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学形成研究论文

中国艺术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门类的独立，标志着中国艺术学“已经基本确立自己的专有研究对象领域，开始勾画出比较清晰的理论框架体系，并且逐渐形成自身知识体系追求和学科建设追求的学术自觉。”[1]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在中国艺术学的“学科门类”独立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中国艺术学而发生、形成、传播和发展，并由此形成卓有成效的许多研究成果。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艺术学形成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艺术学形成研究论文 篇1：

试论契丹学的理论和方法

摘 要：契丹辽文化研究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结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特点、方法以及独特的理论。因为契丹历史文化具有断代性（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特征，3个特点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因而在研究上除了运用一般的理论和方法外，必须要有独特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

关键词：契丹学；学科结构；理论；方法

契丹族是公元4世纪出现在松漠草原上的一支游牧民族，在其长达5个多世纪的顽强发展中，于10世纪初建立了以本民族为主体，以汉族为多数的多民族强大帝国。直到13世纪初西辽政权的灭亡，契丹族逐渐淡出史籍记载。作为一个民族的主体在中国活动的时间长达8、9个世纪，其活动的空间范围横跨中国北方乃至中北亚的广大地区。契丹民族最终融入中华各族之中而淹没了本族之名。但契丹族及其以其为主体创造的民族地域文化构成了中世纪中国独特的波及深远的历史文化现象。由于契丹的声名远扬，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西欧文献“契丹”就写成Khitay。转写成俄语字母就是Китай（kitai）。所以俄文称中国为Китай（kitai）就是来自契丹。可以说契丹民族共同体在古代中国历史上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推进、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有过极大的影响。而对于契丹这个具有世界性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是近代以来学术所关注的一大领域，事实上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契丹学。2012年8月在赤峰召开的“内蒙古契丹辽文化研究会暨契丹学研讨会”正式使用了“契丹学”这一学科概念，并对契丹学的学科体系结构等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就契丹学中的理论和方法做进一步的探讨，以就教方家，旨在促进契丹学学科的更好发展。

一、契丹学学科概念的理论探讨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北部边疆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中国学者带着一种历史责任感开始了契丹辽文化的研究。20世纪以来，从事契丹辽文化的研究与日俱增。部分日本、俄国、韩国等国际学者也开始了对契丹历史文化的研究热忱。20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契丹考古的不断发展和契丹文字的陆续发现，契丹辽文化研究更加活跃，开展了各种学术活动，组建了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创办了一些契丹辽史研究的专门刊物，契丹现象已经成为国际研究的大学问。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目的、研究特点、研究方法以及独特的理论，完整的学科体系已经形成。契丹历史文化的研究已经是涉及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文字学、地理学等众多学科介入的一个较完整的学科群——契丹学。但是，如果细细回顾一下我们所走过的研究之路，大致浏览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就会发现我们的缺点和不足，特别是对契丹辽文化理论研究的轻视，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近年来研究契丹辽文化的论著很多，并召开了多次国际或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但对何谓契丹学、契丹学的概念、对象、范围、特点等有关理论方面的研究几乎无人涉足，对契丹辽文化的理论和方法等的讨论少之又少。人们基本上遵从传统的学术理念，用历史学的一种视角去理解结构复杂的契丹学，用历史的方法去研究契丹辽文化。考证性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热衷的治学方式。因此开展契丹学的理论探讨，对于促进契丹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本文提出的“契丹学”不是作为一个名词或历史概念的“契丹学”，而是一门学科概念的“契丹学”。作为一门学科概念的“契丹学”，与作为一个历史名词的契丹学有很大区别，其内涵应该有更加明确和具体的规定。能否成为一门学科应该需要满足以下3个基本条件：一是有无独立的研究对象；二是是否形成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三是有无独特的理论和方法。

首先，关于契丹学的对象、范围。契丹学是以契丹族客观的历史文化现象、历史过程的以及一切与契丹现象有密切联系的文化作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契丹学的研究范围决定于契丹学的研究对象有其独特的时空范围，因此，契丹学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就纵向范围来说，从契丹族起源开始，即公元3世纪的鲜卑族、匈奴族分化聚合时开始，到当代，应当有1700年的历史。就横向范围来说，不仅契丹全部的历史文化现象是契丹学的研究范围，而且凡是与契丹族历史文化现象发生联系的广大空间范围都是契丹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历史、地理、社会、哲学、宗教、考古、艺术、语言、文学、民族、音乐、舞蹈、建筑、科技等诸多学科的新兴交叉学科。这一表述说明契丹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4个方面：其一，契丹客观历史。契丹客观历史是契丹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是使契丹学成为一门学科的主要因素。其主体部分是公元4世纪到契丹族淡出史籍之间的中外各种历史记载；其二，契丹史迹。包括契丹民族共同体历史活动遗留下来的大量的遗迹，其内容包括契丹的畜牧、道路遗迹，州城、墓葬、塔庙、居住等建筑遗存，还包括大量的可移动的各类文物；其三，契丹语言文字。包括契丹大字、小字结构特点、契丹文字的渊源、契丹文字的发音、读法等等；其四，契丹学理论。包括契丹学发展的历史、现状、研究方法以及对这门学科的性质、概念、范围等问题的探索。

其次，关于契丹学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的形成。契丹学是否形成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至今还没有学者在这一理论问题上有过争论，当然就谈不上进行系统的理论论述。这恐怕应该说契丹历史文化研究的理论缺欠。那么，近一个半世纪契丹历史文化研究，是否形成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呢？首先，契丹族及其由其为主形成的契丹民族共同体所创造的历史文化既是中华古代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契丹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即断代性、民族性、地域性。因此后代学者在研究契丹历史文化时必然要重视契丹历史文化这一鲜明的特征，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必然形成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其次，契丹的文物文献资料，具有共同的时空范围，使它们之间必然地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后代记载的正史与前代遗存的史籍之间、契丹史籍与契丹文字之间、契丹史迹与契丹文献之间、契丹史迹与文物（可移动的）之间等紧密交错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比较全面而真实地反映着古代契丹民族共同体特有的历史风貌，同时也可窥见中国古代史、中西陆上交流史、中北亚史的一些侧影；第三，从学科命名的角度来看，契丹学与历史学、宗教学等依据内容分类的学科不同，它的主体词“契丹”二字不是学科名，而是民族名。首先应该说明，契丹学不是其所涉及那十几个子学科的简单综合，更不是把它所涉及的那十几个学科的全部内容统统包揽收容，变成一个多学科联合体，而是内部以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结构而成的整体，这样的一个整体当然有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

第三，关于契丹学的理论和方法。经过一百多年的积累，契丹学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因为契丹历史文化具有断代性（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特征，3个特点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当然在研究上除了运用一般的方法外，必然要有独特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

二、契丹学的理论和方法论

契丹学理论一个重要问题是契丹学的定义概念，何谓契丹学？契丹学的内涵与外延怎样？这是契丹学概念提出者无法回避的课题。

所谓契丹学是研究以契丹族传统文化为母体与汉族为主体的其他民族文化（含外来文化及周边胡文化），在中国北方地区碰撞、融汇、升华、积淀而形成的契丹文化及其与域外文化关系的学科。因研究对象多元、内容广泛，它又是由契丹历史学、契丹考古学、契丹文献学、契丹文学、契丹地理学、契丹语言、文字学、契丹艺术学、契丹民族学、契丹宗教学、契丹民俗学、契丹科技等分支学科组合成的综合性学科。除了上述概括的契丹历史文化的3个特征以外，从学科的角度又可概括两端：

其一，交汇兼容性。契丹数百年创造的历史文化，既有本民族传统文化之根，又融会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其他众多民族文化而形成的新契丹文化，既有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底蕴，同时也融入了域外文化的因素。在契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都充分的体现了多种文化融合再造的痕迹。

其二，综合交叉性。契丹学因研究对象多元而决定其综合、交叉性的特点。契丹学研究对象多元就派生出诸种分支学科，造就它综合性特色。又如契丹史学运用契丹文献研究本地区历史、北方草原区域史、宋史、西夏史、高丽史等在整体上统属中国史学。那么，它又与契丹文献学、金石学等学科交叉。又契丹学的创建将与蒙古学、敦煌学、西夏学互相交叉更是不争的事实。凡此反映了学科的交叉性，也可以说这是综合性学科派生出来的。总之契丹学的综合交叉性与单体学科是有区别的。

如上所论，契丹学的定义概念是抽象的，而其诸种分支学科则是将契丹学具体化。从理论上讲，多元最终归于和谐，表现出同一性。这种一与多，从抽象到具体，正好反映了契丹学综合性的特质。

大凡一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论，如影随形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当是学科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由于契丹学研究对象多元，形成诸多研究领域，造就多种分支学科合成为综合性学科，这样就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即各分支学科当有适合自身发展的独特的研究方法。譬如契丹史学是契丹学的重要内容，它又是中国历史学中的一部分。那么，史学理论方法论亦可用于契丹史学研究。史学理论可用一句话说明“唯物史观”，治史者又称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其宏观理论指导下派生出治史方法，可概括为思辨法（辩证）、考据法、实证法、推论法、计量法、比较研究法、二重证据法等等。毋庸置疑，契丹史学必须用唯物史观来统帅，在研究中交叉运用上列研究方法。在契丹史迹的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史学研究法，更要注重考古学、地理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各种方法。

鉴于当前契丹辽文化研究现状，笔者认为应当创建契丹学学科，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契丹学理论。

第一，应该深入研究契丹学术史。应对一个多世纪一代又一代学者为之努力研究的成果进行综合性梳理、归纳、评述并升华到理论层面。从理论上划分研究阶段，归纳阶段性特征。对每一研究领域要有系统的理论性分析。契丹学者必须认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制约之间的关系，探讨契丹学形成发展的逻辑演进，研究其逻辑推进的轨迹，从理论上揭示契丹学的发展规律，这是契丹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二，研究理清契丹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联以及与其周边地域特色的学科，契丹学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大体来说它是由以契丹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契丹历史学、以契丹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契丹文献学、以契丹史迹（文物）为研究对象的契丹考古学、以契丹语言文字为研究对象的契丹语文学、以契丹地理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契丹地理学以及以契丹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契丹学理论等分支学科以不同的方式和层次结构而成的学科整体。各分支学科之间绝不是平行的，而是纵横交叉的。同时要注意契丹学与相近学科的密切联系，如蒙古学、西夏学、敦煌学等学科，充分吸收成熟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第三，契丹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契丹学的学术规范、学术评论、学风与文风。在学术界，文学评论、文艺评议异常活跃，史学评论则相形见绌，具体到契丹辽史研究的评论少之又少。“学术工作者花上一段时间写成和出版了论著，理应得到同行的回应和反响。出版并不是学问成果的终结而是开始，而评论除了在赏识作者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外，更应该加以学术性的衡量，或与同类著作相比，以便读者明白书中内容的重要和价值。放眼世界，任何取得成就的学术领域中，必有其评论传统，具发扬和监察学术的作用。”[1]当前契丹辽史学界每年论著数以百计，其质量良莠不齐，因此公正的学术评论，运用舆论规范和监察契丹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已提上日程。当然学风与文风，治学严谨，特别是“严谨”二字是学者的学术生命，也是契丹学者应当注意的。

第四，契丹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即方法论研究是契丹学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从史学这个角度说，中国史学界一贯是重史实而轻理论，这是西方学术界早就看到的一种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就是没有多大的改进，就契丹辽史研究领域来说，回首一个多世纪契丹辽史的研究，理论性的论著几乎是空白。这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契丹辽史研究的发展。因此，创建契丹学就是要适应学术界对理论研究的要求，加大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和探讨。重视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众所周知，契丹辽文化研究中已包含有历史、考古、宗教、艺术、科技等众多学科的资料。研究者要开阔眼界，把不同学科中相互关联的资料做综合分析，虽然难度很大，却是我们研究者应该努力的方向。

第五，契丹帝国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自古即是“华戎交汇之地”，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东部枢纽，所含内容中，中外文化交流是其重要内容。其语言文字在古代阿尔泰语系中亦颇具典型。其政治文化的风流所及波及东北亚、中西亚甚至欧洲的广大地区。正因为此，引起了国外学者对契丹历史文化的关注。上个世纪以来，很多外国学者在契丹历史文化的研究上有很多可借鉴的东西，要推动新时期契丹学的深入研究，开展广泛的国际学术合作是十分必要的。

契丹历史文化的研究经过一个多世纪，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各种层次的研究机构不断出现，出现了一大批体现学科体系的论著，已经形成了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学科意义的契丹学已经形成。

参考文献：

〔1〕刘健明.黄约瑟隋唐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18.

作者：杨福瑞

艺术学形成研究论文 篇2：

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及其传播探析

中国艺术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门类的独立，标志着中国艺术学“已经基本确立自己的专有研究对象领域，开始勾画出比较清晰的理论框架体系，并且逐渐形成自身知识体系追求和学科建设追求的学术自觉。” [1]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在中国艺术学的“学科门类”独立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中国艺术学而发生、形成、传播和发展，并由此形成卓有成效的许多研究成果。

一、中国艺术学的“学科门类”独立过程

艺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是以德国学者马克斯·德苏瓦尔（Max Dessoir，1867-1947）于1906年出版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为标志，他所倡导的一般艺术学既要以“艺术的本质研究”为根本，着眼于艺术的一般事实发生的全部领域，对艺术的各个方面作综合的研究；同时，又注意艺术研究与美和美的知觉的研究的学科区分，也就是说，针对美学而言，一般艺术学要作为与美学并列的一门学问来研究。是始，艺术学开始成为一门拥有专门名称和专有研究对象领域的独立学科。

艺术学在中国的传播、形成和发展，历经上个世纪30年代宗白华、马采等前辈学者的推介和研究，出现诸如林文铮：《何为艺术学》（1931）、俞寄凡：《艺术概论》（1932）、张泽厚：《艺术学大纲》（1933）、钱歌川：《文艺概论》（1935）、朱光潜：《文艺心理学》（1936）、林风眠：《艺术丛论》（1936）、向培良：《艺术通论》（1937）等一批著名学者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丰硕成果；40年代，徐悲鸿的学生吕斯百在中央大学首创“艺术学系”，但作为中国艺术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知识体系的研究却处于停顿，至新中国成立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艺术学的研究并无太多建树。

改革开放之后，“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学学科地位的确立，首先从教育体制中的学科体系设置架构的变化上反映出来。”[2] 其中，1990年和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颁布和修订重新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以及1998年教育部颁布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这两个文件，确立了中国艺术学的教育结构体系。促进了中国艺术学的发展、形成以及“学科门类”的独立。

1990年代以来，艺术学界研究热潮日盛，涌现出张道一：《应该建立 “艺术学”》（1994）、刘纲纪：《中西艺术观比较》（2009）、于润洋：《关于中国音乐学学科发展的几点想法》（2002）、凌继尧：《艺术学的诞生》（2005）、陈池瑜：《中国艺术史学的发展历程及基本特征》（2009）、彭吉象：中国艺术学（2007）、金丹元：《艺术与艺术学的跨出边界及其所引发的思考》（2008）梁玖：《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的精确度取向》（2009）、甘峰：《艺术学学科建设的学科本体和本性与方法论问题》（2009）等一大批学者和艺术学自身理论体系的研究成果。经过艺术学界共同努力，2011年2月13日，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成为与自然科学学科互补共进的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研究的状况

中国艺术学经历的三个时期：1904-1949（中国艺术学的西方引进、移植期）、1949-1989（中国艺术学滥觞期）和1990-至今（中国艺术学发展、形成期）。从中国艺术学的研究来看，包括理论艺术学、创作实践与应用艺术学、艺术学交叉学科三个领域。其中，艺术学交叉学科是以艺术本体为主体所展开的学科交叉的研究。

在中国，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及其学科融合的研究最早的资料可以追朔到上个世纪40年代，马采先生在其论文《艺术科学论》（1941）首次涉及到艺术学研究中跨越学科的学科交叉研究的理论依据问题；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的艺术学基本上是以前苏联为主的理论文献的翻译与移植，艺术学及其交叉学科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艺术学学科地位的确立，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研究开始有受到人们的关注，形成了艺术心理学，艺术传播、符号学，艺术社会学，艺术文化学和艺术人类学等五大分支的交叉学科。

在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学科内涵、学科建设和研究方法上，张道一、凌继尧、刘道广等学者都有独到的见解且影响甚广。在历届“全国艺术学学术研讨会”和“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两个较为权威的会议上，每届都有涉及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方面理论探讨。尤其是艺术学科门类独立后，中国艺术学积极探索交叉学科的发展路径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学科建设追求的学术自觉。其中，作为较为系统研究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对中国艺术学的学科理论背景，总统格局以及各艺术学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检视的论著，张晓刚著《跨学科研究：20世纪中国艺术学》则较为典型。在研究的整体态势上，呈现前后两个时期兴盛、中间低谷的“两低一高”的运行特征。

三、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传播

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作为艺术学与相邻学科的相互交叉融合的产物，其发展形成本身离不开信息的交流、传播。在学科属性上具有传播学的内在属性和对传播规律的遵循。因而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传播不仅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而且还是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其传播也就有着自身的一些特点：

首先是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学科属性及其传播理念和目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传播同其它人文社科学科一样，都是探讨人类行为的科学，其目的是对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传播活动及其观念进行研究，由此来促进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发展。

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传播架构了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与其它学科和公众之间的桥梁。从学科属性来看，学科自身是没有尊卑贵贱、高下低微之间差别的，简单地说，不能因为哲学的历史悠久和成熟而显得凌驾于其它学科之上，也不能因为艺术学交叉学科的新兴而言地位低于其它学科。现实的问题在于学科地位的问题确实存在并影响到学科的发展。新兴的交叉学科通常发生于学科间边界缝隙的新领域，客观上存在着诸如社会认知度较低、人才稀缺、学科壁垒、建设资金匮乏等问题，进而影响到其发展和学科质量的提升。针对问题的解决之道可谓形式多样，但离不开传播能被普遍的共识。因此，作为一种让人们认识、解释和了解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途径，传播会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去接近、了解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和对它产生兴趣，仅就了解和尊重而言，也是人们对待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所必须的态度。

其次是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传播方式。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作为新兴的学科，意味着在“拥有合理设置和可识别的边界，有明确的规则，以确定什么可以算作知识、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3]等方面的不足，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才跨越艺术学的界限，运用其它学科所使用的概念、工具、方法来开辟中国艺术学的新的领域，处理中国艺术学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并藉此促进中国艺术学新的研究范式。

在学科建设上，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既不限于对单一学科的问题和解决之道的探索，也不能因为历史演进和现有的艺术学学科结构影响其的发展，而是主动地、灵活地运用跨学科的应对方式，针对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中具有综合性、复杂性的现实问题进行处理，在学科视野的基础上建构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知识单元和学科框架，以保证中国艺术学体系的开放和不断的丰富。从“传播什么”的视角，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自然就成为一个确定的对象，其传播的理念和对象不仅建立在艺术学的学科范围内，而且还要面向普通公众，针对他们，传播旨向其学科知识体系的传播，考虑的是利用传播的工具理性以更好的效率和效果使知识得到传播，进而决定其传播方式并非是以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为核心的传单向播，而是依据所传播的内容形式和多向互动的方式进行传播。即，在其跨学科的进路中以开放的态度，交叉融合实现学科的增长与发展。

其三是传播的对象。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传播是以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知识体系为主的传播扩散。就传播而言，包括艺术学体系内部的传播和面向普通公众的大众传播。具体表现为在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发展过程中不同类别的、复杂的受众人群。

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传播的对象不能够简单地理解为传播过程中的“接受者”。 麦奎尔认为：“受众的形成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受众不只是技术的产物，也是社会生活的产物。”[4]按照这个观点，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传播对象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发展的状况息息相关，无论是艺术学体系内部的传播还是面向普通公众的大众传播，它的受众群体绝对不是被动、无知、毫无自觉意识的“乌合之众”，而是具有主动性和辨识能力的接受群体。他们虽说不是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具体建构者，但作为特定时代环境中，受众群体的需求构筑了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建构和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第四是传播的效果。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传播效果是通过传播对受众的行为产生的有效结果，具体表现为人们在接受到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信息后，他们在对待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态度、知识、接受行为以及情感等方面的变化。传播影响的效果越显著，说明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传播活动实现传播的程度就越高，就越有利于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学科建构。

在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实践领域，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传播从传播学的维度获得全新的视角，并对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传播产生较大的影响。同其它实践的理论一样，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传播立足于对学科发展的现实判断和对学科发展未来的预期，所提出的传播策略、方法的目的都是为了使现实的学科状态平稳地演进到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发展所预期的未来，因而传播的效果主要表现在引起受众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知识量增加和知识结构的变化、作用于受众的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观念体系的认同感和具体接受行为、行动等三个主要层面上，既是从对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认知到态度改变再到具体行动等微观的传播过程，也是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有效果的累积、深化和扩大的综合传播过程。

其五是传播的途径。就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各个学科而言，大多包含着相关传播的思想、理论和方法，随着中国艺术学学科门的独立，其传播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传播学视角的跨学科思想和研究方法与其自身的传播方式的交融和整合，相互影响，使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传播能够通过加强学科自身的建设来提升其在中国艺术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建构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社会认同与受众参与格局、考虑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传播要素之间的差异性和层次性以创新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传播形式、注重传播内容和传播载体的文化性和艺术性等路径来促进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传播。

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传播，没有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传播就不会有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发生和发展。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作为艺术学与相邻学科的相互交叉融合的产物，其发展形成本身离不开信息的交流、传播，在学科属性上具有传播学的内在属性和对传播规律的遵循。因此，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研究能够借鉴传播学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工具理性，以人为本，从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传播过程中的诸多影响因素入手，去发现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传播过程中的内在规律，和谋求阻滞其传播的解决之道，从而促进中国艺术学交叉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

注释

[1] 王文章.中国艺术学的当代建构（《中国艺术学大系》总序）[J].文艺研究，2011（6）.

[2] 王文章.中国艺术学的当代建构（《中国艺术学大系》总序）[J].文艺研究，2011（6）.

[3] 懈恩泽.跨学科研究思想方法[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

[4] See McQuail ，D.Audience Analysis.Sage Publications，London，1997：11.

参考文献

[1] 周庆山著.传播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 邵培仁.艺术传播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 陈池瑜.现代艺术学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4] 刘仲林.中国交叉科学（第一卷） [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12）.

[5] 凌继尧.艺术学的诞生（《艺术学》丛刊第1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5）.

[6] 金丹元.艺术与艺术学的跨出边界及其所引发的思考[J].东南大学学报，2008（3）.

作者：冷先平　张勇

艺术学形成研究论文 篇3：

第十二届全国艺术学年会在南京举行

2016年11月26-27日，“跨界视野中的艺术理论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二届全国艺术学年会”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会议由全国艺术学学会（筹）主办，南京艺术学院承办，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所、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浙江音乐学院、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艺术百家》杂志社、《民族艺术》杂志社、《民族艺术研究》杂志社等单位共同协办。来自全國各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 200余位艺术学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大会主题发言环节，全国艺术学学会（筹）副会长、北京大学、重庆大学的彭吉象教授提出时代呼唤比较艺术学的诞生——中西对话中的艺术理论。他从创建“比较艺术学”这门学科的缘由、研究方法及未来发展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彭吉象教授指出，要争取将“比较艺术学”同“比较文学”一样正式列为教育部学科目录中的一个二级学科，努力探索出“中国比较艺术学”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形成自己完整的学科体系，努力形成 “比较艺术学”的中国学派。 ——胡子轩.第十二届全国艺术学年会在南京举行[J/OL].中国社会科学网.2016-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