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现实选择论文

2016年年底召开的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我国实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在既有的稳健基调上既不偏松，也不向紧，于二者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力图减少货币因素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不利影响，提高市场机制下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防控和化解金融风险，尤其是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货币政策现实选择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货币政策现实选择论文 篇1：

物价变动会计研究综述

摘要:物价变动会计是会计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解决由于物价变动导致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它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增强其对会计活动的指导作用，从而提高会计信息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和促进作用。本文回顾了物价变动会计的相关概念，论述了其理论基础，并阐述了其中的主要模式以及我国的现实选择。最后，本文认为，物价变动会计必将以此次经济危机为契机，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关键词:物价变动会计； 现行成本 ；理论基础； 主要模式

世界上各国对物价变动会计的研究是随着通货膨胀的不断扩大而产生和兴起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上世纪80年代末期，人类处于高通胀时期，物价的剧烈波动使得各国不得不考虑历史成本会计模式的现实适用性，因为历史成本会计模式的前提是币值不变假设，在通货膨胀时期，这一假设很显然是不能成立的。继续使用历史成本会计模式，带来的将是资产成本的严重失真，进而影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会计信息也将失去对投资者的指导作用，从而阻碍整个经济的发展。鉴于会计信息的披露模式影响深远，各国致力于改进传统的历史成本会计模式，因此提出了物价变动会计的概念，并对其理论基础、模式分类与选择、现实可行性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细致的研究，从而形成了物价变动会计这一会计学的新分支。

一、物价变动会计的概念

（一）物价变动会计，是利用一定物价资料，对企业会计报表和传统会计模式作出调整修正，以反映或消除物价变动对会计信息的影响所采取的会计程序和方法，从而保证财务报表的使用者，能够注意到物价变动对企业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等财务信息的影响。概括地说，物价变动会计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财务会计理论，也对财务会计理论具有相当的修正和补充作用。

物价变动会计通常又可具体分为一般物价水平会计，现行成本会计，现行成本不变币值会计等几种会计计量模式。

（二）一般物价水平会计，是指首先将会计信息利用历史成本计量，然后再利用一般物价变动指数将历史成本计量的会计数据调整，从而消除一般物价水平变动的影响，按期末货币的现实购买力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一种会计计量模式。

（三）现行成本会计，是以现行成本来代替历史成本,以消除各个企业所承受的个别物价变动影响。

（四）现行成本不变币值会计，是一般物价水平会计和现行成本会计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现行成本为基础，用不变币值货币进行会计计量，以消除物价变动对会计信息的影响。

二、物价变动会计的理论基础

（一）资本保持理论

在物价变动会计的研究过程中，资本保持理论一直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而物价变动会计两大模式（一般物价水平会计与现行成本会计）的区分，也基本上基于资本保持理论的不同派别。资本保持理论有两大派别，两派基于两个相应的资本保持观念，即财务资本保持观念和实体资本保持观念。

财务资本保持观念建立在财务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即认为资本就是业主投入企业的货币或购买力。在这个资本概念的基础上，资本与净资产或企业产权是同义语。一般物价水平会计基于财务资本保持观念，按不变的货币购买力计量企业资本的完整无损，也就是要保持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购买范围极为广泛的商品和劳务的不变能力。

实体资本保持观念建立在实体资本概念的基础之上，即认为资本就是企业实物生产能力或经营能力或取得该能力所需的资源或资金。在这个资本概念的基础上，资本被视为企业所基于的生产能力。现行成本会计基于实体资本保持观念，按相同水平的生产或经营能力计量资本的完整无损，也就是保持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能够在相同或更好的生产、经营水平上以同等功能的资源来置换所有已消耗或售出的资源，在确认资本完整无损之后确定收益。

（二）成本补偿论

成本补偿论认为物价变动会计之所以必要，是为了确保足额地补偿成本。因为企业只有充分补偿成本以后，才有盈利可言。物价上涨时，按原始成本计算的产品成本偏低，成本补偿不足，账面利润被虚夸了。甚至在涨幅很大时，可能会出现虚盈实亏。所以，主张将会计建立在补偿足额的基础上，使会计信息不致失实。

（三）合理配比论

合理配比论认为“配比”是会计的基本原则，资产计量是否正确，利润确定是否有误，系于配比是否合理。在物价变动情况下，传统会计的弊端在于配比不合理——物价不同情况下的收入与成本，其配比缺乏统一的基础，其结果是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于是主张要用统一的购买力单位进行会计。

（四）计量选择论（娄尔行等，1991）

计量选择论认为，物价变动会计的核心是改善会计计量。会计计量应当依据不同社会经济环境，不同时期的客观需要，选择适当的、符合客观需要的计量属性和计量单位来进行。物价变动会计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在物价变动条件下，传统会计模式所选用的计量属性是原始成本，用的计量单位是名义货币，由以产生的会计数据(信息)背离了客观的需要。而进行物价变动会计，就是要改变这种选择。选择的原则是要从客观环境出发，服从会计信息用户的需要，把一定的计量属性与计量单位组合起来，构成一定的会计模式。会计计量的选择，不一定要选用某一纯粹的模式，允许以某一模式为主，添加某些措施，或删除某些措施。客观环境和用户需要都是有变化的，会计模式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能适应需要，便是好的选择。

三、物价变动会计的主要模式及选择

会计模式是由计量尺度和计量属性两个方面构成的，计量尺度分为名义货币和一般购买力货币，计量属性分为历史成本、现行成本、可变现净值、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因此理论上说，计量属性与计量单位相结合，有8种会计模式（娄尔行，1991）。鉴于客观经济环境的限制和需要，目前在物价变动会计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对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主要集中于一般物价水平会计、现行成本会计、现行成本不变币值会计这三种。

（一）一般物价水平会计

运用这种模式，在具体操作时要根据企业的性质和经济规模将资产负债表项目划分为货币性项目和非货币性项目，确定代表一般购买力水平的物价指数，将存货、设备等非货币性项目的名义货币单位按一般物价指数换算成为一般购买力货币单位。为了正确计算盈亏，对于收入、费用、购货等也要进行调整，最后在调整和计算的基础上编制按一般购买力单位反映的财务报表。

（二）现行成本会计

现行成本会计模式首先对持有资产的帐面价值按现行成本进行调整，然后计算现行成本与历史成本发生变动的持有损益，据此重新编制现行成本会计下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三）现行成本不变币值会计

这种模式是前两种模式的结合，其具体的作法就是首先按现行成本会计模式进行日常会计处理以反映资产的现行成本和持有损益。对以现行成本为基础的会计报表按一般购买力货币单位进行调整，以反映货币性项目净额上的购买力损失，通过计算持有损益和购买力损失之间的差额即实际持有损益，编制以一般购买力单位为计量单位的财务报表。

至于我国应该选择哪种物价变动会计模式，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论述。

娄尔行等（1991）认为现行成本会计模式是我国的现实选择，我国在短期内可在现行模式的基础上作较小的变动，如采用后进先出法、加速折旧法。然后创造条件，逐步实行现行成本与名义货币单位结合的现行成本会计模式。汤云为等（1991）认为在物价变动会计的研究中，只能遵循实物资本的补偿观，也就是必须，要遵循现行重置成本的计量属性。

作者：王磊

货币政策现实选择论文 篇2：

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双重判断依据

2016年年底召开的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我国实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在既有的稳健基调上既不偏松，也不向紧，于二者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力图减少货币因素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不利影响，提高市场机制下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防控和化解金融风险，尤其是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健全“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正是这一调控体系的现实选择。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的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逐渐变为“稳健”，然而二者实际上都是宽松政策，一方面刺激了社会总需求的温和扩张，但随着时间推移，效果边际递减；另一方面导致了过高的杠杆率，风险加剧累积，产生资产泡沫。现阶段，除非经济有较大的下行压力，否则宽松不会成为货币政策的选择。然而目前也不宜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否则将会进一步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并可能引发债务危机。因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可能是中国当前的最佳选择，配合宏观审慎政策，将为当前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提供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支持。

依据一： 稳健中性货币政策是顺应全球经济“新常态”的客观需要

全球经济弱复苏，货币政策逐渐回归正常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大力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空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其中QE、负利率最具代表性）推动经济初步走出危机的阴霾，失业率降至接近自然失业率水平，通缩威胁减弱，因此各国开始酝酿货币政策向“正常化”的回归。然而由于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加大、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等原因，主要发达国家的自然利率及通胀率仍维持在低位，说明当前仍处于弱复苏阶段，因此其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也将非常漫长。

美联储在退出QE、逐步加息后发现，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不升反降（图1），表明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与此同时，美股股指不断创出新高，经周期调整的市盈率水平（CAPE）仅次于“大萧条”和互联网泡沫破灭前的水平（图2），表明金融风险骤增。于是美联储开始酝酿采取缩减资产负债表的政策，“缩表”包括对到期国债、到期机构债与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再投资的削减。加息、缩表具有“非典型性”，各国央行在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中会非常谨慎地加以选用。

全球货币政策逻辑虽已生变，但其外溢效应有限

在正常化进程中，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正在进入转折阶段，不但形式上回归正常，而且央行货币政策制定逻辑已发生本质性变化。低增长、低通胀或将成为全球经济运行的“新常态”，在此全球背景下，我国央行不必紧盯通货膨胀目标来改变货币政策。而且，在宽松货币政策的低利率环境下，金融资产价格过度上扬，使得金融市场成为吸纳流动性的蓄水池。因此全球各大央行从2017年开始将货币政策制定逻辑从通货膨胀目标制向资产价格目标制倾斜，金融系统稳定性已经成为全球货币政策制定的重点，这将影响未来各国货币政策回归正常的路径和节奏。

虽然全球货币政策选择的逻辑已发生实质性变化，但其改变的外溢效应，尤其对我国货币政策选择的影响有限。以对全球经济政策影响最大的美联储的缩表政策为例，由于美联储持有的联邦机构债规模较小，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到期期限多在10年以上，可以推断，美联储的“缩表”进程将以削减到期国债本金再投资为起点。

然而基于以下原因，美联储“缩表”的规模总量可能非常有限：第一，人们对流通中现金的需求同名义利率成反比，而当前较低的名义利率增加了市场对流通中现金的需求总量。第二，美联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需要较大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以应对潜在经济负面冲击。第三，美联储资产负债表需要同美国的财政状况相配合，在政府杠杆率高企的情况下，为维持财政收支的可持续性，央行不得不实行债务货币化（发行国债筹集财政资金）或保持较低国债利率的政策。因此，美联储持有的国债规模难以大幅削减，这也就决定了美联储的缩表力度将非常有限。

因此，未来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方向可能是同时“加息+缩表”，而且以加息为主、缩表为辅，缩表规模有限，后期缩表的影响相对较小。由于中国国债收益率在2016年末较美债出现更为明显的上行，中美利差处于较高水平，中国也在加紧推进去杠杆的进程，故美联储缩表对我国的影响相对可控，冲击有限。因而全球货币政策趋于正常化的现实，客观上促使并支持我国推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

依据二： 稳健中性是经济向好条件下推进供给侧改革时货币政策的主观选择

中国经济基本面稳中向好，支持选择中性化货币政策

各种指标显示，中国经济基本面正稳中向好。PPI在2016年后同比迅速大幅回升，结束长时间为负的局面，避免了“债务-通缩”螺旋继续恶化经济形势；CPI在经过2017年的低点后也开始上行，一举扭转通货紧缩隐忧（图3）；企业利润也明显好转，使得PMI指数跨过“荣枯分水线”（图4）；GDP增速在2016年摆脱下行压力，并且在2016年最后季度、2017年前三季度分別实现了6.8%、6.9%、6.9%、6.8%的较高水平。

此外，从名义投资增速看，设备投资已经结束了下行态势，并在2016年有小幅反弹。

2017年下半年，产能周期逐渐开启，新技术、新行业正加速发展，故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已经不大；但同时，我国设备投资、民间投资增速也仍然较低，经济复苏的根基尚不牢固，通胀压力不大。结合全球经济进入弱复苏格局、美联储谨慎加息与缩表的背景，支持我国主动选择并继续维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

稳健中性货币政策是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力支撑

虽然基本面稳中向好，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比较严峻的结构性问题，经济增长的供给侧动力在悄然发生变化：首先，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进入再平衡阶段，这对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进而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造成冲击。其次，我国15～64岁劳动人口数量已经于2015年见顶并将处于漫长的下降通道中，我们正面临“刘易斯拐点”后人口红利减少带来的挑战。最后，钢铁等传统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我国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也在2010年后不断下降，短期内企业技术进步将面临瓶颈。中国经济发展正逐渐步入次高速的“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矛盾逐步凸显。

“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当前中国发展结构性矛盾的强大武器。为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需要宏观调控政策的有力配合，财政政策应积极，货币政策要稳健中性，创造最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宏观环境。货币政策的总体基调是中性，可以合理调节利率，使之与自然利率相适应，同时也可以引导市场流动性达到基本平衡。在潜在经济增速下行时，“大水漫灌”式的宽松货币政策容易造成资产泡沫，产能过剩企业能够以低利率进行续借，不利于“去产能”的推进；而货币政策在宽松之后立马转入紧缩，可能会导致市场“超调”式波动，增加市场的融资成本，不利于投资与创新的增加。因此，当前我国主动采取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稳定的宏观环境支撑。

我国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三大具体落脚点

随着大资管时代的到来，我国混业经营格局日益显现，影子银行体系逐渐崛起，大大提高了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及杠杆的复杂性，并引发了“钱荒”“股灾”“债灾”。为此，人民银行积极建立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中国金融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在新阶段，金融要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在未来一段时间仍要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抑制资产泡沫，继续推进金融与实体经济双双去杠杆。这一阶段，我国需要健全“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框架，协调好货币政策与金融系统稳定的关系。货币政策“大水漫灌”式宽松，极易导致经济泡沫的堆积；“釜底抽薪”式紧缩，则可能触发债务危机，二者均会危及金融稳定。

因此，在全球经济弱复苏，中国经济支撑力逐渐加强，美联储开始加息、缩表，国内继续去杠杆的过程中，从主客观角度出发，央行货币政策应维持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可以落脚在以下三个方面。

积极运用再贷款及定向降准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要维持市场流动性处在合理水平，既要防止流动性过剩，也要避免流动性紧张。在新的经济金融形势下，央行可以在实施中性总量调控政策的同时通过再贷款（如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扶贫再贷款）以及定向降准（如定向针对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三农”、发展面向小微企业、科技型企业的普惠金融，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

例如，2017年9月30日，人民银行下发通知，将定向降准考核范围由之前的小微企业贷款和涉农贷款调整为普惠金融领域贷款，包含了脱贫攻坚和“双创”等领域。此次针对普惠金融的定向降准，是稳健中性基调下，货币政策发挥结构调整作用的落脚点之一。这一方面，可以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让金融机构更好地发展普惠金融；另一方面，可以维持市场流动性的基本稳定，避免2018年第一季度因将同业存单纳入MPA考核而引发的债券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流动性紧缩的效应，而这反过来也将进一步促进货币政策在中长期保持中性，回归正常。

完善中性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控制M2增速保持稳健中性

2017年以来，我国M2同比增速处于持续轻度下降状态，M2增速回落既是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的具体体现，又是经济去杠杆的效果显现。反之，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即中性货币政策的落脚点之一，就是控制M2增速，维持其增速的稳健中性，以此保证市场经济体系中既有足够的流动性，又不会发生流动性过剩，影响经济去杠杆进程。

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落实也需要落脚在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上。机制顺畅，有利于减少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的传递链条和滞留时间，也有利于通过反馈及时调整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在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从价和量两方面加强对M2的干预，才能及时进行预调和微调。调节好货币闸门，进而保持合理的流动性，这是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实施的一个重要落脚点。

基于合理均衡水平，调节人民币利率及汇率

2016年年底，央行货币政策由“稳健略宽松”转向“稳健中性”后，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处于较高水平，这一方面反映了借贷成本的增加，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当前国内市场利率水平波动性的增大。这是稳健中性货币政策抑制资产价格泡沫，降低金融杠杆率成效的具体体现。一般而言，利率作为对内价格，其大幅波动通过市场无套利等因素会传导至对外价格，即汇率也会相应具有弹性，而当货币政策稳定持续地为中性时，市场流动性及预期也会趋于稳定，进而利率和汇率的波动性也会逐渐降低，二者接近均衡水平。

在維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的过程中，应加快推进国内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完善并放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在中性货币政策的基础上，更易促进利率和汇率接近均衡水平，这将极大减少相应的市场套利空间，有效避免大规模市场扰动的发生，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稳定性，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因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落脚在维持利率及汇率水平的合理均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际的可操作性。

面对全球经济弱复苏、各国货币政策回归“正常”的现状，国内供给侧改革不断深化，经济基本面稳中向好，央行及时提出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无论是从客观需要还是从主观选择的角度看，这一政策都符合目前中国发展的实际，是中国当前货币政策的最佳选择。

在中国经济全面调整的过程中，面临谷底重生的重大结构调整，中国经济会遭遇企业负债率居高不下、资产泡沫堆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金融风险叠加等诸多困难，因此结构调整任重而道远。在这一过程中，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将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在合适的落脚点上发挥其事半功倍的作用，实现“四两拨千斤”，助力中国经济在新的发展轨道上平稳快速向前。

（作者单位：特华博士后工作站）

作者：韩晓宇 张红亮

货币政策现实选择论文 篇3：

我国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化操作研究

摘要：我国货币政策区域问题的存在会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不利于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因此，在保证统一货币政策的前提下，积极探索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化操作成为我国政策当局的现实选择。文章将总结我国（金融）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化操作的历史经验，分析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化操作具备的现实基础，进而指出需准备的工作，以期提高差异化操作的效力。

关键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区域政策

对于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问题，各国中央银行的现实处理办法是一致的：不采取针对某个区域经济状况的货币政策。但这并不代表各国政府不重视区域不平衡对货币政策的冲击，世界各国央行均曾实施过对落后地区的金融货币政策，来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对于处于发展中的我国而言，在坚持统一货币政策的前提下，部分内容可以探索差异化操作。在一定时期内，积极采取差异化的货币政策将是我国应对区域效应问题的现实选择。下面文章将分别从我国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化操作的历史、所具备的现实基础和需要准备的工作三个方面来分析我国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化操作问题。

一、 历史借鉴

在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不同时期，国家实施过各种针对性的的金融货币差异化政策。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促进东部发展，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向东部比如经济特区支持的金融政策。1997年以后，为了缩小区域差距，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战略，推出了相应的金融货币调控政策。下面分别从信贷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管理政策等方面来介绍我国在区域差异化操作方面的实践经验。

1. 信贷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信贷政策上对特区实施了特殊照顾。以深圳为例，为了支持深圳特区的发展，当时对特区改革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实行资金“切块”管理。包括：对特区现有的信贷资金和吸收的存款全部留给特区使用，并根据发展的需要，由人民银行总行适当给特区人民银行分行增加一些资金；信贷计划单列，着重控制信贷规模、存贷差额、固定资产贷款等指标，以防止信贷失控；各专业银行根据资金的余缺情况，可进行资金调剂和融通等，这些措施为深圳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资金保障。1992年，深圳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25%、全部建设资金的50%以上，80%的企业全部流动资金都来自银行贷款，这些推动力深圳的快速发展。

其后，在1997年和2003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等战略中也提供了很多信贷政策支持。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入,扩大以基础设施项目收益权或收费权为质押发放贷款的范围,支持电力、天然气、旅游和生物资源合理开发等西部优势产业发展，对贷款金额较大的重点项目，可以由商业银行总行直贷解决，贷款不纳入当地分行存贷比或限额考核范围内等。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信贷要向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倾斜，进出口银行每年安排一定的信贷额度用于支持东北地区重大技术装备出口等。

2. 存款准备金和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在存款准备金差异化方面，央行深圳特区分行曾拥有制定特区内各专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比率的自主权，并允许在5%~10%的范围内自定外资银行各项外币存款准备金率。此外，我国从2004年4月25日起对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抑制资本充足率较低且资产质量较差的金融机构盲目扩张贷款，防止金融宏观调控中出现“一刀切”。

再贷款和再贴现与其它货币政策工具最大的区别之一，是在使用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保证了央行对地方经济进行微量调整和结构性调整。央行通过有选择地向符合条件的地区和行业提供再贷款支持，对符合产业政策的商业票据提供再贴现便利，并通过再贷款、再贴现的不同利率层次，对地方经济的区域结构、行业结构等进行适度调节，促进地方经济稳健发展。如加大地区间支农再贷款的调剂力度，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等；发挥再贴现促进优化信贷结构、支持扩大“三农”和中小企业融资的引导作用。

此外，2010年央行推出了差别化房贷政策，包括全国适用的大幅提高二套房的首付比例和利率，以及针对部分地区和消费群体的差别化政策，如限制外地人购房，停发第三套以上住房的贷款等，均体现了当局差异化调控的思想。

3. 金融管理政策。在不同时期，央行按照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对相应地区在金融管理政策上进行相应的倾斜，促进金融结构优化，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开放初期，针对过度集中和僵化单一的银行体制，大力支持四大国有银行之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发展，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保险公司、城乡信用社等得到快速成长，使得深圳目前已经基本建立了一个门类齐全、分工有序、运行稳健的现代金融组织体系。在支持中西部结构优化方面，通过降低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引导银行到该地区设立分支机构。香港东亚银行于2001年在西安设立了支行，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设立分支行的条件，要求“申请者在中国境内已经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申请者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末总资产不少于200亿美元”，这两条东亚银行均不符合规定，然而为了支持西部大开发，优化西部金融结构，准许其设立分行。

二、 现实基础

根据区域经济理论，实施区域经济政策，在明白了区域政策的基本方向后，在实际操作时还需明白三个问题：谁提供援助？谁应被援助？他们应如何被援助？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是区域政策的实现机制问题。其中，前面两个问题由区域政策的制度基础来解决，而第三个问题则是区域政策的具体手段选择。具体到区域差异化货币政策的实施，需要央行的制度保证为前提，确立明确的差异化操作目标的原则，选取合适的政策工具。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已经具有了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化操作的一些基础条件。

首先，央行的组织结构为实现差异化操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从中国人民银行的组织框架来看，其拥有上海、天津、沈阳、南京、济南、武汉、广州、成都、西等9分行，北京和重庆2个营业管理部，管辖328个中心支行，1 797个县（市）支行。这种组织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又非完全按照行政区域设置。此外，虽然当前人民银行分行并不具备像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实行区域政策的职能，但如果要实行区域差异化的货币政策，那么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各地区分行实行这些货币政策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各地区分支机构负责本辖区内的相关政策实施，保障本辖区的金融发展与稳定，为实施差异化的货币政策操作提供了前提保障。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央行的辖区划分可能有些欠妥，需要进一步完善。

其次，货币政策差异化操作的目标和国家经济发展目标一致。区域效应问题的存在，降低了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有效性，加剧了我国区域间经济的不均衡发展。而在“十二五”期间，国家已经把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努力通过各种措施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因此，实施货币政策的区域差异化操作，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一目标符合当前国家经济发展大局的需要。在货币政策的制度过程当中，要考虑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贯彻“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方针，达到货币政策差异化操作的最佳效果。

最后，具备了一些区域差异化操作的外部条件。央行在信贷管理政策、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金融管理制度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为今后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化操作时具体实施工具的选择提供了空间。此外，央行也具备了政策区域差异化操作的技术保证和操作基础。迅速发展的金融电子化、网络化，能够在更深、更广、更全的层次上反应区域经济运行信息，为调控工具、调控方式和调控目标调整等提供了更多的余地。加之，各地区金融机构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加，使得其对调控信号更加灵敏。因而，央行可以科学地根据区域经济金融状况，实施相关政策的差异化操作，从而达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的。

三、 需准备的工作

1. 明确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化操作的目标与原则。区域政策的实施并不是支持落后、保护落后，而是在促进公平的基础上关注效率，提高效率，实现协调发展的目标。发达国家大多数都把缩小区域差距作为区域政策和国家政策的首选目标，以此目标对区域发展进行干预，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中国人民银行法》对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表述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应该是促进全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而不是仅仅促进个别地区经济增长。因此，央行应该在保持币值稳定的前提下，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把握货币政策差异化操作的目标与原则。一般来说，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侧重经济增长，经济发达地区侧重于物价稳定；因为广大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关系到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发达地区的经济货币化程度高，运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有可能诱发通货膨胀，引发币值不稳定并波及其他地区。

2. 协调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随着改革深化，地方政府不仅有自己的利益取向，而且有自己的经济自由度。地方政府将根据自己的利益认知，可能对中央的货币政策传导干预。假定在赋予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一定权限的情况下，由于分支机构身处地方，可能会顺从地方政府的意图，过分强调地方差异，向总行争政策、资金，形成倒逼机制。因此，制定区域差异化货币政策时，要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认清地方政府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活动准则、体制惯性和能量等约束条件，既要确保央行分支机构的独立性，又要考虑地方政府的因素，明确其各自的合理行为边界。

3. 完善有关区域经济运行状况的金融指标体系。对诸如地区间融资结构、信贷资金流向、利率、资金边际利润率等指标加以完善，来更好地反映地区间的现实差异。发展和完善地区金融经济发展指标监测体系，对于区域差异化操作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区域差异化操作需要建立在对本区域金融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基础上，这样才能更加科学地针对特定地区实施差异化政策，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其次，差异化操作的事后运行评估及后续实施，需要相关指标体系作为依据。对于具体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后续政策是否需要继续或改变，均需要完善的金融指标体系作为依据，以提高差异化操作的灵活性和准确性。

四、 小结

从我国货币政策差异化的实践来看，央行在信贷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管理政策方面均采取过不同的差异化操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当前，缩小区域间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已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为货币政策差异化操作提供了方向性保障。加之，央行的组织体系和一些外部条件均为货币政策差异化操作提供了良好的现实基础。因此，可以在明确货币政策差异化操作的目标和原则、协调好央行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完善区域金融经济监测指标基础上，实施区域差异化的货币政策。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实施货币政策的区域差异化操作必须坚持货币政策的统一性，保证央行统一制定的货币政策的畅通传导和有效贯彻。区域差异化操作不是区域倾斜、区域优惠，而是要符合区域经济实际、符合市场规律。差异化政策要采取市场化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差异化是向效率回归，必须符合市场规律，不能倒退到“计划经济”时代，依靠行政命令来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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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孙天琦.货币政策：统一性前提下部分内容的区域差别化研究.金融研究，2004，（5）：1-19.

3. 支大林，于尚艳.区域金融理论与实证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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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亮.金融深化与区域发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6. 朱兆文.地方政府参与货币政策传导的博弈分析.南方金融，2004，（12）：18-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经济效应研究”（项目号：08JJD79 0136）；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任务项目“资产替代的宏观经济效应与货币政策对策”（项目号：07JD790007）。

作者简介：王东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1-06-28。

作者：王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