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知识有效增长研究论文

摘要：经济增长目标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新中国成产以来主要领导人的经济思想由数量导向转向质量导向是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必然结果。经济落后时期，领导人着重解决的是国内经济增长数量的问题，即增长的速度问题。改革带来的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领导人的经济思想由赶超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经济知识有效增长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经济知识有效增长研究论文 篇1：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摘要：中共十九大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由此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学者们主要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但尚未能形成一致的观点。未来的研究重点应从以下方面展开：首先，应持续完善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理论框架;其次，应全面考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性和动态性，以构建一套充分体现新时代特征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再次，应在充分考虑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和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准确揭示各因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中共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并进一步强调了要围绕促进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而协调各方面工作。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我国经济进入了提质增效的新阶段，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指向，高质量发展由此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从现有文献来看，虽然众多学者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学者们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还未能形成一致的观点。鉴于此，本文拟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评价指标和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有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并据此提出关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參考与借鉴。

一、关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之内涵的研究

准确把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其深刻而丰富的理论内涵，且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拓展。目前学界对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尚无统一的表述，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了界定。

1.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角度界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成共识。新常态就是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换，经济结构全方位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其中，增长速度的转换表明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而发展方式的转换、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可以将其看作高质量发展的特征[1]。与此同时，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消费升级、需求结构变化、劳动力缺乏、收入分配不均、资源环境压力等，都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已不具备高速增长的客观条件，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需要向高质量发展转换。概括来说，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常态背景下对当前我国经济形态的时代化、精确化和具体化的描述[2]。

2.从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角度界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在新时代背景下，要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需要把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作为基本立足点，坚持质量第一，推进质量变革。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能够解决我国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从而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3]，也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反映出社会供给不能很好地匹配社会需求由消费数量的扩张向消费质量的提高这种转变，也反映出全方位和高层次的供需不匹配。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居民的消费习惯、消费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由只看重产品质量转变为全面考虑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与环境质量[4]。消费者需求层次上升，对于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也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而传统的供给结构主要重视数量规模的扩张而忽视质量的提高，供给对需求的不适应已转变为质量保障能力的不足[5]。这一问题的出现要求加快企业转型，从粗放型大规模扩张转向集约型高质量生产，从而实现有质量保证的供给，推动供给结构优化升级。王珺[6]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是指某一种产品或者服务的标准符合国际上的先进水平，而且指供给体系上下都要有效益、有活力和有质量。这一界定指出了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在供给侧所存在的问题，必须从供给体系出发来加以解决。这种界定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从微观扩展到宏观，深化了对高质量发展内涵的认识。

3.从不同衡量口径的角度界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可以从窄口径与宽口径这两个方面来理解。

从窄口径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一个经济体（或企业）在投入方面能够利用创新与科技进步进行资源要素的科学配置，促进效率变革，推动资源要素配置由过去的粗放型经营向集约节约型经营转变，从而显著提高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在产出方面，可以通过科技进步与管理创新促进质量变革和动力变革，从而显著提高产出的质量和效益[7]。

从宽口径看，理解经济高质量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范围之内，还要考虑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能够全面体现和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发展，具有增长速度稳定和经济结构合理的特征，并能产生社会友好型和生态友好型的发展结果[8-9]，是一种包容性的发展，是推动经济、社会和自然同步协调的发展[10]。因此，新常态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全面体现产业产品的创新性、城乡之间的平衡性、经济与其他各领域的协调性、环境和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开放性和发展成果的可共享性。

二、关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的研究

查阅现有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关于如何衡量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目前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而且直接给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文献也并不多。但是，通过梳理现有文献仍然可以发现，学者们主要是从两个角度来对此进行研究的：一是从效率的角度来衡量经济发展质量，并以效率的提升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标准;二是通过统计方法直接构建多维度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

1.从效率的角度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

蔡昉[11]指出，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综合指标，其实质是反映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的优化、企业竞争与创新竞争所引发的资源重新配置，都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全要素生产率是能够全面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贺晓宇等[12]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指出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可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张月友等[13]也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此外，还有学者考虑到环境因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例如，王群勇等[14]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经济发展质量，并研究了如何通过环境规制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卞元超等[15]基于绿色经济增长的视角，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进行衡量，并通过实证分析探究市场分割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谌莹等[16]运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经济增长质量。

除全要素生产率外，也有学者从其他效率角度来衡量经济发展质量。例如，陈诗一等[17]采用劳动生产率来衡量经济发展质量，并探讨了雾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胡苏敏等[18]通过构建生态社会效率与经济发展综合效率的测度体系，深入研究了政府创新支持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还有学者采用投入产出率和投资效率等指标来对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衡量[19-20]。

2.通过建立多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

郑玉歆[21]指出了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局限性，认为从宽口径来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具有多个层面的综合体系，具有系统性的特征，要求我们必须基于多维度视角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因此有学者通过统计学方法构建综合指标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目前的评价指标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其一，侧重于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考察。例如，师博等[22]基于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与社会成果两个维度，选取6个不同性质的指标，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测算。任保平等[23]从宏观与微观、长期与短期、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全局与局部、总量与结构等多个维度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了经济结构、经济增长速度、创新成果质量等多个具体的评价指标。殷醒民[24]认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可以从全要素生产率、科技创新能力、人力资源质量、金融体系效率与市场配置资源机制这5个维度来建立。

其二，注重对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质量的综合考察。例如，李金昌等[25]从社会主要矛盾着手，构建涵盖经济活力、绿色发展、创新效率、人民生活和社会和谐5个维度共27项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来测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徐辉等[26]从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安全两大方面建立起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宋明顺等[27]从竞争质量、民生质量与生态质量3个维度并选取8个具体指标设计了宏观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何冬梅等[28]从五大发展理念入手构建了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5个一级指标和20个二级指标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方大春等[29]依据五大发展理念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将五大发展维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率进行了比较。周永道等[30]则结合“五位一体”的思想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

三、关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从追求数量的高速增长转向追求效益的高质量增长的关键阶段，面临着动力转换、结构优化、发展方式转变等一系列的变革。明确我国现阶段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所面临的各种影响因素，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尤为重要。

1.从要素投入角度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

生产要素组合投入和使用方式的选择对产出效益起决定性作用，目前相关的大多数文献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所做的贡献作为选择或转换生产要素投入和使用方式的标准，且认为在一定阶段，转变生产要素的投入使用方式是增加经济效益，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直接原因[31]。國内众多学者还对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一致指出科技创新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32-33]。董桂才等[34]从实证角度研究了研究和发展（R&D）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了R&D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正相关的结论。这表明R&D投入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效益的不断提升，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动力。人力资本是指为提升劳动者的个人知识、技能和健康等素质水平而进行的有关投入和支出。在人口红利逐步消退的发展阶段，要推动人口红利逐渐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现阶段我国仍存在人力资本结构失衡的现象，学者们普遍认为，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使劳动力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35-36]。

2.从宏观经济运行角度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

从宏观经济运行角度来看，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把人们的责任与权利有机结合起来，促使人们积极投入生产活动，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发展质量[37]。杜爱国[38]提出制度优势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提升制度效率可以有力地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为新时代背景下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制度环境方面找到了突破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贸易开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扩大——促进经济发展要素的积累与效率的提高，并通过这一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37]。邓翔等[39]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贸易开放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贸易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新时代经济发展背景下，政府对环境污染问题更加重视，环境规制的力度与强度也日益增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原毅军等[40]认为，环境规制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王群勇等[14]采用中国30个省、区、市2001—2016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发现在全国层面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安淑新[41]指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直接受供给与需求、投入与产出、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国内与国外这五大关系的影响，推进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要处理好这五个方面的关系。任保平等[42]则强调我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正确认识经济增长的数量与经济增长的质量之间的关系、稳定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协调提升供给质量与淘汰落后产能的关系，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等多层面的关系对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重视并积极处理好这些关系。

四、总结与展望

中共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之后，学界开始关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问题并对其展开了研究。目前学界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研究，侧重从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窄口径和宽口径等角度进行论述，虽然研究角度和侧重点不同，但大体上较为完整地廓清、界定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对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进行了分析，并构建了各具特色的评价指标体系，但评价指标体系的不统一引发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与结果的反映不够客观和单一的问题;同时在指标体系设计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数据缺失、不稳定、质量低或口径变化多等问题，使研究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受到制约。对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目前学界的研究较少，且缺乏纵向、横向的对比研究。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较多，且各种影响因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当前缺乏对这些影响因素的横向对比研究。此外，我国地域广阔，各区域与城市经济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尚未有学者对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下不同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进行纵向或横向的对比研究。

基于上述对以往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认为学者们未来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拓展。其一，应持续丰富和完善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理论框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可以侧重于以内涵为基础的路径研究。其二，应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首先，应对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行深层次的研究，选取合理有效的评价指标时应遵循真实性、代表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其次，应全面考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性和动态性，构建一套充分体现新时代特征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其三，应充分考虑各影响因素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和约束条件，准确揭示各因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加强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影响因素在横向和纵向上的对比研究。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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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龙 郭歌 董盈

经济知识有效增长研究论文 篇2：

新中国领导人有关经济增长质量的阐释及对创新驱动发展的启示

摘要：经济增长目标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新中国成产以来主要领导人的经济思想由数量导向转向质量导向是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必然结果。经济落后时期，领导人着重解决的是国内经济增长数量的问题，即增长的速度问题。改革带来的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领导人的经济思想由赶超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经济进入新常態后，现任领导人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后果和前景，对当前我国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有积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质量创新驱动发展

一、引言

“经济增长”是生产要素的积累和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结果。其中，生产要素积累强调生产投入规模的扩大，产出数量的增长，而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则是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具体体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对经济增长进行定义，但他赋予经济增长以丰富的内涵，如生产扩大了、产品增加了、价值增大了等。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增长就是财富的增加、生产的增加或产出的增加。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经济增长表现为规模扩大的再生产。马克思强调经济增长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过程，是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强调，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更深刻地表现了社会生产的动态过程。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与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积累率呈同向变动，与资本有机构成呈反方向变动。

大部分学者认为目前欠发达国家最核心的问题是经济增长缓慢所带来的贫困，所以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在他们看来，发展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即“发展—经济增长”。只要经济增长，商品物质丰富之后，社会的其他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经济增长即意味着社会的全面发展。许多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确实获得了较大的成功，然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道德水平急剧沦丧，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使我们不得不从经济增长质量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

但是在浩如烟海的经济学文献中，到处都在用宽泛的数量指标来描述增长过程，而发展过程的质量方面几乎完全被忽略了。数量型的经济增长追求的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学术界多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测度。质量型的经济增长是数量型增长基础上优劣程度的价值判断。一般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和生态环境代价等维度来评价。所以，一个完整经济增长应该外在表现为总数量的扩张，而内在表现为质量的提高。数量和质量其实是经济增长的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经济增长的结构以及稳定性问题构成了经济增长的过程主要内容，经济增长质量的结果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和生态环境代价。所以，经济增长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还是一个质的概念，不仅是经济的数量增长和人均占有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整体演进。

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国家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中国的增长模式成为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的奇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是101%，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是107%。2010年我国GDP超过39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大转型期，宏观上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各项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要从数量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国领导人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调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提出“创新驱动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创新驱动，简而言之就是指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创新带来效益，在经济发展中科技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大增加，即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大大提高。创新驱动是相对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而言更高级的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但并不意味着创新驱动阶段不需要投入要素和投资，而是指要素和投资由创新来带动。科学技术的创新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由较为低级的马克思类型增长向更为高级的库兹涅茨类型经济增长的转变的充分条件。

在中国这样一个由强中央的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发展的国家里，领导人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思想转变会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中国经济一定能够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要素配置，实现创新驱动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有质量的增长意味着效率的提高，结构的优化，稳定性的提高，福利分配的改善，生态环境代价的降低，创新能力的提高，是更“好”的经济发展方式。本文总结了我国领导人经济增长质量的思想，对当今中国新常态下创新驱动经济有质量增长具有理论及现实指导意义。

二、“多快好省”和“赶超战略”

“多快好省”的经济发展路线是在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历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国内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的国情下，毛泽东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我国早期经济建设的艰辛探索。我国“一五”建设时期，经济发展速度快，效果好，重要的经济部门之间比例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对“多快好省”，《人民日报》社论给出的具体解释是：“必须又多又快，才能赶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必须要好，要保证质量，反对不合规格的粗制滥造；必须要省，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以便用可以积累起来的财力来办好一切应该办而且可以办的事情。”这篇社论虽然也指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四条要求是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但其所要强调的基调是争取实现更高的发展速度。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在“一五”取得的辉煌经济成果面前，我党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急躁倾向，原本必不可分的“多快好省”变成了以“快”为中心，为了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赶英超美”，全国大炼钢铁，“大跃进”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大跃进运动靠制定农业生产高指标，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甚至几十倍增长。为实现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大跃进”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在组织形式上大搞群众运动，进行粗放的扩大再生产。1958年我国GDP增长率达到213%，超高速过热增长，引起生产资料及工业消费品的供给紧张，加之自然灾害，之后的三年经济均为负增长。1961年降幅最大，达到-273%，造成了大起大落的经济波动。“多快好省”、“大跃进”和“赶英超美”的赶超战略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但是由于建国初期对经济建设的经验不足，忽视客观的经济规律，急于求成，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遇了严重的挫折。

1964年1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同志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左右的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走在世界前列”。

尽管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遭遇了一系列的挫折和失败，从“一五”期间到1976年的20多年，我国经济仍然取得了比较高的发展速度。1952至1978年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增长两倍多，完成了工业化从无到有的跨越，形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了“立国”的艰巨任务，为我国今后的进一步的经济独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三、“发展是硬道理”

1978年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心一意地搞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核心，即以发展生产力为主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当时沿用了“高速度”一词，但开始强调“稳定”发展，提出“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 1981年底，在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这是我国领导人首次提出“经济效益”问题，把“质量”和“效益”联系起来，并把它作为经济建设的方针，并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首次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入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中。

“三步走”战略和“台阶式”发展和“波浪式”前进的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对经济增长要求数量和质量统一的根本指导思想。“三步走”战略不仅对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数量有明确的要求，而且十分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以及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邓小平同志指出：“一定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究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只要讲究效益， 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强调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经济增长。”“以后要求的速度，数字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产品是讲质量的，真正能体现我们生产的发展。”可见他强调的“快”是在质量效益前提下的速度，这样的经济发展才是我国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经济发展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对于经济发展的波动性，他说：“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的，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上一个台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邓小平同志认为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但经济发展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波浪式前进的，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台阶式”发展和“波浪式”前进是指国家综合经济实力每隔几年要上升到一个新水平，其中既包括经济增长速度上的要求，又包括对经济波动性的合理预期，即经济增长整体向上，但是允许存在合理的调整和波动。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科技进步取得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邓小平同志重视人才，重视教育，对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重视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有力技术支持。科教兴国的战略大大缩小了我国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提高了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对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有重要的意义。

他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理论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的经济运行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开创性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资源配置这一核心问题，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体制保障。“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同时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

在經济结构维度，他主张三次产业关系上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他重视农业发展，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他指出“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 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工业本身必须着力解决基础工业薄弱的问题，强调铁路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后来又把属于基础工业的能源等作为骨干项目。他强调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坚持贯彻综合平衡，比例协调的原则针对性地解决了过去我国经济建设工作没有处理好包括第一、二、三产业在内的多种比例关系，抓住重点，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效率与公平是经济发展的两大主题，协调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体现经济增长质量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方面的重要环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体现“按劳分配”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指导方针和原则，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于共同富裕而不是共同贫穷的目地。

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中国一直处于高速的经济增长中，以“计划为导向”的国家意愿向以“市场化为导向”转变，及时纠正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重新明确了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并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改革开放战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克服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实现了以市场为主体的资源配置模式，发挥了价值规律的引导作用，激励了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并引领了经济、法律及政治等制度的变迁与完善，最终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艰苦奋斗，“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一步战略部署，在1988年提前完成。第二步战略部署中使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也已于1995年提前完成，中国已踏上了“富国”之路。

四、“又快又好”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完成根本转型，片面追求速度的弊端还没有真正克服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很快冲到了新的速度高峰。为治理经济过热，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上提出了“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并强调：“更好地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进一步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目标任务贯彻好、落实好，确保经济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充分调动、保护、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在“又快又好”的思想指导下，1993年下半年至1996年，国民经济运行实现了“软着陆”，既大幅降低了物价涨幅，又保持了经济适度的快速增长。对我国曾一度不切实际地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遍地开花搞重复建设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在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他认为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重申“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提法，并进一步提出“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江泽民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关键要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这时我国领导人对经济的发展不止要求“又快又好”，而且增加了“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要求。他认为没有很好地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是导致我国经济整体素质不高的主要原因。要正确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他指出这种转变的基本要求是，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两个具有全局意义关键的根本性转变。

五、“又好又快”和“科学发展观”

随着改革进入加速期，经济增长成绩斐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供求关系已经由短缺经济转为过剩经济，经济运行由大起大落转为平稳运行，经济总量上升至世界前列，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民的生活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然而中国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也暴露了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比如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容易出现“大起大落”；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处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中，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资源紧缺的问题也十分突出。考虑到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带来的尖锐矛盾，胡锦涛总书记始终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提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关键环节来抓。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是针对我国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日益突出保护资源和保护环境的问题而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形成和提出了更高层次和更丰富内涵的科学发展观，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4 年12月3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 在谈到我国经济发展目前处在关键阶段，有不少长期积累、制约全局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时，首先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经济增长的粗放方式带来十分尖锐的资源环境矛盾，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和资源消耗不断增加，这种矛盾还会进一步发展，如不尽快扭转，不仅现在难以承受，而且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最终也无法实现。”他认为要缓解环境人口资源的压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必须加快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 彻底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出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特殊阶段的科学判断和对国际经济发展大势及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的准确把握，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9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时指出：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国际经济正处在产业结构朝着技术、知识、服务密集的方向发展的新的调整时期，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才能不断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 确保实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发展目标，才能切实推动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确保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才能应对激烈的国际經济、科技竞争， 切实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确保在国际分工中取得有利地位。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该建议提出“在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又快又好发展”时，把工作重心放到全面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防止片面追求和盲目攀比增长速度。强调指出“发展既要有较快的增长速度，更要注重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至此，领导人已经将“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放在了“更要注重”的位置上，“又好又快”取代“又快又好”。但需要注意的是：“好”字放在首位，决不是不要“快”，而是要好中求快，使“快”更能持久。

六、“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

中国的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催生经济高速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日益衰减，拼投入、拼资源、拼环境、高投入、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益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续。我国经济在中高端领域受到发达经济体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在低端技术领域则面临要素成本更低的新兴经济体的追赶。在极其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我国现任领导人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号召通过改革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增长动力。“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问题，必须坚定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任何一项事业，都需要远近兼顾、深谋远虑，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 他要求把经济工作的立足点转移到追求质量和效益上来，在经济建设上，既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又反对盲目的、蛮干式的发展；不能搞拼资源的发展、竭泽而渔的发展、砖头搬来搬去的空头发展，实现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追求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他在二十国领导人第八次峰会上提出：发展和创新是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各国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通过积极的结构改革增强经济竞争力。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我们坚定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

党的十八大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并明确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肯定未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道路，要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良序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工作的重心正在转向深化改革，强化创新驱动，转向扩大内需和经济战略结构调整，转向扩大就业和改善民生，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是‘拦路虎’，不深化改革和调整经济结构，就难以实现平稳健康发展。”要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让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这就要求破除“唯GDP神话”、摆脱高速度增长的“纠结”。要坚守转方式、调结构的总体目标，以提高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根本手段，缜密谋划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新态势。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由经济规模扩张为主转向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主，这些成为习近平谋划经济发展新常态基本事实和重要基础。

习近平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由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特别是科技型增长，重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要从外生性动力转向内生性动力，而创新是内生性动力的源头，因此依靠创新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技术进步和创新才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手段，也是我国经济有质量增长的动力源泉。近代史证明中国每一次受屈辱，并不是因为经济体量不够大，而是科技不够强大，没有起到支撑作用。创新驱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动力和新方向，由创新驱动的有质量的发展才能使我国经济屹立于经济强国之林。

七、总结与启示

中国60余年的经济发展历史是国民财富数量的扩张过程，也是质量不断提升的过程，领导人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思想体现出数量和质量的动态变化和均衡的统一，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纵观我国领导人经济增长质量发展的思想，不难发现随着时间推移从重视经济增长数量到重视经济发展质量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是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往往会选择要素驱动和资本驱动，以实现发展赶超目标。在我国经济基础极为落后的时期，经济面临的是供给不足，是典型的短缺经济，领导人需要着重解决的是国内经济增长数量的问题，即经济增长的速度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发动经济增长的初期一般都追求以“快”为特征的数量型增长，如果不能迅速解决温饱问题，带领全国人民脱贫致富，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作为基础，经济增长质量就无从谈起，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和改善民生就缺乏物质基础。

邓小平提出“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的要求，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基础薄弱，增长的导向仍定位在数量上。国家用数量指标来衡量企业和官员的业绩，“唯GDP论英雄”的考核模式使国内各地不切实际地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人们只关心产出有多大，而不顾实现这些产出付出的成本有多少，也不顾这些产出有多大价值。一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采取的均是粗放式的增长模式，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样的增长模式日渐暴露了“高速度，低质量”，“有增长，无发展”的问题，结果导致国内经济结构全面失衡，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增长数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经济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发展，经济供求关系由供给不足转为供给过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这些矛盾不解决，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经济的赶超战略只能解决经济增长的数量问题，并不能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此时领导人的经济思想开始由赶超型的经济增长思想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不仅要求经济“又快又好”的同时增加了“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要求。此时的经济增长质量应以国内经济增长数量提高为基础的情况下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增长稳定性，合理化福利分配，将资源环境代价最小化，最终在数量增长的基础上实现质量的提高。

胡锦涛提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路线，将“好”放在了“快”的前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发展观。此时我国领导人认为经济发展的质量已经超过经济增长数量的重要性，在关注经济增长数量的同时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后果和前景，实现经济系统、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的统一。科学发展观不仅仅强调经济发展的质和量，而且强调经济发展的质和量的统一，其最终结果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现了较高增长并进入发展的较高阶段后，则会选择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

中国经济经过了3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经济的整体运行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在传统增长动力减弱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将走向何方？中国能够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最终实现由马克思类型向库兹涅茨类型增长的顺利过渡呢？还是如同保罗·克鲁格曼所担心的那样，中国和亚洲“四小虎”一样，也将陷入马克思类型增长的僵局？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符合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大趋势的。这是领导人基于对我国当前和未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需求，基于对世界科技发展新趋势的深刻认识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必须强调创新驱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于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历史必然性和时代适然性，也是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城市内涵、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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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广州国家创新型城市发展研究中心资助〕

（丁焕峰，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周艳霞，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者：丁焕峰　周艳霞

经济知识有效增长研究论文 篇3：

如何认识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和部署。为了更深入地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2017年11月23日，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党委召开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研讨会第二次会议，就“如何认识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主题进行深度讨论。会议由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王昌林同志主持，经济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副所长郭春丽同志主讲，院党委常委、各基层党组织书记、部分科研人员代表30余人参加了会议。发言摘要如下。

郭春丽同志谈及，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基于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出现的一些趋势性变化而作出的重大判断，是我们党主动适应新时代主要矛盾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重要内容。从质量变革看，近年来，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创新成果、能源资源等生产要素质量明显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加快提升，发展质量出现积极变化。从效率变革看，全员劳动生产率加快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中有升，发展效率开始改善。从动力变革看，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正在优化，消费主导型服务经济为主体、二三产业“双輪”驱动型经济增长趋势更加明显，劳动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趋势逐步显现，发展动力正在转换。

尽管经济发展由速度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初显成效，但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三大关口”的迫切要求相比，与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相比，与发达国家相比，质量变革仍有差距，效率变革仍存短板，动力变革仍缺后劲。推进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培育高质量发展的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为支撑、以增加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要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为重点，从投入和产出两端，加快推动质量变革；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经营效率等为目标，宏观和微观并重，加快推动效率变革；以进一步优化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由依靠一般要素投入转向依靠高质量要素投入，由依靠要素投入转向依靠创新和效率提升，供需互动、长短结合，加快推动动力变革。建议尽快完善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测度、考核使用的方式方法，建立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引领要素投入和产品服务质量提高、宏观和微观效率改善、长期和短期增长动力转换，更好引导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与会同志结合专业领域，畅谈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内涵和特征。

王昌林同志围绕着为什么说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评价高质量发展、如何推动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三个方面讲了三点认识。

为什么说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因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基本解决了总量和数量不足的问题，现在许多产品大量过剩，但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我国人口红利弱化、要素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现在保持高速增长的难度加大，如果不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不可持续。实际上，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在于短期的高速增长，关键在于能够长期的保持较高增速的增长。

如何评价高质量发展？主要应从四个方面评价，一是经济增长质量高，要靠效率提高驱动，具体表现为资本产出效率、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等较高；二是经济结构高度优化，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高，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较高分工地位等；三是创新成果质量高，代表高质量专利的三方专利所占比重高，国际论文引用数较高等；四是经济可持续性高，单位GDP能耗、污染物排放等明显下降，等等。

如何推动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首先，经济增速要适当“慢”下来，处理好速度和效益的关系，改变地方以GDP为导向的考核机制，允许一些地区经济增速慢下来，所谓“慢工出细活”。这就像开车一样，进入转弯阶段，速度必然要慢下来。其次，要适当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技术、安全、环保等市场准入和监管标准，倒逼、引导企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同时，要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和创新的支持。第三，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造优质优价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任伟民同志指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既是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内容。其中，质量变革是目的，效率变革是过程，最重要的是动力变革，其核心是加快劳动力数量红利到质量红利的转换，也就是人才培养的变革。必须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到职业教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各个层面劳动者的素质。教育发展与动力变革存在很大关联，特别是在职业教育方面，要大胆解放思想，让更多家庭和个人愿意选择职业教育。

院党委常委、副院长吴晓华同志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战略判断，具有重大方向性意义，意味着提高质量而不是保持速度将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将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需要调整优化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突出质量指标、效率指标，淡化速度规模指标。全要素生产率，是新时代我们衡量经济发展质量最关键指标之一。实际上，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时就已经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官方权威数据，当务之急要进行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尽快形成权威的各方面认可的全要素生产率现状水平和年度提高目标。

院党委常委、副院长毕吉耀同志谈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作出的新的重大判断。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努力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不断推进结构优化和动能转化，有效防控处置金融风险，大力保障改善民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但受深层次体制机制等方面因素影响，我国发展方式转变还不到位，经济结构调整任重道远，新的增长动能还处在成长期，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院党委常委、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池小华同志认为，高质量发展强调的是质量和效益。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基本方略，进一步明确了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总体要求。人类社会发展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只有通过可持续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优良生态环境的需求。同时，在发展过程中要加快法治建设、树立法治意识、增强法治观念、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调节社会关系，解决好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对外经济研究所党支部副书记、副所长丁刚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经济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我国货物贸易大国持续巩固，出口国际市场份额由10.4%上升至13.2%；进口质量效益不断提高，先进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稳定增长；贸易方式进一步优化，一般贸易占出口贸易比重逐年提高，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外贸综服等新型贸易业态成为新增长点；外贸发展动力转换加快，以中国技术、中国品牌、中国质量、中国服务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正在形成；对全球经济复苏贡献巨大，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

未来，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明确新时代开放理念、开放战略、开放目标、开放布局、开放动力和开放方式等，关键要做到：一是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着手构建长效化“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二是加快贸易强国建设，加快推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从以货物贸易为主向货物和服务贸易协调发展转变；三是不断改善外商投资环境，逐步提升外资政策稳定性、公平性和透明度；四是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借鉴香港、新加坡、鹿特丹等国际自由港成功经验，探索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港，可率先在税收优惠、外汇管理以及“中国绿卡”发放等方面取得突破。五是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要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更好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六是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快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投资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所长张长春同志认为，从经济潜在增长率这一增长的“天花板”看，劳动人口延续净减少趋势和资本形成增速趋势性下降不可逆转，经济潜在增长率下台阶是规律使然，再追求高速增长不符合实际，中高速增长、高质量发展是符合发展规律的选择。从中长期看，经济发展质量取决于新的供给增量和供给存量的优化，新供给的质量和旧供给的优化只能来自供给要素的改善，也就是经济发展从更多地依靠劳动、资本的数量增长，转向更多地依靠劳动、资本中的知识、技术积累，更多地依靠改善要素投入效率或提高生产率。这需要从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制度体系、国家治理等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几个方面努力。

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所长黄汉权同志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呼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符合我国国情，为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如何理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需要从“三个转变”去把握。一是中国经济发展要从量变向质变转变，以前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量”的增长上，今后要转移到“质”上来。二是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要从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转变，提高我国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三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从不成熟向成熟转变，形成富有活力的制度供给。

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关键在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三大變革”，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坚持创新驱动，切实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依靠创新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二是坚持标准引领，对标发达国家先进标准，提高我国产品和服务标准水平，倒逼供给体系质量升级；三是坚持公平竞争，净化市场环境，实现优质优价、优胜劣汰，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四是坚持品牌制胜，通过培养“金字”招牌和百年老店，提升经济整体发展质量。

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党支部副书记、副所长张庆杰同志认为，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判断，是按照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理论突破和创新。而且报告明确了实现这一转变的思路和路径，也就是要坚持质量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为此，要实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六大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我们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思路、确定了主题。同时，报告中还进一步阐述了深化实施“三大战略”的总体思路，推进城镇化，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加快边疆地区发展，统筹陆海，建设海洋强国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可以看出，学习好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仅是落实党中央部署，完成最重要的政治任务的要求，也是我们找准研究方向，确定研究思路，开展重点攻关的迫切要求。

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所长臧跃茹同志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与集约型发展、内涵型发展、均衡型发展、绿色发展一脉相承。高质量发展阶段是一个全新的判断，标志着我们的发展阶段已经过了起飞阶段，进入向成熟推进阶段、追求质量阶段。发展阶段转换意味着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更具有紧迫性。新时代赋予高质量发展新要求新内涵，要把提高产品服务质量、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向国际高标准高质量看齐，推动企业向品牌效益创新转型，推动国家创新力和竞争力提高。

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发展过程与发展目的高度统一，过程更为重要，即从依靠生产要素的数量扩张而实现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依靠生产要素效率提高而实现的高质量发展，关键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除了技术进步因素影响，体制创新因素影响更重要，必须根除束缚生产力发展和企业创造力提高的体制障碍。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相应措施包括：一是深化国企国资改革，鼓励竞争，打破垄断，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二是发挥产权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石的作用，把产权保护落在实处。三是发扬工匠精神，激励和保护企业家精神，让优秀的企业家、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常胜不衰。

综合运输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所长汪鸣同志认为，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和部署，对我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增长动力将产生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已近40年，我国取得了巨大辉煌的发展成就，但的确也面临质量、效益、环境的巨大“瓶颈”约束和继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任务，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作为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我们必须在高质量经济发展路径、模式、政策及宏观调控手段、方式等方面为国家提供决策参谋服务。如需要尽快在交通运输与物流产业创新发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方面，补齐发展理论、产业发展实践等方面的研究“短板”，加快人才培养和成长，多出对交通运输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支撑性和引领性成果。

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郑志斌同志言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中国经济发展要从单纯追求总量扩展，转变为适应人们更高标准、更加多样化的需求。中国经济发展不再纠结经济增速快一点还是慢一点，而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抓手，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就现状来说，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快速发展，目前已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是解决短缺问题，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因此，要从单纯追求总量扩展，转变为适应人们更高标准、更加多样化的需求上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更好发挥并激励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和创造活力，不断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经济整体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加快实现经济发展由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和效益提升转变。

院办公室党支部书记、主任于慧利同志论及，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我国经济保持了近10%的增长速度，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人口大国经济长时期高速增长的奇迹。但是也要看到，伴随着以数量规模快速扩张为主要特征的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因此，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选择。这个高质量，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高，更重要的应该是国民经济各领域、各层面素质的全面提高。实现高质量转变，也不只是物质和服务质量的转变，而应该进行一场从理念、目标、制度、环境到具体领域的全方位变革。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以质量变革为主体、效益变革为主线、动力变革为基础，营造与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加大对低质量产品和服务、粗放经营、毁坏环境等行为的制约，倡导大国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风气，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成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贡献者、高质量发展成果的分享者。

院科研管理部党支部副书记、副主任刘旭同志表示，高速增长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以数量快速扩张为主，而高质量发展则强调的是质量和效益。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再纠结经济增速快一点还是慢一点，而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抓手，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近年来发展的实践已充分证明，我国已初步具备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优势和条件。但我们也要看到，从高速增长真正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未来我们应坚定信心，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经营企业，鼓励旨在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各类创新，逐步确立以质量、技术、品牌、服务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新优势，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信息研究咨询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吴涧生同志谈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它科学地界定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这一判断包含了以下四层含义：一是意味着我国经济长期以来的高速增长时代已不复存在，经济增长已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二是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必须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必须通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来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现实难题，有效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挑战。三是意味着我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为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造了有利的基础条件。四是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起步阶段或初级阶段。党的十九大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特别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及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主客观条件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下一步，关键是要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领域和全过程。重点是：大力倡导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等各领域各方面的创新，推动由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转变，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推动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等协调发展，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两型”社会建设向美丽中国建设转变。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推动由开放型经济大国向开放型经济强国转变。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推动由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转变。

离退休干部处党委书记冒勇同志谈到，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性论断，意义重大而深远。其本质，就是我国经济已经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实现的粗放型高速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的集约型增长。不再纠结经济增速快一点还是慢一点，而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抓手，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强调质量而非速度，强调发展而非增长，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第一，这一历史性论断，闪耀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光芒，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程中，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生动体现。第二，这一历史性论断，是执政党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有效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精彩诠释。第三，这一历史性论断，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确选择。

中国投资协会党支部书记、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永贵同志指出，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性论断。这是对中国经济近几年发展由“新常态”解释性认识，上升到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不再纠结经济增速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十八大以来，我国转方式、调结构、促升级，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高质量发展阶段”表现在产业结构上，由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在产品结构上，由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为主转变；在经济效益上，由高成本、低效益向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向转变；在生态环境方面，由高排放、高污染向环境友好型经济和绿色经济转变。最终体现为国家综合实力和全体人民获得感的增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再一次做出了明确的路径选择，即报告强调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关键是推进动力变革，实现新旧动力的接续转换。新动力在于供给侧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对应“改革、转型、创新”三个方面。

国宏盛安得联合党支部副书记朱先清同志谈及，过去几年，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國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重要论断，是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一致的，也是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突破发展瓶颈的现实选择。要实现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还面临着许多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未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仍要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党委办公室王明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