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技术传播学分析论文

关键词媒介技术；媒介变迁；媒介消费人类文明的进步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参与、协调与合作，而这就需要凭借媒介技术来完成和实现。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的交流是建立在媒介技术的进步基础之上的，从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媒介技术传播学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媒介技术传播学分析论文 篇1：

当代艺术的新媒介挑战及出路

中国传统艺术源远流长，各种艺术门类精彩纷呈，千变万化，呈现出不同面相。随着当代新媒介技术不断推进，艺术赖以发生和发展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通过具体分析新媒介技术带来的巨变，探索当代艺术如何在新媒介技术挑战下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呈现。

一、新媒介及其挑战

（一）何为新媒介

从时间维度来看，所有媒介都是“新”媒介。因此“新媒介”一词指涉的内容在不断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那里，“新媒介”是电力的大众传播媒介（如电视）和巨型计算机。而到了2007年洛根那里，“新媒介”又指的是“这样一些数字媒介：它们是互动媒介，含双向传播，涉及计算，与没有计算的电话、广播、电视等旧媒介相对”[1]。到了今天，“新媒介”又指基于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各种数字技术产品，如VR、AR、ER等设备。从内容上看，大致可以认为其具有以下14个特征：双向传播；“新媒介”使信息容易获取和传播；“新媒介”有利于继续学习；组合与整合；社群的创建；便携性和时间的灵活性，赋予使用者跨越时空的自由；许多媒介融合，因而能同时发挥一种以上的功能；互操作性；内容的聚合与众包；多样性和选择性远远胜过此前的大众媒介；生产者和消费者鸿沟弥合（或融合）；社会的集体行为与赛博空间里的合作；数字化促成再混合文化；从产品到服务的转变。[2]42—43总之，媒介即技术，技术不止步，新媒介也层出不穷。那么它们的出现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改变呢？

对新媒介的文化后果进行大张旗鼓的思考，肇始于北美媒介生态学的诸位理论家。媒介生态学（MediaEcology）是20世纪后半叶在北美兴起的传播学三大流派之一。它奠基于以伊尼斯和麦克卢汉为代表人物的多伦多学派。从媒介生态学公认的几位代表人物的理论来看，他们都深入分析了“媒介”和“技术”问题。比如伊尼斯讨论了媒介偏向问题、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即信息”、波兹曼分析了书籍与电视媒介的文化差异，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媒介生态学虽然表面上围绕“媒介”展开，但“媒介”只是其思考的表象，他们真正关注的是“媒介”背后生产媒介的“技术”及“技术”背后的人类文化。从媒介、技术到文化构成了媒介生态理论的基本应用之场链。电子媒介、电子技术到电子文化的兴起，使每一个人都处于媒介技术的应用场中，因此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被卷入问题的话语场之中。下面我们具体看看它引发的自然、社会和艺术之变。

（二）新媒介技术对自然的挑战

新媒介技术首先带来自然内涵的巨变。一般而言，“自然”有自然界与自然状态两大含义。如果将自然理解为“自然界”，我们看到当代技术已经超越了对自然的“摹仿”，而达到对自然的“再造”。这一再造既包括再造一个真正的自然界（克隆技术，复活灭绝的生命）也包括再造一个虚拟的自然界（VR、AR、ER技术再造场景）。如果将自然理解为“自然状态”，我们会发现技术正在颠覆达尔文的进化论，正以远远超过人类自然进化的速度飞速改变人类进化了数百万年的身体。就个人而言，电子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自然生命进程，参与我从生到死的全过程。最为典型的是基因工程。从试管婴儿到器官移植，自然生成的生命遭遇到技术的全面接管。基因技术可以预测新生儿的基因缺陷加以人为干预，克隆技术可以克隆人体器官进行移植，甚至技术产物可以与人类身体结合，使人变为哈拉维（DonnaJ.Haraway）所说的“Cyborgs”（赛博格），成为与自然人不同的新人类[2]。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身心一体的生命，人类对自己身体的技术处置必然影响人的精神，引发新的精神问题。一旦技术开始对“自然”有了如此改变，我们的“自然观”将发生改变，作为结果，文化对“自然”的阐释也应发生变化。

（三）新媒介技术对社会活动的挑战

新媒介技术也带来了社会内涵的巨变。此处的“社会”主要涉及两方面：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社群组织。个人的日常生活在新媒介技术的冲击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新的交通技术（如高铁）改变了空間，新的交流技术（如微信）改变了时间，新的制造技术（3D打印）带给我们新的产品。这些结合在一起，我们不难发现，新媒介技术极大影响了个体的日常生活，使其越来越依赖媒介技术。这种依赖外在方便了生活，使得个人目标更易达成；内在导致个体感官比率的变化，构建了基于当代技术的感官文化（如当代视觉文化的崛起）。更进一步，新媒介技术也改变了社群的组织和活动方式。比如在政治、经济乃至军事领域，媒介技术重组了它们的表现形态和内容：网络意见左右政治局势、网络极端组织的出现、互联网经济的崛起、军事冲突数字化等。如此巨变需要从文化高度进行阐释，或者说，激发了新的文化问题。比如如何评价人造美女、如何看待技术与人的关系、如何理解技术社会的审美趣味等。当代文化需要回答新媒介技术所带来的日常生活的挑战。

（四）新媒介技术对艺术活动的挑战

新媒介技术不仅带来自然和社会的巨变，而且也带来艺术活动的变化。总体来看，新媒介技术正在成为当代艺术新的发生点，当代艺术呈现出明显的技术化特征。

“技艺”作为“艺术”的来源，包含着明显的技术内容。中国古代艺术本就有丰富的技术内容，但往往被其承载的超越内容所掩盖，尤其是宋代文人大量的参与，包括禅宗的影响，导致艺术的精神性被置于艺术的物质生产技术之上。从中西方艺术史角度看，一直存在艺术的技术手段与表达内容之间的融合与割裂。今天的问题是，新媒介技术对艺术形式的改造远超古典技术，人们明显地感觉到了艺术所具有的技术性。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我们一般公认的传统艺术（建筑、音乐、舞蹈、绘画和文学）会因新媒介技术发生形式上的新变化。比如文学的网络化传播，绘画、音乐大量采用电脑特效，随着技术进步出现的观影新体验（3D电影的普及）等。虽然现在开始的是形式的变化，然而形式即内容，形式的变化也必然会引起艺术内容的变化。其二，如同摄影术催生摄影艺术、摄像技术催生电影一样，新媒介技术也将会催生出适应其表达优势的新艺术形式。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与之前艺术截然不同的新艺术，但新艺术的发展和确立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更不能轻视人类创造新艺术的永恒冲动。无论如何，新媒介技术必将成为未来新艺术的核心维度。

总之，新媒介技术正在极大地改变自然、社会和艺术实践，迫使我们文艺研究者反思当代艺术的出路。当代艺术要产生高峰，必须面对新的自然、社会和艺术实践。具体来说需要解决三个问题：艺术如何呈现新的自然状态？艺术如何反映新的社会现实？艺术如何创新自我？下面一一回答。

二、当代艺术的现代性呈现

（一）新天人合一/人机合一

新媒介技术造就的新自然如何被艺术化地表达？这是当下文艺理论思考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第一，面对被新媒介技术重塑的自然，我们的艺术活动也要与时俱进，要从工业时代中走出来，进入数字时代，使用数字时代的手段来进行创作。

第二，面对被新媒介技术重塑的自然，我们不能舍弃它，更不可潜在地对抗（如工业时代那样）。因为这一新自然就是我们自己选择重塑的结果，是最具有现实性的当下的自然。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对这一自然进行某种审视和批判，以此来为当代的艺术表达摄取材料。

第三，艺术表达需要依赖新的天人关系。从马克思所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角度来看，今天的数字生产所依赖的基本逻辑再也不是工业时代的机械力学，而是量子力学。因此建筑在这种生产之上的哲学要走出工业时代传统哲学的桎梏，尤其要反对工业思维的主客二分模式。20世纪人类早已经发现了西方工业文化的弊病，因而在文化层面兴起了反理性思潮，在实践上出现了自然主义、生态主义等实践诉求。然而，虽然生态文化等试图表达一种人与自然的新关系，但它的局限在于：人与自然对立的思维基础没有变，总是先有主体的“我”和作为主体对象的“自然”，再有“我”与“自然”之间的协调。然而如上文所述，当代新的媒介技术带来的不再是这样的“自然”，不再是“我”之外的“自然”，而是数字化的自然。在这样的“自然”中，“自然界”和“自然状态”都已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数字技术重构的“自然”。或者也可以认为，数字技术已经消灭了“自然”，它所創造的就是真实的自然。面对这样的自然，机械工业时代的自然观已经无法解释。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自然观。这时，量子论和相对论赋予了中国传统天人关系以新的生命。虽然传统天人关系所强调的天人合一从根源来看具有浓厚的巫术残留，然而历史总会螺旋式地重复，天人合一在面对新媒介技术所生成的自然面前，它的和谐具有了特殊价值，获得了新的生命。

当然，数字时代的“天人合一”建构在“地球村”语境下，具有数字文化的独特风貌。与其说是“天人合一”，不如说是一种“人机合一”。因为这种“天人合一”的“和谐”不同于传统天人关系的“和谐”：它们的共性在于都具有整体性、模糊性和混沌态，差异在于前者基于外在工具，即数字技术这一人类自己拥有的工具之上，而后者则来自人的内在想象。新的“天人合一”将自然处理为自身的一部分，最终指向基于数字技术的人机一体化状态。

（二）提炼数字生活

新媒介技术导致新的个人生活和社群组织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由新媒介技术改造成新的组织形式，博客、微博、QQ、微信等组织方式客观上导致吸引眼球的惊悚内容的出现和传播。视觉冲击变得尤为重要，能够被直接观看的短、浅、快的内容大行其道。这样的浅阅读更容易引发偏见，使个人的生活产生不安定和无谓的恐惧。更严重的是，在资本控制的消费逻辑下，这些新的组织形式都变为了最广义的广告形式：商业资本无孔不入地对技术进行适合自身的改造。从结果上看，这样的改造极大地激发了人的享乐主义、物质崇拜，消磨了斗志，瓦解了青年人奋斗乃至平静生活的内在动力。

面对这样的媒介后果，艺术何为？它如何对当下新媒介技术引发的社会变化进行回应？我认为，当代艺术既要继承传统，又要对当下数字生活进行深刻体察，提炼数字生活的内在能量，艺术化地表达正能量。以视频直播为例，它基于视觉快感，构建出了只留恋外在形式的审美趣味，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如各种修图软件）塑造出千篇一律的“网红脸”。从表面上看，这些表演者无法与传统表演艺术者相提并论，然而除去稚嫩的形式，视频直播有传统表演远远不能达到的即时互动、生动活泼、跟踪热点等优点。因此，可以对其进行恰当的艺术化提炼，融入当代艺术表达之中，这正是我们艺术现代化呈现的必须。

（三）呼唤新媒介技术的参与

当代艺术实践已经在新媒介技术的冲击下发生了改变。我们如何看待？是抱怨道之不存，还是无限欢呼新的时代？我觉得都不是。海德格尔指出，艺术就是不断从存在之“场”中汲取真来成就自己。今天这一“场”还在，但是经过了媒介技术的遮蔽，汲取更加困难。新媒介技术形成的这一环境“场”，艺术在其中“游戏”，危险在于有可能沦为真的“游戏”。若要将艺术从这种审美的游戏中拯救出来，获得对真理的解蔽，就应该重返媒介技术，对技术去蔽，然后才知道艺术发展的道路。同样，麦克卢汉也从媒介角度谈到对技术的去蔽问题。他指出，所有的媒介都是旧媒介。因此所有所谓新媒介的问题其实都是旧媒介的问题，只不过问题呈现的角度不同。摄影技术造就了新的摄影艺术，然而其开始出现时也被攻击并无艺术性。在与绘画搏斗中，摄影慢慢脱离技术的遮蔽，寻找到自身的艺术价值。同样，电脑游戏当然也可能成为艺术，只要它能够超越技术，获得艺术本真的体认。

因此，面对新媒介技术激发的种种偏见和恐惧，当代艺术的呈现并不需要一味排斥，相反，一种宽容的艺术将在这些挑战中逐步生成。在一种宽容的艺术精神中，才有可能对当代媒介技术进行无偏见的理解：新媒介技术永远是新的艺术建构的生命力，即便它一定会有成长的烦恼，但只要我们消除新媒介技术带来的艺术“平庸化”和“商品化”取向，就可能依靠新媒介技术来找到新的艺术生成点。正如前文所述，艺术活动从根本上离不开技术。当代的新媒介技术当然也会成为新的艺术活动乃至新的艺术门类的推动力。在实践中我们也发现，越是发展新媒介技术，其“艺术化”倾向就越明显。在视频APP上，从最初的聊天、谈话，到如今主播必须具备一定的“才艺”才能引起关注，这一发展的最终指向就是新的艺术活动的发生。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说一切技术都通向艺术，通过艺术通向“道”。

总之，新媒介技术虽然改变了我们的自然、社会和艺术实践，但是当代艺术的现代呈现却是可能的。对于新的自然，当代艺术需要确立新的天人关系；对于新的数字社会，当代艺术应当提炼数字时代的生活；对于普遍数字化的艺术活动本身，当代艺术应该主动呼唤新媒介技术的参与。这样，中国当代艺术才能够借着新媒介技术获得自身的现代呈现。

注释

[1][加]罗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4.

[2]DonnaJ.Haraway.Simians，Cyborgs，andWomen：TheReinventionofNature.Routledge，1991：42—43.

作者：陈海

媒介技术传播学分析论文 篇2：

媒介技术演进的逻辑与媒介消费方式的变迁

关键词 媒介技术；媒介变迁；媒介消费

人类文明的进步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参与、协调与合作，而这就需要凭借媒介技术来完成和实现。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的交流是建立在媒介技术的进步基础之上的，从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历史维度纵观媒介的演进过程，由最初的口语发展到文字，再由文字进入印刷、电子时代，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媒介技术的演进与更迭使得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变化，如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等，而其中就包括媒介消费方式的变迁。在此，我们的问题是媒介技术演绎与进化的逻辑与媒介消费方式的变迁有着怎样的关联？

在历史维度下重新梳理媒介技术的演进与媒介消费的变迁是有必要的。媒介技术是指人类为驾驭信息传播、不断提高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效率所采用的工具、手段、知识和操作技艺的总称[ 1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媒介技术的进步会产生新的媒介消费方式，而媒介消费方式的变化也在对媒介技术产生着重要影响，两者处于相互作用之中。但我们进一步的问题是，在媒介技术更迭的历史中，各个时期所对应的媒介消费方式有何不同？为何每次媒介技术出现革新时我们总会有相同的观点，使得我们对于媒介消费的看法也是如此？对于技术演进逻辑下未来以来的全新媒介环境中，媒介消费的方式又会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可能？

基于此，本文从媒介技术这一角度着手，在时间纵深的回顾与反思之中尝试厘清媒介技术演进的逻辑与媒介消费方式的变化。此外，本文将反思对于媒介技术由来已久的观点和看法，并由此来思考媒介技术与媒介消费的关系。最后还将进一步探讨在媒介技术快速变革的当下，媒介消费可能的未来与选择。
1 回到麦克卢汉：理解作为技术的媒介

关于媒介技术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我们总会回到麦克卢汉。一方面，他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让我们认识媒介技术；另一方面，在当今各种新技术层出不穷的背景下，如何重新理解和把握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他的理论更是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长期以来的传播学研究，尤其以经验学派为主，将媒介的影响等同于媒介内容的影响，但麦克卢汉等媒介环境学派学者却另辟蹊径，他们探讨的是媒介形态本身对社会的冲击。

1.1 “媒介即讯息”与“媒介即人的延伸”

在麦克卢汉看来，我们的传播内容其实与千百年来人们所说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同，而真正有所区别的正是我们所使用的媒介。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他认为任何一种媒介都会创造一种全新的环境，会对人的心理、行为和整个社会产生影响。所以不是人在使用媒介，而是媒介在使用人，对媒介的使用会塑造人的行为，当然包括与之直接相关的媒介消费方式。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人的延伸”，他指出不同媒介延伸了人不同的感觉器官，比如在他看来文字是眼睛的延伸，收音机是耳朵的延伸。口语媒介时代，人们主要靠身体的各个感官来认知世界，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们更多的是聚集在一起，进行交流与合作，麦克卢汉将其称之为“部落化时代”。而文字、印刷机的出现，使得个人不必与他人亲身交流也能感知世界，人类进入“脱部落化时代”，麦克卢汉指出这是因为这些媒介只延伸了人体感官的一部分，人从而失去了感觉的平衡。而电子媒介的出现，使人体各个部分得到整体延伸，我们之前被“截除”的感官再次回归于一体，人类重新回到“部落化时代”。麦克卢汉以媒介形式所导致的感官比例的不同为标准来划分人类时代，对于我们理解媒介技术与媒介消费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1.2 “再部落化時代”的媒介技术与媒介消费

在互联网技术与通信技术的双向加持下，媒介技术的更迭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人们的想象。社交媒体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短视频、网络直播平台层出不穷，VR、AR、MR、大数据、区块链技术进一步创新。麦克卢汉在电力广泛应用时提到，电力革命使得我们所处的地球变得格外狭小，整个地球看起来像一个村落[2]。而在当下我们看到，各种新兴媒介技术使得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过去统一集中的社会模式逐渐变为去中心化的模式，社会关系及交往随之发生改变，麦克卢汉“再部落化时代”的预言得到充分应验。随之而来的是整个媒介生态的改变，每个人在网络上都是相对平等而独立的个体，集生产和消费于一体，媒介消费方式较以往发生重大改变。

麦克卢汉的观点对于我们从技术视角出发来思考媒介技术与媒介消费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在如今技术不断革新的背景下，我们的媒介消费方式正在发生着快速转变，过去传统的媒介消费方式在解构的同时也在进行着重构。对于在媒介技术推动下未来可能出现的媒介消费方式，我们充满着想象与好奇。这需要我们在媒介更迭史中重新梳理媒介技术与媒介消费的关系，由此来反思媒介技术演进的逻辑以及由此带来的媒介消费方式的变迁，在历史的回顾中或许会发现最为关键的维度和因素，从而打开对未来媒介消费的想象。
2 历史的维度：媒介技术演进与媒介消费变迁

每种媒介技术会产生与之相应的媒介消费方式，与此同时，媒介消费方式本身也在建构着媒介技术。根据各个时代不同的媒介技术来分析与之对应的媒介消费方式，在媒介的更迭史中我们以期总结和发现媒介技术演进逻辑与媒介消费方式变迁两者之间深层的关联。

2.1 大众媒介：传媒占据主导地位

这一阶段之所以称之为大众媒介时代，是因为媒介掌握在传媒组织手中，包括媒介内容的生产和分发各个方面，而受众处于相对被动的局面。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介在这一时期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报纸决定每天刊登的新闻，广播和电视决定节目播出的时间，可以说受众在选择媒介的内容以及接收的时间方面，毫无自主性可言。总体而言，大众媒介时代的媒介消费呈现出相对统一单向的模式。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这一时期传播的有限效果论流行一时，提出了一系列假说来强调受众的能动性，文化研究学派的“编码—解码”理论也在强调受众的主体地位，但受众相对被动的局面仍未被打破，仍处于劣势地位。如果说受众拥有选择自主的话，那也仅仅是选择接收和消费什么，而不是拥有生产和分发的权力，受众这一被动消费的角色仍未发生转变。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大众媒介时代强调受众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这一观点本身已经反映出受众需求的重要性，媒介消费的方式开始逐渐关注人自身的特性。此外，在大众媒介时代，关于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消费的乐观与悲观的看法和争议已经充斥着整个社会。

2.2 社交媒介：技术赋权赋能用户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受众转变为拥有自主性的用户，集接收、生产、传播于一体。技术真正赋权、赋能给用户，传媒的生产和分发优势丧失殆尽，主导垄断的地位逐渐被打破。技术推动下社交媒介的崛起，使每个个体可以相互连接交流，并且可以进行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可以说生产与消费的边界日益模糊。除此之外，社交媒介的用户都是作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有着自己的特性，这使得媒介消费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而不再是过去大众媒介时代统一的方式。还需要指出的是，社交媒介凭借互联网技术的加持，突破时空的限制，每个用户可以随时使用社交媒介进行生产和消费，并且达到无远弗届的境界。综上所言，我們可以说在社交媒介时代，凭借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用户掌握了大众媒介时代传媒所拥有的权力，用户逐渐拥有了媒介消费的主导权。但需要强调的是，社交媒介是分散和集中的矛盾力量的集合体，用户在获得前所未有的自主性的同时，也在使媒介消费更加集中化，最为明显的一点是互联网巨型平台掌握着用户的数据，拥有绝对优势。

2.3 智能媒介：心理情感成为关键

随着新兴媒介技术的日趋成熟，媒介消费的方式不再是大众传媒时代的统一和集中，也不再是社交媒介时代的聚焦于个体层面。媒介技术逐步迈入智能时代，与人的关系更加紧密，关注的是用户的心理、情感、人格等具体层面。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用户的使用轨迹可以被获取，情绪和心理的变化可以被捕捉，画像能够被精准刻画，媒介消费的方式可以根据具体场景的不同而做到即时和精确，以今日头条为例，用户每次的浏览痕迹都在为下次更加精准地推送获取数据。如今看来媒介不仅是人体的延伸，更是心理的延伸，因此对用户心理层面的价值观测与把握便成为了解用户媒介行为的关键入口[3]。除上述媒介对用户的精准把握之外，用户的媒介消费呈现出强烈的情感需求，不再是过去仅仅满足获取信息的需求而已。在短视频平台爆发的今天，用户的视频创作与观看很大程度上是在自我表达和认同的情感驱动下完成的。此外，直播带货的发展正如火如荼，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更是掀起一股潮流，如李佳琦与朱广权合作的直播带货。但需要提出的是，我们目前还是过多关注媒介技术本身，而对人自身的认识还有待深化。
3 反思与可能：媒介技术全新的视角与媒介消费未来的选择

媒介消费是由媒介技术来推动的，但媒介技术演进的逻辑并不是只有科技这单一的维度，其中还包含着人和社会的因素。摆脱媒介中心主义而从人以及整个社会出发，我们才能够更好理解媒介技术与媒介消费的关系，从而对未来媒介消费的可能与选择展开想象。

3.1 脱离媒介中心主义

按照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有其发展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媒介的演进有其自身的规律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制约和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其中当然包括媒介消费方式。需要指出的是，媒介的发展，不仅是由科学创新决定技术的过程，它还受到包括社会、文化等因素在内的影响。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言，“多媒体的手段和讯息将会集科技和艺术成就于一身，其背后的推动力将是人们对消费性产品的需求。”[4]回顾媒介更迭史，我们可以发现，媒介技术演进的逻辑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它最深层的逻辑便是人的需求。

对于媒介消费的影响，我们总有乐观和悲观的观点。比如报纸出现后，库利认为“印刷意味着民主”，便士报成为大众传播时代的开端，但报纸内容的煽情化、低俗化问题也日益突出。电视出现后，我们一方面乐于消费接收，另一方面又担心我们会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在社交媒介时代，我们的媒介消费既去中心化、个性化又集中垄断。而在智能媒介时代，我们在关注技术更迭的同时，好像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媒介消费者作为人的独特、差异化的心理和情感需求。

对此我们有必要反思媒介技术演进的逻辑及其影响，詹姆斯·柯兰在《互联网的误读》一书中予以充分论述，作者认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都误解了媒体的性质，误解了它们对当代社会政治生活形貌的影响，从而误读了社会政治的性质，误解了社会政治中复杂的权力关系。这种误解的根源是媒介中心主义，因为媒介中心主义抗拒社会政治生活深刻而关键的语境变化[5]。因此以这样的思路来思考媒介技术与媒介消费，我们必须要放置于整个社会环境，考虑到具体的社会语境。媒介技术有社会的基因，而媒介消费是人需求的体现，所以对于未来媒介消费可能的选择还需要回归到人本身。

3.2 以人为中心的媒介消费

保罗·莱文森将媒介演化的趋势归结为人性化，他认为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像人，技术在模仿、复制人体的感知和认知模式[6]。关于未来媒介消费的选择，我们终究要回到人本身，不仅仅是外在的身体，更要关注人的内心。

人的主体性在媒介演进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凸显，从大众媒介时代相对被动的地位，到社交媒介时代的赋权赋能，再到如今智能媒介时代人的内心被重视和发掘，我们不难预测未来必将是媒介与人合一共生的局面，或者我们可以说，人才是最终的媒介。如此一来，未来的媒介消费也必将是以人为中心的，人的行为、态度、情绪，所在的时间和地点都是构成媒介消费的关键要素，人的主体性将会被无限放大。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以及物联网等技术逐渐成熟并逐步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初步感受到这样的媒介消费方式。以手机各大应用软件为例，算法可以根据用户画像做到精准推送新闻资讯；美食、地图软件可以按照地点为人们推荐周边的美食、景点和住宿；打车软件根据我们所处的位置能够安排出行的车辆等，我们的媒介消费方式与人自身的联系从未如此紧密。

然而我们对于媒介消费的选择还可以更加充满想象力。英剧《黑镜》为我们展示了未来的各种技术，除去其中对技术的批判与反思，我们也许可以窥探到未来媒介技术与媒介消费的形态。比如，在剧中人体自身就是媒介，可以按自己想法来进行媒介消费，我们的记忆和意识乃至身体都可以存储和复制。展示和憧憬未来的图景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传统的媒介以及消费方式，因为媒介演进的历史不是依次取代而是依次叠加的历史。我们所强调的媒介演进的关键维度和因素是人，我们所主张的媒介消费方式是以人为中心，因为在个体坐拥信息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身份的当下，稀缺的从来不是优质的媒介内容，而是心智更加成熟、心态更加稳定的个体[ 7 ]。因此，未来的媒介消费更应关注每个个体的内心世界，媒介消费的方式也必然是技术与人合一的形态。
4 结语

在媒介技术更迭的历史中，不同媒介技术有着与之相对应的媒介消费方式，在历史的回顾和现实的关照中，我们发现以往关于媒介技术与媒介消费的观点陷于媒介中心主义，而未考虑到社会的具体语境和人自身。通过在历史和现实中反思，我们发现人的内在和价值，并由此来投射未来，展开对未来媒介技术与媒介消费可能与选择的想象。

媒介技术演进的核心逻辑是人的需求，而媒介消费是正是人需求的体现，媒介技术在推动媒介消费变迁的同时，其本身演进也受媒介消费的影响。概言之，媒介技术与媒介消费的关系是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体现。因此，未来的媒介消费，与人相关的一切要素将成为关键，媒介消费的方式也必然是以人为中心、媒介与人合一的形态，如今我们正处于未来以来的风口，触摸到媒介与人合一的大门。当然，我们在对未来可能的选择保持乐观的同时，仍需要坚持批判的思维，对媒介技术始终保持一份警惕。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16.

[2]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75.

[3]喻国明，方可人.传播媒介：理论认识的升级与迭代：一种以用户价值为逻辑起点的学术范式[J].新闻界，2020（3）：36.

[4]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3版.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101.

[5]詹姆斯·柯兰，娜塔莉·芬顿，德斯·弗里德曼.互联网的误读[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42-143.

[6]保罗·莱文森.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论[M].邬建中，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17.

[7]程思琪，喻国明.情感体验：一种促进媒体消费的新动力：试论过剩传播时代的新传播范式[J].编辑之友，2020（5）：36.

作者：王文杰

媒介技术传播学分析论文 篇3：

传播技术革新与社会建构的关系

摘要：人类的传播媒介技术经历了口语传播、文字与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三个阶段。新的媒介技术对社会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而社会发展的自有逻辑也界定了一个时期主要的媒介形态，媒介技术与社会之间在互动中发展。互联网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社会中的权力结构，但仍未根本地消除传播中的阶级差别。传播技术作为一种兼有硬件和软件性质的制度，其创新的动力源于社会又对社会有着极大的影响，传播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建构是一个双向的关系，两者互为因果，并行前进，这种相互建构的过程在未来新的传播技术背景下将持续存在。

关键词：传播技术革新社会建构互联网

引言

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就是哲学家和传播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在这里首先要对所涉及的两个概念进行界定，从而为探讨其互动关系奠定基础。

技术是人所利用的从物质和组织意义上提高行动效率的整体手段。①技术史家认为，人类经历了三次技术浪潮，即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②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传播技术也经历了相应的口语传播媒介、文字与印刷传播媒介和电子传播媒介三个发展阶段，第三个阶段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广播、电视和网络的三级跳跃式发展。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技术形态本身一旦进入社会化过程就成为制度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技术不仅仅代表了一定时期各类生产水平的总和，同时也成为社会制度本身的一个部分，这一观点为传播研究者研究技术提供了新的视角。

传播技术本身就是一种媒介，麦克卢汉认为媒介的核心就是技术，因为新的技术形式几乎就界定了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形式以及内容。汤普森看到的是“新的技术媒介（却）使得新的社会互动成为可能，它改变或消解了旧的互动形式，为行为和互动创造了新的焦点和场所，因而也就重新建构了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现存的社会关系，以及体制和机构”。③

我们在这里要提的问题是，在每个不同社会形态出现的技术形式有没有其自身的逻辑？技术的进化除了生产力的发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在背后起作用？换句话说，是技术单纯地影响着社会中的其他关系，还是两者之间本身就有一种互动关系存在？要回答上述问题，需要我们利用一种技术发展史的视角，来正本清源，理清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口语传播到文字传播到印刷传播

人类诞生之初，部落内的传播主要靠口头交流进行。传播的方式受到技术的巨大制约，没有文字作为传播媒介，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社会维持在较小的规模。媒介技术的进化改变了传播形式，进而影响到社会各阶级及其权力关系。部落人学会识字后，他就从部落中解放出来，成为文明的个体，一个与其他文明具有相同的态度、习惯和权力的人。拼音字母意味着权力，字母文字代表着知识和复杂的技能，部落人在获得这些能力后，就不再臣服原有的传统和仪式，部落中的阶级关系就会随之发生改变，部落由此从内而外地瓦解。④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将权力定义为“知识造就的支配能力”⑤，在人类由部落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文字就成为知识的直接载体。文字这种技术形式类似于规范，规定了或者说选拔了社会的知识精英阶层，从而也间接地界定了社会的权力关系。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意味着口语以及以初级文字传播为主导的模式转向了印刷传播模式，从小众传播转向了大众传播。生产技术的创新促进了传播方式的升级，１５世纪中叶兴起的活字印刷术为书籍、杂志，特别是报纸的广泛印行提供了必要的手段——活字印刷，从而导致了西欧中世纪的最终消亡。

印刷术的最大功能在于使得以前转瞬即逝，且受到传播时空极大限制的口头交流得以稳定化，文明成果的保存得以批量化，这是对知识精英阶层的一种解构，知识从少数垄断者的手中开始向社会阶层的下游传播，对集权结构产生了一种消解。另外，传播技术的发展也提高了社会组织的融合程度。“传播技术可以四处传播信息，也使我们能够进行更广泛更迅捷的讨论。同时，这些机制很明显使得解释生活和对实际情况作出合理判断的被组织起来的智能得到提高。”⑥到了资本主义阶段，西欧的城镇出现了各类沙龙和小酒馆，从中孕育出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而这些中观领域的出现则进一步推进了社会力量的多元化，促进了集权制的解体，高度等级化的人际关系慢慢向扁平化方向发展，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传播技术的进步突破了时空的束缚，弱化了集权力量对人们时间和空间的管理能力，从而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社区与社区之间的互动，使人类社会最终成为一个有机体，至少可以说，到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的整合程度有了极大的提高，传播技术在其中充当的是社会的黏合剂，把社会各个阶层和角色进行了整合，至少在沟通上达到了比较平衡的状态。

如果仅从技术创造的新的传播形式来探讨技术对于社会构建的作用，技术仍然是和社会剥离的，它作为一种自变量，影响着社会交往的范围和形式，从而影响着社会中各种力量和角色的身份演变，并对社会建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西方社会的扩张过程中，印刷术产生了第一种整齐划一的、可重复生产的商品。活字印刷是后来一切工业开发的原型和范例。印刷术导致可复制的文化生产模式，塑造出了西方社会的机械文化。在麦克卢汉看来，文化的大规模复制方式，使得这种文化的向外扩张成为可能，在他那里我们仍然看不到社会发展自有的逻辑对传播技术形式的限定作用。

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的共存

诚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即讯息”，新的媒介技术将改变人类自身及其生存的社会结构，人类从印刷媒介进入电子媒介阶段是以电子传播术的应用为前提的，１９世纪的电报和电话、２０世纪的广播和电视以及２０世纪末的国际互联网，都使信息及时、全面的传播成为可能，也极大地改变了社会关系。

电子媒体意味着时间和空间在新的媒介形式下得以重构。在电子世界里，传统的空间和时间观被完全废除。传统社会形态下等级制的印刷文化被扫到一边，传统社会中存在的基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而同时印刷文化中注重个人主义的特点也随着电子媒体建构大众共识的努力被消解。印刷媒体还未完全解构的那种等级制开始加速消亡，信息的无时无处不在、无远弗届的特点进一步打破了知识精英对印刷信息的垄断，处于社会阶梯下层的人开始有了借助知识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可能。在传统的时空结构中，社会被分层，对于知识的不同掌握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当作为这种关系的依附体的传统时空结构消解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得到重构。身处此情此景，麦克卢汉认为人类即将进入一个根除了社会差异的大同世界——“地球村”。⑦

麦克卢汉没有注意到的是，在新的电子传媒来临之前，人和人本来就已经不平等了，这是无法通过一种技术媒介就能弥合的，也就是说，电子传媒没有把社会变成人人平等的“地球村”，而是贫富差距、阶级差距依旧存在的“全球都市”。

电子传媒时期的三级跳

电子传媒经历了广播到电视再到互联网的三个发展阶段，在大众传播和大众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传媒逐渐成为重要的社会制度。威廉姆斯认为无线电和电视广播作为一种新的强有力的社会整合与控制形式，其重要用途与社会、商业，有时甚至是政治上的操纵息息相关。⑧

自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因特网在全球开始普及以来，其互联互通的特性对于传统媒体的冲击和影响日益显现。在互联网的传播模式下，社会被网络化。网络分散了主体，主体“被多重化和去中心化”而在时间和空间上脱离了原位⑨。传统媒体下，媒介从业人员的传播主导作用在技术的冲击下被解构，因特网的网状结构使得网点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主体，这种技术上的网络化对电子传媒还未完全消解的权力结构进行了冲击，人人都成了传播者和受传者，似乎传播的民主化在久违以后终于到来。但实际上，网络上用户的发布权只不过是一种操作权，传播的控制结构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人们拥有的只不过是许多前所未有的选择与发表的虚拟自由。⑩技术的发展给社会中的公民带来的是参与的自由，公民在传播中有了起点上的公平，然而我们仍然要看到这种虚拟的公平在现实生活中的局限性。汪丁丁说：“互联网提供了实现更广泛的交往自由的技术手段，但是与‘知识的民主’一样，从技术手段里面不会自动生长出现实的交往自由。”{11}一个时期的传播技术并不完全遵循进化论的模式，它需要和当时的社会情境匹配才能够最终为社会所采纳。

在互联网技术模式下，个人对于网络信息控制的力量大大增加，人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海量的信息进行筛选，这样可以只接触他们所愿意接触的信息。在传统传播模式下，公民可以接触到自己不太愿意看到的或听到的信息，这样会让他们知道在自己关注的事情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一个异质的社会才能够很好地处理社会问题。{12}互联网模式下的网络化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使得重要议题琐碎化来消解公民对公共议题的关注，从而降低其参与民主决策的能力。因此，各种媒介对社会的建构源自其提供的对人获得和发布信息的各种能力，但是即便是因特网这种大大提高大众参与信息传播能力的媒介技术也难免有其自身的缺陷。它并不能必然地带来民主大同，社会力量以其自身逻辑反向建构着传播技术，两者之间的互动最终影响着传播者和传播技术以及社会结构之间的最后形态。

结语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传播技术从口头到文字、印刷再到电子这一过程涉及各种复杂的因素互动，并非简单地由新代旧的技术进化论式线性扩张。新传播技术的社会应用不仅取决于其时具体的生产力水平，更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因素，比如阶级力量的推动和具体的经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本身也是与社会之间进行着互相的协调与建构。为了维持公共的社会生活，传播媒介很大程度上起着形成社会现实、控制社会常态的作用；同时，它们也提供各种标准、模式和规范。传播媒介和社会文化模式之间并非单向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两者更多的是相互构建、互为因果。当今的社会模式是通过各种媒介技术来实现的，同时它也借助媒体来完成对社会形象和社会记忆的控制。技术的日新月异将在人们的知识方式和信息来源方面引起一场变革，这自然会影响到整个社会观念的调整。技术作为一种既具有硬件性质又具有软件性质的制度，其创新的动力孕育社会又对社会有着极大的影响，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建构是一个双向的关系，两者互为补充，并行前进，这种相互构建的过程在未来的新的传播技术背景下将持续存在。

注释：

①陈卫星：《新媒体的传播学反思》，传媒学术网，ｈｔｔｐ：／／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ｍｅｄｉａｃｈｉｎａ．ｎｅ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ｈｐ？ｉｄ＝３９４７，２００９－０３－０３。

②阿尔文·托夫勒著、黄明坚译：《第三次浪潮》，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③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２２７～２２８．

④⑦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

⑤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版。

⑥查尔斯·霍顿·库利?眼美?演著、包凡一、王源译：《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熏２０００年版。

⑧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Ｒａｙｍｏｎｄ，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ｍ，Ｌｏｎｄｏｎ：Ｗｍ Ｃｏｌｌｉｎｓ ＆ Ｃｏ．Ｌｔｄ，１９７４，Ｐ２２．

⑨⑩马克·波斯特?眼美?演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11}汪丁丁著：《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南宁：鹭江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12}桑斯坦?眼美?演著、黄维明译：《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９月版。

参考文献：

１．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传播的偏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２．罗尔斯著，何怀宏译：《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３．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编校：张红玲

作者：冉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