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政策价值选择论文

2022-04-26

摘要：成人高等教育政策对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职业教育政策价值选择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职业教育政策价值选择论文篇1：

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回顾与反思

摘要：目前，职业中学招生困难，生源流失严重。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学校的原因，也有传统社会轻视职业技术的原因，本文从职业教育政策文本中找原因，反思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教育政策的制定既是一个利益分配的过程，又是一个价值选择的过程，受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制约，制定职业教育政策需要平衡各种关系，满足农村社会及农民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关键词：农村职业高中教育政策农村职业教育

河南农村职业教育大都是通过农村职业高中实施，在20世纪80年代末，按照河南省的职业教育政策，各县里2/3的普通高中要改办为职业高中。自从改办那一天起，职业高中就面临着招生困难，大量学生辍学回家的境遇。学校为了生存，几度偷偷地变为普通高中，但面临上级机关定期检查验收的行政压力。“本人2000年5—7月對豫北20所农村职业高中进行了调查，调查方式是结构性访谈，访谈的主要内容是：职业高中的在校生人数；职业学校中学生的学习状况；学生家长对职业学校的期望。访谈对象主要是学生会干部、职业学校的学生家长和教务处工作人员，访谈结果是：职业高中的在校生人数占高中在校生总人数的8%—10%；学生学习积极性普遍不高；学生家长对职业高中的办学状况感到失望”。近几年国家对农村职业中学加大了投资力度，对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补贴，免学费，但仍然举步维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学校的原因，也有传统社会轻视职业技术教育的原因，本文从职业教育政策文本中找原因，反思职业教育政策的制订与实施过程。

一、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概念解析

根据张乐天教授给教育政策的定义：“教育政策是一个政党和国家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教育发展目标和任务，依据党和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基本任务、基本方针而制定的关于教育的行动准则。”[1]这一定义首先强调了教育政策是国家和政党在某一时期对教育的需求，为了满足这种需求而设定的发展目标，是国家和政党的意识形态在教育领域中的体现。再者，教育政策是管理教育事业的一种基本手段，对教育的各个方面及生活其中的每个成员都会有影响，学校性质的设定、教学质量的评估、学科的设置及教师的选聘等一切教育活动都要按准则行事。刘复兴教授给教育政策的定义：“教育政策是由政府及其机构和官员制定的、调整教育领域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的公共政策。教育政策的本质内涵可以从现象形态（文本）、本体形态（利益分配）、政策过程（主动选择）、特殊性质四个维度来理解。”[2]这个定义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教育政策不仅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且是用来解决存在的社会问题、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同时教育政策也是一个利益分配的过程，不仅为教育的发展提供经费，而且受教育的权利，受何种教育、实施教育的机构都由教育政策规定。职业教育政策作为教育政策的分支，也遵循教育政策制订、实施的规律，它用来指导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解决职业教育问题的行为规则。职业教育政策更加突出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地域性强的特征。本文主要关注豫北农村的职业教育，研究豫北职业教育政策的内容、演进及实施的结果。

二、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演进历程

1978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明确提出了新的教育理念：“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国家计委、教育部和各部门要共同努力，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计划，应该考虑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比例，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3]邓小平讲话以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进入试点，农村中等教育结构也酝酿进入改革阶段。1983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农村学校的教育任务：“农村学校的任务，主要是提高新一代和广大农村劳动者的文化科学水平，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适应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劳动致富，渴望人才的要求；一定要引导广大学生热爱农村，热爱劳动，学好知识和本领。”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部署有关职业教育体制的改革：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需要高级科学技术专家，而且迫切需要千百万受过良好职业技术教育的中、初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技工和其他受过良好职业培训的城乡劳动者。新形势下，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增加了新的内容：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农村教育结构，坚持“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为农村培养急切需要的中、初级实用人才，从整体上形成与农村科技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教育体系。

从教育政策的内容分析，政策具有连续性、合理性。第一，从国家关于农村教育改革政策的演变来看，国家的目标始终是把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建设结合起来，为农村发展培养技术人才，坚持农村教育为农村服务的宗旨。第二，从国家对农村教育政策地调整看，国家把教育改革纳入社会改革的宏大系统，在精英知识分子的精心设计下，通过国家行政措施，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在新形势下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育脱离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弊端，大面积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文化技术素养，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把农村教育由单纯升学教育转到主要为当地培养建设人才并兼顾升学的轨道上，探索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途径，形成“教促富、富促教”的良性循环，以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推进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培养新型的技术农民，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早日实现农村奔小康的目标。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具有宏观性、前瞻性，体现了教育为国家经济发展培养人才的宗旨。

三、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主要问题

从教育政策的定义与职业教育政策的演进历程不难看出，职业教育政策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政策目标设定脱离农村实际生活的需要，北大教授陈学飞称其为“理想导向型的政策制定”。农村社会相对城市社会比较落后，农村学生读书的目的是实现他们从农村到城市的梦想，追求新的生活，摆脱农民身份，实现从社会底层到上层的流动。职业教育政策的目标是培养服务于农村的劳动者，不脱离农村生活。这就是农村学生宁可不读书也不选择职业教育的主要原因。第二，政策内容设定对农村环境的复杂性考虑不够充分、农村社会存在的问题不够清晰。只看重某一方面，不能很好地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关注长远和宏大目标较多，而关注政策工具和执行机制比较少，于是在执行过程中会遇到了一些阻力和困难[4]。在职业高中建设过程中，缺少懂管理职业技术学校的校长和精通职业技术的老师，用普通高中的管理模式管理职业高中必定事与愿违，其结果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改办职业高中需要与之配套的技术设备更新，技术设备的购置需要大量资金，其结果由于资金不到位只能半途而废。

实际上，科学教育政策的制定是一种复杂的过程，不仅是国家政治制度、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现，而且是一个利益分配的过程。农村学生在农村职业教育政策中是利益的主体，本应该是政策的受益者，实际上忽略他们的教育诉求，过多侧重国家利益。再者，职业教育政策是一个价值选择的过程，各种喜好影响教育政策的制定，怎样使教育资源均衡地分配，要有一定的原则。最后，科学的教育政策必须以理性分析为基础，充分认识利益主体、环境因素、价值冲突、制订出针对不同地域和对象的农村职业教育政策方案，在众多的教育利益关系中找到一个协调的方案、较满意的方案。比如，如何合理平衡不同利益主体的价值偏好、如何选择应对政策实施过程中各种复杂因素等，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思考，并根据分析和思考提出多个备选方案，权衡利弊后选择较为合理和可行的方案。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职业教育改革已有30年的历史，改革成效欠佳。由此，我们不得不反思农村职业教育政策，谨慎从事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建设，必须实事求是，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详细研究中国广大农村的实际情况，研究中国农民的实际需求。

四、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改进与提高

第一，制订农村职业教育政策，需要农民积极参与，让农民表达利益欲求，使农民由政策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主动参与者，为政策提供及时、真实、有效的信息，从而提高职业教育政策效率；维护农民的教育权利，使农民拥有与城市市民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第二，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活动，为了提高农村社会中每个成员的基本素质和生存能力，制订农村职业教育政策首先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政策目标。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动力应来自农村民众的广泛需求，为每个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职业教育，促进他们通过职业技能的掌握实现充分就业和劳动收入的提高，促进个性的发展和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及生活质量的提高。改变农民自身发展的不利处境，能够使广大农民获得一技之长，终身受益。

第三，制订农村职业教育政策要根据我国农村社会的特点、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和发展的不均衡性，制定具有区域特点的发展战略性政策，允许各地在不违背职业教育法规等前提条件下，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灵活多样地制定各种职业教育规划。

第四，制定农村职业教育政策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建立城乡公共教育资源统筹使用政策，突出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向农村有序流动和均衡配置，使偏远农村能学习到先进技术，掌握先进的管理理念。制定和完善激励政策，達成促进城乡的人力、财力、物力及信息资源的共享和效益最大化。通过有效的整合、配置，使其发挥最大效益，促进城乡职业教育均衡发展，加快农村城市化的步伐，实现农村尽快奔小康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张乐天，主编.教育政策法规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0.

[2]刘复兴.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30.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07-108.

[4]陈学飞，主编.教育政策研究基础[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150.

作者：孙云华孙宝灵

职业教育政策价值选择论文篇2：

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

摘要：成人高等教育政策对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文章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政策的出台背景进行分析，依据教育平等、质量提升、效益优先、灵活多样等成人高等教育政策价值选择，从成人高等教育政策产生的功效，反思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政策的形成机制、理想价值与实践价值的矛盾、利益与代价之间的矛盾、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教育机会的均等，以提高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政策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成人高等教育；教育政策；价值分析

作者简介：王蔚起（1985-），女，湖南娄底双峰县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教育经济与管理。

基金项目：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实践”（课题编号121-0247）。

教育政策是由政府及其机构和官员制定的，调整教育领域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的公共政策。教育政策分析的一个基础就是要首先确定政策分析和研究的边界，即要选择具有特点价值的事件和问题进行研究，而“教育政策价值分析就是对教育政策活动的价值系统和价值问题进行确认和分析的一种教育政策研究方法和方法论。”[1]它将教育政策的价值纳入到了人们审视和考量的视野，提升了人们对政策价值的关注和理解，是教育政策分析的核心领域。

成人高等教育政策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依据一定的目标和规范标准，为了规范和保障成人高等教育质量作出的价值判断和改进措施。“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于成人高等教育的政策的初步规范到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成人高等教育制度，我国的成人教育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98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出台正式将成人高等教育纳入为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2]迄今为止我们国家还没有出台一部专门的成人高等教育法律，但是我国就成人高等教育所实施的一些法规，为进一步深化和加强成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办学质量和服务水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政策背景分析

（一）宏观背景：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终身教育思潮的引导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是经济体制历史性的根本“转制”,对成人教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市场规律对经济运行方式的支配使得公民、企业教育的自主化已成必然趋势；同时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使得成人受教育主体变得分散和复杂。由此，重视和规范成人教育已相当的紧迫。

国力的强大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存量，教育已成为人们自我发展的投资,知识成为市场上的一种特殊商品。随着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任何人只有不断学习才能适应社会而不被抛弃,世界上再没有终身职业,而只有终生学习。因此如何增大人力资本的存量对我国成人教育提出了迫切的需求。

终生教育思想更是加速了成人教育的发展。在知识、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代,人的一生只有不停地接受教育、学习知识,才能最终实现人生的价值。成人教育的对象极其广泛，其接受学习的特点是全程性,包括离开正规学校一直到终生的漫长过程。因此,发展成人教育正是终身教育这一指导理论的实践应用，也是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时代背景。

（二）中观背景：人事领域和薪酬制度的变化

人事领域的变化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其对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的影响：

一是人事管理制度的变化，从终身雇用到阶段聘用。传统用人制度是一次分配定终身，实行聘用制以后，任何单位用人都有周期，合同期满可续聘、可辞聘也可解聘，变换单位、轮换岗位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同时也迫使人们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意识，注重继续学习充电以提高自己。

二是人事管理方式的变化，从身份管理到岗位管理。中国传统人事管理的最大特征就是身份管理，人为地把员工分成三六九等，官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至今没有完全打破。当前正在进行的人事制度改革将废除身份管理，实行岗位管理。无论在什么单位，只要你有能力胜任这个岗位，人与人之间便只有岗位的不同，而无身份高低贵贱之分。这也就从另一个侧面刺激了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

三是人事管理职能的变化，从人员管理到人才开发。传统人事管理同现代人事管理在职能上的重大区别就是：前者重视对人员的管理，后者重视对人才的开发。“1995年12月，国家人事部提出了把传统的人事管理迅速转移到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上来的任务，并且具体阐述了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包括预测与规划、培养与使用、配置与管理三个基本环节。”[3]顺应这一转变的要求，许多人事部门纷纷成立了人力资源部以鼓励员工继续接受教育和积极组织员工进行职后培训。

薪酬制度在我国也进行了反复的变革，主要包括岗位工资制、职能工资制、绩效工资制等。不同的薪酬制各有其优缺点，发展至今，企事业单位在确定人员工资时，往往要综合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其职位等级，二是个人的技能和资历，三是个人绩效。在工资结构上与其相对应的，分别是职位工资、技能工资、绩效工资。这样一来，工资的确定更具有灵活性，通过自身的努力所能获得的利益也就更多，正是这一经济利益的刺激使得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也得到了迅速地发展。

（三）微观背景：受教育者的教育需求

众所周知，我国是人口大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教育的重要性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是经济的薄弱、教育资源的不足导致我国国民学历层次不高。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了不同程度地改善，成人受教育主体的教育需求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总而言之，其教育需求主要源于以下两方面的刺激：

一是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使市场竞争机制渗透到了各个领域。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人们逐渐明白知识就是生存的力量，个人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在激烈的竞争中遭到淘汰，继续接受教育以掌握更多更好的知识技能、获取高学历成为了提高自己的经济水平以及顺利生存的重要途径。

二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刺激了成人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可以得知，在满足了基本的安全、物质条件之后，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便油然而生。继续接受教育可以提高自己的教育程度以及自身的文化素养和内涵，从而获得他人的尊重，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当接受继续教育不再是为了生存的需要时，人们才能够根据自身的兴趣和爱好开发自己的潜能，实现梦想的飞跃。因此，这也是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

“价值选择是教育政策制定者在自身价值判断基础上作出的一种集体选择或政府选择，它蕴涵着政策制定者对于政策的期望或价值的追求。”[4]影响教育政策价值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是教育政策问题和价值观，这是政策制定者对教育活动中价值关系的根本性认识。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教育政策，具有不同的价值选择。价值选择是一个过程，包括目标的选择、手段的选择和结果的选择，诸如教育政策问题的认定、政策目标的确立、政策方案和手段的选定、政策评价标准的确立等等。

（一）质量提升

质量通过三个方面来反映。一方面，成人学历层次得到提升。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兴起以及知识更新周期的缩短，社会各部门对人才的学历要求也越来越高，学历不高的成人(甚至一部分出于长远打算学历已较高的成人群体)一般都以不同方式参加了学历教育，成人高等教育便是其中一种最普遍的形式。另一方面，人口素质得到提升。在学习过程中，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加深了理论修养、拓宽了专业知识面、获得了新的知识和技术，从而提高了自身的素质。第三，成人教育质量逐步提升。伴随着成人的工作实践经验，能够很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也促进了成人教学质量的提高。同时，相关的政策也规范了教学和管理等相关工作，这对于保证成人高等教育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教育平等

《教育法》第1条第2款规定：教育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法律赋予了公民平等受教育权。成人教育作为以育人为根本目的的类别教育,不仅仅在于传授技术与技能,还在于促进人的自身发展,并通过连续的经验和学习得到愈益充分而且不断增多和不断提升的“自我实现”。因此,成人教育和其它教育一样,承载着终身教育的使命,本身是一种公益性行为。成人高等教育政策的出台在某种程度上给庞大的成人群体提供了平等提升学历的权利和机会。这对于他们来说，在激烈的竞争面前，他们和接受过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生一样，都有机会去争取他们理想的工作。因此，体现了教育平等的政策价值原则。

（三）效益优先

成人高等教育政策首先关注的是政策的社会经济效益，这些政策实际上就是通过扩大教育总量的供给来增加教育存量，最终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有脱产学习和非脱产等多种形式，从最初政策的制定来看，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是主张非脱产的形式，采用这些形式参加学历提升教育，很多人一般都采用业余学习形式进行。这样，在经费、时间和精力投入方面，无论是本人还是单位、国家都节约了成本。因此，这项政策基本上遵循了效益优化的价值原则。

（四）灵活多样

一系列成人高等教育政策的出台，有力地促进了成人教育实践的积极发展。从招生制度来看，采用了国家考试招生、预科生、往届生、资格生、注册视听生等。从学历层次结构来看，举办了专升本教育、二学历教育、双学位教育、研究生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从成人高等教育组织形式来看，有电大、夜大、函大、职工大学、农民大学、管理干部学院、独立函授学院、教育学院等。这极大地扩大了成人受教育者的选择范围，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通过一定的教育成本分担，缴纳学费便可获得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可以说，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体现了多样性和可选择性的政策价值原则。

总的说来，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政策所蕴含的政策价值选择可以从这两个层面来分析。一是表面的现象性的政策价值选择，满足成人提高其学历层次的需求，扩大国内教育存量，提高成人高等教育的质量。二是深层次的本质性的政策价值选择，即扩大国内需求，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此政策的直接动因，其政策价值选择的本质就是政府试图用教育内部的制度创新来解决教育外部的经济问题，将政策作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工具和手段。这两个层次的价值选择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三、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政策的功效

政策的有效性是对教育政策进行价值分析的一个最重要的向度。“教育政策的有效性，指的是教育政策的效能问题，主要取决于政策决策过程和实施过程中的价值问题是否得到合理处置与解决，也就是教育政策实施过程是否有效地实现了政策目标到政策结果的转化，教育政策活动能否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政策结果。”[5]教育政策的有效性是从教育政策实施过程层面讲的，追求的是教育政策功能和效益的最大化。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的地位、作用、内容、形式等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趋势和特点。

从地位上看，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已经完成了从普通高等教育的补充形式到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转变。

从内容上看，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正在实现以学历教育为主，向学历教育、职业教育、岗位教育、职业资格培训、新知识培训等全方位发展的转变。

从形式上看，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以手工操作为主的函授教育，七八十年代出现利用无线电技术的广播电视教育，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又出现了以网络技术、多媒体、通信卫星等高新技术为依托的第三代远程教育。这些都是成人教育政策制定以来所带来的良好结果，受教育者范围的增大、教育程度的提升、国民素质的提升都是当前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

四、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政策的几点反思

（一）完善政策形成机制

成人高等教育政策要有科学的机制和强有力的监督。否则，不规范的操作必然会给成人高等教育政策的有效性带来影响。例如，在形成成人高等教育政策的过程中往往会因为某些限制条件牺牲自主权以迎合政府的需要，而广大的民间教育理论研究者、政策研究人员及教育政策的利益主体（如家长、教师、学生等）往往被排除在决策体制之外。决策主体和利益主体地位的不平等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价值选择和利益要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此，要建立明确的决策系统、咨询制度、监督制度等，完善政策形成过程，提高成人高等教育政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二）协调政策的理想价值与实践价值的矛盾

成人高等教育政策的理想价值目标是要满足成人群体的教育需求，提升国民素质，促进经济的发展。成人高等教育的直接结果是使更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历和文凭。但是，真正的人才是必须掌握丰富的知识和过硬的技能，学会思考问题的方法。

从理论上说，成人高等教育专业的划分以一定的社会分工为前提，又与一定的学科基础相对应，因此成人教育的专业、课程设置，要根据现代科技的发展特点和动态，又要依据一定社会经济的阶段特征来设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成人高等教育的质量，但现实不容乐观。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对于成人考试所获得的学历缺乏信任度，这样的质疑不能不促使我们深刻反思学历与能力是否能成正比增长这个问题。同时，急功近利的教育主管部门，只看到获得高学历者的数量；教育提供者则用降低教学要求和考试难度来拉生源；就成人受教育者自身而言，被形势和工作部门所逼而学者居多，为生存需要、提职晋级需要、社会尊重需要而学者居多，而真正为了理想的事业追求、主体精神的充实、高级情感的满足而学者却不多。因此，用学历来衡量成人高等教育政策目标是否已经达到显然还有待考证。

（三）协调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的矛盾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一项政策实施的代价大于这一政策的收益，就不是一项好的政策，其政策有效性就会被质疑。“一费制”的有效性要受到其可能带来的政策代价的制约，只有尽可能降低和避免这些代价，政策的有效性才能得到保证。“成人高等教育”政策可能造成的政策代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降低教育教学质量，主要表现在成人高校在办学条件没有达到应有的标准或规模的情况下大量扩招，导致师资缺乏、校舍严重不足，为了短期的经济效益牺牲了教育的长期效益。二是成人高教的专业设置不合理所付出的代价。成人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应该以一定的社会分工为前提，只有专业对口、学有所用才能保证资源的合理使用。否则就会使得成人高校的专业比例失调，造成毕业生的结构性失业，这无疑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四）关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教育机会的均等

成人高等教育政策中，缴费上学是一个重要的举措。当然，相对于普通高等学校的学生而言，成人教育所需要耗费的成本相对来说要低，但是承担教育成本是不可避免的。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据着非常大的比例，提高农民的知识技能和素质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以湖南省为例，全省2564.83万农村劳动力中，未上学的119.74万人，占4.7%；小学文化程度的886.54万人，占34.5%；初中文化程度的1246.82万人，占48.6%；高中文化程度的287.26万人，占11.2%；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24.47万人，仅占1%。”[6]学历层次的低下与昂贵的学费有着非常大的联系，由此可见，对于众多的弱势群体来说，要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他们根本无力承担昂贵的学费。因此如何解决缴费上学的问题，是提高教育平等水平和提升国民素质必须仔细思考的问题之一，也是推广成人高等教育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4][5]刘复兴.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2]汪志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J].天中学刊，2006(4).

[3]曾毓敏.我国人事领域十大变革[J].中国人才，1998(1).

[6]湖南省统计局.2007年湖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1104.87万人[DB/OL].湖南统计信息网，2008-01-29．

责任编辑刘扬军

作者：王蔚起

职业教育政策价值选择论文篇3：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职业培训政策的变迁逻辑与未来走向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职业培训政策的演进历经了强调职业中学教师和校长岗位培训工作阶段（1978年至1998年）、以促进就业和再就业为主要目标阶段（1998年至2010年）、职业培训体系初步建立阶段（2010年至今）三个阶段。基于政策分析的视角，我国职业培训政策演进的基本逻辑渗透了以注重效率为取向的职业培训政策价值导向，形成了以师资投入和资金投入为抓手的政策实施保障，反映了以经济学话语为主导的政策话语规则。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教育制度的不断变革，我国职业培训政策应不断调整，其价值取向应向“多元取向”转变，过程保障应向强化监督与保障转变，话语的文化规则应向尊重和引导民意转变。

关键词：职业培训政策；演进逻辑；价值取向；过程保障；政策话语

作者简介：潘姿曲（1992-），女，广西南宁人，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政策与法律；祁占勇（1978-），男，宁夏彭阳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法律与政策。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弘扬工匠精神研究”（编号：18VSJ086），主持人：陈鹏。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城乡均等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在我国经济发展呈现新常态、供给侧改革逐步推进的背景下，广大劳动者迫切需要持续提升技术技能水平和就业再就业能力。然而，相对于学校教育体系而言，我国劳动者职业培训体系建设仍明显滞后，难以满足劳动者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求[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的改革部署。职业培训是劳动者职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把劳动力转变为人力资源的重要途径。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培训政策的演进历程

自美国学者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之后，世界各国均将发展教育与培训作为提升本国人力资本存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作为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培训政策的变迁过程经历了强调职业中学教师和校长岗位培训工作阶段（1978年至1998年）、以促进就业和再就业为主要目标阶段（1998年至2010年）、职业培训体系初步建立阶段（2010年至今）三个阶段。

（一）强调职业中学教师和校长岗位培训工作阶段（1978年至1998年）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事业十分薄弱，职业学校数量和培训机构数量少，人才质量难以满足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要为国家培养数以百万计的技术、技能人才，就要建立一支有足够数量的、合格而稳定的师资队伍。同时，还要培养一批合格的职业中学校长。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地的职业中学校长岗位培训工作开展得还很不平衡，仍存在一些问题。为进一步加强职业中学教师和校长岗位培训工作，1978年至1998年，国家相继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等文件。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这一时期的职业培训恢复了活力，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1.加强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优秀的教师队伍是人才质量的保障，因此，国家要求职业学校教师和校长在获得岗位资格证书或经过岗前培训并考核合格后上岗，使职业学校专业师资和校长有一个合格而稳定的来源，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例如，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建立一支有足够数量的、合格而稳定的师资队伍，必须对现有的教师进行认真的培训和考核，有关大专院校、研究机构都要担负培训职教师资的任务。这标志着我国大力开展职业培训政策的正式确立，使职业培训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到1998年底，职业高中专任教师29.61万人，比上年增加1.38万人；職业高中教师学历合格率37.41%，增长3.55个百分点[3]。

2.建立了一批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在全国范围内，根据本地和行业部门的实际，依托普通高等学校或国家级、省部级重点职业学校，先后建立了一批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依托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重点建设50个职业教育专业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地方也要加强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建设”，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都对职教师资基地建设给予了重点支持。职教师资基地为中等职业学校培养培训了大批师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同时，在提高教师专业理论水平、实践技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各地、各有关部门组织推荐的基础上，经过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训基地工作小组评审，教育部批准天津大学等20所学校为首批全国重点建设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

3.逐步使岗位培训规范化。1993年国家教委颁发《关于加强全国职业中学校长岗位培训工作意见》，指出校长参加培训的成绩和鉴定作为评价、晋升、提职的重要依据。《全国职业中学校长主要职责及岗位要求（试行）》要求，经过岗位培训的校长，任职后，每年应接受1周左右的进修培训，形成制度。现任校长未经培训者，于3～5年内分期分批进行培训。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对于预备上岗的职业中学校长一般经过岗前培训，并获得《职业中学校长岗位培训合格证书》后才能上岗。至1998年底，全国职业中学校长经过岗位培训，已经基本取得职业中学校长岗位培训“合格证书”。

4.职业培训政策呈现连续性特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职业培训后续的政策对已有政策进行了调整和补充，呈现出连续性特征。例如1993年国家教委发布《全国职业中学校长主要职责及岗位要求（试行）》的通知，对职业中学校长的职责和岗位做出了简要的说明。为更好地规范和促进职业中学校长的职业发展，后续又颁发了《关于加强全国职业中学校长岗位培训工作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国职业中学校长岗位培训工作的通知》，对职业中学校长的岗位要求和培训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和说明，以便各地区更好地落实。

（二）以促进就业和再就业为主要目標阶段（1998年到2010年）

在此阶段发生了两次金融危机，一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引发货币贬值危机。二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国内部分企业带来困难，就业压力突出，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等，给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新情况和新问题。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家充分发挥职业培训在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1998年至2010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相继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关于进一步发挥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和培训中作用的意见》等文件。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该时期的职业培训呈现出以下特点：

1.充分发挥职业学校的重要作用。职业学校的师资、设备等相对充足和完整，是职业培训的重要基地。例如，《关于中等职业学校面向返乡农民工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的紧急通知》提出，以县级职教中心为主要基地，充分发挥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普通中学及其他培训机构的作用。中等职业学校面向返乡农民工举办短期职业技能培训，要根据返乡农民工的实际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办班形式，帮助他们提高就业和再就业的能力。

2.动员社会各类教育培训资源开展培训。仅依靠职业学校对各行各业的就业或待就业人员进行培训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需要调动社会各类教育培训资源开展培训。例如，在2005年进城务工人员职业教育和培训现场会上，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强调要努力形成以企业为主体、以院校为骨干、以社区为基础的进城务工人员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网络体系。

3.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职业培训对象的水平和可支配的学习时间差异较大，单一的教学方式无法满足其学习需求。因此，国家政策强调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以更好满足培训对象的需求，同时，更高效地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紧缺人才。例如，2005年进城务工人员职业教育和培训现场会上，周济强调逐步推行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制，探索建立跨校选修、学分互认的制度，方便进城务工人员实行半工半读、工学交替、分阶段完成学业。2006年《教育部关于中等职业学校面向未升学高中毕业生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意见》，要求实行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举、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并重，实行“订单培养”，积极推行学分制。

4.多渠道筹措培训经费。职业培训作为准公共产品，除了政府提供服务和支持，还需要社会各界以及个人承担相应的责任。2009年《教育部关于切实做好返乡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等工作的通知》提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和劳动、农业、扶贫、科技等相关部门经费和政策的支持，对职业学校、成人学校开展返乡农民工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解决返乡农民工子女入学工作提供必要的投入。

随着国家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措施、教育事业发展及针对农民工的各种增加就业措施的实施，进城务工人员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素质不断提高，就业机会增加，就业形势好转，数量进一步增加。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4223万人，比上年增加1245万人，增长5.4%[4]。至2010年9月末，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同比增加555万人。农民工就业仍在增加，截止到三季度末，全国跨乡镇以外外出农民工的总量是1.64亿人，比2009年同期增加了606万人，就业形势好于预期。2010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结果显示，培训总体上能使农民工的月均工资提高5.4%～7.2%[5]。

（三）职业培训体系初步建立阶段（2010年至今）

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职业培训工作获得长足发展，职业培训体系初步建立，劳动者职业素质和就业能力不断提高，对促进就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需要。职业培训的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才能全面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加快技能人才队伍建设。2010年至今，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的实施逐步建立起我国职业培训体系，相继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职业培训促进就业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等文件。该时期的职业培训呈现出以下特点：

1.健全职业培训制度。国家及时推动职业技能开发立法，明确政府、企业等主体的权利义务；及时调整完善培训重点、培训补贴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各类劳动者参加培训[6]。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二条规定：“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并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国务院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也提出要健全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技能等级等制度。

2.建立职业培训资金投入机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职业培训的成本等综合考虑，国家提出建立职业培训资金投入机制，适时提高职业培训补贴标准。例如，《国务院关于加强职业培训促进就业的意见》提出要完善职业培训补贴政策，加大职业培训资金投入，落实企业职工教育经费。《国务院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要求“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多元投入机制”。

3.完善职业培训监督机制。加强对培训机构的监督管理，要从强化培训过程监督管理、注重绩效考核结果运用等方面入手。例如，《国务院关于加强职业培训促进就业的意见》强调要加强职业培训资金监管，将资金使用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开，依法审计职业培训补贴资金，对重大违纪违规问题的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等。教育部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8807号建议的答复中提出加强过程管理和质量考核，开展针对性、多层次的技能培训。

总之，职业院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面向农民、农村转移劳动力、在职职工、失业人员、残疾人、退役士兵等各类群体，广泛开展形式丰富的教育培训，包括学历继续教育、技术技能培训、高端研修培训、农民工学历继续教育与非学历培训等。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各类职业技能机构2万多个，职业技能鉴定机构8000多个，建设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584个，技能大师工作室738个。每年开展的政府补贴培训近1700万人次，全国技能劳动者目前达到1.65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有4791万[7]。即便如此，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矛盾的是，我国技能人才仍较为短缺。因此，中央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各相关主体应积极落实中央意见，进一步完善我国职业培训体系。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培训政策的变迁逻辑

对于职业培训发展这样一项关系国计民生、利益相关者众多、制定和实施过程复杂的教育政策，其演进逻辑难以用某种单一的分析模式来把握。教育政策分析可以概括为四种不同取向的分析模式，即发生学取向的分析模式、过程取向的分析模式、目的取向的分析模式和政策话语的分析模式。对一个具体教育政策的分析，往往需要多个分析模式的综合运用[8]。通过教育政策分析可以全面把握和深刻反思我国职业培训政策的演进逻辑。

（一）以注重效率为取向的职业培训政策价值导向

教育政策的形成反映的是制定主体的倾向，决定或支配着主体的价值选择[9]。分析职业培训政策的价值取向，可以了解政策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从整体上把握职业培训政策的价值取向变化，有利于解读职业培训政策的价值取向及其合理性。

一是“追求效率”时期（1978-199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培训的价值取向由效率优先向兼顾效率和以人为本转变。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职业培训师资不足、学历不合格现象严重，劳动者素质无法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该阶段要求职业学校实行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举、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并重，实行“订单培养”，积极推行学分制等。加强职业教育专业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建设，为培养合格的劳动者保障充足的师资来源。规范和强化职业学校校长岗位培训，保证职业培训的正常有序开展。“八五”期间（1991-1995年），中等职业学校共向社会输送了1300多万毕业生和大批经过职业培训的各级各类人才，为各行各业输送了高素质的劳动者。到1996年，职业培训规模日益扩大，年培训量达数千万人次。因此，在此阶段主要关注提高人才质量以满足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要为国家培养数以百万计的技术、技能人才。

二是“注重效率与渗透公平”时期（1998-2010年）。该时期我国受到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社会经济遭受较大程度的损失。为了调节市场的良性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我国在职业培训政策中仍强调各类人才要适应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开始关注广大劳动者迫切提高自身素质和职业技能的强烈需求。因此，在职业培训政策中要求，培训的形式和内容应适应劳动者提高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的多样化需求，采用灵活的学习时间和多样的培训方式，必须适应他们工作、生活和学习的特点，适应他们提高就业能力和发展能力的要求，提供必要的资金投入。

三是“兼顾效率与以人为本”时期（2010年至今）。2010年全球经济低谷已经过去，并逐步反弹复苏，我国的国际发展环境有所改善。中央政府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的实施，使国内经济呈现良好势头。我国的职业培训政策除了促使人才满足经济恢复的需求，也比前一阶段更加强调满足人才自身的需求。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职业培训促进就业的意见》指出，“力争使新进入人力资源市场的劳动者都有机会接受相应的职业培训……使每个有培训愿望的创业者都参加一次创业培训。”政策强调了今后的职业培训要面向城乡全体劳动者，适应其就业需要和职业生涯发展要求。2018年《国务院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并推行覆盖城乡全体劳动者、贯穿劳动者学习工作终身、适应就业创业和人才成长需要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根据普惠化要求，我国基本职业技能培训理论上应该逐步实现对7亿名劳动者的全覆盖，而且服务于劳动者职业生涯全过程。”由此可见，2010年至今，我国职业培训政策依然重视劳动者对生产发展的作用，尤其是高技能人才在推进制造强国建设上的作用。但也可以明显看到，我国职业培训政策扩大了培训对象的覆盖面，更加关注满足劳动者自身的学习需求，体现出兼顾效率和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二）以师资和资金投入为抓手的职业培训政策实施的过程保障

政策实施的过程保障强调的是政策的执行过程。为使职业培训政策得到更好的贯彻和落实，就职业培训政策实施的过程保障来看，其保障措施主要包括师资培养和资金投入两个方面。

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末，职业培训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因而该阶段的首要任务就是补充师资数量和提升师资质量。进入21世纪后，职业学校教师在数量上的需求得到较大缓解。为了给职业学校教师培训提供保障，教育部共发布了7则关于全国重点职教师资培训基地的通知，以不断巩固基地的发展，最终建成了56个全国重点职业学校师资培训基地。2011年教育部再次强调要提高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教师素质提升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教师合理地进行“双师”专业发展。因此，政府提供的政策保障与支持是职教教师培训获得大力发展的强大力量[10]。

此外，还有对资金投入的保障。我国职业技能培训的经费大体上由企业教育培训的投入、国家的投入、职工自己的投入构成。国家的投入有就业补助资金、失业保险基金以及财政投入。2010年国务院要求加大职业培训资金支持力度，调整就业专项资金支出结构，逐步提高职业培訓支出比重。我国每年开展的政府补贴培训近1700万人次，全国技能劳动者目前达到1.65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有4791万人。多年来，政府的人均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始终是在500元左右，2017年以前只有400多元[7]。国家制定了相应的保障措施来促进政策的执行，一是以提高职业学校师资队伍数量和质量为目标的培养机制，其具体措施有：（1）建立若干职业技术师范院校；（2）建立职业学校教师培训基地；（3）依靠社会各类培训资源开展培训等。二是对职业培训的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开放后，国家非常重视职业培训的经费投入，其具体措施有：（1）加大对职业院校专业建设的投入；（2）企业可按照国家规定提取教育和培训经费；（3）鼓励社会对职业培训的资助和捐赠；（4）确保劳动者工资按时足额发放；（5）做好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

（三）以经济学话语为主导的职业培训政策话语的文化规则

政策话语视角的教育政策分析，是通过对教育政策文本所使用的语言、词汇和逻辑修辞等，来分析教育政策的目标指向和价值取向，揭示政策所蕴含的文化规则以及其中存在的权力背景[11]。

我国职业培训政策发展的前两个阶段（1978-2010年）主要使用的是经济学话语，职业培训发展受制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教育政策使用的经济政策话语主要体现在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探讨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论述职业培训如何适应和推动经济发展[12]。比如，职业培训和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需要大量的技术、技能人才，职业培训可为经济发展提供相应的人才。同理，在我国受到经济危机影响时，职业培训对维护社会稳定也具有重要意义。在对职业培训的投资和财政支出方面，主要涉及到资金投入与管理。比如，要多渠道增加职业培训经费，各级政府应保证职业培训的经费支出不断提高。在培训经费的管理方面，应加强监管，避免出现挪用等腐败现象。在职业培训制度方面，主要涉及体制改革和创新问题。比如，依据社会发展和市场需要，完善资助制度，保障不同人群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第三个阶段（2010年至今）的政策话语趋于多样化，采用以經济、社会、公共管理为主的教育政策话语。社会政策话语主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论述职业培训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比如，“积极开展返乡农民工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对促进农民增收、城乡发展与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积极意义和重大作用。”公共管理政策话语主要是从管理学的角度论述如何更好地规范职业培训主体行为，推动职业培训管理科学化。比如“强化培训质量监管，对职业技能培训公共服务项目实施目录清单管理，完善培训绩效评估体系。”

三、我国职业培训政策的未来走向

改革开放以来，职业培训取得了丰富的发展成果，在政策主体、政策过程、政策话语等方面的演变逻辑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但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存在结构不尽合理的问题。为规范管理、提高职业培训质量，有必要继续探讨我国职业培训政策的未来走向。

（一）“多元取向”将成为职业培训政策价值取向

所谓价值是指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与作为需要对象的客体的属性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在教育政策研究中，“价值中立”的论断是不成立的，教育政策需要“价值涉入”[13]。职业培训政策作为一种公共政策，要做到个人、企业、社会之间利益的整合协调，实现三者期望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注重职业培训为经济生产发展服务为主导，要求职业培训适应、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但职业培训也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如果仅关注职业培训的社会效益而忽视了人本身的需求和发展，则偏离了职业培训的本真。该时期内，职业培训政策价值取向表现为偏重于“社会性”“工具性”而不是“以人为本”的取向。在职业培训政策的制定中，要改变职业培训政策的失衡状态，兼顾社会和个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本位、工具本位向教育本位转变，就要以“社会性”与“以人为本”并重的价值理念为取向。因此，秉承“以人为本”的思想，关注培训需求者的利益和发展应成为未来职业培训政策的价值取向。

首先，职业培训对象应涵盖全体劳动者。职业培训是一种非稀缺性和非竞争性的教育，是一种受众面广、门槛较低的人人均可享有的教育形式。在韩国，职教政策凸显终身培训理念，接受培训的群体不仅包括青少年，还有中老年失业者，无论是在国家或地方政府管理的培训机关、大学里开设的非学历培训班或者个人经营的补习班中都如此[14]。人民随着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对继续学习的向往更加强烈。同时，为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国家就应该为劳动者提供开放、便捷的学习通道，让全体劳动者都能享受教育发展的成果。其次，职业培训内容应更加丰富。随着物质文化的提升，劳动者的需求也由单一的知识需求到多样化的需求转变。职业培训机构不仅应提供技术、技能的学习，还应为劳动者提供人文、艺术等人格教育课程，提供创新创业课程，满足劳动者就业创业的学习需要。最后，职业培训方式应更加多样。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开发丰富优质数字化课程教学资源。此外，关注弱势群体的培训方式，保障各种处境不利的弱势群体平等接受职业培训，包括下岗失业人员、年龄较大人员、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解决他们平等接受职业培训所存在的各种困难和特殊需要。参考德国经验，政府可以通过加大财政投入、购买公益性岗位、组织职业培训等措施，促进弱势群体就业[15]。

（二）强化监督与保障将成为职业培训政策的过程保障

职业培训政策从制定出台到具体实施的政策过程能否得到控制，取决于对影响政策实施过程的各种变量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与控制[8]。政策对国家、企业、培训机构等相关利益主体的权力边界与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必然引起一系列博弈、矛盾和冲突，致使政策过程难以控制，政策目标和措施的执行力和确定性随之减弱[11]。其中涉及职业培训经费难以得到保障、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为保障政策的落实，应对实施过程进行强化监督与保障。参考美国20世纪90年代《劳动力投资法案》（WIA）所体现出的实践模式，首先，保障受培训者的合法权益。要提供全面的就业服务内容，除就业培训外，还应提供就业信息、职业咨询、个人职业技能评价等相关服务，充分尊重个人的需求和权利，针对不同的失业人群设计不同的就业服务措施，在提供就业培训同时辅以相关支持性服务[16]。其次，加大对经费投入和使用的监管。规范培训资金补贴标准和方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定期受理各类单位和个人的补贴申请。严格按规定核定补贴范围、补贴对象及补贴标准，严格把握资金的申请、审核和拨付环节，切实提高资金使用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各级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适时组织开展职业培训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专项检查，对资金使用绩效进行评估，扩大地方管理权利，增强其积极性、主动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施就业培训成效的监控，建立全面的测评体系和绩效标准[16]。最后，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组织对职业培训机构负责人和教师的业务培训，确保师资队伍的内涵发展。

（三）尊重和引导民意将成为职业培训政策话语的文化规则

当前，我国职业培训政策制定主体是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会遭遇各种导致政策阻滞或扭曲的现实困境，出现政策执行偏差。其间，培训政策的执行主体受其对相关政策认知的影响和利益动机的驱使，会选择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予以应对，因而对政策的执行力及其实施效果有着重要影响。为此，职业培训政策要充分尊重民意，提高民众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与监督等方面的参与度。

首先，加强培训政策宣传，搭建信息发布平台。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建立相关机制，如从信息的收集、反馈等方面入手，有效打通从用人单位到培训机构再到培训者的生态闭环。确保信息的实效性及公开性，建立培训需求者与培训机构之间的沟通平台，以便为劳动者、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各方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和指导[17]，公众可以通过民意调查、网络投票等方式快速表达利益诉求。其次，完善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制度建设。从完善有关程序规则入手，对行政过程中公众参与制度进行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早已建立起以行政程序法为中心的公民参与的法律支撑体系[18]。我国应明确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原则、内容、方式和程序，保证公民参与权利和政策制定效率之间的有机平衡；及时监测并收集公众对政策问题的利益诉求，通过制度保障诉求的有效反馈。最后，优化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完善政府热线、信访等参与平台，整合、优化公众利益表达的渠道结构。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引进民间调查机构的民意测验，政府应当鼓励民间调查机构围绕公共政策的制定进行民意测验，非政府组织的民意调查可以排除政府主观的影响，消除被调查公民的顾虑，确保民意测验结果客观、真实和独立[18]，确保公众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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