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参与国际利益协调论文

摘要：如何进行利益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协调要借助于制度来实现，合理的制度设计是利益协调的基本保证；利益协调离不开相应的观念支持，缺乏与利益协调要求相适应的观念的支持，利益协调的各种制度、政策、措施很难顺利落实并产生效果。制度保证和观念的支持是利益调整不可缺的两方面要求。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经济转型参与国际利益协调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经济转型参与国际利益协调论文 篇1：

加工贸易企业劳资关系的困境及对策研究：以广东为例

摘要： 由跨国公司主导的“订单式”生产， 导致加工贸易企业“定价权”缺失， 压缩了劳资利益协调的空间。基于“流水线”的标准化生产工艺创造性不足， 劳资双方缺乏合作共赢点， 雇佣合同短期化特征明显。原先适用的基于个体主张的“保底型”法律制度安排， 无法满足劳工“增长型”利益诉求快速发展的需要， 劳资冲突缺乏制度化的集体协商对话消解机制。必须加大户籍、 社保等社会管理制度改革力度， 消除人口迁移的制度性障碍， 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加快推进加工贸易企业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 强化自有品牌培育， 拓展劳资利益协调空间； 同时， 构建劳资集体协商平台， 完善劳资利益协调机制，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 以优化劳资利益分配格局， 营造劳资合作氛围， 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 劳资关系； 资产专用性； 劳资利益协调机制； 制度匹配

加工贸易在推动我国经济与国际接轨， 拓展产品国际市场， 提升我国工业化水平等方面， 作用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源和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在政策推动与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广东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试验田， 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最高， 从1986年以来， 进出口总额连续23年位居全国首位， 其中加工贸易居功至伟。但近年来， 随着广东经济社会的发展， 特别是在“小康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过程中， 广东加工贸易企业的劳资关系日趋紧张， 各类劳资纠纷极端事件日益增多， 已成为影响广东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同时， 受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 近年来广东加工贸易增速持续放缓， 后劲乏力， 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培育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势在必行， 也是广东各级政府近年来所大力推动的发展方向， 但客观效果欠佳。因此， 深入分析加工贸易劳资关系特点及困境成因， 厘定劳资双方的利益契合点， 探讨相关优化路径， 优化劳资利益分配格局， 不仅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也有助于调动劳资双方创新的积极性， 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由于广东加工贸易所具有的特殊地位， 所以本文主要以广东为样本， 希望通过对于广东加工贸易上述相关问题的探讨， 寻找一条可资其他地方借鉴的加工贸易劳资关系优化路径。

一、 广东加工贸易企业劳资关系发展趋势

广东经济外贸依存度自2004年以后一直在150%以上， 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加工贸易无疑是广东对外贸易的主力军。2011年， 广东加工贸易进出口5077. 5亿美元， 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55.6%。[1]加工贸易发展的好坏对于广东经济社会的发展，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加工贸易不仅涉及到广东的大部分产业， 并且在广东利用外资， 推动相关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 现阶段广东加工贸易企业的劳资关系却令人担忧， 虽然近年来各级政府以及社会舆论都倾向于鼓励企业承当更多的社会责任优化劳资关系， 但实际效果欠佳。劳资冲突， 无论是数量、 还是规模、 性质， 都较之前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劳资关系日趋紧张。广东加工贸易企业资本主要由外资及民营资本所构成， 劳资双方利益明确， 在追求各自利益的过程中冲突不断显现。正如一些学者研究指出的， “私营部门在发展过程中也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了与自身相适应的存在内在矛盾的劳资关系”。[2]在不断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 广东加工贸易企业劳资关系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势。

第一， 劳资关系全球化， 雇佣合同短期化趋势明显。入世以来外资企业在广东加工贸易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2000年外资企业在广东加工贸易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为63.85%， 到2011年这一比例增加至约82%， 相反内资企业所占份额则逐年下降（见表1）。广东加工贸易很大程度上依赖跨国公司的贸易转移， 产品销售和服务网络主要为外资所控制， 外商投资企业占据加工贸易进出口的主导地位。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本与产品， 加工贸易劳工不仅面临国内就业竞争压力， 在一定程度上还面临由投资自由化而引发的国际就业竞争压力。同时， 国际劳工公约、 SA8000等国际劳工标准也在近年不断得到强化， 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 日益成为影响广东加工贸易企业劳资关系的重要因素。广东加工贸易企业劳资关系呈现出全球化特性。

同时，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工队伍劳动合同短期化趋势明显。据《深圳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数据》（2011）， 在新生代农民工（80后出生）中， 签订劳动合同的为78.8%； 签订的合同类型上， 大部分为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占93.2%， 其中短期合同居多， 中长期合同较少。劳动合同期限在两年以下的有54.9%， 劳动合同期限为3年的有42.7%， 劳动合同期限在3年以上的有2.4%，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5.5%； 而且，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合同短期化趋势更为明显。[3]同时， 由于受种种原因的制约， 农民工工会组织率极低， 工会的维权功能式微。

第二， 产业升级缓慢， 企业人力资本投入积极性不高， 劳资双方缺乏合作共赢条件。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广东加工贸易进入了由OEM（贴牌生产）向ODM（原始设计制造）进而向OBM（自有品牌制造）逐步转变的新阶段。但总体来看， 广东对外贸易还是以贴牌生产为主， 加工贸易增值率提升缓慢， 生产环节技术含量不高（见表2）。与早期服装、 鞋类、 玩具等加工贸易不同的是， 现在更多地进行电子、 信息产品的生产。虽然产品结构以及产品层次有了较大提升， 但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加工贸易生产体系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 国际代工地位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本土企业创新能力及品牌不足， 流水线生产组织方式流行。由于流水线生产过程技能单一， 技术含量偏低， 劳资双方， 特别是企业缺乏长期的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企业偏向于采用市场化、 临时性的雇佣策略以及短期培训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劳资双方缺乏基本的合作共赢的条件与利益契合点。

第三， 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 群体性劳资纠纷事件增多。据《南方周末》的调查， 广东“民工荒”现象从2005年开始出现， 2009年之后则愈发突出， 200人以下小企业普遍出现“招工难”问题， 表现在人才市场的中介费用缴纳上则是从之前的主要由求职者付费转为更多的由企业付费； 2011年仅深圳市， 缺口就达20万人以上。[4]农民工工资也呈快速增长势头。按国家人社部的数据显示， 2011年， 中国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达到2049元， 比2010年增加359元， 增幅达21.2%。[5]而与此相反， 大学毕业生就业面临困境， 就业面狭窄。从1998年开始， 高等教育开始大范围扩招， 2002年之后， 扩招毕业生开始就业，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开始出现。据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检测网数据， 近2年全国大学生毕业生实际就业率大约只有70%左右（见下图1）。同时， 人社部的统计表明， 高校毕业生就业部门单一， 入职企业占比多年徘徊不前。“教育业”、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等具有较好保障的正规部门， 多年来一直是城镇毕业生就业的重点领域， 两项合计约占大学毕业生人数的50%； 而肩负社会创新、 产业升级重任的制造业吸收大学毕业生的占比， 仅从2003年的7.48%上升到2009年的10.74%， 6年间增幅不到3.3%。[6]即使就职于企业， 大学生也以“灵活就业”方式为主， 随时准备走人， 缺乏在企业长期工作的准备。以广东为例， 虽然就职于制造业的大学毕业生近年来有所增加， 但采取“灵活就业”形式的毕业生的比例也在逐年提高， 至2006年， 这一比例已占当年就业毕业生总数的49.03%。[7]

另外， 劳资纠纷事件， 特别是群体性劳资纠纷事件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广东已成为近年发生各种劳动争议最多的省份， 劳动争议案件占到全国总数的20%以上， 而这些案件绝大多数发生在加工贸易企业。其中， 在劳资纠纷案件集中爆发的2008、 2009两年间，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审结劳动争议案件26256件， 是之前两年的2.66倍； 2009年广州中院民一庭审理各类劳动争议案件， 已占案件总数的70%以上。[8]2008年前9个月， 深圳两级法院共受理一、 二审劳动争议案件33929宗， 同比上升146.04%， 占同期一、 二审民商事案件的39.3%。[9]2011年广东省人均GDP50， 500元， 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7819美元， 已跨入中上等收入地区水平。但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9日发布的《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指出， 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0.61。分配差距明显过大， 调整分配比例势在必行。群体性劳资纠纷事件的增多表明，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提升， 以及广东“小康型”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 劳工集体“增长型”利益诉求渐成趋势。劳工诉求已从早期的单纯的提薪要求， 发展为包括工资在内的劳动环境、 职业前景、 心里认同等多方面的要求。以富士康为例， 据马培红先生调查， 富士康公司员工对工作、 薪酬待遇、 工作关系、 工作环境、 培训和公司整体等六大类三十小项的满意度大多在30%以下。[10]近年发生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 “南海本田汽车员工提薪事件”等劳资冲突事件， 已明显不同于之前的劳资纠纷， “增长型”利益诉求特征明显。广东原先依靠低成本（人力成本、 环境成本）驱动的加工贸易发展模式已面临瓶颈制约， 已有的劳资利益协调机制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

二、 广东加工贸易企业劳资关系困境的经济学分析

广东加工贸易企业劳资关系紧张是个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社会各界日益关注， 广东各级政府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予以纾解， 然而， 劳资纠纷频发的现实表明， 成效不太理想。事实上， 现阶段广东加工贸易企业劳资关系的紧张， 既与全球化背景下外资主导的外向型经济以及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因素有关， 也与现行劳资关系协调机制与业已发生了巨大改变的劳工利益诉求不相匹配有关。

首先， 依靠低成本（人力、 土地和环境等）驱动的外资主导型“加工贸易”产业格局， 决定了企业利润的实现方式， 限制了劳工权益提升的空间。改革开放以来， 在“比较优势”理论的指导下， 出于吸引外资的考量， 广东实施了低成本竞争策略， 通过降低企业的用工、 用地以及环保等成本， 保证区域竞争优势。但客观来说， 这一政策虽然对于推进广东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但却不利于企业创新动力的培育。跨国公司出于其全球价值链考量， 全球配置产品开发、 生产与销售环节， 缺乏提升在华研发能力的积极性。本土企业规模则普遍规模较小、 集群发展层次较低、 市场对外依存度过高以及技术装备和生产工艺落后， 自身创新能力不足。在一个资强劳弱的不对等博弈格局中， 资方可以通过挤压劳工利益， 在确保自身利润的同时， 转嫁国际竞争的压力， 回避产业转型升级存在的“陷阱”， 企业转型动力不足。而户籍、 社保等限制人口自由迁移的制度性障碍， 则弱化了企业， 特别是民营企业对于大学毕业生的吸引力， 缺乏足够大学毕业生支持的企业， 创新能力提升缓慢， 转型能力缺乏。另外， 广东以专业镇为集聚地的产业集聚模式， 无论在空间范围上， 还是在社区配套资源上， 都难以提供产业创新要素集聚的充足条件。张捷、 张媛媛（2011）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EX）， 三、 二产业产值对比系数（TS）， 以及两者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的实证研究， 也得出了广东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虽有利于促进工业化进程， 却不利于广东实现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升级的结论。[11]总之， 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的能力与动力严重不足， 企业产品附加值偏低， 劳资利益协调空间有限。

其次， 经济全球化加大了跨国公司的谈判优势， 客观上弱化了政府的对于劳资关系协调能力与动力； 而资强劳弱的博弈格局， 则强化了资方通过挤压劳工权益， 实现其利润的能力， 阻隔了劳资基于技术进步合作格局的形成。在资本全球自由流动背景下， “代工生产”全球竞争激烈， 企业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品价格的竞争力， 在其他生产资料市场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 人工、 土地等成本对产品的价格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为了维持区域竞争优势， 各地方政府竞相压低上述成本， 政府缺乏介入协调劳资利益分配的积极性与有效手段。现阶段， 广东加工贸易相关产品生产技术含量偏低， 基于“流水线”的标准化生产盛行， 工艺相对单一， 生产过程的创造性需求不足， 劳动成果易于监控。无论是企业， 还是劳工的资产专用性程度都不高。在当前资强劳弱、 劳动力过剩的背景下， 企业最为有利的治理方式就是劳动力的纯粹市场交易， 避免劳动合同的长期化。正因为如此， 企业缺乏支持劳工组织工会的动力， 也缺乏与劳工进行集体谈判的积极性。而缺乏组织的劳工， 要么是可得利益难以诉求， 要么是“用脚投票”， 随意辞职， 甚至采取极端措施； 反过来说， 缺乏工会制约的资方也一样我行我素， 随意解雇。普遍存在的以异地就业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工群体本地化的各种障碍（户籍限制、 高房价、 社保缺陷、 子女教育等）， 削弱了劳工对于劳资长期合作的兴趣， 制约了劳工对于企业归属感的形成， 并阻碍了劳工参加工会组织实行制度化维权的积极性。所有这一切共同制约了劳资双方合作共赢机制的建立与有效运转， 造成了现阶段广东加工贸易企业劳资关系的紧张局面。

第三， “增长型”劳工利益诉求与制度安排不足之间的张力， 阻隔了劳资之间的有效对话。经过多年的建设， 广东已经初步建立起包括劳动基准、 最低工资、 失业与工伤保险等内容在内的劳工基本权益保护的法律、 法规体系， 以及劳动仲裁与诉讼等劳资纠纷解决机制， 但客观来说， 这些制度本质上属于一种基于个体主张的“维权型”， 或者说“保底型”制度， 还无法满足劳工利益整体提升的需求。“增长型”劳工利益诉求， 是一种法定权益之上的利益诉求， 显然无法通过所谓的“依法维权”得以实现， 只能通过劳资双方的集体协商、 对话才能得到实施。随着“小康型”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 农村税费改革引发的务农收入提升所带来的政策联动效应的逐渐显现， 以及相关劳工法律标准的提升， 必然带来劳工整体权益提升的要求。由于欠缺相应的劳资集体协商对话机制， 以及劳资双方缺乏合作共赢的利益契合点， 劳工权益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劳工单方面的主张， 无法得到企业相应的回应， 劳工的极端行为以及集体行动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三方机制”是现阶段国际上较为流行的劳资利益协商制度， 我国从1983年开始探索三方机制的引入和建立问题。1990年11月2日全国人大批准第144号国际劳工组织（ILO）《三方协商促进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公约》， 2001年8月国家层次的三方机制平台——国家三方协商委员会成立。广东也与其他省市一样逐步建立了涵盖市、 区、 县、 乡镇、 街道的多层次三方协调机制， 并向经济技术开发区、 工业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延伸， 各产业也逐步推进和建立了产业三方协调机制， 多层次多形式的三方协调机制已开始形成。然而， 客观来说， 实际运行效果欠佳。即使为社会各界大力推动的劳资双方集体协议， 除极少数成功案例外， 也大多没有涉及劳工所关心的工资、 福利等核心利益问题， 大多流于形式， 需要进一步提升和重构。[12]

三、 优化加工贸易企业劳资关系的理论进路

上述对于广东样本的分析清楚表明， 有效协调加工贸易企业劳资关系， 必须调整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在积极融入全球化的同时， 更多地依靠内需市场， 增强企业的市场定价权； 同时加强政府引导， 充分发挥各方积极性， 强化劳工博弈能力， 优化劳资博弈平台， 构建劳资集体协商对话机制， 在保障企业创新投资合理回报的基础上， 推动企业强化人力资本投资， 实现劳资双方合作共赢。具体来说， 应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优化经济发展路径， 拓展劳资利益协调空间

正如Amable（2000）所指出的， 从理论上来看， 并非国际分工的每一种效应都对经济发展有益， 如果国际分工导致一国脱离研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转而依赖从他国进口这类产品， 从长期来看， 这种动态损失可能抵消从国际分工中所得到的静态收益。[13]广东30多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 引进外资， 发展外向型经济， 特别是加工贸易产业， 虽然能够快速推进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 但却不太有利于技术的进步与劳工权益的保护。客观来看， 我国加工贸易产品技术含量偏低， 核心技术大多为美、 日等跨国公司所控制， 产品国内附加值不高。以广东为例， 近年来， 虽经各方努力， 广东加工贸易产品技术含量有所提高， 但占广东出口70%以上的机电产品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步伐在广东主要工业行业中却是最慢的。[14]有学者测算， 近年我国加工出口制成品的国内附加值仅为17 %左右。[15]产品附加值偏低， 制约了我国加工贸易企业同步提升劳工待遇的空间， 劳资冲突势所必然。可以预计， 随着贸易摩擦的增加、 人民币升值趋势的继续， 加工贸易经营成本必将进一步上升， 本就不高的加工贸易国内附加值将会进一步下降， 这势必加大劳资利益调整的难度。因此， 我国各级政府必须调整经济发展模式， 更多地依赖国内市场， 推动企业加大创新力度， 强化创新能力， 实现产业升级。为此， 必须在逐步提升劳工分配比例的同时， 加大户籍、 社保等社会管理制度的改革力度， 消除人口迁移的制度性障碍， 增强企业对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吸引力， 积极推进新型城市化进程， 启动内需市场； 同时积极拓展各类产学研合作机制， 借助外部智力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通过不断提升产品技术含量， 丰富产品类型， 培育自有品牌， 拓展劳资利益协调的利润空间。

技术进步对于改善劳资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从西方国家近几十年的劳资关系发展历史来看， 技术进步， 不仅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提升产品附加值， 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 技术进步， 还将强化知识型劳动力在资本增值中的主导作用和地位， 加速资本积累的侧重点从原先的生产资料转向知识型劳动力。[16]专用技术的提升将增强劳工个体的博弈能力， 提高劳工在企业中的地位。西方上世纪60年代以来人力资本理念的兴盛， 以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普及， 就是人力资本日益重要的具体体现。需要注意的是， 由经济全球化引发的资本全球流动的便利性， 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和工资分化， 将不可回避地造成新的劳资冲突。为此， 在我国劳工“增长型”利益诉求渐成趋势的背景下， 应重新评估国际劳工组织及国际劳工标准的作用， 善用跨国公司约束代工企业的“生产守则”制度， 推动国际劳工待遇的适度普遍性提升， 破解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在劳工待遇问题上的集体行动困境。虽然对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学术界尚存在争议， 但国内客观上存在的庞大就业需求就定了我国必须继续发展加工贸易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 必须优化加工贸易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 更多地考虑社会就业需求。在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相关产业向价值链“U”型两端发展的同时， 通过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 培育自有品牌， 增加产品附加值， 抬高相关产业价值链“U”型发展的底端， 推动产业整体价值链的提升， 实现产业升级与保障就业的有机结合。

（二）强化劳资集体协商对话， 完善劳资利益协调机制

资强劳弱博弈格局的形成， 有其深刻的社会及经济背景， 也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无法予以根本性改变， 但是， 通过一定程度上提升劳工博弈能力， 以改变严重失衡的劳资利益则是可行的。根据资产专用性理论， 只要劳资双方的资产都具有专用性， 那么， 劳资双方就会出现双向“锁定”效应， 劳资双方方具有订立长期劳动合同关系以及进行集体协商的积极性。[17]341-342前段时间“东方航空公司机师罢工”事件， 很清楚地表明劳工专有技术的博弈筹码价值。因此， 强化劳工的教育、 培训， 提升劳工生产技能， 是提升劳工博弈能力的根本途径。然而， 技术进步、 产业升级是一个历史性过程， 需要一段较长时间， 以及其他因素的配合。就现阶段而言， 强化劳资协商， 提升劳工整体权益的最佳手段无疑就是组建自治型的企业工会以及相应的产业工会， 推动相应企业协会的成立， 并构建劳资集体协商、 对话机制。按照西方国家经验， 在工业化早期阶段， 工会组织以及劳资集体协商制度是保障劳工权益基本手段。根据我国《工会法》， 雇工25人以上的就必须单独设立工会组织。我国一些加工贸易企业也成立了工会组织， 然而， 实际运行效率偏低。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工会产生过程中劳工参与不够， 部分企业对于成立工会存在抵触情绪， 行业（产业）工会缺乏。二是工会组织缺乏“自治性”， 企业高管兼任工会负责人情况普遍， 地方工会行政化倾向明显。三是工会职能过泛， 兼具维护、 建设、 参与和教育四项职能， 劳工“利益维护者”的定位不够明确。四是缺乏劳资博弈“威胁”手段， 也缺乏对相关企业人事管理的参与权。五是户籍、 社保制度的制度性障碍， 阻碍了以异地就业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工群体的本地化， 弱化了工会组织的吸引力。西方经验表明， 工会对于企业技能培训、 人员招聘等人事管理参与的程度，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工会的博弈能力， 也决定了工会对于劳工利益的保护能力。[18]3应该积极探索通过工会组织或协调劳工专业技能培训的可能机制， 在充实工会职能的同时， 提高工会组织的代表性与自律性。事实上， “自治型”工会的存在， 不仅有利于维护劳工权益， 也有助于制止企业竞争对手“挖人”而引发的劳工“跳槽”行为， 保障企业对于技术创新的投资回报， 从而推动企业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实现基于技术进步的劳资合作共赢。因此， 组建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性”工会组织， 不仅有利于劳工权益的维护， 也有利于劳资合作共赢机制的形成。也因此， 深圳目前正在进行的163家大企业工会主席直选改革值得肯定。

劳资利益协调机制的完善还有待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劳工博弈能力的提升， 劳资博弈结构的优化， 有助于形成良性互动的劳资关系， 减轻政府日常工作压力。然而， 劳资博弈结构的重构以及进一步的优化调整都离不开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首先， 自治型工会组织的成立必须得到政府的认可与支持； 其次， 各类学校教育以及职业技能培训也都需要政府的资金投入及人员、 政策上的支持； 第三， 政府可以通过适时提高劳动基准， 制订相应法律规范， 强化执法， 调整劳资博弈“聚焦点”； 第四， 政府还可以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尽可能消除异地就业劳工本地化的各种障碍， 以减轻劳工的后顾之忧， 提高劳工对于劳资协商所需“时间成本”的耐受性， 同时提高劳工支持工会活动的积极性； 第五， 政府可以赋予劳工适度的“有限停工”协商权力以及委托工会组织、 协调在职技能培训项目， 一方面强化劳工博弈能力， 另一方面， 也可将劳工积怨纳入有序消解程序之中， 避免极端事件的发生， 营造劳资合作氛围； 第六， 政府也可以更为积极主动地介入劳资利益协调过程， 强化沟通与协调， 推动落实“生产守则”制度， 畅通信息传播渠道， 建立声誉激励机制， 不断完善劳资利益协调机制。

（三）坚持合作共赢理念，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必须在全社会确立劳资双方互为依存， 合作共赢的理念。改革开放以来， 国民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 资方实际上成为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最大得益者。虽然我们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然而，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追求共同富裕。而且， 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 而不是为了资方单方面的资本积累。“商业的目的是促进繁荣， 提供人们必需的和渴望获得的商品， 使生活变得更宽裕”。[19]139劳资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劳资利益失衡， 劳资关系和谐的根本出路在于劳资利益的再平衡。毕竟， 劳动是生产二要素之一， 而且是最为活跃的生产要素。只有很好地平衡劳资双方的利益， 激发劳资双方的创新积极性， 经济才具有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因此， 在坚持劳资合同关系市场调节机制的同时， 弘扬社会公正理念， 适当调整双方利益分配格局， 不仅有利于提高劳工权益， 促进劳资关系的和谐， 也有利于拓展内需市场， 激发劳工创新积极性， 更好地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调整劳资利益， 还应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资强劳弱的博弈格局决定了企业的“先行”义务。企业作为社会成员之一， 其利润的获得有赖于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特别是劳工的支持与配合， 因此， 企业理应更多地照顾到劳工的工资福利、 生产安全、 工作环境、 职业发展以及心理健康等需求， 给予劳工更多的人文关怀。众多实证研究表明， 在一定程度内， 劳工工资的提升、 工作环境的改善以及职业培训的加强等， 对于劳动生产效率都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20]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 不仅可以保证投资效益， 而且还可以促进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也就是说， 在资强劳弱的博弈场域当中， 企业可以先行出价， 通过提高劳工待遇， 改善工作环境， 加大专业技能培训投入， 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以此激发劳工的归属感与创新积极性， 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而实现劳资双方的合作共赢。

总之， 广东加工贸易企业劳资关系局面的形成， 既有复杂的社会、 历史原因， 也与“加工贸易”这一生产组织方式有关， 必须采取积极措施， 消除人口自由迁移的制度性障碍， 以专用型人力资本投资为劳资合作共赢的利益契合点，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在积极推动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 培育自有品牌的同时， 提升劳工博弈能力， 调整、 充实劳资利益协调机制， 优化劳资利益分配格局， 实现劳资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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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明亮

经济转型参与国际利益协调论文 篇2：

利益协调的制度保证和观念支持

摘要：如何进行利益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协调要借助于制度来实现，合理的制度设计是利益协调的基本保证；利益协调离不开相应的观念支持，缺乏与利益协调要求相适应的观念的支持，利益协调的各种制度、政策、措施很难顺利落实并产生效果。制度保证和观念的支持是利益调整不可缺的两方面要求。

关键词：和谐社会； 利益协调； 制度保证； 观念支持

社会公平和正义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我们正在着力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人们利益格局的变化与调整，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弱势群体逐步增多，社会不公平现象开始凸现，加上“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的高度重合，使我国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呈现出多元交织、错综复杂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利益关系格局特别是重大利益关系，已经构成了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危机的基础。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和发展成果的社会，形成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因此，对利益关系，特别是重大利益关系做出必要的调整，是建设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如何进行利益调整？制度的保证和观念的支持是利益调整不可缺的两方面要求。

一

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协调都要借助于制度来实现。制度是某种准则、规则体系，它的基本功能是规定、调节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基本的利益关系。制度如何调节利益关系受制于制度的设计。制度的设计是一定阶级从自身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需要，按照一定的价值原则、价值判断及建立起来的。我们进行利益协调是为了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因此，制度设计必须遵循公平原则。罗尔斯说，“作为公平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①（Ｐ1）利益协调的制度保证首先在于用制度来保证社会成员能够公平的获得利益。

公平是价值判断的范畴，从古至今，人们因经济地位、利益的不同以及政治主张、价值取向的不同对公平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以等级特权为特征的历史条件下，公平作为正义，被理解为恪守等级、接受社会等级秩序。现代社会，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人们关于公平的观念历史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权和等级被视为最不公平的事物，人人平等地拥有竞争的自由、拥有机会的均等，即拥有法权而不是特权规定的权利，成为对公平的新诠释。公平作为权利总是具体的有客观载体的，它通过经济公平、社会公平等体现出来。经济公平包括整个经济关系方面的公平，其中分配公平是经济公平的核心。社会公平的基本要求是人们的社会地位平等，人人都有同等的生存发展的权利，都有获取自己正当利益的机会，同时也要尽相应的义务，实现权利义务的平等。②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应该能够体现公正平等的原则，应该是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的统一。

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以公平作为自己的价值选择。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仅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而且要通过分配的公正原则来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价值取向鲜明地体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思想中。邓小平提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思想，把效率与公正融入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设计中，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正义本质。③（Ｐ25?觸26）但是任何现实的制度不可能完全按照公正的道德理想人为地设计出来，它受制于各种具体的历史条件，也是各种力量交互影响、各种利益相对平衡的结果。④（Ｐ24?觸27）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不仅说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完善，而且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现实要求难免使我们在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上会出现因为重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不同地区、阶层、行业之间出现的严重分配不公，并不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结果，而是因为制度和政策设计没有真正体现“公民一律平等”的重要宪政原则，从而为各种不公正的分配大开方便之门。所以，利益的协调就需要我们对这些制度、政策进行调整，按照公平、正义的价值准则来安排制度。公平既体现在人人都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参与权利，有根据自己的劳动贡献获取财富分配的权利，也体现在人人都应有获得起码的能够维持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权利。由此，用制度安排来保证利益的协调就有两方面基本要求：

1． 在制度上保障人人平等权利的实现

对公民平等权利的尊重和满足，是利益协调最基本的要求。一个公平的社会在主要社会制度上不仅必须能够把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平等地分配给每一个社会主体，而且要切实保证人人平等权利的实现。我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均为我国公民。所有公民都平等、充分地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赋予和保障的权利和义务，公民自身的一切差别平等地消失于法律面前。但是，公民平等的权利是通过许多具体的制度、政策体现、保证的。而恰恰是我们某些具体的制度如收入分配制度、税收制度、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以及政府管理制度和各种市场竞争游戏规则的不完善，使公民不能平等的享有权利，也带来了公民利益获得上的不公平。譬如市场竞争中机会不均会导致收入分配上的不公平，而这种不公平有些是因为一些制度性规定造成的。某些制度条件对不同竞争主体并不是统一的，而是或者对某些主体有优惠，或者对某些主体制度歧视。我国目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扩大的收入差距固然由多种原因造成，但是社会转型时期制度提供的不平等机会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富翁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罗尔斯在对现代社会公平的内涵和基本要求进行阐述时明确指出：“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⑤（ｐ3?觸7）机会不均导致的收入分配上的差异，是对人人平等权利的否定，是不公平的。虽然人与人之间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是只要程序、规则对所有的人是一致的，就能在最大程度上缩小不平等，体现出社会公正。所以利益协调的制度保证首先要在涉及到人们利益获得的具体制度上进行调整，在各种制度规定上充分保障在利益获得上“人人平等”的权利，为利益的协调提供来自与制度的保障。

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保障人们平等获利的权利时，有一点需要特别引起注意。“人人平等”不仅是不同的公民应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平等的获取利益的条件，同时也应该有相同的“说话的权利”。说话的权利就是利益表达的权利。现实社会中人们利益的差距不仅表现在利益获得上，也表现在利益的表达上。一些社会成员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如农民、农民工、下岗人员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致使他们的利益要求常常被忽视，也难以在政府的相关政策、规定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和保护。因此人人平等获得利益权利的制度保障，还应该在人人平等的利益表达机制上下功夫，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民主建设。按照现代民主理念，民主不仅是人民的统治，是人民选择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利，而且是利益的表达机制和调节机制。加强民主建设可以为公民的利益诉求提供充足的利益表达渠道和社会解决机制，要注意从体制上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群众表达意愿的渠道畅通。对于最缺乏利益表达渠道的农民，也应该有相应的组织以制度化的方式表达其利益。

2． 用制度来解决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市场经济强调的是起点和规则的公平，社会中不同的个体或群体在公平的起点上遵守公平的社会规则所形成的利益差异，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这也是社会公平的根本要求。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不同个体或群体由于资质、禀赋、对机遇的把握和主观能动性的差异，即使在公平的起点和规则下，其竞争的结果、对利益的拥有情况也是有很大差异。虽然结果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有利于效率的提高，但是过大的差异势必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我国目前存在的不同阶层、城乡、地区的人们利益差距扩大的现象，已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直接障碍。对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统一体不断走向成熟的表现。利益的协调，首先要靠发展生产力，“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构建的物质基础”⑥，蛋糕做大了，可供分配的财富增加了，每个公民才有可能得到更大的一份。但是经济总量增长本身不能自动解决包括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容易诱发不稳定因素的社会问题。还必须通过财富的二次分配对利益进行调节。这种调节，主要也是靠制度发挥作用。

用制度来调节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需要从以下方面努力：

一是要完善公平优先的再分配制度。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理顺分配关系，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但是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再分配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没能很好的发挥。如个人所得税的重要功能是对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进行调节，但是94年税制改革后我们实行的是简单、透明的分类税制，相对于综合税制，个人所得税的分类税制模式在公平性方面存在明显缺陷，尤其是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功能没能很好发挥。这就需要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税收公平分配的作用。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需要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来进行协调，我国虽然已同时并用了纵向转移、横向转移的混合模式，但如何规范全国性的省对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如何把握“调贫济富”的分寸还需要以进一步的研究完善。

二是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经济及社会结构的调整导致部分个人和利益群体的社会利益受损，可以说是经济转型、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代价”。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给利益受损的个人或群体提供一定的补偿，是提高社会公平的程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所必需。建立利益补偿机制的主要内容是确立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从国情出发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初步形成以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总体框架。但是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健全。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性和其所保障的风险的普遍性，使公平性成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原则。而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覆盖面窄，社会成员不能平等地享受来自于社会的基本生活保障。因此，需要进一步对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健全的社会保障和完善的社会福利可以提高整个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容忍程度，降低社会弱势群体的被剥夺感，从而有利于社会稳定。

此外，我们还应该通过扩大就业的措施以及建立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来协调社会中不同阶层、群体、个人的利益关系，通过制度的调整、创新，尽量使全体公民感受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加快和谐社会发展。

二

利益协调的制度保证离不开相应的观念支持。制度不仅是人制定的，也是靠人去实施的。缺乏与利益协调要求相适应的思想、观念的支持，利益协调的各种制度、政策、措施很难顺利落实并产生效果。利益协调所需要的观念支持，主要有：

1． 人们对自身权利、利益的清晰认识以及对他人权利、利益诉求的理解和尊重

利益的协调是以社会成员对自己以及他人权利、利益的承认和尊重为前提的。但是利益协调所需要的权责意识、平等意识还不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如，一些政府官员缺乏对公民权利的承认和尊重，不能够把人民的每一成员看成是有法律地位的公民，他们对一些侵害公民利益和权利的现象冷漠、不作为，甚至利用人民授予他们的权利去损害、侵占人民的利益；一些普通公民也因公民权利平等意识的缺乏，不能正确对待那些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群体、个人如农民工、下岗人员的权利和利益诉求；一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个人对自己被侵害、甚至被剥夺的利益不是理直气壮的吁求。这种公民权利意识、平等意识的缺失，不仅是造成人们之间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的重要原因，而且也会使党和国家所采取的各种利益协调的政策、措施由于缺乏来自于实施者和民众的观念支持难以顺利落实。

社会成员的权责意识、平等意识不是自动生成的，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缺乏公共生活传统的社会中。尽管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法治社会的建设为公民权责意识、平等意识的生成提供了一种客观前提，但是与现代社会的要求相比，公民的权责意识、平等意识还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我们重视和加强公民教育，强化公民的权责意识、平等观念。

2． 形成适应和谐社会要求的利益观

利益的调整无疑会对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产生一定的影响，也难免会造成一些既得利益者的不满和抵触。利益协调的顺利进行，要求人们的利益观念发生变化。

通常在利益问题上，人们习惯于用非得即失，要么得到要么失去；若得必失，若要此得需使彼失，即所谓的“零和搏弈”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从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看，前20年基本上可以用增量改革来描述，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体制内的人不受损，而体制外的人福利增加，改革基本上是一个“双赢搏弈”的阶段；进入20世纪90 年代后期，改革深化到存量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零和搏弈”的性质，一部分社会成员成为改革的受益者，收入、福利水平快速提高；一部分社会群体（如下岗职工、农民）成为改革的“输家”，他们的福利水平下降，这难免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用“零和搏弈”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这种非得必失、此得需彼失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利益观，不仅有可能使利益主体为了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去损害、牺牲他人利益，而且会使利益主体对政府采取的各种利益协调措施产生被剥夺感和抵触情绪，影响了利益协调的顺利进行。

从静态角度看，一定时期的利益在总量上是确定的，利益的调整会使一些人的利益有所减少，但是从动态角度看，利益的增长是在均胜中实现的。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把人们之间的利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各方彼此都是利益相关者，大家的利益彼此交织在一起，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如果利益主体仅仅从自身利益出发去追求利益最大化，没有兼顾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就难免会对自身利益的实现造成影响。近些年来，随着竞争的加剧一些企业在利润下降时选择了从工人身上补回损失的做法，或增加劳动时间，或克扣拖欠工资。这种以损害工人利益来获取更多利益的结果，使许多企业面临民工荒而不能正常生产，影响了自身利益的实现。利益的彼此依存、制约要求人们的利益观念发生变化，从习惯于零和竞争转向均胜共赢。均胜是一种要么都赢，要么都输的双赢或双输游戏，也是一种协调自我和他人利益关系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这种利益观把事物发展过程形成的某种利益看作是动态的、可变的，因而认为：不失不得，不有所放弃就不可能有所获得；失而必得，失去的最终会得到补偿；少失多得，短期的较小损失会获取长期得更大收益。”⑦（Ｐ38?觸41）以共赢的观点来看待社会成员的利益协调，就更容易认识到利益的协调对于自身利益最终实现和满足的重要性，更易于政府各种利益协调的政策、措施的顺利实施。

3． 形成推崇公平、崇尚奉献的观念

整个社会的财富，在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的支配下已有两次分配，但这两次分配仍会留下很大的缺憾，社会运行中还有各种复杂需求无法就此得到满足。因此发展现代公益事业，动员社会资源来帮助有困难的群体，消化相关社会问题，也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利益协调方式之一。中国改革开放促生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群，但是先富起来的富人对社会的回报不尽人意。一些富人宁愿花天酒地，也不愿救济困难者；2004年，中国国内入榜的135位慈善家捐款9．85亿，约合1亿多美元。而2000年至2004年，美国50名最大的慈善家捐款总额是650亿美元。我国的先富人群为什么缺乏社会慈善捐赠的积极性？这既有法律、政策、机制方面的原因，我们还远没有建立起一个以市场化为改革取向的在社会中鼓励行善、鼓励贡献的氛围和相关制度；也有观念方面的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老爱幼、扶困济贫、帮老助残的传统美德，但是转型时期，中国的价值传统、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受到市场经济的严重的冲击，追求金钱、财富的欲望遮蔽了一些人的道德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爱心、公益心严重缺失；对发展的片面理解也使人们宣传、推崇财富英雄时，忽视了对他们回馈社会的责任感、公益精神的关注和期待，这就使得一些先富者难以形成健康的财富伦理，缺乏承当社会责任的意识。

作为社会成员，不论是富人还是普通人都对这个社会负有共同的责任，都应该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不可否认，许多先富起来的人，通过创造财富、依法纳税，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但是社会责任也表现在为社会正义、公平出力。财富意味着责任，在已处于掌握了比较多的财富和资源的情况下，更有责任为这个社会多做一些贡献。“财富英雄”们创造财富的实践以及对待财富的态度，对于缩小中国的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继而实现我们社会各个阶层和谐共处，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既需要从道德层面上提升和鼓励人们，引导先富起来的社会群体增强回报社会、奉献社会的使命感、责任感；又要在社会中形成一种推崇公平、崇尚奉献的观念，为乐善好施、回报社会的行为创造氛围和环境。

①⑤罗尔斯：正议论，［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②参看罗国杰：关于公平与效率的道德思考，［Ｊ］．求是，2002，（1）。

③郭夏娟：效率与公平：邓小平的制度伦理原则［Ｊ］，理论月刊，2003，（3）。

④周燕军：制度伦理评价系统的原则与建构［Ｊ］．理论与现代化，2000，（5）。

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办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05，2，19。

⑦王昊：零和关于均胜观：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两种利益观和发展观［Ｊ］，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0，（1）38－41）。

（责任编辑 王 刚）

作者：吴丽兵　吴　凡

经济转型参与国际利益协调论文 篇3：

俄罗斯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实践及启示

摘 要：新制度主义思想影响下的俄罗斯，积极地运用正式的制度形式（法律、法规）和非正式的制度形式（观念、习惯），为其经济的恢复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2007年俄罗斯联邦政府颁布的《自律组织法》，正是俄罗斯国家治理者们为即将加入世界市场的俄罗斯经济打造的一层保护罩。俄联邦《自律组织法》为俄罗斯经济发展营造了一个相对有序的发展空间，为俄市场经济自我更新过程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为俄罗斯经济主体参与国际合作设定了有为的竞争策略。

关键词：俄罗斯;经济安全;《自律组织法》;营商环境;法治化

引言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脱离世界其他国家而孤立发展，但各国经济又不能任由世界之势左右。因此，发展经济必须立足自身，同时要借势而为。俄罗斯为了自身经济发展及发展对外贸易的需要，1994年12月向世贸组织提交了加入申请，2011年12月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加入世贸组织的俄罗斯在新的机遇下，又不得不更多地考虑自身经济发展的安全与稳定，立足自身减少国际市场对俄罗斯经济的沖击。执政者们最终选择了新制度主义思想，并将其作为俄罗斯寻求常态发展的理论基础。正式的制度形式（法律、法规）和非正式的制度形式（观念、习惯）逐渐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应该说，俄罗斯联邦《自律组织法》的出台，正是俄罗斯政府对即将加入世界市场的本国经济所采取的保护性设置。

俄联邦《自律组织法》（№315-Ф3）国家杜马于2007年11月16日通过;联邦委员会于2007年11月23日批准，自2007年12月1日起生效）[1]，法律条文共24条。其中，规范了市场经济参与主体的行为、捋顺了市场参与主体与各级政府行政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了各类市场参与主体（包括生产主体、经营主体和消费主体）的权利和责任，规定了外国实践主体参与俄罗斯市场竞争的条件等。因此，对俄联邦《自律组织法》的效用进行细致分析十分必要。

一、《自律组织法》为俄罗斯经济发展营造了一个相对有序的发展空间

俄罗斯联邦宣布成立以来，俄罗斯政府一直面对着经济停滞不前、社会混乱、国际环境紧张等不利局面，普京执政后意识到，俄罗斯没有成熟的公民社会就无法有效处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2]。因此，构建公民社会成为俄罗斯政府处理国家政治与社会民主化发展的理想途径，也是为俄罗斯经济发展营造有序环境的现实选择。

《自律组织法》成为构建俄罗斯公民社会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其他法律法规①一同为俄罗斯民众参与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制度基础，并赋予了其合法的组织形式——社会联合组织（包括工会、自治组织、非营利组织、社会组织、社会运动、公共基金等）。社会联合组织是由公民自愿联合组建的，是俄罗斯民众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实践载体。其中，《自律组织法》所赋予的合法组织形式——自律组织，属于社会组织范畴。

（一）《自律组织法》规范了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中实践主体的参与秩序

俄联邦经济转型初期，经济领域的政策是全面实行经济自由化，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调解作用。然而，单方面强调市场调解作用的结果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居高不下、物价飞涨、投机盛行、社会经济发展秩序混乱。为了尽快恢复经济发展秩序，俄罗斯政府在构建公民社会的框架内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规范。《自律组织法》，体现了俄罗斯社会对市场经济参与主体行为的约束力，具有强制属性，同时它还体现了俄罗斯社会对市场经济参与主体自我组织、自我监管行为的激励，即承认自律组织的合法性。

从约束力角度看，该法强力规范了行为主体的行为。《自律组织法》第4条在“必须遵守的标准和规则”中明确规定，自律组织制定的相关标准和规则必须遵守俄联邦宪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得违背。同时，还要符合业已形成的道德、习惯等行为准则。自律组织成员必须自觉接受国家审计部门的审计和监督，定期接受相关部门的检查。对自律组织成员的违法、违规行为启动司法诉讼程序。

从维护权益角度看，该法积极伸张了行为主体的合法权益。如第6条在“自律组织主要职能”中规定，自律组织代表其成员协调与俄联邦行政权力机构、俄联邦各主体行政权力机构，以及各自治地方行政权力机构之间的利益，维护自律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实际上，在社会实践中自律组织维护其成员财产权益的案例很多，尤其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俄罗斯学术界普遍认为，《自律组织法》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是俄联邦政府对自我监管组织进行理论和法律理解的第一次有益尝试。自我监管的概念已经形成，其与政府监管的区别也已确定。在整体社会治理层面上来看，自律组织占据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位置，一方面代表了某些社会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承载了部分国家职能，以监督和保护第三方的权利，因为自律组织做出的部分决定是由国家的强制力直接或间接提供的。

（二）《自律组织法》捋顺了市场经济参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俄罗斯科学界普遍认为，《自律组织法》是一项综合性的法律制度，兼具公法和私法的特征。在调节自律组织成员与国家行政机关关系时，接近于行政法，属于公法性质;在调节自律组织成员之间，以及与普通公民的关系时，接近于商法、民法等，属于私法性质。该法实际上是在协调三个层面的关系，并做出了相应的制度安排。

1.在协调自律组织成员之间关系方面的制度安排。一是组建仲裁机构，适用俄联邦法律规定和本自律组织成员大会批准的内部文件，以解决自律组织成员之间发生的争议;二是组织自律组织成员进行职业培训，并对其成员的员工、产品（商品、服务）进行认证（除非俄联邦法律另有规定）。

2.在协调自律组织成员与国家监管机构关系方面的制度安排。一是代表自律组织成员与俄联邦国家政府机构、俄联邦各联邦主体的政府机构、自治地方的政府机构建立联系。按照俄罗斯联邦立法规定的程序，对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构，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构和地方自治机构的任何行为、决定或行动（不作为）提出异议，维护自律组织成员的权利和合法利益;二是把国家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依照程序加以执行，使自律组织成员都能按照标准规定开展活动，守住俄联邦法律的相关底线。

3.在协调自律组织成员与第三方的关系方面的制度安排。一是通过组建的仲裁机构，以解决自律组织成员与第三方之间发生的争议;二是利用赔偿基金对第三方进行保险制度的相关赔偿;三是在解决自律组织成员与第三方之间争议时，保障自律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

《自律组织法》作为一项综合性的法律制度，在协调上述三种关系上做出了必要的制度安排，将相关公法和私法在“自律问题”上串联起来，形成了相对全面的制度合力，通过制度之间动态的互动作用，充分发挥社会自身的自我调节作用。

二、《自律组织法》为俄市场经济自我更新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是在摧毁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种“休克疗法”式的制度变迁已经使俄罗斯人深刻体会到了激进式制度变迁的弊端[3]。在俄罗斯发展市场经济初期，市场的自我调节、自我执行机制还不健全，不足以推动有效的制度变迁，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政府做出的制度安排[4]。而这些制度安排应该是保障市场各项机制实现自我更新，最终实现市场的激励和约束功能的正常发展。《自律组织法》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被颁布施行的。

（一）《自律组织法》保护了俄罗斯市场经济实现自我更新的过程

竞争是市场经济实现自我更新、调节和发展的内在机能。维护好市场良性竞争效能，就是为市场经济实现自我更新提供保障。《自律组织法》的调解功效正是体现在维护良性竞争、防治恶性竞争方面。

俄罗斯联邦经济转型之初，由于全盘私有化带来的寡头实力凸显，垄断、囤积居奇、恶性竞争等状况，为俄罗斯发展市场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使大中小企业无法实现良性发展。在这种情势下，为了对抗垄断和恶性竞争，民间自发联合团体不断出现，使得俄联邦政府不得不在1995年通过并颁布《社会联合组织法》以承认民间自发建立的联合组织的合法地位，赋予民间联合组织实践的合法性。随后，为了形成制度整合力，1996年颁布了《非营利组织法》，2007年又颁布了《自律组织法》，对民间的自我组织权利加以约束和监管。上述法律法规的颁布正是对俄罗斯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的一种回应，即在缺乏制度约束环境下对各方权益的保护。

《自律组织法》为所有市场经济参与主体提供了平等的发展平台。《自律组织法》在第1条中明确了“宗旨”：一是依据民主制定的自律标准和规则（包括一些强制手段）来调节自律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二是协调自律组织成员与消费者（接受了自律组织成员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俄联邦权力执行机构、俄联邦主体权力执行机构及地方自治机构之间的关系。《自律组织法》对所有市场经济参与主体提出了一致的发展要求，对所有市场参与主体提出了同一的实践原则。由此，《自律组织法》在规范所有市场参与主体行为的过程中，保障了市场的良性竞争氛围，最终为俄罗斯市场经济实现自我更新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二）《自律组织法》完善了俄罗斯经济制度自我革新的基础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与俄联邦经济转型之初所拥有的经济基础（计划经济要素还都在起作用）是不匹配的。俄联邦政府需要为发展市场经济重新构建所需要素，并为其正常发展构建必要的制度环境。为此，一系列针对俄联邦经济发展问题的制度设计被制定并颁布出来，如《自然垄断法》（1995年）、《行政违法法典》（2001年）、《国家采购法》（2005年）、《保护竞争法》（2006年）、《外国投资俄罗斯战略企业管理办法》（2008年）、《贸易法》（2009年）等[5]。

《自律组织法》是其中非常关键的制度建设。《自律组织法》遵循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反映了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动态竞争理论认为，市场要素总是处在变动之中，竞争过程会引发市场要素产生内生变量，实现生产与需求的动态互动，最终促进市场经济实现良性发展[6]。

三、《自律组织法》为俄罗斯经济主体参与国际合作设定了有为的竞争策略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脱离国际社会而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在世界各国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如何达成更广泛、更深层的理念共识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不可否认，“自律”问题已然成为影响人类共同命运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自律组织法》增强了俄罗斯经济主体参与国际合作的信心

当观念成为制度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它就成为影响政策发展和制度选择的决定性变量，因此，观念分析逐渐变成了研究政策和制度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将《自律组织法》的精髓作为俄罗斯人的一种观念来研究时会发现，外国企业要想参与俄罗斯市场经济实践，就必须服从这一观念，承认并保护俄罗斯社会的公共利益。

应该说，加强行业自律，促进国际行业合作是大势所趋。我们应该站在国际视野下来探讨一个行业的发展。只有在行业规范、行业保护、行业协调等常规问题上达成国际共识，才能为本国的行业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降低本国行业发展的国际风险。就中俄全领域合作而言，熟悉知晓双方行业发展现状并达成必要共识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可以使双方的投资降低风险，另一方可增进中俄两国经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这是经济全球化为各国经济发展所提出的挑战。

（二）《自律组织法》激发了俄罗斯经济主体参与国际治理的能力

阿瑟·斯坦在《协调与合作：无政府世界中的制度》一文中提出，制度在维护国际秩序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国际制度应是人类共同遵守的，并且对全球公民都具有约束力的普遍规范。那么国际制度如何而来？他认为，一个国家制定的国内制度如果能够取得广泛的国际认同，那么它就会成为国际制度。从参与全球治理的角度，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制定的制度能够得到最广泛的国际认同，成为通行国际规则体系的一部分，以此来参与全球治理。就国际合作而言，合作各方只有在价值理念上取得共识，才有可能开展进一步的国际合作，这是实现互利共赢的前提和基础。

根据《自律组织法》《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外国投资法》（№160-ФЗ）、《关于法人和个体企业家的国家注册》（№129-ФЗ）、《关于外国公民在俄罗斯联邦的法律地位》（№115-ФЗ）等相关法律规定，外国公司只有加入俄联邦政府登记部门注冊的正规行业自律组织，才被允许在俄联邦境内开展相关业务实践，否则视为违法行为。《自律组织法》是俄罗斯向世界人民发出的合作意向或是对志同道合者的迎合，以一国制度去获得最广泛的国际认同，这也是俄联邦政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事业的有益尝试。

综上所述，俄联邦《自律组织法》为俄罗斯经济的恢复性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护，但所采取的手段并不保守，而是以融入世界市场的胸怀采取的必要制度举措。

参考文献：

[1]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1 декабря 2007 г.N 315-Ф3“О саморегулируем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EB/OL].https：//rg.ru/2007/12/06/samoreg-dok.html，2007-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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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郑龙.俄罗斯经济转型对“制度变迁”假说的验证与补充[J].中国物价，2013，（10）：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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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 远]

作者：周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