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媒介事件分析论文

2022-04-19

摘要：建党百年的全媒体报道是新时代中国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宣传实践，在特殊的时代意义下承载着国人强烈的爱国情感。以媒介事件这一理论解释建党百年这一大事件时，可以发现其具有媒介事件的理论特征。同时，此事件也是一次既承载着深厚传统，又融入现代科技手段的全方位传播实践，对“同向式”社群营造以及新媒体环境下媒介事件的应用都有借鉴意义。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我国媒介事件分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我国媒介事件分析论文篇1：

专业媒体如何报道网络事件

【摘要】本文通过调查网络媒介事件传播周期和文本信息，分析其传播特征，对专业媒体的新闻编辑如何更有效地参与网络媒介事件的报道提出建议，指出新闻编辑应做到由单纯传播者向传受兼备的角色转变，由普通报道者向解决问题的谏言者角色转换。

【关键词】网络事件传播特性新闻编辑

网络媒介事件是指因网络媒体传播而使事件影响力迅速扩大，网民积极参与事件报道、评论并与传统专业媒体进行互动甚至组织网下行动，在引发热烈讨论后，能激发社会反思的事件。

一、网络事件的传播特征

笔者根据2010年底由《羊城晚报》等全国22家权威报纸媒体共同推出“2010中国网络大事件年终盘点”活动以及2011年公布的《社会蓝皮书》对2010年网络媒介事件的评选结果，综合考查事件的类型、时间分布以及受关注程度等因素，选出5个事件进行传播特征分析，即兽兽门事件、唐骏学历门事件、宜黄事件、李刚门事件和虐兔门事件。调查选择在新闻传播方面做得较为全面、及时的新浪网上进行，通过比较新浪新闻和新浪博客中专业媒体与民众对这5个事件的关注和报道过程，发现网络媒介事件的传播周期与议程设置特征大致呈现以下几个特性：

1、传播周期特性

首先，网络媒介事件发展的整体过程一般在1到3个月之间，且事件传播具有阶段性，一次波动大致包括初始爆发期、高峰期和衰退延续期。初始爆发期是指事件发生后，各媒体迅速关注的时期，该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关注该网络媒介事件的报道或评论的篇数增长迅速，一般在一周左右，之后该事件进入高峰期。高峰期是指各媒体对该事件的关注度达到顶峰，表现在报道或评论的篇数达到该事件某一波动期的最高值。高峰期很短，一般只有1至2天时间。之后，事件的传播周期就进入了衰退延续期。该时期主要的特点是各媒体关注的文章数量减少，且出现先急速锐减再缓慢递减两个阶段。在整个衰退延续期中，专业新闻媒体往往会出现对某网络媒介事件整周“零”关注的情况，而网友每周都会发布些自己的看法或回顾事件过程。

其次，从传播周期线的形态来看，网络媒介事件的传播大致有钟形和S形两种形态。如果事件传播呈现钟形形态，则事件的关键节点多集中在一个时期内，当过了这个时期，事件的关注度随之降低，事件的相关报道和评论数量也逐步减少，兽兽门、唐骏学历门、虐兔门的传播周期都体现出典型的钟形传播特征。如果事件呈现的是S形传播形态，则事件的所有关键节点不是在一个时间段内集中出现，两个波动期之间有间隙时段，事件会出现两次或多次由高潮到低谷的传播波动。呈钟形形态传播的网络媒介事件一般民众参与门槛低，事件发生后，民众可以在短时间内挖掘出各种与之相关的信息进行互动围观，而呈现S形形态传播的事件民众参与门槛高，民众无法通过自主参与挖掘所有信息，事件的某些关键信息还需依靠专业媒体记者编辑在较长时间内逐步挖掘披露。

第三，在网络媒介事件传播过程中，专业网络新闻媒体和公众的关注程度相关性高。从事件关注强度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5个事件的皮尔森指数均大于0.9，为显著相关。显然，民众在关注事件的强度上受专业媒体影响明显。

2、议程设置特征

首先，网络媒介事件在专业媒体与网络媒体上的议程设置有一定的相关度，且两者共同关注的议题主要涉及事件关键节点。

其次，网络媒介事件的议程设置呈现专业媒体与民众双向影响的特征，民众独立设置的议程可能成为专业媒体的重要报道议程，对事件影响力扩大作用明显。这一特征在李刚门事件中体现最为突出，在10月20日晚网友发起“我爸是李刚”造句活动之前，新浪新闻中的主要报道集中于对车祸发生过程和警方处理两方面，关注点基本集中在车祸本身，但随着造句活动在各大自媒体中扩散后，专业媒体的关注重心也由事故本身转移到对民众所持态度的反映和对肇事者敢于发出如此叫嚣的深层次剖析，诸如“对肇事者行为原因评论”等议题成为之后一段时间专业媒体的主要关注点。

第三，民众在关注事件的强度上受专业媒体影响明显，但在议题设置上受影响有限，网络媒介事件议题的倾向性强弱直接影响专业媒体与民众所持观点的一致程度。如果网络媒介事件在道德或情感上不存在极端不合理的情况，公众除了了解、体会专业新闻媒体的议程和观点外，还会积极提出自己的观点，表示是否认同专业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唐骏学历门就体现了这点，专业媒体聚焦事件变化的关键节点并发布了许多否定唐骏的评论，而民众却对专业媒体支持方舟子打假行动，否定唐骏的观点提出异议。显然，当某一事件引起多种意见出现并热烈讨论时，民众就不会完全按照专业媒体设置的议程对事件进行思考。

二、如何提升新闻编辑在网络媒介事件中的报道能力

通过对网络媒介事件的传播特征分析可以发现，专业媒体在网络媒介事件传播中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从事件的传播周期而言，目前，新闻编辑在报道网络媒介事件时存在着重事件初期报道、重事件节点报道、轻延续期对事件社会意义全面总结，提出解决建议的问题。这种情况下，新闻编辑应做到角色的逐步转变，由事件传播初期的倾听者角色逐步转换为传播后期的谏言者角色。

根据对一些典型网络媒介事件不同阶段传播特性的观察，从事件的初始爆发期、高峰期到延续衰退期，专业记者和编辑的参与角色应该是从接收者向传播者逐渐过渡，从真实回溯事件向客观把握事件性质，向社会谏言过渡。在初始爆发期，事件相关信息多来自于不同网络媒体或专业媒体，民众对事件的评论也多种多样，甚至两极对立，有种杂乱无序之感。此时，专业记者和编辑应更多扮演接收者或者倾听者的角色，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来自网络论坛、博客、微博等媒体的相关信息，把握事件的脉络和各种细节，为客观评论事件产生原因、对社会发展的启示夯实信息基础。在报道文体上，专业记者和编辑应尽量使用“一事一报式”的动态消息，着重体现事件的时效性，满足受众对“何时”、“何地”、“何人”、“何事”四个新闻要素的获知需求。高峰期是其传受角色转换的过渡期，这一时期事件的关键节点以及民众的主导观点已经逐渐暴露，因此，记者和编辑可以撰写一些“多事一报式”或“多事多报式”的综合消息，针对某些关注度高的节点进行局部总结，指出民众观点的积极方面和片面之处。在衰退延续期，随着事件主要发展过程趋于结束，这时是解释事件产生原因，总结其对社会发展有何意义的最佳阶段，此时，其应以传播者的角色总体把握事件的产生原因，对其中暴露的阻碍社会健康发展、引发民众不满的问题直言不讳。在报道文体上，专业记者和编辑应尽量使用事件通讯或深度报道，着重于“如何”与“为何”两个新闻要素的分析，复原事件发展的整个轨迹，揭示其发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法。在唐骏学历门事件发展后期，一些记者和编辑看到了当前我国教育在帮助青少年形成正确成功观方面的缺陷，撰文强调学校应重视引导学生正确看待成功与诚信的辩证关系，另有人看到了国人盲目崇外与国外野鸡大学现象普遍之间的关系，撰文指出拿“洋文凭”不等于“是人才”。这些报道使唐骏学历门的社会意义得到延展，为化解一些社会现实矛盾提供不少谏言。

其次，从事件议程设置情况而言，目前，新闻编辑在报道事件时存在与民众互动不充分的问题。

如唐骏学历门事件，虽然其在专业媒体与民众之间都引起了强烈关注，两者的信息发布量也呈现显性相关。可是，两者着重关注的内容却有明显差异，专业媒体着重关注事件的关键节点，而民众却聚焦于对事件进行深层解读，如对诚信与成功关系的解读、在国外野鸡大学对国人影响及对唐骏褒贬不一的争论上。由此可知，新闻编辑若不能做到向传播者与接收者兼有的角色转换，他就无法听到民声，甚至可能出现“我报我的、你说你的”的情况，这对挖掘事件背后的成因，提出优化解决方案等都是不利的。要避免这种不利情况，新闻编辑应采用主动与被动相结合的方法倾听、收集、传播民众的观点，即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编辑可以通过开通官方博客、官方微博等方式，主动引导民众在相应版块表达自己观点；通过网上问卷等调研方式，列出自己关注的问题，提示民众做出回答；通过被动收集的方式，实时关注一些主流网络论坛、博客、微博中民众的言论，在收集信息的同时可以对民众的观点加以梳理分类，并利用博客、微博等渠道发布出去，等事件发展趋势明朗后，再以收集的民众观点为基础，对事件过程、成因等加以总结。

第三，由于网络媒介事件的发展往往伴有谣言散布、情绪宣泄等问题，因此，新闻编辑在报道相关事件时应起到核实把关的作用，对事件中的负面影响加以过滤，在挖掘一些偏娱乐性的网络媒介事件的深层意义时，这一点尤为重要，若有缺失，不仅向社会谏言的目的不能实现，还可能不经意间参与到对事件的炒作，得不偿失。在2010年发生的虐兔门事件中，正是凭借新闻编辑认真核实网友提供的线索，与网友合力发掘出虐兔视频背后的黑色利益链条，才为社会摘除了一违法毒瘤，还促使民众由娱乐的心态看待该事件转向理性探讨如何促进我国动物保护事业发展。

参考文献

①邱林川，《新媒体事件与网络社会之转型》，《传媒透视》，2009（12）：2

②庞丹丹，《从网络事件看网民力量的崛起》，《青年记者》，2010（5）：58

③朱颖华，《试论网络事件中的受众心理》，《新闻爱好者》，2010（22）：36-37

④贺明华，《网络事件主题特征的调查与思考》，《青年记者》，2008（5）：54

⑤施喆，《死亡日记：一个媒介事件的建构和伦理分析》，《现代传播》，2001（2）：7-15

（作者：金一超，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传播学09级硕士研究生；施勇勤，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新媒体与出版传播系副主任，传播学硕士生导师）

责编：姚少宝

作者：金一超施勇勤

我国媒介事件分析论文篇2：

媒介事件视域下的形象构建和集体认同探究

关键词：媒介事件；建党百年；社群；集体认同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100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因此，建党百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节点。传播学者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修·卡茨认为，媒介事件是对电视的节日性收看，即关于那些令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对受众来说，它们是带有一定仪式化特征和象征意义的活动[1]。从这个角度来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一系列宣传活动通过现场直播、仪式编排等方式成为了能够凝聚共识和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媒介事件，在特定的时间节点使受众产生身临其境的体验，构建了具有集体认同感的社群，增进了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这些视觉、听觉符号等形成了新时代的集体记忆。

一、建党百年宣传活动构成媒介事件的分析

（一）官方组织规划前期宣传，多角度构建党的形象

媒介事件前期通常会经过精心的策划与宣传，其组织者会投入大量的人力、技术和资源等。一定程度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代表着近代中国到新中国的发展史，因而构建新时代党的形象就是当前媒介通过多种形式要达到的一个传播目的，“社交媒体已成为国家形象塑造和演化的重要平台”[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媒体经过规划，向受众传播具有特定历史价值的事件，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有关的新闻以及献礼电视剧频繁出现。这里以主流媒体的微博为例，其中人民日报微博最早从2021年3月23日，即建党百年倒计时百天这一时间节点开始展开宣传活动，微博内容主要以党史的宣传教育、百年发展成果为主；央视新闻微博的宣传以视频和照片的形式为主，内容更侧重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以及文艺演出，且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头条新闻微博宣传方向则比较特别，从平常人的视角出发，主要探寻群众生活与建党百年之间的联系。

由此可以看出，不同媒体在关于建党百年的宣传工作方面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可以使受众了解党的各方面知识，追忆党的发展历程，展示建党百年发展成果。

而在影视作品方面，电视剧等视听传播手段相对于新闻来说更具有传播优势，从献礼电视剧中不难发现，其通过多样的镜头语言，用以小见大的方式，浓缩了建党百年波澜壮阔的历程。

例如，电视剧《理想照耀中国》通过将相关历史事件浓缩进书信、奖牌等特殊符号当中，电视剧《觉醒年代》除了着重展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等宏大场面，伟人的真实情感也占据了较大篇幅。这些符号形象的构建突破了以前传统形象的能指，使得受众心中的历史人物不再是浮于书本和文字的刻板形象，而是针对革命精神、时代潮流、个人情感等深层次意涵，赋予了受众一定的想象空间，更立体更全面地构建了新时期受众所能接受的党的形象。

综上，不同的前期宣传策划都是在营造建党百年的热烈氛围，多角度构建党的形象。

（二）直播手段突破时空局限，强化群众国民身份的赋权

与一般重大新闻事件相比，此次基于建党百年的媒介事件具有非常规性，是国家层面具有重大意义的媒介事件。各类传统媒体以及网络媒体直播都“展现了共同的社会事实”[3]，同时也保证了媒介事件的传播效果，通过直播手段使它关注的问题迅速被广大受众知晓，并且引发社会讨论，人们可以突破时空局限，共同思考与见证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书写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的光辉历程。直播、转播紧紧把握现场热潮，及时传递出其中所包含的巨大能量，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提振了人民的士气。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还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从而增强人民对党的认同感。

“一个国家的国民地位主要体现在人民生活质量与在这个国家中的个人理想的实现程度”[4]，因此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通过强调平凡的个体与国家发展的深刻联系，凸显了国民地位，实现了国民从精神上“被赋权”。

例如，为强调青年之责任与初心，通过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在大会上的集体致辞，突出我之主体，彰显我之国民地位，以我为载体，进行了从国家到个人的价值传递。

在诗朗诵中，以新时代的青年为主体，将中国共产党“发展初期星星之火，到发展中期坚定道路曲折前进，到未来发展实现中国梦”的发展逻辑与在场的青年代表联系起来，以“妈妈对我说”“老师告诉我”“你看”“你听”等表達拉近重大历史事件与新时代青年的距离，对主体的我们进行了价值传递，从而增强青年“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责任感，将强国与个人价值的实现相联系，实现了精神升华。

（三）共享仪式性氛围，建立集体认同感

仪式是媒介事件的表述和特征。通常媒体会结合媒介事件的社会文化背景、传播渠道、传播环境等特点，通过对特定表征空间的塑造和分享，让不同的受众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共享式的活动，受众可以通过大众媒体对仪式的传播参与到重大的媒介事件当中。而在建党百年的宣传活动中，这一目的则是通过文艺晚会实现的。

文艺晚会的仪式感体现主要借助 “4+3”的表演模式。晚会共分为四个篇章，每个篇章的演出可以看作三个“程式化”环节：“话剧或歌曲——大型集体舞蹈——屏幕显示这个社会阶段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它们纵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达到时空穿越、使历史与现代对话的效果，打造了沉浸式的体验。各个表演空间都有精心设计的运镜、道具、舞美等等，力求真实还原历史场景，背景则辅以烟花、灯光、特效等技术，增强仪式感的同时也增强舞台表现力，同时演员们在空间中充满信念感的诠释也为这个表演空间赋予了意义——展现伟大征程中的中国精神。

而传播者通过引导受众利用直接体验到的视听符号构成的新符号系统，再结合受众自己的情感加工，在抽象层面打造共同的精神空间，从而达到改造受众精神世界的目的。

例如，“浴火前行”篇章以红军长征为主要的象征符号；“风雨无阻”篇章则提炼出“军人”“工人”这两个形象符号；“激流勇进”篇章以“特区”“改革”为主要的符号；“锦绣前程”篇章则可用“小康”“和合之美”这两个符号为概括。

这一系列的表演实践和符号意指，打造了一个基于视觉和听觉的民族性的“想象的共同体”[5]。观众在这样的精神场域中会产生一种民族自豪感与认同感。

综上，此次建党百年媒介事件通过策划宣传、直播、仪式性三个要素，使得这次媒介事件发挥了三个作用：有效构建了党的形象、促进了中国各民族间的融合、使受众共同遵守同一价值观和积极弘扬爱国精神，进而使受众在此次媒介事件的互动与分享中增强对党和国家、对同一价值观的认同感。

二、媒介事件和社群的生成与同构

从传统媒体到网络媒体，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信息的广泛交流，人们很难将受众群体中的个人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看待，人与人之间因为信息的交流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媒介事件通过多角度的仪式化传播，为大众提供了拥有相同认识和了解共同信息的途径。

福柯在其理论当中曾解释过，权力在主体的形成中具有构建性和生成性的作用。因而媒介事件凭借大众媒体传播中心的地位，向受众进行知识、信息、价值观的传播，社群则围绕其中心的价值观构建，社群内部的维系则依赖受众对知识及价值观的认同。因而媒介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一种拥有话语权力的主体，在社群形成的过程中具有塑造性、生成性的功能。

具体到建党百年的宣传活动中，就体现在主流媒体通过这一媒介事件对国人情感的召唤，全方位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理念，将国家发展与个人价值联系起来，使受众认同党和国家的价值观与道德规范，建立了具有集体价值观认同的社群，同时社群内的受众“同向式”解码。

这里的“同向式”可以理解为完全认可媒介事件传达出来的情感，并产生情感共鸣，进而通过历史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自我，明确个人的努力对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意义，建立更有集体认知和民族意识的社群，使其内部联系更加紧密。通过大型的文艺表演，构建新时代中国发展历程的符号系统，以艺术化的形式使受众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给受众以形式美和社会进步成果的巨大满足感，凸显建党百年的仪式性和特殊性。

三、新媒体环境下媒介事件的意义与启示

媒介事件的成功构建对事件本身、事件的策划组织者、大众媒体以及受众都具有很大的意义。因而可以总结出媒介事件的意义，并从中得到启示。

（一）有利于主流媒体的话语权提升

“伴随中国社会泛政治化状态的消解和市场经济的突飞猛进，大众文化异军突起”[6]，尤其是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媒介事件往往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传统媒介事件发生的环境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主流价值传播的主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大众媒体，价值体系也趋于多元化，因此主流媒体的话语权被不断削弱，除去传统的宏大场面传递的主流价值观以外，受众自我的权力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因而对于参与建党百年媒介事件的具体策划以及活动直播的传统媒体、网络媒体来说，此次影响广泛的媒介事件能够有效帮助主流媒体、传统媒体提升自身形象。

此次建党百年的宣传活动从精心宣传，到引发共鸣，再到抒发爱国情感，出现了一系列多角度的媒体间的有效联动，提升了主流媒体的地位，使主流价值观重新获得外部的话语权以及内在的感召力。

（二）有助于受众情感联系的构建

媒介事件前期宏大的宣传造势以及事件过程中的传播效应深深抓住了受众的注意力[7]，再结合当前国际形势，受众也迫切地需要一个抒发爱国情感的窗口，此次媒介事件就很好地抓住了这个契机。

这次媒介事件能让社会大众在同一时间进行爱国情感的培养，在同一时间见证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还以同一种声音对抗对我国不怀好意的攻击，因此这种对于记忆和个人观点的重组对改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形成国人的集体记忆具有相当大的作用。

（三）有助于社会精神正能量的传递

新媒体时代，特别是自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被广泛使用以后，由于“互联网传播信息的互动性、匿名性等特点”[7]，网络上偶有不和谐的“声音”出现，十分刺耳。此次媒介事件围绕建党百年这个契机，挖掘其背后深层次的精神信念，重新引发受众正视和推崇民族精神，对于全国民众的精神追求和价值选择有极大的正面影响，不断传递着爱国爱党的社会精神正能量。

（四）启示

在新媒体环境下，主流媒体应以掌握意识形态塑造的话语权，增强社会责任感為主，以多种形式参与媒体联动，用先进科技手段提升受众视听效果、构建新时代党和国家形象的符号体系等技术手段为辅，从而大力宣扬中国精神，增强国民爱国情感，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

四、结语

文章借助媒介事件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分析建党百年这一媒介事件，指出它符合媒介事件所具有的策划性、直播性、仪式性等特征，提出媒介事件对社群生成的意义，指出其实现了新时代党的形象的构建，同时增强了国民的集体认同感。

文章还梳理了这一媒介事件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意义以及从中获得的启示，因而能够为以后具有特殊意义的媒介事件的传播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M].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2.

[2] 张立春.社交媒体时代国家形象的塑造：以三大央媒VK账号“新中国成立70周年”报道为例[J].传媒，2020（11）：76-80.

[3] 黄雪敏，吴秋仪.“共和国勋章”颁奖典礼的传播图景、新闻叙事与价值取向[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1）：90-95.

[4] 张娇阳.想象与认同：传播仪式观视角下的主旋律电影探析——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例[J].视听，2021（4）：72-73.

[5] 汤筠冰.媒介事件视域下新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以张艺谋导演的大型文艺演出直播为例[J].青年记者，2020（30）：46-47.

[6] 王长潇，刘瑞一.网络影像奇观的生成逻辑、类型建构与意义解码[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0（4）：86-91.

[7] 刘馨.媒介事件的构建分析：以“中国好声音”为例[D].郑州：郑州大学，2014.

作者简介闭煊萱，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广播电视学。

作者：闭煊萱

我国媒介事件分析论文篇3：

新媒体事件的新发展

【内容提要】本文从同媒介事件概念的对比入手，辨析新媒体事件概念中存在的变与不变，并梳理其传播机制。在此基础上，以“橘子哥”事件为个案，分别从新媒体、受众以及主演3个方面分析近年来新媒体事件新的特点、新变化。

【关键词】新媒体事件媒介事件橘子哥

新媒体事件已然成为当前新媒体研究领域里的一个热点话题。从理论分析到个案梳理，新媒体事件这一概念的含义也经历了不断拓展的过程，成为囊括网络事件、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等诸多不同名称的集合名词。那么，新媒体事件是否有一个可以明确的学术边界，其在近一两年来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变化？本文试图对这一概念进行理论溯源，探究新媒体事件的新的传播机制，并由此分析新近的新媒体事件的新发展。

一、理论溯源

任何一种媒介，在其出现之时都是那个时代的新媒体。从印刷术到电报，从电视到计算机，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媒介技术始终处在日新月异的叠加式发展进程之中。所以，新媒体事件是一个不断演进的概念，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至戴扬和卡茨的《媒介事件》，其成书年代正是以电视为代表的新的电子媒介彰显魅力的时代，如同现在的新媒体事件被泛称为网络事件一样，他们笔下的媒介事件就是电视事件，是不同于电视节目的“重大仪式事件”，是“大众传播的盛大节日”，是对“历史的现场直播”。

进入互联网时代，电视逐渐退化成了传统媒体，用“大众传播的盛大节日”这一称谓来界定新的互联网生态下的“媒介事件”显然已经过时。“竞赛”“征服”“加冕”的3C脚本也不能涵盖新媒体事件的所有个案。“媒介事件”的提出者自然也意识到了理论修正的必要，3C被更新为3D，即“冲突”“脱轨”“祛魅”，“事件策划者不再能完全控制受众如何接受信息，花很大气力建构的媒体事件，有时达不到效果，甚至起反作用”①。国内学术界有人提出，新媒体事件是“多元行动者通过新媒体平台运用多种话语实践和互动手段共同参与建构的公众事件”②。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多元行动者不再只是受众，他们不再处于被动和沉默的状态，基于自身的利益或情感诉求，开始积极地维护自我、表达自我，积极地参与到网络社会中来。而这一切之所以在网络时代成为可能，主要归功于新媒体技术带来的新的传播机制。

二、新的传播机制

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兴起，给新媒体事件提供了区别于电视时代的“媒介事件”的传播机制。社交媒体是基于用户社会关系的内容生产与交换平台③，用户基于社交需求进行内容生产，这种UGC模式，即用户生成内容，不仅成为社交媒体活力的源泉，而且成为有利于新媒体事件发酵的机制。具体而言，这种UGC模式给新媒体事件的发展带来了两种新的传播机制——公民新闻和大众舆论④。

1998年，美国的德拉吉率先在个人博客上揭露前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事件，成为国外第一则典型的公民新闻。到今天，公民新闻已经成为国外常见的并受到鼓励的新闻模式。在我国，2008 年的汶川地震让公民新闻正式走上前台，当地民众积极及时地通过互联网更新自己所见的灾区动态，他们发布的第一手图片、视频资料成为重要的信源，被各大报纸、电视台以及网络媒体引用。现在，公民新闻变得更为普遍，常常成为新媒体事件的“引爆点”。如2014年5月发生的“招远血案”，第一份目击者报告便是出现在微博上的，而次日血案现场的视频亦被目击者传到了网上，进而引发广泛的关注，成为公共事件。这正是新媒体事件中新的传播机制的突出表现。

除此之外，现如今网络上已是非常普遍的对新媒体事件的广泛而深入的公开讨论，意味着另一传播机制——大众舆论得以形成。眼下，中国社会正经历转型，矛盾频出，引发的公共事件也越来越多，每次都伴随着沸扬的社会舆论。尤其是在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很多新媒体事件的发展走向都与微博舆论场存在着紧密联系。微博如同一个全民发声的“广场”，参与者的个性和自主性得到充分体现，无论是事件当事人、目击者、利益相关者亦或只是陌生的网络旁观者，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并由此影响着网络事件中的互动关系，进而左右着事件的走向。

三、新的发展特征

为了分析说明新媒体事件所具有的新的发展特征，本文选取极具代表性的“橘子哥事件”作为研究案例，试图从中探究新媒体语境给事件带来的变化。

（一）案例简介

事件起源于微博大V“英国那些事儿”⑤在2015年2月发的一则长微博，翻译了一位美国人在外国网站Buzzfeed上写的文章⑥，作者Matt称自己在iPhone手机被偷后新买了一部iPhone手机，却发现一个陌生的中国男子在橘子树前的自拍照陆续出现在他的手机相册中。此后，分享这个陌生男子的日常生活成为Matt的一件乐事。经人提醒，Matt意识到自己丢失的手机被辗转卖给了照片中的这个陌生中国男子，而他正共用Matt的iCloud账户，他拍的照片也就被同步到了Matt的新手机上。出于安全的考虑，苹果工作人员帮Matt切断了被偷的手机与iCloud的联系。

这篇微博在发布之后，立刻成为了热门话题，引起了大量的转发和评论，许多博友均表达了想要帮助Matt寻找“橘子哥”的意愿。就在大家为Matt出谋划策之时，“英国那些事儿”又发了一篇微博，“橘子哥”找到了，还送了橘子哥一部新的手机，并且帮他与Matt取得联系。Matt也注意到自己在中国微博上的走红，还接受了CBS电视台的采访。不久之后，Matt和“橘子哥”都开通了自己的微博账号，而Matt也在3月18日应“橘子哥”的邀请来到了中国，在网友的见证下拥抱合影。后来“橘子哥”在Matt的陪同下去美国旅游。一场跨越国界的友谊自此建立，让人惊叹于互联网的力量。

（二）新特点

“橘子哥”事件中，电视台被新媒体取代；观众（受众）依然存在；传统的以政府机构、公共机构为代表的组织者则不见踪影，组织事件的是博主“英国那些事儿”和两位主人公。本文从这三方面出发，分析新媒体事件的新特点。

1.新媒体：技术力量的彰显和互动功能的体现

首先，互联网的存在是本事件得以出现的前提。首先归功于苹果手机的iCloud云共享功能。iCloud是苹果公司所提供的云存储和云计算服务，用户能在iCloud中存储音乐、照片等，并同步到自己所有的苹果设备上。“橘子哥”事件的这一共享“巧合”正是互联网技术带来的结果。其次，微博强大的互动功能是这个事件得以进展的推动力。在“英国那些事儿”发博不久之后，也是微博用户的“橘子哥”的侄子就认出了自己的叔叔并做出了回应，“橘子哥”就这样被“找到了”。社交网络又一次证明了六度分隔理论，基于“关系”的互动性使之成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小世界。而在两位主人公开通微博之后，相互间的微博互动以及见面后的活动直播，又让社交网络像过去电视台一样变成了“观众”观看事件、见证二人友谊的直播平台。无论是在事件开始前还是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在实体层面，新媒体都不再只是一个屏幕，而是切实影响到现实事件本身的重要中介。

2.受众：参与事件，自设议程

在橘子哥事件中，关注了此次事件的微博用户都属于这个事件的受众。在这一方，新媒体事件体现出与媒介事件的显著区别，即受众不再只是观众，而开始自设议程，成为参与事件甚至主导事件的重要主体。社交媒体的UGC机制提供给了受众这一自设议程的权力，用户在微博上分享某件事情的信息，并引来其他用户的参与和讨论，热情被不断放大和发酵，推动了大众自我设置议程的进行。橘子哥事件既不是提前策划、宣传的媒介事件（至少在二人见面之前都不是策划好的），也不是现实中突发的公共事件，而是发端于网络由受众自发设置的议程。正是大量用户基于兴趣和好奇的转发和热议，才使得最初的微博成为热门话题，才引来橘子哥的侄子，才让两位主人公相聚在微博，继而进一步在现实中会面。受众不再只是“看客”，而变成了参与者，这种融入感也使得新媒体事件有了更吸引人的魅力。

3.主演：设定的脚本，商业的操控

在橘子哥事件中，大V“英国那些事儿”是一个较为独特的角色，他不仅是事件最初的国内消息源，而且推动了事件的一步步发展，包括联系Matt本人、送手机给“橘子哥”以及继续翻译Matt在Buzzfeed上的后续文章，他的微博成为了事件的“转播台”。而在两位“主演”入驻微博之后，他又变回为普通的受众。综合看来，他也可以被视为是橘子哥事件的主演之一，与两位主人公一起共同制造了这次事件。有意思的是，现实中二人的会面却又体现出媒介事件曾经拥有的含义——仪式化。

两位主演的跨国友谊本是二人的私事，但是从微博上的对话到现实中的相见，都是一个被围观和公开的过程。既然是“舞台”上的表演，自然就会有既定的脚本和台词，橘子哥事件从一开始就承载了陌生人的跨国友谊这一朴素的情感主题，所以无论性格是否相投，两位主演必须表现出相见恨晚的友好态度、互为知己的亲密动作，以符合网友们的既定期待。因而，他们在现实中的见面是被提前策划和宣传好的，甚至成为一种“仪式”。如同Matt在后记中描绘的：“我们的会面是那么短暂和疯狂……像一个明星在车上，照相师们追着车蜂拥而上……我们回到了酒店，居然有狗仔队在那里等我们……我们的车一开进他的饭店，马上就被很多的照相机包围……“橘子哥”出来迎接我……我们在外面摆了五分钟的Pose，然后被涌进饭店里面，边喝茶边接受采访……大约采访了20分钟后，我们被推出门外来为中美友谊共同栽一棵橘子树。”⑦

本是一场网民的狂欢，却演变为一场现实的仪式，事件再次拥有了传统意义上的组织者——当地政府和商业力量。Matt在后记中写到他在游梅州过程中的一系列“被代言”，包括宣传梅州及客家风俗，代言不知名的酒类品牌、手机、茶园、度假村，当地以及很多品牌都想借机营销以谋取利益，就连“橘子哥”自己也倚仗自身的知名度将自己的饭店改名“橘子哥农庄”。商业元素渗透进这场友谊之旅，以至于这场新媒体事件在现实中变形成一场“仪式化的商业秀”。

四、结语

行文至此，这场新媒体事件似乎最终变成了一场被有意安排、制造出来以供媒介报道的“假事件”，但这并不能否定新媒体的力量，这要归功于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我们也不能说Matt和“橘子哥”之间的友情完全就是作秀。两位“主演”在线上线下的言行虽然不会是完全的幕后状态，但至少会部分诚实地融入自己的角色并展示自己的表演。至于这种被商业力量借机营销而操纵成的“仪式化”是否会成为以后类似事件的共同特点，未来的新媒体技术会是什么，又会给新媒体事件带来怎样的变化，则将是一个常论常新的学术话题。

注释：

① 邱林川、陈韬文主编.《新媒体事件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② 吴世文.《转向新媒体事件研究：理论命名、研究视域与理论问题》[J].《现代传播》，2014年第4期.

③ 彭兰.《社会化媒体、移动终端、大数据：影响新闻生产的新技术因素》[J].《新闻界》，2012年第8期.

④ 邱林川、陈韬文主编.《新媒体事件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⑤ 微博博主，微博认证为“微博本地资讯博主（英国）”，该微博于2011年11月21日开通，截止到2015年8月27日其粉丝数量为4192025.

⑥ 原文地址：

http：//www.buzzfeed.com/mjs

538/who-is-this-man-and-why-are-his-photos-showingup

-on-my-phon#.hgK8LJ3nJ.

⑦ 原文地址：http：//www.buzzfeed.com/mjs538/i-f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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