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的探析论文

作为立足于乡村教育发展的基础力量，乡村学校档案员对乡村文化的心理认同感是其扎根乡村教育的重要动力，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文章分析了乡村学校档案员对乡村文化心理认同感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剖析，提出了提高乡村学校档案员对乡村文化心理认同感的策略。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乡村文化的探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乡村文化的探析论文 篇1：

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断裂与传承

摘要：城镇化进程需要有文化的支撑，满足城镇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不同的文化诉求。当前功利化、粗放式的城镇化其实质是文化的缺失。“赶超式”的城镇化导致了城市文化、农村文化和城乡文化的断裂，追求城镇化经济指标的同时必需理性思考文化的传承。依据哈耶克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我们可以构建城镇化进程中文化传承的制度分析框架。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存在两条共存共依的基本路径：一是柔性的、非正式制度式的文化自由演进路径；二是刚性的、正式制度式的政府主导文化演进路径。前者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增强社会凝聚力；后者旨在通过文化制度的反馈反作用于文化传承，继而产生新的演进。

关键词：城镇化；文化断裂；文化传承；文化路径

新型城镇化提出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样诗情画意的目标，这意味着城镇化需要从过去“大干快上”的粗放式发展，转为注重内涵质量的“人的城镇化”。可惜的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桎梏造成了城乡的巨大差距，加上当前“摊大饼”式的土地城镇化对农村空间的挤压，使得城乡文化发展出现了生态失衡。当前功利化、粗放式的城镇化其实质是文化的缺失。事实上，无论是城镇化的硬指标还是城市的软实力，均离不开城市文化的支撑。本文将聚焦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缺失，剖析城镇、农村、城乡出现的文化断裂现象，进而分析其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构建产生的负面影响，提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转型的对策。

一、城市生长与文化的失衡

党的十六大以来赶超式的城镇化造成了城市生长与文化的失衡。1978—2010年间，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协调程度虽然呈现出上升趋势，但总体上较低，且工业化水平始终高于城镇化水平。但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把城镇化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载体”以来，地方政府逐步把“土地”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土地城镇化伴随着工业化获得了赶超式发展，201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当前的城镇化率为53.73%。当人们为之欢呼雀跃的时候，必须看到，城镇化率达到50%的时期，既是经济繁荣的发展期，同时又是城市建设矛盾凸显期，也是“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

事实上，城市生长与文化之间的失衡成为当前一个突出矛盾，其表象如下：一是人口拥挤、高额医疗、就业困难、房价虚高、交通堵塞、环境恶化、人情淡漠、生态破坏等各种“城市病症”越来越加剧，且呈蔓延趋势。特别是大城市的快速膨胀超过人们的预期和承受范围，“逃离北上广”成为一呼百应的集体叹息。二是地标建筑、中央商务区、主题公园等体现繁华、时代、潮流的现代建筑越来越挤压城市空间，成为政府或地产商的投资热点。以城市超高层建筑为例，人们一方面感觉到泡沫的潜在危机，另一方面仍然趋之若鹜。资料显示，全球在建摩天大楼中有87%在中国，预计2022年中国摩天大楼总数将达1318座，其中80%将建在经济不发达的内陆地区。三是城镇基础建设的粗俗与浮华。在城镇基础建设中，重形式、轻设计，重地表、轻地下，重当前、轻长远，重物质、轻内涵，造成基础建设要么千城一面的趋同化，要么满足于简单模仿国外风格。四是资源争抢和协同发展的焦虑。虽然一线城市认识到城市承载几近极限，认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但仍然为了本位利益维持对资源配置的特权。以京津冀为例，在资源方面形成“北京吃不下、天津不够吃、河北没饭吃”的格局，京津冀一体化仍然面临局部利益纠葛。

伊利尔·沙里宁指出：城市混乱、拥挤、恶化仅是城市危机的表象，其实质是文化的衰退和功利主义的盛行。当我们看到城镇化驱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党的十六大以来赶超式城镇化造成的文化失衡。文化是城市科学发展的精神支柱，中国的城镇化如果没有内在的先进文化作为指导，“城市病”将愈加严重并继续蔓延。

二、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诉求

（一）人与自然的文化诉求

城镇化需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世界城镇化发展历程看，从农业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进而迈向生态文明是一个必由之路。但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城镇化进程中出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并存的现状，发展阶段的不同和政绩考核的导向刺激着各地政府依靠资源投入博取短期发展的热情。当全球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投来赞许和羡慕的目光时，蓦然发现中国在2009年就已经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一大国，而国内城市“十面霾伏”更是成为民生热点问题。以北京为例，自2001年申奥成功后就考虑治理空气污染，累计投入资金1200亿元人民幣才使2008年的空气质量显著改善；在送走各国奥运健儿和世界友人不久，2012年至今北京的雾霾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14年1月北京市长就7600亿元预算治理雾霾进行表态，甚至强调投资1万亿元也值。

我们已经看到西方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从大发展到大污染、再到大治理的教训，为何还是重复、甚至过犹不及地重演发展中的环境悲剧呢？《盖娅的复仇》已经证明：如果人类破坏了大自然平衡，那结果只有两种：一是人类倾其所有、永无休止地修复环境工程；二是人类面临大规模疾病和死亡。任何企图掠夺、征服、对抗自然的行为，只能换取短暂的喜悦和长久的痛苦。维持人与自然的良性关系，除了制定相关政策外，更多地要考虑城镇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城镇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文化诉求。

（二）人与人的文化诉求

城镇化除了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外，还需要人文城市的发展理念，注重人与人的文化诉求，主要处理好以下三个问题。

1.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农民文化转型的困境

中国面临着规模庞大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任务，2020年前“3个1亿”问题的核心是存量农民工和增量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而人的流动、人的就业、人的融入和人的幸福等具体问题直接影响到“以人为核心”能否落到实处，需要关注农民文化转型的诉求。

2.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公平对待的文化诉求

在房价、教育、医疗、就业等巨大压力下，流动人口的涌入使得城镇原有户籍人口产生了相对剥夺感。虽然限制人口流动的隐形篱笆正在逐步拆除，但一线城市仍然设置了“积分制”等落户政策，对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提供不平等的社会福利。

3.大众文化资本的积累困境

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造成了城乡社会资本的重构，同时又依赖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投入，而文化资本的质量和数量影响着城镇化的质量与效率。现实中人与人之间更多考虑的是共同利益的合作和交流，亲情、友情则在匆忙的脚步和快速的节奏中渐渐被遗忘；人们生活在似乎没有邻居的社区里，闲暇时间也更多沉浸在高科技电子产品的私密空间里。可以说，大众文化资本的质与量问题，其核心也是人与人的文化诉求。

（三）人与社会的文化诉求

强调城镇化进程中人与社会的文化诉求，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的不平等制度造成了城乡巨大差异，“城市偏向”的惯性思维深刻地嵌入人们的思想。人们长期接受附属在户籍制度上的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也认同了固定资产和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城市优先政策，甚至国家也从《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层面上规定了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不平等的交换。

二是城乡的失衡发展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近年来，包括非法讨薪、违章拆迁等突发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甚至出现危及公共安全的群体性事件。与此同时，仇富、仇官成为一些弱势群体的普遍心理，憎恨腐败、呼唤公平的网络舆情突现公众对“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诉求。

三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文化诉求。改革开放以来，关于“道德滑坡”和“道德爬坡”引起了激烈争论，但无论是草根群体还是政府官员都不得不面对一个不争的事实：当前社会出现了大量触目惊心的道德滑坡现象。有学者从认识偏差、信仰缺失、官风不正、名实不符四个方面进行了社会因素的剖析，但不可否认，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错位发展是重要的内在诱因。

因此，城镇化推进需要营造“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层面价值取向，城镇化不仅是经济指标上的城镇化，更是城乡一体化和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同发展的城镇化。

三、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断裂

（一）城市文化的断裂

1.未能较好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根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作为历史文化积淀的集聚地，城市成为文化遗产的中心，形成了103座历史文化名城。但随着近代炮火硝烟的摧残和十年“文革”的文化浩劫，城市承载的岁月记忆和灿烂文化渐渐消退。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也在城镇的拆迁中严重破坏，虽然不乏振聋发聩的可持續、保护式开发的呼声，但建设性破坏的现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此外，在快速造城的过程中，忽视城市意象及视觉设计，忽略了城市美学及形象传播，千城一面的城市形象大大降低了城市的人居环境质量。特别是一些资源型城市，在人们疯狂地从不可再生的资源的开发中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土地、河流和山川。反观伦敦、维也纳、柏林、罗马等世界名城，不仅较好地传承了持久弥香的历史文化，保留着老街、石屋、残桥、小河、古树、马车等远古风韵，而且成为各种现代思潮文化的汇集地。经验证明，割断传统的历史文化不仅缺少理性，而且还很可能质变为一种“文化创伤”。

2.没有较好地传播中华文化的种子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忽视传播中华文化的种子，造成了民众文化的崇洋媚外。在20世纪30年代，旧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际，外来消费主义文化就在上海扎根落户，人们出落于剧院、舞厅、跑马场，上海成为“东方的巴黎”；而原来活跃于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先进“左翼”文化则被边缘化。后来，在以“教育人民”为目的的“工农兵群众文化”熏陶下，城市的大众文化又处于极度单调和压抑的状态。改革开放之后，大众文化得到真空式的释放，韩剧、洋快餐、洋节迅速在城市成为潮流，特别是以“符号和形象”为特点的消费文化备受城市年轻一代的崇尚和追捧。可以说，近代中国未能较好地传播传统中华文化的种子，客观上造成了民众民族文化自尊心的丢失。二是近10多年“三个集中”过程中的快速造城忽视了城市文化的培育，新城市的建设更多地关注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忽视了人口集聚伴随而来的文化需求。在缺乏文化之根和文化种子的城市里，人们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精神信仰、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就会变得脆弱而善变，城市文化极易在外来意识形态冲击下发生断裂。

（二）乡村文化的断裂

1.传统村落的消失使乡村文化失去有形载体

农耕文化的日益衰落造成了乡村文化的断裂。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千百年来，灌溉的分散和道路交通的便利让农民集聚起来，华夏大地上便出现了星罗棋布的自然村落。这些村落，不仅是农民安身立业之所，同时也是乡土文化的源头。近年来，伴随着地方政府土地城镇化的“锦标赛”，大拆大建的跑马圈地使得整个中国似乎成了一个大工地。城市的扩张迫使自然村落的消逝，2000年，我国的自然村总数为363万个，到了2010年锐减为271万个，大约每天消逝250个传统村落。由于传统村落是乡村民间文化的有形载体，因此村落的拆除也就意味着拆除了祖传的民俗和邻里文化，拆除了乡土的那份质朴感，甚至拆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基。在城镇化背景下，有的农民选择了留守，有的选择了进城务工，有的被迫安置进城上楼，但割舍不断的是民间文化中的那份乡愁。2014年马年春节前后40天的时间里，共有约36亿人次迁徙，农村的“老家”成了大家共同的守望。但是可以预见，当老家的更多村庄在城镇化进程中不断消失，当老家更多熟悉的面孔迁移到远方，老家将再也不是思念中的“老家”，乡村的文化终将断裂。

2.乡村文化承接主体缺失

或许有人强调，城镇化并非意味着农村的消失。的确，除非是城市国家或海岛国家，否则更广袤的土地上依旧是乡村。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当前仍有26894万左右的农民工群体，这些群体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难以真正在城镇安家落户。房奴、孩奴、漂族、蚁居等社会现象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难以真正市民化的真实写照，特别当他们无法真正在城镇扎根时，仍然坚守着对城市的期望。还有少数农民成为政府拆迁的受益者，他们凭借拆迁或安置补偿款成为新市民，在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上追赶“官二代”“富二代”，贴上了“拆二代”的污面标签。在当前全国人均1.52亩基本农田的承包经营规模下，工业化欠发达地区的青壮年农民只有进城务工才有可能实现富裕，由此，村庄空心化留给农村更多的是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村庄内部文化承接主体的缺失使得乡村文化建设缺少必要的群众基础，这也是乡村文化断裂的重要原因。

（三）城乡文化的断裂

1.农民文化的转型蕴含着城乡文化断裂的风险

在我国，显著不公平的城乡二元制度不仅造成了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同时造成了城乡文化的差异，即前者是强势文化、后者是弱势文化。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文化的中心在城市，而乡村的文化则处于边缘境地。近年来，尽管政府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公共成本，提供了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等政策性用房，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进行了大量尝试，但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仍然面临文化差异这个软障碍。熊光清从制度设定、话语构建和社会合意三个方面分析“农民工”概念形成的“漩涡效应”，说明了“农民工”群体尴尬和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带有些许贬义的“农民工”称呼本身就是直接体现。当农民工拼尽全力在城市买房定居，城镇人与农村人的社会距离一下子让他们感到社区的陌生和寂寞。农民在城镇化新环境中，需要调整文化价值观念，重构市民身份，渡过融入城市的文化磨合期。因此，农民文化转型实质上就是乡村文化过渡为城市文化的过程，期间蕴含着城乡文化断裂的风险。

2.乡村文化的边缘化蕴含着城乡文化断裂的风险

首先，在“以土地谋发展”的土地制度和财税制度影响下，追求土地增值收益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的内在驱动力量，过多关注GDP的增长和忽视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培养，使得城市文化发生了断裂现象，城乡文化发展严重失衡，差距巨大，农村成为文化建设最薄弱的地方。

其次，乡村文化的边缘化还体现在传播领域。相对于城市文化研究、传播的繁荣，乡村文化则冷清了许多，这从小说、戏曲、电影、电视剧的题材丰富程度的对比可以验证；而且，城乡经济的差距似乎被潜移默化地移植到文化差距，这在赵本山领衔的《捐款》《同桌的你》和黄宏领衔的《装修》《超生游击队》等小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人们从作品中感受到农村人的质朴、勤劳、善良等传统美德的同时，也从农村人的愚昧、封建、落伍中博得欢笑。

最后，乡村文化中的糟粕导致了乡村文化整体的被歧视和弱化。不可否认，在乡村的民间文化中，诸如宗法观念、怀祖习俗、烧香拜佛、巫婆神道等民间信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弱者抗拒命运的生存之道和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但其中的确充斥着封建迷信和愚昧无知的成分，在现实中往往导致“晕轮效应”或刻板认知。较城市文化而言，乡村文化受到社会的歧视和弱化。

四、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传承

（一）新型城镇化对文化传承的诠释

当前，中国经济整体正步入后工业化阶段，但同时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把生态文明放在突出位置、提出建設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经济、文化需要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对于城镇化问题，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要实现“四化同步”融合发展，并强调包容性增长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由之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更是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设”，强化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可以说，无论何时，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新型城镇化是多元的“文化创新”，是文化基因的传承、文化记忆的存留和文化历史的延续。“中国梦”的实现需要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当人们陶醉在“城镇化率”快速提升和“土地城镇化”繁荣的时候，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文化诉求，必须看到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断裂，必须关注新型城镇化的文化传承。

（二）文化传承的制度选择

哈耶克和诺思是制度变迁理论的里程碑式人物，哈耶克继承了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秉承“独立于别人的专断意志之外”的消极自由，并主张法治是自由的基础，哈耶克强调法治之下的民主才能更好地保障平等和扩大自由，并以超立法原则作为判断法治标准的最高准绳。诺思则着重研究了认知对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的影响，提出制度演化存在两个基本命题：一是人类自发的互动过程能够演化社会的非正式制度；二是统治者和政治企业家相互关系的演化，会创造、建立和选择道德标准、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形成社会群体的正式制度。此后，虽然有青木昌彦、斯密德等学者从行为与制度的关系入手，构建了行为制度理论，但理论根基均是建立在哈耶克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之上。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前提是必须有先进文化的滋养。如前文所述，当前不可持续的狂热土地城镇化背后是人们功利主义的泛滥，其根本在于城市文化的缺失。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满足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文化诉求。然而，正是赶超式的城镇化使得城市文化、农村文化和城乡文化发生了断裂，流散于城乡有形载体的文化遗产趋于枯竭，流散于民间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也渐渐消失；农民需要“不被强迫市民化”的消极自由，民间需要非正式制度化的多元文化。但与此同时，由于城镇化同样也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转型过程，在城市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之际，文化的传承与经济、社会的转型一样需要制度的保障。可以说，哈耶克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为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制度分析框架。

（三）文化传承的制度分析框架和路径选择

1.文化传承的制度分析框架

近年来，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范周指出新型城镇化是多元文化的创新发展过程，认为文化产业是城镇化的驱动力；管宁强调城镇化背景下的文化传承应秉承传统视野、当代视野和人本视野；陈少峰等则强调城镇化发展的人文城市理念，并在分析文化建设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策。综合研究这些文献，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学界对城镇化进程中文化传承的研究侧重于剖析城市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缺乏严谨的制度分析框架或理论支撑。因此，笔者拟结合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断裂和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文化诉求，运用哈耶克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构建城镇化进程中文化传承的制度分析框架。

“观念引导人的行为”是哈耶克制度演进的基本假设，并认为存在进化论理性主义和建构论唯理主义两种对立的思想观念。据此，城镇化进程中每个人对文化的断裂和传承都有“理性不及和无知的状态”，即无法把握城乡文化和城乡秩序的演进规律，城乡文化的交融和彼此认同是一个自由的演进过程，形成自生自发的文化和城乡社会秩序。与此同时，建构论唯理主义认为，政府可以处理好城镇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文化诉求，并且全权对文化进行理性设计和改造，促进城乡文化的制度化与组织化，从而构建全权社会的文化制度和城乡社会秩序。

诺思则修改了哈耶克制度演进的行为假设，引入认知维度异曲同工地揭示了制度演进的内在规律。由于城镇化进程中包含许多不确定问题，且存在短期土地城镇化等有限理性行为，而且许多信息是不完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按照诺思的理论，可以得出文化的传承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城乡居民自发沟通、认知、认同基础上形成非正式制度形式的文化；二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文化法规，即正式制度型的文化传承。在新的自生自发的文化和组织化文化的基础上，城镇文化发生制度上的变迁。按照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城镇文化制度的变迁通过政策实施反作用于文化传承，继而周而复始地推进文化的螺旋式演化。

2.城镇化进程中文化传承的路径

从文化传承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看出，哈耶克进化论理性主义推进自由社会城镇化文化制度的形成路径，相当于诺思非正式制度形式的文化传承；哈耶克建构论唯理主义推进全权社会城镇化文化制度的演进，与诺思正式制度文化的传承不谋而合。由此，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存在两条基本路径，即柔性的、非正式制度式的文化自由演进路径和刚性的、正式制度式的政府主导文化演进路径。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阶层、不同代际等群体之间存在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会引起社会阶层的分化，也决定了城镇化需要多元共存的文化。但多元的文化需要彼此的交融、认知和认同，才能有助于缩小群体的社会距离。因此，文化需要自由的演进空间，并且这种演进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文化的自由演进促使群体无意识填补文化的断裂，修正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文化的失衡，并形成新的自生自发的文化和城乡社会秩序。可以看出，非正式制度式的文化自由演进呈现柔性的特点，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增强社会凝聚力。

与此同时，城镇化快速推进催生了文化制度建设的紧迫性，特别是在文化断裂和西方文化不断渗透的背景下，中国的城镇化需要适合自己的、先进的文化基因作为基础。这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重视文化遗产，特别是保留中华传统精髓文化的根，离开了文化的根，城镇化进程就可能在功利化和西方消费主义影响下迷失方向；二是需要政府主导先进文化的方向，坚持自身的文化发展道路，践行先进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夯实城镇化的制度化文化基础。显然，正式制度式的政府主導文化演进路径区别于非正式制度式的文化自由演进路径，这是一种刚性的文化传承路径，并通过文化制度的反馈反作用于文化传承，继而产生新的演进。

总之，要素粗放投入式的土地城镇化终将不可持续，其背后是功利主义至上和城镇文化的缺失。赶超式的城镇化带来了城市文化、农村文化和城乡文化的断裂。在中国转型升级之际，城镇发展观需要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文化需求。在哈耶克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框架下，我们可以发现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传承存在两个共存共依的路径：一个是柔性的、非正式制度式的漫长的文化自由演进路径；另一个是刚性的、正式制度式的政府主导式的文化构建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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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采薇中州学刊2014年第11期经济学能超越价值判断吗——基于弗里德曼“价值中立”观点的分析2014年11月中 州 学 刊Nov.，2014

第11期（总第215期）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No.11

作者：蔡瑞林 陈万明

乡村文化的探析论文 篇2：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学校档案员对乡村文化的心理认同感探析

作为立足于乡村教育发展的基础力量，乡村学校档案员对乡村文化的心理认同感是其扎根乡村教育的重要动力，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文章分析了乡村学校档案员对乡村文化心理认同感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剖析，提出了提高乡村学校档案员对乡村文化心理认同感的策略。

一、乡村学校档案员对乡村文化心理认同感的现状

为深入了解乡村学校档案员对乡村文化的心理认同感，笔者选取河南省具有代表性的6个县（市）的乡村学校档案员为研究对象，自编调查问卷，将乡村文化认同感分为感性、理性、行为三个方面开展调查研究。发放问卷300份，收回问卷292份。调查以网络问卷形式为主，专题访谈或随机抽查为辅。

（一）乡村学校档案员对乡村文化的感性认同感普遍不高

乡村学校档案员对乡村文化的感性认同感主要包括对乡村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即乡村学校档案员掌握了多少乡村文化知识。问卷内容包括：乡村建筑风格、乡村道路布局、村民劳作方式、历史人物等;乡村制度文化，涵盖当地的饮食习惯、婚丧嫁娶习俗等;当地传统节日文化、宗教文化及家族文化等。

通过调查发现，乡村学校档案员对乡村文化的感性认同感普遍不高，甚至有28.6%的乡村学校档案员不了解当地的乡村文化。分析调查结果可知，了解和认识乡村饮食习惯、婚丧嫁娶习俗、乡村建筑风格、乡村道路布局等的乡村学校档案员比例较高，而了解和掌握乡村传统节日文化、宗教文化及家族文化等乡村精神文化的乡村学校档案员比例较低，其中宗教文化比例最低。

（二）乡村学校档案员对乡村文化的理性认同感高低不一

乡村学校档案员对乡村文化的理性認同感主要体现为其对乡村的自然景观、历史名人、乡村道路布局、传统节日文化、饮食习惯、风土人情等的喜爱、赞赏之情，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强烈的归属感，愿意深深地扎根在乡村中。

通过调查发现，乡村学校档案员对于乡村的饮食习惯的认同感最高，对乡村婚丧嫁娶习俗的认同感明显低于其他方面。通过随机访谈了解到，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在经历大城市的学习、生活后，他们更喜欢自由恋爱，更愿意选择新兴的结婚方式，对乡村传统婚丧嫁娶习俗知之甚少。

（三）乡村学校档案员对乡村文化的行为认同感较高

乡村学校档案员对乡村文化的行为认同感主要是指乡村学校档案员是否愿意将自己与乡村文化融为一体，积极用行动捍卫乡村文化，如过乡村传统节日、尊重乡村风土人情，愿意为乡村文化发展贡献力量，并自觉与践踏、侮辱乡村文化的行为做斗争。

通过调查发现，乡村学校档案员对乡村文化的行为认同感要高于感性认同感与理性认同感，对当地传统劳作方式、娱乐方式等认同度较高，对当地风土人情、婚丧嫁娶习俗等行为的认同感较低。尤其是当地日常交流中使用的地方方言是认同感最低的，这与乡村学校档案员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使用普通话有一定关联，也是由教师的职业特点决定的。

二、乡村学校档案员对乡村文化心理认同感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剖析

乡村学校档案员只有对乡村文化具有较高的心理认同感，心怀一颗感恩的心认同、赞赏乡村文化，愿意为其付出，才能更高效地开展乡村学校教育工作，更愿意长期为乡村教育事业服务。为此，笔者总结了当前乡村学校档案员对乡村文化心理认同感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

（一）乡村学校档案员对乡村文化心理认同感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乡村文化的感性认识模糊不清

通过数据结果和乡村学校档案员随机访谈得知，他们对于乡村文化的感性认识多数停留在表面且模糊不清。当在随机访谈中询问“你知道当地乡村文化中有哪些名人趣事、是否有影响力较大的历史人物”时，大部分乡村学校档案员的回答都是不太了解。多数乡村学校档案员都表示对于当地乡村文化中的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不太了解，只是听说过这方面的文化，具体是什么不清楚。研究者在随机访谈中还发现，对于当地乡村道路布局、人们劳作和生活方式、传统节日文化等内容，大多数档案员虽然有少量的了解，但是并不知道具体内容是什么。尤其当谈到“你对当地乡村文化中的一些婚丧嫁娶礼节是否了解”时，大多数乡村学校档案员的答案是简单知道一些，但不是特别了解。

2.对乡村文化的喜欢程度不高

在对乡村学校档案员随机访谈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在回答“你是否喜欢当地乡村的建筑风格”“你是否喜欢当地的街道布局”时，部分乡村学校档案员直接说不太喜欢，他们明确表示更喜欢现代大都市的标志性建筑和具有美感的城市街道布局。当问及“你是否喜欢当地乡村的婚丧嫁娶习俗”时，大部分乡村学校档案员表示不清楚、不了解，平时忙于工作且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内，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也有少部分乡村学校档案员参与过一些当地的婚丧嫁娶等活动，但习俗较为烦琐，喜欢程度较低。

（二）乡村学校档案员对乡村文化心理认同感存在主要问题的原因剖析

1.城乡结构差异使当地乡村文化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外出务工人员和孩子考上大学后再返回乡村，他们在见识外面世界后，发现乡村与外面世界存在较大的差距，对乡村文化的认识悄然发生变化，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乡村文化落后、传统。再加上部分地方政府对乡村文化保护程度不高，对乡村文化造成一定的破坏，使其心理认同感较低。

2.乡村学校长期存在“跳农门”教育现象

一是与城镇居民相比，大多数乡村居民不太富裕，跳出农门、走出农村是很多父母对孩子的要求，也是很多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具体体现。再加上大多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部分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较少引导学生对乡村文化进行了解和熟悉，由此造成学生对乡村文化产生距离感、陌生感。

二是在学校教育内容方面，课程的设置较少涉及乡村文化教学内容。虽然许多学校开设了校本课程，但较少涉及乡村文化内容，大部分都是通过一些零零散散的专题讲座进行，不够深入和系统。笔者在与学校负责人的访谈中发现，一些人认为，如果开设乡村文化课程或者讲授乡村文化内容，超出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教学内容，超出了教学大纲的范围，课程不好安排，对学生成长发展作用不大，没有必要这样做。

三、提高乡村学校档案员对乡村文化心理认同感的策略

（一）加快发展农村经济，加大经费投入

通过问卷调查和乡村学校档案员随机访谈得知，要想从根本上提高乡村学校档案员对乡村文化的心理认同感，必须加快发展农村经济，加大乡村文化经费投入，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为乡村文化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例如，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很多乡村已经建设了农村文化广场、农村图书馆、农村体育场，购置了一大批体育运动器材，方便村民健身等;很多乡村结合当地资源优势，开发旅游景点，挖掘旅游资源，提高了村民收入;在政府部门的积极组织下，部分乡村举办红歌比赛、村民运动会、爱老敬老活动等，丰富了乡村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完善教学内容，培养乡村文化情怀

乡村学校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乡村文化情怀，在培养目标、课程结构、学时分配等环节增添乡村文化内容，充分挖掘校内外资源，自编乡村文化教材和科普书籍，开设乡村文化选修课程，让学生系统地学习乡村文化内容。另外，适当增加实践环节，使学生有机会与乡村文化零距离接触，在实践中感受乡村文化，弘扬、发展乡村文化。

（三）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宣传乡村文化

提高乡村学校档案员对乡村文化心理认同感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注重乡村文化的传播，让更多的乡村学校档案员了解和熟悉乡村文化。这就需要借助现代信息化技术，例如，在当地电视台设置“我与乡村文化面对面”“乡村文化大家谈”等专题栏目，拍摄一些有关乡村文化的电影、电视剧等，强化广大民众对于乡村文化的熟悉与热爱。在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微博、微信、QQ、抖音、快手等都可以成为乡村文化宣传的主要阵地。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2021年科技发展计划软科学研究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学校教育促进乡村文化发展的实证”（编号：212400410247）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刘莉萍.乡村初任教师文化认同的思考[J].教学与管理，2011（24）：44-45.

[2]王小红，王倩.乡村教师乡土文化自信的缺失与重塑[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9（6）：54-60.

[3]馮翠云.学校布局调整背景下乡村文化传承的困境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2）：96-99+124.

（作者单位 商丘工学院）

作者：白立娟

乡村文化的探析论文 篇3：

谭恩美、黄玉雪、汤婷婷笔下的儒家文化模因探析

摘 要：美国华裔文学以中美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从双重文化身份的鲜明呈现上来凸显强烈的文化感受力，由于华裔作家在其成长及生活的时代里，所经受的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观物视角，从其文学作品的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上构建了跨文化视阈下的模因现象。谭恩美、黄玉雪、汤婷婷作为美国华裔文学的代表人物，在其作品中所渗透的儒家文化模因是有着传统文化在复制与超越中的选择、适应、变异过程，这些模因变体体现了中国儒家文化在西方世界从粗俗到日臻完善的递进性特点。

关键词：模因论；美国华裔作家；美国华裔文学；儒家文化；跨文化进化

模因论作为新兴的学科研究方法，通过对语言、文化、信仰、行为等传递过程中与基因的生物进化相互作用，其信息观、思想观、文化进化观等在变形、合并、分裂、传递中的变异选择，为解释语言和文化领域中的概念演变提供了指导和借鉴。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其《政治无意识》一书中，提出了用政治的视角来阐释文学文本的方法是“不可逾越的地平线”[1]。这一论断的提出，对于美国华裔文学的生成及发展具有重要的提纲挈领作用。以谭恩美、黄玉雪、汤婷婷等为代表的美国华裔作家，从本族群体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与接收上，在摹仿、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进行跨文化的交融与创新，从而形成带有异族文化特色的文化模因现象。本文以中国儒家文化为线索，从美国华裔作家的作品探析中来梳理文化进化过程中选择、适应、变异的动态历程，并从模因适应性上来归化、异化演变趋势，以形成宗教比附型、智慧型、未来哲学型的模因变体。正是这些文化变异，促进了中国儒家文化模因的复制与传播。

一、模因论及文化模因研究

在文化的研究中，模因论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般性研究工具，即对于文化均有模因构成。文化在模因理论下所形成的交流、传递及变迁，都是以模因为单位而进行跨文化间的解释与延续。模因论是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基础上，用以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兴理论，其最早由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出[2]。如同生物学中的基因一样，对于文化来说也存在基本的单位，遵循模因理论实现文化的复制与合并、分裂与传递等变异方式。同时，道金斯在阐述文化模因中，将模因作为文化传递的基本单位，并从模仿中对有形的、具体的制造样式，或是无形的、抽象的思想观念进行模仿并获得自我复制和传播。对于模因的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语言、信仰、风俗、行为方式等方面，从生物进化过程中来传递类似的东西。西方学者在界定模因的信息特征时，将个人的记忆作为基本的信息单位，利用模因理论来实现对记忆的复制、成本、转化，它存在于人的记忆里，受到人自身文化的影响，并从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等方面来实现文化传播的逻辑起点和因果关系。可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模因论以其强大的阐释力，实现与其他学科领域知识的融合，以拓宽其研究范围，推动模因研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积极作用。

二、谭恩美、黄玉雪、汤婷婷的成长历程

从第一批华人走进美洲大陆之日起，中国古老的文化便飞跃重洋在这片土地上蔓延开来。谭恩美作为当代美国华裔女作家，被评论家冯亦代称谓“第二代华裔作家”的代表人物，其作品以独特的视角来呈现中美文化之间的碰撞，并从作家自身特殊的双重文化身份上来观照两种文化融合下的对人生和命运的冷静思考[3]。谭恩美出生在美国华裔家庭，与其他亚裔子弟一样，排行最小的她的童年是在文化冲突与矛盾中度过的。一方面她接受美国教育，内心对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是其自认为美国人的自豪，另一方面，在父母都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谭恩美常常有一种强烈的“局外人”的感觉而孤立地成长着。家庭的变故导致母女生活的悲惨命运，父亲及大哥的去世，更加增强了谭恩美对生活的追求信心。她做过很多工作，最终带着对文学和语言的执着兴趣，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然而，母亲身患重病期间，对于谭恩美特殊的生活经历来说，面对与母亲长期的纠葛与矛盾，带着对母亲的相互理解与认同中，她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喜福会》以母女情感为线索，通过生动、智趣、幽默、传神的想象力，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极富讲故事天才的她，从其有角有棱、从容不迫的叙述中，对《喜福会》中的纵横交织的母女故事娓娓道来，细腻而不显繁琐。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美国华裔文学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对于华裔文学作家身份的探索，一直是中美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焦点。两种文化差异下的长期互不了解，既有歷史的原因，又有交流缺失的客观因素。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美国公众带着对华人的好奇开启了美国华裔人文学创作的大门，而这一时期的华裔作家，将其与生俱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后天习得的美国价值文化融合在一起，并从风俗、文化、礼仪等方面向美国人展示了华裔作家的“美国梦”。黄玉雪作为生于美国而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典型家庭，其求学的经历颇为曲折。她做过秘书、也做过陶瓷，最终从中美文化的交融与反思中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其作品《华女阿五》一经问世便引起美国政府、美国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荣获多项大奖。民族文化上的差异并不会阻碍一个人成功，而对于不同民族文化的审视与反思，更有助于促进文化的交流与传播。黄玉雪以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强烈认知，从家规、长幼有序中来反观西方文化的平等价值观，并从其作品《华女阿五》的讲述中，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融合在同一个家庭中，必然增强了作品的文化冲突，创作了独特的写作风格，而又增强了作品的独特魅力。

独木不成林，孤燕不是春。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华裔作家来说，汤亭亭笔下的《女勇士》，以一个华裔女孩在美国的成长经历为蓝本，通过虚构与现实的融合，一改传统自传体方式，以犀利的文笔，流畅的行文方式，打破了华裔作家孤立作战的局面，并引发众多评论家的讨论。作为囊括当代美国文学通俗市场和学术领域两大成就的汤亭亭，俨然成为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代表人物，以女性作家所独具特色的主人公视角，深刻揭示了中美文化差异下的性别政治、种族歧视、家族观念等主题，也通过错综复杂的母女关系作为对华裔家族重男轻女思想的反抗典型。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将作者内心无法割舍的传统文化思想，与其在异乡的种种遭遇进行了构建，在挣扎中审视这个世界，在冥思中探索文化的根源，在双重文化身份下迷惘的主人公，最终从困惑、挫折中走出来。

三、儒家文化模因下的华裔作品研究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体现中国传统意识价值体系的核心理念。作为文化符号之一的中国儒家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传承及发展中，逐渐形成我们的思维意识体系和价值观念，其遗传性是毋庸置疑的。同时，儒家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也出现了适应性变化，特别是在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作用中，儒家文化以其“遗传、变异、选择”符合了模因论的典型特征，也为儒家文化在西方社会的传播提供了基础。

（一）谭恩美作品中的儒家文化模因研究

《喜福会》是谭恩美的重要代表作，她以“讲故事”视角对4组家庭中的“母亲与女儿”的关系为线索，从岁月的流逝及空间的转移中来讲述母女之间浓的化不开的情感纠葛，并依托美国本土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从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善于思考的语言中来传递着无形而汹涌的“儒家文化”。如男尊女卑的伦理思想，在《喜福会》中的女性群体里，她们因为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强烈的责任感，也就是奥威尔·谢尔所谈到的“持续的记忆资金”，在传统男权主义压迫下的“弱者”地位，使得她们对并非真实的美国身份的疑虑，尽管她们学习了西方文化，接受西方思想，但其身处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她们对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伴随其一生的，她们身上所特有的民族特性是无法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的。《喜福会》的女儿们都是生于美国、长于美国，接受美式教育的人，她们的思想及行为方式已经完全美国化。如她们对爱的认识，对婚姻生活的平等、自由的追求，似乎可以像美国白人一样幸福的生活。然而，在《喜福会》中的丽娜，她的能力和才华都是优秀的，但是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她确信的“很般配的”的婚姻却难以实现真正的平等。正如她在小说中所言“我对他言听计从，毫无保留，根本不在乎回报”，但其婚姻生活仍然难以逃离危机。

《喜福会》中的女儿们信奉“天赋人权”的自由观念，但在母亲们所继承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思想价值观念里，“义务本位”的家庭思想是至高无上的。如在母女关系上，母亲有义务照顾自己的女儿，同时也有权力干涉女儿的生活，而女儿却只能服从这样的安排。由此带来的母女间的文化冲突，也是儒家尊长思想的重要表现。如象棋天才韦弗利在比赛前，母亲杜林总是为女儿“出谋划策”，而当女儿成功之后，却认为有自己的功劳，而女儿却抱怨说：“妈妈总是拿我来炫耀，就像炫耀我那些被她擦得铮亮的奖杯。”再如小说中的素云希望自己的女儿精美成为钢琴家，不辞辛苦的工作，为的却是能够让女儿每月上一次钢琴课，而当精美故意演砸比赛后，她对自己的母亲说“我永远都不会做你希望的那种女儿”，由此带来的家庭关系的纠葛，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家庭本位”理念对西方“个人本位”理念的直接冲突，这些伦理思想和价值关系，更多的是“休戚与共”“共甘共苦”儒家思想在家庭关系的彰显[4]。多年后，精美在母亲去世后重新打开琴盖，弹起曾经令她痛苦的曲子，而顿悟出曲子是“同一首歌的两半”，传递着东西文化是人类共有文化体系的两半。

（二）黄玉雪作品中的儒家文化模因研究

黄玉雪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并在作品中遵循这一思想，如家庭关系中男性的主宰地位、女性的从属地位、兄弟姐妹之间的长幼有序等观念。其代表作《华女阿五》中，黄玉雪在记述中将典型的中国儒家家庭进行了全面呈现，父母身为家庭的主宰者，子女从未对父母的“命令”有过质疑。然而，随着西方教育思想在她意识中的逐渐形成，美国教育下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强烈的震撼了她的思想，激发了黄玉雪对父母冲撞与矛盾。与谭恩美在《喜福会》中揭示的华裔移民家庭中的母女冲突一样，在黄玉雪的《华女阿五》中，同样受到家庭伦理观的深刻影响。如在小说中阿五因成绩优异而跳级时，父亲的冷漠，母亲没有主意转向对父亲讨要想法，使得她着实失望；还有在阿五不知情的情况下由父母安排的相亲之事，更是对儒家思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体现。美国女权运动对女性所拥有的权利进行了强调，而对于阿五来说，母亲在其结婚时却向她传输中国传统婚姻观念。从小就怀揣美国梦的黄玉雪，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家庭生活中，对于追求个性的发展显然使得她接受两种文化的冲击。黄玉雪通过对阿五人物形象的刻画，从中来昭示两种取向：一方面是对内心冲出传统思想羁绊的追求；另一方面是身为华裔与美国主流社会对其身份认同的矛盾[5]。在家庭生活中，她极力接受家庭环境，却对儒家所传递的宿命论思想苦恼不已；在学校里，黄玉雪积极学习新思想，懂得对自由和权利的追求，顶着家庭与社会的双重压力，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反思中来审视自己的身份。

（三）汤亭亭作品中的儒家文化模因研究

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思想与环境熏陶下的汤亭亭，以华裔女性作家的视角来探索文化属性上的多元性，并从中美文化下母女两代人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上来审视和揭示文化差异下的民族身份。作为一名文学拓荒者，汤亭亭生活在美国的土地上，但精神却游移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通过小说《女勇士》来揭示汤亭亭对父辈中国儒家思想及生活方式的排斥，以及对美国自由、平等生活理想的追求，更是从中西文化的交融中来构建华裔移民在抵御种族歧视等恶劣环境下的精神支撑力。《女勇士》里故事取材于中国神话英雄“花木兰”，并从其充满神秘色彩的鬼神故事中来构建虚拟的世界，将主人公对自我文化根源及自我身份的困惑进行了傳达。《女勇士》中的花木兰在深山修炼并成为女中豪杰，带上家族的仇恨勇斗疆场，在完成誓言返回家中后甘做贤妻良母。这些创作借助于对中国传统神话的糅合，为读者塑造了一个坚定、勇敢而又温柔贤淑的女勇士形象。还有主人公的母亲，尽管在陈规陋习中仍然荒谬诡秘，但主人公从母亲的故事讲述中，在真实与想象中完成对个人成长的诸多挑战。如在《乡村医生》一节中，对母亲的驱鬼经历所表现出的勇士般的坚强意志，更加渗透出儒家思想中的大无畏精神，这些敢于面对困境的勇气和力量，俨然成为作者笔下一幅幅精彩动人的文化反思。

跨文化交流下的模因现象在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比比皆是，正是因为在文化模因下，异族文化的“选择”与“淘汰”，通过模因的内容及形式来进行复制和传播，使得模因论成为研究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研究方法。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在华裔作家作品中，通过异文化环境下不同源文化的选择性保持与淘汰，才使得模因得以进化。在适应西方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中，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模因往往通过变形、合并、分裂和传递的方式，以不同的模因变体形式来出现，并得到不断的复制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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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刘静.中国传统文化模因在西方传播的适应与变异——一个模因论的视角[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5）：110-114.

〔2〕傅福英，张小璐.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文化模因探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2，（11）：43-45.

〔3〕薛红.解读华裔美国文学中的文化身份认同[D].山东大学，2009.

〔4〕关晶.叛逆·认同·淡化——从三位女作家及其作品看华美文学20世纪70年代后的发展.长春大学学报，2006，（11）.

〔5〕张金娣.从《喜福会》的文化内涵看华裔的心路历程[D].黑龙江大学，2005.

〔6〕胡贝克.黄玉雪自传体小说《华女阿五》中的文化冲突[J].学术交流，2011，（11）：166-169.

（责任编辑 姜黎梅）

作者：王宇明