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演进城市形成机理研究论文

摘要：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通过城市群的一体化来带动区域协调并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基于城市群发展的相关理论，对城市群的形成和演化规律进行阐释，并在“结构-联系-共享”的框架下分析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内在特征。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分工演进城市形成机理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分工演进城市形成机理研究论文 篇1：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　

摘要：推进空间功能分工是当前区域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而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地区差距的关系问题仍然有待验证。基于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小地理空间范围内八个城市群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地区差距的关系，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的地区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特征，且长三角和滇中城市群目前处在倒“U”型曲线的右侧阶段，地区差距处于缩小阶段;其余城市群均处于地区差距仍然在扩大的阶段。因此，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要根据不同城市群的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地区差距;城市群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长江经济带建设是我国“十三五”规划中区域协同发展三大战略之一。就目前来看，长江经济带发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主要问题有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区域合作机制尚不健全等。产业集聚是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源泉之一，长期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以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为基础形成的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关系密切。因此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探讨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对缩小地区差距进而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大部分文献是以新经济地理学和本地市场效应两种理论为基础，对功能分工与区域差距关系进行直接研究，还有一些文献间接研究了二者关系。（1）新经济地理学将制造业集聚作为基础，提出“中心-外围”产业空间格局会引致中心城市不断扩大其市场规模的观点，伴随着价格指数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的形成，中心城市经济增长远远快于外围城市，进而逐渐扩大二者经济差距，Fujita（1999）等进一步验证了以上结论。赵勇（2015）等也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基础上，探讨了政府干预对城市群的空间功能分工的地区差距效应，研究发现政府干预会使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地区差距效应产生差异化的作用，在空间功能分工程度较低的初期，政府干预对空间功能分工的地区差距扩大效应产生抑制作用，随着空间功能分工的深化，政府干预对空间功能分工的地区差距缩小效应产生抑制作用。同时冯剑（2018）研究了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的关系，同时考虑政府干预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水平与地区差距的倒“U”型关系是以没有政府干预作为前提条件的，且政府干预对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地区差距效应有扩大作用。（2）本地市场效应理论认为，产业集聚不会引致地区差距扩大，原因是该理论以资本和低技能劳动力这两种要素存在作为假设条件，且资本要素可以从一个区域流入另一个区域，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利息归流出地劳动者所有，但低技能劳动力要素不能跨区域流动。范剑勇（2010）认为在以上這种情况下，即便产业在空间上出现集聚的现象，也不会使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扩大。（3）间接研究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关系的文献有：严成樑（2016）研究了产业结构变迁差异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发现产业结构变迁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作用很大，应快速促进产业结构变迁以完成经济增长动力转换，逐渐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刘胜（2019）以资源配置效率为视角，采用中国工业企业以及城市面板数据，探讨了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结果显示，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且这一作用效果会受到区域特征差异的影响。刘胜（2019）等从“规模借用”和“功能借用”的角度，研究了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制造业企业成长的关系，研究发现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促进了制造业企业成长，为地方政府优化城市群功能分工以及城市群产业转型升级，进而促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以上研究多数是以制造业集聚或服务业集聚问题为研究对象，而对于产业关联性较强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间的协同集聚，从空间视角或是集聚效应视角进行的研究都比较少，尤其针对小地理空间层面，关于城市群范围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地区差距效应的研究更加薄弱。因此，本文在充分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城市群层面，将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基础上形成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引入到研究中，考察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区域差距的关系。本文使用长江经济带八个城市群2003～2017年的动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实证分析了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对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地区差距的影响，并根据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临界点的估计结果，对各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所到达的阶段进行分类，探讨各区域在发展中的具体应对策略。

二、主要指标测算方法说明

（一）空间功能分工程度的测算及结果分析

一般以城市功能专业化程度来表示城市功能专业化指数（Duranton2005），以便于反映城市专业化特征。城市功能分工即根据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在产业分工中对各城市进行分工。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功能分工程度反映了城市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越高，说明两个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就越大，并且两地区的发展互补性比较强，进而使其产业协同集聚水平也就越高。

本文在以上方法的基础上，用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口总数/制造业就业人口总数与外围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口总数/制造业就业人口总数之比测算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如公式（1）所示：

（1）

其中，、分别表示中心城市u在时期t时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总数;、分别表示外围城市w在时期t时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总数。p表示城市群中的产业种类，p=1，2，……，N。越大，表示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空间功能分工程度越高，产业协同集聚程度也越高。

基于以上测算方法，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指数的测算结果如图1所示。分开来看，长三角、武汉、长株潭、黔中以及滇中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近年来有逐渐扩大的趋势;成渝城市群和江淮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先逐年下降后又略有提升趋势;鄱阳湖城市群变化趋势很平稳，略有下降。另外，长三角和滇中城市群历年空间功能分工指数都比较高，长株潭和黔中城市群指数相对较低，说明这两个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较低，还有待于提高。

（二）地区差距指标测算及结果分析

根据已有研究的做法，本文选择中心城市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gdp）与外围城市的平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gdp）之比表示城市群地区差距，各城市实际地区生产总值是以2000年为基期折算出的实际值。基于以上测算方法，地区差距的测算结果如图2所示。

分开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差距在逐年缩小;滇中城市群地区差距历年波动较小，但略有扩大趋势;其余城市群地区差距都在逐年扩大。地区差距值最大的是成渝城市群，比其他城市群地区差距值高出很多，说明该区域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的经济产出差距很大，急需缩小地区差距。

三、方程设定

（一）模型设定

由以上分析可知，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会对区域差距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此外，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地区差距与核心解释变量空间功能分工程度之间可能会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这就可能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关于内生性的规避问题，现有研究主要是采用系统GMM方法，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采用系统GMM进行实证研究，并采用以下公式（1）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检验：

（1）

其中表示地区差距变量，本文利用中心城市的实际gdp与外围城市的实际gdp的比重表示，表示滞后一期;为核心解释变量即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为其二次项，用以表示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在不同阶段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为一组控制变量，具体包含城市规模差距（urban）、固定资产投资差距（invest）、人力资本差距（hum）、政府竞争程度差距（gov）、基础设施差距（infra），表示不可观察的地区效应，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选择中心城市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与外围城市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值之比表示城市群地区差距，各城市实际地区生产总值是以2000年为基期折算出的实际值。另外，由于稳健性的需要，本文选择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pergdp）之比来表示区域差距。

核心解释变量（fd）：表示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用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口总数/制造业就业人口总数与外围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口总数/制造业就业人口总数之比测算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

城市规模差距（urban）：Duranton（2014）指出，经济产出与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决定因素就是城市规模。本文城市规模差距用中心城市规模与外围城市规模之比表示，城市规模用各城市常住人口表示。

固定资产投资差距（invest）：经济产出的重要影响因素就是投资，中国目前仍是以投资驱动为主，柯善咨（2014）等指出投资对经济产出与劳动生产率有更重要的影响。本文固定资产投资差距用中心城市的平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外围城市的平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資总额之比表示。

人力资本差距（hum）：经济增长会受到所在城市人口素质或人力资本的影响（Fleisher 2010）。本文人力资本差距用中心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与外围城市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之比表示，其中，人力资本水平由城市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与城市年末总人口之比计算得到。

政府竞争程度差距（gov）：在市场活动中，若政府的干预程度越大，那么政府在招商引资层面就会做的更好（周黎安，2008）。本文用中心城市非公共财政支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与外围城市平均非公共财政支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的比值表示政府竞争程度差距。

基础设施差距（infra）：本文用中心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与外围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之比表示基础设施差距。其中，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用城市人均道路面积衡量。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长江经济带八个城市群作为研究区域，具体包括长江下游的长三角城市群、江淮城市群;长江中游的环鄱阳湖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长江上游的成渝城市群、滇中城市群、黔中城市群。本文所选取的城市群样本时间期间为2003～2017年，所选数据都为各城市群所包含城市的全市数据，对个别数值的缺漏采用插值法补足，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据都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3～2018年）、各省市的统计年鉴（2003～2018年）以及统计公报（2003～2017年）。表1报告了各变量统计性描述的分析结果。

四、计量结果分析

（一）回归分析

基于长江经济带八个城市群2003～2017年的动态面板数据，本文采用系统GMM模型检验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为检验实证结果更具稳健性，本文同时又将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作为参照，具体回归结果如表2。该表中的Arellano-Bond二阶序列“AR（2）”相关检验表明，各模型均不存在显著的二阶序列相关，说明这两个模型所得到的GMM估计值是无偏和一致的。同时，各模型也均通过了衡量整体工具变量有效性的Sargan过度识别检验。

由表2中列（2）可以得出如下结果，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的回归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这就表明了随着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的深化，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的地区经济差距在扩大;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二次项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负。综合以上结果可知，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地区差距的关系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曲线特征，这就表明随着空间功能分工的演进，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经济差距会逐渐扩大，但空间功能分工超过临界点以后，二者的地区经济差距会逐渐缩小。再由列（3）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同样证明了以上倒“U”型关系特征。

列（2）和列（3）的控制变量中，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城市规模差距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差距显著性水平均为5%，城市规模差距与投资差距对区域差距有很强的解释力，即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规模差距和投资差距越大，二者的区域差距就越大。以上结果说明，城市经济发展和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就是规模经济和投资驱动。同时，人力资本差距对区域差距也有显著正向作用，说明人力资本规模差距使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的地区差距起扩大的作用。除以上变量外，政府竞争差距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系数是负值，反映了如果政府竞争程度扩大，那么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的地区经济差距就会缩小，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政府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综合以上检验结果，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区域差距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即随着空间功能分工的深化，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经济差距会增大，但随着空间功能分工越过拐点，二者的经济差距会逐渐缩小。

（二）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临界点

综合以上检验可以得出，空间功能分工与区域差距间倒“U”型关系在小地理空间即长江经济带范围内总体上是成立的，但值得研究的是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群目前处在哪个阶段，即是处在空间功能分工扩大地区差距的阶段还是缩小的阶段？ 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政府对各城市群应该分别采纳什么样的发展策略？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根據表2中系统GMM估计中列（2）的结果对长江经济带八个城市群按照空间功能分工程度进行分类。

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方法，根据伍德里奇（2007）的计算方法，测算出含二次项模型的临界点①，得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临界点的数值大致在2.3178。从2017年各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来看，如表3所示，仅有长三角和滇中城市群处于临界点右侧;武汉城市群即将跨越临界点;其余城市群仍处于临界点左侧，说明这些城市群处在空间功能分工扩大地区差距的阶段。同时从表中还可以得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上游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比较低，即随着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演进，中心城市的专业化收益大于外围城市，这导致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水平相对较高，而且长三角区域很早就跨越了临界点，空间功能分工给中心城市带来的收益小于外围城市，从而缩小了二者的区域差距。根据以上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区域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特征。

（三）稳健性检验

通过前面的计量分析，我们发现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按照通常的做法，进一步选择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人均实际GDP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以此增强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以及规避内生性导致的模型估计结果的不一致问题，我们采用系统GMM方法对模型进行再估计，具体结果见列（2）。从列（2）可以看出，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之间仍然存在倒“U”型关系，且显著性未发生变化。上述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八个城市群的面板数据，对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的地区差距进行系统GMM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为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的地区差距存在倒“U”型关系，且长江经济带只有两个城市群目前已经跨越或者正在跨越临界点，而大部分城市群仍然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半段，而且距离到达临界点的时间还很长。同时城市规模差距、投资差距及人力资本差距对地区差距有扩大的作用，而政府竞争对区域差距具有缩小效应。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现给出下面几条政策建议：一是根据城市群功能分工程度，对城市群标准划定以及范围进行完善，在当前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发展城市群过程中，需要以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为依据来进一步完善城市群划分标准，以便于客观的认识和评估城市群发展程度;二是缩小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规模差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差距以及人力资本差距，对于教育资源的分配各区域要均等，以使各区域平衡发展。同时城市群发展中对城市之间政府的干预作用要提高重视程度，还要加强城市之间合作意识，减少竞争，进而达到互利共赢，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三是采用差异化的城市群分工合作策略，使市场机制在区域合作发展与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演进过程中展示出重要作用，通过互助合作、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式，使区域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围内，进而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和共同发展。

附注：

①具体计算方法为：x^*=|β -_1/ （2β -_2）|。β -_1是x的估计系数，β -_2是x2的估计系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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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6]胡安俊，孙久文.中国制造业转移的机制、次序与空间模式[J].经济学（季刊），2014（7） ：1533-1556.

[17]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周雪　李超

分工演进城市形成机理研究论文 篇2：

城市群的演进规律和一体化发展特征分析

摘要：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通过城市群的一体化来带动区域协调并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基于城市群发展的相关理论，对城市群的形成和演化规律进行阐释，并在“结构-联系-共享”的框架下分析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内在特征。作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到高级阶段形成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城市群的形成是区域空间从无序均衡到中心-外围再到多中心多外围复合网络式发展的过程，城市群从而成为特定空间内由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在分工与协作基础上形成具有密切联系的一体化功能区域，会伴随着要素和资源在市场规律下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而合理的空间和产业结构、密切的经济和生态联系、资源和服务的共享正是城市群发育的内在属性特征。对于城市群一體化发展，未来可以从规划引领、利益协调、都市圈建设、多元主体参与等方面进行推进。

关键词：城市群;一体化;演进规律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9.05.004

城市群的日益崛起是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实践中一个重要的特征，由地域上相近的不同规模和功能的多个城市聚合而成的城市群逐渐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参与全球竞争的主要空间载体，我国传统的“四大板块”战略也在向城市群进行拓展和延伸。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以及《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都强调了城市群的主体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到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同时国家还集中出台了多项城市群的专项规划，以此促进城市群更好的发展。而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城市群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加强。特别是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长三角进入了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历史阶段，也更加凸显了城市群在我国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战略作用。

作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城市群具有自身特定的发展优势，能够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带来更大的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张学良和李培鑫，2014;张学良等，2017），[1][2]通过城市群的一体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并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也是相关战略实施的应有之义。而对于如何更好地推动城市群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从而发挥城市群的集聚优势，则需要以相关的学理分析作为支撑。在此背景下，本文的研究主要对城市群的演进规律和内在特征进行了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群一体化可能的分析思路与实施路径。

一、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相关理论基础

关于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相关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的古典区位论，其从产业和企业区位选择的角度阐述了经济空间形成的规律和机制。杜能（Thünen）的农业区位论和韦伯（Weber）的工业区位论分别揭示了农业和工业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而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提出的中心地理论则较早地从区位选择的角度对城市体系的形成作了描述，其假设每个生产者的市场区位取决于运输成本和最低需求，通过分析指出高规模等级的城市同时提供高等级和低等级的商品和服务，而低规模等级的城市则只能提供低等级的商品和服务，从而各个城市之间会形成一种有规则的六边形等级均匀分布关系。此外，廖什（Losch）提出了市场区位论，认为利润最大化应该是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目标，从而将生产区位和需求市场区域结合起来，最终也得到了正六边形的最优空间模式。

上世纪50年代以来，传统的区位选择理论逐渐向现代空间发展理论发展。艾萨德（Isard）将由区域经济结构所形成的空间系统作为空间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运用数理统计方法从区域科学的视角分析区位问题和空间相互作用关系。乌尔曼（Ullman）提出的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强调了资源配置的区域性，城市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周边地区存在着各种的物质、人员、资金、信息的交流和联系，这种相互作用使得地域上相近的不同规模城市共同形成一个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整体。弗里德曼（Friedmann）则对区域空间的演化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在工业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区域空间会呈现出从简单无序发展到单一的中心-外围结构，再到多重复杂的中心-外围结构，最终实现紧密联系的空间一体化的演进趋势，在此过程中会出现由农村到城市再到城市群的演变。

此外，以佩鲁（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Myrdal）的循环累积增长理论等为代表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也论证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城市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中心城市对外围边缘城市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群形成的内在规律。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区域间完全的平衡发展是难以实现的，需要有主导产业部门和中心城市依托自身的优势率先发展，然后通过其辐射和带动作用来促进区域的整体发展，而这种增长的模式同时也会塑造特定的空间形态。陆大道（1985）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发展现实提出了“点-轴”开发的空间结构理论，指出区域增长极会沿着主要交通轴线和水域轴线向外扩展，形成新的经济空间。[3]

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也讨论了城市空间向城市体系的演化，经典的Alonso-Mills-Muth的单城市内部结构均衡模型对城市的发展进行了较好的分析，围绕城市中心的CBD，通过对交通成本和住房成本的权衡与比较，最终会形成特定的城市空间结构。在单中心城市模型的基础上，Henderson（1974）对城市体系的形成进行了论述，认为城市发展同时具有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集聚经济来源于本地化的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如对基础设施和劳动力的共享，以及企业间的技术溢出等，而集聚不经济则来源于规模过大所产生的拥挤效应，如地租上升、交通拥堵等，随着城市的扩张，集聚的效用会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因此存在最优的城市发展规模。[4]同时作者假设城市都只进行专业化的生产，而不同的产业部门往往具有差异化的规模经济程度，从而从事不同部门生产的城市会具有不同的最优规模，由此形成了一种规模等级结构。考虑到城市只进行专业化生产的假设过于严格，Abdel-Rahman和Fujita（1993）等引入了范围经济的思想，不同的产业部门会同时存在于城市中以享受产业多样化发展带来的好处，从而城市体系中不仅存在专业化生产的城市，也存在进行多样化生产的综合城市。[5]当制成品的交易成本比较低时，城市会变得更加专业化，而当中间服务的交易成本更低时，多样化的城市会更为有效（Anas和Xiong，2003）。[6]

虽然涉及到了对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规律以及城市群的形成机制的论述，但上述理论都较少从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出发来进行分析，同时假定城市中心本来就存在，而对于其来源没有充分地讨论，对此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则做出了较大的突破。实际上，传统的经济学在建立模型时较少地考虑空间因素，一方面是因为模型往往假设空间是同质的且不存在运输成本，另一方面，区域和城市的发展多是建立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基础上，这也会给建模带来一定的难度。直到D-S模型的兴起，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使得模型中规模报酬递增的分析成为可能（Dixit和Stiglitz，1977），[7]在此基础上，以Krugman（1991）、[8]Fujita et al.（1999）[9]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将空间因素纳入到模型之中。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另外一个重要假设是“冰山”运输成本的存在，模型考虑了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所可能产生的运输成本并论证了其在集聚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垄断竞争、报酬递增和存在运输成本的假设下，相关学者对“中心-外围”空间以及城市体系的形成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Fujita和Mori，1997;[10]Tabuchi和Thisse，2011[11]），认为靠近中间品提供商和消费者提高了生产厂商的需求，降低了厂商的交易成本，具有更大的市场潜力，而厂商的增加反过来也会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加多样化的产品，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同时也是劳动力在此进一步地集聚，最终导致制造业中心和农业外围的出现;但是过度的集聚也会产生更加激烈的竞争以及更高的拥挤成本，同时由于存在土地等一些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经济活动也会呈现出离散的趋势，随着到集聚中心距离的逐渐增加，那些远离中心的厂商可能由于竞争程度的下降以及周边地区的市场潜力增加而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重新选址并在空间上形成新的中心，演化成为多中心的城市体系;在此过程中，运输成本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塑造区域集聚和分散格局的关键性变量，而当城市间的运输成本足够低时，类似于美国大西洋沿岸大都市带的城市体系就会出现（Mori，1997）。[12]

二、城市群演进的规律和影响因素

从上述相关理论可以看出，城市群的形成和演化本质上体现了经济活动特定的空间配置和分布规律，特别是从单一城市向城市体系空间的扩展。在经济发展早期，生产技术较为落后，产业结构也较为单一，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呈现出一种无序分布的特征，各个地区之间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没有形成规模等级和产业功能的分异。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某个地方依托自身的自然地理优势或者受到外部的刺激而获得发展的动力，由于集聚经济效应的存在会提高要素报酬（Duranton和Puga，2004），[13]初始的集聚会通过循环累积的过程自我加强，进一步吸引周边的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在此集中，从而逐渐演变成为区域的中心城市和增长极，这打破了初始的低水平均衡状态，此时区域空间主要由单个相对强大的经济中心与落后的外围地区所组成。然而，单中心区域的规模并不会无限扩张，一方面，单一城市对经济活动的过度集聚也会带来负的外部性，产生拥挤效应，如地价上漲、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生活费用和生产成本上升等，从而形成一种向外的推力，另一方面，城市化的深入也提高了外围地区的市场需求，原有中心区域的部分企业和经济部门为寻求发展可能会主动到周边地区建立新厂和分支机构，这又产生了一种拉力。

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要素和产业会从中心城市沿着主要交通轴线向外围地区进行扩散，从而在其他地方产生新的经济中心，这些新经济中心与原来的经济中心在发展上和空间上相互联系、组合，形成一种多中心的空间体系，而同时每个经济中心又都会形成与其规模和功能相应的的外围地区，这样区域中就出现了若干规模不等的“中心-外围”结构，形成多中心多外围的复合式空间结构，大、中、小城市在地理空间上聚集在一起，围绕不同产业或者同一产业的不同环节展开横向或纵向分工，并最终形成一个完善的由不同等级规模城市构成的城市体系。在上述过程中，人口和经济活动首先会从中心城区向城市郊区及周边毗邻区迁移并形成多个城市次中心，使得城市的空间范围不断扩展，逐渐向都市区演化，进一步地，由若干个密切联系且空间分布紧密的都市区则构成了城市群（Gottmann，1957），[14]从而城市群的出现会伴随着一种“城市-都市区-城市群”的空间体系演进。

对于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集聚和扩散是最为重要的决定机制，两者相互作用导致了经济活动在空间上趋于相对均衡，而集聚和扩散的相对力量会受到经济全球化、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交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加速了产业分工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使得地区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和复杂，对城市群的演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城市间的联系不断增强，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的空间单元已不再仅仅是全球城市，而是要以全球城市与周边区域所共同形成的全球城市区域（周振华，2007），这是城市群发展的高级阶段;其次，技术革新及由此带来的产业升级也是城市群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信息化经济的发展，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品的分工和生产得以突破行政区的界限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来实现，区域内不同城市的功能也不断分化;此外，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则为城市群的形成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动力和支撑，在降低要素和商品流通时间的同时扩大了其流动空间，从而促进了城市空间形态和区域城市体系的变化，也有利于城市之间形成广泛而密集的贸易流，使城市之间的交流合作逐渐成为常态化。

三、城市群一体化的内在特征

城市群的演进遵循着一定的市场规律，同时也会形成自身特定的内在特征。城市群的发育过程本质上就是城市体系不断进行完善和整合的过程，向心力和离心力共同作用下的要素集聚和扩散伴随着城市产业和职能的重新配置与分工，完整的城市体系会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同时城市间贸易成本不断降低，推动区域建立统一的市场，产生大量的商品流和要素流。由此，城市群不只是简单的城市的集合体，而是特定空间内由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在分工与协作基础上形成具有密切联系的一体化功能区域，要在高等级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下，各个城市之间通过整合发展形成密切的联系和合理的分工，实现要素和资源在市场规律下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可以看出，结构优化、联系密切、资源共享是城市群形成和发育的内在属性特征，而对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我们也可以构建一个“结构-联系-共享”的框架，从城市之间的结构关系、联系关系和共享关系来考虑。在城市群内，不同规模和功能的城市要具有合理的空间结构和分工结构，形成密切的经济、社会、生态联系，同时共享相关资源和服务。

城市群的发展是地理空间和经济空间的有机统一，经济活动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最终会在空间上呈现出一定的分布形态和结构特征，这种空间属性是城市群最为直观的体现。基于上文中对演化规律的分析，城市群会形成包含“城市-都市区-城市群”空间的多中心多外围的复合网络式空间结构，实现大中小城市的有序结合，既要有特大城市作为中心城市来形成辐射力和影响力，也需要一定数量的大城市作为次级发展中心，同时也要有足够的中小城市作为发展腹地，接受大城市的辐射，形成对大城市的补充。如果城市群的规模分布过多地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则会形成虹吸效应，造成效率的损失;如果中小城市数量过多，大城市数量不足，则城市群也会因缺乏核心带动而失去发展动力。

虽然也有规模的差异，但不同于中心地理论所指出的严格的等级限定、高等级城市承担所有功能，城市群中的不同规模城市都会基于自身发展的特征和属性参与到群内的分工体系中去。特别是伴随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不断升级，传统的产品分工逐渐向产业链的功能分工转化，公司总部、研发设计、金融法律、技术服务等相对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部门能够承受较高的地租，会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市，具有较高技术和资本密集度的先进制造业主要分布于大中城市，而一般制造业和零部件生产则分布于小城市（Duranton和Puga，2005;[15]魏后凯，2007[16]）。除了不同能级城市间的这种垂直分工，对于处于相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在生产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背景下，仍然会形成差异化的产品。这种由垂直和水平分工相互交错所形成的网络构成了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属性，也是推动城市群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产业关联是城市群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一个城市的产业发展并不只会影响本地的经济，也会对周边地区的发展产生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从而产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在城市群内达到一种平衡和统一，带来更大的规模经济效应。也正是如此，基于合理的结构分布，城市群的发展会形成一种网络化的联系，每个城市作为网络中的节点既接受其他城市的辐射，也会对其他城市产生影响，形成人流、物流、资本流以及信息流在各城市节点的频繁流返。而对于城市群的这种联系特征，则需要以各城市间交易成本的降低作为支撑。一方面，这体现在城市群发展的市场一体化上，要积极搭建平台促进区域资本整合、区域技术合作和人才流动，建立统一开放的商品市场以及人才、资本、技术、产权交易等各类要素市场，降低商品和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性成本，特别要加强区域间技术创新合作，着力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从强化协同创新支撑、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整合区域创新资源等方面构建分工合理的创新发展格局;另一方面，交易成本的降低还体现在有形的运输成本上，即要不断完善城市群的交通网络体系，优化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的布局，提高各类交通基础设施的衔接能力，同时加强城市群綜合交通信息平台的建设，提升交通智能化管理水平。

不仅是经济领域，城市群的联系特征还应该体现在生态与环保方面，尤其是考虑到环境污染存在着较强的外部性，城市群一体化需要深化环保合作，加强环境污染的联防联治，从而提高城市群整体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杨朝远和李培鑫，2018）。[17]要探索建立区域统一的环境污染标准和治理要求，建立覆盖整个城市群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度，建立统一的环境监测平台，健全完善区域内环境信息适时通报共享机制，构建区域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另外，还要不断完善城市群生态合作与补偿的体制机制，界定流域生态保护区和生态服务受益区，加强跨界环境污染纠纷协调，建立环境污染的赔偿机制，合理确定转移支付标准，促进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常态化、制度化，探索建立区域生态建设投入激励机制。

资源和服务的共享是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内涵。对不可分割的设施的共享是集聚经济效应的一项重要来源（Duranton和Puga，2004），在城市群内，依托城市之间形成的密切联系，一个地区的设施如特定的机器设备、污染物处理设备或机场等交通设施也可能被其他地区的企业所使用，总体上带来生产费用更大程度的降低，特别是一些设施存在较高的需求门槛，中小城市能够利用大城市的设施来推动自身的生产。除了生产方面的设施，公共服务的共享也是城市群形成所带来的一项重要好处。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的分布仍然存在较大的不均衡，优质的资源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而城市群的发展要内在地逐步打破基本公共服务的地区分割，探索建立区域内教育、医疗、社保、养老、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共享机制，使得周边地区更多地享受到这些资源，比如进行学校和医院之间的定向合作、开展教师和医生等的讲座和培训、完善医保制度推动异地就医等，这种公共服务设施的共享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城市群人力资本的一种投资。在此之外，城市之间消费设施、旅游设施的共享也是城市群促进经济绩效和居民福利提升的重要途径。

四、推动城市群一体化的举措

基于前文的分析，城市群具有一体化发展的内在特征，能够形成特定的发展优势，有利于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而同时其也遵循着一定的演进规律，因此要实现城市群一体化，也应该顺势而为，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进：

1.注重规划的引领作用。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需要以相对科学的规划来进行引领，这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要出台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总体规划进行指导，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城市群的规划对接机制，群内各城市在制定自身规划时要立足于城市群整体，加强与其他城市以及国家层面规划的呼应。此外，还要积极推进城市群的多规合一，加强城市群规划与城镇体系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规划等的衔接。

2.加强地区间利益协调。行政分割是目前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城市群一体化既要增强地方政府的区域认同感，同时要完善区域间的利益协调机制。要推动建立城市群合作发展基金，围绕重大议题确立合作专项基金，另一方面也可以诉诸财政制度，通过税收分成和财政转移支付来进行利益协调，重点建立跨区域投资、产业转移、园区共建、协同创新等的收益分配体制。

3.发挥都市圈支撑作用。都市圈是城市群形成和发育的必要阶段和基本组成，具有小尺度、精准化、跨区域的特点，相比于城市群，都市圈的一体化发展面临的协调成本会更低，也更加容易实现。因此可以完善都市圈的相关规划和合作机制，以都市圈发展带动城市群一体化。另外，也可以在更小的空间尺度上建立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动改革的系统集成，发挥其先行先试的带动作用。

4.坚持多元主体的参与。城市群一体化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既要注重政府的引导作用，也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和企业的主体作用，形成多层面、多形式、多主体的合作机制。此外也要积极推进各种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城市群建设，如建立区域性的行业协会和研究智库联盟，集思广益形成一体化发展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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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words：urban agglomeration;integration;the law of evolution

责任编辑：王明洲

作者：李培鑫

分工演进城市形成机理研究论文 篇3：

企业、产业和工业化在城市群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机理

[摘要]城市群是人口、产业和城镇高度聚集的城市空间，也是生产系统在多个尺度演化的结果。由市场所决定的生产过程决定着城市群的产生、发育与成长机制：聚集与扩散、分工与专业化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机制，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上揭示了城市群成长过程与企业、产业和工业化发展的相互作用。

[关键词]城市群；聚集与扩散；纵向分离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由多个不同功能和规模的城市聚合而成的城市群，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在全球化日益显著的今天，以城市群推动城市化的空间发展模式，是提高国土利用效率，增强城市竞争力的必然选择。研究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机制，分析影响城市空间成长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利于深刻揭示城市空间结构演化规律。

一、对城市群概念体系的解析

城市空间结构通常经历了城市膨胀、市区蔓生和城市向心体系形成三个阶段后，最终产生城市连绵带。为了揭示城市空间组织由单体向群体结构的演变规律，我们将所有群体化城市形态统称为城市群，建立包括大都市区、都市圈、都市连绵区以及大都市带等在内的城市群概念体系，它们分别对应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空间范围的城市群体空间形态。

广义的城市群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以单个或多个大城市为核心，借助现代化的交通通讯网络聚合而成的一个高密度、联系紧密的城市空间。在这个城市空间里，既包括作为骨架的区域城镇体系，又包含作为基质的城市群腹地。从地理学角度，这个概念强调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城市的紧密分布，突出了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特征，从经济学角度，这个概念强调城市群内部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和合理的分工协作体系的建立。根据核心城市的规模、地位及其城市群的空间影响范围，可以将广义的城市群分为全国性、区域性以及地方性三个不同层次和规模的地域空间系统(如表1)。

狭义的城市群是一个与都市圈同级的概念，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以一个或者多个大城市为核心，通过发达的交通网络与周边中小城市构成的城市区域。它是在以大城市聚集为主的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群体化城市空间形态，目前被国内专家和学者普遍认可的城市群体形态大多处于这个阶段。

作为一种群体化城市空间形态，城市群既是城市和区域经济演进的必然产物，又是实现区际分工与合作的重要手段。由市场所决定的生产过程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上的运行机理决定着城市群的产生、发育与成长机制：在微观层面上起决定作用的是企业的聚集与扩散；在中观层面起决定作用的是产业的分工与合作；在宏观层面起决定作用的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机制。

二、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微观动力——聚集与扩散

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的自组织过程，企业的逐利行为推动了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与扩散。聚集与扩散构成了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微观动力机制。这种机制在要素层面上表现为人口与资本的流动与聚集，以及技术的创新与扩散过程，在企业层面上表现为企业的区位选择与再选择过程。城市化过程产生的人口和消费的聚集，决定了市场规模和结构，引导着产业结构的转换方向；企业的聚集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和提高交易效率，促进了分工以及规模经济的实现；产业的聚集培育了专业化劳动力市场、中间产品市场和中间性生产组织，优化了生产的外部环境；人才和技术的聚集，促进信息的交流和思想观念的碰撞，激发了创新活动。

追求聚集经济是聚集产生的主要原因，以地理上的接近、生产专业化以及财富与技术的集中为特征，来源于劳动力市场的共享、中间投入品的规模经济以及技术的外溢。作为一种动力机制，聚集不仅仅来源于外部经济，还来源于自身的“循环累积效应”，即聚集本身也会成为吸引经济活动聚集的动力，进一步强化聚集过程。城市一旦产生，城市发展的自循环效应(如图1)，就会促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经济活动的聚集动力还来自于规模收益递增、交易成本的节约，它们与聚集经济共同构成了人口与产业空间聚集的向心力。但是，受到当地资源和空间限制，聚集过程不可能无限扩张下去。当阻塞出现时，高昂的地价、交通阻塞、环境污染，将成为推动经济活动空间转移的离心力。城市空间结构的成长正是向心力和离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向心力大于离心力时，经济活动倾向于在本地区聚集；当离心力大于向心力时，城市空间结构开始出现从一点聚集向多点聚集，从单体扩展向群体演进趋势。可见，聚集与扩散是促进各种经济要素空间流动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组织结构和空间结构调整、城市空间结构演进的重要机制。

三、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产业支撑——分工与专业化

作为一种有内聚力的空间组织模式，城市群可以看成是一种由经济联系决定的城镇体系的形成过程。分工和专业化构成了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产业支撑，从产业层面揭示了推动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深层动力。第三次技术革命推动了劳动分工向产品内分工演进，产生了一种更为灵活的专业化生产组织方式——纵向分离。

纵向分离是一种基于产业链分割的专业化分工过程，生产环节的分离，不但增大了生产的迂回化和社会化程度，也引起了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空间组织结构的转变，出现了多厂、多部门的现代化大型企业，以及具有高度专业化特征的柔性产业集群。这些生产技术和组织结构的转变，在交易成本机制下作用于厂商的区位选择过程，产生了集聚和扩散两种空间布局形式，那些有着密切经济联系的厂商，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倾向于聚集到他们的经济重心，从而产生了空间聚集的拉力。而那些单位联系成本低的生产部门，则倾向于向外围地区扩散，以寻找生产成本最低的区位。产业组织和厂商区位之间的相互作用，积极地引导了产业的空间转移和扩散，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空间结构成长，其作用过程如图2所示。

纵向分离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扩大了企

业外部联系性，由此产生了错综复杂的交易网络。如同科斯把纵向一体化看成是企业出现的原因，斯科特把纵向分离及由此产生的联系网络，看成是现代城市出现的原因。他把这种由交易关系网络联接的产业综合体，称之为“原始城市形态”。一旦这个产业综合体得以建立，便会产生集聚经济效益，并围绕它形成城市。在福特制时代，这种产业综合体具有核心——外围结构特征，并由此促进了具有垂直等级结构特征的中心地城市体系的形成。在后福特制时代，随着劳动分工日益外部化和零碎化，产生了由若干中小企业聚集而成的柔性产业聚集体，企业之间网络化经济联系的增强，将有利于网络化城市体系的建立。

一般而言，生产的纵向分离程度与外部交易活动之间存在着正向关联，即生产的纵向分离程度越高，企业之间的联系网络就越庞大、越稠密。企业之间的联系网络，最终决定着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促进了城市群内聚力的形成。基于专业化生产基础上的企业交易网络，进一步密切了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城市体系的形成。作为一种具有内聚力的区域城市体系，城市群内部既有网络化经济联系，又有双向垂直经济联系，各种联系网络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不但加强了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也提升了城市群的整体竞争优势。

四、城市群发展演化的宏观动力——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

作为现代经济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城市群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工业化是从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为经济体系向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转变的过程，包括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组织完善以及空间结构优化等一系列结构转变过程。分工和专业化推动工业化纵深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逐次升级，以及产业的空间聚集与扩散，从而推动了城市空间结构以及职能结构的优化，提升了城市化质量。同时，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也为工业化提供了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社会环境以及市场规模支持。

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是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宏观机制，它是聚集与扩散机制以及分工与专业化机制共同作用于产业结构、组织结构，以及空间结构的综合体现。这种机制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作用如图3所示。工业化为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产业基础，而这种大规模的城市化空间也为工业化提供了强大的市场规模和发展环境支撑。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表明，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促进了产业空间组织与城市空间组织的合理构建，最终引起城市空间组织结构沿着单中心、多中心、群体化、网络化方向演进。

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两种不同的聚集形式，产业集群和城市群之间同样也存在互动关系。产业集群是城市群的经济支撑，城市群是产业集群的空间载体。产业集群是具有纵向与横向联系的竞争性与合作性企业在一个区域的聚集，是现阶段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中体现，在技术、信息与基础设施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综合优势。产业集群可以通过营造创新环境，激发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提高城市群的整体创新能力。

产业集群的发展离不开它所依赖的社会经济环境，要求有广阔的市场、方便的交通条件、灵活而快捷的信息、发达的商业、银行、保险、证券交易机构；及时方便地获取原材料、能源；充足的、具备各种专业素养与生产技能的劳动力，这些条件需要在某种聚集体中才能满足。城市群是一种大规模的、高度城市化的空间组织，高度聚集的人口和财富，完善的区域基础设施、广阔的市场网络，构成了对现代经济活动的强大吸引力，能够使各类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有效地配置，保证了产业集群能够在大范围内组织生产，从而为现代产业发展的提供良好的空间依托。城市群还可以通过提供各种专业化服务、提供充分的经济技术条件以及发达的市场条件，为产业集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商业环境。

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的自组织过程，市场机制是推动要素流动、聚集与创新的根本动力。市场构筑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互动的桥梁，市场发育程度直接影响着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轨迹。但是，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在空间上的投影，城市空间结构不但受到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且还会受到制度因素——政府作用的制约。制度创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互动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作为一种先进生产组织方式的空间载体，城市群是区域城市化和城市区域化的必然结果，其发展需要经济支持，更需要制度创新。

(责任编辑：高　琼)

作者：庞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