常州市雪堰镇为例［J］.小城镇建设，2008，(2)：31-33.［Zai Juan, Liu Ansheng, Hua Xinxian.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Ideas in the Constriction of the New Exurb TownCase of Xueyan Town in the Changzhou, Jiangsu［J］.Development of Small Cities & Towns, 2008, (2):31-33.］

［6］Yang Xiushi. Patter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atterns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J］.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1996, (12): 195-218.

［7］Henderson V. Externalitie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97,42: 449-470.

［8］Acs Z, Armington C. Employment Growth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n Cities［J］. Regional Studies, 2004, 38(8): 911-927.

［9］Raffaello B, Paolo P. Determinants of Longrun Regional Productivity with Geographical Spillovers: The Role of R&D, Human Capital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2009,39(2):187-199.

［10］Holod D, Reed R. Regional Spillover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J］.Economics Letters, 2004, (85):35-42.

［11］张雷,张淑敏. 现代城镇化发育的土地资源基础［J］.资源科学，2008，30(4)：578-584.［Zhang Lei, Zhang Shumin, Land Resources and Urbanization ［J］. Resource Science, 2008, 30(4): 578-584.］

［12］腾丽,王铮.区域溢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Tengli, Wangzheng. Regional Spillovers［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0.］

［13］青平,严奉宪,王慕丹.消费者绿色蔬菜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6，(6)：73-78.［Qing Ping,Yan Fenxian,Wang Mudan. The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Green Vegetable［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06, (6):73-78.］

［14］强真,杜舰,吴尚昆.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益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17(1)：92-96. ［Qiang Zhen, Du Xian, Wu Shangkun. Appraisal on Integrated Benefit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Use in China［J］.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7, 17(1):92-96.］

［15］王振庄,郄东翔.河北省蔬菜运销燃油费用分析［J］.中国蔬菜，2008，(9)：6-7.［Wang Zhenzhuang, Qie Dongxiang. Fuel Cost Analysis of Vegetable Marketing and Transportation in Hebei Province ［J］. China Vegatables, 2008, (9):6-7.］

［16］王斌，武春友，李振东.初游者与重游者行为差异的比较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9,28(3):68-71.［Wang Bin, Wu Chunyou, Li Zhendo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irsttime and Repeat Visitors’ Behavior ［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09, 28(3):68-71.］

［17］宋志军，刘黎明.北京市城郊农业区多功能演变的空间特征［J］.地理科学，2011,31(4):427-433. ［Song Zhijun, Liu Liming.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for Multifunctional Transition of Suburban Agricultural Areas in Beijing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31(4):427-433.］

［18］李洪庆，刘黎明.现代城郊农业的功能定位及其评价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生态环境学报，2010,19(6):1428-1433.［Li Hongqing, Liu Liming. Function Orientation and Evaluation Framework for Modern Suburban Agriculture: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Metropolis ［J］.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10,19(6):1428-1433.］

［19］张晓瑞,宗跃光.城市开发的资源利用效率测度与评价:基于30个省会城市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5)：95-101.［Zhang Xiaorui, Zong Yueguang.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the Resource Use Efficiency in Urba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s 30 Capital Cities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0, 20(5):95-101.］

［20］方创琳，刘海燕.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区域剥夺行为及调控路径［J］.地理学报,2007,62(8):849-860. ［Fang Chuanglin, Liu Haiyan. The Spatial Priva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ntrolling Paths in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7, 62(8):849-860.］

［21］朱启臻,农村社会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Zhu Qizhen. Rural Sociology ［M］.Beijing: China Agriculture Press, 2002.］

［22］Dennis P, Ken C. From Resource Scarcity to Ecological Security: Exploring New Limits to Growth［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5.

Study on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Exurb Town Based on

Urban Spatial Spillovers Theory

MA Beibei1 LU Chunxia2 LIU Hong1

(1. College of Tourism and Environment Sciences,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Key words urban spatial spillovers; coordinating functions between urban and exurb town; exurb town; development patterns

作者：马蓓蓓 鲁春霞 刘虹

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新经济论文 篇3：

科技进步与城市空间的发展

[摘要] 本文主要揭示科技进步与城市空间发展之间的关系，从理论方面分析科技进步在城市空间发展中的作用，重点分析信息技术和城市空间发展之间的关系，分析的目的是启发人们要善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来创造新的城市空间，从而提高城市的品质。

[关键词] 科技进步 信息技术 城市

科技的进展对城市发展战略具有重大影响，从18世纪开始的工业文明不仅使得人类享受到了工业文明的成果，也对城市的空间布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城市的结构、内容、形态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促进了人口集中。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引起了城市功能结构的变化和城市空间上分区的扩大，城市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片工业区,交通运输区、仓库码头区、工人居住区等。城市生活的空间随之扩展，打乱了原来城市封闭的布局，这种空间结构与布局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随之而来出现了布局混乱、交通阻塞、建筑密度高、环境条件差等问题。这些又迫使人们研究新的技术解决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城市空间的发展研究也有了新的突破。当前随着后工业社会及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空间及形态逐步发生变化，因此分析科技进步与城市空间发展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科技革命带来城市产业结构的更新，新技术一旦与新观念相结合就将产生巨大的社会发展推动力，成为城市空间创新中最为活跃的因素。科技进步首先引发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进而影响城市的社会形态,导致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而新的社会形态为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的更新与发展提供了动力。每一次的技术进展,都形成新的产业群，新的产业要求有与之相应的空间格局，促使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的重组,从而为城市空间的创新提供可能与条件，这种变化了空间的结构与形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因此科学技术的重大进展,不仅决定城市社会形态的发展，也决定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化。城市空间的形成、组织与变化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形态作用的结果，特定的社会形态,要求有与之相应的空间格局。

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人们所处的社会也由工业化社会过渡到信息社会。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而且对城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信息技术对城市经济的渗透和城市经济结构中信息经济比重的提高,促使城市产业结构的再一次调整和整合,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从而使城市空间结构再一次发生变化。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生产物质产品的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下降,以信息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幅上升,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成为新经济发展的基础。为了适应信息时代城市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城市用地布局、居住模式、交通方式等发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带来城市整体空间结构的发展和演变。信息技术不仅应用于高技术行业本身,而且向教育、娱乐、服务等领域扩展。

由于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日益显著，现代城市都在积极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环境，以提升经济竞争能力，知识经济催生各种高科技园区，它将是未来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科技园区高技术产业的培育在城市信息化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城市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面对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传统产业信息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城市都将信息产业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高新技术园区用新的城市功能体，用高技术、高效益、低污染的工业代替了低效益、高污染的传统产业，以金融贸易、信息管理等高层次的第三产业置换出以加工、制造为主的第二产业。

在信息时代,通信网络的形成使交通运输不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城市之间的联系突破区域的行政界限。网络缩小了城市与区域、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企业分布可以分散化、小型化,从而使城市发展分散化、中小型化, 城市将以远程联系方式来组织社会生产和生活,空间结构集聚动力减弱。城市各种功能的分布可以不受地域空间的限制,以区位条件为主导的城市功能布局原则在信息网络时代不再重要。城市的一般功能区(如居住、工业等)呈分散趋势,形成开放式、网络型和多中心的城市体系。这种开放结构促进城市之间横向经济联系和城乡经济的共同增长,城乡界限逐渐消失,城市之间竞争、互补、协同关系将代替传统的等级关系。如在科技进步背景下，南京都市发展区将形成“以长江为主轴，以主城为核心，结构多元，间隔分布，多中心开敞式的空间格局”，并凭借优越的区域基础设施条件向东扩展，和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苏南地区在经济和信息上形成一体化发展。

总之，在科技进步条件下，城市发展会不断地出现新问题，我们要不断地对城市发展及技术机部的相关性进行检讨，从而使城市形成一个功能与环境相对完善的人居环境。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发展的龙头，在全面的社会转型和变革中，城市规划理论与设计方法应适应城市信息化、全球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需要我们扩展城市的研究领域与技术方法,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体系，及时调整城市发展的方向和策略，使城市空间的发展演化适应信息化发展的要求，要善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创造“以人为本”的丰富多彩的城市空间。

参考文献:

[1]钱小玲王富臣:技术进步与城市空间创新.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01[6]:378-386

[2]李和平严爱琼:信息时代城市空间结构的发展.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2[8]:1-3

作者：刘韶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