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历史论文范文

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民族历史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1956-1964年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中国特定时期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认知，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类学调查的延续与变化，其文本体现了学术与政治的双重渗透。

第一篇：民族历史论文范文

民族声乐技法的历史变迁

声乐艺术是以技法的延伸革变为其主要发展标志的。回望历史，民族声乐技法的历史变迁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远古至隋唐，声乐以乐舞、诗歌为主要表现形式，技法上还未揭示歌唱的本质特征，总体上属于启蒙时期；宋元明清，声乐以戏曲、说唱为主要表现形式，技法上追求“气、字、声、腔”的合理操控，在认识程度上处于技术开发期；民国至现代，声乐以歌曲演唱为主要表现形式，技法上借鉴了西方的技术理论，继承了民族声乐的优秀传统，步入了技术飞跃期。至今，民族声乐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技术体系。此前，声乐界对民族声乐技法的局部研究较多，本文用现代声乐技术观念审视民族声乐技法的历史变迁，给民族声乐技术系统的发展、形成以客观、综合的评述，目的是继承、发扬民族声乐的优秀传统，树立民族声乐的科学发展观。

一、以乐舞、诗歌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技术启蒙期

远古至隋唐，在大约三千年的历史跨度内，歌唱与乐舞、诗歌融为一体，是一门以乐舞、诗歌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艺术。在原始社会，民歌引入图腾祭祀及禳灾类的宗教活动，产生了乐舞。乐舞是一种群体性的歌舞活动，“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这大概是我国最早的乐舞。奴隶社会，乐舞盛行，并已成为宫廷音乐。相传夏的后代桀有歌舞伎三万余人，说明那时的乐舞已有相当规模。至西周，从黄帝传下来的六部乐舞的规模则更加宏大。歌唱已不仅仅作为舞蹈的伴唱，六部乐《大武》的第七段，就是一段专门的抒情歌唱，说明歌唱的地位有了提高。从春秋战国起，诗歌开始盛行，至唐宋诗词的兴起，诗歌主要用于歌唱。孔子编订的《诗经》有305篇，其中300篇是用于歌唱的民间歌曲。楚国的屈原根据南方民歌加工创作的《九歌》是一部大型声乐作品。唐宋时期，为诗词谱曲已成为时尚。明人沈宠绥在《度曲须知》中描绘：“清本之调，旗亭四绝，大都即诗为曲，才人一章脱手，乐部即登管弦，居然风雅独绝。”

乐舞与诗歌承载了歌唱艺术，也刺激了歌唱技术的发展。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出现了歌唱技术理论。《乐记·师乙篇》载：“固歌者，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勾中钩，累累呼端如贯珠。”《韩非子》中，对求学者的音乐素质有了明确的规定：“夫教歌者，先呼而出之，其声及清微者，及教。”史料中记载了古代歌唱家的声音特征，形容秦青的声音“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形容韩娥的声音“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等。

唐代是我国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也是歌唱艺术的重要发展时期。唐代涌现了许多歌唱人才，古籍中形容许和子“喉啭一声，响彻九陌”；形容念奴“每执板当席，声出朝霞之上”；形容何满“一曲四调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令人遗憾的是，秦汉至隋唐，音乐美学类的著述虽不少见，但声乐技术类的论述却极少。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只有唐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的一段话：“善歌者必先调其气，氤氲自脐间出，至喉及噫其词，即分抗坠之音，即得其术，即可至遏云响谷之妙也。”

远古至隋唐的声乐技术理论朴实而浅显，是古代音乐家们对声乐艺术的早期探索。《乐记·师乙篇》讲的是如何进行歌曲处理，在唱高音的时候应有向上举重物的亢奋的感觉，音向下行时要有物体下坠时那种自然放松的感觉；歌曲转折时要干净利索，像折断东西一样干脆；歌声停止时像槁木一样沉寂；乐句的进行要合乎节拍的要求，全部音连起来像珍珠贯穿那样连贯、通畅。《韩非子》中的声乐论述讲的是对初学歌唱的人要看其发声的基本条件如何，合乎一定的标准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考察和学习。对古代歌唱家的评价多为溢美之词。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这些声乐技术理论只是对歌唱表象的描述，并没有从方法上揭示歌唱艺术的本质。因此，这一时期的声乐技术还属于启蒙时期。

段安节的声乐论述在中国古代的声乐技术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运用生理学知识揭示了气息在歌唱中的重要作用，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运用生理学知识解释歌唱技术的理论。《乐府杂录》著于唐末，说明唐代末期我国的声乐技术有了新的发展。

远古至隋唐的声乐技术理论是民族声乐技法的源头。虽然这一时期的技术还处于启蒙时期，却为后代技术理论的开发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的许多声乐概念，如抗坠、贯珠、响遏行云、余音绕梁等，一直被后人沿用。这些古朴、浅显的声乐技术理论是我们民族声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声乐技术理论的基石。

二、以戏曲、说唱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技术开发期

宋代在唐大曲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了多种乐曲形式，发展出比唐大曲结构更复杂的诸宫调，并由此发展成戏曲的初期形式——宋杂剧，进而形成了300多个戏曲品种。宋代的说唱艺术也开始兴盛，并逐步发展成了260多个品种的说唱艺术。由于新的内容和形式的需要，歌唱艺术在技术要求上开始复杂化，技术理论的研究也随之兴旺，开始了宋代至清代的歌唱技术开发期。

中国的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其表演形式脱胎于古代的乐舞，其演唱继承于古代的诗歌。戏曲和说唱着力于写人述事，唱尽了世上的纲常伦理、贫富悲欢，塑造了千千万万感人肺腑的人物形象，造就了众多演唱名家，产生了大量声乐著述，总结了丰富的声乐技术理论。元代燕南芝庵的《唱论》、明代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明代王骥德的《曲律》、魏良辅的《曲律》、沈宠绥的《度曲须知》、清代李渔的《闲情偶记》、徐大椿的《乐府传声》是这一时期声乐论著的代表作。

戏曲艺术时代，声乐技术理论的研究集中在气、字、声、腔四个方面。气息技术是古代声乐家们较早关注的问题。宋代张炎在《词源》中说：“忙中取气急不乱，停声待拍慢不断，好处大取气流连，拗则少人气转换。”陈彦衡《说鲜》云：“夫气者音之帅也，气粗则音浮，气弱则音簿，气浊则音滞，气散则音竭。”芝庵的《唱论》指出用气的方法有“偷气、取气、换气、歇气、就气”等。张炎的论述把用气时“急、慢、连、转”的方法讲得清清楚楚。陈彦衡的论述则指出了气息不当所造成的声音弊病。俗语“气沉丹田”指的是运气用力的位置。这说明戏曲、说唱技术十分重视气息的运用，并且有了具体的方法。“字声问题，在中国声乐演唱理论中，是最具普遍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具原则性的问题。”李笠翁在《闲情偶记》中说：“听曲之人，慢讲粗细，先问有字无字。”王德晖、徐沅澄在《顾误录》中说：“有声无词，虽具有绕梁，终成笑柄。”魏良辅的《曲律》则认为“字清为一绝，腔纯为二绝，板正为三绝”，“听其吐字、板眼过腔得宜，方可辨其工拙”。古代演唱家们还总结了练习咬、吐字的方法，如“喷口、劲头、崩打、粘、寸、断”等，还总结出“五音”(即喉、舌、齿、牙、唇)、“四呼”(即开、齐、撮、合)之法。清代徐大椿在《乐府传声》中说：“欲正五音，欲准四呼，先学口法。”这

些论述说明，古代声乐家们意识到了语言音韵与音乐音调间的矛盾，并采取了相应的解决办法。1324年周德清所著《中原音韵》，是我国较完整的歌唱韵谱，为规范咬、吐字的音韵提供了统一的标准。

戏曲和说唱在发声方法上极为讲究，创造了许多发声的技能技巧。戏曲艺术需要塑造众多的人物形象，每个人的声音都要符合特定的身份、年龄、职业、性格等特征。因此，戏曲艺术家们在实践中总结了多种演唱方法，其中昆曲的演唱最具代表性。昆腔的创建者魏良辅吸取了说唱艺术中用不同音色区分人物的经验，产生了生、旦、净、末、丑等不同行当的唱法，丰富了昆曲的表现力。昆曲的演唱为其他剧种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使戏曲演唱形成了丰富的技术体系。在古代戏曲理论中，有许多关于用声方法的论述。《唱论》中说：“唱得雄壮者，失之村沙；唱得蕴拭者，失之乜斜；唱得轻巧者，失之闲贱；唱得本分者，失之老实；唱得用意者，失之穿凿。”更为可贵的是，传统戏曲唱法在真假声运用、声区过渡的技巧方面，也总结了宝贵的经验。古代艺人们把真假声结合的声音称为“两担水”、“二合水”、“二本嗓”。王骥德在《曲律》中说：“令转换处无垒块，古人谓之‘如贯珠’，今谓之‘善过渡’是也。”这是对声区过渡的描述。戏曲唱法在用声方面还总结了歌唱共鸣的技巧，如俗语“摘脑后筋”指的是头部共鸣的主观感觉；京剧老生的“膛音”及术语“音膛相聚”，指的是咽腔共鸣和混合共鸣的声音。王骥德在《方诸馆曲律》中也曾谈到鼻腔共鸣，他说：“闭口者，非启口即闭，从开口收入本字，却徐展于鼻中，则歌不费力，而其音自闭，所谓‘鼻音’是也。”这些技术原则，和西方的、现代的技术原则是完全一致的。

“腔”是戏曲艺术中的一个含义宽泛的术语，它的核心含义是指演唱的声调，如戏曲、说唱中常说的声腔、唱腔、行腔、润腔等，都是围绕声调产生的术语。此外，“腔”还含有共鸣腔体的语意。《唱论》中说“声要圆熟，腔要彻满”，王德晖、徐元澄在《顾误录》中说“唯腔与板两工，唱得出字真、行腔圆、归韵清……”民族声乐的最高审美标准称“声情并茂、字正腔圆”。这些声乐技巧，既强调演唱的声调，又透露出调节人体的腔体的语意。因此，古代声乐理论中有关“润腔”的技术，实质是指通过对腔体的操控而调节音色的方法。

宋至清代的声乐技术理论比隋唐以前有了明显的发展，其主要特征是：(1)对各种歌唱技术要素有了多方位的认识，尤其对“气、字、声、腔”有较深入的认识和较为细致的研究。宋代以后，歌唱界已经把歌唱艺术作为一个技术系统来看待，大体上勾画出了这个系统的轮廓。(2)这一时期的技术理论已经较多地运用了人体生理知识。虽然当时的技术理论对人体生理的认识还很肤浅，且运用范围还比较狭窄，但理论研究的实践已经踏上了这条途径。例如“五音”“四呼”就是指咬、吐字与口腔形态的关系。《乐府传声》中明确指出：“声各有形，形从口出，欲改其声，先改其形，形改而声无弗改也。”这是声音形态与器官形态关系的经典描述。况且，清代已有了关于头部共鸣、鼻腔共鸣的理论，说明戏曲理论正在对人体器官在歌唱中的功能进行开发运用。(3)对发声方法的研究利用达到了较高水平。现代声乐理论强调用混声唱法扩展音域、统一声区，戏曲时代，实际上已经确立了这种唱法。从宋代开始，歌唱技术理论就提出了“过度”、“过腔”的技术。除前面所举，芝庵《唱论》中还提到“声有四节：起末、过度、韫簪、撷落”。明代魏良辅改革传统的昆山腔为“水磨调”，唱法上强调“吐字、过腔、收音”技法，要求“过腔得宜”。清末京剧名家谭鑫培创造了“云遮月”的唱法，“云”和“月”分别指真假声。这些技法都是关于如何渡过换声区，如何扩展音域，如何统一音色的技巧。虽然那时的理论表述不如现代声乐理论那样明确，但技术性质是一致的。(4)确立了民族声乐的审美倾向和技法原则。张庚先生说过：“中国人民热爱戏曲，他们把舞台当做公平舆论的倡导者，生活道路的指引者。”由于戏曲深受人民群众喜爱，所以，戏曲这种绘情叙事、写人状神的表达方式塑造了中国人民的艺术审美观。在演唱上，注重吐字的清晰、声音的圆润、情感的真挚、韵味的浓厚，于是产生了“以字行腔，字领腔行，声情并茂，字正腔圆”的审美标准。这种审美倾向就规定了声乐技术的操控原则，也为现代民族声乐的审美标准确立了基调。

宋至清代的声乐技术研究虽然有了全面的发展，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理论研究缺乏系统性，许多技术性理论夹杂在音乐史论之中，逻辑性差，有的还相互矛盾。语言上，陈陈相因之词很多，概念表达不够明确。此外，民间有许多宝贵的歌唱经验没有写进史书，给后代留下了遗憾。

宋元明清历经近千年，是我国古代声乐技术发展、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声乐技术理论继承了远古至隋唐的理论精华，开发了新的技术领域，确立了声乐技术的基本原则，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和研究价值，是现代声乐艺术应继承发扬的主要内容。

三、以歌曲演唱为主要形式的技术飞跃期

清末民初，社会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文化的介入，打破了戏曲艺术主宰民众文化生活的格局，出现了话剧、歌剧、电影、舞蹈、歌咏等形式蓬勃兴起的新局面。1903年，近代中国音乐的启蒙者沈心工在全国最先开设唱歌课。同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首次将乐歌列为新学堂课程之一。“学堂乐歌”奠定了歌咏活动在近现代音乐生活中的地位。此后，歌曲演唱一直是声乐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亿万民众高唱革命歌曲，以高昂的斗志同敌人展开殊死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音乐工作者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歌曲，并演出了秧歌剧《兄妹开荒》、歌剧《白毛女》等，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战斗意志。1949年建国后，歌曲创作、演唱繁荣兴旺。改革开放后，歌曲创作的题材更加广泛，形式更加活泼，各种声乐比赛、演唱会不断举行，歌曲演唱成为最受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之一。

在歌咏活动蓬勃兴起的过程中，民族声乐的技术得到了飞跃发展。其原因有四个方面：

(一)西方声乐文化的介入给民族声乐注入了生机与活力。20世纪初，周淑安、黄友葵、周小燕、应尚能等从欧洲带回了西洋发声法。随后，国内成立了专业的音乐院校，国人开始在学校内接受正规的西洋声乐文化教育。一批外籍声乐教师，如前苏联的声乐教授苏石林等也来华传授西洋唱法。建国后，党和政府不断派声乐工作者出国学习，国外也常有声乐教育家、歌唱家来华访问。尤其是“文革”过后，我国和西方的声乐交流频繁，世界一流的声乐艺术家，如帕瓦罗蒂、多明戈、卡巴耶等著名歌唱家先后来华演出，意大利著名歌剧大师、男中音歌唱家吉诺·贝基先后四次来华讲学等，使中国声乐界逐渐接

受了西方的声乐技法。西洋声乐的最大优点在于用先进的人体生理学和音乐声学知识解释歌唱发声的机理，从而建立了一套符合人体艺术发声规律的歌唱理论和声乐技法，如气息理论、声区理论、共鸣理论、发声理论、胸腹式呼吸法、混声唱法、轻声唱法等。运用这些技法和理论，能够正确认识人体的发声机理，通过调控自身器官达到扩展音域、统一声区、调整音色、完美地表现声乐作品的目的。西洋声乐文化在和中国声乐文化结合中，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

(二)民族声乐的优秀传统得到了挖掘、整理和提高。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民族声乐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1957年，在文化部的部署下，各音乐院校开设民族声乐专业，同时，文化部组织音乐工作者参加了国家民委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对三十多个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进行调查，收集出版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歌曲。文化部和国家民委委托上海音乐学院开办了民族声乐班，要求民族声乐班要“在保持民族风格的基础上提高和发展演唱能力”。一些专业音乐院校请民间艺人、民歌手到校传授民间传统唱法。与此同时，对传统声乐理论的整理、研究工作成就斐然。音乐界整理出版了大量传统音乐资料，如以戏曲唱腔为核心内容的声乐理论丛书《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1999年出版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等。声乐工作者对传统的民族声乐技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如郭兰英、言慧珠、傅雪漪等艺术家研究了部分戏曲的演唱方法，歌唱家姜家祥系统研究了传统的咬字、吐字技巧，歌唱家丁雅贤深入研究了民族唱法的演唱风格、发声技法等。近些年来，声乐技术理论的研究更加深入，一些声乐工作者对古代声乐著作如《唱论》等，进行了详细研究。许多声乐工作者研究了戏曲唱法与现代歌曲唱法的异同，研究了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的异同。经过挖掘整理，声乐界对传统声乐技法有了深入的认识。简言之，民族声乐优秀传统的核心是其独特的风格，从共性角度说，民族声乐的风格特征是：咬、吐字清晰自然，由字音引领声音的腔调，音色明亮、甜美、抒情，韵味纯真、浓厚，有说唱和叙事的口语化特征等。民族声乐的风格规定了其用声的方法，一是要按照汉字的发音规律咬吐字，处理好“五音”“四呼”；二是使用真声较多；三是声音位置比较靠前；四是感情处理要真挚、细腻。有许多少数民族还有自己独特的用声方法。对传统民族声乐文化的研究，使声乐界加深了对民族声乐的理性认识，对传统的声乐技法的认识也更加明晰。

(三)在中西结合的基础上建立了技法体系。西方声乐文化从传入到被民族声乐消化吸收，大约经历了七八十年的时间。建国初期，由于中西声乐文化相互排斥，出现了“土洋之争”。这场争论最后达成共识：“新中国唱法应与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紧密联系，表达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摄取民间传统唱法的精华，有机地接受外来进步的理论和方法，创造出一种以表现新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具有十足的民族气派，富有地方色彩，而同时又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新的歌唱方法。”此后，声乐界在中西结合的道路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专业音乐院校注重培养中西结合的民族声乐人才。60年代，歌唱界涌现出以李双江和吴雁泽为代表的歌唱人才，他们用中西结合的技法成功地演唱了大量中国的声乐作品，标志着民族声乐已经和西洋技法完美地融合。80年代，又涌现了以彭丽嫒为代表的新一代歌唱人才，更为有力地证明了中西声乐文化完全可以相互借鉴，完美结合。她的演唱既具有西方审美追求的“通畅、集中、宽泛、有穿透力”等特点，又具有东方审美追求的“质朴、柔美、亲切、亮丽、传神”等特点，说明其成功运用了中西结合的演唱方法。当代，民族声乐技法已经初步形成体系，这个体系是以“声、情、字、味”为重点组成的。“声”指发声的技术能力。现代民族声乐要求歌唱者必须具备科学的发声方法，所谓科学方法，是指美声唱法和民族传统唱法所总结的技法原则，如胸腹式呼吸法、整体共鸣、混声唱法等。现代歌唱人才必须掌握科学发声的基本功，在操控自身发声器官，调节音域、音色、音量等方面达到较高水平。“情”指民族声乐要表情达意，要唱出中国的气派、民族的神韵，要符合中国人民的审美观。为了使声音亮丽、传神，声音位置应适当靠前，音色要亲切、自然、真挚，得到中国听众的承认。而在混声的运用上，则要依据作品的要求，学会运用真声多的混声、假声多的混声、真假各半的混声。“字”指字领腔行，字正腔圆。要求歌唱者掌握汉语的发音规律，加强母音和子音的训练，处理好字头、字腹、字尾的关系，还要使“字”与“声”和谐统一，使“字”的发音清晰，声的韵味传神，形成一个歌唱的整体。“味”指把握风格韵味，体现作品内涵。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种演唱风格多姿多彩，戏曲、曲艺品种多达数百个。现代民族声乐人才要有驾驭各种声乐作品的能力，要通过学习和积累掌握不同风格的作品的用声方法，寻找特殊的韵味，准确表达歌曲的内涵。同时，也要涉猎西方的声乐作品，以开阔视野，提高艺术素养。

(四)同戏曲、说唱相比，歌曲创作不受某种模式的限制，在曲式、调性、节奏、风格等方面有充分发挥的空间。歌曲作品的多样化对演唱技术提出了复杂的要求，在更高程度上促进了歌唱技术的发展。

当前，民族声乐的技术理论体系中还存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三种唱法”的划分是否科学，音乐院校培养的学生是否在风格上“千人一面”等。这些问题还有待今后的声乐科研和艺术实践加以解决。

当代，民族声乐的技法体系已经得到了普及，并被广泛地应用于声乐教学和歌唱训练之中。近年来，我国培养出了大批民族声乐的歌唱人才，各类声乐比赛、各种演唱会频繁举行，不同风格的歌手纷纷涌现，民族歌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随着时代的进展，民族声乐的技术体系会更加丰富，将会推动中国的声乐事业不断前进。

四、民族声乐技法历史变迁的有益启示

民族声乐技法的发展、提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回顾这个过程，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中国是声乐技术理论开发较早的国家之一。早在远古时代，我们就产生了朴素的声乐技术理论，在宋代就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技术体系。应该说，我国古代的声乐技术水平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那种认为“中国声乐无历史”、“中国声乐无技术”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声乐技术的发展状况和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联系。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由于以戏曲、说唱为主要演唱形式，所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表情达意为主要目的的声乐技术理论。而在近三百年的历史上，由于西方社会制度的先进带来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知识运用于声乐技术开发后，使西方在如何塑造声音美好方面另树起一座高峰。中西声乐文化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对于它们的差异，我们应该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域中进行思考和分析。

第三，异域文化交流是促进声乐技术发展的重要条件。早在明代万历年间，西方的教堂音乐就已传人中国。当时，欧洲正处于文艺复兴时期，世俗音乐已进入了教堂合唱，并且出现了多声部合唱。如果当时能把西方的声乐技法引入国内，必定会对中国的声乐技术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但那时，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中国人并没有完全接受西方的音乐文化，直至20世纪初，才有了正式的中西方声乐文化交流。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善于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理念，只有广取博收，才能丰富完善自己。

第四，应该重视声乐艺术基础理论的研究。声乐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包含生理学、声学、心理学、神经学以及文学、美学、表演技艺等多学科的知识。历史已经证明，有了自然科学知识的支持，声乐技术才能有长足的发展。因此，在声乐技术的研究上，要重视边缘学科知识的应用，不断加深对声乐艺术的理性认识，从而开发出更加系统、规范、实用的声乐技术。

第五，民族化的道路是声乐技术的发展方向。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审美倾向，中华民族在声乐方面的审美倾向是在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戏曲艺术的形式脱胎于古代的乐舞，戏曲艺术的演唱源自于古代的诗歌与诗词，现代声乐的风格来自于戏曲与说唱的美学倾向。这种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文化信息铸造了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因此，对民族声乐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要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道路，既要反对只要技术不要风格的“纯技术倾向”，也要反对只要风格不要技术的“无技术倾向”。只有让先进的声乐技术服务于民族风格，才能拥有广大的欣赏者，才能最大效能地发挥声乐艺术的社会功能。

以上就是我们研究民族声乐技术史的结论，也是我们应该坚持的科学发展观。 一部中国声乐技术发展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声乐史。中国声乐有着辉煌的过去，将来也必定光彩四射，风光无限!

作者单位：南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作者：乔新建

第二篇：民族志视野中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

【摘 要】1956-1964年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中国特定时期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认知，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类学调查的延续与变化，其文本体现了学术与政治的双重渗透。本文将其放在民族志的视阈下进行探讨，用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对比新中国之前的民族调查，审视调查者在全景式的认知少数民族的过程中，如何借用民族志，利用其异质性特征，完成对中国的“原始社会史”及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认定并将其纳入中华民族的整体叙事中。民族大调查形成了对中国的整体再认知，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民族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原始社会史;社会性

【作 者】王璐，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四川成都，610041。

引 言

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借用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知识，开始了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调查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仅有那些民族认知还不足以对中国所有族群进行识别分类。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派遣中央访问团，访问国内的少数民族。至此，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大接触全面展开。1953年，全国开始民族识别工作。1956年，开展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下面简称“大调查”)工作。1958年，参加大调查的民族工作者开始编写“三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但因特殊时期未曾完善。1978年扩展至五种丛书《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至此完成了对中国少数民族史无前例的全面书写。

在大调查年代，中国取消了被视为“资产阶级学科”的人类学(1952-1979)。那人类学民族志的视野为何可以对此年代的调查报告进行关照呢?这里必须回到当时学术语境中进行分析。用王明珂先生的话说，民族志、民族史都是近现代重要文类。文类作为一种具内在结构的叙事法则，亦有其对应的情境结构。[1]26首先，尽管当时人类学学科不能在场，但是民族志作为学术的概念却依然有效。因此即使调查被意识形态化，调查者的人类学民族学学科背景却依然起作用。可以说，调查的成功，恰恰是依赖调查者的学科背景。其次，大调查时期形成的调查文本是民族志落地中国以来的文本体例的延续与变异。与西方科学民族志相比，二十世纪初民族志在中国形成的特点为：一是有别于当时西方民族志体例，即增加溯源研究;二是吸收了中国传统方志体例;三是融合了“调查报告”这一现代文体。到了新中国大调查时期，依然如故，同时又因为苏联民族学的影响及民族识别的需要，增加了相应的政治经济及阶级等记录与分析。因此，此时的调查在一定层面上既顺从民族志文本的规范，又可能违逆民族志本应关注的，比如对文化的阐释与人类学的整体观等问题。最后，作为民族志田野实践中的相关问题，如认知“他者”的认识论，以及作为过程的民族志中所体现的方法论，都可以在大调查的报告中得到分析。因此，不能只从意识形态批评，而不关注文本情境(学术语境)。目前，对大调查的整体研究与批评已有相当成果，[2]203～215另外，也有亲自参与修订者提出用人类学的方法阅读“五种丛书”的视角，[3]有从民族志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4]。本文基于以上民族志的学理，但更强调民族志不单单是追求“客观记录”，同时也从记录中将我们与“他者”进行比较，凸显其特殊性并努力以平等的眼光与其共处。因此有作为比较论的民族志、作为特殊论的民族志及作为普同论的民族志。本文将分别从民族志的三类特性来分析其在特定时期如何被借用来研究中国的“原始社会史”，认定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并完成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整体叙事。换句话说，本文是对少数民族调查时形成的民族志文本的主要作用，尤其是在研究中国社会形态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

一、比较中的他者：原始社会史里的民族志

在建构人类社会形态中，作为五种社会形态的开端，原始社会无疑是非常关键的。因此，为何要研究原始社会，怎样研究原始社会的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

关于“原始”民族的书写，在民族志还没有兴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1724年，拉菲托神父以在加拿大东部印第安人易洛魁语系部落长达5年之久的传教活动而写成的《美洲原始民族习俗与最初时代的比较》，其作品被称之为“通往科学的人类学之路上的第一道亮光”，1758年的高盖根据所有作家有关原始民族的生活方式写成《原始民族的法律、艺术和科学的进步》一书，而弗雷泽(James Frazer)的《原始人的习俗、信仰和语言问题》，则成书于1887年。美洲本土的印第安人，被研究者称之为“人类学社会的起点”[5]33～37。随之，澳洲的土著，又取代了美洲土著人，成了人类社会的“零起点”。然后，西南非洲的桑人(the San，即布士曼人)又取代了澳洲土著而成了“人类社会的零起点”[5]57～67。在这些调查研究中，学者们都试图寻找对最原始人类的记录，收集那些类似于“民族志”的材料。这些材料后来成为“原始社會史”研究的基础。

“原始社会史”这门学科在国内相对晚进。在中国，比较正式使用“原始社会”一词，是1924年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书中第一篇提到：“母权和女系地位在原始社会之重要，简直为世人梦想不到的惊奇”[6]918。根据林耀华《原始社会史》中的研究，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提出进化学说，1877年，摩尔根出版《古代社会》一书，马克思、恩格斯受其影响并借用其中的民族志资料及关于社会几个阶段的概括，最终由恩格斯于1884年完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又于1917年和1919年发表了《国家与革命》和《论国家》进一步阐述了国家起源的理论，从而确立了原始社会史这门学科，阐明了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进而全面系统地论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7]5用杨堃的话说，原始社会史是一门很年轻的科学，在西方仅有所谓“史前史”，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观，才能写出这一类著作。[8]452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中，原始社会被作为社会形态的起始阶段得以分析，共产主义社会被作为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得以论述。而对“原始”民族的那些记录，后来被称之为“民族志”的那些材料，则被借用来论证社会形态特别是原始社会形态。

如果往新中国之前追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三四十年代，产生了一批以“中华民族”“中国民族志”或“中国民族”命名的民族史。这批融合了西学方法的史书为国族建构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相关知识系统”。1在这些被称之为“民族史”的文类里，已经明显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志)的杂糅与融合。虽然那时原始社会还没有得到专门的研究，但民族史与社会形态，尤其是原始社会的形态有相当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后，人类学学科在中国被取消，但民族志这一说法被保留下来，更多地被称之为非常实用的调查报告，因此其学科属性并未被过多地讨论。已经熟谙利用民族志书写民族史的学者，将再次利用民族志进行原始社会的研究。

1978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曾编写过《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教材，教材开宗明义：

原始社会史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党性很强的学科。在今天研究原始社会史和民族志，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始社会是世界各族普遍经历过的社会阶段，是人类最初的一个社会发展形态。原始社会对于其后的一切世代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因为这一阶段的历史说明人类共同体的人类本身、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上层建筑等社会现象的最初形态。人类当时与大自然进行了无比艰苦的斗争，奠定各族人民的历史，阐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并对人类发展的进程，得出正确的结论，认清社会发展的方向，从而信心百倍地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9]1

此论述从学术的层面，强调了原始社会史是历史科学，既然是科学，民族志的真实性不容质疑;同时指出这是党的历史科学，将意识形态加以强调，使其在原始社会史构建中的现实意义得以凸显，民族志的功能不可或缺。原始社会史是社会发展的起始阶段，对其论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科学论证社会主义的先进性。所以接着说：众所周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原始会发展的规律，证明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等制度的暂时性，用原始社会史以及大量的民族志调查研究材料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依据。当时考古学这门学科还不发达，所以马、恩在他们的著作中还很少应用考古资料。[9]1

研究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揭示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证明原始社会原是人类各族早期存在的普遍现象，处在原始社会的各族，必然会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

更早的《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讲义》是杨堃于1955年3月写成，1云南大学历史系民族史专业讲授原始社会史用的讲稿。到1982年，修改为《原始社会发展史》。讲义的命名以及编写的缘由，主要在于作为民族学家的杨堃在采用资料上跟一般的历史学者不一样，用他的话说是“对于民族学的资料，用得较多。对于考古的资料，用得较少。”同时，又因为云南大学所在地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很重视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所以，他编出来的《原始社会史》，“不仅和尼科尔斯基教授的《原始社会史》有许多不同之处，就是和苏联1953年的教学大纲，和我国高教部在1956年所审定的教学大纲草案，也均有些不同之处。”[10]328～330

这最大的不同，即在于民族志的运用方式及其达到的目的不同：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以世界史及现代民族志上所讲的各种原始社会为根据，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并要更进一步，去研究它们的发展规律，所以说，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属于理论研究，是以世界史上的、中国史上的和现代的各种原始民族为出发点，然而对于这些个别的或一般的原始社会，并不做全面的和系统的介绍。而仅是在这些资料中，选择几个典型，作为我们说明原始社会发展规律时的例证而已。所以说，我们所讲的原始社会史既不与中国史上的原始社会史相重复，也不与世界史上的原始社会史相重复。[9]328

这里不太确定他所谓的“中国史上的原始社会史”是什么。在他的研究里，中国的赫哲族、鄂伦春族、佤族、独龙族等民族志材料，被用作他所谓的典型例子，将其纳入论证世界原始社会发展规律，同时又凸显了中國原始社会的独特性。为了展示中国的独特性，在1978年的《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校内试用)的编写中，他将“解放前四川省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概况”也作为一章编写进了讲稿中。[9]1～3这样的运用，凸显了中国的“原始”特性，“原始”成为一个形容词。

民族志的作用是什么呢?“民族志”使研究原始社会史更具备了生动的素材，它所提供的该社会的活生生的材料(本课所讲的民族志，主要是我国的兄弟民族，有的也引用一些外国的民族志)，使得原始社会史复原远古的历史更接近于真实。并结合考古地下发掘出的遗迹、遗物进行分析研究，加深对原始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另外，民族志有助于深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其作为原始社会史研究的指导方法。由于原始社会时期缺乏文献记载，考古发掘出的遗迹、遗物……是死材料，这就需要从“民族志”的实地调查方法中得到协助，同时，“民族志”和“考古学”的研究，反过来也更加丰富和加深了社会发展史的理论研究。[9]39～49

在这里，民族志只是作为共时性的民族特征存在，既不是作为他者眼光、主位立场的认识论，也不是作为田野实践的方法论，它被借用来书写历史，研究中国社会性质，充当了相当于方志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比较中的他者，民族志作为与现代社会对照之时，其意义和功能被恩格斯等人及当时的中国社会批评借用。

首先，借用民族志资料来证明原始社会的自由、平等、博爱，并给现代社会以启发。在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其篇首称赞摩尔根，说其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尝试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要求作出改变以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11]32接下来论述其著作中的“史前各文化阶段”，在对比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恩格斯在自己著作中的结束语中再次提到他：

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11]198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首先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而研究原始社会的，而且，这研究在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中确实起到了有力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原始社会存在的本身，就截穿了资本主义社会永存的神话。[12]为何原始社会能击败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在于“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坚持进步论的恩格斯找到了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但借用了原始社会的精神实质。同样，坚持用原始社会的证据来支持进步论，一直是中国学者所致力的学术工程。二十世纪初，中国学者就曾萌发过要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书写续篇的宏愿。有的学者认为，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我们将会有可能写出“确实称得上是恩格斯《起源》一书的中国续篇”。[13]20借用民族志资料来证明原始社会的自由、平等以启发现代社会，也表现在美洲对印第安文化的认知中。查尔斯·曼恩(Charles C Mann)在《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中，详述了原美洲山河如何被清空，历史如何开始被重建。在此过程中，印第安人1最重要的精神被新来的主人继承了，那就是民主、随意、傲慢的，追求自由的特性。正如耶稣会传教士观察到，所有这些蛮人都有着野驴一样的法律：他们生而自由，死而自由，无拘无束。[14]993

其次，民族志被借用来作为批判帝国主义、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强调意识形态而非文化批判，是这一时期批判的重点。如当论及在国外被殖民的原始社会，则是对与其接触的殖民统治者或帝国主义进行批判;当论及国内的原始社会，则是对与其接触的历代封建王朝、国民政府的统治进行批判。即便像北美的易洛魁人的研究，在提及时都不忘附上这样的术语。比如，北美的易洛魁人“高级母权制”作为例证的方法是：先简单地陈述了其历史发展，英法殖民者的破坏，使其从摩尔根估计的十七世纪时的2.5万人，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加拿大七个“保留区”的易洛魁人约1万人，同期在美国“保留区”的约有0.8万人，然后说：现在他们受着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和种族歧视。除少数人分化为富裕商人和小农场主以外，劳动人民生活十分悲惨，近年来他们也加入了无产阶级行列与当地反动派展开了英勇斗争。[9]22也即是说，原始社会之所以原始，是迫于各种压迫而未得到进化，他们成为“活的证据”。

总之，原始社会作为五种社会形态的开端社会样式，是在与“我们”的比较论证中形成的，而民族志被用来论证“他者”是我们的“过去”的“活的历史”。并且，论者通过阶级分析的方法，用阶级属性去概括少数民族中有异于汉族主流的异质性，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马克思理论进行分析，去除了其关于文化部分相关的内容，并利用其异质性将其社会定性。

二、特殊论中的差异：社会性质中的民族志作用

民族志是否要对社会形态做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人类学民族学家，是不重视社会性质研究的。对此，李绍明先生有过相关的回忆：

我们当时在四川做的调查就是解决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问题。本来这观点不是社会历史调查唯一的重点，社会历史调查应该全面地调查，应该解决民族志的问题。前期解决民族志，后期解决民族史的问题，这已经是当时确定的任务。结果四川特殊，全部进到了(社会性质调查)。我一直在讲，(社会性质)不是我们学人类学、学民族学的强项，这是学政治经济学、学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社会形态的强项，是他们的研究的内容，不是我们民族学研究的内容。民族学要不要研究这个问题?在民族学的苏维埃学派要研究这个问题，在其他学派不研究，不研究这个社会性质。[15]170

李绍明先生在这里提到所谓的苏维埃学派，自然指的是当时苏联的民族学。但是，当时的民族学不是受苏联的影响吗?是的。但是真正从事调查的时候，很多民族学人类学出身的调查者仍然想坚持自己所属的学科传统。从李先生的这段话可以看出，自己的强项并不在于苏维埃民族学的重点，即强调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结构、意识形态等)的研究，他的强项在于他提到的“华西学派”即民国和英美学界。[16]这一学派重在采用英美民族志的调查方式。可见，当时很多人类学民族学家本身对人类学民族志的调查很重视，但是民族问题研究的转向迫使其改变了调查方式。因为在反右斗争中，如果搞风俗习惯、婚姻家庭等调查，就是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民族学猎奇的那套东西，当时云南组的组长费孝通、贵州组的组长吴泽霖、广东组的组长岑家梧就因此在运动中被定罪。[15]188这也导致了原打算为每个民族写志的计划流产了。因此，在中国，人类学从作为学术理论的学科，变成了以民族学甚至民族问题研究为主的学术应用的描述性学科。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倾向。英国功能主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普遍流行，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又盛行一时。苏联的人类学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后，其民族志学家的发现成果理所当然地要符合马克思主义进步论的普遍模式。中国走的是与苏联同一类的模式。[5]5所以，中国民族学家接受了苏联的民族调查模式。同时，1956年，中国开展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强调了其中心内容是社会形态的调查。因此，调查之前涉及了详细的《社会性质调查参考提纲》，分五个部分进行，分别是：一般情况调查提纲、原始社会调查提纲、奴隶社会调查提纲、封建社会调查提纲以及关于人民共同体的说明。[17]虽然后来并非都完全按此进行，但参考提綱起到了引导的作用。最后，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少数民族中有四种社会形态类型：第一种是封建地主所有制，主要是那些与汉族交往密切的民族，如满、回、壮、朝鲜以及蒙古、彝、黎等族的大部分及藏族的一部分;第二种是封建领主制，包括大部分藏族，部分傣、维吾尔、彝、纳西等族;第三种是奴隶制，基本上保留在四川和云南大小凉山地区的部分彝族中;第四种是保留有浓厚的原始公社制残余，这主要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云南边疆地区的独龙、怒、傈僳、佤、布朗、基诺、景颇、拉祜、德昂、哈尼，西藏的珞巴，中东南地区的瑶，海南岛的黎，内蒙古和黑龙江地区的鄂温克、鄂伦春，台湾的高山等民族之中。以现代的民族社会去追溯历史发展的链环，中国少数民族中保留的诸社会形态构成了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18]272～273这里仅以四川凉山奴隶社会简要论说。

新中国之后，尽管凉山彝族社会性质认定经过了长时间的争论与分歧，即使现在学者也认为要把凉山彝族社会装进既有的阶级理论中来是有困难的。[19]但其被定为奴隶社会却势不可挡。在这里起到主要作用的是新中国之前的民族调查。

二十世纪上半叶民族学进入中国之后的各类调查中，社会性质问题未加以重点讨论。但在当时的政府调查报告中，有更多“人间地狱”之奴隶存在的表述。1934年，中国西部科学院雷马屏峨考察团在《雷马峨屏调查记》中称：“在大凉山中，倮儸分为黑白二种。黑夷为真正之倮儸。白夷为黑夷之奴隶，乃均系被掳去之汉人专卖而来。惟黑白二夷，不通婚媾。种族之阶级之界限，极端分明。……黑夷乃真正之倮儸，为凉山之贵族”[20]38。1941年，四川省政府印行的《雷马屏峨夷务鸟瞰》内亦承认“有黑夷、白夷、娃子之分……娃子贱于黑白夷，为奴隶阶级”[21]導言。1942年，政府派遣康昌旅行团及康青考察团分别视察西南西北。朱楔参加康昌旅行团，沿途视察财政金融，留意经济民生，窃仿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之遗意，写成《康昌考察记》。其中描写西南夷民，“种有数十，而以倮为最强大，盘踞深山之中，时服时叛，为数千年来未解决之问题。民国以还，土司制度解体，夷人更割据一方，互相仇杀，呈无政府状态;甚且侵城掠地，杀人越货，掳劫汉人，沦为奴隶，夷务问题之亟待解决，不自今日始矣”[22]104。1947年，任映沧的《大小凉山倮夷通考》引经据典地对此进行了确认。并称“凉山夷区奴隶社会之发展，实为吾国近代史上之一大污点，非仅以‘独立倮儸’之遗讥于世也。余耻之，痛之!”文中用了一系列形容词——“残暴”“黑暗”“苛刻”“堕落”等，描写了奴隶制度之“罪行”，还重点关注了此“夷患”问题的解决，并在最后为“近百年解放凉山奴隶之呼呎”提出了“制夷”方案。[23]284～295，495

在民国时期，许多民族学人类学家也谈到此问题。如江应樑就用大量的民族志资料，写成《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肯定“巴布凉山的夷人社会，可以说，在今日是一个很典型的奴隶社会”。[24]76尽管之后他的看法略有改变。1在李绍明先生看来，林耀华先生“虽没有明确说，但是你看他写的(《凉山夷家》)，包括马长寿先生的(《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也没有明确说奴隶制，但是他的看法也是那个意思。所以凉山是奴隶制可以说差不多是大多数人的共识了。”[15]171以上的调查在凉山社会性质的认定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胡庆钧是参与凉山社会性质讨论的重要人类学家之一，他师从凌纯声，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任第一分团第三队副队长。此后，他数次上凉山，以搞清楚其社会性质问题，并先后写过关于彝族社会性质的文章。他从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来论证彝族奴隶制度的典型性。尽管当时关于彝族社会性质有分歧的意见，但他都一一批驳，比如关于“彝族社会没有产生过统一政权的问题。”他写道：

我们认为：彝族的历史上虽没有产生统一的政权，但并不能反证彝族社会的阶级矛盾没有得到发展。……问题是彝族社会有没有产生上层建筑的核心组织。黑彝的氏族机关事实上起了上层建筑核心组织的作用。每个氏族机关都有自己的大小头人和一定的会议制度，有用来巩固这个氏族机关的武装力量，有自己的政治与法权观点，这些政治与法权观点充分体现了为奴隶主利益辩护的原则。因此彝族虽然还没有产生统一的政权，但是既然有着类似于统一政权的上层建筑的核心组织，同样也可以产生帮助其基础形成和巩固的作用。[25]289-315

用“我们认为”的方式来阐释“统一政权”问题，这样的集体话语显示了政治介入对结论的引导。可以说，在人类学、民族学的大力协助下，凉山的社会性质成为定论。学术与政治的合力使社会性质认定的大工程得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凉山的民族志资料反复被作为特殊性异质性对待，并使其社会性质最终确立。

三、普同论的进化观：新旧对照中的民族志

民族志并非只是实地记录调查对象而已，其中还包含了人类学的实践观与方法论。即民族志的含义有三个维度：第一是作为文本形式(结构)呈现的调查成果;第二是通过调查进而显示出调查者认识人群(人类)的方法;第三是作为调查过程的田野实践。大调查时期的民族志报告，由于对应情境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文本意图的变化，使其文本结构及表述法则也发生了变化。

以《苗族简志》为例，其既没有以方言分布地区“湘西”“黔东南”或者“川滇黔”进行分类简志，也未用地域分布与文化特征分类书写，其目标是“主要反映苗族解放前的社会面貌和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巨大变化，特别是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辉煌成就。”[26]1因此，简志的十一章分别为：概况和历史简述;新中国成立前苗族地区的经济和政治面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农业、林业和畜牧业;工业和交通运输;商业;文化教育和卫生体育事业;文学艺术;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农村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这样的《苗族简志》特征可以概括为：首先，对比西方民族志或者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民族志体例如《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或《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等，《苗族简志》的体例更体现出社会主义的特性及其相对应的时代政治话语，比如“解放前”“人民公社”“民族区域自治”“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等，体现出以政党为中心，而并非以他者的自然状态进行描摹，同时，遵循了当时“厚今薄古”及“三七开”的特点。[2]119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多元文化”书写为典型的社会主义话语，党和国家成为表述的中心。其次，作为方法论与实践论的民族志，《苗族简志》类文本用主观性的政治话语表述被书写的对象，用当时流行的革命乐观话语，跨越了他者自己的世界，用“客位”的立场代替了“主位”的话语，没有他者的自我表述。《苗族简志》的目录紧扣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相关内容，借用了民族志的体例，对比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发展变化，既是对历史的简单总结，更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强调。简而言之，此时的调查报告的突出特点是以集体话语的形式，将少数民族放入新旧对照之中加以书写。

集体话语体现在田野对象非个人性的回答或者模糊的或泛泛的个人性回答，有时没有具体人物出现。如：“纷纷表示要以搞好工作、努力生产、积极参加社会改革和加强民族团结的实际行动来迎接区域自治的建立”。[26]39比如关于民族团结的：提到国民党政府，每个彝胞都能说出一些被迫害、被敲诈的事实。在小组会上，彝族代表也承认“抢劫”是一种不好的行为，“毛主席共产党对我们好，才坦白地说出来”。永胜民族代表会中，彝族代表中有个别的拿了汉人小贩的糖果不给钱，被别的彝族看见了当时制止，并说：“现在民族团结了，再这样做不合了”，据汉人小贩说：“这是空前未有的事”![27]80～81

即使是深入家庭的，面对具体人物的访谈，也不是以“我”的方式进行回答，而是以“我们”的方式出场：

拉多说：现在的政府不但不压迫人，而且还召我们开会，有事和百姓商量，可以和县长随便谈话，在县府做事的和百姓一样艰苦。国民党时县府的人员，天天都要吃白米。拉多说：要求毛主席好好的培植我们，帮助我们，否则我们毫无希望，毫无办法，可惜我不识字，要不然可以一样样写出来给毛主席看。……拉都说：从前反动政府就不把我当作人，我们就好像一些猪狗，他们向我们要钱要兵，我们不敢反抗。现在共产党使我们翻了身，把我们做人看待，我们有我们的县长(裴阿欠)、科长，他们对我们都很好。……“国民党把我们男人当做牛，把女人当做猴子，共产党来了，我们都变成了人。”[30]50～55

以上论及的都是时间序列上典型的二元对比。在这一系列的记录里，复数人称的“我们”与“你们”是近距离的对话。这是人类学进入中国以来最具有群体话语的民族志时期。“解放前”与“解放后”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时间段，“解放”在此也并非仅仅是一个时间的切割点。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解放后”迥然不同的对调查对象的表述呢?其实，在民族志调查文本产生之前，隐含了一個重要的阶段被称之为“过渡时期”，促成这一过渡的完成有很多举动：民族识别、民主改革以及一系列民族政策的制定、全国性的大型庆典等，这些举动的核心观念是“平等”，是为了促成被调查者对于新中国的认同。这一“过渡时期”如从人类学仪式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称之为“阈限期”。在研究仪式的人类学家特纳看来，对于个人和群体来说，社会生活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其中涉及高位与低位、交融与结构、同质与异质、平等与不平等的衔接过程。而交融逾越或化解了那些掌控“已经建构”和“制度化”了的关系的规范，同时还伴随着对前所未有的能力的体验。“地位的平衡”与“撤去其所有”的过程，常常使这些行为的主体看上去充满了情感。[28]97，129按夏建中的总结：阈限期代表着平等，而其前后的阶段代表着不平等，特纳将阈限期前后的阶段称为“社会结构”，阈限期称为“人的特殊关系”，社会结构这一元的特征是：异质、不平等、有产、世俗、复杂、等级分明、高傲;人的特殊关系这一元的特征则是：同质、平等、无产、宗教、简单、一视同仁、谦卑。[29]318在这一期间，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即同质、平等等方面得到强调，这才使调查得以顺利进行。比如，宣传民族政策时强调的是“各民族一律平等”;调查者(汉族)与“你们(少数民族)”是兄弟民族的关系，因此会被一视同仁的对待;“我们”都是社会主义的无产者;周恩来的“汉族欠债说”、邓小平告诫西南民族访问团要“老老实实”1400体现出的谦卑等，在民族调查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其中，民族政策所发挥的作用极其强大，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第六章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

此外，全民大型庆典仪式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舞台上的狂欢，在视觉上和想象中形成全国人民同质性的特征。如在国庆15周年时集体创作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所呈现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同台共舞进行大狂欢，各民族人民心目中的概念上的国家变成了满含情感的、形象生动的国家，使其产生了由边缘到渐入中心的真实体验，舞台上，所有的表演都有强烈的二元对比模式。比如他们激情高唱的《百万农奴站起来》唱词：

幸福的太阳哦，照化了冰和霜，照化了冰和霜哦。百万农奴站起来，站起来……挣断了铁锁链，从此翻身把家当啰。[30]

二十世纪初期，人类学进入中国，那个时候中国的人类学就是关于“进化”的人类学，中国的少数民族是学者们的民族志实践对象。但是在各类书写中，也曾经一度流行过卢梭样描写的“高贵的野蛮人”。这类“原始论”的观点，更多的还是与“文明人”相联系，比如姚荷生等将水摆夷(傣族)等民族的自由恋爱，性开放等，描写为中国社会婚姻解放，个性解放的最高目标。[31]148～151这样的论述在新中国之后的调查中不再被提及，原来的简朴的生活，简单的快乐不过是极其原始的表征。新中国之后以“解放前”与“解放后”的民族志记录模式，翻转了新中国之前的一些民族志记录，比如对妇女傣族“小菩少”段的记载：

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小菩少”(闺女)接触到我女同志，开始有了些转变……她们还是第一次看到女人能“当兵”，并且“离家离得远远的”，和男人一样“当公事”，这在她们思想上是一个震动和一个新希望的激发，她们对我女同志由惊奇到羡慕，思想上开始了变化，……积极想多接近我女同志，要求学习，以后能参加工作。

在上层分子的姑娘中间，也引起了较为显著的变化，肄业芒市司小的“属官小姐”反映“不以嫁官家为荣要嫁同志”。[27]202～203

在二十世纪前半叶人类学民族学家的笔下，傣族(摆夷)妇女不仅清新、自然、清秀，而且在两性观念上，成为新时尚的宠儿。学者们将其作为现代化的国民，对其持赞赏有加的态度。[32]292～321然而，这种表述在新中国之后发生了历史性的翻转。新中国的劳动妇女才是最令少数民族妇女神往的，因为如“小菩少”般的女性已被定义为“封建的”类型，出去学习和工作才意味着是自由的、现代的、开放的。因为主流的认知，对被“标出”2的她们之特性表述发生了历史性翻转。

总的说来，集体话语与二元结构相辅相成，因为集体话语，调查者内心的想法在文本中难以捕捉，也消除了个人之间的差异性，只有同质性;同时，二元论也是表述“我们”与“他们”“过去”与“现在”相对比的有效模式。这种二元记录模式影响至深，与当时的人类学继承传统有关。用童恩正的话说：僵化的摩尔根模式影响了当时中国调查的客观性，过分强调了原始社会每一发展阶段的共性(这是早期进化论的重大缺陷之一)，相对忽视了具体研究对象的个性、特殊性。[33]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乔健先生从彝族的学术研究中看到中国的学术依然停留在摩尔根的单线演化论上。[34]然而，这样的民族志表述功能却异常强大，它使得自中原王朝以来的四方“蛮夷”的差异“他者”之空间布局，完全转化为社会进化时间轴上的不同阶段，并将其历史化。

结 论

从人类学民族志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社会主义文化的潮流下，重点是消除整合差异性的文化以达到政治一体的合法性。更准确地说，是借用了人类学的民族志来重新形塑中国社会史，完成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研究，是为了构建多民族的中华民族而完成的整体宏观叙事。这样的调查难免将“他者”的细节及文化异质性牺牲在国家建设的政治宏图中。

然而，同样从人类学民族志的角度来看，中国史无前例地将“他者”视为“一律平等”，明确制定相关政策，并如此全景式的对其接触、认知与表述，其中的意义不可忽视。首先，这一调查让我们看到，民族识别的成果，不是来自于一个全新的创举。在中国，民族志接通了方志传统，它连接的不仅是本文所论述的民国时期，而是更早的历史传统。所以民族识别“是在原先业已存在的不同群体之间某些‘共享物’的基础上，进行归并和重组。”[35]14在民族识别的中西之争后，[36]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要面对中国的漫长历史。另外，更为重要的是，民族大调查时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在政治上的最终形成是对所有民族对照着五种社会形态，进行社会性质的认定，并利用民族志资料，在时间的序列上为其进行了排序，所有的少数民族皆是普同时间次第中的成员，如此，走向更高的阶段便自然应该成为各族人民的梦想。同时，民族志成为认知中国境内族群的有效新工具，然而却又不仅仅是作为工具，更包括了在认识论上的民族志实践。即民族政策中体现的“民族平等”理念，将历史上的“他者”视为一律平等的群体。其具体举措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是“达其志通其欲，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情况下组成“多元多层次的网络体系”。[37]这种体系也体现在新中国之后的国庆经典中，各民族手拉手在舞台上围成一圈联欢，成为固定的压轴模式传承至今，以艺术的方式传递着平等的理念。可以说，民族大调查摸清了中国的家底，盘点了中国族群现状，形成了对中国的整体再认知，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得到西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资助项目(20GTZDB04)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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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润柏〕

作者：王璐

第三篇：历史教学中怎样讲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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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其他各民族都是我们祖国这一大家庭的成员，而且有些民族的历史非常悠久。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各民族友好相处、和平发展的统一时期，也有各民族互相对立、彼此争战的分裂时期。讲述历史上的少数民族要实事求是;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要用矛盾的观点进行具体的分析;对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要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

关键词 实事求是;矛盾的观点;一分为二

如何讲述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关系，如何评价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是历史教学中比较复杂的问题。教师如何引导学生正确理解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如果讲不好，学生不但不能正确理解，反而形成错误概念，甚至产生不满心理，更为严重的是影响民族感情。教师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如何讲述这些问题?下面就自己在教学实践中的体会谈几点看法。

1 讲述历史上的少数民族要实事求是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其他各民族都是我们祖国这一大家庭的成员，而且有些民族的历史非常悠久。例如，西北的羌族，南方的苗族等，在汉族形成的同时就出现了。今天满族的祖先西周的肃慎，蒙古族的祖先商代的东胡，曾经十分强盛，并且建立过政权。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族十分强盛，隔着长城与秦汉帝国对峙。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则更多，而且不少国家还进入到中原地区。宋朝时，契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党项族建立的夏，就统治了大半个中国。元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管辖的范围更广，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一了中国，成为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封建王朝。满族建立的清朝，疆域广大，是当时亚洲东部最大的国家。

由于各民族的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在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过程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我国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民族，就是一直受到华夏族歧视的犬戎族，在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通过商鞅变法，一跃而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任务，推动了我国历史的向前发展。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在统一北方后，经过孝文帝改革，逐步强盛起来，促进了北方经济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的大融合，为隋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到后来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朝，不但入主了中原，而且统一了全國。我国今天的行省制度就是从元朝开始的，我国今天的版图，基本上是清朝前期确定的。

从经济上看，少数民族对祖国边疆的开发，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东夷族开发了沿海地区，苗、瑶族开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开发了青藏高原，彝族和西南各族开发了西南地区，东胡族开发了东北地区 ，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族等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回纥及西北各族开发了西北地区，高山族开发了台湾岛 .正是边疆各族人民对边疆经济的开发，并与中原地区建立了密切的经济交往，才使多民族国家形成了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经济整体。

2 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要用矛盾的观点进行具体的分析

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各民族友好相处、和平发展的统一时期，也有各民族互相对立、彼此争战的分裂时期;既有汉族建立的政权，也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既有汉族内部的战争，也有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既有外族的入侵，也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战斗等等。历史上，多民族的中国存在着统一和分裂的情况。

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分裂的问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便不难看出，在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在各民族之间，当矛盾的同一性占主要地位时，彼此就友好相处，互相往来、和平发展。国家就表现为统一状态，例如，秦汉的统一，隋唐的统一，元明清的统一等。当矛盾的斗争性占主要地位时， 民族之间就相互对抗，甚至爆发战争，国家就处于战争或分裂状态，例如，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南北朝的分裂，五代十国的割据状态等。同时，矛盾双方还可以互相转化，比如宋与西夏、辽、金的战争，双方统治阶级几乎动员了各自一方所有的人力和物力，但在战争之后，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各族人民之间，又出现了和平相处的局面。民族战争固然使各族人民遭到浩劫，千百万人死于非命，经济文化受到破坏，然而，战争也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接近的一种重要方式。历史上每一次战争之后，总有大批被征服民族的人民被强迫迁徙到另一个民族的聚居地，各民族杂居错处，相互融合。东晋十六国时，民族战争经常发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次民族大融合的高潮。蒙古族、满族如果不入主中原，他们就不会有较多的成分融合到汉族之中。至于战争引起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例子，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这在客观上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起了促进作用。

3 对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要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怎样的人才算“民族英雄”呢?汉民族把岳飞、文天祥等人当成本民族的英雄，而女真、蒙古族则认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等才是民族英雄。有的人认为，像郑成功能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有利于祖国统一的人，才能称为民族英雄。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确定呢?我认为，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应当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进行具体的分析，既不能绝对地肯定，也不能绝对地否定，更不能带有狭隘的民族情绪片面地下结论，而是应该指出其功过之大小，从而确定其是怎样的一个民族英雄。要热情颂扬他们的历史功绩，对个别有污点的人物，要注意分清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比如，在讲述岳飞带领“岳家军”抗金斗争的事迹时，有的学生提出：岳飞镇压过农民起义，不算民族英雄。应当指出，抗金斗争是岳飞一生中的主要活动，他从军二十年，绝大部分岁月是在抗金前线度过的。还有的学生提出：当时宋朝已是腐朽的政权，当遭到外族的进攻时，必然灭亡，这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岳飞抗金，阻碍了国家的统一，阻碍了历史的向前发展，所以，也不能算民族英雄。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就要讲清，金军南下，是以屠杀、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金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因此，岳飞抗金是正当的，带有反侵略战争的性质，他的英勇斗争，阻遏了金军南下的进程，保卫了大江南北的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虽然他有忠君思想，曾经镇压过农民起义，但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来看，他镇压农民起义的污点同他在抗金斗争中所建立的功绩相比，显然是功大于过，他仍然不愧为我国古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汉民族英雄。

对于那些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帝王将相，也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对于他们顺应时代发展，对历史进程起推动的作用，应该给予客观的充分肯定。而对于那些阻碍历史发展的反面人物，如秦桧、吴三桂等，要向学生讲清他们的罪恶所在，然后给予坚决谴责，使学生从反面受到教育。

作者：王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