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教学历史学论文

文献标识码：c《回族研究》从1991年创刊，至2010年，已经走过了20年的学术道路。我们从已发表过的众多学术文章中，经过分类筛选，编辑了10种书，名曰“《回族研究》创刊20周年精品书系”，兹分别介绍如下。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民族史教学历史学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民族史教学历史学论文 篇1：

高校历史教学中历史人物评价标准与民族史观问题的探讨

摘 要：当前的历史教学受正统“华夷正闰之辩”的影响，“贵中华，贱夷狄”的旧观念在历史教学中长期存在。要深化历史教学改革，需要我们转变教学观念、秉承正确的民族史观。本文以关于岳飞是否为民族英雄的大讨论为出发点，对历史学教中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以及采用何种民族史观评价的问题进行个案探讨并阐明看法。

关键词：岳飞;民族英雄;评价标准;民族史观

伴随社会的发展与变革，高校历史教学改革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但是一些旧观念长期仍存在，往往给少数民族政权贴上野蛮、落后的标签，忽视或抹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各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发展的过程又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的特点。历史教学中的民族偏见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在高校历史教学中要特别注意。有学者提出，历史是多文本，多声音、多范式的。深化历史教学改革，需要我们转变教学观念、秉承正确的民族史观。岳飞是否为民族英雄这一话题，为我们提供了历史教学改革中一个可以进行多维度认识和讨论的范例。本文试以此为实例，对高校历史教学中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与民族史观的教学问题进行探讨。

一、由岳飞是否为民族英雄的讨论讲起

岳飞作为民族英雄的形象深入人心，千百年来为大多数国人敬仰。关于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的问题，近数十年来在史学界争论不断，范文澜、翦伯赞、邓广铭等学者的观点也不甚相同。但在史学界内外被广泛讨论，始于2002年的，被多家媒体披露的新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中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本）提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对待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这种民族战争不同于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是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兄弟睨墙，家里打架’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不宜有侵略和反侵略的提法。在是非问题上应当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能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一概说成是汉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也不可把少数民族对汉族地区的进攻统称为掠夺和破坏，评价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也一样。基于这一观点，我们只把那些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反对外来侵略的杰出人物如戚继光、郑成功称之为民族英雄，对于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杰出人物，我们虽然也肯定他们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当中的作用与地位，但并不称之为民族英雄。”教育部随即声明：“媒体所传与事实不符，在中小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对岳飞的评价是一以贯之的，不存在重新定义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的问题。”

从官方来说， 这一声明已澄清是非。然而此事件引发的史学界内外的讨论没有停止。有别于大多数人的看法，有学者认为：“我们从岳飞身上能够得到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利益坚决抵抗外族的侵略。然而我们必须同时指出的是，女真族也是古代中国的一个民族，尽管在当时宋朝与金邦是两个独立的政权，但是金邦并不是外国。”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代表了部分学人的观点。

二、历史教学中有关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讲授

有别于中学历史教学让学生了解、掌握历史基本史实和方法，高校历史教学重在能力的培养，通过教学，不仅使学生掌握基础知识，还要使学生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主动性，为国家培养合格的人才。因此，高校历史教学过程中要突破教材束缚，不再把教材看成教学的法定依据，作为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树立开放的教学意识，注意教学策略，改革教学方法，鼓励质疑，激活学生的创新精神。开展“专题式”和“探究式”教学，教学中适时、主动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这样截然不同的观点背后，存在着哪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什么是民族英雄？如何评价历史人物？

（一）“什么是民族英雄？”关于此问题的讲授

民族英雄，是指代表全民族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是为了拯救全民族的生存和文明，与外族或外国进行不屈斗争的英雄人物。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在向学生讲授民族英雄的基本定义后，还可以介绍学界不同的观点，进行讨论或辩论式，适时启发学生：

第一，引导学生弄明白岳飞所处的时代和宋金战争的性质。向学生介绍主流的观点并进行讨论，如邓广铭先生认为“宋王朝统治区域内的军民们抗击女真铁骑的斗争，从政治意义上讲，乃是属于用反抗的手段以解除外来的民族压迫的，亦即自卫性的战争，从而也就是正义性的战争！从经济意义上讲，则更是为了保障一种进步的生产方式，要尽量使其免受破坏以致更向后逆转，自然也是属于进步性和正义性的战争”。

第二，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岳飞代表的民族英雄。作为教师，可以提出自己的倾向性意见，并引导学生进行讨论。既向学生介绍邓先生的观点：岳飞“始终笃实英勇地置身于抗金斗争的最前线，尽最大的努力以抵御女真兵马的南进，及其在进军过程中的掠夺和屠杀，以求使东南半壁的各族人民尽可能免遭蹂躏和涂炭。这说明，岳飞对于保卫高度发展的封建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精神文明和文化，都是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这种种，固然符合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利益，……他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确实提供了大量的积极因素，把他称作中华民族的英雄，他的的确确是当之无愧的。”也不回避部分学者认为的岳飞是“部分民族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抗金是为了捍卫汉民族和南方各族人民的利益，可以看成是汉民族和南方各民族的民族英雄”的观点。这是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可在教学环节设置交流互动。不仅能帮助学生深化历史知识，提高交流技能，也能开阔学生的眼界。

如果学生讨论的积极性较高，课堂气氛较活跃，效果较理想，还可以引导学生将这一讨论延伸至“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定义认识”“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范畴认识”和“中华民族的忠与奸是非标准认识”等问题，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和历史观，从而提高高校中国古代史教学的有效性。

（二）“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关于此问题的讲授

“岳飞是否为民族英雄”这一讨论，引出的新问题——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史学界的观点也不同：张子侠认为品评人物重在辨别是非得失，评断善恶功过，而要衡量是非功过，就必须确立正确的评判标准。这一标准有四点“立德、立功、立言和合其志功而观”。王沛林认为对岳飞的历史评价认识，有三个基准点：一是放在什么范围内;二是放在什么位置上;三是以爱国主义为价值坐标。因此，评价岳飞不能脱离社会背景，应将其放到宋代这一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分析，不能因为其历史局限性而否定其地位。

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把握展现历史人物的原貌，提供历史评价的多样尺度，组织轻松、活跃、自由的课堂讨论，避免简单、片面、毋庸置疑的历史评价结论等原则，丰富教与学双向互动，引导学生思考品评历史人物的标准。通过对岳飞的评价，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岳飞“行为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活动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对岳飞的评价，肯定的声音如前所述，邓广铭先生《岳飞传》已有精辟论述。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岳飞的抗金战争，只是维护了南宋统治阶级利益，并未代表人民的利益;岳飞是统治阶级内部“和”“战”两派斗争的牺牲品，而不是为中华民族英勇献身;岳飞的全部作为都是为了维护一个腐朽的即将灭亡的旧制度，他没有也不可能将历史推向前进。

另外，还要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渗透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传递正能量，教育学生用气节观品评历史人物虽不是唯一标准，但却是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历史传承给我们的，大多是封建社会的气节观，而这种气节观又往往和一种被认为是高尚的道德观捆绑在一起，即诸如忠君爱国等等。”这也是史学界对于岳飞评价讨论的一个重点，即岳飞表现出的气节观究竟是“精忠” 还是“愚忠”，是不是爱国主义。在教学中不仅要传递对岳飞评价中的不同声音，而且要组织教学中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讨论，从而产生新颖的、独创的、有社会意义的思维成果，锻炼同学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三、历史教学中民族史观问题的讲授

通过讲授对于岳飞评价问题的争论，以及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等问题，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讨论的本质是我们作为历史学人应采取什么样的民族史观。

所谓民族史观，简单地说，就是在史学活动、史学思潮及史家思想中存在的民族观念;具体地说，指史学中关于历史上各民族历史地位、相互关系及相关问题的认识，属于历史观中民族观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民族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古代中国史家的民族史观，包涵族类、文化、政治三方面的思想要素。文化是古代史家民族史观的最高价值判断标准，文化主义是这一史观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形式即中国中心观念;族类思想主要表现为“华夷之辨”和“华夷一家”的观念。同时，华夷之辨和华夷一家又是两种政治诉求，即“正闰”观和“大一统”观。这一民族史观深刻影响了古代史学的发展。刘浦江先生认为通过辽金王朝的正统性之争，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在教学环节引导学生对于岳飞评价问题的讨论，在此环节可进一步升华到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民族史观，让学生深刻认识到，我们在评价岳飞时，要认识到中国是由各个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要从岳飞所处的时代出发，具体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宋金民族关系的本质：宋金是并立的国家，岳飞的抗金斗争，是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和掠夺的战争，是正义性的;要认识到宋金民族关系的主流：统一和融合;不能割裂个人与国家、民族、文化的关系，“在文化认同这种强力精神黏和剂的作用下，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民族的归属感和个人的献身精神结合成为一种独特的精神联合系统”;尊重历史事实，还要认识到岳飞的历史局限性，且不能因其局限性而随意贬低。

最后，让学生通过反思对岳飞评价问题的讨论，深刻理解“岳飞是否为民族英雄”这一命题背后隐藏的是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最本质的是坚持何种民族史观和历史观的问题。同时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岳飞评价问题的背后，折射的是我国史学界是否坚持辩证唯物史观的根本问题。而对这一问题，只有在辩证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采取正确的民族史观和方法论，才能最大程度上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在这场讨论中，双方都坚称是在遵循马克思唯物论的基础上得到的看法。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历史观，则是留给高校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的、值得探讨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4，（2）.

[2]龚延明.岳飞是“精忠”还是“愚忠”辨析[J].学术月刊，2002，（4）.

[3]李珍.民族融合与民族史观[J].史学月刊，2004，（9）.

[4]张子侠.品评历史人物的理论与方法[J].史学月刊，2004，（9）.

[5]李松茂.历史研究中必须坚持民族平等原则[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2，（3）.

[6]吴潮.关于加强高校历史专业教材教法研究的几点认识[J].历史教学，2003，（5）.

[7]苏双碧.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J].广东社会科学，1999，（1）.

作者：王雷

民族史教学历史学论文 篇2：

“《回族研究》创刊20周年精品书系”总序

文献标识码：c

《回族研究》从1991年创刊，至2010年，已经走过了20年的学术道路。我们从已发表过的众多学术文章中，经过分类筛选，编辑了10种书，名曰“《回族研究》创刊20周年精品书系”，兹分别介绍如下。

《仰望高山——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与成就》

白寿彝先生(1909-2000年)，河南开封人，回族。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对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民族史等，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著有《学步集》《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中国交通史》《中国史学史教本》《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等；主编《史学概论》和多卷本《中国通史》《回族人物志》《中国回回民族史》；曾整理出版《朱熹辨伪语录》和《回民起义》；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的巨大工程中，任点校组组长。

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确实是一部很有特色的通史著作。清史专家戴逸教授说：这是一部规模空前的史学巨著，多达22册1400万字，堪称20世纪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是空前的史学巨著。这是白先生的心血所萃，是白先生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也是给下世纪的厚重的礼物。应给予这部书极高的评价。

这部《中国通史》是最全面、最详尽、最系统的一部中国通史。中国通史在市场上很多，自梁启超先生在20世纪初提出编写中国历史，至20世纪末出现的有关史书不下百部。但是只有这部书是最详尽、最丰富的中国通史，1400万字，一直写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地理环境、典章制度、科学技术以及礼仪风俗等无所不包。不仅时间上是贯通的，而且在空间上也是贯通的，纵通横通，是真正的通史。其他通史很多只有古代，或只有历史事件和制度，偏而不全，略而不详，而这部书克服了这些缺点，所以说是部空前的巨著。

这部《中国通史》内容不仅详细而且具有新意。质量非常高，学术上严谨，吸收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在这基础之上又向前有所推进。据白先生自己说，他编写这部书，是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和史学准备的：19年前出版了30万字的《中国通史纲要》，分析了历史上的重大理论问题，如分期问题、土地制度问题、阶级问题、民族问题等，这些问题的阐述，为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写作了充分的理论和学术准备；10年前又出版了《中国通史》的“导论卷”，阐述了有关中国历史的9个理论问题，不仅显示了理论上的功力和创见，而且对全书起了指导作用。另外，白先生除了对中国通史有许多真知灼见外，对民族史、史学史尤其有精深的研究，因此，《中国通史》这方面的内容格外精彩。

多卷本《中国通史》的质量高还因为这部著作既包含了白先生自己的研究成果，毕生精力的结晶，像民族史、史学史、史学理论，展现在第一卷里的内容，又集中了当代历史学界的名流，这是一部集中了集体智慧和集体力量的巨著，前后有500余人参加了这部巨著的编写，其中参与主编写作阵容之强，举世无双，像邓广铭、苏秉琦、季羡林、周一良、何兹全、史念海、胡厚宣、刘家和、龚书铎、郭预衡、高敏、安作璋、张忠培、严文明、陈得芝等都是一流的专家。这样高水平的主编，这样一流的作者队伍，写作前后达20多年，保证了这部书的高质量、高水平。

体例上的创新。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体例很有创新，全书共分甲、乙、丙、丁四编。其中甲编序说，介绍史料、史籍、考古资料及研究状况等；乙编综述，类似通史著作，又以传统纪传体中的本纪，按历史顺序叙述一代大事；丙编典志，这部分是专史，类似纪传体中的志，叙述各种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礼俗等；丁编传记，这部分在全书中的篇幅最大，每朝代两卷，传记占去一卷。历史是人类活动的历史，中国传统史书中的传记十分突出，这部书就吸收了传统史书中的这一特点，既能反映历史的规律性，又能反映历史的丰富性，大大开拓了历史的深度与广度。现在一般的通史，有事无人。白先生的通史由于采用了这种新题材，克服了有事无人的缺陷，令人耳目一新。采用新的综合题材是白先生《中国通史》的一大创造，史学史上应大书一笔。中国史学史上有4部通史：1，《史记》创建了纪传体通史；2，《资治通鉴》发展了编年体通史；3，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是采用章节体的通史；4，白先生综合前3种体裁体例，创造了新的综合体。

内容富有特色。白先生的这部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内容很多，第一是理论特色浓厚鲜明，如第一卷“导论”完全是讲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阐述了9个理论问题，即民族问题、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社会生产力问题、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问题、国家和法的问题、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问题、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问题、中国和世界问题等，这些都是历史和史学中的重大问题。提纲挈领，有史有论，对于全书具有指导意义。第二个特色是民族问题非常突出。由于白先生是少数民族，以少数民族身份来修史，他又精通民族史，所以这部书对民族问题格外注意，第一卷第一章《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就是讲民族问题，洋洋洒洒论述了8万多字，深入地阐述了有关理论，使这部书成为真正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中国通史》第四册写秦汉时期我国形成了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本册的“综述”以“秦汉的民族”作为开头第一章，而且把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放在同一章之内论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颇具匠心。汉族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主体民族，但汉族本身也是民族融合的产物。书中对汉族作为同一民族的形成和国家统一的关系作了相当深刻的说明，指出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联系的加强，原先分散的华夏族已相对集中，分别形成了东以齐，西以秦，南以楚，北以赵、燕为代表的4个分支，朝着民族统一的方向发展。秦汉的统一，既反映了民族统一的要求，也推进了民族统一的发展。对各少数民族的族源、社会经济、政治组织以及它们和汉族的关系，书中都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民族”这一章在论述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时，着重谈的是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的相互影响，并且对汉族作为主体民族所起的作用作了充分肯定；有关秦汉王朝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和政治关系，则主要放在皇朝政治部分叙述。这样的安排，体现了编者的一个重要观点：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与秦汉王朝和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应该把它们混为一谈。这样的处理方法，既没有掩盖或回避当时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又较有说服力地阐明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以往的通史对于少数民族的历史说得很少，大多是汉族的历史再加上一点少数民族史的内容，白先生的这部通史不同。又如第13、第14两册是元史，百万字，既详细又全面，迄今没有一部专门的元史这样详尽。

序说部分扎实。讲历史最主要是言必有据，讲求第一手资料。序说部分就是这部通史的一大特色，一大创造。

世人殊不知，中国历史上常有回回史学家，撰写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如元代的察罕，他是政治家兼史学家，祖籍西域板勒纥城(今属阿富汗)。他博学强记，通诸国文字，曾译《贞观政要》《帝范》为蒙文，又译《脱必赤颜》为汉文《圣武开元记》，著有《历代帝王纪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书。赡思也是元代回回史学家，祖先是阿拉伯人，他是元代后期的一位博学能文的政治家，为官清正，著作丰富，有《五经思问》《四书阙疑》《老庄精诣》《奇偶阴阳消息图》《全哀宗记》《正大诸臣列传》《镇阳风土记》《续东阳记》《续东阳志》《西域异人传》《西域图经》《审听要诀》《河防通议》。这些书只有《河防通议》流传下来，其他的都失传了。金哀宗在位不到11年(1224-1234年)，这期间用正大年号者9年。他是金代末世皇帝，他在位时是金元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困守孤城，自缢而死。《金哀宗纪》《正大诸臣列传》记载了金代最后lO年的历史，也是金元之际的历史。到了明代，回回学者、思想家、史学家李贽著有《藏书》写明代以前史传，《续藏书》写明代当朝史传。当代则有回族史学大师白寿彝总主编了体大思深的《中国通史》。

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得到了史学界的高度评价。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致信祝贺，认为“《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一大喜事”，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也致信白寿彝先生说：“先生作为回族同胞的一名代表，长期关心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事务，严谨治学，在史学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白先生是回族，是回族历史研究的奠基者，在回族人民中德望素著。先生于2000年3月21日逝世，享年91岁。云南回民朱月山先生、马超群教授撰《白寿翁千古》挽联云：

百年出一人，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赢来桃茂李芳，英才遍天下；

万世存多卷，爱教爱生，言传身范，留得春风化雨，恩泽满神州。

先生去矣，青嶂远矣，白云深矣，翘首瞻望，不可及矣。

《辟谬与辩诬——重评杜文秀的历史地位与贡献》

杜文秀是清末以回族为主并联合其他各民族反清起义的杰出领袖。杜文秀领导的大理政权，是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主题的反清农民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近代云南历史的开端。当代史学大师郭沫若、范文澜两位大师奉命为文，指责杜文秀勾结英国侵略者，要出卖云南和云南各族人民。两位前辈学者，横加给杜文秀的罪名，实为不实之词。为昭雪杜公文秀之冤案，本刊仗义执言，在《回族研究》2009年1----4期和2010年第1期共开辟了5期《杜文秀“卖国说”辩诬》栏目，发表了2l篇学术论文，批评郭沫若、范文澜先生横加给杜文秀的不实之词。这些文章的作者是吴乾就、田汝康、罗尔纲、王爱国、林荃、马颖生，还有白寿彝、杨怀中的文章，全面赞颂了杜文秀的历史功绩；杜文秀遗文3篇，堂堂正正。这些文章发表后，各地读者纷纷来信、来稿，参与讨论。我们选取了其中的10篇文章，作为《杜文秀“卖国说”辩诬》栏目的点评文章刊出。这10篇文章，言之有据，观点鲜明，点评到位。10位作者是林荃、李有智、王瑞康、姜南、李健彪、马强、王正儒、姚继德、王国杰、马经。以上3l篇文章，开杜文秀研究的新篇章。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吴乾就《关于杜文秀的评价问题》说：

无论范老写的《中国近代史》或郭老主编的《中国历史》(初稿)，在评价杜文秀问题上，都存在

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他们没有根据足够而正确的资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从

而过快地得出结论；另一方面，他们得出这结论的依据——史料，是异常贫乏的，而且他们主要是根

据法、英侵略者所提供的资料，或传闻疑似之辞，并没有拿出丰富的、多方面的中国文献和调查材料

互相印证，在某些问题上，连起码的所谓“辨伪”工作都没做到，而是法、英侵略者怎样说就怎样写。

因此，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就有不少明显的史实上的错误，这就不能不叫人怀疑，这样得出的结论是

否确实可靠了。这种情形，如果说，在《中国近代史》里还处在萌芽状态，在《中国历史》(初稿)里就

大大加以发展了。所以，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主要是针对郭老《中国历史》(初稿)而发，试作“书

评”性质的论述。

田汝康先生共写过3篇为杜文秀辩诬的文章，其第三篇文章《杜文秀使英问题辨误》，文章结尾说：

以上材料说明，所谓“回民使节”这一杜文秀被谴责的主要事件，先是由腾越柳映苍所策划，继

则由刘道衡在其中扮演主要的角色。从英缅政府行政日志所揭露的事实来看，刘道衡的使英与杜

文秀并无关系。这个近似闹剧似的历史小插曲之所以被大肆渲染，是英国在印度和缅甸当局由于

政治上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真相如此，对杜文秀的谴责自然无从成立。且不论云南回民在反抗

清政府统治者的斗争中的英勇表现如何，事实上，由于云南回民起义的结果，在杜文秀的直接抗拒

或是起义的间接影响下，英、法窥探云南的计划受到打击，被推迟了18年。因此，杜文秀在这场英

勇斗争中的领导地位，是不应加以湮没的。

太平天国史、中国近代史专家罗尔纲先生，著文不同凡响，他的《杜文秀“卖国说”辟谬》和《回民起义杰出领袖杜文秀》两文章中也说：

杜文秀是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祖国统一，反对清朝统治者民族压迫，反对外国侵略，胸襟广大，

深明大义的杰出的历史人物。他响应太平天国，领导云南回民起义，只称兵马大元帅，不肯从部下

的请求进位称王，就是表示不肯裂地割据，就是维护祖国的统一。他的行动，昭然共见。他团结汉、

回、彝各族，在他领导下的政权，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说“三教同心，联为一体”。

云南回民起义的年代，正值英、法殖民主义者准备侵略云南的时期。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回民起

义军给英、法侵略云南的阴谋以打击，使当时中国西南的边防巍然屹立，推迟了英、法蚕食云南达十

八年之久。

如此热爱祖国，反抗侵略，胸襟广大，深明大义的杰出人物，竞横遭“卖国的侮辱”。

可是，多年来竟把捏造当做真，把骗局看为可信，遂使杜文秀横遭污蔑，几成定论，以至于今，令

人痛心!

关于杜文秀的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尤其是中国民族历史研究上必须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杜文秀站在中国近代史前沿上，他热爱祖国，拥护祖国统一，反帝反封建，绝对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郭沫若、范文澜先生背弃学术的尊严，曲学阿世，他们满纸谎言，名高欺世，良心何在?正义何在?学风如此，世风如此，谁不痛心!谁不愤慨!

总统兵马大元帅杜文秀哀赞

生也凛凛，去也壮烈，拜谒帅墓，我心痛裂。

云山苍苍，洱海泱泱，杜帅功德，山高水长。

宁夏后学杨怀中怅望西南长空，洒泪凭吊

杜文秀大元帅，殉难139周年祭

《了解回族》(上、下)

没有唐宋元时期境外的阿拉伯、波斯、突厥等穆斯林移民群体人华，中国历史上就不会出现一个回回民族；唐宋元时期入华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如果不吸收中华本土的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成分，不与本土妇女联姻，中国历史上就不会形成一个回回民族。回回民族是在中华大地上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她为中华民族增加了新鲜的血液。元代回回落居中华大地，就高兴地说：“居斯土也，服食斯土也，斯土之人与居也。”(元·许有壬《至正集》卷53《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这反映了落居中华大地的回回人热爱中华大地的喜欣之情。东来的回回人载负着伊斯兰文化入华，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大文化，有着强盛的生命力；回回人又学习汉语、汉文和儒学文化，这二元一体的文化构建了回回人的隐性文化和显性文化。中华文明哺育了回回民族，而回回民族的一些杰出人才以其成就和贡献对哺育他们的中华民族进行了回报。正如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刘延东同志所指出的：

回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人口众多、人才辈出、特点鲜明、分布广泛，与其他各民

族一起，对祖国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古代，回族的先民中涌现了清正廉洁的政治家赛典赤·赡

思丁、海瑞，伟大的航海家、和平使者郑和，进步思想家李贽等著名人物。在近代，当国家处于内忧

外患的紧要关头，回族义士前赴后继，为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作出过突出贡献。中国

共产党建党初期，大批回族优秀儿女踊跃投身革命，涌现出早期优秀党员马骏、郭隆真、刘清扬等。

抗日战争时期，回民支队、西北回民骑兵师驰骋沙场，反抗外来侵略，捍卫民族独立，马本斋等回族

英雄的名字家喻户晓。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回族儿女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建设各条战线上团结奋斗、拼搏奉献，优秀人物不胜枚举。

这也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已故原所长牙含章同志，在总结史学大师白寿彝先生史学成就时所说：“回族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

《了解伊斯兰教》

回族伊斯兰教，是回族的一种文化形式，它为回族提供了彻底的一神论信仰、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伊斯兰教与回族有着紧密的联系。

《文明对话——跨文化的思索》

伊朗原总统哈塔米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文明对话问题，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对话是解决国际争端，使世界走向和平，人类和美的最佳途径。《回族研究》2004年第l期开辟了《文明对话》栏目，我为这个栏目撰写了“编者按”，按语写道：

长期以来，美国推行单边主义。单边主义的推行，使推行者傲慢无知，也使世界上一些地区动

荡不已；美国立国之初，以自己的文化为最优秀的，而且说这种文化具有普适性，要以这种文化代替

世界各地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美国总统布什在2002年6月1日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说：

美国价值观是普适全球的，特别包括伊斯兰国家。这真是痴人说梦。美国应该从教导文化的高台

上走下来，将教导者的角色转化为学习者的角色，冷静地与各种异质文化平等对话，相互学习，取长

补短。各种文化各关其美，人类才能和美，世界才能太平。本刊本期开辟“文明对话”栏目，刊出了

4篇文章，供读者思考。

本期发表了林丰民《神秘面纱背后的真实》，周立人《论伊斯兰哲学与美学》，何玉江《使命感与美国的外交传统》，李健彪《全球化中的文化霸权与回族学的历史使命》。“文明冲突论”是针对伊斯兰教的，因此，刊物出版后，英国BBC记者从上海专程来访，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来访，该大使馆政治处人员来访，他们都要访问刊物主编，他们带着惊异神情来访，我一一接待，谈我所思，谈我所识。2002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与南京大学、宁夏社会科学院三方联合在南京召开了“文明对话——回儒对话国际研讨会”；2005年，以上三方在宁夏银川召开了“文明对话与文化自觉——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后，燕京学社、南京大学、云南大学在昆明召开了文明对话学术讨论会。《回族研究》对三次会议都跟踪报导，并选登其中部分文章。

《回族经济研究》

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了一个鼎盛时期，迎来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国际贸易的繁荣。国际贸易给唐宋两代国库收入增加了丰厚的收入，也给留居中华大地的番客、贾胡带来巨额的财富。当时民谚说：“瘦相扑，穷波斯”，相扑是胖大的，波斯、阿拉伯人是富有的，这是反着说的。到了元代回回人蒲寿庚主持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泉州港成为国际贸易的大港。继蒲寿庚之后，担任市舶提举的还有回回人马合谋、沙的、赡思丁、木八剌沙、哈散、倒刺沙、八都鲁丁、亦思马因、暗度刺、忽都鲁沙等10人，他们的作用也不能低估。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著《蒲寿庚考》称：“自八世纪初至十五世纪末欧人来东洋之前，凡八百年间，执世界通商之牛耳者，厥为阿拉伯人。其最盛之时，则在八世纪后阿巴斯王朝奠都缚达(巴格达)以后，阿拉伯人由海上与中国通商，彼时盖经营不遗余力之秋也。”但从回回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当宋元时期在中国执国际贸易之牛耳者，当是回回民族之先民。

明清以来，回族人民的商业贸易，转入国内城市贸易，在西北地区则有茶马交易、皮毛贸易；在云南则有赴缅甸、泰国等国的马帮贸易。

元代，回族发展农业生产，发展水利，开垦土地。到清初，回族人口发展了，乡镇居住点增多，清真寺也多了。农业的发展，为回族生存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回回人或耕，或牧，或商贸，或手艺经营，在朝代的更替、社会动乱中，他们能自存自立，因为他们是劳动者，是自食其力者。

《明清回族进士考略》

大约在2005年之前，我在北京图书馆看到杨大业先生和他的同班同学为庆贺老师诞辰，每人写了一篇文章，合订为一册。杨大业先生在此书中写了回族进士的文章，我感到新奇珍贵，将其复印了。以往我们只知道明代进士有泉州丁自申家族，云南赛典赤·赡思丁后裔，还有詹应鹏和张忻，寥寥数人。后来我和大业先生通了电话，请他继续撰写回族进士文章，每写一篇，《回族研究》当即发表，全稿写完，可集成一本专著。大业先生慨然允诺，历时7年，共成20篇大文。稽古钩沉，查阅正史、地方志、家谱、碑铭、民间传说，实不易也。从大业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家学渊源。他共考证出明清两代回族进士300余人。煌煌大-观，人文繁盛。儒家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也是中华各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回族在坚守伊斯兰文化的同时，又大面积地吸收了儒学文化，两大文化共同塑造了回族人民的伦理道德、精神世界。大业先生文章约定后，由刊物常务副主编马金宝同志编辑，勤奋不懈，跟踪7年，见其敬业精神。

《中国名城名镇伊斯兰教研究》(上、下册)

此书作者李兴华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从事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著有《中国伊斯兰教》专著。他和我相识、相熟30年，他是《回族研究》刊物的多产作者。他从事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有丰富的资料积累和理论素养。退休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工作局大力支持批准他承担《中国名城名镇伊斯兰教研究》课题。当我知道他承担这个课题，当即和他约定，他边写我边发，写完后可成一部专著，深化中国伊斯兰史和中国回族史研究。书首有一篇《中国名城名镇伊斯兰历史文化研究》专文，可作导论读。正文有23个名城名镇专题研究。此书写每一城一镇，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广阔的文化视野，时有新意，不乏可圈可点之笔。此文聘请我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伏平担任责任编辑，积年成24篇，见其专心致志，可嘉也!

《张承志研究》

张承志是中国当代最为优秀的作家之一。张承志的小说具有一种熔铸其中的强大的精神力量，一种永不言退的对神圣彼岸的“不死追求”，他的小说是理想主义的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他是一位影响作家的作家，他的作品中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北方的河》充满着深刻的历史感以及文化的承传性；《黑骏马》有着对草原的依恋之情；《心灵史》完成了他的心灵皈依，这部作品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为优秀的经典作品之一。近10年来，张承志投入了散文创作，成为优秀的散文作家之一。他批判知识分子的身份和立场更加激烈，更加坚韧。他的理想主义大旗烈烈生风。他崇尚正义、平等、公正、良心、尊严，其批判精神影响了一代人的心灵。张承志是一位以心血书写文字的作家，他的文字能在读者中燃起火一样的热情，他的作品仍然吸引着人们，因为思想者心心相通。他的近作《鲜花的废墟》和《敬重与惜别——致日本》别开生面，充满着人道主义和历史大义。

一个张承志的出现平衡了当代文坛。

永远的张承志。

《回族史散论》(上、中、下)

我的《回族史散论》，文成三册，百余万字。其实要我自荐：《论十八世纪哲赫林耶穆斯林的起义》《十八世纪的甘肃冒赈案》《对当代回族发展中历史困扰的思考》《杜文秀传略》4篇文章和我为《杜文秀“卖国说”辩诬》5期栏目所写的5篇长篇“编者按”，呕心为文，文有其心，有心者可览。

全套书由常务副主编马金宝同志主其事，定题，选文，读清样；李有智同志和我，还有5位年轻编辑人员王伏平、马晓琴、和侃、杨进、李华分工合作，历时一年半终其事。王正儒博士始终关注、关心此事的进展并给予了有力支持。宁夏人民出版社民族历史文化编辑室李秀琴主任和审读王永亮、何志明，编辑周立军、杨皎、杨海军、丁佳、丁丽萍、马文梅等同志，都付出了辛勤劳动，再次对大家深表谢意。

2011年9月写于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马晓琴

作者：杨怀中

民族史教学历史学论文 篇3：

忆九三先贤方国瑜先生

他是纳西历史文化之父，是西南边疆学的奠基人，是中国民族史泰斗，是滇史拓荒一代大师，是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的开山鼻祖，他开创“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学说，被誉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

方国瑜（1903-1983），字瑞丞，云南丽江人，纳西族，现当代著名学者，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方志学家、教育家，云南九三学社组织早期领导人之一。自谓少时“资质粗笨”，以“勤能补拙”自勉。1923年赴北平求学，192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1926年因病休学，1929年复读本科，1932年毕业。在本科三年级时进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攻读研究生，同年毕业。在京读书期间研习考据学，先师从钱玄同、余嘉铴、马衡、刘复诸先生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之学，又得高步瀛、吴承仕、黎锦熙诸先生的指导，后师从陈垣、梁启超、杨树达等名家治史地之学，经历了从古代音韵研究转向民族语言研究，又从民族语言研究转向西南边疆史地研究的两次学术方向的转换。

1933年，方国瑜从北平返乡考察学习纳西象形文字并着手编写字典，实地深入金沙江边的石鼓、桥头、鲁旬、巨甸等地，搜集纳西象形文字资料，分为人事、自然、形状三大类。他虚心向和宗道等著名大东巴求教，请不同教派的三位东巴写出单字卡片及标音字汇，分别逐字批记音读和词义，经初步整理后又请东巴教门长老和士贵校定文稿并作补充。后又到南京师从赵元任、李方桂先生学习语言学，在此期间制定了纳西族音标，用国际音标为纳西象形文字注音，先编象形文字和标音文字卡片，再编字汇，不仅翻译了用东巴文记录的纳西传说《人类起源》及若干经书，还搜集了大批字音、字形、字义的资料并初步整理，于1935年编成初稿，暂定名为《么些文字汇》。此后几经周折未能付梓，其间又四易其稿，历经45年，直到1980年才改名为《纳西象形文字谱》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书中对1340个象形文字及222个派生字（词）逐一作了标音解说，同时收录了582个标音字及2000多个常用词汇，在大部分词下还注有象形文字标号及读音。此书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科学、翔实的纳西象形文字字典，使东巴象形文字这一罕见的世上唯一存活的古老文字得以流传至今并推向世界，功不可没。方国瑜也因此被西方学者尊称为“纳西语言与历史学之父”。

1934年，方国瑜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学习语言学，其“专攻科目倾向云南史地之学，时所知云南史料甚少，在南京图书馆浏览所及，读一书或一篇，记其概要”，从此开始辑录云南地方民族史料。1935年，方国瑜在中缅边境地区进行为期近8个月的实地考察，后将考察的部分材料整理成《班洪风土记》《卡瓦山闻见记》等文在《西南边疆》上发表。1942年，方国瑜又把这些资料及文章撰成《滇西边境考察记》，在《西南研究文化丛书》第二辑上发表。1936年，方国瑜受聘到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开始致力于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研究。此后在云南大学执教47年，一直扎根家乡，孜孜不倦地在云南史地之学的田野里辛勤耕耘，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教育和研究事业，献给了云南史地的研究，献给了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他是纳西历史文化之父，是西南边疆学的奠基人，是中国民族史泰斗，是滇史拓荒一代大师，是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的开山鼻祖，他开创“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学说，被誉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方国瑜的一生著述宏富。据不完全统计，其著作有数十种，论文百余篇，他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治学，勤勤恳恳工作，践行了他在《云南史料目錄概说》后记中说的话：“各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活着，应当尽力而为，不然，生命没有意义了。”

从许多著名学者为方国瑜写的传略中不难看出，方国瑜的一生是伟大的，也是不平凡的。这不仅在于他所取得的成就，还在于他治学研究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方国瑜的教学态度一贯严肃认真，在云南大学执教47年，方国瑜主要开设中国民族史课程，给学生上课都是从基础打起，着重给学生指引读书门径，传授治学方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开拓创新的精神。方国瑜一生严谨治学，注重对中国民族史料的搜集、考证、鉴辨、编纂与运用，批判地对待与分析各种史料，提出了许多独到和精辟的见解，极大地推动了西南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他高度重视“考究史料的来源、流传，辨别抄袭、窜改、真伪，分析史料的社会性，以及史事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着重探索史料之来源及时代背景、作者之思想观点、史料之阶级内容及其使用价值，进行分析批判，提出粗浅意见，供云南历史研究者参考。”正是在方国瑜这种开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勇于创新的精神指导下，他的学生薪火相传，在民族史、民族学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诸如尤中教授、木芹教授、王树五教授、林超民教授等。林超民教授是方国瑜培养的新中国第一位中国民族史专业的博士生，作为方先生的弟子，他对先生一生的学术论著的整理出版推广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心血，从《云南史料丛刊》到《方国瑜文集》，这些都是方国瑜一生的心血，这些研究成果足以在云南乃至全国树立起一座丰碑。

方国瑜治学刻苦，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一、三、五、七”，即清晨工作一小时，早饭后工作三小时，午饭之后工作五小时，晚饭之后工作七小时。他把一天时间的三分之二都用在了学习研究上，孜孜不倦，持之以恒，从不懈怠，成为饱读史籍、博览文献的历史学家，与此同时还脚踏实地，开展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他读了万卷书，也行了万里路。由于方国瑜的刻苦、用功，晚年视力衰退，双目失明，但即使这样，方国瑜也依旧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事业，在余生里争分夺秒地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数十篇高质量的论文。

方国瑜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经历了抗日战争，当时的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剧，尤其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边疆地区虎视眈眈，作为一位生长在西南边疆的学者，方国瑜十分注重实地考察，以丰富翔实的史料、确凿的证据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贡献。如1935年中英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方国瑜亲身实地考察，参与中英会勘滇缅边界事宜，打击外来侵略企图，在边疆地区宣传维护统一的重要性，寸土必争。又如“泰国历史之父”丹隆亲王在其各种著作中，对泰族建立南诏作了阐释，泰国著名学者披耶阿努曼拉查东也在多个场合表示过南诏是泰族建立的说法。1939年，方国瑜发表《南诏是否泰族建立的国家》和《僰人与白子》两文，证明南诏是由汉化程度很高的白族建立的，有力驳斥了泰国“认南诏为祖”的谬论。法国伯希和的《交广印度两道考》说当时（唐代）云南未成一省，其东南部隶于安南都护府，将汉以来设置的全部记录抹杀掉，把云南南部说成是自古属于安南的边境。方国瑜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驳斥道：“伯希和所依据的只是贾耽路程所说‘爨蛮，安南境也’一句话，……究竟这句话的来源和实质是怎么一回事？不去考究，妄作判定。我们要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实事求是地把历史实际揭示出来，使真相大白，揭穿其险恶用心，使他的伎俩无藏身之地。”

方国瑜的一生心系天下，热爱祖国和人民。新中国成立后，方国瑜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历史研究和教学。1955年周恩来总理视察云南大学时说，历史系应结合地方特点，加强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方国瑜响应总理的号召，随即在云南大学历史系开设了云南民族史课程，用半年时间写成了60余万字的《云南民族史讲义》，次年又开设了云南史籍评论课程，写成《云南史料目录题解》一书作为教材，还开设彝族史和白族史等课程，这些課程都是从无到有，为云南大学民族史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使云南大学历史系以民族史为主要方向的教学科研形成鲜明的特色和优势，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1956年初，九三学社社员、云南大学教授曲仲湘在云南大学发展了一批深受“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并在昆明创立了“九三学社中央直属云南大学小组”，这是云南省最早的九三学社组织。方国瑜作为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秉持爱国、民主、科学精神的云大人，成为首批加入该小组的成员之一，并任九三学社云南省工委副主任，为云南九三学社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1963年，他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报告中提出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观点，认为“历代王朝与中国史应当有所区别”，“王朝的疆域，并不等于中国的疆域；王朝的兴亡，并不等于中国的兴亡”，“只知有王朝历史，不知有中国各族共同的历史，如何能写成完整的中国历史呢？”“势必割裂整体历史”。“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对文化、文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尤其是那些颇有成就的专家学者。方国瑜也未能幸免于难，被加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非人的侮辱、折磨和迫害，住房被霸占，书柜被查封，部分文史典籍被抢劫一空。方国瑜坚信，这绝不是共产党的政策，他以“别人想怎么说由他，自己应如何做在我”这句话为信念，白天接受批斗，晚上在狭窄拥挤的宿舍里继续埋头苦读，奋笔疾书，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自己的著作使之更加完善，也不断地写出新的篇章。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用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度过了人生中一段黑暗、不堪回首的岁月。“文革”结束后，方国瑜的心情非常激动，精神焕发，他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后记中写道：“举国欢腾，欣欣向荣，鼓舞着我不能丝毫松懈，要克服一切困难，加倍努力，继续编写三卷，全书告成。”在《滇史论丛·自序》中也有这样的话：“瑜虽目力困难，丧失独立工作能力，但意志不能稍衰。”

方国瑜的一生追求光明，追求进步，追求真理，始终将个人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为己任。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深切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暮年还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后由中共云南省委批准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他生前的愿望。

如今方先生离开我们已经35个年头了，我们缅怀方先生，研读他一生认真钻研、刻苦求实编写出的传世经典，也时常经过“怀周楼”——方先生曾夜以继日工作过、写出不朽著作文章的地方，还记得方先生那句“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并以此自勉。从方先生那里，我们要学习继承的有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认真扎实的治学方法，重视知识创新，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恪守学术规范，还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远见卓识、“少数人出力，多数人受益”的奉献精神以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高尚品格，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大师风范。

责任编辑：鲍家树

作者：陈子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